#Teresa邓[超话]#丽莎《最新粤语流行歌曲》

这是丽莎1972年在新加坡群星唱片公司发行的个人第二张粤语专辑，收录了多首其经典名曲，像《相思泪》、《百花亭之恋》等等。丽莎与郑锦昌这两位新加坡歌手对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粤语流行曲的盛行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两位歌手可谓流行曲的中兴之臣，虽未真正提高了当时粤语流行歌曲的地位，但为74年后粤语歌曲的开疆辟野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丽莎的声音很有特点，略带哭腔的唱法特别好认，配合当时歌曲旋律及节奏，产生了不少听人惊奇的化学反应，特别是过了近40年后再去听这些歌，意义就不仅仅只在怀旧了！她与郑锦昌的唱片我收了很多张，以后会陆续介绍到。

为了加深各位对那个时期香港粤语流行曲的认识，我把维基的一段注视转帖给大家，写得很详细很到位，应该也是出自黄志华等香港本地著名乐评人之手吧，借用一下，与各位共享。

粤语流行歌曲所指的就是用粤语唱出来的流行曲。以广义而言，「流行曲」是在某一段时间内，社群中大部份人也认识的歌曲。而一般所指的，则是近代的「粤语流行音乐」，指香港自1970年代起，由莲花乐队主音歌手许冠杰所带动的一股潮流，其后蓬勃发展的粤语流行歌曲；这一定义亦正符合了大部分1970年代或以后出生的香港人对「粤语流行歌曲」的认知范围。

一般说法粤语流行曲源於1950年代初期，但确切的源头仍然莫衷一是，有著不同的说法。惟初期的粤语流行曲脱胎自粤曲中的小曲，乃不争的事实。小曲是传统粤剧的过场谱子[1]，除原有的广东谱子外，大量套用易於上口及流行的国语时代曲、欧西流行曲以至外省民歌，填上粤语曲词，以粤曲的唱腔及配乐出现。

及至1960年代时，也是香港粤语电影流行的年代，不少香港电影更卖埠东南亚等地而大受欢迎，谭炳文、邓寄尘和郑君绵等当时的电影演员均曾推出唱片。当时粤语流行音乐只是粤语电影的附属品，未能独当一面成为艺人发展的事业。而且一般香港粤语片中粤剧风格的唱腔亦不易受年轻人的喜欢，被认为是陈旧和市井的，好像「庙街王子」－尹光就是其中的代表。当时的大部份年轻人还是依旧偏好於英文歌曲和国语歌曲。1960年代后期，来自新加坡的郑锦昌和丽莎打开香港市场，当时的郑锦昌有「粤曲王子」之称、而丽莎被称为「粤曲王后」[4]。他们的经典名曲包括《新禅院钟声》、《唐山大兄》、《相思泪》等，可是仍未令粤语流行音乐走出低下阶层音乐的形象。其他当时的主要电影演员如陈宝珠、胡枫、吕奇、萧芳芳等也有不少歌曲作品，主要是电影插曲。

唱片曲目：

A面：相思泪、百花亭之恋、难忘的情人、一曲寄情怀、鸳鸯鸟、恨得你死、历劫断肠花、悔当初、情人颂

B面：锦绣前程、等待、夜夜寄相思、红豆相思、平湖秋月、天降良缘、月夜泛轻舟、梦痕、月下订盟心#邓丽君#

做个光荣的台山人[酷]

第一批北美的中国移民大多从广东五邑来，五邑是台山，恩平，开平，新会，鹤山。离乡背井飘洋过海到北美挖金山修铁路做苦力。唐人街原先最流行台山话，很多在从小在加拿大长大的中国人的父母至少有一个是台山人。第二批移民是香港人讲广东话，第三批是大陆人讲国语。我广东话国语朗朗上口，台山话也可以滥竽充数，到唐人街买菜侃价绝对过关，所以我对自己到北美发展的语言能力很有信心。[允悲]我要弘扬台山话！[拳头]

返乡下
回老家。小时候逢年过节，很喜欢回台山乡下探亲，因为可以吃好东西，拿红包利是，没有父母管束，不用上学。开心地跟着两个堂妹做一切觉得新鲜的东西，施肥，砍菜，喂猪，放牛，滚草堆，无原无故和隔壁村的女孩们吵架，躲在草堆后互相扔石头，等等。 [允悲] 高潮是和堂妹抢个五彩大贝壳，一脚踩进掩盖在沙子下的石灰池。[挤眼] 好在穿了长裤，害得姑姑帮我洗了半天。

去村
走亲戚。在乡下时，最高兴和跟阿婆“去村”。 “阿婆”在台山话里是奶奶，外婆在台山叫“婆带”。记得阿婆有个妹妹是养蚝的，我们去看她，她给我们每人一大碗肥美鲜嫩的蚝。现在的审美标准，只有蚝才可把“肥” 和“美”毫无争议地放在一起。[挤眼]

做糍
糍就是点心。逢年过节，乡下家家都要做糍，走亲戚或做回礼要用的。最开心的是，看阿婆做“粉白糍”，就是糯米糍。阿婆很“虔诚”，台山话里“虔诚”是勤快的意思。她天没亮就起床，我前一晚求她务必要把我叫醒。这糍里面是碾碎炒香的花生加白糖，被温软粉嫩白白胖胖的糯米团包着，小孩子当然喜欢。[色]我在她旁边虎视眈眈，静如处子，动如脱兔。她做一个，我就吃一个。好像老鹰捉小鸡般快狠准！小孩子嘛，吃了几个，就饱了，又昏昏欲睡。等我再醒来时，阿婆已经做完糍，满满的一大圆竹盘子。我又偷偷再吃了几个。[偷笑]

食鹅髀
吃鹅腿。过年过节，杀鸡铛鹅，整只煮熟。拜过祖先了，阿公就开始斩鹅块，他总是先把我叫来，把滴着汁的热热的鹅腿给我。非常新鲜，走地有机。吃到嘴里，甜在心里，懵懵懂懂知道自己被阿公阿婆宠爱着。[心]

《如果有一天，我们只能用一种语言来歌唱》
作者：阿桐宝力代#广州马头琴部落[超话]#

2006年，我在我的故乡——广东潮汕，听了第一首蒙古语歌曲后，彻底爱上了原本跟我的原生环境毫无关系的游牧民族的音乐。

跟很多“外地人”不一样，我听了哈琳、黑骏马组合、安达组合、奈热乐队以及其他蒙古摇滚、流行、民谣、说唱等音乐，到后来的来自卡尔梅克、图瓦、布里亚特、阿勒泰的游牧体系音乐。我几乎很少听父辈喜欢的那些硬生生改编过的、用词略微造作尴尬的旅游既视感草原歌曲。

我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很奇妙。实际上，原因很简单，我除了喜欢所谓的大家笼统理解的草原和蒙古文化之外，从音韵讲，我更喜欢蒙古语的发音方式；从气质上讲，我喜欢蒙古语的表达方式。

这跟我听懂与否没有关系。

一个南方汉人，基本很少听汉语的草原歌曲。

母语，是音乐人发自内心的声音。而我，无非是回归人类对于声音最真诚、最原始的需求本质。

这几年一直在着手蒙古音乐的传播，尤其会注重蒙古语音乐在“非蒙古族族群之中”的传播。我经常会收的反馈是：“这首蒙古歌曲很好听，它有没有汉语版？这样我们都可以唱。”

我觉得很奇怪，如果把法语歌曲、MJ的英文歌、日韩歌曲全部翻译为中文，会有那么多人喜欢吗？笼统上来讲，“可以唱”尽管具备一定的传播便捷度，但是无法欣赏自己“听不懂的语言”所演唱的歌曲实际上是音乐聆听上的一种缺陷。有时候，我在想：

「如果有一天，我们只能用一种语言来歌唱的时候，如果有一天，全世界都只能用所谓的“世界通用语言”——英文去交流的时候，是不是很可悲？」

它不仅仅关乎人类的文化丰富度，也关乎人类的认知完整度。

当我们在坚固自己的原生文化之外，接受且更加深入理解另外一种文化并有了自己的态度和独一无二的解读方式，无疑是在突破自己的囹圄。

语言除了承载着文化，承载着历史，它也是一种认知的角度。有一些文化，没必要等到它进入博物馆的时候，再假惺惺地谈保护和传承。进入博物馆实际上是不可挽回的一种无奈，并不是我们所要追求的目的。

记得一位年轻的哲学家曾经这么跟我说：

「 如果你把语言当做相机，它有自己的像素，也有自己的拍摄角度。在“拍摄”一个事物的时候，往往就会出现不同的像素、不同的方向所产生的不同的认知系统。当通过不同的语言，去了解世界的同一个事物的时候，往往才能更加立体和完整。」

非常抽象，但是思维又非常具象。

我不仅仅喜欢蒙古语的音乐，我也喜欢很多其他民族、其他部落和族群用原生语言演唱的歌曲。比如藏语音乐、维吾尔语音乐、彝语音乐乃至其他国度的马来西亚当地民谣、北欧的萨米语音乐等等。

即使我不一定真正身临其境，歌手们用原生语言去歌唱，让我存在对于那片土地的想象。这是我在硬生生“翻译”成我读懂的语言里的音乐里，永远感受不到的。

如果有人有任何关于传播方便的方向的反驳，抱歉，这就是我最真实的聆听审美需求。我更愿意聆听使用原生语言去演唱的歌曲。

2017年，在瑞典萨米族歌手Sofia Jannok的专场演唱会上，我最喜欢的依旧是那首《Liekkas》，不仅仅是因为它流传广泛，更因为萨米语本身传递出来的原始魅力和空灵感，让我直接就走进那片具有驯鹿的雪域之地。

关于瑞典萨米族以及萨米语的故事，大家有机会可以看一部电影叫《萨米之血》（Sami Blood）。

它是关于这个北欧北部游牧民族与语言之间的一些故事。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瑞典要求萨米人不能在学校使用自己的语言，必须说瑞典语，但接受短暂教育后他们仍然要回到高山的帐篷，继续与驯鹿为伍。14岁的萨米女孩艾拉·玛雅在寄宿学校里接受教育后，开始梦想着另一种生活，想离开高原。这部真实的等同于纪录片的电影，也许会引发我们各种关于文化的思考。

我在马来西亚仙本那的时候，几位当地的朋友会讲中文，知道我来自中国，就给我唱了一首《成都》。我就跟他说：“你们有没有沙巴当地的音乐，并且是使用你们自己的语言去演唱的民谣 ？”并且，我使用的关键词是“Local languages”以及“Folk music”。几位马来西亚的小伙子想了想，唱了这首《Original Sabahan》。

在夜幕之下，我用手机把这段音乐录了下来。

在这样的音乐中，我才有真正源自于生命的感动。

如果大家无法理解，我再举一个浅显的例子。刻意翻译成国语的粤语歌曲，想必也是鲜有能让人喜欢的作品。无论聆听者，是不是听得懂粤语的人。

四菜一汤，全部都是同一种菜，汤还是这种菜煮出来的汤，是多么索然无味。

语言的消失就像生物种类的灭绝，都是人类的灾难。即使这种语言不是自己的母语，但是我们一直在享受着以语言作为重要载体的文化上的美好。所以，保护一种文化，不仅仅需要本文化所在民族的传承力量，也需要全人类不同族群没有偏见且客观的守护力量。

大家可以理智地想象：
「如果有一天，全世界只能用英文演唱歌曲。」

真的是那样，我，会很心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