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年！100项！岱岳这里上榜！10月18日，“第三届中国考古学大会”开幕式举行。值此中国现代考古学百年之际，开幕式上公布了“百年百大考古发现”。
其中，山东泰安大汶口遗址、山东章丘城子崖遗址、山东临淄齐国故城、山东曲阜鲁国故城、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山东青州龙兴寺遗址等6项入选。
据介绍，从地域分布来看，“百年百大考古发现”涵盖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历史底蕴丰厚、素有“文物大省”“考古大省”之称的河南与陕西分别有14项和11项入选，河北、山东、湖北各有6项入选，山西有5项入选，北京、浙江、江西、湖南、甘肃各有4项入选。
从年代分布来看，旧石器时代有5项入选，新石器时代有33项入选，夏商时期有10项入选，两周时期有15项入选，秦汉时期有16项入选，三国至隋唐时期有9项入选，辽宋金元时期有9项入选，明清时期有3项入选。随着中国考古学不断向纵深拓展，遗址格局的逐步清晰、历史文化内涵的日益丰富也同样反映在100个入选项目中。
从类型上看，既有聚落、城址、陵寝、墓葬等类型，也有洞穴遗址、矿冶遗址、窑址、沉舰遗址等类型。
这些项目反映了中国考古学在人类起源、农业起源、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和发展、中国早期国家诞生、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等重要学术研究的成果，都在各自领域解决了重大的学术问题，实现了新突破。具有重大科学价值和意义、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国考古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此外，由中国考古学会文化遗产保护专业委员会提名，从已挂牌的考古遗址公园项目中推荐22项候选项目，线上投票产生5项考古遗址保护展示优秀项目，分别是北京周口店遗址、浙江余杭良渚遗址、福建三明万寿岩遗址、四川成都金沙遗址和陕西秦始皇陵。
“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名单
REMEMEBER
旧石器（5项）
北京周口店遗址
河北阳原泥河湾遗址群
山西襄汾丁村遗址
辽宁营口金牛山遗址
宁夏灵武水洞沟遗址
新石器（33项）
河北武安磁山遗址
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
山西襄汾陶寺遗址
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遗址
辽宁朝阳牛河梁遗址
上海青浦崧泽遗址
浙江浦江上山遗址
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
浙江余杭良渚遗址
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
福建闽侯昙石山遗址
江西万年仙人洞、吊桶环遗址
山东泰安大汶口遗址
山东章丘城子崖遗址
河南舞阳贾湖遗址
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
河南渑池仰韶村遗址
河南三门峡庙底沟遗址
河南巩义双槐树遗址
湖北荆门屈家岭遗址
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
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
湖南澧县城头山遗址
广西桂林甑皮岩遗址
重庆巫山大溪遗址
西藏昌都卡若遗址
陕西神木石峁遗址
陕西西安半坡遗址
陕西临潼姜寨遗址
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
甘肃临洮马家窑遗址
青海民和喇家遗址
香港马湾岛东湾仔北遗址
夏商（10项）
江西新干商代大墓
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
河南偃师商城遗址
河南郑州商城遗址
河南安阳殷墟（含洹北商城、后冈遗址）
湖北黄陂盘龙城遗址
湖北大冶铜绿山古铜矿遗址
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
新疆若羌小河墓地
台湾卑南遗址
两周（15项）
北京琉璃河遗址
河北易县燕下都遗址
河北平山战国中山王墓
山西临汾晋侯墓地及曲村-天马遗址
山西侯马晋国遗址
山东临淄齐国故城
山东曲阜鲁国故城
河南三门峡虢国墓地
河南洛阳东周王城遗址
湖北随州曾侯墓群
四川成都金沙遗址
陕西宝鸡周原遗址
陕西西安丰镐遗址
陕西凤翔秦雍城遗址
甘肃张家川马家塬遗址
秦汉（16项）
北京大葆台汉墓
河北满城汉墓
吉林集安高句丽王城、王陵及贵族墓葬
江苏徐州汉楚王墓群
江西西汉海昏侯墓
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
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
湖南里耶古城遗址
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
广东广州南越国宫署遗址及南越王墓
广西合浦汉墓群
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
陕西汉长安城遗址
陕西秦咸阳城遗址
陕西秦始皇陵
新疆民丰尼雅遗址
三国至隋唐（9项）
河北临漳邺城遗址及磁县北朝墓群
黑龙江渤海国上京龙泉府遗址
河南汉魏洛阳城遗址
河南隋唐洛阳城遗址
陕西法门寺遗址
陕西唐大明宫遗址
甘肃敦煌莫高窟
青海都兰热水墓群
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
宋辽金元（9项）
内蒙古辽上京遗址
内蒙古元上都遗址
黑龙江金上京会宁府遗址
浙江杭州南宋临安城遗址及官窑遗址
山东青州龙兴寺遗址
河南许昌白沙宋墓
广东“南海I号”沉船
贵州遵义海龙屯城址及播州杨氏土司墓群
宁夏西夏陵
明清（3项）
北京明定陵
江西景德镇御窑厂窑址
四川江口明末战场遗址
1959年6月24日，当宁阳县磁窑镇堡头村西地表泥土拨开，这段绽放在泰山脚下、黄河之畔，跨越了4500年至6300多年的岁月跃然于世。而她有一个我们熟悉而亲切的名字大汶口文化。
因首先发现于大汶口，人们遂把以大汶口遗址为代表的文化遗存命名为 " 大汶口文化 "。大汶口遗址位于大汶口镇西南及隔河相望的堡头村西一带，总面积 80 余万平方米，现存 45 万平方米，1982 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后被列入国家 " 十一五 " 文物保护规划项目库及国家 " 十二五 " 大遗址保护规划和全国首批 23 处遗址公园立项名单。
大汶口文化的发现，使黄河下游原始文化的历史由4000多年前的龙山文化向前推进了 2000 多年。大汶口文化遗址的发现，揭开了中国文明的发展史，在考古学上填补了一项空白，也为中国的发展史填补了一项空白。
1959年以来，历经3次发掘以及现在正在进行的第四次发掘，" 大汶口人 " 创造的文明熠熠生辉。留住它们，就是留住我们灿烂的历史。为有效保护和科学展示考古文化遗产，在国家文物局的指导下，我市及大汶口镇政府启动了大汶口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项目。如今，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远古文化正以悠远而崭新的面目展示在世人面前，如汤汤汶水般诉说着历史的进程。
https://t.cn/A6MgiXAU
其中，山东泰安大汶口遗址、山东章丘城子崖遗址、山东临淄齐国故城、山东曲阜鲁国故城、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山东青州龙兴寺遗址等6项入选。
据介绍，从地域分布来看，“百年百大考古发现”涵盖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历史底蕴丰厚、素有“文物大省”“考古大省”之称的河南与陕西分别有14项和11项入选，河北、山东、湖北各有6项入选，山西有5项入选，北京、浙江、江西、湖南、甘肃各有4项入选。
从年代分布来看，旧石器时代有5项入选，新石器时代有33项入选，夏商时期有10项入选，两周时期有15项入选，秦汉时期有16项入选，三国至隋唐时期有9项入选，辽宋金元时期有9项入选，明清时期有3项入选。随着中国考古学不断向纵深拓展，遗址格局的逐步清晰、历史文化内涵的日益丰富也同样反映在100个入选项目中。
从类型上看，既有聚落、城址、陵寝、墓葬等类型，也有洞穴遗址、矿冶遗址、窑址、沉舰遗址等类型。
这些项目反映了中国考古学在人类起源、农业起源、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和发展、中国早期国家诞生、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等重要学术研究的成果，都在各自领域解决了重大的学术问题，实现了新突破。具有重大科学价值和意义、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国考古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此外，由中国考古学会文化遗产保护专业委员会提名，从已挂牌的考古遗址公园项目中推荐22项候选项目，线上投票产生5项考古遗址保护展示优秀项目，分别是北京周口店遗址、浙江余杭良渚遗址、福建三明万寿岩遗址、四川成都金沙遗址和陕西秦始皇陵。
“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名单
REMEMEBER
旧石器（5项）
北京周口店遗址
河北阳原泥河湾遗址群
山西襄汾丁村遗址
辽宁营口金牛山遗址
宁夏灵武水洞沟遗址
新石器（33项）
河北武安磁山遗址
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
山西襄汾陶寺遗址
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遗址
辽宁朝阳牛河梁遗址
上海青浦崧泽遗址
浙江浦江上山遗址
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
浙江余杭良渚遗址
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
福建闽侯昙石山遗址
江西万年仙人洞、吊桶环遗址
山东泰安大汶口遗址
山东章丘城子崖遗址
河南舞阳贾湖遗址
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
河南渑池仰韶村遗址
河南三门峡庙底沟遗址
河南巩义双槐树遗址
湖北荆门屈家岭遗址
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
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
湖南澧县城头山遗址
广西桂林甑皮岩遗址
重庆巫山大溪遗址
西藏昌都卡若遗址
陕西神木石峁遗址
陕西西安半坡遗址
陕西临潼姜寨遗址
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
甘肃临洮马家窑遗址
青海民和喇家遗址
香港马湾岛东湾仔北遗址
夏商（10项）
江西新干商代大墓
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
河南偃师商城遗址
河南郑州商城遗址
河南安阳殷墟（含洹北商城、后冈遗址）
湖北黄陂盘龙城遗址
湖北大冶铜绿山古铜矿遗址
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
新疆若羌小河墓地
台湾卑南遗址
两周（15项）
北京琉璃河遗址
河北易县燕下都遗址
河北平山战国中山王墓
山西临汾晋侯墓地及曲村-天马遗址
山西侯马晋国遗址
山东临淄齐国故城
山东曲阜鲁国故城
河南三门峡虢国墓地
河南洛阳东周王城遗址
湖北随州曾侯墓群
四川成都金沙遗址
陕西宝鸡周原遗址
陕西西安丰镐遗址
陕西凤翔秦雍城遗址
甘肃张家川马家塬遗址
秦汉（16项）
北京大葆台汉墓
河北满城汉墓
吉林集安高句丽王城、王陵及贵族墓葬
江苏徐州汉楚王墓群
江西西汉海昏侯墓
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
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
湖南里耶古城遗址
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
广东广州南越国宫署遗址及南越王墓
广西合浦汉墓群
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
陕西汉长安城遗址
陕西秦咸阳城遗址
陕西秦始皇陵
新疆民丰尼雅遗址
三国至隋唐（9项）
河北临漳邺城遗址及磁县北朝墓群
黑龙江渤海国上京龙泉府遗址
河南汉魏洛阳城遗址
河南隋唐洛阳城遗址
陕西法门寺遗址
陕西唐大明宫遗址
甘肃敦煌莫高窟
青海都兰热水墓群
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
宋辽金元（9项）
内蒙古辽上京遗址
内蒙古元上都遗址
黑龙江金上京会宁府遗址
浙江杭州南宋临安城遗址及官窑遗址
山东青州龙兴寺遗址
河南许昌白沙宋墓
广东“南海I号”沉船
贵州遵义海龙屯城址及播州杨氏土司墓群
宁夏西夏陵
明清（3项）
北京明定陵
江西景德镇御窑厂窑址
四川江口明末战场遗址
1959年6月24日，当宁阳县磁窑镇堡头村西地表泥土拨开，这段绽放在泰山脚下、黄河之畔，跨越了4500年至6300多年的岁月跃然于世。而她有一个我们熟悉而亲切的名字大汶口文化。
因首先发现于大汶口，人们遂把以大汶口遗址为代表的文化遗存命名为 " 大汶口文化 "。大汶口遗址位于大汶口镇西南及隔河相望的堡头村西一带，总面积 80 余万平方米，现存 45 万平方米，1982 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后被列入国家 " 十一五 " 文物保护规划项目库及国家 " 十二五 " 大遗址保护规划和全国首批 23 处遗址公园立项名单。
大汶口文化的发现，使黄河下游原始文化的历史由4000多年前的龙山文化向前推进了 2000 多年。大汶口文化遗址的发现，揭开了中国文明的发展史，在考古学上填补了一项空白，也为中国的发展史填补了一项空白。
1959年以来，历经3次发掘以及现在正在进行的第四次发掘，" 大汶口人 " 创造的文明熠熠生辉。留住它们，就是留住我们灿烂的历史。为有效保护和科学展示考古文化遗产，在国家文物局的指导下，我市及大汶口镇政府启动了大汶口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项目。如今，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远古文化正以悠远而崭新的面目展示在世人面前，如汤汤汶水般诉说着历史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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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合一，南朝文人的“山居”生活】经先秦两汉的漫长发展，到了魏晋六朝，自然山水逐渐进入到文人墨客的笔下，成为兼具物质性和人文性的审美对象，并深刻影响了文士的生活方式。在南朝时期，“山居”成为当时颇为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这不仅与南方不断得到开发有关，也反映了南朝文人亲近自然山水、追求个性独立的审美观念的新变。#每天读国学#
据史料记载，南朝百余年间，文人“山居”生活大致有以下三种类型：一是较为纯粹的遁世隐逸。如南齐的褚伯玉“少有隐操，寡嗜欲。……居瀑布山。性耐寒暑，时人比之王仲都。在山三十余年，隔绝人物。”（《南齐书·褚伯玉传》）其“山居”生活以离群索居为特点；二是年老之后退隐“山居”。如萧梁时期的王规，晚年“辞疾不拜，于钟山宋煕寺筑室居焉”，是一种看透宦海浮沉后的超然选择；三是以“山居”而兼讲学和游山玩水，最具普遍性。如沈麟士曾“隐居余干吴差山，讲经教授，从学士数十百人，各营屋宇，依止其侧”（《南史·沈麟士传》）；顾欢“隐遁不仕，于剡天台山开馆聚徒，受业者常近百人……晚节服食，不与人通。每旦出户，山鸟集其掌取食”（《南齐书·顾欢传》）。这两人的“山居”生活，实际兼有避世和授徒讲学的双重性质。
《梁书·何胤传》中记载，何胤先后在东山、若邪山及秦望山隐居，也是以讲授儒学为主。沈德威在梁太清末年“遁于天目山，筑室以居，虽处乱离，而笃学无倦，遂治经业”（《陈书·沈德威传》）。张讥“性恬静，不求荣利，常慕闲逸，所居宅营山池，植花果，讲《周易》《老》《庄》而教授焉”（《陈书·张讥传》）。
南朝文人的“山居”生活，在文学中也有生动的表现。谢灵运即是代表人物之一，他在继承祖业的基础上，“并有故宅及墅，遂移籍会稽，修营别业，傍山带江，尽幽居之美。与隐士王弘之、孔淳之等纵放为娱，有终焉之志。”（《宋书·谢灵运传》）在谢灵运看来，“山居”是一种具有悠久传统的生活方式，他的《山居赋》以始宁墅为蓝本，从上古穴居一路说到当时的文人山居，旁征博引，纵横捭阖，不仅细致描绘了自己始宁墅的内外设置，写到了山中的亭台楼榭，山川形胜，飞禽走兽，花草树木，重点表现了山居“有异乎市廛”的生活情趣，而且结合抒发了自己的思古幽情和“心放俗外”的隐逸情怀。
南朝时期另一位深入描绘“山居”生活的著名文人，是齐梁时代的刘峻，其代表作品有《东阳金华山栖志》《始居山营室诗》等。与谢灵运对“始宁墅”穷形尽相的描摹相比，刘峻则重在表现“山居”生活的人文特性。他本来是安成康王萧秀的幕僚，后来“复以疾去，因游东阳紫岩山，筑室居焉，为《山栖志》，其文甚美。”《东阳金华山栖志》以自己隐居金华山十余年的生活为基础，特别是以所居山舍为中心，采取移步换景式的全景描述，把从山麓抵达自己山居之所的过程完全呈现出来，辅之以介绍金华山的诸多文化景观，可谓是一幅精彩细致的金华山名胜导游图。
另外，此文也可与其《始居山营室诗》一诗对读，更能看出刘峻对山居生活的精心安排，其山居之所“凿户窥嶕峣，开轩望崭崱”，选择了开阔平整之处，既适合建造面积可观的房宇，满足基本生活的需要，又方便广招生徒讲学。可见其生活属于前文所述的第三种“山居”类型。
《梁书》刘峻本传曾记载“峻居东阳，吴、会人士多从其学”。追随其问学者有官员、士人、道士和僧侣等，不一而足。这说明刘峻的“山居”之所已演化成儒释道学术文化交流之地。而其居所周围则是“激水檐前溜，修竹堂阴植。香风鸣紫莺，高梧巢绿翼。泉脉洞杳杳，流波下不极。”（《始居山营室诗》）。茂林修竹，潺潺流水，飞禽翔集，幽雅的环境显示出田园诗意般的生活情趣，也体现了刘峻作为主人对居所安排的良苦用心。《山栖志》中的描述与此大致相似：“寺观前皆植修竹，檀栾萧飋，被陵缘阜。竹外则有良田，区畛通接。山泉膏液，郁润肥腴。”这种诗情画意的美丽图景与上述之多元文化融汇的特征可算是相得益彰，南朝文人“山居”生活的丰富多彩，于此可见一斑。
这种融自然性、人文性和艺术性于一体的“山居”生活，在南朝文士中不仅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风气，而且深刻影响了当时文人的生活理念，即在日常生活中追求审美化艺术化。据《南齐书·竟陵文宣王子良传》记载，萧子良“移居鸡笼山邸，集学士抄五经、百家，依《皇览》例为《四部要略》千卷。招致名僧，讲语佛法，造经呗新声，道俗之盛，江左未有也。”他在鸡笼山的居所集合如此众多且思想各异的文士，从事图书修撰。不同思想相互激荡，造就颇具声律之美的“经呗新声”，形成了一道引人注目的文化景观。这对“永明体”诗歌的新变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萧子良在《行宅诗》中也写了自己“山居”生活的感受：“幼赏悦禽鱼，早性羡蓬艾”，诗序中说明了他之所以有如此选择，主要是受自然山水的感召：“余禀性端疏，属爱闲外。往岁羁役浙东，备历江山之美。名都胜境，极尽登临。山原石道，步步新情，回池绝涧，往往旧识。以吟以咏，聊用述心。”表现“山居”生活的审美体验，也多见于其他南朝文人的作品。如梁代吴均《山中杂诗》三首：“山际见来烟，竹中窥落日。鸟向檐上飞，云中窗里出。”（其一）“绿竹可充食，女萝可代裙。山中自有宅，桂树笼青云。”（其二）“具区穷地险，嵇山万里余。奈何梁隐士，一去无还书。”（其三）何逊《答高博士诗》：“北窗凉夏首，幽居多卉木。飞蜨弄晚花，清池映疏竹。为宴得快性，安闲聊鼓腹。将子厌嚣尘，就予开耳目。”吴均诗中的“山居”生活透露出那些厌倦尘俗之士归隐山林的恬静之趣，何逊之诗则表现了“山居”生活所形成的思想理念对文人的日常生活的深刻影响。即使没有自然山林的物质条件，自己的生活依然可以通过花草竹木、清流绕径的设计获得脱俗快性之感。这显示出南朝文人以山水花竹娱情、怡然自得的生活情趣。
唐长孺先生曾指出，在南迁之后，经历北方战乱的世家大族占据了山川林泽的广大土地，这是南朝文人体验“山居”生活的现在基础。而玄学物我两忘、逍遥自由的文化追求，则推动了文人走向山林草野，借此寻求人生和自然的真谛。加之东汉后期以来隐逸风尚的流行，都促使众多南朝文人自觉选择“山居”生活。不仅体现了重视生活质量、全身养性的生活态度，也表现出追求天人合一、自得其乐的审美趣味。因此，南朝文人的“山居”生活，与西方“诗意地栖居”的理想具有深层的相通之处，也是我国古代文人群体精神旨趣和审美理想的重要表征。
据史料记载，南朝百余年间，文人“山居”生活大致有以下三种类型：一是较为纯粹的遁世隐逸。如南齐的褚伯玉“少有隐操，寡嗜欲。……居瀑布山。性耐寒暑，时人比之王仲都。在山三十余年，隔绝人物。”（《南齐书·褚伯玉传》）其“山居”生活以离群索居为特点；二是年老之后退隐“山居”。如萧梁时期的王规，晚年“辞疾不拜，于钟山宋煕寺筑室居焉”，是一种看透宦海浮沉后的超然选择；三是以“山居”而兼讲学和游山玩水，最具普遍性。如沈麟士曾“隐居余干吴差山，讲经教授，从学士数十百人，各营屋宇，依止其侧”（《南史·沈麟士传》）；顾欢“隐遁不仕，于剡天台山开馆聚徒，受业者常近百人……晚节服食，不与人通。每旦出户，山鸟集其掌取食”（《南齐书·顾欢传》）。这两人的“山居”生活，实际兼有避世和授徒讲学的双重性质。
《梁书·何胤传》中记载，何胤先后在东山、若邪山及秦望山隐居，也是以讲授儒学为主。沈德威在梁太清末年“遁于天目山，筑室以居，虽处乱离，而笃学无倦，遂治经业”（《陈书·沈德威传》）。张讥“性恬静，不求荣利，常慕闲逸，所居宅营山池，植花果，讲《周易》《老》《庄》而教授焉”（《陈书·张讥传》）。
南朝文人的“山居”生活，在文学中也有生动的表现。谢灵运即是代表人物之一，他在继承祖业的基础上，“并有故宅及墅，遂移籍会稽，修营别业，傍山带江，尽幽居之美。与隐士王弘之、孔淳之等纵放为娱，有终焉之志。”（《宋书·谢灵运传》）在谢灵运看来，“山居”是一种具有悠久传统的生活方式，他的《山居赋》以始宁墅为蓝本，从上古穴居一路说到当时的文人山居，旁征博引，纵横捭阖，不仅细致描绘了自己始宁墅的内外设置，写到了山中的亭台楼榭，山川形胜，飞禽走兽，花草树木，重点表现了山居“有异乎市廛”的生活情趣，而且结合抒发了自己的思古幽情和“心放俗外”的隐逸情怀。
南朝时期另一位深入描绘“山居”生活的著名文人，是齐梁时代的刘峻，其代表作品有《东阳金华山栖志》《始居山营室诗》等。与谢灵运对“始宁墅”穷形尽相的描摹相比，刘峻则重在表现“山居”生活的人文特性。他本来是安成康王萧秀的幕僚，后来“复以疾去，因游东阳紫岩山，筑室居焉，为《山栖志》，其文甚美。”《东阳金华山栖志》以自己隐居金华山十余年的生活为基础，特别是以所居山舍为中心，采取移步换景式的全景描述，把从山麓抵达自己山居之所的过程完全呈现出来，辅之以介绍金华山的诸多文化景观，可谓是一幅精彩细致的金华山名胜导游图。
另外，此文也可与其《始居山营室诗》一诗对读，更能看出刘峻对山居生活的精心安排，其山居之所“凿户窥嶕峣，开轩望崭崱”，选择了开阔平整之处，既适合建造面积可观的房宇，满足基本生活的需要，又方便广招生徒讲学。可见其生活属于前文所述的第三种“山居”类型。
《梁书》刘峻本传曾记载“峻居东阳，吴、会人士多从其学”。追随其问学者有官员、士人、道士和僧侣等，不一而足。这说明刘峻的“山居”之所已演化成儒释道学术文化交流之地。而其居所周围则是“激水檐前溜，修竹堂阴植。香风鸣紫莺，高梧巢绿翼。泉脉洞杳杳，流波下不极。”（《始居山营室诗》）。茂林修竹，潺潺流水，飞禽翔集，幽雅的环境显示出田园诗意般的生活情趣，也体现了刘峻作为主人对居所安排的良苦用心。《山栖志》中的描述与此大致相似：“寺观前皆植修竹，檀栾萧飋，被陵缘阜。竹外则有良田，区畛通接。山泉膏液，郁润肥腴。”这种诗情画意的美丽图景与上述之多元文化融汇的特征可算是相得益彰，南朝文人“山居”生活的丰富多彩，于此可见一斑。
这种融自然性、人文性和艺术性于一体的“山居”生活，在南朝文士中不仅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风气，而且深刻影响了当时文人的生活理念，即在日常生活中追求审美化艺术化。据《南齐书·竟陵文宣王子良传》记载，萧子良“移居鸡笼山邸，集学士抄五经、百家，依《皇览》例为《四部要略》千卷。招致名僧，讲语佛法，造经呗新声，道俗之盛，江左未有也。”他在鸡笼山的居所集合如此众多且思想各异的文士，从事图书修撰。不同思想相互激荡，造就颇具声律之美的“经呗新声”，形成了一道引人注目的文化景观。这对“永明体”诗歌的新变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萧子良在《行宅诗》中也写了自己“山居”生活的感受：“幼赏悦禽鱼，早性羡蓬艾”，诗序中说明了他之所以有如此选择，主要是受自然山水的感召：“余禀性端疏，属爱闲外。往岁羁役浙东，备历江山之美。名都胜境，极尽登临。山原石道，步步新情，回池绝涧，往往旧识。以吟以咏，聊用述心。”表现“山居”生活的审美体验，也多见于其他南朝文人的作品。如梁代吴均《山中杂诗》三首：“山际见来烟，竹中窥落日。鸟向檐上飞，云中窗里出。”（其一）“绿竹可充食，女萝可代裙。山中自有宅，桂树笼青云。”（其二）“具区穷地险，嵇山万里余。奈何梁隐士，一去无还书。”（其三）何逊《答高博士诗》：“北窗凉夏首，幽居多卉木。飞蜨弄晚花，清池映疏竹。为宴得快性，安闲聊鼓腹。将子厌嚣尘，就予开耳目。”吴均诗中的“山居”生活透露出那些厌倦尘俗之士归隐山林的恬静之趣，何逊之诗则表现了“山居”生活所形成的思想理念对文人的日常生活的深刻影响。即使没有自然山林的物质条件，自己的生活依然可以通过花草竹木、清流绕径的设计获得脱俗快性之感。这显示出南朝文人以山水花竹娱情、怡然自得的生活情趣。
唐长孺先生曾指出，在南迁之后，经历北方战乱的世家大族占据了山川林泽的广大土地，这是南朝文人体验“山居”生活的现在基础。而玄学物我两忘、逍遥自由的文化追求，则推动了文人走向山林草野，借此寻求人生和自然的真谛。加之东汉后期以来隐逸风尚的流行，都促使众多南朝文人自觉选择“山居”生活。不仅体现了重视生活质量、全身养性的生活态度，也表现出追求天人合一、自得其乐的审美趣味。因此，南朝文人的“山居”生活，与西方“诗意地栖居”的理想具有深层的相通之处，也是我国古代文人群体精神旨趣和审美理想的重要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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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访问中国是1982年6月，代表当时的工作单位早稻田大学，出席与北京大学缔结学术交流协议的签字仪式。此后约40年间，我89次访问中国，到过中国的34个城市。20世纪80年代前半期，中国当时虽已决定实行日后推动中国高速发展的改革开放政策，但那时的中国几乎与以前一样。那时在北京没有像现在这样的高速公路或者高楼大厦。现在作为世界商业中心辉煌繁荣的上海浦东地区，彼时是农户散布、杂草丛生的农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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