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甄博士公众号答疑解惑#
女儿不适应小学生活，跟我和她爸爸离婚有关吗？
中秋节前，我女儿看起来逐渐适应了跟爸爸和奶奶在新家那边的生活，离学校也近。（我和她爸爸离婚了，上完沟通课之后跟孩子也沟通过，她也表示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我每天下班去陪她，晚上和她吃完饭，都会好好地跟我说再见，虽然不舍，但是能接受。
但是中秋节我带她在我这边住后，陪她疯玩了2天。然后她最近天天想着要跟我住，昨天陪她吃完晚饭，玩了一下游戏，我要走了，她又哭得特别伤心，要跟我一起走。她住我这边也不是不可以，但是从我这里去学校太远了，我上班也不是很方便。只是看到她这个样子，我心里特别难过。我知道她的哭有两个原因:一是她不想上小学，她还没适应小学生活，有一次她还跟我抱怨，为什么要生她，还要上学，太辛苦了！二是她想要妈妈一直陪着她。看到她这样，我顿时心里特别难过，那种愧疚的心情立马上来了。跟女儿也非常具体地解释了现在的安排，也对她上小学的辛苦表达了理解，我和她爸爸跟她讲了我们小时候共同上小学的厌学情绪。
我该如何让她更好地适应现在的生活呢？
答：
这件事情可以分两方面来看。第一，孩子对于小学生活的不适应和你离婚没有什么关系；第二，她想跟你在一起，不想住在爸爸那，这个愿望无法实现跟你离婚有关，但是这也不等于你离婚以后，孩子住在爸爸那儿就过得非常痛苦，只有跟着你才能高兴。
我非常理解你对于离婚一事对孩子产生的歉疚感。但是到底离婚还是不离婚，哪种选择才算对孩子好，我认为这是一个没法假设的悖论。难道不离婚，你和这样的人生活在一起，孩子就不痛苦吗？如果不离婚就能过得好，过得不痛苦，那谁会要离婚呢？正是因为过不好所以才要离婚。现实中你离婚了，孩子确实要这样过。但她遇到上学不适应的问题，其实不是你离婚造成的，你得分开来考虑。
孩子的父亲，包括爷爷奶奶对孩子还是很负责任的。新家离孩子学校近，各方面对孩子都有利，所以你现在也应该是和她一起共同面对困难，而不是打退堂鼓，或者期望找点什么其他的变通渠道。如果能有变通的渠道，你们在更早的时候就会有更好的安排。那时没有，现在也没有，所以目前要共同努力，让孩子尽快理解这件事并且适应新生活。
当孩子说不想上学，我们应该了解在上学的过程里面她到底是经历了什么，是什么让她觉得痛苦。孩子说你为什么要生我，生了我以后，你又不能够每天跟我在一起。这样的话我们作为母亲虽然听得很扎心，但是也没有办法，那就是孩子内心真实的疑问，我们只能接纳。
但上学这件事情本不应该那么痛苦，所以这个孩子很可能有一个什么劲儿别在那。她可能把到新家每天要和爸爸在一起生活，而且上学还不适应这些种种不如意，跟她与你不能在一起这件事情混在了一起，她只觉得哪哪都是不开心，只有跟妈妈疯玩开心，所以不能跟妈妈在一起就是所有不开心的原因。但事实上这些不开心的事情之间并不是这样关联的，但这些联系靠她自己理解不上去。
所以，一定帮孩子弄清楚她不开心的具体原因。要记住咱们沟通课上学过的澄清，当孩子不开心向你倾诉的时候，我们怎么能够更好的去安抚她的情绪？首先就是让她充分地去表达，这需要你是一个会提问的人。你可以问她今天到底发生了什么，哭得这么伤心，要不要妈妈去和老师去聊一聊之类的。具体问她发生了什么，很有可能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比如可能她座位周围有一个很讨厌的孩子老欺负她，她就觉得上学不好，实际上是那个孩子不好；或者，她觉得早起不好，上体育课不好，或者回家要写作业等等。总之把她的伤心具体化，落到某些事情上面，然后你再跟她逐一的去排除去解决，这才是让孩子一点点成熟起来的方向。其次，她只有疯玩的时候才开心，这份开心当然很重要。但是也要跟她解释清楚，如果没有平常上学的时候的一些努力，她也是得不到跟妈妈一起疯玩的机会的。所以，这时候退缩是不行的，和她一起承担这件事情很关键。
再者，虽然你离婚的现状和女儿沟通过了，但是你也不要指望六七岁的孩子就可以完全不在意这件事了，就可以完全不再抱怨了。如果那样的话，她就不是一个正常的小孩子了。她还是要经常跟你抱怨的，因为抱怨会让她心里舒服些。而且她为什么要跟你说？就是因为她觉得跟你说比较安全，你不会伤害她。
你也可以问问她，在爸爸的家里面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你不愿意住在那里，要跟妈妈住？是不是他们不会像妈妈这样问你到底怎么样了，耐心听你说话，或者她们会给你提一些要求等等的。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也要跟她解释，他们提的这些要求，你可以有些答应，有些不答应；不答应的时候，也可以跟他们解释一下，不是所有的人要求你怎样做，你就一定要委屈着自己去怎样做的。这样教孩子如何去表达自己。
我相信在爱孩子的这些人的营造的氛围里，只要她敢于真实正确地表达，很多不开心都是可以有转机的。如果所有的这些我们都已经做到了，但孩子还是没有改善，实在没有办法了，我们再考虑由你带她。如果这样，你要做好为了孩子吃些苦头的准备，同时孩子也要克服早起晚归这些辛苦，假如这些你们母女都能接受，那我们就到了做新选择的时候。那样也就没有遗憾，没有后悔，因为你尽全力了。是不是？
别害怕，你是不能垮掉的。
女儿不适应小学生活，跟我和她爸爸离婚有关吗？
中秋节前，我女儿看起来逐渐适应了跟爸爸和奶奶在新家那边的生活，离学校也近。（我和她爸爸离婚了，上完沟通课之后跟孩子也沟通过，她也表示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我每天下班去陪她，晚上和她吃完饭，都会好好地跟我说再见，虽然不舍，但是能接受。
但是中秋节我带她在我这边住后，陪她疯玩了2天。然后她最近天天想着要跟我住，昨天陪她吃完晚饭，玩了一下游戏，我要走了，她又哭得特别伤心，要跟我一起走。她住我这边也不是不可以，但是从我这里去学校太远了，我上班也不是很方便。只是看到她这个样子，我心里特别难过。我知道她的哭有两个原因:一是她不想上小学，她还没适应小学生活，有一次她还跟我抱怨，为什么要生她，还要上学，太辛苦了！二是她想要妈妈一直陪着她。看到她这样，我顿时心里特别难过，那种愧疚的心情立马上来了。跟女儿也非常具体地解释了现在的安排，也对她上小学的辛苦表达了理解，我和她爸爸跟她讲了我们小时候共同上小学的厌学情绪。
我该如何让她更好地适应现在的生活呢？
答：
这件事情可以分两方面来看。第一，孩子对于小学生活的不适应和你离婚没有什么关系；第二，她想跟你在一起，不想住在爸爸那，这个愿望无法实现跟你离婚有关，但是这也不等于你离婚以后，孩子住在爸爸那儿就过得非常痛苦，只有跟着你才能高兴。
我非常理解你对于离婚一事对孩子产生的歉疚感。但是到底离婚还是不离婚，哪种选择才算对孩子好，我认为这是一个没法假设的悖论。难道不离婚，你和这样的人生活在一起，孩子就不痛苦吗？如果不离婚就能过得好，过得不痛苦，那谁会要离婚呢？正是因为过不好所以才要离婚。现实中你离婚了，孩子确实要这样过。但她遇到上学不适应的问题，其实不是你离婚造成的，你得分开来考虑。
孩子的父亲，包括爷爷奶奶对孩子还是很负责任的。新家离孩子学校近，各方面对孩子都有利，所以你现在也应该是和她一起共同面对困难，而不是打退堂鼓，或者期望找点什么其他的变通渠道。如果能有变通的渠道，你们在更早的时候就会有更好的安排。那时没有，现在也没有，所以目前要共同努力，让孩子尽快理解这件事并且适应新生活。
当孩子说不想上学，我们应该了解在上学的过程里面她到底是经历了什么，是什么让她觉得痛苦。孩子说你为什么要生我，生了我以后，你又不能够每天跟我在一起。这样的话我们作为母亲虽然听得很扎心，但是也没有办法，那就是孩子内心真实的疑问，我们只能接纳。
但上学这件事情本不应该那么痛苦，所以这个孩子很可能有一个什么劲儿别在那。她可能把到新家每天要和爸爸在一起生活，而且上学还不适应这些种种不如意，跟她与你不能在一起这件事情混在了一起，她只觉得哪哪都是不开心，只有跟妈妈疯玩开心，所以不能跟妈妈在一起就是所有不开心的原因。但事实上这些不开心的事情之间并不是这样关联的，但这些联系靠她自己理解不上去。
所以，一定帮孩子弄清楚她不开心的具体原因。要记住咱们沟通课上学过的澄清，当孩子不开心向你倾诉的时候，我们怎么能够更好的去安抚她的情绪？首先就是让她充分地去表达，这需要你是一个会提问的人。你可以问她今天到底发生了什么，哭得这么伤心，要不要妈妈去和老师去聊一聊之类的。具体问她发生了什么，很有可能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比如可能她座位周围有一个很讨厌的孩子老欺负她，她就觉得上学不好，实际上是那个孩子不好；或者，她觉得早起不好，上体育课不好，或者回家要写作业等等。总之把她的伤心具体化，落到某些事情上面，然后你再跟她逐一的去排除去解决，这才是让孩子一点点成熟起来的方向。其次，她只有疯玩的时候才开心，这份开心当然很重要。但是也要跟她解释清楚，如果没有平常上学的时候的一些努力，她也是得不到跟妈妈一起疯玩的机会的。所以，这时候退缩是不行的，和她一起承担这件事情很关键。
再者，虽然你离婚的现状和女儿沟通过了，但是你也不要指望六七岁的孩子就可以完全不在意这件事了，就可以完全不再抱怨了。如果那样的话，她就不是一个正常的小孩子了。她还是要经常跟你抱怨的，因为抱怨会让她心里舒服些。而且她为什么要跟你说？就是因为她觉得跟你说比较安全，你不会伤害她。
你也可以问问她，在爸爸的家里面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你不愿意住在那里，要跟妈妈住？是不是他们不会像妈妈这样问你到底怎么样了，耐心听你说话，或者她们会给你提一些要求等等的。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也要跟她解释，他们提的这些要求，你可以有些答应，有些不答应；不答应的时候，也可以跟他们解释一下，不是所有的人要求你怎样做，你就一定要委屈着自己去怎样做的。这样教孩子如何去表达自己。
我相信在爱孩子的这些人的营造的氛围里，只要她敢于真实正确地表达，很多不开心都是可以有转机的。如果所有的这些我们都已经做到了，但孩子还是没有改善，实在没有办法了，我们再考虑由你带她。如果这样，你要做好为了孩子吃些苦头的准备，同时孩子也要克服早起晚归这些辛苦，假如这些你们母女都能接受，那我们就到了做新选择的时候。那样也就没有遗憾，没有后悔，因为你尽全力了。是不是？
别害怕，你是不能垮掉的。
【“谈恋爱发生关系被羁押4年多获释”，男子39年后拿到释放证，申请赔偿被驳回】我们发生了关系，她要求马上跟她结婚，我没答应她……”日前，云南昆明71岁的戴先生告诉记者，女方自愿主动发生关系，逼婚控告性侵，他背负着强奸犯的罪名被羁押4年多，历经39年才拿到释放证明，从案发至今已经过去近50年，他希望在有生之年能恢复清白之身。
>>>青工初尝禁果
谈恋爱机房发生关系自称被女方逼婚
“当时我是下乡返城参加工作的知青，在一家大厂总机房做修理工。”那个特殊年代，戴先生曾是一名知青。
“当时总机房有6个人，有4个是女的，其中最小的一位女工有十八九岁，我当时是20岁，她就喜欢上我了。在那个年代，我的条件比较好，她对我非常好，我们俩就谈恋爱了。
戴先生回忆起1973年案发记忆犹新。“我们当时都是住在厂里，八九月份的一天，我上白班，下午6点下的班，当晚她值夜班，就叫我去总机房值班室，当晚就我们两个人，我们俩就发生了关系。”
戴先生称自己当年不懂男女之事，是女方引导他。总机房有10平方米，里面有供值班人员休息的床铺。
“她就拿我的衣服垫在床单上，我的衣服上留下痕迹了，床单上没有，到第二天早晨我去上班，在交接班时，我师傅和另一位师傅都在，这位师傅就问她怎么床单不见了，她说她洗了，师傅说前天才洗过，怎么又洗了，她说她看着脏了一点，师傅就起疑心了。”
事发两天后，戴先生也问过这位年轻女工为什么洗床单，“她说6点多天亮了，看见好像床单上有一点痕迹，所以她就洗了。”
“我当年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事情，她就叫我马上跟她结婚，当时就发生那么一次，是她自己同意的嘛。”
戴先生称女方要求他娶她：“她家条件也比较好，她说钱她来出，我没答应她。我说我从农村回来才参加工作一年多，还不太熟悉，她就问我到底答不答应，她后来就说她怀孕了。”
>>>审查羁押4年
女方称怀孕报案4000人大会公布逮捕
戴先生表示，那天晚上发生关系是女方主动的，但后来她就拿着他的衣服作为案发证据，“她就到厂里保卫科，说我强奸她。怀孕其实也是她自己说的，我不清楚她后来有没有真的怀孕。”
戴先生解释其中的一个原委，称女方曾告诉他，她有一位前男友，但并未令芳心萌动。
“她跟我说，她原来谈过一个同厂的工人，她嫌对方个子矮，没有同意。她当时就要求我马上跟她结婚，我当时还想问题不大，因为我家里有亲戚是医院妇产科主任，但我还没告诉她这个，10月2号我被厂里隔离审查3个月，后来被昆明市公安局拘留，到11月份就被送到公安局，12月份被逮捕，一直在看守所羁押了4年。”
“逮捕我的那一天，厂里开了4000多人的全厂职工大会，当场公布的，这个影响好大。”戴先生感觉自己名誉扫地。
“她写给我的信，当时都交给保卫科了，后来移交给公安局，公安局调查也证明我们确实是在谈恋爱。”
戴先生表示，这名女工事后也离开了，多年没有音讯。“她后来也调离了本厂，因为影响不好，她就调走了，一直联系不上她，她家也搬走了。”
戴先生遗憾地表示：“她当年送我的照片也遗失了，经历这么多年，没有保存下来。”
>>>没有判刑获释
依据不足教育释放39年后拿到释放证
为了个人名誉，戴先生从1978年获释后一直在努力证明自己的清白。
“到1978年5月5号放我出来，我当时还不知道这是释放，反正放出去就不管我了，当时也没有给我释放证明。我后来去找人家去问，我为什么没有判刑？”
“2017年我从看守所拿到了释放证明，这已经过去39年了，给我解释说我这个案子强奸的证据不足，说我犯有错误，是教育释放，就相当于现在的无罪释放。”
记者看到，公安机关1978年5月5日填发的《释放证》显示，称案犯于1974年12月25日因强奸一案依法逮捕，经审查认定依据不足，属犯有错误，予以教育释放。
戴先生认为自己被蒙在鼓里：“这个释放证是1978年制作的，但我放出来时，没有人对我说是释放，更没有人拿出释放证给我过目，所以几十年来我不清楚我到底是什么身份的一个人。”
>>>申请国家赔偿
被告知已超过赔偿请求时效不予受理
“没有办法，我要吃饭，我要工作，就一直反映，去了不下上百次，我都成了人家的老熟人。”戴先生称自己是劫后余生，一直向当年的相关办案机关申请国家赔偿。
戴先生被告知当初他在看守所关押，又从看守所释放，得去看守所申请。戴先生表示：“人家答复我说，已经超过了国家赔偿的两年时效，不予受理，说国家赔偿要从拿到释放证明两年之内申请，两年之后就不管了，我是2017年3月20号拿到的释放证明，我6月10号去提出申请，才过了不到3个月，没有过两年的时效嘛？”
相关办案机关认为，依据《国家赔偿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当年戴先生被逮捕行为发生在《国家赔偿法》施行之前，未延续至该法实施之后，戴先生申请国家赔偿超过赔偿请求时效，不适用该法规定的索赔救济，遂决定不予受理。
>>>申诉不予立案
刑事羁押发生在国家赔偿法施行之前
因无罪逮捕申请国家赔偿被驳回，戴先生不服，向最高检申诉。
2021年3月，最高检赔偿监督申请审查结果通知书答复称，最高检审查认为，《国家赔偿法》于1995年1月1日起施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溯及力和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受案范围问题的批复》第一条规定，根据《国家赔偿法》第35条规定，《国家赔偿法》不溯及既往，即：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行为，发生在1994年12月31日以前的，依照以前的有关规定处理。
本案中，戴先生被采取刑事羁押措施发生在1974年12月25日至1978年5月5日之间，上述行为发生在《国家赔偿法》施行之前，未持续到1995年1月1日之后，应当按照1994年12月31日以前的规定处理，依法不适用《国家赔偿法》。
最高检认为，当地办案机关决定驳回戴先生国家赔偿申请，在实体法的适用上并无不当，认定戴先生的申诉不符合《人民检察院国家赔偿工作规定》第30条的规定，决定不予立案。
>>>被羁押1678天
希望道歉恢复名誉赔偿损失
发生关系逼婚不成被女友控告性侵，此事对戴先生影响巨大。1973年10月2日被厂里隔离审查，1974年12月25日被逮捕，1978年5月5日被释放，戴先生一共被羁押1678天，到2017年3月，才拿到释放证。
“我在44年前就认定无罪，整个案件至今49年了还未结束，人生一世又有几个49年啊？”戴先生称可悲可叹。
“我出来以后，厂里恢复了我的工作，当月的工资也发给我了，这说明厂里没有把我当成犯罪的人来对待，我也拿到了厂里的档案证明，所以我才申请国家赔偿，但公安机关答复说，事情是发生在《国家赔偿法》颁布之前，过了时效就没办法了。”
戴先生表示：“审查、拘留、逮捕、关押期间我是没有工资，逮捕是没有工资的。我更不会想到我被释放，并且当初还恢复了工作，一出来就发给了工资，所以我才提交了申请，要求国家赔偿。”
戴先生希望赔偿义务机关向他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偿他从1973年10月2日至1978年5月9日的工资，赔偿因人身自由被限制的赔偿金和精神抚慰金。
>>>一辈子的影响
如今已当爷爷 希望有生之年洗清罪名
戴先生介绍，他去找过厂里反映，原先的保卫科长都退休了，换了新领导。“去年新任的保卫科长还专门问我这个事情，他也为我感到惋惜，他管保卫，当然清楚这个案子，他也感觉这里面有问题。”
戴先生说：“你想想看，还有好多细节，这要写部小说也吸引人的，我毕竟亲身遭遇了这一切，我经历的这些比现在的年轻人多多了……”
戴先生强调，1978年释放出来对他个人名誉、工作和家庭婚姻造成一辈子的影响。
“我再谈朋友组建家庭也很受影响，而且国企的工作也丢掉了，39年的工龄就没有了，我只能按厂里的要求去调动工作，只能自己去找单位，等于就失去了工作。”
戴先生介绍，“我是1983年结的婚，现在已经当爷爷了，今年我71岁，我18岁去农村，20岁回城里工作，21岁开始为这个事情，到现在都说不清楚，前后已经过去近50年。”
“这个事是我晚年最大的心愿，一直了不掉嘛？”戴先生认为这个案子对自己造成无法挽回的影响，他希望在有生之年能洗清罪名，这已经成为他的一块心病。
>>>代理律师观点
应参照新法予以赔偿而不是完全不赔
戴先生表示自己会继续申诉：“2017年我拿到释放证明后，有5年多的申诉经历，我现在请了罗忠平律师代理。”
“这个事也是全国少有的，律师给我说我可以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了，我出来以后39年才拿到释放证明，如果不是我自己去找去问的话，这个事情恐怕就很难大白于天下。律师说我不去找，人家就算了，就会不了了之了。”
“嫌疑人未经法院判决定罪，均属于无罪身份。”5月20日，罗忠平律师告诉记者，“以前的‘教育释放’等同于现在的无罪释放。的确是1995年颁布《国家赔偿法》，在这之前虽无《国家赔偿法》，但出现此类情况，应参照新法予以赔偿，而不是完全不赔。”
>>>第三方律师说法
“违法行为确认”发生在国赔法之后可适当补偿
陕西恒达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知名公益律师赵良善接受记者采访，对本案涉及的法律问题进行了分析。
赵良善介绍，关于“教育释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1957年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今后判决不再适用“教育释放”问题的批复》中已明确释明：“把‘教育释放’当作一种刑罚，适用于构成犯罪但情节轻微不需判处徒刑的人。”
赵良善认为，以此对戴先生进行处理也不够合适。根据加强国家法治的要求，适用刑罚应当正规、明确，而“教育释放”则是一种很不明确的处分，“它不能说明有罪或无罪，所以应当取消这种处分方法。”
赵良善指出，所以“教育释放”在当时应当并不完全属于“无罪释放”，而是属于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之人，可以类比目前“免于刑事处罚的情形”。
既然证据不足以证明犯罪事实，那就应该是无罪，而非“有轻微犯罪但免于刑事处罚”。况且，在1957年的时候最高法已经明确要求取消“教育释放”，涉案发生在1974年，本身就不应该适用“教育释放”，再加上证据不足也不应该适用“教育释放”，因为“教育释放”是有罪但不予处罚，本质还是有罪。因此，赵良善认为，涉案本身适用法律是否合适值得商榷。
赵良善表示，关于诉讼时效，本案2017年才拿到释放证，此前行为人自身对于羁押行为的性质系有罪或者无罪并不清楚。《国家赔偿法》第39条规定，赔偿请求人请求国家赔偿的时效为两年，自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的行为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之日起计算，但被羁押等限制人身自由期间不计算在内。
赵良善强调，在2017年拿到释放证后戴先生才明确知道自身的权利可能被侵犯，虽然《国家赔偿法》是1995年实施，但是国家机关相关羁押行为却是2017年释放证发放后才可能确认违法，所以存在“违法行为确认”发生在《国家赔偿法》之后，从有利于受害人的角度考虑，本案毕竟是历史遗留问题，可考虑对当事人戴先生予以适当补偿。
赵良善指出，戴先生被依法侦查，可被称为犯罪嫌疑人，犯罪嫌疑人并不代表有罪，疑似触犯《刑法》，但还没有被人民法院依法定罪判刑的人，称为犯罪嫌疑人。最终有罪与否，必须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来确定。除人民法院以外，任何国家机关和个人都无权判定犯罪嫌疑人有罪与否。
赵良善表示：“结合刑事案件性质、流程及法律规定，目前，戴先生只能选择继续申诉。”
（华商报记者 李华）
>>>青工初尝禁果
谈恋爱机房发生关系自称被女方逼婚
“当时我是下乡返城参加工作的知青，在一家大厂总机房做修理工。”那个特殊年代，戴先生曾是一名知青。
“当时总机房有6个人，有4个是女的，其中最小的一位女工有十八九岁，我当时是20岁，她就喜欢上我了。在那个年代，我的条件比较好，她对我非常好，我们俩就谈恋爱了。
戴先生回忆起1973年案发记忆犹新。“我们当时都是住在厂里，八九月份的一天，我上白班，下午6点下的班，当晚她值夜班，就叫我去总机房值班室，当晚就我们两个人，我们俩就发生了关系。”
戴先生称自己当年不懂男女之事，是女方引导他。总机房有10平方米，里面有供值班人员休息的床铺。
“她就拿我的衣服垫在床单上，我的衣服上留下痕迹了，床单上没有，到第二天早晨我去上班，在交接班时，我师傅和另一位师傅都在，这位师傅就问她怎么床单不见了，她说她洗了，师傅说前天才洗过，怎么又洗了，她说她看着脏了一点，师傅就起疑心了。”
事发两天后，戴先生也问过这位年轻女工为什么洗床单，“她说6点多天亮了，看见好像床单上有一点痕迹，所以她就洗了。”
“我当年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事情，她就叫我马上跟她结婚，当时就发生那么一次，是她自己同意的嘛。”
戴先生称女方要求他娶她：“她家条件也比较好，她说钱她来出，我没答应她。我说我从农村回来才参加工作一年多，还不太熟悉，她就问我到底答不答应，她后来就说她怀孕了。”
>>>审查羁押4年
女方称怀孕报案4000人大会公布逮捕
戴先生表示，那天晚上发生关系是女方主动的，但后来她就拿着他的衣服作为案发证据，“她就到厂里保卫科，说我强奸她。怀孕其实也是她自己说的，我不清楚她后来有没有真的怀孕。”
戴先生解释其中的一个原委，称女方曾告诉他，她有一位前男友，但并未令芳心萌动。
“她跟我说，她原来谈过一个同厂的工人，她嫌对方个子矮，没有同意。她当时就要求我马上跟她结婚，我当时还想问题不大，因为我家里有亲戚是医院妇产科主任，但我还没告诉她这个，10月2号我被厂里隔离审查3个月，后来被昆明市公安局拘留，到11月份就被送到公安局，12月份被逮捕，一直在看守所羁押了4年。”
“逮捕我的那一天，厂里开了4000多人的全厂职工大会，当场公布的，这个影响好大。”戴先生感觉自己名誉扫地。
“她写给我的信，当时都交给保卫科了，后来移交给公安局，公安局调查也证明我们确实是在谈恋爱。”
戴先生表示，这名女工事后也离开了，多年没有音讯。“她后来也调离了本厂，因为影响不好，她就调走了，一直联系不上她，她家也搬走了。”
戴先生遗憾地表示：“她当年送我的照片也遗失了，经历这么多年，没有保存下来。”
>>>没有判刑获释
依据不足教育释放39年后拿到释放证
为了个人名誉，戴先生从1978年获释后一直在努力证明自己的清白。
“到1978年5月5号放我出来，我当时还不知道这是释放，反正放出去就不管我了，当时也没有给我释放证明。我后来去找人家去问，我为什么没有判刑？”
“2017年我从看守所拿到了释放证明，这已经过去39年了，给我解释说我这个案子强奸的证据不足，说我犯有错误，是教育释放，就相当于现在的无罪释放。”
记者看到，公安机关1978年5月5日填发的《释放证》显示，称案犯于1974年12月25日因强奸一案依法逮捕，经审查认定依据不足，属犯有错误，予以教育释放。
戴先生认为自己被蒙在鼓里：“这个释放证是1978年制作的，但我放出来时，没有人对我说是释放，更没有人拿出释放证给我过目，所以几十年来我不清楚我到底是什么身份的一个人。”
>>>申请国家赔偿
被告知已超过赔偿请求时效不予受理
“没有办法，我要吃饭，我要工作，就一直反映，去了不下上百次，我都成了人家的老熟人。”戴先生称自己是劫后余生，一直向当年的相关办案机关申请国家赔偿。
戴先生被告知当初他在看守所关押，又从看守所释放，得去看守所申请。戴先生表示：“人家答复我说，已经超过了国家赔偿的两年时效，不予受理，说国家赔偿要从拿到释放证明两年之内申请，两年之后就不管了，我是2017年3月20号拿到的释放证明，我6月10号去提出申请，才过了不到3个月，没有过两年的时效嘛？”
相关办案机关认为，依据《国家赔偿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当年戴先生被逮捕行为发生在《国家赔偿法》施行之前，未延续至该法实施之后，戴先生申请国家赔偿超过赔偿请求时效，不适用该法规定的索赔救济，遂决定不予受理。
>>>申诉不予立案
刑事羁押发生在国家赔偿法施行之前
因无罪逮捕申请国家赔偿被驳回，戴先生不服，向最高检申诉。
2021年3月，最高检赔偿监督申请审查结果通知书答复称，最高检审查认为，《国家赔偿法》于1995年1月1日起施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溯及力和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受案范围问题的批复》第一条规定，根据《国家赔偿法》第35条规定，《国家赔偿法》不溯及既往，即：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行为，发生在1994年12月31日以前的，依照以前的有关规定处理。
本案中，戴先生被采取刑事羁押措施发生在1974年12月25日至1978年5月5日之间，上述行为发生在《国家赔偿法》施行之前，未持续到1995年1月1日之后，应当按照1994年12月31日以前的规定处理，依法不适用《国家赔偿法》。
最高检认为，当地办案机关决定驳回戴先生国家赔偿申请，在实体法的适用上并无不当，认定戴先生的申诉不符合《人民检察院国家赔偿工作规定》第30条的规定，决定不予立案。
>>>被羁押1678天
希望道歉恢复名誉赔偿损失
发生关系逼婚不成被女友控告性侵，此事对戴先生影响巨大。1973年10月2日被厂里隔离审查，1974年12月25日被逮捕，1978年5月5日被释放，戴先生一共被羁押1678天，到2017年3月，才拿到释放证。
“我在44年前就认定无罪，整个案件至今49年了还未结束，人生一世又有几个49年啊？”戴先生称可悲可叹。
“我出来以后，厂里恢复了我的工作，当月的工资也发给我了，这说明厂里没有把我当成犯罪的人来对待，我也拿到了厂里的档案证明，所以我才申请国家赔偿，但公安机关答复说，事情是发生在《国家赔偿法》颁布之前，过了时效就没办法了。”
戴先生表示：“审查、拘留、逮捕、关押期间我是没有工资，逮捕是没有工资的。我更不会想到我被释放，并且当初还恢复了工作，一出来就发给了工资，所以我才提交了申请，要求国家赔偿。”
戴先生希望赔偿义务机关向他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偿他从1973年10月2日至1978年5月9日的工资，赔偿因人身自由被限制的赔偿金和精神抚慰金。
>>>一辈子的影响
如今已当爷爷 希望有生之年洗清罪名
戴先生介绍，他去找过厂里反映，原先的保卫科长都退休了，换了新领导。“去年新任的保卫科长还专门问我这个事情，他也为我感到惋惜，他管保卫，当然清楚这个案子，他也感觉这里面有问题。”
戴先生说：“你想想看，还有好多细节，这要写部小说也吸引人的，我毕竟亲身遭遇了这一切，我经历的这些比现在的年轻人多多了……”
戴先生强调，1978年释放出来对他个人名誉、工作和家庭婚姻造成一辈子的影响。
“我再谈朋友组建家庭也很受影响，而且国企的工作也丢掉了，39年的工龄就没有了，我只能按厂里的要求去调动工作，只能自己去找单位，等于就失去了工作。”
戴先生介绍，“我是1983年结的婚，现在已经当爷爷了，今年我71岁，我18岁去农村，20岁回城里工作，21岁开始为这个事情，到现在都说不清楚，前后已经过去近50年。”
“这个事是我晚年最大的心愿，一直了不掉嘛？”戴先生认为这个案子对自己造成无法挽回的影响，他希望在有生之年能洗清罪名，这已经成为他的一块心病。
>>>代理律师观点
应参照新法予以赔偿而不是完全不赔
戴先生表示自己会继续申诉：“2017年我拿到释放证明后，有5年多的申诉经历，我现在请了罗忠平律师代理。”
“这个事也是全国少有的，律师给我说我可以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了，我出来以后39年才拿到释放证明，如果不是我自己去找去问的话，这个事情恐怕就很难大白于天下。律师说我不去找，人家就算了，就会不了了之了。”
“嫌疑人未经法院判决定罪，均属于无罪身份。”5月20日，罗忠平律师告诉记者，“以前的‘教育释放’等同于现在的无罪释放。的确是1995年颁布《国家赔偿法》，在这之前虽无《国家赔偿法》，但出现此类情况，应参照新法予以赔偿，而不是完全不赔。”
>>>第三方律师说法
“违法行为确认”发生在国赔法之后可适当补偿
陕西恒达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知名公益律师赵良善接受记者采访，对本案涉及的法律问题进行了分析。
赵良善介绍，关于“教育释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1957年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今后判决不再适用“教育释放”问题的批复》中已明确释明：“把‘教育释放’当作一种刑罚，适用于构成犯罪但情节轻微不需判处徒刑的人。”
赵良善认为，以此对戴先生进行处理也不够合适。根据加强国家法治的要求，适用刑罚应当正规、明确，而“教育释放”则是一种很不明确的处分，“它不能说明有罪或无罪，所以应当取消这种处分方法。”
赵良善指出，所以“教育释放”在当时应当并不完全属于“无罪释放”，而是属于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之人，可以类比目前“免于刑事处罚的情形”。
既然证据不足以证明犯罪事实，那就应该是无罪，而非“有轻微犯罪但免于刑事处罚”。况且，在1957年的时候最高法已经明确要求取消“教育释放”，涉案发生在1974年，本身就不应该适用“教育释放”，再加上证据不足也不应该适用“教育释放”，因为“教育释放”是有罪但不予处罚，本质还是有罪。因此，赵良善认为，涉案本身适用法律是否合适值得商榷。
赵良善表示，关于诉讼时效，本案2017年才拿到释放证，此前行为人自身对于羁押行为的性质系有罪或者无罪并不清楚。《国家赔偿法》第39条规定，赔偿请求人请求国家赔偿的时效为两年，自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的行为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之日起计算，但被羁押等限制人身自由期间不计算在内。
赵良善强调，在2017年拿到释放证后戴先生才明确知道自身的权利可能被侵犯，虽然《国家赔偿法》是1995年实施，但是国家机关相关羁押行为却是2017年释放证发放后才可能确认违法，所以存在“违法行为确认”发生在《国家赔偿法》之后，从有利于受害人的角度考虑，本案毕竟是历史遗留问题，可考虑对当事人戴先生予以适当补偿。
赵良善指出，戴先生被依法侦查，可被称为犯罪嫌疑人，犯罪嫌疑人并不代表有罪，疑似触犯《刑法》，但还没有被人民法院依法定罪判刑的人，称为犯罪嫌疑人。最终有罪与否，必须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来确定。除人民法院以外，任何国家机关和个人都无权判定犯罪嫌疑人有罪与否。
赵良善表示：“结合刑事案件性质、流程及法律规定，目前，戴先生只能选择继续申诉。”
（华商报记者 李华）
Men's PREPPY 2022年8月号访谈（节选）
——作为演员，二宫先生对外表有什么特别在意的地方吗？
(.ﾟーﾟ)：反而没有很在意。如果说对外表怀有某种信念，并且想要贯彻始终，这样随着年龄增长，可以演的角色会越来越受限。所以我觉得不要拘泥于一些奇怪的点比较好。
——即使有外表奇异的角色来了，您也...？
(.ﾟーﾟ)：是的，所以我才能接受这些角色。即使以后有金发之类的角色来了也一样。不然我也不会剃了好几次和尚头了（笑）
——最后，请对生活在这样艰难的时代中的男性读者们说句话吧。
(.ﾟーﾟ)：我认为，不管处在什么情况下，努力的人就是会努力，不努力的人就是不会努力。我本人的工作情况、工作量和实质等方面和疫情前相比没什么变化，这很值得感激。而现在这世道，已经变成了有7、8成的事都可以拿疫情来当借口了。我认为这样很可惜，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希望做一些有趣的事。我想也有一些男性虽然和我有着同样的想法，却不知道自己真正想做的事吧。希望这部作品能让这些人想去看一看，并且获得一些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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