徒弟是律师，全国有很多律师，有些做的好，有些做的不好。条文只是阴阳，对与错，正义与非正义。
看卦亦如此，若无变通之理，则难能突破。
纸上只是写阴阳，但是阴阳的变通是不会写上的。只简单带过周易的三个原则“简易”“变易”“不易”
而变易之理，纸上写变卦，化忌，旺衰。却不写变易具体之应用。或简单带过一句岳飞曾用的名言“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因真经不在纸上传，变易的法则是纸上传授不了的。
看卦亦如此，若无变通之理，则难能突破。
纸上只是写阴阳，但是阴阳的变通是不会写上的。只简单带过周易的三个原则“简易”“变易”“不易”
而变易之理，纸上写变卦，化忌，旺衰。却不写变易具体之应用。或简单带过一句岳飞曾用的名言“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因真经不在纸上传，变易的法则是纸上传授不了的。
【姜燕：《论语》的曾用名、别名及简称】
两千多年来研究《论语》的著作不计其数，而《论语》书名问题却很少有人深究。其实，《论语》书名的复杂性，远超任何一部经典。《论语》书名有曾用名、别名以及全称、简称，不下十余种；循名责实，还牵涉《论语》的版本和流传问题，确实值得探讨。
《论语》书名最早见之于《礼记·坊记》。《坊记》传说为孔子的孙子子思（孔伋）所辑录，如果此说成立，则可证孔子去世后不久《论语》即已成书并被命名。这大致合乎班固《汉书·艺文志》的说法：“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班固点明了《论语》的编纂者也是命名者，而命名“论语”的理由是对“弟子各有所记”的文本资料做了一番“论纂”的工作。这看上去很有道理，考诸事实又并非如此。
《论语》书名在战国时期的传世文献以及出土文献中仅《坊记》一见，按孤证不立的原则，这还不能完全证明战国时期已有《论语》这个书名。《论语》的编纂，不是一人完成的，而是由多人组成的编纂团队完成的。《论语》的编纂团队，多数学者认为是由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组成，而领衔主编的又有仲弓、子游、子夏、曾子、子思等数种说法；此外，这个编纂团队，还有战国时期的邹鲁学人和西汉文景时期的博士两种说法。这反映了《论语》成书的复杂性。无论是哪个编纂团队完成的，也无论是谁领衔主编的，都无证据表明《论语》甫一成书即被赋予《论语》书名，否则，以战国时期儒墨的“显学”地位，以孔子“声名洋溢乎中国”的背景，孔子编撰的六经连书带名广为人知，而记载孔子言行的《论语》，其书名又岂能默默无闻而仅在《坊记》中有一见？
周秦古书的命名，有成书之时随即命名之例，也有成书甚久之后命名之例。《论语》属于哪种情况？东汉王充在《论衡·正说》中给出了一个《论语》第一次命名的时间，即：汉武帝时期在孔安国那里“始曰《论语》”。此说显然有违事实。且不说《坊记》提及《论语》书名，比孔安国年长二十几岁的董仲舒在其著名的“贤良对策”中已经提到了《论语》其书其名，并且引用了《论语》原文。在这里，似乎不能说王充犯了一个孤陋寡闻的低级错误，而只能说另有原因，即：孔安国以前，《论语》书名鲜有人知，自然也就几乎无人提及，以至于连王充也不得与闻。孔安国之后，《论语》书名开始广为流传。汉昭帝、汉宣帝都学过《论语》。司马迁作《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引用了大量的《论语》原文，并且注明孔子弟子的名姓采用《论语》的说法。
从《论语》编纂成书到西汉孔安国时代大约近三百年时间，《论语》书名极其罕见，人们不禁要问一个为什么，是不是因为《论语》另有书名而不被人知？
清代学者翟灏对《论语》书名颇有研究，他认为《论语》一成书就题写了《论语》这个书名，除此以外，《论语》还有一个曾用名《孔子》，一如孟子之书称《孟子》。翟灏此说在清代乾嘉考据学盛行的时代似乎没有引起什么重视，直到二百余年后，才被现代学者赵纪彬发现、附和、引申、发挥。他在其《〈论语新论〉导言》（载《中国哲学》第十辑，三联书店1983年版）中进一步断言“《孔子》为先秦的旧名，《论语》乃汉代所新创”，换言之，“今名《论语》之书，在先秦本名《孔子》”。为了证明《论语》又名《孔子》，翟灏、赵纪彬前赴后继，二人合计搜集了三十七条文献证据。据此我们大致可以判断，《论语》的确有一个曾用名《孔子》。
但是，赵纪彬提供的十九条证据中，竟无一条能够证明“《孔子》为先秦旧名”。这说明赵纪彬言过其“实”，“实”是全部证据都是两汉的，无一条是先秦的，从证据上说，《孔子》作为《论语》的曾用名，不是出现在先秦而是出现在两汉。《论语》书名的考据，应该把握精准的时间节点，赵纪彬在这点上有所疏忽。
晚周诸子书命名似无定例。大多数的诸子书是以作者的姓氏加子的方式命名，如老子书称《老子》、墨子书称《墨子》之类；也有以作者姓名命名的，如《李克》；以号命名的，如《商君》；以字加子命名的，如《子思子》；以姓名加子命名的，如《韩非子》《公孙龙子》等。以上几种命名情况都与作者的姓、氏、名、字、号有相应的关联，让人一看书名即推知作者。当然，也有例外。老子五千言既称《老子》又称《道德经》，一书两名，这和翟灏、赵纪彬所说的《论语》《孔子》同为一书的情况类似，而命名方式又有差别：《道德经》是根据书的上下部分“道经”“德经”合在一起命名的，《论语》是根据编纂者分析梳理“弟子各有所记”使其整齐有条理的工作命名的。
《论语》取材于孔子弟子的随侍见闻记录。弟子各有所记，汇集起来数量相当可观，据说有“数十百篇”之多。后来，这“数十百篇”的原始记录，由于某些今人不得详知的原因，形成了若干个不同的文本，以篇或书的形式流传于世，只是这些篇或书的名称不可详考而已。
到了汉代，早先的原始《论语》演变成几个大致固定的传本，广为人知的有《齐论》《鲁论》《古论》，鲜为人知的是《河间论》。《河间论》发现于河间献王刘德征收的民间藏书。这几个传本当时各有其名，刘向、王充、班固有时指其简称，如《论》《齐》《齐论》《鲁》《鲁论》《古论》《河间》等；有时言其全称，如《论语》《鲁论语》《齐论语》之类。除此以外，《论语》还有别名，被研究者经常提及的有《经》《传》《语》《记》四种；这四种别名能否成立，还要做些具体考察与分析。
检索战国至两汉文献，以“经”“传”“语”“记”的名义引用的名言名句，其例达数百处；其中，以“经”的名义引用的，出自《尚书》《诗经》《春秋》《周易》《论语》等；以“传”的名义引用的，出自《论语》《老子》《孟子》《荀子》《孝经》《公羊传》等；以“语”的名义引用的，出自《论语》《尚书》《孟子》《慎子》《黄帝四经》等；以“记”的名义引用的，出自《论语》《礼记》《管子》《史记》《三略》等。古人对于“经”“传”“语”“记”的区分不是十分严格，经常混用，两汉文献引用《论语》语句，分别称“《经》曰”“《语》曰”“《传》曰”“《记》曰”，就出现了混用的现象。这种现象足以证明“经”“传”“语”“记”不是《论语》一书专用的别名，而是若干经、子、史一类的典籍共用的别名。就共名而言，认为《论语》在汉代有《经》《传》《语》《记》的别名，自然可以成立，因为《论语》毕竟分享了这些共名；而从严格区分共名与专名的意义上说，认为《论语》在汉代并无《经》《传》《语》《记》的别名，亦有理可据，因为《论语》并没有独享这些专名。在这里，做全面的、综合的考察分析，不做攻其一点、不顾其余的简单化处理，是十分必要的。
（撰文：姜燕；来自：《光明日报》）https://t.cn/A6XGCodq
两千多年来研究《论语》的著作不计其数，而《论语》书名问题却很少有人深究。其实，《论语》书名的复杂性，远超任何一部经典。《论语》书名有曾用名、别名以及全称、简称，不下十余种；循名责实，还牵涉《论语》的版本和流传问题，确实值得探讨。
《论语》书名最早见之于《礼记·坊记》。《坊记》传说为孔子的孙子子思（孔伋）所辑录，如果此说成立，则可证孔子去世后不久《论语》即已成书并被命名。这大致合乎班固《汉书·艺文志》的说法：“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班固点明了《论语》的编纂者也是命名者，而命名“论语”的理由是对“弟子各有所记”的文本资料做了一番“论纂”的工作。这看上去很有道理，考诸事实又并非如此。
《论语》书名在战国时期的传世文献以及出土文献中仅《坊记》一见，按孤证不立的原则，这还不能完全证明战国时期已有《论语》这个书名。《论语》的编纂，不是一人完成的，而是由多人组成的编纂团队完成的。《论语》的编纂团队，多数学者认为是由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组成，而领衔主编的又有仲弓、子游、子夏、曾子、子思等数种说法；此外，这个编纂团队，还有战国时期的邹鲁学人和西汉文景时期的博士两种说法。这反映了《论语》成书的复杂性。无论是哪个编纂团队完成的，也无论是谁领衔主编的，都无证据表明《论语》甫一成书即被赋予《论语》书名，否则，以战国时期儒墨的“显学”地位，以孔子“声名洋溢乎中国”的背景，孔子编撰的六经连书带名广为人知，而记载孔子言行的《论语》，其书名又岂能默默无闻而仅在《坊记》中有一见？
周秦古书的命名，有成书之时随即命名之例，也有成书甚久之后命名之例。《论语》属于哪种情况？东汉王充在《论衡·正说》中给出了一个《论语》第一次命名的时间，即：汉武帝时期在孔安国那里“始曰《论语》”。此说显然有违事实。且不说《坊记》提及《论语》书名，比孔安国年长二十几岁的董仲舒在其著名的“贤良对策”中已经提到了《论语》其书其名，并且引用了《论语》原文。在这里，似乎不能说王充犯了一个孤陋寡闻的低级错误，而只能说另有原因，即：孔安国以前，《论语》书名鲜有人知，自然也就几乎无人提及，以至于连王充也不得与闻。孔安国之后，《论语》书名开始广为流传。汉昭帝、汉宣帝都学过《论语》。司马迁作《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引用了大量的《论语》原文，并且注明孔子弟子的名姓采用《论语》的说法。
从《论语》编纂成书到西汉孔安国时代大约近三百年时间，《论语》书名极其罕见，人们不禁要问一个为什么，是不是因为《论语》另有书名而不被人知？
清代学者翟灏对《论语》书名颇有研究，他认为《论语》一成书就题写了《论语》这个书名，除此以外，《论语》还有一个曾用名《孔子》，一如孟子之书称《孟子》。翟灏此说在清代乾嘉考据学盛行的时代似乎没有引起什么重视，直到二百余年后，才被现代学者赵纪彬发现、附和、引申、发挥。他在其《〈论语新论〉导言》（载《中国哲学》第十辑，三联书店1983年版）中进一步断言“《孔子》为先秦的旧名，《论语》乃汉代所新创”，换言之，“今名《论语》之书，在先秦本名《孔子》”。为了证明《论语》又名《孔子》，翟灏、赵纪彬前赴后继，二人合计搜集了三十七条文献证据。据此我们大致可以判断，《论语》的确有一个曾用名《孔子》。
但是，赵纪彬提供的十九条证据中，竟无一条能够证明“《孔子》为先秦旧名”。这说明赵纪彬言过其“实”，“实”是全部证据都是两汉的，无一条是先秦的，从证据上说，《孔子》作为《论语》的曾用名，不是出现在先秦而是出现在两汉。《论语》书名的考据，应该把握精准的时间节点，赵纪彬在这点上有所疏忽。
晚周诸子书命名似无定例。大多数的诸子书是以作者的姓氏加子的方式命名，如老子书称《老子》、墨子书称《墨子》之类；也有以作者姓名命名的，如《李克》；以号命名的，如《商君》；以字加子命名的，如《子思子》；以姓名加子命名的，如《韩非子》《公孙龙子》等。以上几种命名情况都与作者的姓、氏、名、字、号有相应的关联，让人一看书名即推知作者。当然，也有例外。老子五千言既称《老子》又称《道德经》，一书两名，这和翟灏、赵纪彬所说的《论语》《孔子》同为一书的情况类似，而命名方式又有差别：《道德经》是根据书的上下部分“道经”“德经”合在一起命名的，《论语》是根据编纂者分析梳理“弟子各有所记”使其整齐有条理的工作命名的。
《论语》取材于孔子弟子的随侍见闻记录。弟子各有所记，汇集起来数量相当可观，据说有“数十百篇”之多。后来，这“数十百篇”的原始记录，由于某些今人不得详知的原因，形成了若干个不同的文本，以篇或书的形式流传于世，只是这些篇或书的名称不可详考而已。
到了汉代，早先的原始《论语》演变成几个大致固定的传本，广为人知的有《齐论》《鲁论》《古论》，鲜为人知的是《河间论》。《河间论》发现于河间献王刘德征收的民间藏书。这几个传本当时各有其名，刘向、王充、班固有时指其简称，如《论》《齐》《齐论》《鲁》《鲁论》《古论》《河间》等；有时言其全称，如《论语》《鲁论语》《齐论语》之类。除此以外，《论语》还有别名，被研究者经常提及的有《经》《传》《语》《记》四种；这四种别名能否成立，还要做些具体考察与分析。
检索战国至两汉文献，以“经”“传”“语”“记”的名义引用的名言名句，其例达数百处；其中，以“经”的名义引用的，出自《尚书》《诗经》《春秋》《周易》《论语》等；以“传”的名义引用的，出自《论语》《老子》《孟子》《荀子》《孝经》《公羊传》等；以“语”的名义引用的，出自《论语》《尚书》《孟子》《慎子》《黄帝四经》等；以“记”的名义引用的，出自《论语》《礼记》《管子》《史记》《三略》等。古人对于“经”“传”“语”“记”的区分不是十分严格，经常混用，两汉文献引用《论语》语句，分别称“《经》曰”“《语》曰”“《传》曰”“《记》曰”，就出现了混用的现象。这种现象足以证明“经”“传”“语”“记”不是《论语》一书专用的别名，而是若干经、子、史一类的典籍共用的别名。就共名而言，认为《论语》在汉代有《经》《传》《语》《记》的别名，自然可以成立，因为《论语》毕竟分享了这些共名；而从严格区分共名与专名的意义上说，认为《论语》在汉代并无《经》《传》《语》《记》的别名，亦有理可据，因为《论语》并没有独享这些专名。在这里，做全面的、综合的考察分析，不做攻其一点、不顾其余的简单化处理，是十分必要的。
（撰文：姜燕；来自：《光明日报》）https://t.cn/A6XGCodq
男女配对的惊人定律！醍醐灌顶！（深度）
读文摘精选 2022-04-11 06:28
01
先来看一个场景：
酒吧里，一个美丽又大方的美女在独自饮酒，有三个男生同时看上了她：
A男士很优秀，但不懂追女生的套路；
B男士条件中等，但是非常刻苦努力；
C男士条件最差，但精通追女生的技巧；
他们三个都想娶她，请问美女最后嫁给了谁？
在思考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看一个著名的科斯定律（诺贝尔经济学奖）：
只要产权是明确的，并且交易成本为零或者很小，一项有价值的资源，不管从一开始它的产权谁于属，最后这项资源都会流动到能使它价值最大化的人手里去。
比如开采钻石的虽然是旷工，但是钻石最后都被富豪拥有了；造房子的虽然是建筑工人，但是房子最后都被有钱人享有了；
按照这个逻辑，再回答一下上面的问题，请问上面那个美女最后嫁给了谁？
不好意思，答案可能让你有点不适！
过往的各种现实告诉我们：这个美女往往选择了B或者C，就是不会选其中最配得上她的A男士。
为什么呢？
02
难道科斯定律是个伪定律？
请注意！科斯定律这里有个重要的前提，那就是：交易成本为零或者很小。
什么是交易成本为零或者很小呢？就是我们很容易找到最合适的东西，或者说不需要再通过中间商、渠道商就能找到这些东西的时候，就是交易成本接近0了。
否则我们得花钱才能发现它们，花钱给中介才能找到它们，或者得买通拥有这些东西的独家渠道，这时交易成本都是比较高的。
而在这种状态之下，往往是不择手段的人更容易成功。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交易成本低。
人一旦不择手段，就会千方百计地突破原则和底线，这时更容易抢住先机，跟目标直接建立链接。比如上面案例中的C男士（条件最差，却最擅长主动，最懂套路）
面对那个美女，优秀的A男生往往比较淡定，而且他太优秀了，不喜欢主动出击，女生更喜欢有一个巧妙相识的开端，才觉得浪漫。
但是C男生早就扑上去了，根本没等A男生回过神来，已经把美女给约走了，而且美女往往容易被套路感动。
我们再以商业为例子，分析其中的逻辑：在改革开放初期，市场的口子忽然打开，很多人还没看明白的时候，那些最有胆识的人率先干开了，所以这是“胆识”决定一切的时代，你有多大的胆，基本上就能成多大的事。你可以没有文化，没有素质，甚至连价值观都是混乱的。但是只要你你出来干了，你就很容易成功。
而且这时是坑多萝卜少，这时就看哪个萝卜先行动了，谁抓到了先机，谁就能占到好坑。最好的坑也可能被最坏的萝卜给占了。所以我们经常说：好白菜都被猪给拱了。
这其实是很正常的，因为社会那个时代信息是不透明的、机会是不均等的、资源也不是共享的，这时交易成本是非常高的。这种情况下，最好的资源不是给最会使用的人，而是给那些胆子最大，最不择手段，最会玩套路的人。
所以我经常说，之前的那个时代，一个人的成功跟个人能力和贡献根本没有太大关系，只要你胆大，会玩套路，不择手段，你就能成功。
03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互联网越来越发达，信息越来越对称，中间环节越来越少，这时社会的交易成本越来越小，甚至开始趋近于0，这是一个价值高度对称的时代，社会的交换成本越来越低。
也就是说，我们越来越不需要为交易过程而买单了，可以直接找到我们想要的目标（资源、人群等等），可以直接奔向目标了。
这个时代机会越来越均等，渠道越来越公开，资源越来透明，比如互联网公司最喜欢喊得一句口号是：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我们越来越不需要各种中间商了，每个人都能随时找到你想找到的资源，交易成本越来越小，很多时候也就是上网搜一下的事情，这个成本是趋近于0的。
那么科斯定理的前提成立了！
在一个信息和价值高度对称的时代，每一个机会只留给最能配得上它的人。最好的技术（工具），一定会被最善于使用它的人掌握；最有价值的思想，也一定被最具贡献精神的人获取。
此时社会的价值交换越来越高效，社会的运转效率将大大提高，流动性越来越强，这就要求我们时刻做到最好的准备，所谓“机会留给准备好的人”，这句话终于彻底成立了。
如果我们自己的价值和层次没做到位，即便你运气爆棚，机会一个个降临，也会一个个错过。
其实商业的本质很简单，就是给自己的客户提供独有价值的东西（服务或产品），同时实现自己的收益（副产品）。我们获得收益的多少，越来越取决于我们提供价值的大小，商业逻辑正在越来越接近这一点。
无论科技怎么发展，无论变化多么剧烈，无论突发事件多么频繁，有一点是不变的，社会一定正在朝着价值最优组合的方向去发展，在“算法”的配合之下，每一件东西、每一个人都将被匹配的最合适的地方。
所以，这也是一个套路过剩的年代，人人都熟悉和掌握了各种套路，而当所有人都在使用套路的时候，那些用心、走心、有价值的人，却成了最受欢迎的人。
从现在开始，机会将越来越公平，法制和法规也越来越完善，社会告别了野蛮生长期，开始纵深/精细化发展，一个人如果要想成功，就必须依靠你能创造的价值，我们正在进入一个“价值”决定一切的时代。
04
在一个价值高度对称的时代，每个人只能得到和他相匹配的东西，一旦自己拥有的东西超过了自己的能力/价值，就会出现麻烦。
比如：
一个人的名声不能大于才华。一旦你的名声大于实力，就是名不副实，就是欺世盗名，就会有灾难。
一个人的财富不能大于功德，一旦你的财富大于自己的功德，就是在投机取巧，就是不劳而获，投机取巧必招灾。
一个人的地位不能大于贡献，一旦你的地位很高，但贡献却无法与之相匹配的时候，必然引起周围人的不服，妒忌，甚至被算计。
一个人的职位不能大于能力；一旦你的职位过高，而能力还不够的时候，意味着你在行使出能力之外的权力，必然给自己的坍塌埋下伏笔。
《周易·系辞下》里有几句话：德不配位，必有灾殃。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谋大；力(小)而任重，鲜不及矣！
也因此，未来得到一件好东西的最好方式，就是努力提升自己，让自己配的上它。芒格之前说过这句话，但是这句话只有在今天才成立。
重要的事说三遍：未来得到一件好东西（机会、职位、工具）的最好方式，就是让自己通过努力配得上它，否则，再无其他出路。
这就是价值的回归！
读文摘精选 2022-04-11 06:28
01
先来看一个场景：
酒吧里，一个美丽又大方的美女在独自饮酒，有三个男生同时看上了她：
A男士很优秀，但不懂追女生的套路；
B男士条件中等，但是非常刻苦努力；
C男士条件最差，但精通追女生的技巧；
他们三个都想娶她，请问美女最后嫁给了谁？
在思考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看一个著名的科斯定律（诺贝尔经济学奖）：
只要产权是明确的，并且交易成本为零或者很小，一项有价值的资源，不管从一开始它的产权谁于属，最后这项资源都会流动到能使它价值最大化的人手里去。
比如开采钻石的虽然是旷工，但是钻石最后都被富豪拥有了；造房子的虽然是建筑工人，但是房子最后都被有钱人享有了；
按照这个逻辑，再回答一下上面的问题，请问上面那个美女最后嫁给了谁？
不好意思，答案可能让你有点不适！
过往的各种现实告诉我们：这个美女往往选择了B或者C，就是不会选其中最配得上她的A男士。
为什么呢？
02
难道科斯定律是个伪定律？
请注意！科斯定律这里有个重要的前提，那就是：交易成本为零或者很小。
什么是交易成本为零或者很小呢？就是我们很容易找到最合适的东西，或者说不需要再通过中间商、渠道商就能找到这些东西的时候，就是交易成本接近0了。
否则我们得花钱才能发现它们，花钱给中介才能找到它们，或者得买通拥有这些东西的独家渠道，这时交易成本都是比较高的。
而在这种状态之下，往往是不择手段的人更容易成功。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交易成本低。
人一旦不择手段，就会千方百计地突破原则和底线，这时更容易抢住先机，跟目标直接建立链接。比如上面案例中的C男士（条件最差，却最擅长主动，最懂套路）
面对那个美女，优秀的A男生往往比较淡定，而且他太优秀了，不喜欢主动出击，女生更喜欢有一个巧妙相识的开端，才觉得浪漫。
但是C男生早就扑上去了，根本没等A男生回过神来，已经把美女给约走了，而且美女往往容易被套路感动。
我们再以商业为例子，分析其中的逻辑：在改革开放初期，市场的口子忽然打开，很多人还没看明白的时候，那些最有胆识的人率先干开了，所以这是“胆识”决定一切的时代，你有多大的胆，基本上就能成多大的事。你可以没有文化，没有素质，甚至连价值观都是混乱的。但是只要你你出来干了，你就很容易成功。
而且这时是坑多萝卜少，这时就看哪个萝卜先行动了，谁抓到了先机，谁就能占到好坑。最好的坑也可能被最坏的萝卜给占了。所以我们经常说：好白菜都被猪给拱了。
这其实是很正常的，因为社会那个时代信息是不透明的、机会是不均等的、资源也不是共享的，这时交易成本是非常高的。这种情况下，最好的资源不是给最会使用的人，而是给那些胆子最大，最不择手段，最会玩套路的人。
所以我经常说，之前的那个时代，一个人的成功跟个人能力和贡献根本没有太大关系，只要你胆大，会玩套路，不择手段，你就能成功。
03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互联网越来越发达，信息越来越对称，中间环节越来越少，这时社会的交易成本越来越小，甚至开始趋近于0，这是一个价值高度对称的时代，社会的交换成本越来越低。
也就是说，我们越来越不需要为交易过程而买单了，可以直接找到我们想要的目标（资源、人群等等），可以直接奔向目标了。
这个时代机会越来越均等，渠道越来越公开，资源越来透明，比如互联网公司最喜欢喊得一句口号是：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我们越来越不需要各种中间商了，每个人都能随时找到你想找到的资源，交易成本越来越小，很多时候也就是上网搜一下的事情，这个成本是趋近于0的。
那么科斯定理的前提成立了！
在一个信息和价值高度对称的时代，每一个机会只留给最能配得上它的人。最好的技术（工具），一定会被最善于使用它的人掌握；最有价值的思想，也一定被最具贡献精神的人获取。
此时社会的价值交换越来越高效，社会的运转效率将大大提高，流动性越来越强，这就要求我们时刻做到最好的准备，所谓“机会留给准备好的人”，这句话终于彻底成立了。
如果我们自己的价值和层次没做到位，即便你运气爆棚，机会一个个降临，也会一个个错过。
其实商业的本质很简单，就是给自己的客户提供独有价值的东西（服务或产品），同时实现自己的收益（副产品）。我们获得收益的多少，越来越取决于我们提供价值的大小，商业逻辑正在越来越接近这一点。
无论科技怎么发展，无论变化多么剧烈，无论突发事件多么频繁，有一点是不变的，社会一定正在朝着价值最优组合的方向去发展，在“算法”的配合之下，每一件东西、每一个人都将被匹配的最合适的地方。
所以，这也是一个套路过剩的年代，人人都熟悉和掌握了各种套路，而当所有人都在使用套路的时候，那些用心、走心、有价值的人，却成了最受欢迎的人。
从现在开始，机会将越来越公平，法制和法规也越来越完善，社会告别了野蛮生长期，开始纵深/精细化发展，一个人如果要想成功，就必须依靠你能创造的价值，我们正在进入一个“价值”决定一切的时代。
04
在一个价值高度对称的时代，每个人只能得到和他相匹配的东西，一旦自己拥有的东西超过了自己的能力/价值，就会出现麻烦。
比如：
一个人的名声不能大于才华。一旦你的名声大于实力，就是名不副实，就是欺世盗名，就会有灾难。
一个人的财富不能大于功德，一旦你的财富大于自己的功德，就是在投机取巧，就是不劳而获，投机取巧必招灾。
一个人的地位不能大于贡献，一旦你的地位很高，但贡献却无法与之相匹配的时候，必然引起周围人的不服，妒忌，甚至被算计。
一个人的职位不能大于能力；一旦你的职位过高，而能力还不够的时候，意味着你在行使出能力之外的权力，必然给自己的坍塌埋下伏笔。
《周易·系辞下》里有几句话：德不配位，必有灾殃。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谋大；力(小)而任重，鲜不及矣！
也因此，未来得到一件好东西的最好方式，就是努力提升自己，让自己配的上它。芒格之前说过这句话，但是这句话只有在今天才成立。
重要的事说三遍：未来得到一件好东西（机会、职位、工具）的最好方式，就是让自己通过努力配得上它，否则，再无其他出路。
这就是价值的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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