札记
谨守日入而息已传统我多年了。然而毕竟炎天六月,稍许的空调总是必要的。斜阳还能够斜斜地穿窗,在小桌上移动,渐渐而逝。这个时候,沐浴更衣,席地坐蒲团上,桌上惟一炷燃着的沉香而已,旁边煮一壶大枣陈皮水。中医说大枣补气,陈皮行气,可以慰养一日的暑热劳神。然后读一卷闲书,聊以做心里的清洁卫生。浑浑然便无何有之乡了,深稳而眠。
谨守日入而息已传统我多年了。然而毕竟炎天六月,稍许的空调总是必要的。斜阳还能够斜斜地穿窗,在小桌上移动,渐渐而逝。这个时候,沐浴更衣,席地坐蒲团上,桌上惟一炷燃着的沉香而已,旁边煮一壶大枣陈皮水。中医说大枣补气,陈皮行气,可以慰养一日的暑热劳神。然后读一卷闲书,聊以做心里的清洁卫生。浑浑然便无何有之乡了,深稳而眠。
#四川文理学院绿植领养#
我们的生活节奏很快,偶尔停下来,读读闲书,养养绿植,也不乏一种美好
这是我业余时间养的薄荷,我会把我生活的一部分分给它,在我看来,能看见它好好成长会带我成就感,也仿佛有意无意地提醒我热爱生活,野蛮生长。在养薄荷的过程,我发现我越来越能享受慢生活,稳重前行,我的心境不再那么浮躁。
最后,让我们一起参与此次活动吧
我们的生活节奏很快,偶尔停下来,读读闲书,养养绿植,也不乏一种美好
这是我业余时间养的薄荷,我会把我生活的一部分分给它,在我看来,能看见它好好成长会带我成就感,也仿佛有意无意地提醒我热爱生活,野蛮生长。在养薄荷的过程,我发现我越来越能享受慢生活,稳重前行,我的心境不再那么浮躁。
最后,让我们一起参与此次活动吧
病读闲书说神獒
前因积疴,须卧床数日,管线缠身,自不能起身用电脑,病房亦无从享wifi,此种光景,最是难熬。于是嘱家人找来《六十种曲》,信手翻阅,读到明末徐元写的《八义记》。前人文思之妙趣,正可沉湎耽玩。
晚近人编演列国事,常不免颠倒古今,细读起来,不禁令人发遽。单说前几折吧,开场第二折《上元放灯》,程婴(末)即来了一通“珍珠倒卷帘”式的道白。
第三折《周坚沽酒》中,小生:
借问酒家何处有,
牧童遥指杏花边。
随手移栽唐人诗句, 化作东周人物的咏唱,戏文惯见这种做法。
开酒店的王婆(丑)宣传她店里的佳肴“东坡蹄儿天下少”,这“东坡蹄儿”,大概就是后世贯口中的“东坡肘子”,把宋元以后的事物挪到先秦去凑趣,真有他的!
王婆还吹嘘她店里的酒:
苏州酒,秀州酒,
苏秀二州真烧酒。
官人若还饮三瓯,
肚皮 J B 像漏斗。
插科打诨,搞到下三路,这戏到了今天,肯定也无法原样搬演。
接下来的一折《酒家索钱》中,周坚为酒资的事,与王婆口角,一个要赊,一个不让,虽是无关宏旨,倒也曲尽了市井情态。
这些,我想都是徐元添加的枝叶。
第十四折《决策害盾》,剧中的反派人物屠岸贾(净)道出了他打算用于谋害赵盾的的计策:“吾府中有一犬,名曰神獒,遍身赤色,诸物不吃,只吃羊肉。不免叫园丁缚一草人,衣紫穿靴,幞头象简,扮如赵盾模样,腹中藏着羊肉,令人喂它几日,他【它】必认穿紫的。一朝中惟有赵盾穿紫,待他入朝,放出此犬,必然扑他,吾计成矣。”
徐元是明后期杭州人,他编《八义记》,当是本于元代纪君祥的《冤报冤赵氏孤儿》,这《赵氏孤儿》一开头的《楔子》里就出现的屠岸贾的道白,在徐元《八义记》里,已经挪到了整剧的中段。同一题材的戏剧,明朝人的添枝加叶的处理,已经使元代原本在戏剧结构上显得比较突兀了。
不过,关于那个计策,纪君祥的屠岸贾却说的更周详:“后来西戎国进贡一犬,呼曰神獒,灵公赐与某家。自从得了那个神獒,便有了害赵盾之计。将神獒锁在净房中,三五日不与饮食。于后花园扎下一个草人,紫袍玉带,象简乌靴,与赵盾一般打扮,草人腹中悬一付羊心肺。某牵出神獒来,将赵盾紫袍剖开,着神獒饱餐一顿,依旧锁入净房中。又饿了三五日后,牵出那神獒,扑着便咬,剖开紫袍,将羊心肺又饱餐一顿。如此试验百日,度其可用。……某牵上那神獒去,其时赵盾紫袍玉带,正立在灵公坐榻之边。神獒见了,扑着他便咬。”
仔细推敲一下,纪本的屠岸贾的道白,更多地强调了神獒的野兽性,通过“三五日不与饮食”,“又饿了三五日”,多次重复锤打,这不是要它更听话,而是强化其兽性,要它更凶残,要它去杀人。
相对而言,徐本屠岸贾的神獒,似乎只是宠物,我们只能看出“家畜性”。也许,生活于明代杭州繁华市井的徐元,对兽性的理解,已经达不到纪君祥的那个深度,那种痛切了——后者生活于牧猎一时呈优势的蒙元,生活于可耕亦可牧的大都。
钱钟书《管锥编》引纪君祥之屠岸贾道白,以为这神獒,隐导巴甫洛夫之狗,即是说,屠岸贾那番道白,暗含着巴甫洛夫“条件反射”的原理。而如果仅从徐元本的屠岸贾的道白来看,应该是得不出这个结论的。
说到“兽性”,“家畜性”,不由想起鲁迅的《略论中国人的脸》来了。日本人长谷川如是闲以为,西洋人的脸上,多余了一些东西,鲁迅将这一看法归为一个算式:
人+兽性=西洋人
但鲁迅又以为,倘若取代“兽性”的是这样一种东西,那可能更可悲:
人+家畜性=某一种人
…………
徐元本屠岸贾的神獒,较之纪本,少了兽性,类似当今的许多宠物狗,这种狗,已经在“人化”。难怪时下西方主子呼它为Boy,而中国城市中的养宠者可以亲之搂之了。
欧阳修《归田录》里说了一个笑话:“咸平五年,南省试进士《有教无类赋》,……时有轻薄子,拟作四句云:‘相国寺前,熊翻筋斗;望春门外,驴舞柘枝。’议者以谓言虽鄙俚,亦着题也。”
动物可以“人化”,倒也暗合于儒家理想。
前因积疴,须卧床数日,管线缠身,自不能起身用电脑,病房亦无从享wifi,此种光景,最是难熬。于是嘱家人找来《六十种曲》,信手翻阅,读到明末徐元写的《八义记》。前人文思之妙趣,正可沉湎耽玩。
晚近人编演列国事,常不免颠倒古今,细读起来,不禁令人发遽。单说前几折吧,开场第二折《上元放灯》,程婴(末)即来了一通“珍珠倒卷帘”式的道白。
第三折《周坚沽酒》中,小生:
借问酒家何处有,
牧童遥指杏花边。
随手移栽唐人诗句, 化作东周人物的咏唱,戏文惯见这种做法。
开酒店的王婆(丑)宣传她店里的佳肴“东坡蹄儿天下少”,这“东坡蹄儿”,大概就是后世贯口中的“东坡肘子”,把宋元以后的事物挪到先秦去凑趣,真有他的!
王婆还吹嘘她店里的酒:
苏州酒,秀州酒,
苏秀二州真烧酒。
官人若还饮三瓯,
肚皮 J B 像漏斗。
插科打诨,搞到下三路,这戏到了今天,肯定也无法原样搬演。
接下来的一折《酒家索钱》中,周坚为酒资的事,与王婆口角,一个要赊,一个不让,虽是无关宏旨,倒也曲尽了市井情态。
这些,我想都是徐元添加的枝叶。
第十四折《决策害盾》,剧中的反派人物屠岸贾(净)道出了他打算用于谋害赵盾的的计策:“吾府中有一犬,名曰神獒,遍身赤色,诸物不吃,只吃羊肉。不免叫园丁缚一草人,衣紫穿靴,幞头象简,扮如赵盾模样,腹中藏着羊肉,令人喂它几日,他【它】必认穿紫的。一朝中惟有赵盾穿紫,待他入朝,放出此犬,必然扑他,吾计成矣。”
徐元是明后期杭州人,他编《八义记》,当是本于元代纪君祥的《冤报冤赵氏孤儿》,这《赵氏孤儿》一开头的《楔子》里就出现的屠岸贾的道白,在徐元《八义记》里,已经挪到了整剧的中段。同一题材的戏剧,明朝人的添枝加叶的处理,已经使元代原本在戏剧结构上显得比较突兀了。
不过,关于那个计策,纪君祥的屠岸贾却说的更周详:“后来西戎国进贡一犬,呼曰神獒,灵公赐与某家。自从得了那个神獒,便有了害赵盾之计。将神獒锁在净房中,三五日不与饮食。于后花园扎下一个草人,紫袍玉带,象简乌靴,与赵盾一般打扮,草人腹中悬一付羊心肺。某牵出神獒来,将赵盾紫袍剖开,着神獒饱餐一顿,依旧锁入净房中。又饿了三五日后,牵出那神獒,扑着便咬,剖开紫袍,将羊心肺又饱餐一顿。如此试验百日,度其可用。……某牵上那神獒去,其时赵盾紫袍玉带,正立在灵公坐榻之边。神獒见了,扑着他便咬。”
仔细推敲一下,纪本的屠岸贾的道白,更多地强调了神獒的野兽性,通过“三五日不与饮食”,“又饿了三五日”,多次重复锤打,这不是要它更听话,而是强化其兽性,要它更凶残,要它去杀人。
相对而言,徐本屠岸贾的神獒,似乎只是宠物,我们只能看出“家畜性”。也许,生活于明代杭州繁华市井的徐元,对兽性的理解,已经达不到纪君祥的那个深度,那种痛切了——后者生活于牧猎一时呈优势的蒙元,生活于可耕亦可牧的大都。
钱钟书《管锥编》引纪君祥之屠岸贾道白,以为这神獒,隐导巴甫洛夫之狗,即是说,屠岸贾那番道白,暗含着巴甫洛夫“条件反射”的原理。而如果仅从徐元本的屠岸贾的道白来看,应该是得不出这个结论的。
说到“兽性”,“家畜性”,不由想起鲁迅的《略论中国人的脸》来了。日本人长谷川如是闲以为,西洋人的脸上,多余了一些东西,鲁迅将这一看法归为一个算式:
人+兽性=西洋人
但鲁迅又以为,倘若取代“兽性”的是这样一种东西,那可能更可悲:
人+家畜性=某一种人
…………
徐元本屠岸贾的神獒,较之纪本,少了兽性,类似当今的许多宠物狗,这种狗,已经在“人化”。难怪时下西方主子呼它为Boy,而中国城市中的养宠者可以亲之搂之了。
欧阳修《归田录》里说了一个笑话:“咸平五年,南省试进士《有教无类赋》,……时有轻薄子,拟作四句云:‘相国寺前,熊翻筋斗;望春门外,驴舞柘枝。’议者以谓言虽鄙俚,亦着题也。”
动物可以“人化”,倒也暗合于儒家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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