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新工具”，必须警惕！】据外媒报道，美国贸易代表戴琪周三在国会听证会上称，要拿出新办法遏制中国“损害”美国利益的经济行为，并称关税在内的传统贸易政策工具已经不够，美国需要更新的工具应对。分析认为，戴琪的言论意味着在过去一年中一直在评估对华经贸政策的拜登政府已逐渐形成其对华经贸政策的整体框架。
多名专家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历经一年的评估之后，拜登政府或已制定出新的对华经贸政策，除继续保留特朗普时期的关税措施外，有可能降低贸易战的使用，但会替代一套更加系统化的制度性措施来钳制中国，不得不让人警惕。
综合外媒的报道，3月30日戴琪在美国国会上作证时表示，美国在贸易方面与中国接触所做出的努力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但是让中国真正做出改变依然难以实现。
她以钢铝和太阳能领域与中国的分歧为例说，“现有的机制太慢或不适合有效解决中国在这些行业的问题”，包括关税在内的传统贸易政策工具已不够。“我们不能干等着中国做出改变，美国必须自己做出行动，比如推动制造回流美国并重建我们的制造业基地。”她表示，国会应通过跨党派创新法案的立法，批准用于半导体制造和研究的520亿美元的拨款，以真正提高美国竞争力。
据戴琪称，中美进一步对话的大门仍然敞开，美国依然会继续施压中国。不过，她没有提及具体的对华新措施。
戴琪还表达了对全球化的失望。她称，在历经两年的新冠肺炎疫情以及俄乌冲突后，“已有的全球化加重美国在供应链方面的不安全感，美国所依赖的合作者也并不能让我们感到放心。”
《华尔街日报》在报道中解读认为，戴琪的讲话透露出拜登政府的这位首席贸易官员的态度出现了明显的变化。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戴琪一直在对前任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时期的对华贸易政策进行评估。“有可能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已作出评估报告，甚至已向拜登汇报，并提出几套方案，所以戴琪才会在这个时候在国会作证时发表上述言论。”
高凌云认为戴琪的表态上来看，现任美国政府认为，特朗普时期对华的关税政策“没有用”，对美国国内产业造成的负面影响也比较明显。
拜登上台之后，一改特朗普时期四处求战，高举关税大斧，谋求“美国优先“的措施，与欧盟、日本、英国先后达成关税和解，结束贸易战，并把重心转移到针对中国上来。
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副会长霍建国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戴琪的讲话可以被理解为特朗普时期以贸易战、关税战为主要特征的美国对外经贸战略已逐渐被边缘化。
他认为，美国正在调整在经贸关系上对华的既往策略，戴琪的讲话释放了在对华经贸关系上进行调整的一种信号，在保留特朗普时期限制措施的同时，把更多精力转向国内产业竞争力的加强上。“美国不一定能够迅速转身，但是至少已经意识到了光靠打压和封锁限制已解决不了中美之间的贸易平衡和竞争逐步错位的问题，美国必须要提高自己的竞争力。”
而高凌云认为，戴琪讲话中最值得关注的是美国应对中国竞争的策略的调整，即发展国内产业，吸引制造业回流。“这是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时的那套政策，那时戴琪也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工作。”他表示，这意味着拜登政府未来的政策重点将不再是加征关税，而是以提高国内GDP为目标迫使制造业离开中国。
他认为，按照以上信息推测，戴琪所谓的新工具应该是一整套制度、投资、知识产权、环保政策等，而非加征关税这么简单。
值得注意的是，戴琪在讲话中还特别提到，美国贸易政策的另一个支柱是加强与盟友的合作，尝试不同于传统市场开放措施的新的接触方式。
高凌云提示说，这或许会在事实上形成对中国的围堵，中国须对此高度重视。如果拜登回到奥巴马路线上，对中国的压力要比特朗普时期更大。
媒体公开报道显示，3月22日，美国与英国就钢铝关税问题达成和解，结束了四年以来双方围绕着钢铝展开的关税纷争。2月8日，美宣布免除日本钢铁部分加征关税。而在此之前的2021年10月底，美国与欧盟经过多轮谈判也达成了相类似的协议，双方持续三年之久的钢铝关税大战得以平息。每与盟友达成协议时，美方常常抛出集中精力对付中国的言论。
霍建国表示，拜登政府并不赞成特朗普时期与盟国打贸战的做法，因此逐步与欧英日等都达成和解，强化了拉拢盟友进一步打压中国的策略。霍建国说，“美国采用单打独斗的方式针对中国难以奏效，如果纠集盟友共同对付中国，对我们的压力将更大一些。”
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吕祥告诉《环球时报》记者，高额关税的加征已经是一个力度比较大的经贸限制措施了，戴琪所谓“新的工具”到底新在哪、有什么实际效果，已难有更大的想像空间。
吕祥表示，美国希望把世界割裂成一个个自己能够掌控的小圈子，这有违于经济全球化趋势，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
“对中国而言，还是要发挥制度优势、产业优势以及人才优势，在高端技术上进行集中攻关，以尽大程度上摆脱美国的封锁。”他表示。
中国商务部发言人束珏婷3月31日对美方的言论做出回应认为，美国作为世贸组织成员，应该使其贸易政策和做法符合世贸组织规则，而不是另搞一套，以新的贸易政策做法之名，行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之实。中美拥有巨大的共同利益，合作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多名专家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历经一年的评估之后，拜登政府或已制定出新的对华经贸政策，除继续保留特朗普时期的关税措施外，有可能降低贸易战的使用，但会替代一套更加系统化的制度性措施来钳制中国，不得不让人警惕。
综合外媒的报道，3月30日戴琪在美国国会上作证时表示，美国在贸易方面与中国接触所做出的努力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但是让中国真正做出改变依然难以实现。
她以钢铝和太阳能领域与中国的分歧为例说，“现有的机制太慢或不适合有效解决中国在这些行业的问题”，包括关税在内的传统贸易政策工具已不够。“我们不能干等着中国做出改变，美国必须自己做出行动，比如推动制造回流美国并重建我们的制造业基地。”她表示，国会应通过跨党派创新法案的立法，批准用于半导体制造和研究的520亿美元的拨款，以真正提高美国竞争力。
据戴琪称，中美进一步对话的大门仍然敞开，美国依然会继续施压中国。不过，她没有提及具体的对华新措施。
戴琪还表达了对全球化的失望。她称，在历经两年的新冠肺炎疫情以及俄乌冲突后，“已有的全球化加重美国在供应链方面的不安全感，美国所依赖的合作者也并不能让我们感到放心。”
《华尔街日报》在报道中解读认为，戴琪的讲话透露出拜登政府的这位首席贸易官员的态度出现了明显的变化。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戴琪一直在对前任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时期的对华贸易政策进行评估。“有可能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已作出评估报告，甚至已向拜登汇报，并提出几套方案，所以戴琪才会在这个时候在国会作证时发表上述言论。”
高凌云认为戴琪的表态上来看，现任美国政府认为，特朗普时期对华的关税政策“没有用”，对美国国内产业造成的负面影响也比较明显。
拜登上台之后，一改特朗普时期四处求战，高举关税大斧，谋求“美国优先“的措施，与欧盟、日本、英国先后达成关税和解，结束贸易战，并把重心转移到针对中国上来。
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副会长霍建国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戴琪的讲话可以被理解为特朗普时期以贸易战、关税战为主要特征的美国对外经贸战略已逐渐被边缘化。
他认为，美国正在调整在经贸关系上对华的既往策略，戴琪的讲话释放了在对华经贸关系上进行调整的一种信号，在保留特朗普时期限制措施的同时，把更多精力转向国内产业竞争力的加强上。“美国不一定能够迅速转身，但是至少已经意识到了光靠打压和封锁限制已解决不了中美之间的贸易平衡和竞争逐步错位的问题，美国必须要提高自己的竞争力。”
而高凌云认为，戴琪讲话中最值得关注的是美国应对中国竞争的策略的调整，即发展国内产业，吸引制造业回流。“这是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时的那套政策，那时戴琪也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工作。”他表示，这意味着拜登政府未来的政策重点将不再是加征关税，而是以提高国内GDP为目标迫使制造业离开中国。
他认为，按照以上信息推测，戴琪所谓的新工具应该是一整套制度、投资、知识产权、环保政策等，而非加征关税这么简单。
值得注意的是，戴琪在讲话中还特别提到，美国贸易政策的另一个支柱是加强与盟友的合作，尝试不同于传统市场开放措施的新的接触方式。
高凌云提示说，这或许会在事实上形成对中国的围堵，中国须对此高度重视。如果拜登回到奥巴马路线上，对中国的压力要比特朗普时期更大。
媒体公开报道显示，3月22日，美国与英国就钢铝关税问题达成和解，结束了四年以来双方围绕着钢铝展开的关税纷争。2月8日，美宣布免除日本钢铁部分加征关税。而在此之前的2021年10月底，美国与欧盟经过多轮谈判也达成了相类似的协议，双方持续三年之久的钢铝关税大战得以平息。每与盟友达成协议时，美方常常抛出集中精力对付中国的言论。
霍建国表示，拜登政府并不赞成特朗普时期与盟国打贸战的做法，因此逐步与欧英日等都达成和解，强化了拉拢盟友进一步打压中国的策略。霍建国说，“美国采用单打独斗的方式针对中国难以奏效，如果纠集盟友共同对付中国，对我们的压力将更大一些。”
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吕祥告诉《环球时报》记者，高额关税的加征已经是一个力度比较大的经贸限制措施了，戴琪所谓“新的工具”到底新在哪、有什么实际效果，已难有更大的想像空间。
吕祥表示，美国希望把世界割裂成一个个自己能够掌控的小圈子，这有违于经济全球化趋势，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
“对中国而言，还是要发挥制度优势、产业优势以及人才优势，在高端技术上进行集中攻关，以尽大程度上摆脱美国的封锁。”他表示。
中国商务部发言人束珏婷3月31日对美方的言论做出回应认为，美国作为世贸组织成员，应该使其贸易政策和做法符合世贸组织规则，而不是另搞一套，以新的贸易政策做法之名，行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之实。中美拥有巨大的共同利益，合作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穿越烽火线送同胞回家！#全景记录中国公民撤离乌大行动#】3月28日上午，第20架接返自乌克兰撤离中国公民临时航班从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安全抵达福州，这标志着中国撤离在乌克兰公民的工作告一段落。
乌克兰紧张局势急剧升级以来，中国外交部迅速启动领事保护应急机制，第一时间组织、引导、协调中国公民避险并撤离。在过去一个月，多路《环球时报》记者不间断追踪乌克兰撤侨工作的进展，先后联系我驻乌克兰、罗马尼亚、波兰等多国使领馆，并采访多名亲身经历这场撤离行动的华人华侨、中资机构人员和中国留学生，尝试以全景式的方式记录这场堪称奇迹的大行动的方方面面。
透过他们的讲述，我们看到了不放弃每一个同胞的大使，看到了在口岸驻守8天8夜的外交官，看到了不惧艰险护送孩子们离境的华侨，看到了挺身而出照顾他人的学生党员，看到了不同部门之间的爱心接力……这场大行动中的一个个身影，共同拼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实力”，也描绘出一幅中华儿女守望相助、共渡难关的感人画卷。
创下“五个之最”，方案如何出炉？
中国驻乌克兰大使馆对《环球时报》记者介绍说，乌克兰局势恶化之前，在乌中国公民共有6000多人，不仅人数多，而且还分布在许多不同地方。除自行撤离人员外，中国驻乌使领馆共组织、指导、协调撤离了5000余人。这一庞大的撤离行动也创下了“五个之最”——“环境最复杂”“形势最危险”“撤离难度最大”“撤离群体最令人牵挂和揪心”“参与撤离行动的使领馆数量最多”。
这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从2月24日开始。当天清晨，基辅上空响起爆炸声后一个小时，中国驻乌克兰大使馆迅速发布第一个安全提醒，并立即启动应急方案。与此同时，为方便群众，大使馆火速把平时1部领保协助电话增至3部，24小时不间断接听在乌留学生和其他中国公民的电话，为他们提供安全指导。
“那几天，平均每天都有上千个电话打进来。”一名中国驻乌克兰大使馆领保工作人员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我们面临着巨大而复杂的考验：既要紧盯形势，又要传递正确信息，还要引导同胞们不要慌乱，开导并帮助他们在合适的情况下安全撤离。”
随着乌克兰境内安全局势迅速恶化，大规模的撤离计划正式启动。然而，面对军事冲突双方的激烈炮火和因此导致的安全风险，“怎么撤”成为摆在我驻乌克兰外交人员面前的难题，执行方案必须以安全为首要目标。
我大使馆研究过多种撤离方案，比如包机撤离。按照中国的实力，包机当然没问题，但激烈的战事已让安全飞行的条件不再具备。万一飞机空中遇险，后果不堪设想。如果从海上撤离，这意味着接下来还需要中转，而且需要把分布在乌克兰各地的同胞统一集中到敖德萨，这意味着风险平白多了几分。而且，要找到合适的船只也需要很长时间，越等越不安全。如果从陆路撤离，那要打通几条通道？什么交通工具最安全？没有申根签证的中国公民能否顺利进入邻国？每一个细节都需要多次协调、反复确认。
除了“稳”，“快”也是摆在中国驻乌外交官面前的重要挑战。他们表示，乌克兰形势瞬息万变，比如一些道路，今天还是通的，明天就因为交火而不通了，甚至上午还通，下午就不通了，“如何以最快的速度应对变化，找到安全通道，也是一个很让我们头疼的问题”。
经过仔细研判，我驻乌克兰使领馆最终决定采取如下撤离计划：用大巴和火车把待撤离人员从基辅、哈尔科夫、苏梅等城市运出，通过邻近乌边境的利沃夫和敖德萨两大通道进行分流，把大家疏散至波兰、摩尔多瓦、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匈牙利等周边国家，再安排临时航班回国。
在使领馆的统一协调下，2月28日晚，两批中国留学生分别从基辅和敖德萨向西撤离。尽管撤离车队得到了当地军警的护送，但这并不意味着就没有危险。一名当晚护送88名学生乘大巴前往摩尔多瓦的领保工作人员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发车不到一个小时，车子的右前方就发生了3次炸弹爆炸。一路上，大家经历了至少15道关卡，到处都是拿着枪的士兵。
打开撤离通道，大使竟一路找到乌克兰副总理
事实上，从基辅和敖德萨出发的两条路线已经算是“相对安全”了，处在两军交火中心的哈尔科夫和苏梅的撤离行动，才是真正的难题。据了解，在俄乌军事冲突爆发时，哈尔科夫和苏梅两个城市分别有超过100名中国留学生。
“在过去这段时间，我们经历了好多人生第一次，第一次遭受炮火，第一次躲入防空洞，第一次经历战争，第一次克服千难万险撤离。”苏梅国立师范大学文化与艺术学院留学生董浩这样对《环球时报》记者感叹道，“滞留那几天，每当枪炮响起，我和同学们就不得不躲在狭小的防空洞里。大家坐在漆黑脏乱的地上，不能吃喝也不能睡觉，没有厕所，也没有网络。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呆呆地望着昏暗的天花板，祈祷战争快点结束。”
由于地处乌克兰东北部并和俄罗斯接壤，在战争开始的第二天，苏梅就成了俄乌军队争夺的地方。董浩回忆说，由于战事瞬息万变，苏梅地区100多名中国留学生的撤离计划也经历了重重波折。
学生们最初的想法是撤离到距离苏梅最近的俄罗斯边境城市，那里距离苏梅只有70公里，但大使馆很快否定了这一计划，因为在战争中撤往其中一个当事国实在不妥，安全是个很大的问题。后来，大家又商议了很多方案，但都无法百分之百保证安全，也都没有成行。
“3月6日，我们收到一个好消息：中午12点集合，准备撤离！得知这个消息后，所有人一下子都激动万分。”董浩告诉记者，“但在战火之中，一切注定不会那么容易。由于俄乌双方未能就人道主义通道达成一致，当天的撤离计划搁浅了。那一夜，我们所有人都没有睡着。第二天，轰炸机巨大的轰鸣声再次在我们头上响起，不到一分钟，炮弹就落在了我们宿舍所在的大街上，当烟尘升起的那一刻，我们以为，短期内可能真的走不了了。”
没想到在使领馆的不懈努力下，事情峰回路转。俄乌双方终于达成一致，同意在3月8日开启苏梅地区人道主义通道。“在大使馆的安排下，我们当天一早就第一批撤离。幸亏如此，因为下午第二批人员就因战火重燃而无法撤离。”董浩说。
“后来我们才得知，为了让我们安全撤离，范先荣大使和大使馆其他外交官们不眠不休地工作了4天4夜，甚至一路找到乌副总理，为我们协调撤离通道。他们真的没有放弃我们任何一个人”，董浩充满感情地告诉《环球时报》，“当在利沃夫，范先荣大使站在小板凳上对我们说，‘孩子们，同学们，你们现在安全了’的那一刻，我的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
据我驻乌克兰大使馆工作人员对《环球时报》介绍，从苏梅撤离的这批留学生是最后一批从乌危险地区大规模撤离的中国公民。“在他们前往斯洛伐克的大巴上，每一辆车我们都安排了一名工作人员，既是押车保护，也是为了安抚大家焦灼的心情。他们的安全撤离也标志着乌克兰境内集中撤离行动的圆满结束。”
外交官们在口岸驻守8天8夜
满载中国公民的车辆驶出乌克兰，马上就迎来我驻摩尔多瓦、罗马尼亚等邻近国家使领馆的“接棒”。据《环球时报》记者了解，撤侨行动开始后，我驻乌克兰邻近国家大使馆立即启动应急机制，紧急部署，全馆动员，确定了工作方案。
在我驻罗马尼亚大使馆的安排下，协调组、口岸组、信息组、机场组、后勤保障组，一个个工作小组迅速建立起来，在统一的指挥下协调运转；我驻罗马尼亚大使姜瑜更亲自上阵，第一时间联系到罗外交部、内务部、警察局、边防、民航等一个又一个部门，得到了罗方在撤离人员出入境、航班审批、安全保障等方面的大力支持，给刚刚离开战火、还惊魂未定的人们吃下“定心丸”。
2月的罗马尼亚冰天雪地，寒风刺骨。然而，为快速打通撤离通道，我大使馆工作人员连夜顶风冒雪，兵分两路奔赴距离首都布加勒斯特数百公里的加拉茨口岸和斯库莱尼口岸驻守，只为确保抵罗的同胞们入关后第一时间就能够看到大使馆人员，能放下一路以来焦急、惶恐的心。
3月1日，518名中国同胞通过两个口岸入境罗马尼亚，并乘坐使馆安排的大巴顺利抵达布加勒斯特，这标志着我自乌转移人员抵罗通道顺利打开，安全顺畅运转。从那一天开始，到3月20日，约3500名中国公民从乌克兰直接或经摩尔多瓦入境罗马尼亚，其中仅3月1日至3日入境人员就超过2400人。 （环球时报）
乌克兰紧张局势急剧升级以来，中国外交部迅速启动领事保护应急机制，第一时间组织、引导、协调中国公民避险并撤离。在过去一个月，多路《环球时报》记者不间断追踪乌克兰撤侨工作的进展，先后联系我驻乌克兰、罗马尼亚、波兰等多国使领馆，并采访多名亲身经历这场撤离行动的华人华侨、中资机构人员和中国留学生，尝试以全景式的方式记录这场堪称奇迹的大行动的方方面面。
透过他们的讲述，我们看到了不放弃每一个同胞的大使，看到了在口岸驻守8天8夜的外交官，看到了不惧艰险护送孩子们离境的华侨，看到了挺身而出照顾他人的学生党员，看到了不同部门之间的爱心接力……这场大行动中的一个个身影，共同拼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实力”，也描绘出一幅中华儿女守望相助、共渡难关的感人画卷。
创下“五个之最”，方案如何出炉？
中国驻乌克兰大使馆对《环球时报》记者介绍说，乌克兰局势恶化之前，在乌中国公民共有6000多人，不仅人数多，而且还分布在许多不同地方。除自行撤离人员外，中国驻乌使领馆共组织、指导、协调撤离了5000余人。这一庞大的撤离行动也创下了“五个之最”——“环境最复杂”“形势最危险”“撤离难度最大”“撤离群体最令人牵挂和揪心”“参与撤离行动的使领馆数量最多”。
这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从2月24日开始。当天清晨，基辅上空响起爆炸声后一个小时，中国驻乌克兰大使馆迅速发布第一个安全提醒，并立即启动应急方案。与此同时，为方便群众，大使馆火速把平时1部领保协助电话增至3部，24小时不间断接听在乌留学生和其他中国公民的电话，为他们提供安全指导。
“那几天，平均每天都有上千个电话打进来。”一名中国驻乌克兰大使馆领保工作人员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我们面临着巨大而复杂的考验：既要紧盯形势，又要传递正确信息，还要引导同胞们不要慌乱，开导并帮助他们在合适的情况下安全撤离。”
随着乌克兰境内安全局势迅速恶化，大规模的撤离计划正式启动。然而，面对军事冲突双方的激烈炮火和因此导致的安全风险，“怎么撤”成为摆在我驻乌克兰外交人员面前的难题，执行方案必须以安全为首要目标。
我大使馆研究过多种撤离方案，比如包机撤离。按照中国的实力，包机当然没问题，但激烈的战事已让安全飞行的条件不再具备。万一飞机空中遇险，后果不堪设想。如果从海上撤离，这意味着接下来还需要中转，而且需要把分布在乌克兰各地的同胞统一集中到敖德萨，这意味着风险平白多了几分。而且，要找到合适的船只也需要很长时间，越等越不安全。如果从陆路撤离，那要打通几条通道？什么交通工具最安全？没有申根签证的中国公民能否顺利进入邻国？每一个细节都需要多次协调、反复确认。
除了“稳”，“快”也是摆在中国驻乌外交官面前的重要挑战。他们表示，乌克兰形势瞬息万变，比如一些道路，今天还是通的，明天就因为交火而不通了，甚至上午还通，下午就不通了，“如何以最快的速度应对变化，找到安全通道，也是一个很让我们头疼的问题”。
经过仔细研判，我驻乌克兰使领馆最终决定采取如下撤离计划：用大巴和火车把待撤离人员从基辅、哈尔科夫、苏梅等城市运出，通过邻近乌边境的利沃夫和敖德萨两大通道进行分流，把大家疏散至波兰、摩尔多瓦、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匈牙利等周边国家，再安排临时航班回国。
在使领馆的统一协调下，2月28日晚，两批中国留学生分别从基辅和敖德萨向西撤离。尽管撤离车队得到了当地军警的护送，但这并不意味着就没有危险。一名当晚护送88名学生乘大巴前往摩尔多瓦的领保工作人员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发车不到一个小时，车子的右前方就发生了3次炸弹爆炸。一路上，大家经历了至少15道关卡，到处都是拿着枪的士兵。
打开撤离通道，大使竟一路找到乌克兰副总理
事实上，从基辅和敖德萨出发的两条路线已经算是“相对安全”了，处在两军交火中心的哈尔科夫和苏梅的撤离行动，才是真正的难题。据了解，在俄乌军事冲突爆发时，哈尔科夫和苏梅两个城市分别有超过100名中国留学生。
“在过去这段时间，我们经历了好多人生第一次，第一次遭受炮火，第一次躲入防空洞，第一次经历战争，第一次克服千难万险撤离。”苏梅国立师范大学文化与艺术学院留学生董浩这样对《环球时报》记者感叹道，“滞留那几天，每当枪炮响起，我和同学们就不得不躲在狭小的防空洞里。大家坐在漆黑脏乱的地上，不能吃喝也不能睡觉，没有厕所，也没有网络。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呆呆地望着昏暗的天花板，祈祷战争快点结束。”
由于地处乌克兰东北部并和俄罗斯接壤，在战争开始的第二天，苏梅就成了俄乌军队争夺的地方。董浩回忆说，由于战事瞬息万变，苏梅地区100多名中国留学生的撤离计划也经历了重重波折。
学生们最初的想法是撤离到距离苏梅最近的俄罗斯边境城市，那里距离苏梅只有70公里，但大使馆很快否定了这一计划，因为在战争中撤往其中一个当事国实在不妥，安全是个很大的问题。后来，大家又商议了很多方案，但都无法百分之百保证安全，也都没有成行。
“3月6日，我们收到一个好消息：中午12点集合，准备撤离！得知这个消息后，所有人一下子都激动万分。”董浩告诉记者，“但在战火之中，一切注定不会那么容易。由于俄乌双方未能就人道主义通道达成一致，当天的撤离计划搁浅了。那一夜，我们所有人都没有睡着。第二天，轰炸机巨大的轰鸣声再次在我们头上响起，不到一分钟，炮弹就落在了我们宿舍所在的大街上，当烟尘升起的那一刻，我们以为，短期内可能真的走不了了。”
没想到在使领馆的不懈努力下，事情峰回路转。俄乌双方终于达成一致，同意在3月8日开启苏梅地区人道主义通道。“在大使馆的安排下，我们当天一早就第一批撤离。幸亏如此，因为下午第二批人员就因战火重燃而无法撤离。”董浩说。
“后来我们才得知，为了让我们安全撤离，范先荣大使和大使馆其他外交官们不眠不休地工作了4天4夜，甚至一路找到乌副总理，为我们协调撤离通道。他们真的没有放弃我们任何一个人”，董浩充满感情地告诉《环球时报》，“当在利沃夫，范先荣大使站在小板凳上对我们说，‘孩子们，同学们，你们现在安全了’的那一刻，我的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
据我驻乌克兰大使馆工作人员对《环球时报》介绍，从苏梅撤离的这批留学生是最后一批从乌危险地区大规模撤离的中国公民。“在他们前往斯洛伐克的大巴上，每一辆车我们都安排了一名工作人员，既是押车保护，也是为了安抚大家焦灼的心情。他们的安全撤离也标志着乌克兰境内集中撤离行动的圆满结束。”
外交官们在口岸驻守8天8夜
满载中国公民的车辆驶出乌克兰，马上就迎来我驻摩尔多瓦、罗马尼亚等邻近国家使领馆的“接棒”。据《环球时报》记者了解，撤侨行动开始后，我驻乌克兰邻近国家大使馆立即启动应急机制，紧急部署，全馆动员，确定了工作方案。
在我驻罗马尼亚大使馆的安排下，协调组、口岸组、信息组、机场组、后勤保障组，一个个工作小组迅速建立起来，在统一的指挥下协调运转；我驻罗马尼亚大使姜瑜更亲自上阵，第一时间联系到罗外交部、内务部、警察局、边防、民航等一个又一个部门，得到了罗方在撤离人员出入境、航班审批、安全保障等方面的大力支持，给刚刚离开战火、还惊魂未定的人们吃下“定心丸”。
2月的罗马尼亚冰天雪地，寒风刺骨。然而，为快速打通撤离通道，我大使馆工作人员连夜顶风冒雪，兵分两路奔赴距离首都布加勒斯特数百公里的加拉茨口岸和斯库莱尼口岸驻守，只为确保抵罗的同胞们入关后第一时间就能够看到大使馆人员，能放下一路以来焦急、惶恐的心。
3月1日，518名中国同胞通过两个口岸入境罗马尼亚，并乘坐使馆安排的大巴顺利抵达布加勒斯特，这标志着我自乌转移人员抵罗通道顺利打开，安全顺畅运转。从那一天开始，到3月20日，约3500名中国公民从乌克兰直接或经摩尔多瓦入境罗马尼亚，其中仅3月1日至3日入境人员就超过2400人。 （环球时报）
【穿越烽火线送同胞回家！《环球时报》全景记录中国公民撤离乌克兰大行动】3月28日上午，第20架接返自乌克兰撤离中国公民临时航班从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安全抵达福州，这标志着中国撤离在乌克兰公民的工作告一段落。#环球时报全景记录中国公民撤离乌大行动# #全景记录中国公民撤离乌大行动#
乌克兰紧张局势急剧升级以来，中国外交部迅速启动领事保护应急机制，第一时间组织、引导、协调中国公民避险并撤离。在过去一个月，多路《环球时报》记者不间断追踪乌克兰撤侨工作的进展，先后联系我驻乌克兰、罗马尼亚、波兰等多国使领馆，并采访多名亲身经历这场撤离行动的华人华侨、中资机构人员和中国留学生，尝试以全景式的方式记录这场堪称奇迹的大行动的方方面面。
透过他们的讲述，我们看到了不放弃每一个同胞的大使，看到了在口岸驻守8天8夜的外交官，看到了不惧艰险护送孩子们离境的华侨，看到了挺身而出照顾他人的学生党员，看到了不同部门之间的爱心接力……这场大行动中的一个个身影，共同拼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实力”，也描绘出一幅中华儿女守望相助、共渡难关的感人画卷。
创下“五个之最”，方案如何出炉？
中国驻乌克兰大使馆对《环球时报》记者介绍说，乌克兰局势恶化之前，在乌中国公民共有6000多人，不仅人数多，而且还分布在许多不同地方。除自行撤离人员外，中国驻乌使领馆共组织、指导、协调撤离了5000余人。这一庞大的撤离行动也创下了“五个之最”——“环境最复杂”“形势最危险”“撤离难度最大”“撤离群体最令人牵挂和揪心”“参与撤离行动的使领馆数量最多”。
这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从2月24日开始。当天清晨，基辅上空响起爆炸声后一个小时，中国驻乌克兰大使馆迅速发布第一个安全提醒，并立即启动应急方案。与此同时，为方便群众，大使馆火速把平时1部领保协助电话增至3部，24小时不间断接听在乌留学生和其他中国公民的电话，为他们提供安全指导。
“那几天，平均每天都有上千个电话打进来。”一名中国驻乌克兰大使馆领保工作人员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我们面临着巨大而复杂的考验：既要紧盯形势，又要传递正确信息，还要引导同胞们不要慌乱，开导并帮助他们在合适的情况下安全撤离。”
随着乌克兰境内安全局势迅速恶化，大规模的撤离计划正式启动。然而，面对军事冲突双方的激烈炮火和因此导致的安全风险，“怎么撤”成为摆在我驻乌克兰外交人员面前的难题，执行方案必须以安全为首要目标。
我大使馆研究过多种撤离方案，比如包机撤离。按照中国的实力，包机当然没问题，但激烈的战事已让安全飞行的条件不再具备。万一飞机空中遇险，后果不堪设想。如果从海上撤离，这意味着接下来还需要中转，而且需要把分布在乌克兰各地的同胞统一集中到敖德萨，这意味着风险平白多了几分。而且，要找到合适的船只也需要很长时间，越等越不安全。如果从陆路撤离，那要打通几条通道？什么交通工具最安全？没有申根签证的中国公民能否顺利进入邻国？每一个细节都需要多次协调、反复确认。
除了“稳”，“快”也是摆在中国驻乌外交官面前的重要挑战。他们表示，乌克兰形势瞬息万变，比如一些道路，今天还是通的，明天就因为交火而不通了，甚至上午还通，下午就不通了，“如何以最快的速度应对变化，找到安全通道，也是一个很让我们头疼的问题”。
经过仔细研判，我驻乌克兰使领馆最终决定采取如下撤离计划：用大巴和火车把待撤离人员从基辅、哈尔科夫、苏梅等城市运出，通过邻近乌边境的利沃夫和敖德萨两大通道进行分流，把大家疏散至波兰、摩尔多瓦、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匈牙利等周边国家，再安排临时航班回国。
在使领馆的统一协调下，2月28日晚，两批中国留学生分别从基辅和敖德萨向西撤离。尽管撤离车队得到了当地军警的护送，但这并不意味着就没有危险。一名当晚护送88名学生乘大巴前往摩尔多瓦的领保工作人员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发车不到一个小时，车子的右前方就发生了3次炸弹爆炸。一路上，大家经历了至少15道关卡，到处都是拿着枪的士兵。
打开撤离通道，大使竟一路找到乌克兰副总理
事实上，从基辅和敖德萨出发的两条路线已经算是“相对安全”了，处在两军交火中心的哈尔科夫和苏梅的撤离行动，才是真正的难题。据了解，在俄乌军事冲突爆发时，哈尔科夫和苏梅两个城市分别有超过100名中国留学生。
“在过去这段时间，我们经历了好多人生第一次，第一次遭受炮火，第一次躲入防空洞，第一次经历战争，第一次克服千难万险撤离。”苏梅国立师范大学文化与艺术学院留学生董浩这样对《环球时报》记者感叹道，“滞留那几天，每当枪炮响起，我和同学们就不得不躲在狭小的防空洞里。大家坐在漆黑脏乱的地上，不能吃喝也不能睡觉，没有厕所，也没有网络。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呆呆地望着昏暗的天花板，祈祷战争快点结束。”
由于地处乌克兰东北部并和俄罗斯接壤，在战争开始的第二天，苏梅就成了俄乌军队争夺的地方。董浩回忆说，由于战事瞬息万变，苏梅地区100多名中国留学生的撤离计划也经历了重重波折。
学生们最初的想法是撤离到距离苏梅最近的俄罗斯边境城市，那里距离苏梅只有70公里，但大使馆很快否定了这一计划，因为在战争中撤往其中一个当事国实在不妥，安全是个很大的问题。后来，大家又商议了很多方案，但都无法百分之百保证安全，也都没有成行。
“3月6日，我们收到一个好消息：中午12点集合，准备撤离！得知这个消息后，所有人一下子都激动万分。”董浩告诉记者，“但在战火之中，一切注定不会那么容易。由于俄乌双方未能就人道主义通道达成一致，当天的撤离计划搁浅了。那一夜，我们所有人都没有睡着。第二天，轰炸机巨大的轰鸣声再次在我们头上响起，不到一分钟，炮弹就落在了我们宿舍所在的大街上，当烟尘升起的那一刻，我们以为，短期内可能真的走不了了。”
没想到在使领馆的不懈努力下，事情峰回路转。俄乌双方终于达成一致，同意在3月8日开启苏梅地区人道主义通道。“在大使馆的安排下，我们当天一早就第一批撤离。幸亏如此，因为下午第二批人员就因战火重燃而无法撤离。”董浩说。
“后来我们才得知，为了让我们安全撤离，范先荣大使和大使馆其他外交官们不眠不休地工作了4天4夜，甚至一路找到乌副总理，为我们协调撤离通道。他们真的没有放弃我们任何一个人”，董浩充满感情地告诉《环球时报》，“当在利沃夫，范先荣大使站在小板凳上对我们说，‘孩子们，同学们，你们现在安全了’的那一刻，我的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
据我驻乌克兰大使馆工作人员对《环球时报》介绍，从苏梅撤离的这批留学生是最后一批从乌危险地区大规模撤离的中国公民。“在他们前往斯洛伐克的大巴上，每一辆车我们都安排了一名工作人员，既是押车保护，也是为了安抚大家焦灼的心情。他们的安全撤离也标志着乌克兰境内集中撤离行动的圆满结束。”
外交官们在口岸驻守8天8夜
满载中国公民的车辆驶出乌克兰，马上就迎来我驻摩尔多瓦、罗马尼亚等邻近国家使领馆的“接棒”。据《环球时报》记者了解，撤侨行动开始后，我驻乌克兰邻近国家大使馆立即启动应急机制，紧急部署，全馆动员，确定了工作方案。
在我驻罗马尼亚大使馆的安排下，协调组、口岸组、信息组、机场组、后勤保障组，一个个工作小组迅速建立起来，在统一的指挥下协调运转；我驻罗马尼亚大使姜瑜更亲自上阵，第一时间联系到罗外交部、内务部、警察局、边防、民航等一个又一个部门，得到了罗方在撤离人员出入境、航班审批、安全保障等方面的大力支持，给刚刚离开战火、还惊魂未定的人们吃下“定心丸”。
2月的罗马尼亚冰天雪地，寒风刺骨。然而，为快速打通撤离通道，我大使馆工作人员连夜顶风冒雪，兵分两路奔赴距离首都布加勒斯特数百公里的加拉茨口岸和斯库莱尼口岸驻守，只为确保抵罗的同胞们入关后第一时间就能够看到大使馆人员，能放下一路以来焦急、惶恐的心。
3月1日，518名中国同胞通过两个口岸入境罗马尼亚，并乘坐使馆安排的大巴顺利抵达布加勒斯特，这标志着我自乌转移人员抵罗通道顺利打开，安全顺畅运转。从那一天开始，到3月20日，约3500名中国公民从乌克兰直接或经摩尔多瓦入境罗马尼亚，其中仅3月1日至3日入境人员就超过2400人。 #环球时报全景记录我国公民撤离乌大行动#
乌克兰紧张局势急剧升级以来，中国外交部迅速启动领事保护应急机制，第一时间组织、引导、协调中国公民避险并撤离。在过去一个月，多路《环球时报》记者不间断追踪乌克兰撤侨工作的进展，先后联系我驻乌克兰、罗马尼亚、波兰等多国使领馆，并采访多名亲身经历这场撤离行动的华人华侨、中资机构人员和中国留学生，尝试以全景式的方式记录这场堪称奇迹的大行动的方方面面。
透过他们的讲述，我们看到了不放弃每一个同胞的大使，看到了在口岸驻守8天8夜的外交官，看到了不惧艰险护送孩子们离境的华侨，看到了挺身而出照顾他人的学生党员，看到了不同部门之间的爱心接力……这场大行动中的一个个身影，共同拼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实力”，也描绘出一幅中华儿女守望相助、共渡难关的感人画卷。
创下“五个之最”，方案如何出炉？
中国驻乌克兰大使馆对《环球时报》记者介绍说，乌克兰局势恶化之前，在乌中国公民共有6000多人，不仅人数多，而且还分布在许多不同地方。除自行撤离人员外，中国驻乌使领馆共组织、指导、协调撤离了5000余人。这一庞大的撤离行动也创下了“五个之最”——“环境最复杂”“形势最危险”“撤离难度最大”“撤离群体最令人牵挂和揪心”“参与撤离行动的使领馆数量最多”。
这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从2月24日开始。当天清晨，基辅上空响起爆炸声后一个小时，中国驻乌克兰大使馆迅速发布第一个安全提醒，并立即启动应急方案。与此同时，为方便群众，大使馆火速把平时1部领保协助电话增至3部，24小时不间断接听在乌留学生和其他中国公民的电话，为他们提供安全指导。
“那几天，平均每天都有上千个电话打进来。”一名中国驻乌克兰大使馆领保工作人员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我们面临着巨大而复杂的考验：既要紧盯形势，又要传递正确信息，还要引导同胞们不要慌乱，开导并帮助他们在合适的情况下安全撤离。”
随着乌克兰境内安全局势迅速恶化，大规模的撤离计划正式启动。然而，面对军事冲突双方的激烈炮火和因此导致的安全风险，“怎么撤”成为摆在我驻乌克兰外交人员面前的难题，执行方案必须以安全为首要目标。
我大使馆研究过多种撤离方案，比如包机撤离。按照中国的实力，包机当然没问题，但激烈的战事已让安全飞行的条件不再具备。万一飞机空中遇险，后果不堪设想。如果从海上撤离，这意味着接下来还需要中转，而且需要把分布在乌克兰各地的同胞统一集中到敖德萨，这意味着风险平白多了几分。而且，要找到合适的船只也需要很长时间，越等越不安全。如果从陆路撤离，那要打通几条通道？什么交通工具最安全？没有申根签证的中国公民能否顺利进入邻国？每一个细节都需要多次协调、反复确认。
除了“稳”，“快”也是摆在中国驻乌外交官面前的重要挑战。他们表示，乌克兰形势瞬息万变，比如一些道路，今天还是通的，明天就因为交火而不通了，甚至上午还通，下午就不通了，“如何以最快的速度应对变化，找到安全通道，也是一个很让我们头疼的问题”。
经过仔细研判，我驻乌克兰使领馆最终决定采取如下撤离计划：用大巴和火车把待撤离人员从基辅、哈尔科夫、苏梅等城市运出，通过邻近乌边境的利沃夫和敖德萨两大通道进行分流，把大家疏散至波兰、摩尔多瓦、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匈牙利等周边国家，再安排临时航班回国。
在使领馆的统一协调下，2月28日晚，两批中国留学生分别从基辅和敖德萨向西撤离。尽管撤离车队得到了当地军警的护送，但这并不意味着就没有危险。一名当晚护送88名学生乘大巴前往摩尔多瓦的领保工作人员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发车不到一个小时，车子的右前方就发生了3次炸弹爆炸。一路上，大家经历了至少15道关卡，到处都是拿着枪的士兵。
打开撤离通道，大使竟一路找到乌克兰副总理
事实上，从基辅和敖德萨出发的两条路线已经算是“相对安全”了，处在两军交火中心的哈尔科夫和苏梅的撤离行动，才是真正的难题。据了解，在俄乌军事冲突爆发时，哈尔科夫和苏梅两个城市分别有超过100名中国留学生。
“在过去这段时间，我们经历了好多人生第一次，第一次遭受炮火，第一次躲入防空洞，第一次经历战争，第一次克服千难万险撤离。”苏梅国立师范大学文化与艺术学院留学生董浩这样对《环球时报》记者感叹道，“滞留那几天，每当枪炮响起，我和同学们就不得不躲在狭小的防空洞里。大家坐在漆黑脏乱的地上，不能吃喝也不能睡觉，没有厕所，也没有网络。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呆呆地望着昏暗的天花板，祈祷战争快点结束。”
由于地处乌克兰东北部并和俄罗斯接壤，在战争开始的第二天，苏梅就成了俄乌军队争夺的地方。董浩回忆说，由于战事瞬息万变，苏梅地区100多名中国留学生的撤离计划也经历了重重波折。
学生们最初的想法是撤离到距离苏梅最近的俄罗斯边境城市，那里距离苏梅只有70公里，但大使馆很快否定了这一计划，因为在战争中撤往其中一个当事国实在不妥，安全是个很大的问题。后来，大家又商议了很多方案，但都无法百分之百保证安全，也都没有成行。
“3月6日，我们收到一个好消息：中午12点集合，准备撤离！得知这个消息后，所有人一下子都激动万分。”董浩告诉记者，“但在战火之中，一切注定不会那么容易。由于俄乌双方未能就人道主义通道达成一致，当天的撤离计划搁浅了。那一夜，我们所有人都没有睡着。第二天，轰炸机巨大的轰鸣声再次在我们头上响起，不到一分钟，炮弹就落在了我们宿舍所在的大街上，当烟尘升起的那一刻，我们以为，短期内可能真的走不了了。”
没想到在使领馆的不懈努力下，事情峰回路转。俄乌双方终于达成一致，同意在3月8日开启苏梅地区人道主义通道。“在大使馆的安排下，我们当天一早就第一批撤离。幸亏如此，因为下午第二批人员就因战火重燃而无法撤离。”董浩说。
“后来我们才得知，为了让我们安全撤离，范先荣大使和大使馆其他外交官们不眠不休地工作了4天4夜，甚至一路找到乌副总理，为我们协调撤离通道。他们真的没有放弃我们任何一个人”，董浩充满感情地告诉《环球时报》，“当在利沃夫，范先荣大使站在小板凳上对我们说，‘孩子们，同学们，你们现在安全了’的那一刻，我的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
据我驻乌克兰大使馆工作人员对《环球时报》介绍，从苏梅撤离的这批留学生是最后一批从乌危险地区大规模撤离的中国公民。“在他们前往斯洛伐克的大巴上，每一辆车我们都安排了一名工作人员，既是押车保护，也是为了安抚大家焦灼的心情。他们的安全撤离也标志着乌克兰境内集中撤离行动的圆满结束。”
外交官们在口岸驻守8天8夜
满载中国公民的车辆驶出乌克兰，马上就迎来我驻摩尔多瓦、罗马尼亚等邻近国家使领馆的“接棒”。据《环球时报》记者了解，撤侨行动开始后，我驻乌克兰邻近国家大使馆立即启动应急机制，紧急部署，全馆动员，确定了工作方案。
在我驻罗马尼亚大使馆的安排下，协调组、口岸组、信息组、机场组、后勤保障组，一个个工作小组迅速建立起来，在统一的指挥下协调运转；我驻罗马尼亚大使姜瑜更亲自上阵，第一时间联系到罗外交部、内务部、警察局、边防、民航等一个又一个部门，得到了罗方在撤离人员出入境、航班审批、安全保障等方面的大力支持，给刚刚离开战火、还惊魂未定的人们吃下“定心丸”。
2月的罗马尼亚冰天雪地，寒风刺骨。然而，为快速打通撤离通道，我大使馆工作人员连夜顶风冒雪，兵分两路奔赴距离首都布加勒斯特数百公里的加拉茨口岸和斯库莱尼口岸驻守，只为确保抵罗的同胞们入关后第一时间就能够看到大使馆人员，能放下一路以来焦急、惶恐的心。
3月1日，518名中国同胞通过两个口岸入境罗马尼亚，并乘坐使馆安排的大巴顺利抵达布加勒斯特，这标志着我自乌转移人员抵罗通道顺利打开，安全顺畅运转。从那一天开始，到3月20日，约3500名中国公民从乌克兰直接或经摩尔多瓦入境罗马尼亚，其中仅3月1日至3日入境人员就超过2400人。 #环球时报全景记录我国公民撤离乌大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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