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仅“看穿”还不够：能源转型下的通胀风险
2022-02-11
能源转型给中期通胀带来上行风险。不断上涨的能源价格可能需要背离“看穿”政策。
2021年全球经济因能源危机而为之一“震”。随着经济在疫情导致的封锁后重开，原油、天然气、电力价格皆迅速上涨。尽管去年的事件在很多层面上都非比寻常，但能源价格飙升是一个共同现象。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能源价格的剧烈波动一直是反复导致经济混乱和波动的祸源。
然而，本次冲击的根源可能会更深。虽然在过去，能源价格的回落往往与其激增一样迅速。但这次，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必要性可能意味着，如果我们要满足巴黎气候协定的目标，化石燃料价格现在不仅必须保持高位，甚至还需继续上涨。
更便宜更清洁的能源供给不能立即满足能源需求的迅速上升，这对财政和货币政策制定者们构成各种挑战。政府需要推动能源转型前进，同时对最易受能源匮乏影响的群体给予保护。各国央行则必须评估能源转型是否对其价格稳定构成风险，并评估能源对总体通胀贡献造成的通胀目标偏离是否在可承受的范围内，并且与其价格稳定目标一致。
各国央行需要打破货币政策应看穿能源价格上涨的普遍共识，以确保中期价格稳定。
一、碳价格的快速上涨有助于加速能源转型
世界经济将不得不经历一场意义深远的转型，才能履行巴黎协议，将全球平均气温的上升幅度限制在前工业化时期水平之上1.5 摄氏度以内。
其核心是需要从根本上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根据联合国的数据，全球排放量需要在2020年至2030年间每年下降7.6%，才能达到巴黎协定的目标。相比之下，即使在2020年全球经济活动几乎停滞的情况下，温室气体排放量也仅下降了5.8%。
人们普遍认为，要实现这些雄心勃勃的目标就需要为全球碳排放定价，而且需要迅速行动。目前，碳排放定价工具仅覆盖全球排放量的21.5%，且只有4%的排放量定价在40美元(每吨)以上。根据最近的一项调查，大多数气候经济学家认为，碳价格应高于75美元才能在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而要在2030年实现巴黎协定的目标，碳价格的中位数必须达到100美元。
在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ETS)中的碳价格最近开始迅速接近上述水平，部分反映了欧盟致力于实现清洁能源转型的预期(图1)。2021年12月初，ETS价格创下历史新高，每吨碳近90欧元，几乎是2021年初的三倍，是几年前的数倍。这种可观的碳价格上涨将有助于加速能源转型。如果持续下去，会强烈抑制对化石燃料能源的新投资。
有两条并行的进展正在加强碳价格上涨的影响。
第一条是欧盟委员会于2021年7月提出的“Fit for 55”一揽子改革计划。该计划包括一项建议，即大幅加强ETS并扩大其影响范围，目前ETS仅涵盖欧盟温室气体排放量的40%左右。“Fit for 55”一揽子计划还提议对欧盟能源税收指令进行重新检讨，旨在提高低效和污染性燃料的最低税率，并降低高效和清洁燃料的最低税率。
第二条是金融市场的持续转变。可持续投资将不再仅仅是"值得拥有"的投资方针，而是已成为大多数投资者投资组合中的基本要素。许多机构投资者已开始大幅减少对化石燃料能源生产商的风险敞口，并将资本转向更环保的低碳替代品。
欧洲央行的分析表明，金融市场正日益成为一种矫正工具，市场价格已开始反映投资者对气候相关风险敞口的溢价要求。根据信用评级和市场隐含的违约距离(Distance to Default)来衡量，公司经营导致的温室气体排放与信用风险衡量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平均而言，它与影响信用评级的传统决定因素(如杠杆率)相当(图2)。分析还发现，披露排放和减排目标有助于降低信用风险溢价。
由于金融市场是全球性的，这些进展似乎已经开始产生与气候相关的切实影响，即使在美国等尚未制定国内碳价格的国家也是如此。例如，去年美国经济强劲扩张，但是页岩油产量对油价上涨的反应异常缓慢，因为这些投资在中期内可能不再对投资者有利可图，至少不会达到与过去相同的程度，或者回报可能变得更加不稳定(图3)。换句话说，即使没有全球碳价格(这仍然是必不可少的)，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能源转型正在全球范围内加速。
二、绿色转型可能带来长期的能源通胀
虽然化石燃料相对价格的变化是可取的，也是有意为之的，但企业和家庭如果不能用更清洁廉价的能源代替昂贵的碳密集型能源，将会给经济带来压力。
提高碳价格的部分作用在于刺激低碳技术的投资和创新，但这些投资需要时间。目前，可再生能源尚未被证明具有足够的规模来满足快速增长的需求。在欧盟，可再生能源目前仅占能源消耗的20%左右。“Fit for 55”计划在2030年将这一比例提高到40%。
短期内可再生能源产能不足，化石燃料投资低迷，以及碳价格上涨，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可能意味着我们面临一个旷日持久的过渡期，在此期间能源费用将不断上涨。
天然气价格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去年的恶劣天气条件限制了可再生能源的生产，随着全球增长加速，导致天然气市场出现严重的供需失衡，将天然气价格推至历史新高(图4)。
能源转型可能会在未来加剧这些失衡。在许多国家，尤其是在亚洲当然也包括欧洲，由于天然气的污染程度只有煤炭的一半，因此被视为向更绿色能源体系转变过程中的权宜之计。在欧盟，天然气价格上涨对批发电价有直接且即时的影响，这与燃气发电厂的短期边际成本有关。去年11月，欧元区的批发电价达到每兆瓦时196欧元，几乎是疫情爆发前两年平均水平的四倍。因此，以消费者物价调和指数(HICP)能源分项衡量的欧元区能源价格通胀在去年11月达到历史新高，电力和天然气合计占总增幅的三分之一以上，也创下历史新高。
反过来，能源一直是欧元区总体消费价格通胀大幅上升背后的主要因素，根据欧盟统计局的初步估计，2021年12月HICP为5.0%，这是自1999年欧元诞生以来的最高水平(图6)。在2021年4月至12月期间，能源对HICP通胀的贡献平均超过50%。
三、政府需要推进能源转型保护易受群体
这些情况给政策制定者(包括政府和央行)带来了重大挑战。在财政方面，许多国家政府通过减税、价格上限或退税来应对能源价格上涨，以保护最易受影响的家庭免受天然气、燃料和电价大幅上涨的影响。由于能源支出通常高度缺乏弹性，并且占不太富裕家庭收入的极大份额，因此碳税往往是递减的。到2020年，欧盟已有8%的人口(约3600万人)表示，他们无法保持家中足够的供暖。能源匮乏严重威胁着社会的凝聚力和对气候相关政策的支持。因此，补贴措施十分重要。但这些措施不应打击降低碳排放的动力。如果面对不断上涨的能源价格，各国政府背弃其减排承诺，那将是一个重大错误。政府也不应放慢过渡的步伐或推迟逐步取消化石燃料补贴。
欧盟委员会最近的两项建议正推动政策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一个是引入社会气候基金，旨在解决因提议将碳排放交易体系(ETS)的范围扩大到建筑和运输部门而导致能源价格上涨的社会影响，这两者都会对家庭产生严重影响。另一个是拟议成立欧盟国家联合采购天然气战略储备的系统，这些储备可以在供给短缺的情况下释放。目前，欧洲天然气储存设施的容量利用率略低于三分之二，比季节性标准低近20%。战略储备将有助于限制天然气价格的波动。
四、能源转型给中期通胀带来上行风险
对各国央行来说，挑战同样深远。
过去，各国央行通常会“看穿”能源冲击，这是有充分理由的。大多数时候，这种冲击是短暂的，意味着政策反应会放大能源价格上涨对总需求和产出的负面影响，并且鉴于政策传导的长期滞后，在冲击可能已经消退的时候对通胀施加下行压力。因此，暂时的供给侧冲击通常意味着在短期内偏离目标，前提是价格在中期内恢复稳定，通胀预期仍然锚定。
这种思路也影响着我们今天的政策反应。在我们的基线情景中，当前的能源冲击预计将在预测期内逐渐消退。欧元体系工作人员的预测是基于天然气和原油期货价格作出的，这表明今年能源价格应该会大幅下跌，从而显著促进了HICP总体通胀率在中期内的下降。
然而，这些技术假设却被巨大的不确定性所笼罩。过去，期货价格往往明显低估或高估了能源价格通胀。这一次，这种风险可以说更大。要看到这一点，只需看一下预测通胀路径的概况就足够了：在预测期末端，整体通胀率是否下降到2%以下的水平，取决于从期货曲线得出的假设，即在2023年和2024年，能源价格对整体通胀没有贡献。但历史表明，这样的概况是不寻常的。自1999年以来，能源对年度总体通胀的贡献平均为0.3个百分点。欧元体系工作人员进行的敏感性分析表明，油价若保持在2021年11月的水平就足以使2024年的HICP达到2%的目标。
能源转型的规模及其背后的政治决心意味着这些估计可能是保守的。与天然气等"过渡燃料"相关的潜在长期供需失衡，以及碳价格可能进一步上涨并延伸到更多经济部门的事实，意味着能源和电力价格对消费者价格通胀的贡献可能高于而非低于中期的历史常态。
因此，能源转型给我们对中期通胀的基线预测带来了显著的上行风险。在12月的理事会会议上，这些风险是决定在未来几个季度逐步降低资产购买步伐的一个因素。
五、不断上涨的能源价格可能需要背离“看穿”政策
问题是，如果能源通胀被证明比我们目前在基线情景下预期的更持久，那么我们的容忍限度是什么呢?
我认为在两种情况下需要货币政策改变方向。
如果我们发现通胀预期已经有脱锚的迹象，就会触发转向。消费者的价格预期特别容易受到经常购买的商品价格变化的影响。能源，尤其是汽油，是这一篮子商品的一部分。在过去的一年里，消费者对未来12个月的价格预期急剧上升
20世纪70年代的经验有力地证明，当能源价格上涨引发有害的价格-工资螺旋式上升时，允许通胀预期偏离目标会使通胀率回到目标水平的成本大大增加，无论是在产出损失还是失业率上升方面。然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迹象表明会出现更广泛的第二轮效应。工资增长和工会的诉求仍然相对温和。
但在大量过剩储蓄和长期供给中断的环境中，能源转型可能导致通胀在更长时间内保持高位，从而可能增加通胀预期不稳定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货币政策需要立刻应对而不是“看穿”通胀上行，以保持中期价格稳定。
货币政策需要调整的第二种情况是，能源冲击的性质发生变化。
十多年前，Lutz Kilian的开创性论文提出，并非所有的油价冲击都是一样的。它们对经济的影响主要取决于冲击的潜在根源。例如，由于总需求增加导致的油价上涨与实体经济活动的增加有关，这要求货币政策给出与供给中断导致的油价上涨截然不同的反应。
碳税可能具有原油负面供给冲击的部分特征。更高的能源价格会给经济活动造成压力，并因此在中期对通胀造成下行压力。在这种情况下，货币政策应该“看穿”通胀暂时偏离目标的情况。
但是碳税又在两个根本方面与原油负面供给冲击不同。
第一，我们通过大规模公共和私人投资进行经济转型，以及随后采用更高效、更环保的技术，预计将促进(而不是拖累)经济增长，从而支持工资和总需求。
第二，对于像欧元区这样的能源进口经济体来说，标准的石油供给冲击是一种负面的贸易条件冲击(terms-of-trade shocks)，会提高通胀并将财富转移到国外。但是，碳税归根结底是一种国内征税，它将财政资源从私人部门转移到公共部门。例如，在欧盟，预计未来几年ETS收入将大幅增加。根据欧盟委员会的数据，欧洲央行计算表明，ETS收入将从2019年的140亿欧元增至2026-30年间每年高达860亿欧元
拟议中的碳边界调整税将对选定的进口产品征收碳税，还有提高化石燃料的最低税率，以及其他一些国家税收举措，将进一步提高税收收入。基于西班牙的例子，欧元体系经济学家们表明，政府如何处理这些收入将塑造经济对能源转型的反应。例如，许多政府目前实施的向家庭的一次性转移支付和电费补贴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缓解能源价格上涨对消费和GDP的短期负面影响。
又或者，如果该收入被用来削减其他扭曲性税收，如社保缴款，从而降低劳动力雇佣成本中税收楔子(Labour tax wedge)，碳税实际上可能会促进经济活动，即使在短期内也是如此。由于在更环保的行业中可能会出现新的经济活动，因此一部分的GDP增长将是永久性的，可能会在短期和中期抬高通胀。
这些发现并不只是假设。一系列新出现的实证证据表明，碳税对GDP增长和就业并没有强烈的负面影响，反而有适度的正面影响。
因此，如果未来能源价格的走势在中期内推动整体通胀超过我们的目标，且增长和需求前景与坚实的潜在价格压力保持一致，货币政策就需要采取行动维护价格稳定。
2022-02-11
能源转型给中期通胀带来上行风险。不断上涨的能源价格可能需要背离“看穿”政策。
2021年全球经济因能源危机而为之一“震”。随着经济在疫情导致的封锁后重开，原油、天然气、电力价格皆迅速上涨。尽管去年的事件在很多层面上都非比寻常，但能源价格飙升是一个共同现象。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能源价格的剧烈波动一直是反复导致经济混乱和波动的祸源。
然而，本次冲击的根源可能会更深。虽然在过去，能源价格的回落往往与其激增一样迅速。但这次，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必要性可能意味着，如果我们要满足巴黎气候协定的目标，化石燃料价格现在不仅必须保持高位，甚至还需继续上涨。
更便宜更清洁的能源供给不能立即满足能源需求的迅速上升，这对财政和货币政策制定者们构成各种挑战。政府需要推动能源转型前进，同时对最易受能源匮乏影响的群体给予保护。各国央行则必须评估能源转型是否对其价格稳定构成风险，并评估能源对总体通胀贡献造成的通胀目标偏离是否在可承受的范围内，并且与其价格稳定目标一致。
各国央行需要打破货币政策应看穿能源价格上涨的普遍共识，以确保中期价格稳定。
一、碳价格的快速上涨有助于加速能源转型
世界经济将不得不经历一场意义深远的转型，才能履行巴黎协议，将全球平均气温的上升幅度限制在前工业化时期水平之上1.5 摄氏度以内。
其核心是需要从根本上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根据联合国的数据，全球排放量需要在2020年至2030年间每年下降7.6%，才能达到巴黎协定的目标。相比之下，即使在2020年全球经济活动几乎停滞的情况下，温室气体排放量也仅下降了5.8%。
人们普遍认为，要实现这些雄心勃勃的目标就需要为全球碳排放定价，而且需要迅速行动。目前，碳排放定价工具仅覆盖全球排放量的21.5%，且只有4%的排放量定价在40美元(每吨)以上。根据最近的一项调查，大多数气候经济学家认为，碳价格应高于75美元才能在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而要在2030年实现巴黎协定的目标，碳价格的中位数必须达到100美元。
在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ETS)中的碳价格最近开始迅速接近上述水平，部分反映了欧盟致力于实现清洁能源转型的预期(图1)。2021年12月初，ETS价格创下历史新高，每吨碳近90欧元，几乎是2021年初的三倍，是几年前的数倍。这种可观的碳价格上涨将有助于加速能源转型。如果持续下去，会强烈抑制对化石燃料能源的新投资。
有两条并行的进展正在加强碳价格上涨的影响。
第一条是欧盟委员会于2021年7月提出的“Fit for 55”一揽子改革计划。该计划包括一项建议，即大幅加强ETS并扩大其影响范围，目前ETS仅涵盖欧盟温室气体排放量的40%左右。“Fit for 55”一揽子计划还提议对欧盟能源税收指令进行重新检讨，旨在提高低效和污染性燃料的最低税率，并降低高效和清洁燃料的最低税率。
第二条是金融市场的持续转变。可持续投资将不再仅仅是"值得拥有"的投资方针，而是已成为大多数投资者投资组合中的基本要素。许多机构投资者已开始大幅减少对化石燃料能源生产商的风险敞口，并将资本转向更环保的低碳替代品。
欧洲央行的分析表明，金融市场正日益成为一种矫正工具，市场价格已开始反映投资者对气候相关风险敞口的溢价要求。根据信用评级和市场隐含的违约距离(Distance to Default)来衡量，公司经营导致的温室气体排放与信用风险衡量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平均而言，它与影响信用评级的传统决定因素(如杠杆率)相当(图2)。分析还发现，披露排放和减排目标有助于降低信用风险溢价。
由于金融市场是全球性的，这些进展似乎已经开始产生与气候相关的切实影响，即使在美国等尚未制定国内碳价格的国家也是如此。例如，去年美国经济强劲扩张，但是页岩油产量对油价上涨的反应异常缓慢，因为这些投资在中期内可能不再对投资者有利可图，至少不会达到与过去相同的程度，或者回报可能变得更加不稳定(图3)。换句话说，即使没有全球碳价格(这仍然是必不可少的)，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能源转型正在全球范围内加速。
二、绿色转型可能带来长期的能源通胀
虽然化石燃料相对价格的变化是可取的，也是有意为之的，但企业和家庭如果不能用更清洁廉价的能源代替昂贵的碳密集型能源，将会给经济带来压力。
提高碳价格的部分作用在于刺激低碳技术的投资和创新，但这些投资需要时间。目前，可再生能源尚未被证明具有足够的规模来满足快速增长的需求。在欧盟，可再生能源目前仅占能源消耗的20%左右。“Fit for 55”计划在2030年将这一比例提高到40%。
短期内可再生能源产能不足，化石燃料投资低迷，以及碳价格上涨，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可能意味着我们面临一个旷日持久的过渡期，在此期间能源费用将不断上涨。
天然气价格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去年的恶劣天气条件限制了可再生能源的生产，随着全球增长加速，导致天然气市场出现严重的供需失衡，将天然气价格推至历史新高(图4)。
能源转型可能会在未来加剧这些失衡。在许多国家，尤其是在亚洲当然也包括欧洲，由于天然气的污染程度只有煤炭的一半，因此被视为向更绿色能源体系转变过程中的权宜之计。在欧盟，天然气价格上涨对批发电价有直接且即时的影响，这与燃气发电厂的短期边际成本有关。去年11月，欧元区的批发电价达到每兆瓦时196欧元，几乎是疫情爆发前两年平均水平的四倍。因此，以消费者物价调和指数(HICP)能源分项衡量的欧元区能源价格通胀在去年11月达到历史新高，电力和天然气合计占总增幅的三分之一以上，也创下历史新高。
反过来，能源一直是欧元区总体消费价格通胀大幅上升背后的主要因素，根据欧盟统计局的初步估计，2021年12月HICP为5.0%，这是自1999年欧元诞生以来的最高水平(图6)。在2021年4月至12月期间，能源对HICP通胀的贡献平均超过50%。
三、政府需要推进能源转型保护易受群体
这些情况给政策制定者(包括政府和央行)带来了重大挑战。在财政方面，许多国家政府通过减税、价格上限或退税来应对能源价格上涨，以保护最易受影响的家庭免受天然气、燃料和电价大幅上涨的影响。由于能源支出通常高度缺乏弹性，并且占不太富裕家庭收入的极大份额，因此碳税往往是递减的。到2020年，欧盟已有8%的人口(约3600万人)表示，他们无法保持家中足够的供暖。能源匮乏严重威胁着社会的凝聚力和对气候相关政策的支持。因此，补贴措施十分重要。但这些措施不应打击降低碳排放的动力。如果面对不断上涨的能源价格，各国政府背弃其减排承诺，那将是一个重大错误。政府也不应放慢过渡的步伐或推迟逐步取消化石燃料补贴。
欧盟委员会最近的两项建议正推动政策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一个是引入社会气候基金，旨在解决因提议将碳排放交易体系(ETS)的范围扩大到建筑和运输部门而导致能源价格上涨的社会影响，这两者都会对家庭产生严重影响。另一个是拟议成立欧盟国家联合采购天然气战略储备的系统，这些储备可以在供给短缺的情况下释放。目前，欧洲天然气储存设施的容量利用率略低于三分之二，比季节性标准低近20%。战略储备将有助于限制天然气价格的波动。
四、能源转型给中期通胀带来上行风险
对各国央行来说，挑战同样深远。
过去，各国央行通常会“看穿”能源冲击，这是有充分理由的。大多数时候，这种冲击是短暂的，意味着政策反应会放大能源价格上涨对总需求和产出的负面影响，并且鉴于政策传导的长期滞后，在冲击可能已经消退的时候对通胀施加下行压力。因此，暂时的供给侧冲击通常意味着在短期内偏离目标，前提是价格在中期内恢复稳定，通胀预期仍然锚定。
这种思路也影响着我们今天的政策反应。在我们的基线情景中，当前的能源冲击预计将在预测期内逐渐消退。欧元体系工作人员的预测是基于天然气和原油期货价格作出的，这表明今年能源价格应该会大幅下跌，从而显著促进了HICP总体通胀率在中期内的下降。
然而，这些技术假设却被巨大的不确定性所笼罩。过去，期货价格往往明显低估或高估了能源价格通胀。这一次，这种风险可以说更大。要看到这一点，只需看一下预测通胀路径的概况就足够了：在预测期末端，整体通胀率是否下降到2%以下的水平，取决于从期货曲线得出的假设，即在2023年和2024年，能源价格对整体通胀没有贡献。但历史表明，这样的概况是不寻常的。自1999年以来，能源对年度总体通胀的贡献平均为0.3个百分点。欧元体系工作人员进行的敏感性分析表明，油价若保持在2021年11月的水平就足以使2024年的HICP达到2%的目标。
能源转型的规模及其背后的政治决心意味着这些估计可能是保守的。与天然气等"过渡燃料"相关的潜在长期供需失衡，以及碳价格可能进一步上涨并延伸到更多经济部门的事实，意味着能源和电力价格对消费者价格通胀的贡献可能高于而非低于中期的历史常态。
因此，能源转型给我们对中期通胀的基线预测带来了显著的上行风险。在12月的理事会会议上，这些风险是决定在未来几个季度逐步降低资产购买步伐的一个因素。
五、不断上涨的能源价格可能需要背离“看穿”政策
问题是，如果能源通胀被证明比我们目前在基线情景下预期的更持久，那么我们的容忍限度是什么呢?
我认为在两种情况下需要货币政策改变方向。
如果我们发现通胀预期已经有脱锚的迹象，就会触发转向。消费者的价格预期特别容易受到经常购买的商品价格变化的影响。能源，尤其是汽油，是这一篮子商品的一部分。在过去的一年里，消费者对未来12个月的价格预期急剧上升
20世纪70年代的经验有力地证明，当能源价格上涨引发有害的价格-工资螺旋式上升时，允许通胀预期偏离目标会使通胀率回到目标水平的成本大大增加，无论是在产出损失还是失业率上升方面。然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迹象表明会出现更广泛的第二轮效应。工资增长和工会的诉求仍然相对温和。
但在大量过剩储蓄和长期供给中断的环境中，能源转型可能导致通胀在更长时间内保持高位，从而可能增加通胀预期不稳定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货币政策需要立刻应对而不是“看穿”通胀上行，以保持中期价格稳定。
货币政策需要调整的第二种情况是，能源冲击的性质发生变化。
十多年前，Lutz Kilian的开创性论文提出，并非所有的油价冲击都是一样的。它们对经济的影响主要取决于冲击的潜在根源。例如，由于总需求增加导致的油价上涨与实体经济活动的增加有关，这要求货币政策给出与供给中断导致的油价上涨截然不同的反应。
碳税可能具有原油负面供给冲击的部分特征。更高的能源价格会给经济活动造成压力，并因此在中期对通胀造成下行压力。在这种情况下，货币政策应该“看穿”通胀暂时偏离目标的情况。
但是碳税又在两个根本方面与原油负面供给冲击不同。
第一，我们通过大规模公共和私人投资进行经济转型，以及随后采用更高效、更环保的技术，预计将促进(而不是拖累)经济增长，从而支持工资和总需求。
第二，对于像欧元区这样的能源进口经济体来说，标准的石油供给冲击是一种负面的贸易条件冲击(terms-of-trade shocks)，会提高通胀并将财富转移到国外。但是，碳税归根结底是一种国内征税，它将财政资源从私人部门转移到公共部门。例如，在欧盟，预计未来几年ETS收入将大幅增加。根据欧盟委员会的数据，欧洲央行计算表明，ETS收入将从2019年的140亿欧元增至2026-30年间每年高达860亿欧元
拟议中的碳边界调整税将对选定的进口产品征收碳税，还有提高化石燃料的最低税率，以及其他一些国家税收举措，将进一步提高税收收入。基于西班牙的例子，欧元体系经济学家们表明，政府如何处理这些收入将塑造经济对能源转型的反应。例如，许多政府目前实施的向家庭的一次性转移支付和电费补贴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缓解能源价格上涨对消费和GDP的短期负面影响。
又或者，如果该收入被用来削减其他扭曲性税收，如社保缴款，从而降低劳动力雇佣成本中税收楔子(Labour tax wedge)，碳税实际上可能会促进经济活动，即使在短期内也是如此。由于在更环保的行业中可能会出现新的经济活动，因此一部分的GDP增长将是永久性的，可能会在短期和中期抬高通胀。
这些发现并不只是假设。一系列新出现的实证证据表明，碳税对GDP增长和就业并没有强烈的负面影响，反而有适度的正面影响。
因此，如果未来能源价格的走势在中期内推动整体通胀超过我们的目标，且增长和需求前景与坚实的潜在价格压力保持一致，货币政策就需要采取行动维护价格稳定。
#碳达峰##双碳目标##创新低碳生活##碳中和#
【四川省编好降碳路线图 助推区域碳达峰】
●实现碳达峰一般需具备五个基本条件。一是人均收入达1万美元以上；二是基本完成城市化加速期，即城市化率达70%以上；三是产业结构优化，工业占比稳步降低，服务业占比达60%以上；四是人均用能5吨标准煤左右；五是化石能源消费占比偏高，开始从高碳能源转向低碳能源体系
●城市层面，经济发达、城市化水平高、人口稳定等地区会较早达峰，而城市化率较低、建设用地扩张快、清洁能源配置条件差的地区会较晚达峰。县区层面，农业型县区主要受到城市化等影响，工业型县区受制造业产能规模和转移、用能结构影响更大，服务业型县区更多需考虑人口增长、用能结构。园区层面，受高碳项目、产业结构、用能结构影响大。达峰后需持续观察，避免将峰值平台期的“小峰”当达峰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势必对经济、能源、投资、财政、金融、就业、科技、生活等产生持久而深刻的影响。碳达峰是碳中和的前提和基础，峰值的早晚和高低将影响碳中和的时间、成本和难易，做好碳达峰是当务之急。
省、市、县等区域是碳排放的基本空间单元，也是落地落实碳达峰目标的关键和重点。积极稳妥、梯次有序推动区域碳达峰，应坚持全国“一盘棋”理念，遵循降碳规律，科学编制区域碳达峰路线图，推动高质量碳达峰。
把准碳达峰的内涵和演化规律
推动全球碳达峰进而实现碳中和，是人类直面气候挑战、呵护地球家园的“必答题”。不同区域在“共同但区别的责任”原则下推动碳减排，应准确认识和把握碳排放演化规律及降碳趋势。
界定排放边界是制定碳达峰路线图的基本前提。当前，碳达峰概念已广泛用于地方、行业、企业气候行动目标之中。狭义上，“碳”指二氧化碳；广义上，“碳”也涵盖以二氧化碳当量为单位的其他六种温室气体。我国提出的碳达峰指二氧化碳，而碳中和则是温室气体的净零排放，包括所有温室气体和生态系统碳汇。按照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和我国《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二氧化碳排放主要来自能源活动、工业生产过程、土地利用及其变化与林业(生态系统碳汇)、固体废弃物四大领域。如不考虑碳汇，全国和四川能源活动碳排放占比均超80%，能源无疑是碳达峰的“重头戏”。
碳达峰是区域碳排放由增转降的历史拐点。目前，全球约有四分之一的国家实现碳达峰，这些国家的碳排放量占到全球的五分之二。不同国家的碳达峰规律表明，碳达峰与一个国家的工业化、城市化、能源转型进程密切相关，自然实现碳达峰只是时间早晚、峰值高低和峰值平台期长短的问题。要实现时间更早、峰值更低、峰值平台期更短的高质量碳达峰，需采取更多人为干预和主动行动。从已达峰国家的经验看，实现碳达峰一般需具备五个基本条件。一是人均收入达1万美元以上；二是基本完成城市化加速期，即城市化率达70%以上；三是产业结构优化，工业占比稳步降低，服务业占比达60%以上；四是人均用能5吨标准煤左右；五是化石能源消费占比偏高，开始从高碳能源转向低碳能源体系。微观区域层面，碳达峰具备更多特殊性。
不同空间单位的碳排放和达峰轨迹差异较大。国家层面，碳排放趋势性较强，基本遵循发达国家碳达峰的规律和特点，预计“十四五”碳排放年均增速在1%左右、“十五五”增速进一步收窄，迈入低增速、低增量阶段。省级层面，因发展阶段、产业结构、能源结构等存在较大差异，碳达峰时序也会不同，预计东部沿海特别是科技发达、服务业占比高、清洁能源配置好的地区可较早达峰。城市层面，碳达峰形势更加复杂，除省级面临的情况外，还受特定政策、行业、企业、项目影响，经济发达、城市化水平高、人口稳定等地区会较早达峰，而城市化率较低、建设用地扩张快、清洁能源配置条件差的地区会较晚达峰。县区层面，农业型县区主要受到城市化等影响，工业型县区受制造业产能规模和转移、用能结构影响更大，服务业型县区更多需考虑人口增长、用能结构。园区层面，受高碳项目、产业结构、用能结构影响大。达峰后需持续观察，避免将峰值平台期的“小峰”当达峰。
坚持碳达峰的基本要求和原则
四川2017年已明确“碳排放在2030年前达到峰值”，应锚定既定战略目标，尊重碳达峰规律和差异化特点，统筹高水平发展和高质量达峰。
坚持“一盘棋”，按期碳达峰。靶定碳达峰时间表和峰值目标，推动各行业领域、次区域、重点企业降碳行动衔接，确保目标协同、路径一致、措施有效，助力区域按期实现总体目标，力争作出更大贡献。规避一时一地一企的降碳产生过高成本，造成能源供给危机，影响经济可持续发展。
坚持实事求是，严防“冒进”。立足区域发展阶段、资源禀赋等实际情况，尊重碳排放趋势和降碳规律，以碳排放总量(增量)和强度降低指标为重点，科学设定区域碳达峰总体目标和阶段性目标，明确降碳重点方向和路径，滚动实施确保路径可行和目标可达，制止不切实际“冒进”“突击”。
坚持差异化，不搞“一刀切”。评估不同区域、行业领域碳排放现状、结构和变化趋势，因地、因时、因事制宜。摸清能源消费增长和结构变化趋势，推动高碳能源较早达峰、稳步下降，逐步提升低碳能源占比。推动传统高碳产业先行达峰，为发展腾挪更多排放空间。处理好整体与局部的关系，差异化设定城区、近郊县、远郊县降碳目标和减排路径，留给处在开发建设阶段的新城新区新产更多增量、更长过渡时间。
坚持统筹兼顾，促进协同并进。将碳达峰作为赋能传统产业、调整发展方式、培育新兴动能的重大战略机遇，统筹推动降碳与城市营建、产业发展、乡村振兴、能源转型、环境治理，大力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实现协同增效共赢。
坚持多措并举，降低控碳成本。应结合次区域、行业领域、排放企业的碳排放特征，评估不同措施和工具的控碳绩效、减排周期和降碳成本，适时、适度、适力采取不同的降碳措施和工具组合，实现低成本、高效益、高质量碳达峰。
搞清碳达峰的目标和实施路径
一方面，要算清“账”，既算“碳账”，也算“经济账”；既算近期的“账”，避免攀“高峰”、冲“高峰”、造“高峰”，也算“长远账”。另一方面，要明确降碳时间表、重点方向、基本路径和保障措施。同时，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先立后破，评估政策风险，主动防范风险和化解矛盾。
摸清排放基本特征和增长趋势。测算近年来区域及各行业领域碳排放总量强度、变化趋势、结构特征和增减贡献，摸清经济社会发展与碳排放的耦合关系及变化。面向2035年甚至更长时期，结合人口规模变化、工业化和城市化趋势、产业结构调整态势、重大生产力和项目布局、能源生产供应和配置等，多情景、多模式预测碳排放变化趋势，研判分析可能的排放轨迹和峰值时间、峰值水平。评估分析行业领域、次区域碳排放增减潜力，评估存量减排潜力和减排成本，识别增长潜力较大的次区域。
科学构建排放目标和指标体系。根据国家“十四五”和中远期碳排放强度降低目标，结合区域发展阶段、人口变化、经济增长、产业特征、能源结构、资源禀赋、项目布局等，科学设定“十四五”“十五五”碳排放总量和强度、碳达峰时间和峰值目标，从能源、产业、建筑、交通、碳汇五大领域构建普适性与特殊性兼具的降碳关联支撑指标体系。差异化分解不同行业领域、次区域碳排放控制阶段目标，推动碳排放增量更多向先进制造业、绿色低碳产业、现代服务业和城乡民生领域配置，逐步向单位排放经济产出更高的地区和行业领域倾斜。新兴领域、成长产业应更加突出强度和绩效指标，增强目标灵活性。
明确达峰降碳方向和实施路径。统筹结构降碳、工程降碳、管理降碳和生态增汇，将结构性调整作为降碳的主路径，推动空间结构、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结构和消费结构有序调整和逐步优化，严控高耗能、高污染、高排放、低附加值产业和项目，推动能源生产低碳化、用能终端电气化、能源消费高效化，促进客运“公交化”“轨道化”和货运“公转水”“公转铁”，推动绿色低碳供应链构建和产品全生命周期降碳管理。实施差异化减排行动和措施，建设用地占比较低的次区域应挖掘碳汇潜力。可再生能源禀赋较好的次区域应加快可再生能源开发步伐。传统制造业较为密集的次区域应提升发展质量和碳效能效水平，服务业占比较高的次区域应加强需求侧和消费侧管理，推广绿色消费模式和生活方式，因地制宜打造多类型试点示范。
构建气候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立区域降碳议事协调和工作推进机制，发挥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带头示范作用。加强碳排放预算管理，制定弹性考核制度，实施事前、事中、事后全程管理。坚持“核算为主、监测为辅”，构建涵盖行业领域、次区域、重点企业的区域排放监测、核算和发布机制。界定高耗能高排放项目属性，既防止“滥竽充数”“浑水摸鱼”，也防范“矫枉过正”“一刀切”。灵活运用价格等经济手段和市场化降碳机制，提升碳资产管理能力。
筑牢民生底线和经济能源安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严防平时不作为、考核时乱作为，减少因降碳造成的日常生活物资价格大涨，切实减少碳达峰对人民群众基本生活的负面影响。坚决遏制不合理用能需求，加强储能调峰能力和能源互联网韧性，加强天然气、煤炭等能源储备，严防极端天气事件、能源价格大幅上涨等造成的短期用能紧张冲击经济社会秩序。把握好降碳节奏和力度，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降碳的有序性协同性，坚持实事求是、因业制宜，坚持“疏”“堵”有机结合，避免简单粗暴关停产业链中的高耗能高排放环节，造成产业链供应链“停摆”和上游产品价格大幅上涨。
(作者单位：四川省省环境政策研究与规划院、四川省环境保护政策法制研究会)
【四川省编好降碳路线图 助推区域碳达峰】
●实现碳达峰一般需具备五个基本条件。一是人均收入达1万美元以上；二是基本完成城市化加速期，即城市化率达70%以上；三是产业结构优化，工业占比稳步降低，服务业占比达60%以上；四是人均用能5吨标准煤左右；五是化石能源消费占比偏高，开始从高碳能源转向低碳能源体系
●城市层面，经济发达、城市化水平高、人口稳定等地区会较早达峰，而城市化率较低、建设用地扩张快、清洁能源配置条件差的地区会较晚达峰。县区层面，农业型县区主要受到城市化等影响，工业型县区受制造业产能规模和转移、用能结构影响更大，服务业型县区更多需考虑人口增长、用能结构。园区层面，受高碳项目、产业结构、用能结构影响大。达峰后需持续观察，避免将峰值平台期的“小峰”当达峰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势必对经济、能源、投资、财政、金融、就业、科技、生活等产生持久而深刻的影响。碳达峰是碳中和的前提和基础，峰值的早晚和高低将影响碳中和的时间、成本和难易，做好碳达峰是当务之急。
省、市、县等区域是碳排放的基本空间单元，也是落地落实碳达峰目标的关键和重点。积极稳妥、梯次有序推动区域碳达峰，应坚持全国“一盘棋”理念，遵循降碳规律，科学编制区域碳达峰路线图，推动高质量碳达峰。
把准碳达峰的内涵和演化规律
推动全球碳达峰进而实现碳中和，是人类直面气候挑战、呵护地球家园的“必答题”。不同区域在“共同但区别的责任”原则下推动碳减排，应准确认识和把握碳排放演化规律及降碳趋势。
界定排放边界是制定碳达峰路线图的基本前提。当前，碳达峰概念已广泛用于地方、行业、企业气候行动目标之中。狭义上，“碳”指二氧化碳；广义上，“碳”也涵盖以二氧化碳当量为单位的其他六种温室气体。我国提出的碳达峰指二氧化碳，而碳中和则是温室气体的净零排放，包括所有温室气体和生态系统碳汇。按照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和我国《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二氧化碳排放主要来自能源活动、工业生产过程、土地利用及其变化与林业(生态系统碳汇)、固体废弃物四大领域。如不考虑碳汇，全国和四川能源活动碳排放占比均超80%，能源无疑是碳达峰的“重头戏”。
碳达峰是区域碳排放由增转降的历史拐点。目前，全球约有四分之一的国家实现碳达峰，这些国家的碳排放量占到全球的五分之二。不同国家的碳达峰规律表明，碳达峰与一个国家的工业化、城市化、能源转型进程密切相关，自然实现碳达峰只是时间早晚、峰值高低和峰值平台期长短的问题。要实现时间更早、峰值更低、峰值平台期更短的高质量碳达峰，需采取更多人为干预和主动行动。从已达峰国家的经验看，实现碳达峰一般需具备五个基本条件。一是人均收入达1万美元以上；二是基本完成城市化加速期，即城市化率达70%以上；三是产业结构优化，工业占比稳步降低，服务业占比达60%以上；四是人均用能5吨标准煤左右；五是化石能源消费占比偏高，开始从高碳能源转向低碳能源体系。微观区域层面，碳达峰具备更多特殊性。
不同空间单位的碳排放和达峰轨迹差异较大。国家层面，碳排放趋势性较强，基本遵循发达国家碳达峰的规律和特点，预计“十四五”碳排放年均增速在1%左右、“十五五”增速进一步收窄，迈入低增速、低增量阶段。省级层面，因发展阶段、产业结构、能源结构等存在较大差异，碳达峰时序也会不同，预计东部沿海特别是科技发达、服务业占比高、清洁能源配置好的地区可较早达峰。城市层面，碳达峰形势更加复杂，除省级面临的情况外，还受特定政策、行业、企业、项目影响，经济发达、城市化水平高、人口稳定等地区会较早达峰，而城市化率较低、建设用地扩张快、清洁能源配置条件差的地区会较晚达峰。县区层面，农业型县区主要受到城市化等影响，工业型县区受制造业产能规模和转移、用能结构影响更大，服务业型县区更多需考虑人口增长、用能结构。园区层面，受高碳项目、产业结构、用能结构影响大。达峰后需持续观察，避免将峰值平台期的“小峰”当达峰。
坚持碳达峰的基本要求和原则
四川2017年已明确“碳排放在2030年前达到峰值”，应锚定既定战略目标，尊重碳达峰规律和差异化特点，统筹高水平发展和高质量达峰。
坚持“一盘棋”，按期碳达峰。靶定碳达峰时间表和峰值目标，推动各行业领域、次区域、重点企业降碳行动衔接，确保目标协同、路径一致、措施有效，助力区域按期实现总体目标，力争作出更大贡献。规避一时一地一企的降碳产生过高成本，造成能源供给危机，影响经济可持续发展。
坚持实事求是，严防“冒进”。立足区域发展阶段、资源禀赋等实际情况，尊重碳排放趋势和降碳规律，以碳排放总量(增量)和强度降低指标为重点，科学设定区域碳达峰总体目标和阶段性目标，明确降碳重点方向和路径，滚动实施确保路径可行和目标可达，制止不切实际“冒进”“突击”。
坚持差异化，不搞“一刀切”。评估不同区域、行业领域碳排放现状、结构和变化趋势，因地、因时、因事制宜。摸清能源消费增长和结构变化趋势，推动高碳能源较早达峰、稳步下降，逐步提升低碳能源占比。推动传统高碳产业先行达峰，为发展腾挪更多排放空间。处理好整体与局部的关系，差异化设定城区、近郊县、远郊县降碳目标和减排路径，留给处在开发建设阶段的新城新区新产更多增量、更长过渡时间。
坚持统筹兼顾，促进协同并进。将碳达峰作为赋能传统产业、调整发展方式、培育新兴动能的重大战略机遇，统筹推动降碳与城市营建、产业发展、乡村振兴、能源转型、环境治理，大力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实现协同增效共赢。
坚持多措并举，降低控碳成本。应结合次区域、行业领域、排放企业的碳排放特征，评估不同措施和工具的控碳绩效、减排周期和降碳成本，适时、适度、适力采取不同的降碳措施和工具组合，实现低成本、高效益、高质量碳达峰。
搞清碳达峰的目标和实施路径
一方面，要算清“账”，既算“碳账”，也算“经济账”；既算近期的“账”，避免攀“高峰”、冲“高峰”、造“高峰”，也算“长远账”。另一方面，要明确降碳时间表、重点方向、基本路径和保障措施。同时，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先立后破，评估政策风险，主动防范风险和化解矛盾。
摸清排放基本特征和增长趋势。测算近年来区域及各行业领域碳排放总量强度、变化趋势、结构特征和增减贡献，摸清经济社会发展与碳排放的耦合关系及变化。面向2035年甚至更长时期，结合人口规模变化、工业化和城市化趋势、产业结构调整态势、重大生产力和项目布局、能源生产供应和配置等，多情景、多模式预测碳排放变化趋势，研判分析可能的排放轨迹和峰值时间、峰值水平。评估分析行业领域、次区域碳排放增减潜力，评估存量减排潜力和减排成本，识别增长潜力较大的次区域。
科学构建排放目标和指标体系。根据国家“十四五”和中远期碳排放强度降低目标，结合区域发展阶段、人口变化、经济增长、产业特征、能源结构、资源禀赋、项目布局等，科学设定“十四五”“十五五”碳排放总量和强度、碳达峰时间和峰值目标，从能源、产业、建筑、交通、碳汇五大领域构建普适性与特殊性兼具的降碳关联支撑指标体系。差异化分解不同行业领域、次区域碳排放控制阶段目标，推动碳排放增量更多向先进制造业、绿色低碳产业、现代服务业和城乡民生领域配置，逐步向单位排放经济产出更高的地区和行业领域倾斜。新兴领域、成长产业应更加突出强度和绩效指标，增强目标灵活性。
明确达峰降碳方向和实施路径。统筹结构降碳、工程降碳、管理降碳和生态增汇，将结构性调整作为降碳的主路径，推动空间结构、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结构和消费结构有序调整和逐步优化，严控高耗能、高污染、高排放、低附加值产业和项目，推动能源生产低碳化、用能终端电气化、能源消费高效化，促进客运“公交化”“轨道化”和货运“公转水”“公转铁”，推动绿色低碳供应链构建和产品全生命周期降碳管理。实施差异化减排行动和措施，建设用地占比较低的次区域应挖掘碳汇潜力。可再生能源禀赋较好的次区域应加快可再生能源开发步伐。传统制造业较为密集的次区域应提升发展质量和碳效能效水平，服务业占比较高的次区域应加强需求侧和消费侧管理，推广绿色消费模式和生活方式，因地制宜打造多类型试点示范。
构建气候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立区域降碳议事协调和工作推进机制，发挥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带头示范作用。加强碳排放预算管理，制定弹性考核制度，实施事前、事中、事后全程管理。坚持“核算为主、监测为辅”，构建涵盖行业领域、次区域、重点企业的区域排放监测、核算和发布机制。界定高耗能高排放项目属性，既防止“滥竽充数”“浑水摸鱼”，也防范“矫枉过正”“一刀切”。灵活运用价格等经济手段和市场化降碳机制，提升碳资产管理能力。
筑牢民生底线和经济能源安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严防平时不作为、考核时乱作为，减少因降碳造成的日常生活物资价格大涨，切实减少碳达峰对人民群众基本生活的负面影响。坚决遏制不合理用能需求，加强储能调峰能力和能源互联网韧性，加强天然气、煤炭等能源储备，严防极端天气事件、能源价格大幅上涨等造成的短期用能紧张冲击经济社会秩序。把握好降碳节奏和力度，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降碳的有序性协同性，坚持实事求是、因业制宜，坚持“疏”“堵”有机结合，避免简单粗暴关停产业链中的高耗能高排放环节，造成产业链供应链“停摆”和上游产品价格大幅上涨。
(作者单位：四川省省环境政策研究与规划院、四川省环境保护政策法制研究会)
知识点
盈亏平衡分析
通过盈亏平衡分析可以找出盈亏平衡点，考察企业（或项目）对市场导致的产出（销售）量变化的适应能力和抗险能力。用产量和生产能力利用率表示的盈亏平衡点越低，表明企业适应市场需求变化的能力越大，抗风险能力越强。用产品售价表示的盈亏平衡点越低，表明企业适应市场价格下降的能力越大，抗风险能力越强。
盈亏平衡点公式计算
BEP （生产能力利用率）＝年总固定成本／（年销售收入﹣年总可变成本﹣年税金及附加）×100%
BEP（产量）=年固定成本/（单位产品价格-单位产品可变成本-单位产品税金及附加）=BEP（生产能力利用率）×设计生产能力 https://t.cn/R08TnmV
盈亏平衡分析
通过盈亏平衡分析可以找出盈亏平衡点，考察企业（或项目）对市场导致的产出（销售）量变化的适应能力和抗险能力。用产量和生产能力利用率表示的盈亏平衡点越低，表明企业适应市场需求变化的能力越大，抗风险能力越强。用产品售价表示的盈亏平衡点越低，表明企业适应市场价格下降的能力越大，抗风险能力越强。
盈亏平衡点公式计算
BEP （生产能力利用率）＝年总固定成本／（年销售收入﹣年总可变成本﹣年税金及附加）×100%
BEP（产量）=年固定成本/（单位产品价格-单位产品可变成本-单位产品税金及附加）=BEP（生产能力利用率）×设计生产能力 https://t.cn/R08Tnm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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