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淞沪会战时，此日本将领反对向上海增兵，若听他的建议，华夏危矣】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中日两国开始大规模向上海增兵，战争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但是日本的增兵行动却遭到了一个人的反对，他就是日本参谋次长石原莞尔。
在淞沪会战前，日本内部主要分为两个阵营，一方为激进派，这一派立足对华发动大规模战争，用战争手段解决对华事宜，妄图在短期内逼迫中国政府投降，这一派的代表人物是东条英机等人，另一派就是石原莞尔为代表的保守派，这一派立足对华不扩大战事。
在淞沪会战前，石原莞尔的一派占据上风。但是千万不要以为石原莞尔是爱好和平的人士，相对激进派，石原莞尔的策略对中国杀伤力更大，甚至说有亡国的危险。这点我会在下文详细解析。
在淞沪会战初始阶段，石原莞尔坚决反对向上海增兵，反对扩大战事，他力主用谈判的方式解决淞沪地区的战争局势，并力主将卢沟桥事变的冲突和淞沪地区的冲突控制在地方局部冲突范围内。
但是随着淞沪地区战争的升级，日本激进派占了上风，石原莞尔也被排挤出了权力中心。
8月17日，日本内阁会议正式决定：“放弃以前所采取的不扩大方针，筹划战时形势下所需要的各种准备对策”。
随后日本大规模向上海地区增兵，逐渐打成了后来70万国军对战25万日军的规模。在淞沪会战期间，双方增兵的意愿均非常强烈。
时间进入9月份时，各地方军阀也纷纷派兵来到淞沪战场，军阀杨森的部队从四川出发时受到20万民众的夹道相送，杨森向民众发誓：川军宁做战死鬼，不做亡国奴。
可见淞沪会战激起了民众极大的抗日热情，各地军阀均放弃嫌隙，同仇敌忾、一致对外。
当时日本的军国主义分子极其狂妄。淞沪会战的最大意义就是粉碎了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计划，但是你们知道这个计划是怎么来的吗？
在日本天皇召开的御前会议上，日本天皇及大臣就对侵华战争进行了激烈讨论。天皇问陆军大臣杉山元，侵华战争多久可以获得胜利？杉山元的回答是，一个月。而且是一本正经地回答。
我们现在看来这个回答是非常荒谬的，但是在当时的一些日本人看来一个月足矣。太狂妄了。
后来闲院亲王认为一个月有些困难，就提出了三个月计划，并得到了日本天皇的批准。
这就是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由来。
再说回石原莞尔，对于日本大规模增兵上海，以及随后打了三个月的淞沪会战，石原莞尔对日本军部的狂妄派深感失望。
在围绕是否对中国扩大战争一事上，石原莞尔曾与东条英机爆发了不止一次的冲突，在石原莞尔内心中，他十分瞧不起东条英机，他称东条英机为上等兵，认为东条英机的战略思想只相当于一个士兵。
在对华战略上，石原莞尔认为中国应该成为日本原料的提供者，而日本的军力应该用于日后的对苏联的决战，决不能消耗在中国战场。
在日本全面侵华前，石原莞尔就预言：“如果进入战争状态就一定是长期持久战，惩罚中国，数月间蒋政权就会崩溃，所以只需要短期决战是极大的错误……，中国有自古而来的高度文明，而物质生活又极为原始，各个地方有高度的自给自足的可能，这些都成为对持久战的极为有利的条件。如果开战，有可能逼迫中国进行决战，但是会不会变成持久战则主要取决于中国的意图”。
对中国的分析及预测，可以说是非常准确了。俗话说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如此了解中国的石原莞尔，是中国的一个大威胁。
而且石原莞尔的全局观念非常强，从石原莞尔主持修订的《国防国策大纲》中可看出，他对于我国的东北是极为重视的。
石原莞尔发动九一八事变的目的就是要将东北打造成北可进苏联，南可进中原的战略基地。
石原认为，日本在战略地位上，国土没有纵深，没有战略物资资源。在这场持久战的过程中，日本一定要一个后方基地，这个基地就是满蒙。
这就是“满蒙生命线论”的由来。
同时，他认为战争必须是可控的，哪里能刹车，哪里该踩油门必须细细规划。在石原莞尔的战略中，拿下满蒙后，对中国的战事必须进行控制。在他所写的《最终战争论》中，他毫不掩饰地表达要北上击败苏联，最后谋求与美国决战。
石原莞尔很聪明，他一方面反对扩大中国战事陷入战争泥潭，另一方面认为虽然要与美国谋求决战，但是在很长时间内要对美国“努力保持亲善关系”，因为日本缺少最重要的战略资源：石油和橡胶。
这些全在美国人和英国人手里，所以千万不能急于和美国人翻脸。
而对苏联的开战时间，则要等到与苏联国力并驾齐驱后再开战。石原莞尔的最初规划里，他认为1952年方可考虑与苏联开战。
对于中国，石原莞尔主张慢慢吞并，也就是蚕食中国，在他的心中1931年拿下东北后可逐步向中国腹地蚕食，这个时间是多久他没有说，但从七七事变和淞沪会战时他的态度看，他认为1937年进攻华北都为时过早。
现在看石原莞尔的战略，不由的冒出一身冷汗，蚕食要比鲸吞更可怕，蚕食是什么，相当于温水煮青蛙，占领了东北，然后巩固东北，再占领华北，巩固华北，逐次南下，而当时的国民政府只是形式上的统一，在这种蚕食下，军阀们很容易被日本各个击破。
这种稳扎稳打的方式也意味着很可能欧洲战事都结束了，日本还在经营着东北和华北，如果此时日本还未对苏联、英美等国宣战的话，单凭一己之力对抗日本的我们，所面临的局面将是非常危险的。
幸好，日本军部门最终排挤出了石原莞尔，最后事态的发展与石原莞尔的初衷大相径庭。而日本在占领武汉后，终于感到了兵力上的捉襟见肘，并谋求以政治方式解决对华战争，但是此时的中国民众已经全方位激发出抗日热情，所有人都同仇敌忾，誓与日寇决战到底，日本最终陷入到了与中国的战争泥潭。
1940年日本天皇裕仁曾忧心忡忡地说：“侵入莫斯科的拿破仑军队就是败在消耗战与游击战中，我们在中国是否感觉到无法对付了。”
不知道此时的裕仁是否想起了石原莞尔。
1941年12月8日，东条内阁发动了太平洋战争。石原莞尔对此评论是：“如果说这场战争需要1万元的话，英美实际上有100万元，而日本只有1千元。
但是这时候狂热的日本人已经不可能听得进石原的话了。
对于中国的抗战，美国总统罗斯福在1945年1月6日致国会的国情咨文中说：“美国忘不了中国人民在七年多的时间里怎样顶住了日本的野蛮进攻和在亚洲大陆广大地区牵制住大量的敌军。”
中国军民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而那个本应被定为战争罪犯的石原莞尔却因为早早的被排挤出了权力中心而逃脱了罪行，1949年8月15日，因病死于家中。死时正好是日本投降四周年，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天意。#九一八89周年##抗日战争##历史影像#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中日两国开始大规模向上海增兵，战争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但是日本的增兵行动却遭到了一个人的反对，他就是日本参谋次长石原莞尔。
在淞沪会战前，日本内部主要分为两个阵营，一方为激进派，这一派立足对华发动大规模战争，用战争手段解决对华事宜，妄图在短期内逼迫中国政府投降，这一派的代表人物是东条英机等人，另一派就是石原莞尔为代表的保守派，这一派立足对华不扩大战事。
在淞沪会战前，石原莞尔的一派占据上风。但是千万不要以为石原莞尔是爱好和平的人士，相对激进派，石原莞尔的策略对中国杀伤力更大，甚至说有亡国的危险。这点我会在下文详细解析。
在淞沪会战初始阶段，石原莞尔坚决反对向上海增兵，反对扩大战事，他力主用谈判的方式解决淞沪地区的战争局势，并力主将卢沟桥事变的冲突和淞沪地区的冲突控制在地方局部冲突范围内。
但是随着淞沪地区战争的升级，日本激进派占了上风，石原莞尔也被排挤出了权力中心。
8月17日，日本内阁会议正式决定：“放弃以前所采取的不扩大方针，筹划战时形势下所需要的各种准备对策”。
随后日本大规模向上海地区增兵，逐渐打成了后来70万国军对战25万日军的规模。在淞沪会战期间，双方增兵的意愿均非常强烈。
时间进入9月份时，各地方军阀也纷纷派兵来到淞沪战场，军阀杨森的部队从四川出发时受到20万民众的夹道相送，杨森向民众发誓：川军宁做战死鬼，不做亡国奴。
可见淞沪会战激起了民众极大的抗日热情，各地军阀均放弃嫌隙，同仇敌忾、一致对外。
当时日本的军国主义分子极其狂妄。淞沪会战的最大意义就是粉碎了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计划，但是你们知道这个计划是怎么来的吗？
在日本天皇召开的御前会议上，日本天皇及大臣就对侵华战争进行了激烈讨论。天皇问陆军大臣杉山元，侵华战争多久可以获得胜利？杉山元的回答是，一个月。而且是一本正经地回答。
我们现在看来这个回答是非常荒谬的，但是在当时的一些日本人看来一个月足矣。太狂妄了。
后来闲院亲王认为一个月有些困难，就提出了三个月计划，并得到了日本天皇的批准。
这就是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由来。
再说回石原莞尔，对于日本大规模增兵上海，以及随后打了三个月的淞沪会战，石原莞尔对日本军部的狂妄派深感失望。
在围绕是否对中国扩大战争一事上，石原莞尔曾与东条英机爆发了不止一次的冲突，在石原莞尔内心中，他十分瞧不起东条英机，他称东条英机为上等兵，认为东条英机的战略思想只相当于一个士兵。
在对华战略上，石原莞尔认为中国应该成为日本原料的提供者，而日本的军力应该用于日后的对苏联的决战，决不能消耗在中国战场。
在日本全面侵华前，石原莞尔就预言：“如果进入战争状态就一定是长期持久战，惩罚中国，数月间蒋政权就会崩溃，所以只需要短期决战是极大的错误……，中国有自古而来的高度文明，而物质生活又极为原始，各个地方有高度的自给自足的可能，这些都成为对持久战的极为有利的条件。如果开战，有可能逼迫中国进行决战，但是会不会变成持久战则主要取决于中国的意图”。
对中国的分析及预测，可以说是非常准确了。俗话说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如此了解中国的石原莞尔，是中国的一个大威胁。
而且石原莞尔的全局观念非常强，从石原莞尔主持修订的《国防国策大纲》中可看出，他对于我国的东北是极为重视的。
石原莞尔发动九一八事变的目的就是要将东北打造成北可进苏联，南可进中原的战略基地。
石原认为，日本在战略地位上，国土没有纵深，没有战略物资资源。在这场持久战的过程中，日本一定要一个后方基地，这个基地就是满蒙。
这就是“满蒙生命线论”的由来。
同时，他认为战争必须是可控的，哪里能刹车，哪里该踩油门必须细细规划。在石原莞尔的战略中，拿下满蒙后，对中国的战事必须进行控制。在他所写的《最终战争论》中，他毫不掩饰地表达要北上击败苏联，最后谋求与美国决战。
石原莞尔很聪明，他一方面反对扩大中国战事陷入战争泥潭，另一方面认为虽然要与美国谋求决战，但是在很长时间内要对美国“努力保持亲善关系”，因为日本缺少最重要的战略资源：石油和橡胶。
这些全在美国人和英国人手里，所以千万不能急于和美国人翻脸。
而对苏联的开战时间，则要等到与苏联国力并驾齐驱后再开战。石原莞尔的最初规划里，他认为1952年方可考虑与苏联开战。
对于中国，石原莞尔主张慢慢吞并，也就是蚕食中国，在他的心中1931年拿下东北后可逐步向中国腹地蚕食，这个时间是多久他没有说，但从七七事变和淞沪会战时他的态度看，他认为1937年进攻华北都为时过早。
现在看石原莞尔的战略，不由的冒出一身冷汗，蚕食要比鲸吞更可怕，蚕食是什么，相当于温水煮青蛙，占领了东北，然后巩固东北，再占领华北，巩固华北，逐次南下，而当时的国民政府只是形式上的统一，在这种蚕食下，军阀们很容易被日本各个击破。
这种稳扎稳打的方式也意味着很可能欧洲战事都结束了，日本还在经营着东北和华北，如果此时日本还未对苏联、英美等国宣战的话，单凭一己之力对抗日本的我们，所面临的局面将是非常危险的。
幸好，日本军部门最终排挤出了石原莞尔，最后事态的发展与石原莞尔的初衷大相径庭。而日本在占领武汉后，终于感到了兵力上的捉襟见肘，并谋求以政治方式解决对华战争，但是此时的中国民众已经全方位激发出抗日热情，所有人都同仇敌忾，誓与日寇决战到底，日本最终陷入到了与中国的战争泥潭。
1940年日本天皇裕仁曾忧心忡忡地说：“侵入莫斯科的拿破仑军队就是败在消耗战与游击战中，我们在中国是否感觉到无法对付了。”
不知道此时的裕仁是否想起了石原莞尔。
1941年12月8日，东条内阁发动了太平洋战争。石原莞尔对此评论是：“如果说这场战争需要1万元的话，英美实际上有100万元，而日本只有1千元。
但是这时候狂热的日本人已经不可能听得进石原的话了。
对于中国的抗战，美国总统罗斯福在1945年1月6日致国会的国情咨文中说：“美国忘不了中国人民在七年多的时间里怎样顶住了日本的野蛮进攻和在亚洲大陆广大地区牵制住大量的敌军。”
中国军民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而那个本应被定为战争罪犯的石原莞尔却因为早早的被排挤出了权力中心而逃脱了罪行，1949年8月15日，因病死于家中。死时正好是日本投降四周年，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天意。#九一八89周年##抗日战争##历史影像#
#文谈[超话]# 《酒，一部文化史》
第四章
中世纪（1000－1500年）：一个产业的诞生（16）
中世纪麦芽酒和葡萄酒的一般消费量依然无法确定，尽管像在英格兰这样女性确实喝得更少的地区，由于葡萄酒的价格和酒精含量都高于麦芽酒，所以按绝对价值计算， 麦芽酒的消费量一定更高。在14世纪的英格兰，麦芽酒的价格在城市为1便士2加仑，在农村是1便士3加仑。加斯科涅或西班牙葡萄酒的价格约为6便士1加仑，这使葡萄酒每单位容积的价格是麦芽酒的12—24倍,虽然就每种饮料所提供的纯酒精量而言，葡萄酒的价格只有啤酒的大约4—8倍。据估计，从14世纪末至15世纪末，北欧每年人均酒消费量约为177—310升，相当于每天1/2升到2/3升，并不过分。但作者的结论反映了这些数据的不确定性：“中世纪普通英国人每天消费4-5升的估计是合理的，但也许太高了。更加合理、更加可能的估计是每人每天约1.1升。”他接着指出，富有农村家庭成员可能一天只饮用半升麦芽酒，而贵族家庭成员的消耗在1.5—2升之间。
至于葡萄酒，根据一份对法国人均消费数据的汇编，其范围是从每年183升到781升，或者是从每天半升到2升多一点。最低值代表的是14世纪初修道士的饮酒量(每逢节日可以增加1升),最高值显示的是在屈斯蒂讷城堡站岗的六位士兵的量，虽然他们应该保持高度清醒和警惕，却依然收到了如此多的葡萄酒。在这份统计汇编的最高值和最低值之间，我们发现教皇学校的学生每年220升(相当于每天半升),韦尔尼内的女仆每年365升(相当于每天1升)。很显然，在中世纪欧洲，并没有一般人均麦芽酒或葡萄酒消费量这回事。即使个别情况下数据是正确的，但酒的消耗量变化幅度很大，并且似乎与性别、阶级、职业或背景并没有明显的相关性。虽然得出如此含糊的结论不免让人失望，即中世纪很多人喝很多酒，并且人均消费量几乎肯定比今天高很多，但这也许是我们所能做的最好的了。
中世纪人们的每日饮酒量可能是很大的，大多数为1升麦芽酒和/或相当于一两瓶的葡萄酒。但是饮酒量有时远低于用来补充水分的量，尤其是考虑到中世纪许多人做的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重体力劳动。这一发现也提出了一个问题，即他们从哪里可以获得额外的水?粥和汤肯定是他们摄取水分的重要来源，但是我们必须想到，对于相当多的欧洲人来说，在这一时期，他们喝水可能是因为除了酒之外，没有别的饮料。虽然他们担心水的安全性，但穷人别无选择。在英格兰，啤酒和麦芽酒的价格是由法律确定的。根据1283年的规定，作为两个成年人每日的合理饮用量，4升麦芽酒会花费一个工匠每日工资的1/3, 普通劳动者每日工资的2/3。女性的工资约为男性的2/3,因此购买麦芽酒或啤酒的可能性要相应小许多。这是另一个我们需要仔细区分的情况，一方面是警告莫要喝水的社会风气，另一方面是反映了物质条件的做法。迫于这种物质条件，人们肯定别无选择。
上层阶级喝的酒可能更多，但他们喝的酒品质会更好吗?中世纪所形成的风尚之一便是鉴赏力，这意味着某些产品开始因其品质认知度获得某种程度上的文化声望。对于酒来说，这并不完全是新事物。正如前文所述，希腊和罗马 的作家已经列出了他们认为卓尔不群的葡萄酒的名单。我们可能会认为，相对于啤酒，葡萄酒更早地产生了这种分化：直到中世纪后期，可供人们选择的啤酒种类有限，因为啤酒没有被长距离运输，当地人喝的都是当地酿造的。即使这样，人们依然会有所偏爱，尤其是在众多酿酒商互相竞争的大城市里。但长距离啤酒贸易的发展为许多市场带去了新的产品，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同低地国家和斯堪的纳维亚的部分地区出产的当地啤酒相比，从汉堡进口的啤酒更受欢迎。
伦敦、安特卫普和巴黎等主要市场上较富裕的葡萄酒消费者更为幸运，因为他们可以在欧洲和地中海地区很多地方生产的葡萄酒中定期选购。在中世纪，葡萄酒的鉴赏似乎有了更加系统的评判标准。对于他们大量消耗的波尔多葡萄酒的品质和浅淡的色泽，英国消费者打了很高的分数。因为其色泽，他们称其为“干红”,直到20世纪末，这个名字一直被用来指代波尔多生产的红色葡萄酒。在意大利，更加富有的葡萄酒消费者会区分由普通葡萄酿的酒(他们称之为“拉丁酒”)和用新品种葡萄酿的酒(如用托斯卡纳圣吉米亚诺周围地区的维奈西卡葡萄酿造的白葡萄酒),以及来自欧洲其他地方的葡萄酒，来区别葡萄酒之间的质量。13世纪末的诗人切克·安杰奥列里这样说： “我只想要希腊和维奈西卡葡萄酒，因为拉丁葡萄酒比唠叨不休的女人还要令人讨厌。”
作者：[加] 罗德·菲利普斯
翻译：马百亮
第四章
中世纪（1000－1500年）：一个产业的诞生（16）
中世纪麦芽酒和葡萄酒的一般消费量依然无法确定，尽管像在英格兰这样女性确实喝得更少的地区，由于葡萄酒的价格和酒精含量都高于麦芽酒，所以按绝对价值计算， 麦芽酒的消费量一定更高。在14世纪的英格兰，麦芽酒的价格在城市为1便士2加仑，在农村是1便士3加仑。加斯科涅或西班牙葡萄酒的价格约为6便士1加仑，这使葡萄酒每单位容积的价格是麦芽酒的12—24倍,虽然就每种饮料所提供的纯酒精量而言，葡萄酒的价格只有啤酒的大约4—8倍。据估计，从14世纪末至15世纪末，北欧每年人均酒消费量约为177—310升，相当于每天1/2升到2/3升，并不过分。但作者的结论反映了这些数据的不确定性：“中世纪普通英国人每天消费4-5升的估计是合理的，但也许太高了。更加合理、更加可能的估计是每人每天约1.1升。”他接着指出，富有农村家庭成员可能一天只饮用半升麦芽酒，而贵族家庭成员的消耗在1.5—2升之间。
至于葡萄酒，根据一份对法国人均消费数据的汇编，其范围是从每年183升到781升，或者是从每天半升到2升多一点。最低值代表的是14世纪初修道士的饮酒量(每逢节日可以增加1升),最高值显示的是在屈斯蒂讷城堡站岗的六位士兵的量，虽然他们应该保持高度清醒和警惕，却依然收到了如此多的葡萄酒。在这份统计汇编的最高值和最低值之间，我们发现教皇学校的学生每年220升(相当于每天半升),韦尔尼内的女仆每年365升(相当于每天1升)。很显然，在中世纪欧洲，并没有一般人均麦芽酒或葡萄酒消费量这回事。即使个别情况下数据是正确的，但酒的消耗量变化幅度很大，并且似乎与性别、阶级、职业或背景并没有明显的相关性。虽然得出如此含糊的结论不免让人失望，即中世纪很多人喝很多酒，并且人均消费量几乎肯定比今天高很多，但这也许是我们所能做的最好的了。
中世纪人们的每日饮酒量可能是很大的，大多数为1升麦芽酒和/或相当于一两瓶的葡萄酒。但是饮酒量有时远低于用来补充水分的量，尤其是考虑到中世纪许多人做的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重体力劳动。这一发现也提出了一个问题，即他们从哪里可以获得额外的水?粥和汤肯定是他们摄取水分的重要来源，但是我们必须想到，对于相当多的欧洲人来说，在这一时期，他们喝水可能是因为除了酒之外，没有别的饮料。虽然他们担心水的安全性，但穷人别无选择。在英格兰，啤酒和麦芽酒的价格是由法律确定的。根据1283年的规定，作为两个成年人每日的合理饮用量，4升麦芽酒会花费一个工匠每日工资的1/3, 普通劳动者每日工资的2/3。女性的工资约为男性的2/3,因此购买麦芽酒或啤酒的可能性要相应小许多。这是另一个我们需要仔细区分的情况，一方面是警告莫要喝水的社会风气，另一方面是反映了物质条件的做法。迫于这种物质条件，人们肯定别无选择。
上层阶级喝的酒可能更多，但他们喝的酒品质会更好吗?中世纪所形成的风尚之一便是鉴赏力，这意味着某些产品开始因其品质认知度获得某种程度上的文化声望。对于酒来说，这并不完全是新事物。正如前文所述，希腊和罗马 的作家已经列出了他们认为卓尔不群的葡萄酒的名单。我们可能会认为，相对于啤酒，葡萄酒更早地产生了这种分化：直到中世纪后期，可供人们选择的啤酒种类有限，因为啤酒没有被长距离运输，当地人喝的都是当地酿造的。即使这样，人们依然会有所偏爱，尤其是在众多酿酒商互相竞争的大城市里。但长距离啤酒贸易的发展为许多市场带去了新的产品，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同低地国家和斯堪的纳维亚的部分地区出产的当地啤酒相比，从汉堡进口的啤酒更受欢迎。
伦敦、安特卫普和巴黎等主要市场上较富裕的葡萄酒消费者更为幸运，因为他们可以在欧洲和地中海地区很多地方生产的葡萄酒中定期选购。在中世纪，葡萄酒的鉴赏似乎有了更加系统的评判标准。对于他们大量消耗的波尔多葡萄酒的品质和浅淡的色泽，英国消费者打了很高的分数。因为其色泽，他们称其为“干红”,直到20世纪末，这个名字一直被用来指代波尔多生产的红色葡萄酒。在意大利，更加富有的葡萄酒消费者会区分由普通葡萄酿的酒(他们称之为“拉丁酒”)和用新品种葡萄酿的酒(如用托斯卡纳圣吉米亚诺周围地区的维奈西卡葡萄酿造的白葡萄酒),以及来自欧洲其他地方的葡萄酒，来区别葡萄酒之间的质量。13世纪末的诗人切克·安杰奥列里这样说： “我只想要希腊和维奈西卡葡萄酒，因为拉丁葡萄酒比唠叨不休的女人还要令人讨厌。”
作者：[加] 罗德·菲利普斯
翻译：马百亮
中印边界争议地区有三个地方，即东段、中段和西段，争议的原因不再细述，主要就是两个英国人在地图上按照自己的喜好搞出来的两条非法无效线引起的，即麦克马洪线和约翰逊线。东段争议问题来自麦克马洪线，1914年，当时的英属印度代表英国人麦克马洪在西姆拉会议上，欺骗当时我国的西藏地方政府代表，私自在地图上画了一条线，把我国喜马拉雅山麓以南的藏南地区9万平方公里划归印度，大约相当于一个浙江省的面积。英国人划分的边界，我们自然不承认，而印度人独立以后却想按照英国人的划线占据这些地方，这样，矛盾和冲突就来了，战争也就不可避免，这样就发生了1962年中印战争。1962年11月21日中印战争结束后，中国没有提任何条件就退至战前控制线，并放弃藏南地区，但有一个地方却牢牢地控制在我们的手里，那就是阿克赛钦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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