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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读路上：从大山中走出来的猕猴桃】
沿北纬30度向西，从武汉来到平均海拔1700多米的神农架，经济管理学院赴神农架暑期社会实践团队乘新开通的郑渝高铁，一路“穿”山越岭。7月以来，实践团队在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熊银解老师的指导下，聚焦“神农猕饮”这一产品，追根溯源，调研特色地标农产品的种植、加工、生产、销售全产业链。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躬行”二字在暑期社会实践中落地生根、葳蕤繁茂，促连“行”与“知”的桥梁也得以构建。
在打车前往阳日镇龙溪村猕猴桃种植基地的途中，盘山公路弯道接连，愈窄愈险。岩石遮盖头顶，山涧间凉意渐浓。路上接连出现满载的红皮大卡车，车窗外不时有挖掘机轰鸣。
这对于团队成员而言新奇的场景勾起了的士司机陈杰的熟悉回忆。“这里有不少采矿场，主产黑色的磷矿，还有少量裸露的淡红色岩石，是铁矿，现在的车可比以前高级多了。”他从二十岁开始执A照开矿车，后转行驾驶出租，如今已有三十年驾龄。得知团队此行旨在调研猕猴桃种植情况，陈杰有所感慨：“神农架以前主要开发采矿业，猕猴桃那都是野生的，近些年才有政府引导。”他坦言，旅游业和种植业的发展为当地带来了许多变化。
“距离目的地还有950米。”导航播报着剩余的路程。然而面对布满湿泥、碎石叠加50度坡度的路面，车辆难以为继。在团队成员步行进村途中，迎面遇见一队施工人员，正在用石块堆砌山路边缘的防护栏。“路是今年才修的，等加宽、倒沥青后，游客才好来咧。”一位师傅热情地介绍到。
头戴阔檐草帽的史忠成，既是龙溪村68户人家、270多位农民的村支书，也是村里建设猕猴桃种植基地的负责人。自2016年起，他集中扭转了30余户200多亩土地，建起了种植基地，积极响应精准扶贫战略和乡村振兴建设。“我们一开始选了好多产业但都没搞成功，村里老百姓又比较少，很多出去打工了，”史忠成介绍到，“现在这个基地每年最低盈利30多万，平均到户就是一万多，妇女、老人都能参与浇水、剪枝、除虫、打药等工作。”“我们是从来不欠老百姓的钱的。”作为村干部和负责人，他的话语掷地有声。
然而，创办猕猴桃种植基地绝非易事，尤其对于半路出家、自学成才的史忠成而言。“第一回栽种，三年后挂果的时候失苗超过百分之七十，有些植株易得溃疡病，感染一大片土地，品种并不适合神农架的气候。”为此，他每年都会前往四川、重庆、陕西等地多次考察，看看技术，学学方法。但神农架以坡地为主，地理环境独特，并不能照搬照抄他地经验。“后来神农架与华农签订了种植合同。”这为史忠成解决了“心头病”。他与园林院蔡礼鸿教授成为了微信好友，“有什么问题都能和他在网上聊，今年他都来我这儿三趟了”。
“今早扶贫办成员刚到地里转了一圈，如今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挂果了。”史忠成介绍到，随着种植产出，他也筹建了周边地区最大的冷库，最多能冷藏80吨猕猴桃。在他自己投资50万的基础上，政府还补贴了10万元，“建好之后主要是电费贵，启动是38千瓦，一小时就是38度电，我还专门为它建了个变压器”。他表示，从采摘到冻库一般可过八个月，且保证猕猴桃品质，几乎不变味。今年，史忠成还换上了新运输车，办理了生产许可证，并开通了多个电商平台。“产量逐年上来了，销路就成了大问题。”龙溪村猕猴桃面临的挑战还在不断刷新。
作为龙溪村猕猴桃一大对接收购渠道，神农架绿源天然食品有限公司联合五色本味（武汉）食品科技有限公司打造了“神农猕饮”系列产品。“2021年，依托华农食科院刘睿教授团队技术开发和经管院熊银解副教授团队策划推广，陆续推出了果醋型与含气型两款猕猴桃饮料。”五色本味总监张志武介绍道。目前，公司正联合高校、体育赛事等，期望打开年轻群体市场。在绿源公司的发酵、调配、过滤、包装车间，负责人邓元海详细讲解了生产工艺与技术规范。如今这样的加工厂内自动化程度高，全部为管道运输，仅有七位固定工人，“收购猕猴桃时，洗果、打浆、榨汁用工量较大，但是是季节性的，就两个月”。
“从种植、采摘，到加工、销售，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跨越。从课本理论，到现实场景，研学亦是如此。‘销路’‘市场’，这是从农户到公司反复提及的词汇。虽说‘酒好不怕巷子深’，但在全新的时代，‘走出去’更是王道。如何打造、推广特色地标农产品，如何用产业推动发展，这是各方都在思考的问题。”实践队员胡欣妍同学在实践后在自己的实践报告上写下这样一段话，她说，全面脱贫已完成，乡村振兴仍待续，而对新时代青年而言，还需有更多的田野课堂、大地论文和时代命题。
来源 | 南湖新闻网
【耕读路上：从大山中走出来的猕猴桃】
沿北纬30度向西，从武汉来到平均海拔1700多米的神农架，经济管理学院赴神农架暑期社会实践团队乘新开通的郑渝高铁，一路“穿”山越岭。7月以来，实践团队在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熊银解老师的指导下，聚焦“神农猕饮”这一产品，追根溯源，调研特色地标农产品的种植、加工、生产、销售全产业链。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躬行”二字在暑期社会实践中落地生根、葳蕤繁茂，促连“行”与“知”的桥梁也得以构建。
在打车前往阳日镇龙溪村猕猴桃种植基地的途中，盘山公路弯道接连，愈窄愈险。岩石遮盖头顶，山涧间凉意渐浓。路上接连出现满载的红皮大卡车，车窗外不时有挖掘机轰鸣。
这对于团队成员而言新奇的场景勾起了的士司机陈杰的熟悉回忆。“这里有不少采矿场，主产黑色的磷矿，还有少量裸露的淡红色岩石，是铁矿，现在的车可比以前高级多了。”他从二十岁开始执A照开矿车，后转行驾驶出租，如今已有三十年驾龄。得知团队此行旨在调研猕猴桃种植情况，陈杰有所感慨：“神农架以前主要开发采矿业，猕猴桃那都是野生的，近些年才有政府引导。”他坦言，旅游业和种植业的发展为当地带来了许多变化。
“距离目的地还有950米。”导航播报着剩余的路程。然而面对布满湿泥、碎石叠加50度坡度的路面，车辆难以为继。在团队成员步行进村途中，迎面遇见一队施工人员，正在用石块堆砌山路边缘的防护栏。“路是今年才修的，等加宽、倒沥青后，游客才好来咧。”一位师傅热情地介绍到。
头戴阔檐草帽的史忠成，既是龙溪村68户人家、270多位农民的村支书，也是村里建设猕猴桃种植基地的负责人。自2016年起，他集中扭转了30余户200多亩土地，建起了种植基地，积极响应精准扶贫战略和乡村振兴建设。“我们一开始选了好多产业但都没搞成功，村里老百姓又比较少，很多出去打工了，”史忠成介绍到，“现在这个基地每年最低盈利30多万，平均到户就是一万多，妇女、老人都能参与浇水、剪枝、除虫、打药等工作。”“我们是从来不欠老百姓的钱的。”作为村干部和负责人，他的话语掷地有声。
然而，创办猕猴桃种植基地绝非易事，尤其对于半路出家、自学成才的史忠成而言。“第一回栽种，三年后挂果的时候失苗超过百分之七十，有些植株易得溃疡病，感染一大片土地，品种并不适合神农架的气候。”为此，他每年都会前往四川、重庆、陕西等地多次考察，看看技术，学学方法。但神农架以坡地为主，地理环境独特，并不能照搬照抄他地经验。“后来神农架与华农签订了种植合同。”这为史忠成解决了“心头病”。他与园林院蔡礼鸿教授成为了微信好友，“有什么问题都能和他在网上聊，今年他都来我这儿三趟了”。
“今早扶贫办成员刚到地里转了一圈，如今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挂果了。”史忠成介绍到，随着种植产出，他也筹建了周边地区最大的冷库，最多能冷藏80吨猕猴桃。在他自己投资50万的基础上，政府还补贴了10万元，“建好之后主要是电费贵，启动是38千瓦，一小时就是38度电，我还专门为它建了个变压器”。他表示，从采摘到冻库一般可过八个月，且保证猕猴桃品质，几乎不变味。今年，史忠成还换上了新运输车，办理了生产许可证，并开通了多个电商平台。“产量逐年上来了，销路就成了大问题。”龙溪村猕猴桃面临的挑战还在不断刷新。
作为龙溪村猕猴桃一大对接收购渠道，神农架绿源天然食品有限公司联合五色本味（武汉）食品科技有限公司打造了“神农猕饮”系列产品。“2021年，依托华农食科院刘睿教授团队技术开发和经管院熊银解副教授团队策划推广，陆续推出了果醋型与含气型两款猕猴桃饮料。”五色本味总监张志武介绍道。目前，公司正联合高校、体育赛事等，期望打开年轻群体市场。在绿源公司的发酵、调配、过滤、包装车间，负责人邓元海详细讲解了生产工艺与技术规范。如今这样的加工厂内自动化程度高，全部为管道运输，仅有七位固定工人，“收购猕猴桃时，洗果、打浆、榨汁用工量较大，但是是季节性的，就两个月”。
“从种植、采摘，到加工、销售，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跨越。从课本理论，到现实场景，研学亦是如此。‘销路’‘市场’，这是从农户到公司反复提及的词汇。虽说‘酒好不怕巷子深’，但在全新的时代，‘走出去’更是王道。如何打造、推广特色地标农产品，如何用产业推动发展，这是各方都在思考的问题。”实践队员胡欣妍同学在实践后在自己的实践报告上写下这样一段话，她说，全面脱贫已完成，乡村振兴仍待续，而对新时代青年而言，还需有更多的田野课堂、大地论文和时代命题。
来源 | 南湖新闻网
【#历史冷知识# 古代官员退休有退休金吗？古代的退休年龄是几岁？】
现在的退休年龄和退休金，都是有国家规定的，有法定的退休年龄，而到了这个年龄之后大部分人其实都会选择不再工作，毕竟人已经老了，不是所有的工作岗位都还能继续做了。那么，古代的官员们有没有退休年龄呢?古代官员们他们老了之后能不能退休，退休之后又能不能有退休金呢?很多官员可能都是向皇帝告老还乡，这算不算退休呢?
（一）古代官员怎么退休
在中国古代，官员到了一定的年龄也是可以告老还乡的，只是不用退休这个词，用一个比较高雅的词汇：“致仕”，意思就是把官位还给国君，根据“周礼”记载，大夫七十而“致仕”，即在周朝时，官员可以在七十岁退休了，但是从科学的角度出发，古代人的寿命比较短，这个已经算是高寿的年纪了，所以，大多数人，都是一辈子为官，直至去世。
但是各个朝代有所不同，特别是明、清两代，清代时，退休年纪修改为60岁，而且各级官员，级别越小的，退休的年龄可以提前，文官与武将也有所不同，参将为54岁，都司守备48岁，而高等将领与军机大员是不受年龄的限制的，只有得到皇帝的批准后才能“致仕”。
今天退休有退休金可以领，古代“致仕”有退休金吗?在唐朝之前，官员是没有退休金制度的，但这个制度有个问题，就是引起了官员在位期间大捞钱财，就是希望能安度晚年，所以唐朝为了消除这个问题，开始为退休的官员发放一些米粮，用于生活所需以安度晚年。到了宋朝，国家明文规定，“致仕”后的官员，可以享受在位时一半的俸禄，做为生活所需，自此退休金制度就开始了。
（二）古代官员的退休年龄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规定退休年龄的国家之一，早在《礼记》中就明确提到：“大夫七十而致事”，70岁也就是古代官员的退休年龄，当然，这个并不是强制的，只不过是一种约定俗成。直到明朝朱元璋时期，退休年龄才改为60岁，即：“文武官员六十以上者，皆听致仕”。但是朱棣继位以后，又给改了回来。按照古人的平均寿命来算，正所谓“人活七十古来稀”，能活到退休的其实很少，多数都在任上就病逝了。
退休这个词语是在唐代的时期才开始出现的，其实唐代之前也是存在退休这种行为的，但是并没有给它命名为退休。古代从周朝开始一直都是七十岁才能退休的，除了清朝六十岁就可以退休了。到了七十岁的时候，就可以把自己手头上面的事情交给贤能的人，把自己家里面的事情交给子孙去做，然后自己可以安安心心的养老。到了唐朝，也是一直延续着这个制度，对于有疾病在身的官员可以放宽退休的年龄。
宋代是中国古代致仕制度即退休制度的完善定型阶段。北宋官僚机构庞大，官员众多， 宋代统治者制定了一系列条例和法令，使致仕制度更加完善系统。《宋史·职官十·致仕》中侍御史知杂事司马池说：“文武官年七十以上不自请致仕者，许御史台纠核以闻。”但是也可以有例外情况。个别武官可延至80致仕。少数元老、勋贤等可以留任，有的致仕官吏在朝廷需要时还可以复出任职，称“落致仕”。但宋朝也曾规定：“虽未及七十，但昏老不胜其任，亦奏请之。”如果确因昏老不能任事或自愿就闲，可以申请提前休致。
为了鼓励官员们按时致仕以及酬劳从政功绩和保证晚年生活所需，从太宗中期起规定退休官员可以享受各种优厚的待遇，宋代官吏致仕后的待遇主要包括俸禄、升转官阶、荫补、要求朝廷恩例等。宋代官吏在没有犯罪的前提下正常致仕，不但可以享受优厚的俸禄和实物待遇，还可以升转官阶，中高级官吏退休时还可享受到一定的“荫补”与“恩例”优待，这对宋代官吏致仕的制度化起到了重要作用。对于在任时曾经犯罪的官吏，不给俸或不予恩荫，抑制了官吏的腐败，也促进了官吏素质和道德水准的提升。
到了明朝则规定，三品以上官员按现职退休，四品以下，任现职满三年且无大过者，可升一级致仕。明中叶改为业绩突出者可升两级致仕。退休金方面，明初曾规定致仕官食原俸，但很快就予以取消。后来又规定退休官员一般情况下不发放退休金，但不会让你喝西北风的，若家贫不能自存者，“有司月给米二石，修(终)其身”。
到了清朝的时候，六十岁你就可以退休了，但是你必须要得到上面的批准，拿到确定的退休文件你才能退休，所以如果拿不到文件，你可能到死了也不能退休。虽然有着明文规定退休时间，但是只要皇帝不允许，你也不可能退休的。在古代，只要你做官了那么你的身体就是属于国家的了，所以就算你生病只要皇帝不允许你退休，你也是不能退休的。就比如元代有一个官员叫郭守敬，他到了七十岁的时候就想要辞去自己的官位，当是却一直都得不到允许，到了八十六岁的时候还在做官。
在古代，其实并没有严格的官员退休保障，只有朝廷高级官员或者皇帝特批的官吏，才有资格在退休后还能领取部分俸禄，但也只是部分而已。比如唐朝就规定：五品以上官员致仕后，可以领取原俸禄的一半，至于五品以下的官员怎么办，那就得自谋生路了。比如杜甫从工部员外郎任上退休以后，就因为没有退休工资，非常落魄，最后还是在朋友帮助下，在东屯公田给别人打工当督耕，才算有了解决生计的来源。到了宋朝开始，才考虑到基层官员，规定九品以上退休官员可以领原俸禄的一半，以保障生活。但到明朝以后，又给去掉了，退休官员没有任何工资收入，仅仅是免除徭役而已。
所以，多数情况下，古代的官员在致仕之前，就会置办田产，以确保退休以后能靠田产维持生活，生活水平也是随田产多少而决定的，一般来说，不会比地方富户地主差。
不过不论是早点退休还是迟点退休，只要退休之后的保障做到位了，一定就不会存在那么多的争议，古代的时候很多官员退休并没有得到应有的保障，日子过得十分的辛苦。到元朝的时候才得到改善，退休的官员还能发放原本的俸禄来保障他们的生活，这种做法算得上非常人性化，现在也是一直都被沿用了下来。
（三）古代有没有退休金
几千年来以农业为主的中国古代社会，没有什么养老金、退休金，但是古人在养老方面花的心思并不少，除了家庭的“色养”，还有各类的养老机构，以及各种针对困难家庭的特殊照顾。
没有“五险一金”，依赖家庭养老
在古代，不管是普通老百姓，还是政府官员，都没有养老保险等“五险一金”，也基本上没有退休工资，家庭养老的严峻性超过现代。
早在北魏时期，政府为保证老人有儿女所养，首创“存留养亲”制度。其规定，如果犯人(犯罪极其严重的除外)的直系长辈老无所养，则国家应当对这个犯人减刑或刑罚缓期执行，即便坐牢，也一般关押在当地，不会流放到外地，以便其可以随时回家照顾老人。有甚者，在特殊情况下，为了达到赡养老人的目的，可以赦免犯人一些不太严重的罪行。
“存留养亲”制度从北魏开始，一直延续到清代，是中国古代重视家庭养老和保障家庭养老的一个缩影。对某些犯人进行特赦，以确保家庭养老的实现，不仅在古代社会有必要，在现代法治社会也有其必要性。如果能够在法律上对这种因养老而施行的特赦加以规范，一定能够比古代更加具有指导性和强制性。
唐代的家庭养老做得很好。在唐代，社会上普遍形成了一种良好风气，子女不仅要在生活起居上照顾和赡养老人，而且要在精神上保证老人的心情愉悦，当时称之为“色养”。不管是一般家庭，还是官宦人家，唐代的老人除了在物质上老有所养，还能笑着养老。在唐代，如果儿媳妇不能“色养”公婆，那就可以成为休妻的理由。盛唐时期，一位叫李向秀的大臣，就因为妻子未能尽到“色养”公婆的义务而将其休掉。
唐代的家庭，若父母还健在，儿子一般就不出远门，也不分家，更不各自攒私房钱。这种养老的社会氛围，使得老人可以在儿女的全天候照料下，安享晚年。当然，现代社会，儿女离开父母去远方工作是一种常态。
到了清代，家庭养老的法律规定相当严苛，其中，如果老人因为养老无着而自杀，那么儿子要以过失杀人罪论处。这一点，虽然在现代法治社会不可能实现，但某种道德上的约束却是必要的。
古代较高的死亡率和较低的寿命，注定相当数量的老人会没有后代。公元521年，中国有了历史上第一家由政府开办的“养老院”——南朝的梁武帝命令设立“独孤院”，专门收养老人和孤儿。从此，中国的养老院开始制度化。
到了唐代，国家强盛，养老院更为普遍，当时称为“悲田院”。但名副其实的养老院是北宋时期的“居养院”，只收养贫困老人。而且，在宋徽宗时期，老人的年龄标准是50岁，使养老的人群范围得到了极大的扩展，成为历史上老人的黄金时期。
北宋末期，政府在各地设立公墓，当时称为“漏泽园”，以安葬穷人，这也是古代国营公墓的开端。同时，宋代的官员也特别热衷于慈善事业，譬如大文豪苏轼，任职于杭州时，就在城内设立养老院，并委任德高望重的僧人为院长，救济贫困老者。
南宋初年，中国出现专门为包括老人在内的各种贫民设立的福利医疗机构，叫作惠民和剂局。刚开始，只是象征性地收取费用。后来，干脆免费，全部由各地方财政埋单。
明代初期，朱元璋下令全国各地建立“养济院”和“惠民药局”。养济院是一个融收容和养老为一体的机构，与南北朝时期的“独孤院”类似。惠民药局则等同于南宋的惠民和剂局。养济院都设立在寺庙和道观里面或周边，因为在古代，寺庙和道观本身就收容弱者和老者，把政府公办的养老等机构与这种带有宗教关怀的民办救济机构设置在一起，可以实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应，具有较强的宣传力度，让更多的老者有所目标，主动寻求救助。
现在的退休年龄和退休金，都是有国家规定的，有法定的退休年龄，而到了这个年龄之后大部分人其实都会选择不再工作，毕竟人已经老了，不是所有的工作岗位都还能继续做了。那么，古代的官员们有没有退休年龄呢?古代官员们他们老了之后能不能退休，退休之后又能不能有退休金呢?很多官员可能都是向皇帝告老还乡，这算不算退休呢?
（一）古代官员怎么退休
在中国古代，官员到了一定的年龄也是可以告老还乡的，只是不用退休这个词，用一个比较高雅的词汇：“致仕”，意思就是把官位还给国君，根据“周礼”记载，大夫七十而“致仕”，即在周朝时，官员可以在七十岁退休了，但是从科学的角度出发，古代人的寿命比较短，这个已经算是高寿的年纪了，所以，大多数人，都是一辈子为官，直至去世。
但是各个朝代有所不同，特别是明、清两代，清代时，退休年纪修改为60岁，而且各级官员，级别越小的，退休的年龄可以提前，文官与武将也有所不同，参将为54岁，都司守备48岁，而高等将领与军机大员是不受年龄的限制的，只有得到皇帝的批准后才能“致仕”。
今天退休有退休金可以领，古代“致仕”有退休金吗?在唐朝之前，官员是没有退休金制度的，但这个制度有个问题，就是引起了官员在位期间大捞钱财，就是希望能安度晚年，所以唐朝为了消除这个问题，开始为退休的官员发放一些米粮，用于生活所需以安度晚年。到了宋朝，国家明文规定，“致仕”后的官员，可以享受在位时一半的俸禄，做为生活所需，自此退休金制度就开始了。
（二）古代官员的退休年龄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规定退休年龄的国家之一，早在《礼记》中就明确提到：“大夫七十而致事”，70岁也就是古代官员的退休年龄，当然，这个并不是强制的，只不过是一种约定俗成。直到明朝朱元璋时期，退休年龄才改为60岁，即：“文武官员六十以上者，皆听致仕”。但是朱棣继位以后，又给改了回来。按照古人的平均寿命来算，正所谓“人活七十古来稀”，能活到退休的其实很少，多数都在任上就病逝了。
退休这个词语是在唐代的时期才开始出现的，其实唐代之前也是存在退休这种行为的，但是并没有给它命名为退休。古代从周朝开始一直都是七十岁才能退休的，除了清朝六十岁就可以退休了。到了七十岁的时候，就可以把自己手头上面的事情交给贤能的人，把自己家里面的事情交给子孙去做，然后自己可以安安心心的养老。到了唐朝，也是一直延续着这个制度，对于有疾病在身的官员可以放宽退休的年龄。
宋代是中国古代致仕制度即退休制度的完善定型阶段。北宋官僚机构庞大，官员众多， 宋代统治者制定了一系列条例和法令，使致仕制度更加完善系统。《宋史·职官十·致仕》中侍御史知杂事司马池说：“文武官年七十以上不自请致仕者，许御史台纠核以闻。”但是也可以有例外情况。个别武官可延至80致仕。少数元老、勋贤等可以留任，有的致仕官吏在朝廷需要时还可以复出任职，称“落致仕”。但宋朝也曾规定：“虽未及七十，但昏老不胜其任，亦奏请之。”如果确因昏老不能任事或自愿就闲，可以申请提前休致。
为了鼓励官员们按时致仕以及酬劳从政功绩和保证晚年生活所需，从太宗中期起规定退休官员可以享受各种优厚的待遇，宋代官吏致仕后的待遇主要包括俸禄、升转官阶、荫补、要求朝廷恩例等。宋代官吏在没有犯罪的前提下正常致仕，不但可以享受优厚的俸禄和实物待遇，还可以升转官阶，中高级官吏退休时还可享受到一定的“荫补”与“恩例”优待，这对宋代官吏致仕的制度化起到了重要作用。对于在任时曾经犯罪的官吏，不给俸或不予恩荫，抑制了官吏的腐败，也促进了官吏素质和道德水准的提升。
到了明朝则规定，三品以上官员按现职退休，四品以下，任现职满三年且无大过者，可升一级致仕。明中叶改为业绩突出者可升两级致仕。退休金方面，明初曾规定致仕官食原俸，但很快就予以取消。后来又规定退休官员一般情况下不发放退休金，但不会让你喝西北风的，若家贫不能自存者，“有司月给米二石，修(终)其身”。
到了清朝的时候，六十岁你就可以退休了，但是你必须要得到上面的批准，拿到确定的退休文件你才能退休，所以如果拿不到文件，你可能到死了也不能退休。虽然有着明文规定退休时间，但是只要皇帝不允许，你也不可能退休的。在古代，只要你做官了那么你的身体就是属于国家的了，所以就算你生病只要皇帝不允许你退休，你也是不能退休的。就比如元代有一个官员叫郭守敬，他到了七十岁的时候就想要辞去自己的官位，当是却一直都得不到允许，到了八十六岁的时候还在做官。
在古代，其实并没有严格的官员退休保障，只有朝廷高级官员或者皇帝特批的官吏，才有资格在退休后还能领取部分俸禄，但也只是部分而已。比如唐朝就规定：五品以上官员致仕后，可以领取原俸禄的一半，至于五品以下的官员怎么办，那就得自谋生路了。比如杜甫从工部员外郎任上退休以后，就因为没有退休工资，非常落魄，最后还是在朋友帮助下，在东屯公田给别人打工当督耕，才算有了解决生计的来源。到了宋朝开始，才考虑到基层官员，规定九品以上退休官员可以领原俸禄的一半，以保障生活。但到明朝以后，又给去掉了，退休官员没有任何工资收入，仅仅是免除徭役而已。
所以，多数情况下，古代的官员在致仕之前，就会置办田产，以确保退休以后能靠田产维持生活，生活水平也是随田产多少而决定的，一般来说，不会比地方富户地主差。
不过不论是早点退休还是迟点退休，只要退休之后的保障做到位了，一定就不会存在那么多的争议，古代的时候很多官员退休并没有得到应有的保障，日子过得十分的辛苦。到元朝的时候才得到改善，退休的官员还能发放原本的俸禄来保障他们的生活，这种做法算得上非常人性化，现在也是一直都被沿用了下来。
（三）古代有没有退休金
几千年来以农业为主的中国古代社会，没有什么养老金、退休金，但是古人在养老方面花的心思并不少，除了家庭的“色养”，还有各类的养老机构，以及各种针对困难家庭的特殊照顾。
没有“五险一金”，依赖家庭养老
在古代，不管是普通老百姓，还是政府官员，都没有养老保险等“五险一金”，也基本上没有退休工资，家庭养老的严峻性超过现代。
早在北魏时期，政府为保证老人有儿女所养，首创“存留养亲”制度。其规定，如果犯人(犯罪极其严重的除外)的直系长辈老无所养，则国家应当对这个犯人减刑或刑罚缓期执行，即便坐牢，也一般关押在当地，不会流放到外地，以便其可以随时回家照顾老人。有甚者，在特殊情况下，为了达到赡养老人的目的，可以赦免犯人一些不太严重的罪行。
“存留养亲”制度从北魏开始，一直延续到清代，是中国古代重视家庭养老和保障家庭养老的一个缩影。对某些犯人进行特赦，以确保家庭养老的实现，不仅在古代社会有必要，在现代法治社会也有其必要性。如果能够在法律上对这种因养老而施行的特赦加以规范，一定能够比古代更加具有指导性和强制性。
唐代的家庭养老做得很好。在唐代，社会上普遍形成了一种良好风气，子女不仅要在生活起居上照顾和赡养老人，而且要在精神上保证老人的心情愉悦，当时称之为“色养”。不管是一般家庭，还是官宦人家，唐代的老人除了在物质上老有所养，还能笑着养老。在唐代，如果儿媳妇不能“色养”公婆，那就可以成为休妻的理由。盛唐时期，一位叫李向秀的大臣，就因为妻子未能尽到“色养”公婆的义务而将其休掉。
唐代的家庭，若父母还健在，儿子一般就不出远门，也不分家，更不各自攒私房钱。这种养老的社会氛围，使得老人可以在儿女的全天候照料下，安享晚年。当然，现代社会，儿女离开父母去远方工作是一种常态。
到了清代，家庭养老的法律规定相当严苛，其中，如果老人因为养老无着而自杀，那么儿子要以过失杀人罪论处。这一点，虽然在现代法治社会不可能实现，但某种道德上的约束却是必要的。
古代较高的死亡率和较低的寿命，注定相当数量的老人会没有后代。公元521年，中国有了历史上第一家由政府开办的“养老院”——南朝的梁武帝命令设立“独孤院”，专门收养老人和孤儿。从此，中国的养老院开始制度化。
到了唐代，国家强盛，养老院更为普遍，当时称为“悲田院”。但名副其实的养老院是北宋时期的“居养院”，只收养贫困老人。而且，在宋徽宗时期，老人的年龄标准是50岁，使养老的人群范围得到了极大的扩展，成为历史上老人的黄金时期。
北宋末期，政府在各地设立公墓，当时称为“漏泽园”，以安葬穷人，这也是古代国营公墓的开端。同时，宋代的官员也特别热衷于慈善事业，譬如大文豪苏轼，任职于杭州时，就在城内设立养老院，并委任德高望重的僧人为院长，救济贫困老者。
南宋初年，中国出现专门为包括老人在内的各种贫民设立的福利医疗机构，叫作惠民和剂局。刚开始，只是象征性地收取费用。后来，干脆免费，全部由各地方财政埋单。
明代初期，朱元璋下令全国各地建立“养济院”和“惠民药局”。养济院是一个融收容和养老为一体的机构，与南北朝时期的“独孤院”类似。惠民药局则等同于南宋的惠民和剂局。养济院都设立在寺庙和道观里面或周边，因为在古代，寺庙和道观本身就收容弱者和老者，把政府公办的养老等机构与这种带有宗教关怀的民办救济机构设置在一起，可以实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应，具有较强的宣传力度，让更多的老者有所目标，主动寻求救助。
科学猜想文集
(391) 《相标志指向位移的问题》之空间与时间
有更多的可能的是:后生动物群就生活在黑暗环境，因为所有的印模化石都无法指示出是阳光环境还是黑暗环境，或者是由黑暗环境向阳光环境过渡的地史时期，这个时期为埃迪卡拉时期。埃迪卡拉生物群即使是生活在阳光环境中，太阳辐射所产生的能量有限，低温环境等同于黑暗环境，只是这种有利于低等生物繁荣的低温环境已在地球表层出现了，这种大爆发并非是突然性的，它必须要经历过漫长的演化过程，因而在此过程中很难判断是黑暗环境还是阳光环境。我们只要看到原始生物化石，就认为它们都是阳光生物，如在南非发现距今33亿年前的古细胞化石，就认为那个地史时期地球就有了阳光，这就是典型的缺少相标志指示移位意识。越古老的物种对环境越苛刻，它们喜欢温暖或者温凉的环境，洁净的水环境，但又是不缺少有机物的环境，说明古老物种生活在低温环境，新陈代谢的速率较低，水中食物稀少，所以水质不会被污染，因为食源匮乏，古老生物种群学会了忍饥挨饿的本领。这些事实都能证实:地球表层生存环境拥有一个由黑暗环境向阳光环境演化，低温环境向温暖环境演化的漫长时期，我们没有这个意识将永远都无法解决科学上的一系列难题，科学认识永远止步于此。
从灵虾的生存方式及其环境上看，灵虾疣生活在南极冰盖下的海洋中，那里有多少有机物，几乎没有，靠有机物磁养灵虾，那只能是特殊环境的产物。灵虾以矿物质为食，生物指向低能的黑暗生态环境，这就证实，早期生命都是循环速率与新陈代谢速率很低的生物种群。正是生命起源于黑暗环境，坚守于低能的黑暗环境，在地球能获得阳光时期出现后，随着地球生态环境的改变，真核生物在黑暗环境中已经壮大的生物群逐渐演化成阳光环境的后生动物群，这个过程不是生物种群的更替，而是生态环境的更替。
当阳光出现在地球表层时，阳光不仅使雪球地球融动，阳光也增强了后生动物的循环系统与新陈代谢系统的运动速率的提升，从而使后生动物群逐渐向具壳动物群演化。正是从黑暗生物在向阳光生物演化的过程中，地球的低能环境并没有得到改变，因而强迫后生动物群首先向具壳类动物演化。这个演化过程充分证明:不同的生物对环境的要求是不一样的，不同生物组合有着明显的环境指示性，证明不同生物种群是同一生态环境的产物，生物的适应性不是绝对生态因子的组合，不同生物群对生态因子组合存在则重点上的差异，因而生态因子的组合是绝对的，而生物相所指示的生态环境则是相对性。
从上述角看，单个生物相标志所获取信息并不能完全表达古环境，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这就需要组合生物相标志，所以，我们必须将生物相标志分离出几大组。在阳光生物中，从生物能量上划分可划分为低等生物与高等生物，从环境上划分可划分为陆生动物与水生动物，从生物分类学的角度划分，分别为原生域，细菌域，植物域，动物域。这些生物埋藏所形成的化石分原地埋藏与异地埋藏，原地原位埋藏或原地异位埋藏都是获取古环境信息的基本相标志。我们通过相标志的指向，探索古环境是深水环境还是浅水环境，是温暖环境还是寒冷环境，是高能环境还是低能环境，海相环境还是陆相环境，干旱环境还是潮湿环境，氧化环境还是还原环境。通过生物相的指示还原古环境，通过生物的演化还原古环境的不断演化。通过生物组合相，解读更为具体的古环境生态因子结构，这是人类认识自然必须达到的高度。
上面谈了两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一、生物对生态因子组合没有绝对的适合度，只有相对适合度，这也是生物种群努力的适应过程，演化过程的的基础，生物学将这个过程称之为试错过程。因此，生物相标志不能指示出绝对的生态模型，只能通过相组合来研究出更为具体的沉积环境。二、生态环境的渐变性与多样性演化是生物演化与孑遗生物的的基本条件，不同地史时期的生态环境是不一样的，它源于地球绕太阳作向心运动所形成的必然规律，生物演化是生态环境渐变的直接结果。生物在生态环境渐变过程中，存在自然选择适应性演化，这两者的相互变化，决定了相标志在指示沉积环境上不能作绝对资料参考。
生物种群的分异不是繁荣后无条件的演化，或者基因突变，生物种群的分异涉及到自然环境的分异，如猫科动物的横向分异，有各种不同的猫种，纵向分异有虎、豹、狮等豹亚科，猞猁、野猫等猫亚科，它们都无法从化石中得到分异性划分。生物种群的分异性越大，体现出来的自然环境的分异性越丰富，如老虎，热带草原气候有虎，热带雨林气侯有美洲虎，亚热带森林气候有华南虎，温带有东北虎，不同虎种所依附生态环境是不同，因而它们的沉积环境也必然不同。单一或者多个相标志无法彻底的解读古环境，目前只能通过组合标志来判断。
通过生物种群的分异性来探索环境的分异性，不仅是指空间上的分异性，还有时序上的分异性（即基于环境的渐变性质），这些分析对象基本上是指阳光生物生存环境的多样性 。我们提出环境对比分异性，同样，不仅仅是指空间上的分异，还有时间上的分异性，同样是基于生态环境在时间与空间上的变化，这种变化与生物的演化、进化、分异现象有着密切关系。空间上的分异性，如在同样的地理环境中，不同纬度上的气温不一样，动物与植物有可能一样，即使在某些器官与表型上一样，它们的循环速率也可能不一样，通常称它们性状上的不一样。这在古生物化石上不一定存在或大或小的差异，因而，在古生态环境复原上仅运用一种生物相标志是不科学的，必须运用多种生物相标致来进行综合判断，甚至是同种生物呈现出来的性状差异也要引起高度关注，才能获得更为准确的地史画卷。
时间上的分异性，是指同一地理沉积环境在不同地史年代的沉积过程中会出现物理的、化学的沉积相上的差异，沉积回旋更能反应出时间上的不同。化学相与物理相的改变指向的是大环境的改变，如气压、空气密度、温度等生态因子上的不同。以水生生物为例，从水的深度环境上看，有深海生物、半深海生物、浅海生物、滨海生物。从海水的盐度上看，有窄盐性生物与广盐性生物，窄盐性生物适合的盐度，单位面积在35‰，即低不过30‰，高不过40‰。如簇生珊瑚、腕足类、头足类、海眠虫、角石类、菊石类都是窄盐性生物，而绝大部分的窄盐性生物都是古老的生物物种，宽盐性物种都属于后来物种，生物适合度的改变说明地球的生态环境在变。
从窄盐性生物大量灭绝上看，大约发生在左生代与中生代交界之际，95%的生物种群都灭绝了，这次灭绝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低级生物种群灭绝的幅度大，高等动物灭绝的幅度小，而从现代物种的繁荣的尺度上看，低等生物群的繁荣占绝对多数，而我们关注的高级动物占比确小得可怜，这一对比说明一个非常重要问题，生物大灭绝不是灾难性大灭绝，而是生态渐变最终导致质变所构成的大灭绝现象。我们讨论生物大灭绝的问题，实际上是指生态环境的大迁移的问题，生物相标志指示性移位的问题。没有生态环境渐变现象的发生，也就不存相标志指示位移的问题。我们之所以重点关注这个问题，在许多学者的心目中生态环境的固定说永远占主导地位，这在科学认识上很难有所突破。
中生代及之前的海洋环境是一个相对低温的环境，海洋的溶解力度小于新生代而大于古生代，低温低盐的环境适合窄盐性生物的繁荣。广盐性生物即可以在淡水中生存，也可在含盐量很高的环境中生存，如腹足类、双壳类、蓝细菌等，广盐性生物在新生代后得到充分的发展与繁荣，特别是滕壶，成了海洋生态环境的一个灾害。从温度上看，海洋生物有冷水生物，主要分布于中、高纬度地区，如狗鱼等，有低温生物，主要分布于中纬度地区及低纬度地区，是水生生物的主体，更有暖水生物，主要分布于低纬度地区的浅水环境，而暖水生物在新生代之前从来就没有出现过。
生物的生存环境是生物相重要的相标志，它们指示的范围越小，在恢复古环境上的作用越大。这主要源于古生物化石鉴定无法达到种一级，生物相的指示性永远都处在宽范的状态，正是这种缺憾性，迫使我们运用组合标志来恢复古沉积环境。同时，化石的丰度与分异度也是指示生态环境的重要依据，在一个单位面积里，化石的分异度越大，其对环境指示越复杂，化石的分异度越小，其指向的环境越具体。另外，生物的生长状况也是判断环境的重要依据，以壳类动物为例，壳类动物个体的大小与壳的厚薄都是由环境决的，薄壳或者生物个体较小，说明生态环境较差，水的平均温度较低，食物匮乏，如古生代的壳类动物都比较小。壳类动物的壳厚与个体较大时，说明环境相对较好，水温与盐度适宜，食物充足，如果壳类动物大量的死亡至灭绝，说明海洋的温度与盐度波动较大，如笔石的灭绝、菊石的灭绝都是生态环境变化的结果。有些动物并没有因为环境的改变或灭绝或消失，而是出现了生态环境的迁移，如腕足动物、放射虫等，原本生活在浅水环境，而后迁移到了深海环境。动物为什么会发生迁徙，是不同区域的生态环境有相同之处，又有不同之处，这是生物相指示位移的根本原因。所有的生物都能生存至今，并不是生物可以重复进化，而是生态环境多样性的演化，同时是生物适应性演化的结果。如果单纯用生物相、从将今论古的角度恢复古地理环境，有偏之毫厘差之千里之嫌。
生物进化程度及其分布也能指示出古环境状态，如泰加林属温寒带至寒带地区，生长的植物种类80%以上是维管植物，而维管植物在植物的进化进程中属早期植物、低等植物，这就证明低等生物繁荣的地史时期，其自然条件是相对较差的，或者由较差逐渐向较好状态演化过程中的生物进化现象的产物，也就是地球气候存在由低温环境逐渐向温暖环境演化过程。在地球低纬度地区获得的能量逐渐增长的过程中，高纬度地区依然保持着低温环境，或者向更加低温的环境演化，是一些古老物种能繁荣至今生态环境的许可。维管植物繁荣于泰加林区域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据，它证明早期的生物生活在较为低温环境，如果单纯的从维管植物广泛分布上来分析古环境是不对的，必须通过生物在极限环境中的次繁荣状态，来定性古生态环境的性质。之所以得出这个结论，除了低等生物基本上都适应低温环境外，低等生物器官及系统的低循环性质，是反应它们能适应“恶劣”环境一个更重要的原因。
在生物进化的过程中，生物进并非是理想环境中的一蹴而就，而是常常伴随着漫长停滞期的出现，这就反应出生态环境的演化过程是一个渐变过程，一个由不适合宜居环境向宜居环境演化的过程，当一种生物诞生后会持续一个地史时期，在这个地史时期内的生态环境是相对不变的，这才有了生物进化的停滞现象。如果没有停滞期的出现，生物所生存的环境是非常好的宜居环境，是有利于生物快速演化的环境，生物面对的是两种选择，要么进化，要么灭绝，正是地球环境的渐变过程，才有了第三种选择---停滞，才有了生物进化的渐进现象与停滞期的出现。
(391) 《相标志指向位移的问题》之空间与时间
有更多的可能的是:后生动物群就生活在黑暗环境，因为所有的印模化石都无法指示出是阳光环境还是黑暗环境，或者是由黑暗环境向阳光环境过渡的地史时期，这个时期为埃迪卡拉时期。埃迪卡拉生物群即使是生活在阳光环境中，太阳辐射所产生的能量有限，低温环境等同于黑暗环境，只是这种有利于低等生物繁荣的低温环境已在地球表层出现了，这种大爆发并非是突然性的，它必须要经历过漫长的演化过程，因而在此过程中很难判断是黑暗环境还是阳光环境。我们只要看到原始生物化石，就认为它们都是阳光生物，如在南非发现距今33亿年前的古细胞化石，就认为那个地史时期地球就有了阳光，这就是典型的缺少相标志指示移位意识。越古老的物种对环境越苛刻，它们喜欢温暖或者温凉的环境，洁净的水环境，但又是不缺少有机物的环境，说明古老物种生活在低温环境，新陈代谢的速率较低，水中食物稀少，所以水质不会被污染，因为食源匮乏，古老生物种群学会了忍饥挨饿的本领。这些事实都能证实:地球表层生存环境拥有一个由黑暗环境向阳光环境演化，低温环境向温暖环境演化的漫长时期，我们没有这个意识将永远都无法解决科学上的一系列难题，科学认识永远止步于此。
从灵虾的生存方式及其环境上看，灵虾疣生活在南极冰盖下的海洋中，那里有多少有机物，几乎没有，靠有机物磁养灵虾，那只能是特殊环境的产物。灵虾以矿物质为食，生物指向低能的黑暗生态环境，这就证实，早期生命都是循环速率与新陈代谢速率很低的生物种群。正是生命起源于黑暗环境，坚守于低能的黑暗环境，在地球能获得阳光时期出现后，随着地球生态环境的改变，真核生物在黑暗环境中已经壮大的生物群逐渐演化成阳光环境的后生动物群，这个过程不是生物种群的更替，而是生态环境的更替。
当阳光出现在地球表层时，阳光不仅使雪球地球融动，阳光也增强了后生动物的循环系统与新陈代谢系统的运动速率的提升，从而使后生动物群逐渐向具壳动物群演化。正是从黑暗生物在向阳光生物演化的过程中，地球的低能环境并没有得到改变，因而强迫后生动物群首先向具壳类动物演化。这个演化过程充分证明:不同的生物对环境的要求是不一样的，不同生物组合有着明显的环境指示性，证明不同生物种群是同一生态环境的产物，生物的适应性不是绝对生态因子的组合，不同生物群对生态因子组合存在则重点上的差异，因而生态因子的组合是绝对的，而生物相所指示的生态环境则是相对性。
从上述角看，单个生物相标志所获取信息并不能完全表达古环境，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这就需要组合生物相标志，所以，我们必须将生物相标志分离出几大组。在阳光生物中，从生物能量上划分可划分为低等生物与高等生物，从环境上划分可划分为陆生动物与水生动物，从生物分类学的角度划分，分别为原生域，细菌域，植物域，动物域。这些生物埋藏所形成的化石分原地埋藏与异地埋藏，原地原位埋藏或原地异位埋藏都是获取古环境信息的基本相标志。我们通过相标志的指向，探索古环境是深水环境还是浅水环境，是温暖环境还是寒冷环境，是高能环境还是低能环境，海相环境还是陆相环境，干旱环境还是潮湿环境，氧化环境还是还原环境。通过生物相的指示还原古环境，通过生物的演化还原古环境的不断演化。通过生物组合相，解读更为具体的古环境生态因子结构，这是人类认识自然必须达到的高度。
上面谈了两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一、生物对生态因子组合没有绝对的适合度，只有相对适合度，这也是生物种群努力的适应过程，演化过程的的基础，生物学将这个过程称之为试错过程。因此，生物相标志不能指示出绝对的生态模型，只能通过相组合来研究出更为具体的沉积环境。二、生态环境的渐变性与多样性演化是生物演化与孑遗生物的的基本条件，不同地史时期的生态环境是不一样的，它源于地球绕太阳作向心运动所形成的必然规律，生物演化是生态环境渐变的直接结果。生物在生态环境渐变过程中，存在自然选择适应性演化，这两者的相互变化，决定了相标志在指示沉积环境上不能作绝对资料参考。
生物种群的分异不是繁荣后无条件的演化，或者基因突变，生物种群的分异涉及到自然环境的分异，如猫科动物的横向分异，有各种不同的猫种，纵向分异有虎、豹、狮等豹亚科，猞猁、野猫等猫亚科，它们都无法从化石中得到分异性划分。生物种群的分异性越大，体现出来的自然环境的分异性越丰富，如老虎，热带草原气候有虎，热带雨林气侯有美洲虎，亚热带森林气候有华南虎，温带有东北虎，不同虎种所依附生态环境是不同，因而它们的沉积环境也必然不同。单一或者多个相标志无法彻底的解读古环境，目前只能通过组合标志来判断。
通过生物种群的分异性来探索环境的分异性，不仅是指空间上的分异性，还有时序上的分异性（即基于环境的渐变性质），这些分析对象基本上是指阳光生物生存环境的多样性 。我们提出环境对比分异性，同样，不仅仅是指空间上的分异，还有时间上的分异性，同样是基于生态环境在时间与空间上的变化，这种变化与生物的演化、进化、分异现象有着密切关系。空间上的分异性，如在同样的地理环境中，不同纬度上的气温不一样，动物与植物有可能一样，即使在某些器官与表型上一样，它们的循环速率也可能不一样，通常称它们性状上的不一样。这在古生物化石上不一定存在或大或小的差异，因而，在古生态环境复原上仅运用一种生物相标志是不科学的，必须运用多种生物相标致来进行综合判断，甚至是同种生物呈现出来的性状差异也要引起高度关注，才能获得更为准确的地史画卷。
时间上的分异性，是指同一地理沉积环境在不同地史年代的沉积过程中会出现物理的、化学的沉积相上的差异，沉积回旋更能反应出时间上的不同。化学相与物理相的改变指向的是大环境的改变，如气压、空气密度、温度等生态因子上的不同。以水生生物为例，从水的深度环境上看，有深海生物、半深海生物、浅海生物、滨海生物。从海水的盐度上看，有窄盐性生物与广盐性生物，窄盐性生物适合的盐度，单位面积在35‰，即低不过30‰，高不过40‰。如簇生珊瑚、腕足类、头足类、海眠虫、角石类、菊石类都是窄盐性生物，而绝大部分的窄盐性生物都是古老的生物物种，宽盐性物种都属于后来物种，生物适合度的改变说明地球的生态环境在变。
从窄盐性生物大量灭绝上看，大约发生在左生代与中生代交界之际，95%的生物种群都灭绝了，这次灭绝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低级生物种群灭绝的幅度大，高等动物灭绝的幅度小，而从现代物种的繁荣的尺度上看，低等生物群的繁荣占绝对多数，而我们关注的高级动物占比确小得可怜，这一对比说明一个非常重要问题，生物大灭绝不是灾难性大灭绝，而是生态渐变最终导致质变所构成的大灭绝现象。我们讨论生物大灭绝的问题，实际上是指生态环境的大迁移的问题，生物相标志指示性移位的问题。没有生态环境渐变现象的发生，也就不存相标志指示位移的问题。我们之所以重点关注这个问题，在许多学者的心目中生态环境的固定说永远占主导地位，这在科学认识上很难有所突破。
中生代及之前的海洋环境是一个相对低温的环境，海洋的溶解力度小于新生代而大于古生代，低温低盐的环境适合窄盐性生物的繁荣。广盐性生物即可以在淡水中生存，也可在含盐量很高的环境中生存，如腹足类、双壳类、蓝细菌等，广盐性生物在新生代后得到充分的发展与繁荣，特别是滕壶，成了海洋生态环境的一个灾害。从温度上看，海洋生物有冷水生物，主要分布于中、高纬度地区，如狗鱼等，有低温生物，主要分布于中纬度地区及低纬度地区，是水生生物的主体，更有暖水生物，主要分布于低纬度地区的浅水环境，而暖水生物在新生代之前从来就没有出现过。
生物的生存环境是生物相重要的相标志，它们指示的范围越小，在恢复古环境上的作用越大。这主要源于古生物化石鉴定无法达到种一级，生物相的指示性永远都处在宽范的状态，正是这种缺憾性，迫使我们运用组合标志来恢复古沉积环境。同时，化石的丰度与分异度也是指示生态环境的重要依据，在一个单位面积里，化石的分异度越大，其对环境指示越复杂，化石的分异度越小，其指向的环境越具体。另外，生物的生长状况也是判断环境的重要依据，以壳类动物为例，壳类动物个体的大小与壳的厚薄都是由环境决的，薄壳或者生物个体较小，说明生态环境较差，水的平均温度较低，食物匮乏，如古生代的壳类动物都比较小。壳类动物的壳厚与个体较大时，说明环境相对较好，水温与盐度适宜，食物充足，如果壳类动物大量的死亡至灭绝，说明海洋的温度与盐度波动较大，如笔石的灭绝、菊石的灭绝都是生态环境变化的结果。有些动物并没有因为环境的改变或灭绝或消失，而是出现了生态环境的迁移，如腕足动物、放射虫等，原本生活在浅水环境，而后迁移到了深海环境。动物为什么会发生迁徙，是不同区域的生态环境有相同之处，又有不同之处，这是生物相指示位移的根本原因。所有的生物都能生存至今，并不是生物可以重复进化，而是生态环境多样性的演化，同时是生物适应性演化的结果。如果单纯用生物相、从将今论古的角度恢复古地理环境，有偏之毫厘差之千里之嫌。
生物进化程度及其分布也能指示出古环境状态，如泰加林属温寒带至寒带地区，生长的植物种类80%以上是维管植物，而维管植物在植物的进化进程中属早期植物、低等植物，这就证明低等生物繁荣的地史时期，其自然条件是相对较差的，或者由较差逐渐向较好状态演化过程中的生物进化现象的产物，也就是地球气候存在由低温环境逐渐向温暖环境演化过程。在地球低纬度地区获得的能量逐渐增长的过程中，高纬度地区依然保持着低温环境，或者向更加低温的环境演化，是一些古老物种能繁荣至今生态环境的许可。维管植物繁荣于泰加林区域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据，它证明早期的生物生活在较为低温环境，如果单纯的从维管植物广泛分布上来分析古环境是不对的，必须通过生物在极限环境中的次繁荣状态，来定性古生态环境的性质。之所以得出这个结论，除了低等生物基本上都适应低温环境外，低等生物器官及系统的低循环性质，是反应它们能适应“恶劣”环境一个更重要的原因。
在生物进化的过程中，生物进并非是理想环境中的一蹴而就，而是常常伴随着漫长停滞期的出现，这就反应出生态环境的演化过程是一个渐变过程，一个由不适合宜居环境向宜居环境演化的过程，当一种生物诞生后会持续一个地史时期，在这个地史时期内的生态环境是相对不变的，这才有了生物进化的停滞现象。如果没有停滞期的出现，生物所生存的环境是非常好的宜居环境，是有利于生物快速演化的环境，生物面对的是两种选择，要么进化，要么灭绝，正是地球环境的渐变过程，才有了第三种选择---停滞，才有了生物进化的渐进现象与停滞期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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