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32岁，我出轨了一个大一男生，老公经常出差，我每天除了接送孩子上学外，其他时间都一个人在家，我知道这样做是错误的，但我还是选择了出轨，因为我也是一个正常女人，我也有正常女人的欲望……
老公比我大十岁，他是做工程的经常在外面出差，短则一个月长则大半年，有一次他去国外两年后才回来，我和他结婚十年了。
我身高170cm体重98斤长得特别的漂亮，那年我考入了武汉某师范大学，因为家里困难，大一我就开始在外面做家教。还做一些平面模特方面的兼职，我和老公，是在一次做兼职时认识的。
当时我刚刚20岁，在我上大二的时候，那天我和室友一起去做兼职，参加一场在国际广场上举办的车展活动，我和室友都是车模。
现场我面前来了一位30岁左右的男人，他身高只有165cm左右，但是看起来特别精神，到我身边后他停下了脚步，看我所展示的车辆，然后他直接那我给他介绍性能，本来我也没有放多大的希望，一般那样的车很少有人买，我就很敷衍的给他做了介绍。
让我没想到的是，那天他居然买了一辆。这让我感觉特别意外，我们在外面做兼职，正常的一天只有500块钱，如果自己所展示的车辆当天成交的话，我们则有相应的提成，这也是我做车模以来，第一次拿到这个提成，当然也是非常高的了。
当天他留了我的联系方式，后来他就主动的约我吃饭。正好我也拿到了提成。我就请他吃饭表示感谢，谁知后来以后他经常约我，并且他给我介绍做电子商务的朋友认识，一来二去我们非常熟悉，慢慢的也发展成了朋友。我知道他对我有那个意思，但是一直没有和我表白，我对他也没有那么排斥，毕竟他帮了我很大的忙。
我21岁生日的那天，他带我去了一家非常漂亮的西餐厅，我之前从来没来过这么豪华的餐厅，那天晚上我们喝了点酒，因为我从来没喝过红酒，那天居然喝醉了，酒后隐约的记得他和我表白，并且我答应了他。
第二天早上我刚睡醒，他已经为我把早餐买回来了，就这样，我们就确定了恋爱关系，他特别会照顾人，可能是比我大十岁的原因，和他在一起我觉得特别快乐，他只要有时间，就会带着我一起出去旅游。
我的室友都特别羡慕我，男朋友经常给我买那些名牌包包化妆品等……每次回宿舍后，我都会送给舍友们很多礼物和化妆品，也是因为我谈恋爱之后就很少回来宿舍住，经常在他给我租的公寓里面。
大学毕业后，我们步入了婚姻的殿堂。我觉得我没有找错人，他特别憨厚老实，这么多年对我也特别的好。从来没惹过我生气，我也特别喜欢他。
结婚第二年，我们的孩子出生了，我就持续了外面的所有工作专心的在家带孩子，孩子上学之后。老公为了多赚钱，就经常接一些别人不愿意去地方的项目，经常性的一走就是半年或者一年。
从那之后，我做起了全职宝妈，每天早上把孩子送到学校，晚上再去接回来。白天整天都在家里玩手机或者看电视。慢慢的之前的朋友也失去了联系。刚开始还非常喜欢这样的生活。时间久了，觉得特别的没意思。
后来再一次送孩子回来的路上，被一个小伙子骑自行车撞了一下，把脚环撞伤了，他立马把我送到医院，我给老公说这件事后，因为他在国外也没能回来，在医院住的三天，小伙子每天在医院照顾我。
医疗费我也没让他出，回家后医生介意我卧床休息半个月，那几天小伙子每天早上来帮我送孩子，白天在家里照顾我，晚上把我孩子接回来之后，他回学校。
就是这样，我觉得这个小伙子挺好的，家里面有个人说话，我慢慢的适应了他的陪伴。
那天我伤好了之后，小伙子拎了很多的东西送给我，我直接给他转了两百块钱，他每天在学校用的都是家里给的钱，第二天小伙子就没有再来了。
我已经适应了他的陪伴，突然不来后，让我觉得很不适应，我就给他打电话约他来家吃饭，他很爽快的就答应了。从那之后，我没事的时候就联系他，他也特别愿意过来，就这样我们的关系越来越近。
那天给小伙子过21岁生日，我在家里给他做了一大桌子菜，正好孩子也去了奶奶家，过生日当然也要喝点酒，小伙子特别开心，那一晚我们都喝多了。
第二天醒来，我们发现在了一起，其实感觉这样也挺好，从那之后他经常的来找我，我会给他做他喜欢吃的饭菜，就这样我们一直保持着很好的关系。
我现在知道这件事是错误的，但是我也没有办法，常年老公在外面工作，我也有正常人的需求。
我的做法对吗？如果老公知道后，我该怎么办？
老公比我大十岁，他是做工程的经常在外面出差，短则一个月长则大半年，有一次他去国外两年后才回来，我和他结婚十年了。
我身高170cm体重98斤长得特别的漂亮，那年我考入了武汉某师范大学，因为家里困难，大一我就开始在外面做家教。还做一些平面模特方面的兼职，我和老公，是在一次做兼职时认识的。
当时我刚刚20岁，在我上大二的时候，那天我和室友一起去做兼职，参加一场在国际广场上举办的车展活动，我和室友都是车模。
现场我面前来了一位30岁左右的男人，他身高只有165cm左右，但是看起来特别精神，到我身边后他停下了脚步，看我所展示的车辆，然后他直接那我给他介绍性能，本来我也没有放多大的希望，一般那样的车很少有人买，我就很敷衍的给他做了介绍。
让我没想到的是，那天他居然买了一辆。这让我感觉特别意外，我们在外面做兼职，正常的一天只有500块钱，如果自己所展示的车辆当天成交的话，我们则有相应的提成，这也是我做车模以来，第一次拿到这个提成，当然也是非常高的了。
当天他留了我的联系方式，后来他就主动的约我吃饭。正好我也拿到了提成。我就请他吃饭表示感谢，谁知后来以后他经常约我，并且他给我介绍做电子商务的朋友认识，一来二去我们非常熟悉，慢慢的也发展成了朋友。我知道他对我有那个意思，但是一直没有和我表白，我对他也没有那么排斥，毕竟他帮了我很大的忙。
我21岁生日的那天，他带我去了一家非常漂亮的西餐厅，我之前从来没来过这么豪华的餐厅，那天晚上我们喝了点酒，因为我从来没喝过红酒，那天居然喝醉了，酒后隐约的记得他和我表白，并且我答应了他。
第二天早上我刚睡醒，他已经为我把早餐买回来了，就这样，我们就确定了恋爱关系，他特别会照顾人，可能是比我大十岁的原因，和他在一起我觉得特别快乐，他只要有时间，就会带着我一起出去旅游。
我的室友都特别羡慕我，男朋友经常给我买那些名牌包包化妆品等……每次回宿舍后，我都会送给舍友们很多礼物和化妆品，也是因为我谈恋爱之后就很少回来宿舍住，经常在他给我租的公寓里面。
大学毕业后，我们步入了婚姻的殿堂。我觉得我没有找错人，他特别憨厚老实，这么多年对我也特别的好。从来没惹过我生气，我也特别喜欢他。
结婚第二年，我们的孩子出生了，我就持续了外面的所有工作专心的在家带孩子，孩子上学之后。老公为了多赚钱，就经常接一些别人不愿意去地方的项目，经常性的一走就是半年或者一年。
从那之后，我做起了全职宝妈，每天早上把孩子送到学校，晚上再去接回来。白天整天都在家里玩手机或者看电视。慢慢的之前的朋友也失去了联系。刚开始还非常喜欢这样的生活。时间久了，觉得特别的没意思。
后来再一次送孩子回来的路上，被一个小伙子骑自行车撞了一下，把脚环撞伤了，他立马把我送到医院，我给老公说这件事后，因为他在国外也没能回来，在医院住的三天，小伙子每天在医院照顾我。
医疗费我也没让他出，回家后医生介意我卧床休息半个月，那几天小伙子每天早上来帮我送孩子，白天在家里照顾我，晚上把我孩子接回来之后，他回学校。
就是这样，我觉得这个小伙子挺好的，家里面有个人说话，我慢慢的适应了他的陪伴。
那天我伤好了之后，小伙子拎了很多的东西送给我，我直接给他转了两百块钱，他每天在学校用的都是家里给的钱，第二天小伙子就没有再来了。
我已经适应了他的陪伴，突然不来后，让我觉得很不适应，我就给他打电话约他来家吃饭，他很爽快的就答应了。从那之后，我没事的时候就联系他，他也特别愿意过来，就这样我们的关系越来越近。
那天给小伙子过21岁生日，我在家里给他做了一大桌子菜，正好孩子也去了奶奶家，过生日当然也要喝点酒，小伙子特别开心，那一晚我们都喝多了。
第二天醒来，我们发现在了一起，其实感觉这样也挺好，从那之后他经常的来找我，我会给他做他喜欢吃的饭菜，就这样我们一直保持着很好的关系。
我现在知道这件事是错误的，但是我也没有办法，常年老公在外面工作，我也有正常人的需求。
我的做法对吗？如果老公知道后，我该怎么办？
【“谈恋爱发生关系被羁押4年多获释”，男子39年后拿到释放证，申请赔偿被驳回】我们发生了关系，她要求马上跟她结婚，我没答应她……”日前，云南昆明71岁的戴先生告诉记者，女方自愿主动发生关系，逼婚控告性侵，他背负着强奸犯的罪名被羁押4年多，历经39年才拿到释放证明，从案发至今已经过去近50年，他希望在有生之年能恢复清白之身。
>>>青工初尝禁果
谈恋爱机房发生关系自称被女方逼婚
“当时我是下乡返城参加工作的知青，在一家大厂总机房做修理工。”那个特殊年代，戴先生曾是一名知青。
“当时总机房有6个人，有4个是女的，其中最小的一位女工有十八九岁，我当时是20岁，她就喜欢上我了。在那个年代，我的条件比较好，她对我非常好，我们俩就谈恋爱了。
戴先生回忆起1973年案发记忆犹新。“我们当时都是住在厂里，八九月份的一天，我上白班，下午6点下的班，当晚她值夜班，就叫我去总机房值班室，当晚就我们两个人，我们俩就发生了关系。”
戴先生称自己当年不懂男女之事，是女方引导他。总机房有10平方米，里面有供值班人员休息的床铺。
“她就拿我的衣服垫在床单上，我的衣服上留下痕迹了，床单上没有，到第二天早晨我去上班，在交接班时，我师傅和另一位师傅都在，这位师傅就问她怎么床单不见了，她说她洗了，师傅说前天才洗过，怎么又洗了，她说她看着脏了一点，师傅就起疑心了。”
事发两天后，戴先生也问过这位年轻女工为什么洗床单，“她说6点多天亮了，看见好像床单上有一点痕迹，所以她就洗了。”
“我当年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事情，她就叫我马上跟她结婚，当时就发生那么一次，是她自己同意的嘛。”
戴先生称女方要求他娶她：“她家条件也比较好，她说钱她来出，我没答应她。我说我从农村回来才参加工作一年多，还不太熟悉，她就问我到底答不答应，她后来就说她怀孕了。”
>>>审查羁押4年
女方称怀孕报案4000人大会公布逮捕
戴先生表示，那天晚上发生关系是女方主动的，但后来她就拿着他的衣服作为案发证据，“她就到厂里保卫科，说我强奸她。怀孕其实也是她自己说的，我不清楚她后来有没有真的怀孕。”
戴先生解释其中的一个原委，称女方曾告诉他，她有一位前男友，但并未令芳心萌动。
“她跟我说，她原来谈过一个同厂的工人，她嫌对方个子矮，没有同意。她当时就要求我马上跟她结婚，我当时还想问题不大，因为我家里有亲戚是医院妇产科主任，但我还没告诉她这个，10月2号我被厂里隔离审查3个月，后来被昆明市公安局拘留，到11月份就被送到公安局，12月份被逮捕，一直在看守所羁押了4年。”
“逮捕我的那一天，厂里开了4000多人的全厂职工大会，当场公布的，这个影响好大。”戴先生感觉自己名誉扫地。
“她写给我的信，当时都交给保卫科了，后来移交给公安局，公安局调查也证明我们确实是在谈恋爱。”
戴先生表示，这名女工事后也离开了，多年没有音讯。“她后来也调离了本厂，因为影响不好，她就调走了，一直联系不上她，她家也搬走了。”
戴先生遗憾地表示：“她当年送我的照片也遗失了，经历这么多年，没有保存下来。”
>>>没有判刑获释
依据不足教育释放39年后拿到释放证
为了个人名誉，戴先生从1978年获释后一直在努力证明自己的清白。
“到1978年5月5号放我出来，我当时还不知道这是释放，反正放出去就不管我了，当时也没有给我释放证明。我后来去找人家去问，我为什么没有判刑？”
“2017年我从看守所拿到了释放证明，这已经过去39年了，给我解释说我这个案子强奸的证据不足，说我犯有错误，是教育释放，就相当于现在的无罪释放。”
记者看到，公安机关1978年5月5日填发的《释放证》显示，称案犯于1974年12月25日因强奸一案依法逮捕，经审查认定依据不足，属犯有错误，予以教育释放。
戴先生认为自己被蒙在鼓里：“这个释放证是1978年制作的，但我放出来时，没有人对我说是释放，更没有人拿出释放证给我过目，所以几十年来我不清楚我到底是什么身份的一个人。”
>>>申请国家赔偿
被告知已超过赔偿请求时效不予受理
“没有办法，我要吃饭，我要工作，就一直反映，去了不下上百次，我都成了人家的老熟人。”戴先生称自己是劫后余生，一直向当年的相关办案机关申请国家赔偿。
戴先生被告知当初他在看守所关押，又从看守所释放，得去看守所申请。戴先生表示：“人家答复我说，已经超过了国家赔偿的两年时效，不予受理，说国家赔偿要从拿到释放证明两年之内申请，两年之后就不管了，我是2017年3月20号拿到的释放证明，我6月10号去提出申请，才过了不到3个月，没有过两年的时效嘛？”
相关办案机关认为，依据《国家赔偿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当年戴先生被逮捕行为发生在《国家赔偿法》施行之前，未延续至该法实施之后，戴先生申请国家赔偿超过赔偿请求时效，不适用该法规定的索赔救济，遂决定不予受理。
>>>申诉不予立案
刑事羁押发生在国家赔偿法施行之前
因无罪逮捕申请国家赔偿被驳回，戴先生不服，向最高检申诉。
2021年3月，最高检赔偿监督申请审查结果通知书答复称，最高检审查认为，《国家赔偿法》于1995年1月1日起施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溯及力和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受案范围问题的批复》第一条规定，根据《国家赔偿法》第35条规定，《国家赔偿法》不溯及既往，即：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行为，发生在1994年12月31日以前的，依照以前的有关规定处理。
本案中，戴先生被采取刑事羁押措施发生在1974年12月25日至1978年5月5日之间，上述行为发生在《国家赔偿法》施行之前，未持续到1995年1月1日之后，应当按照1994年12月31日以前的规定处理，依法不适用《国家赔偿法》。
最高检认为，当地办案机关决定驳回戴先生国家赔偿申请，在实体法的适用上并无不当，认定戴先生的申诉不符合《人民检察院国家赔偿工作规定》第30条的规定，决定不予立案。
>>>被羁押1678天
希望道歉恢复名誉赔偿损失
发生关系逼婚不成被女友控告性侵，此事对戴先生影响巨大。1973年10月2日被厂里隔离审查，1974年12月25日被逮捕，1978年5月5日被释放，戴先生一共被羁押1678天，到2017年3月，才拿到释放证。
“我在44年前就认定无罪，整个案件至今49年了还未结束，人生一世又有几个49年啊？”戴先生称可悲可叹。
“我出来以后，厂里恢复了我的工作，当月的工资也发给我了，这说明厂里没有把我当成犯罪的人来对待，我也拿到了厂里的档案证明，所以我才申请国家赔偿，但公安机关答复说，事情是发生在《国家赔偿法》颁布之前，过了时效就没办法了。”
戴先生表示：“审查、拘留、逮捕、关押期间我是没有工资，逮捕是没有工资的。我更不会想到我被释放，并且当初还恢复了工作，一出来就发给了工资，所以我才提交了申请，要求国家赔偿。”
戴先生希望赔偿义务机关向他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偿他从1973年10月2日至1978年5月9日的工资，赔偿因人身自由被限制的赔偿金和精神抚慰金。
>>>一辈子的影响
如今已当爷爷 希望有生之年洗清罪名
戴先生介绍，他去找过厂里反映，原先的保卫科长都退休了，换了新领导。“去年新任的保卫科长还专门问我这个事情，他也为我感到惋惜，他管保卫，当然清楚这个案子，他也感觉这里面有问题。”
戴先生说：“你想想看，还有好多细节，这要写部小说也吸引人的，我毕竟亲身遭遇了这一切，我经历的这些比现在的年轻人多多了……”
戴先生强调，1978年释放出来对他个人名誉、工作和家庭婚姻造成一辈子的影响。
“我再谈朋友组建家庭也很受影响，而且国企的工作也丢掉了，39年的工龄就没有了，我只能按厂里的要求去调动工作，只能自己去找单位，等于就失去了工作。”
戴先生介绍，“我是1983年结的婚，现在已经当爷爷了，今年我71岁，我18岁去农村，20岁回城里工作，21岁开始为这个事情，到现在都说不清楚，前后已经过去近50年。”
“这个事是我晚年最大的心愿，一直了不掉嘛？”戴先生认为这个案子对自己造成无法挽回的影响，他希望在有生之年能洗清罪名，这已经成为他的一块心病。
>>>代理律师观点
应参照新法予以赔偿而不是完全不赔
戴先生表示自己会继续申诉：“2017年我拿到释放证明后，有5年多的申诉经历，我现在请了罗忠平律师代理。”
“这个事也是全国少有的，律师给我说我可以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了，我出来以后39年才拿到释放证明，如果不是我自己去找去问的话，这个事情恐怕就很难大白于天下。律师说我不去找，人家就算了，就会不了了之了。”
“嫌疑人未经法院判决定罪，均属于无罪身份。”5月20日，罗忠平律师告诉记者，“以前的‘教育释放’等同于现在的无罪释放。的确是1995年颁布《国家赔偿法》，在这之前虽无《国家赔偿法》，但出现此类情况，应参照新法予以赔偿，而不是完全不赔。”
>>>第三方律师说法
“违法行为确认”发生在国赔法之后可适当补偿
陕西恒达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知名公益律师赵良善接受记者采访，对本案涉及的法律问题进行了分析。
赵良善介绍，关于“教育释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1957年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今后判决不再适用“教育释放”问题的批复》中已明确释明：“把‘教育释放’当作一种刑罚，适用于构成犯罪但情节轻微不需判处徒刑的人。”
赵良善认为，以此对戴先生进行处理也不够合适。根据加强国家法治的要求，适用刑罚应当正规、明确，而“教育释放”则是一种很不明确的处分，“它不能说明有罪或无罪，所以应当取消这种处分方法。”
赵良善指出，所以“教育释放”在当时应当并不完全属于“无罪释放”，而是属于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之人，可以类比目前“免于刑事处罚的情形”。
既然证据不足以证明犯罪事实，那就应该是无罪，而非“有轻微犯罪但免于刑事处罚”。况且，在1957年的时候最高法已经明确要求取消“教育释放”，涉案发生在1974年，本身就不应该适用“教育释放”，再加上证据不足也不应该适用“教育释放”，因为“教育释放”是有罪但不予处罚，本质还是有罪。因此，赵良善认为，涉案本身适用法律是否合适值得商榷。
赵良善表示，关于诉讼时效，本案2017年才拿到释放证，此前行为人自身对于羁押行为的性质系有罪或者无罪并不清楚。《国家赔偿法》第39条规定，赔偿请求人请求国家赔偿的时效为两年，自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的行为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之日起计算，但被羁押等限制人身自由期间不计算在内。
赵良善强调，在2017年拿到释放证后戴先生才明确知道自身的权利可能被侵犯，虽然《国家赔偿法》是1995年实施，但是国家机关相关羁押行为却是2017年释放证发放后才可能确认违法，所以存在“违法行为确认”发生在《国家赔偿法》之后，从有利于受害人的角度考虑，本案毕竟是历史遗留问题，可考虑对当事人戴先生予以适当补偿。
赵良善指出，戴先生被依法侦查，可被称为犯罪嫌疑人，犯罪嫌疑人并不代表有罪，疑似触犯《刑法》，但还没有被人民法院依法定罪判刑的人，称为犯罪嫌疑人。最终有罪与否，必须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来确定。除人民法院以外，任何国家机关和个人都无权判定犯罪嫌疑人有罪与否。
赵良善表示：“结合刑事案件性质、流程及法律规定，目前，戴先生只能选择继续申诉。”
（华商报记者 李华）
>>>青工初尝禁果
谈恋爱机房发生关系自称被女方逼婚
“当时我是下乡返城参加工作的知青，在一家大厂总机房做修理工。”那个特殊年代，戴先生曾是一名知青。
“当时总机房有6个人，有4个是女的，其中最小的一位女工有十八九岁，我当时是20岁，她就喜欢上我了。在那个年代，我的条件比较好，她对我非常好，我们俩就谈恋爱了。
戴先生回忆起1973年案发记忆犹新。“我们当时都是住在厂里，八九月份的一天，我上白班，下午6点下的班，当晚她值夜班，就叫我去总机房值班室，当晚就我们两个人，我们俩就发生了关系。”
戴先生称自己当年不懂男女之事，是女方引导他。总机房有10平方米，里面有供值班人员休息的床铺。
“她就拿我的衣服垫在床单上，我的衣服上留下痕迹了，床单上没有，到第二天早晨我去上班，在交接班时，我师傅和另一位师傅都在，这位师傅就问她怎么床单不见了，她说她洗了，师傅说前天才洗过，怎么又洗了，她说她看着脏了一点，师傅就起疑心了。”
事发两天后，戴先生也问过这位年轻女工为什么洗床单，“她说6点多天亮了，看见好像床单上有一点痕迹，所以她就洗了。”
“我当年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事情，她就叫我马上跟她结婚，当时就发生那么一次，是她自己同意的嘛。”
戴先生称女方要求他娶她：“她家条件也比较好，她说钱她来出，我没答应她。我说我从农村回来才参加工作一年多，还不太熟悉，她就问我到底答不答应，她后来就说她怀孕了。”
>>>审查羁押4年
女方称怀孕报案4000人大会公布逮捕
戴先生表示，那天晚上发生关系是女方主动的，但后来她就拿着他的衣服作为案发证据，“她就到厂里保卫科，说我强奸她。怀孕其实也是她自己说的，我不清楚她后来有没有真的怀孕。”
戴先生解释其中的一个原委，称女方曾告诉他，她有一位前男友，但并未令芳心萌动。
“她跟我说，她原来谈过一个同厂的工人，她嫌对方个子矮，没有同意。她当时就要求我马上跟她结婚，我当时还想问题不大，因为我家里有亲戚是医院妇产科主任，但我还没告诉她这个，10月2号我被厂里隔离审查3个月，后来被昆明市公安局拘留，到11月份就被送到公安局，12月份被逮捕，一直在看守所羁押了4年。”
“逮捕我的那一天，厂里开了4000多人的全厂职工大会，当场公布的，这个影响好大。”戴先生感觉自己名誉扫地。
“她写给我的信，当时都交给保卫科了，后来移交给公安局，公安局调查也证明我们确实是在谈恋爱。”
戴先生表示，这名女工事后也离开了，多年没有音讯。“她后来也调离了本厂，因为影响不好，她就调走了，一直联系不上她，她家也搬走了。”
戴先生遗憾地表示：“她当年送我的照片也遗失了，经历这么多年，没有保存下来。”
>>>没有判刑获释
依据不足教育释放39年后拿到释放证
为了个人名誉，戴先生从1978年获释后一直在努力证明自己的清白。
“到1978年5月5号放我出来，我当时还不知道这是释放，反正放出去就不管我了，当时也没有给我释放证明。我后来去找人家去问，我为什么没有判刑？”
“2017年我从看守所拿到了释放证明，这已经过去39年了，给我解释说我这个案子强奸的证据不足，说我犯有错误，是教育释放，就相当于现在的无罪释放。”
记者看到，公安机关1978年5月5日填发的《释放证》显示，称案犯于1974年12月25日因强奸一案依法逮捕，经审查认定依据不足，属犯有错误，予以教育释放。
戴先生认为自己被蒙在鼓里：“这个释放证是1978年制作的，但我放出来时，没有人对我说是释放，更没有人拿出释放证给我过目，所以几十年来我不清楚我到底是什么身份的一个人。”
>>>申请国家赔偿
被告知已超过赔偿请求时效不予受理
“没有办法，我要吃饭，我要工作，就一直反映，去了不下上百次，我都成了人家的老熟人。”戴先生称自己是劫后余生，一直向当年的相关办案机关申请国家赔偿。
戴先生被告知当初他在看守所关押，又从看守所释放，得去看守所申请。戴先生表示：“人家答复我说，已经超过了国家赔偿的两年时效，不予受理，说国家赔偿要从拿到释放证明两年之内申请，两年之后就不管了，我是2017年3月20号拿到的释放证明，我6月10号去提出申请，才过了不到3个月，没有过两年的时效嘛？”
相关办案机关认为，依据《国家赔偿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当年戴先生被逮捕行为发生在《国家赔偿法》施行之前，未延续至该法实施之后，戴先生申请国家赔偿超过赔偿请求时效，不适用该法规定的索赔救济，遂决定不予受理。
>>>申诉不予立案
刑事羁押发生在国家赔偿法施行之前
因无罪逮捕申请国家赔偿被驳回，戴先生不服，向最高检申诉。
2021年3月，最高检赔偿监督申请审查结果通知书答复称，最高检审查认为，《国家赔偿法》于1995年1月1日起施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溯及力和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受案范围问题的批复》第一条规定，根据《国家赔偿法》第35条规定，《国家赔偿法》不溯及既往，即：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行为，发生在1994年12月31日以前的，依照以前的有关规定处理。
本案中，戴先生被采取刑事羁押措施发生在1974年12月25日至1978年5月5日之间，上述行为发生在《国家赔偿法》施行之前，未持续到1995年1月1日之后，应当按照1994年12月31日以前的规定处理，依法不适用《国家赔偿法》。
最高检认为，当地办案机关决定驳回戴先生国家赔偿申请，在实体法的适用上并无不当，认定戴先生的申诉不符合《人民检察院国家赔偿工作规定》第30条的规定，决定不予立案。
>>>被羁押1678天
希望道歉恢复名誉赔偿损失
发生关系逼婚不成被女友控告性侵，此事对戴先生影响巨大。1973年10月2日被厂里隔离审查，1974年12月25日被逮捕，1978年5月5日被释放，戴先生一共被羁押1678天，到2017年3月，才拿到释放证。
“我在44年前就认定无罪，整个案件至今49年了还未结束，人生一世又有几个49年啊？”戴先生称可悲可叹。
“我出来以后，厂里恢复了我的工作，当月的工资也发给我了，这说明厂里没有把我当成犯罪的人来对待，我也拿到了厂里的档案证明，所以我才申请国家赔偿，但公安机关答复说，事情是发生在《国家赔偿法》颁布之前，过了时效就没办法了。”
戴先生表示：“审查、拘留、逮捕、关押期间我是没有工资，逮捕是没有工资的。我更不会想到我被释放，并且当初还恢复了工作，一出来就发给了工资，所以我才提交了申请，要求国家赔偿。”
戴先生希望赔偿义务机关向他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偿他从1973年10月2日至1978年5月9日的工资，赔偿因人身自由被限制的赔偿金和精神抚慰金。
>>>一辈子的影响
如今已当爷爷 希望有生之年洗清罪名
戴先生介绍，他去找过厂里反映，原先的保卫科长都退休了，换了新领导。“去年新任的保卫科长还专门问我这个事情，他也为我感到惋惜，他管保卫，当然清楚这个案子，他也感觉这里面有问题。”
戴先生说：“你想想看，还有好多细节，这要写部小说也吸引人的，我毕竟亲身遭遇了这一切，我经历的这些比现在的年轻人多多了……”
戴先生强调，1978年释放出来对他个人名誉、工作和家庭婚姻造成一辈子的影响。
“我再谈朋友组建家庭也很受影响，而且国企的工作也丢掉了，39年的工龄就没有了，我只能按厂里的要求去调动工作，只能自己去找单位，等于就失去了工作。”
戴先生介绍，“我是1983年结的婚，现在已经当爷爷了，今年我71岁，我18岁去农村，20岁回城里工作，21岁开始为这个事情，到现在都说不清楚，前后已经过去近50年。”
“这个事是我晚年最大的心愿，一直了不掉嘛？”戴先生认为这个案子对自己造成无法挽回的影响，他希望在有生之年能洗清罪名，这已经成为他的一块心病。
>>>代理律师观点
应参照新法予以赔偿而不是完全不赔
戴先生表示自己会继续申诉：“2017年我拿到释放证明后，有5年多的申诉经历，我现在请了罗忠平律师代理。”
“这个事也是全国少有的，律师给我说我可以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了，我出来以后39年才拿到释放证明，如果不是我自己去找去问的话，这个事情恐怕就很难大白于天下。律师说我不去找，人家就算了，就会不了了之了。”
“嫌疑人未经法院判决定罪，均属于无罪身份。”5月20日，罗忠平律师告诉记者，“以前的‘教育释放’等同于现在的无罪释放。的确是1995年颁布《国家赔偿法》，在这之前虽无《国家赔偿法》，但出现此类情况，应参照新法予以赔偿，而不是完全不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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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法行为确认”发生在国赔法之后可适当补偿
陕西恒达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知名公益律师赵良善接受记者采访，对本案涉及的法律问题进行了分析。
赵良善介绍，关于“教育释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1957年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今后判决不再适用“教育释放”问题的批复》中已明确释明：“把‘教育释放’当作一种刑罚，适用于构成犯罪但情节轻微不需判处徒刑的人。”
赵良善认为，以此对戴先生进行处理也不够合适。根据加强国家法治的要求，适用刑罚应当正规、明确，而“教育释放”则是一种很不明确的处分，“它不能说明有罪或无罪，所以应当取消这种处分方法。”
赵良善指出，所以“教育释放”在当时应当并不完全属于“无罪释放”，而是属于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之人，可以类比目前“免于刑事处罚的情形”。
既然证据不足以证明犯罪事实，那就应该是无罪，而非“有轻微犯罪但免于刑事处罚”。况且，在1957年的时候最高法已经明确要求取消“教育释放”，涉案发生在1974年，本身就不应该适用“教育释放”，再加上证据不足也不应该适用“教育释放”，因为“教育释放”是有罪但不予处罚，本质还是有罪。因此，赵良善认为，涉案本身适用法律是否合适值得商榷。
赵良善表示，关于诉讼时效，本案2017年才拿到释放证，此前行为人自身对于羁押行为的性质系有罪或者无罪并不清楚。《国家赔偿法》第39条规定，赔偿请求人请求国家赔偿的时效为两年，自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的行为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之日起计算，但被羁押等限制人身自由期间不计算在内。
赵良善强调，在2017年拿到释放证后戴先生才明确知道自身的权利可能被侵犯，虽然《国家赔偿法》是1995年实施，但是国家机关相关羁押行为却是2017年释放证发放后才可能确认违法，所以存在“违法行为确认”发生在《国家赔偿法》之后，从有利于受害人的角度考虑，本案毕竟是历史遗留问题，可考虑对当事人戴先生予以适当补偿。
赵良善指出，戴先生被依法侦查，可被称为犯罪嫌疑人，犯罪嫌疑人并不代表有罪，疑似触犯《刑法》，但还没有被人民法院依法定罪判刑的人，称为犯罪嫌疑人。最终有罪与否，必须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来确定。除人民法院以外，任何国家机关和个人都无权判定犯罪嫌疑人有罪与否。
赵良善表示：“结合刑事案件性质、流程及法律规定，目前，戴先生只能选择继续申诉。”
（华商报记者 李华）
延时服务“不打烊” 户籍窗口暖人心
“平时太忙了，但是孩子的事情又不能耽误，没想到咱们的民警急我们所急，想我们所想，太谢谢你们了。”7月1日，辖区居民张先生一家三口来到了银滩路派出所，将一面火红的锦旗郑重地送到户籍民警李慧琴手中。
2022年6月13日19时许，张先生带着妻子和两个孩子急急忙忙来到了银滩路派出所求助：明天小学就要报名了，大儿子的更名问题因为他和爱人日常工作忙碌而久拖未解，再拖下去势必影响孩子的入学。但看看时间和已经关闭的窗口，他犯难了，都晚上七点了，民警忙活一天也该休息了。张先生犹豫再三，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拨打了警务公开栏上户籍民警李慧琴的电话。当他说明了事由，电话那头的答复让张先生一家喜出望外。“您别着急，稍等10分钟，我家离派出所不远，把娃安顿好我马上到所里给您办！”肯定的语气，热情的态度，让张先生一家打消了顾虑。不一会儿，户籍民警李慧琴来到了户籍窗口，按照先办理、后补签的便民流程，为张先生的大儿子办理了更名业务。
类似张先生这样得到民警暖心服务的，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延时办、上门办、网约办等多种户籍窗口“放管服”改革服务新措施，让许多办事群众点赞叫好。除此之外，银滩路派出所户籍窗口还开通了现役军人、老年人绿色通道，落实急事先办、特事特办，尽量减少群众跑腿次数。在抓业务、抓服务的同时，深化窗口规范化建设，全力提升服务效能，真正把务实担当、服务群众落到实处，全力打造阳光、便捷、亲民示范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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