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歌[超话]##胡歌##电影南方车站的聚会#
【打个榜】
回学校最开心的一件事就是终于可以拆快递了！
拿到手后真的很开心 海报这一次也成功拜托脸被折的命运
同时 因为终于看到了“这次去戛纳最大的意义在于，自己想好好拍戏了。看到了差距，有了很强的动力。”这句话一方面对于胡椒来说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 另一方面 我也很为老胡这一次戛纳行的收获感到高兴 或许有了这样的想法后 胡猫猫也可以稍微不那么迷茫了
Love U @胡歌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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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悦心赏析】书法，结构与用笔
用笔与结构，似乎是两个毫不相干的概念。固然，它们是各自相对独立的两种方式，用笔专注于对毛笔的驾驭，结构关心的是空间的构架。然而，若两者各自完全独立，便会走入极端主义的泥坑。许多人初学伊始，便妄图创出风格，“任笔为体，聚墨成形”，往往以任意组合的构架标榜个性，而根本不顾用笔。却不说任意组合是否具有个性，不见笔法的结构犹如一个生命体缺少血的贯通，其生命的有机性与微妙性大大受到创伤。当然，只顾用笔不及结构者同样缺少生命力。故用笔与结构虽各自有其独到的内涵，但两者却须臾不可分离。
结构对用笔的依存，大略可表现为如下几方面：
1.结构因用笔而具生命意味
结构，是指一个物体的框架。如果我们撇开线质、线形等因素，结构则只是一副骨架，是没有筋、血、肉的。人体之肉生于骨上，筋在肉中，血散布在肉体各个部位。筋、血、肉之不存，骨架必为死骨一具。而书法之筋、血、肉以及骨，皆因用笔而生。自然生命中，骨架由骨与骨相互衔接而成，骨与骨之衔接部位，为关节，关节起身体活动的作用。若关节不能活动，人即如一架不能使动的机器。关节咬合处有韧带、筋脉等，以使肉体连带起来。而血管又使肉体具有整合性，通过心脏的作用，使血管内的血液无时无刻地不在运动之中。书法若不顾及用笔，自然难有筋、骨、血、肉的浑然一体。
2.结构因用笔而贯通
在同样是使用毛笔的前提下，还存在着生命结构是否完善或生命力高下强弱的区分。用笔过于谨严，一板一眼，结构往往如布算；用笔严实而自然，结构灵性充足；用笔粗糙，使转僵直，结构不化。祝允明与徐渭同为明代草书家，都以追求大气、纵逸为目的，但祝书有时用笔多梗，以致粗糙，结构的关节部分转换出现断裂，或强为之力，形成破锋；徐书则大气、纵逸之中用笔结实而使转灵活，故字之关节处很少破锋，自比祝书高明。金农与郑燮皆为扬州八怪中人，同样以隶书的方法写行草，但板桥的许多隶字柜架用笔多简单，成为搭置，造作感明显；冬心先生则在使转时用笔多切入，少提笔换锋，故成古朴。另有如郑郑板桥、伊秉绶同写隶书，但前者用笔有粗糙一面，收笔不藏锋，转折处多换锋少衔接，亦有造作感。伊秉绶则用笔中含，转折处藏锋暗渡，筋血贯通，故成清灵严实。当代书家中多有以篆隶法写行草或将篆隶草化者，但多数因用笔的不够贯通造成结构的做作，这或是步了郑板桥的后尘。
在对结构的古朴、古拙的追求中，对用笔的强调显得尤为重要。汉简、魏碑中有不少用笔拙陋者，如取法不当，必致病态。但汉魏至南北朝碑中确有许多字形古拙而用笔又很严实者，如《张迁碑》、《嵩高灵庙碑》、二爨、《泰山金刚经》等，这些古拙的结构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用笔。如线条的中实，转折处用笔的缓和暗过，起、讫笔的藏与含，运笔的柔和稳重等等。而今人误将古拙为粗糙，为追求古朴而舍弃用笔的完整性，是得不偿失的。
3.点画之间的关系
书法构架，具体到最小的单位，是点画。故所谓结构，指的实际是点画之间的关系处置。而在这些关系中，上下笔的承接与对应及线条的粗细、节奏对应等都因用笔而生。如王羲之《二谢帖》中“谢”字，“讠”挑笔与“身”首笔之间的“似断还连”的牵带与“寸”横画收笔与竖画之间的牵带形成结构上的呼应。再如《得示帖》中“未”下两点的断开使下部结构具有透气感，但这种断开因为笔势上的承接而仍具连带性。首点三角形往右上出尖与下点三角形往左下出尖又恰好弥补上这一空白，并使两点在形态上有所呼应。再如《二谢帖》末“剧”字有两处横向的弧线均有按而提起形成的粗细对此，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弧线的纯圆性带来的结构上的单调感。即使在没有连带的篆、隶、楷书中，其点画之间的关系仍须有用笔的暗接与呼应。如《张迁碑》中“忠”字，上部“中”下横画中间略上提，形成一凹口，而下“心”字中间一点正好补上这一凹口。再如“外”字，首笔收锋缓和出尖，而一点上呈方形正好与此相对比，另有趣味。许多同类的笔画因不同的提按及粗细、方圆的用笔对比而避免了结构的单调与重复。另外，用笔的稳重、刚柔相济无疑使结构变得庄严肃穆，用笔的灵动使结构变得活泼，故书法的结构是无时无刻不依赖于用笔的。
4.用笔与结字风格
一位书家的风格，有的体现在结字上，有的体现在用笔上，也有的体现在线质上，而更多的则在这几方面同时体现。结字风格在一定程度上有赖于用笔。我们所知的历代书法大家，他们的结字都有较强烈的个性，而往往独到的结字有独到的用笔。即使在同一书家的作品里，有因用笔的不同而引起结构的不同的(或因结构的不同引起用笔的不同)。如苏东坡《黄州寒食诗帖》，比其平常所书信札在结构上有更大的变化，这或许是因用笔的相对大气、多顿挫及折笔、运笔的沉实所致。信札用笔则多轻灵婉和，结字也便相对清雅一些。下面兹从用笔特点上分析其对结构风格的影响。
第三章 空间的新秩序：关于“现代书法”
“现代书法”是晚近出现的字眼，而且，它是与西方现代文艺理论的介入切切相关的。如果说碑学的兴起是对书法自身发展出现式微的趋势的一种挽救或振兴，其根本的目的在于回归传统的话，那么，“现代书法”的出现，却多少受影响于外来文化，或者说，它是东西方文化在二十世纪出现碰撞的结果。不论现时对“现代书法”的看法如何，也不论“现代书法”的探索在眼下只处于一种初级的状态，但它的出现与存在，无论从书法发展的角度看，或是从空间形式上去理解，都或多或少地意味着某种必然性。当然，由于眼下的“现代书法”不少以割裂历史为代价，以反对传统为己任，致使其作品滑入非书法的泥沆，这是需要区别对待的。
第一节 关于“现代书法”
一、“现代书法”的涵义
现代书法是书法的发展经历碑帖融合之后，在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下产生的全方位表现汉字(或类汉字)笔墨空间(线与结构)的书法艺术。它必须有两个前提：一，首先是书法的，即具有用笔、笔势、线质、汉字(或类汉字)字形等抽象因素，以体“道”为目的；二，其次是现代的，即与以往任何形式、流派的表现有所区别，具有耳目一新的感觉。也就是说，书法的现代必须“由内而外”，从书法自身出发追求新的空间秩序，而非“由外而内”，以异族文化改装传统的书法样式。
二、“现代书法”的缘起
“现代书法”并非在中国最早出现，相反却是在日本。日本原本是使用汉字的国度，早在晋初汉字就传到了日本。作为汉字书写的书法艺术，无疑也直接从中国引进。但在历史上，日本自己的书家却并不算多，水平也远不可与中国历史上的书家相提并论。近代以来，尤其是二战以来，日本在物质文明上渐渐西化，许多艺术家(包括书法家)的观念也不可避免地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现代书法”便是在二战前后在日本首先出现的。据宇野雪村所著《革新书法的发展》一文所载，战败的日本在受美国接管时“强行推行否定书法这一东方艺术、限制汉字、贯彻国粹主义的方针”。“现代书法”的出现与发展或多或少受到这一形势的影响。这些革新的书派后来基本上分为“近代诗文书法”、“少字数·象书”及“前卫书法”等三个流派。
“近代诗文书法”立志于汉字与假名的调和。其创始人之一金子鸥亭认为：“汉字多笔画，而且具直线性。假名则形体简单，呈曲线形。因此，有人根据单纯的视觉判断，错误地认为两者不可调和。汉字和假名虽然本质不同，但只要节奏上配合默契，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从金子鸥亭的观点，汉字与假名的调和，涉及的主要是审美的形式问题，即只要在形式上使汉字、假名默契配合，非一定书写汉字便称书法。假名是日本根据汉字的草书制定的文字，形体相对简单，与汉字在结构上已经异样。“近代诗文”派的立旨，可以看出是形式至上而非素材至上，而从一些作品看，应该承认这种探索是较为成功的。
“少字数·象书”应包括两种类型的创作。一种以表达字意为目的。“例如，写‘鸠’字，应该表现出和平与稳静。而老虎生就凶猛的形体和线条，因此，‘虎’字必须写出与此相似的‘形’。作品中必须反映出为什么非此形状不可，必须反映出它的必然性和妥当性。创作目标为赋予字形以意义。”另一种并非一定以表达字意为目的，而通过形式因素(线、空间)等的渲染，以达到某种视觉效果。“少字数·象书”大多为一字或二、三字，由于字少，必然在空间上造成大、粗、重等效果。
“前卫书法”或可称为“墨象”，“意为‘分不清是字还是画’的书法”。此派认为文字是对书法创作的一个约束，故以破坏字形，甚至不以字为素材。这类探索，似乎已经游离了书法约定俗成的本质规定，属于书法边缘之外的创作了。
中国的现代书法运动，在一开始便出现了立足点的偏移，即不是在书法基础上的现代，而企图以绘画手段改造书法。1985年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的“首届现代书法展”，即是由一批画家(其中也有善书者)所作的探索作品的汇集。由于多数画家对于书法本体认识与实践的不深刻，使他们对抛弃传统往往在所不惜。于是，企图以“借用”或“照搬”的方式改变传统书法的样式，以达到“新”的视觉效果。这种从绘画或日本“现代书法”中攫取方式、图式或理念的做法，即是我们以上所说的“由外而内”式的改造，实际上根本不能改变书法的前途与命运，相反，让人觉得有些糊闹。首展的作品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文字的形象化，与日本的“象书”较接近，不过，在视觉上不及“象书”具冲击力；另一类是文字墨线的肌理化处理，通过浓淡墨的不同层次的变化求得外在形态上的“丰富性”。两类作品均有以非毛笔、宣纸、墨汁作为工具材料的，有的以彩代墨，有的以画布代纸，有的甚至是刻字或制作类文字，似乎凡是以非传统类方式创作的都可归为“现代书法”，“现代书法”成了一个包容所。
不过，进入中国文化反思期——90年代的书法探索，原本以绘画手段为本的创作已开始自趋衰落，人们已愈来愈意识到从书法自身出发进行现代探索的重要性。90年代上半期在南京、北京等地相继举办过一些探索展，已在一定意义上与’85首展拉开了距离。引人注意的是，那些文字形象化的创作可以说销声匿迹，以色彩作背景或以纯绘画手段进行文字表现的作品也已不多见，更多的则是对汉字的支解或脱离，目的在于追求空间上的形式感。虽然以书写性代替绘画性的作品越来越多，但问题仍然存在于对传统的理解与认识上。应该说，从绘画手段过渡到书法手段，这是现代书法探索的由邪归正，但从实际作品而言，与强大的传统书法相比，这类探索似仍显得内涵贫乏，经不住历史的考验。
三、“现代书法”批评
日本的“象书”与中国80年代的“象形”书法，都是以表现汉字字义为目的的。“象书”有两类，一类表现字的抽象涵义，如手岛右卿的“崩坏”、“虚”、“飞”等；另一类表现字的形象实义，如“象”(手岛右卿)，与“象形书法”大致相同，而以表现字义实象为主。中国古代的象形文字一般都为名词，是对自然物象的勾形描摹，一看字形便知其义。以象形为目的，“象形书法”、“象书”虽非单纯的象形文字，并企图通过形与线的表现力求形式与字义的相同，但也正因为这个前提条件，使其表现手段势必倒向绘画性而非书法性。
象形书法虽然以汉字为素材，以表现汉字为目的，乍一听符合书法的规定，但由于对书法结构的抽象性与点画(线)的书写性的破坏，使其完全离异了作为表现对立统一的生命之道的书法本质。从审美角度讲，文字的象形化探索大大降低了书法的点、线、结构的复杂性、丰富性与玄奥性，它与产生于春秋战国时代的装饰文字实质上没有多少区别，是书法的俗化，因此，“象形书法”是舍本而求末的探索，得不偿失。
以表现字的抽象涵义的另一类“象书”，在线、形上并没有完全走向绘画性而依然有书写性的存留，不过，这种存留与作为体“道”的本质也已不同。譬如说：手岛右卿的“崩坏”，线与形的作用是努力使其表现出物体崩溃毁坏的感觉，故线条的形式实际上与物化无异。“崩坏”的用笔破坏了毛笔的肌体，违背了毛笔“顺理”的本性，而成为粗暴、拙野的破锋痕迹。另一件作品“灵”，则采用了浓、淡墨的变化，以表现“灵”之虚幻。浓、淡墨尽管在外态上具有丰富多彩的墨色美感，但以牺牲线质的刚柔相济的内在美感为代价。实践证明，表现浓、淡墨的肌理效果远比表现刚柔相济的内在美要便易得多。艺术固非完全以难度或技巧比高低，但若是人人能做的事，恐怕是难以称之为艺术品的。
用笔与结构，似乎是两个毫不相干的概念。固然，它们是各自相对独立的两种方式，用笔专注于对毛笔的驾驭，结构关心的是空间的构架。然而，若两者各自完全独立，便会走入极端主义的泥坑。许多人初学伊始，便妄图创出风格，“任笔为体，聚墨成形”，往往以任意组合的构架标榜个性，而根本不顾用笔。却不说任意组合是否具有个性，不见笔法的结构犹如一个生命体缺少血的贯通，其生命的有机性与微妙性大大受到创伤。当然，只顾用笔不及结构者同样缺少生命力。故用笔与结构虽各自有其独到的内涵，但两者却须臾不可分离。
结构对用笔的依存，大略可表现为如下几方面：
1.结构因用笔而具生命意味
结构，是指一个物体的框架。如果我们撇开线质、线形等因素，结构则只是一副骨架，是没有筋、血、肉的。人体之肉生于骨上，筋在肉中，血散布在肉体各个部位。筋、血、肉之不存，骨架必为死骨一具。而书法之筋、血、肉以及骨，皆因用笔而生。自然生命中，骨架由骨与骨相互衔接而成，骨与骨之衔接部位，为关节，关节起身体活动的作用。若关节不能活动，人即如一架不能使动的机器。关节咬合处有韧带、筋脉等，以使肉体连带起来。而血管又使肉体具有整合性，通过心脏的作用，使血管内的血液无时无刻地不在运动之中。书法若不顾及用笔，自然难有筋、骨、血、肉的浑然一体。
2.结构因用笔而贯通
在同样是使用毛笔的前提下，还存在着生命结构是否完善或生命力高下强弱的区分。用笔过于谨严，一板一眼，结构往往如布算；用笔严实而自然，结构灵性充足；用笔粗糙，使转僵直，结构不化。祝允明与徐渭同为明代草书家，都以追求大气、纵逸为目的，但祝书有时用笔多梗，以致粗糙，结构的关节部分转换出现断裂，或强为之力，形成破锋；徐书则大气、纵逸之中用笔结实而使转灵活，故字之关节处很少破锋，自比祝书高明。金农与郑燮皆为扬州八怪中人，同样以隶书的方法写行草，但板桥的许多隶字柜架用笔多简单，成为搭置，造作感明显；冬心先生则在使转时用笔多切入，少提笔换锋，故成古朴。另有如郑郑板桥、伊秉绶同写隶书，但前者用笔有粗糙一面，收笔不藏锋，转折处多换锋少衔接，亦有造作感。伊秉绶则用笔中含，转折处藏锋暗渡，筋血贯通，故成清灵严实。当代书家中多有以篆隶法写行草或将篆隶草化者，但多数因用笔的不够贯通造成结构的做作，这或是步了郑板桥的后尘。
在对结构的古朴、古拙的追求中，对用笔的强调显得尤为重要。汉简、魏碑中有不少用笔拙陋者，如取法不当，必致病态。但汉魏至南北朝碑中确有许多字形古拙而用笔又很严实者，如《张迁碑》、《嵩高灵庙碑》、二爨、《泰山金刚经》等，这些古拙的结构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用笔。如线条的中实，转折处用笔的缓和暗过，起、讫笔的藏与含，运笔的柔和稳重等等。而今人误将古拙为粗糙，为追求古朴而舍弃用笔的完整性，是得不偿失的。
3.点画之间的关系
书法构架，具体到最小的单位，是点画。故所谓结构，指的实际是点画之间的关系处置。而在这些关系中，上下笔的承接与对应及线条的粗细、节奏对应等都因用笔而生。如王羲之《二谢帖》中“谢”字，“讠”挑笔与“身”首笔之间的“似断还连”的牵带与“寸”横画收笔与竖画之间的牵带形成结构上的呼应。再如《得示帖》中“未”下两点的断开使下部结构具有透气感，但这种断开因为笔势上的承接而仍具连带性。首点三角形往右上出尖与下点三角形往左下出尖又恰好弥补上这一空白，并使两点在形态上有所呼应。再如《二谢帖》末“剧”字有两处横向的弧线均有按而提起形成的粗细对此，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弧线的纯圆性带来的结构上的单调感。即使在没有连带的篆、隶、楷书中，其点画之间的关系仍须有用笔的暗接与呼应。如《张迁碑》中“忠”字，上部“中”下横画中间略上提，形成一凹口，而下“心”字中间一点正好补上这一凹口。再如“外”字，首笔收锋缓和出尖，而一点上呈方形正好与此相对比，另有趣味。许多同类的笔画因不同的提按及粗细、方圆的用笔对比而避免了结构的单调与重复。另外，用笔的稳重、刚柔相济无疑使结构变得庄严肃穆，用笔的灵动使结构变得活泼，故书法的结构是无时无刻不依赖于用笔的。
4.用笔与结字风格
一位书家的风格，有的体现在结字上，有的体现在用笔上，也有的体现在线质上，而更多的则在这几方面同时体现。结字风格在一定程度上有赖于用笔。我们所知的历代书法大家，他们的结字都有较强烈的个性，而往往独到的结字有独到的用笔。即使在同一书家的作品里，有因用笔的不同而引起结构的不同的(或因结构的不同引起用笔的不同)。如苏东坡《黄州寒食诗帖》，比其平常所书信札在结构上有更大的变化，这或许是因用笔的相对大气、多顿挫及折笔、运笔的沉实所致。信札用笔则多轻灵婉和，结字也便相对清雅一些。下面兹从用笔特点上分析其对结构风格的影响。
第三章 空间的新秩序：关于“现代书法”
“现代书法”是晚近出现的字眼，而且，它是与西方现代文艺理论的介入切切相关的。如果说碑学的兴起是对书法自身发展出现式微的趋势的一种挽救或振兴，其根本的目的在于回归传统的话，那么，“现代书法”的出现，却多少受影响于外来文化，或者说，它是东西方文化在二十世纪出现碰撞的结果。不论现时对“现代书法”的看法如何，也不论“现代书法”的探索在眼下只处于一种初级的状态，但它的出现与存在，无论从书法发展的角度看，或是从空间形式上去理解，都或多或少地意味着某种必然性。当然，由于眼下的“现代书法”不少以割裂历史为代价，以反对传统为己任，致使其作品滑入非书法的泥沆，这是需要区别对待的。
第一节 关于“现代书法”
一、“现代书法”的涵义
现代书法是书法的发展经历碑帖融合之后，在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下产生的全方位表现汉字(或类汉字)笔墨空间(线与结构)的书法艺术。它必须有两个前提：一，首先是书法的，即具有用笔、笔势、线质、汉字(或类汉字)字形等抽象因素，以体“道”为目的；二，其次是现代的，即与以往任何形式、流派的表现有所区别，具有耳目一新的感觉。也就是说，书法的现代必须“由内而外”，从书法自身出发追求新的空间秩序，而非“由外而内”，以异族文化改装传统的书法样式。
二、“现代书法”的缘起
“现代书法”并非在中国最早出现，相反却是在日本。日本原本是使用汉字的国度，早在晋初汉字就传到了日本。作为汉字书写的书法艺术，无疑也直接从中国引进。但在历史上，日本自己的书家却并不算多，水平也远不可与中国历史上的书家相提并论。近代以来，尤其是二战以来，日本在物质文明上渐渐西化，许多艺术家(包括书法家)的观念也不可避免地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现代书法”便是在二战前后在日本首先出现的。据宇野雪村所著《革新书法的发展》一文所载，战败的日本在受美国接管时“强行推行否定书法这一东方艺术、限制汉字、贯彻国粹主义的方针”。“现代书法”的出现与发展或多或少受到这一形势的影响。这些革新的书派后来基本上分为“近代诗文书法”、“少字数·象书”及“前卫书法”等三个流派。
“近代诗文书法”立志于汉字与假名的调和。其创始人之一金子鸥亭认为：“汉字多笔画，而且具直线性。假名则形体简单，呈曲线形。因此，有人根据单纯的视觉判断，错误地认为两者不可调和。汉字和假名虽然本质不同，但只要节奏上配合默契，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从金子鸥亭的观点，汉字与假名的调和，涉及的主要是审美的形式问题，即只要在形式上使汉字、假名默契配合，非一定书写汉字便称书法。假名是日本根据汉字的草书制定的文字，形体相对简单，与汉字在结构上已经异样。“近代诗文”派的立旨，可以看出是形式至上而非素材至上，而从一些作品看，应该承认这种探索是较为成功的。
“少字数·象书”应包括两种类型的创作。一种以表达字意为目的。“例如，写‘鸠’字，应该表现出和平与稳静。而老虎生就凶猛的形体和线条，因此，‘虎’字必须写出与此相似的‘形’。作品中必须反映出为什么非此形状不可，必须反映出它的必然性和妥当性。创作目标为赋予字形以意义。”另一种并非一定以表达字意为目的，而通过形式因素(线、空间)等的渲染，以达到某种视觉效果。“少字数·象书”大多为一字或二、三字，由于字少，必然在空间上造成大、粗、重等效果。
“前卫书法”或可称为“墨象”，“意为‘分不清是字还是画’的书法”。此派认为文字是对书法创作的一个约束，故以破坏字形，甚至不以字为素材。这类探索，似乎已经游离了书法约定俗成的本质规定，属于书法边缘之外的创作了。
中国的现代书法运动，在一开始便出现了立足点的偏移，即不是在书法基础上的现代，而企图以绘画手段改造书法。1985年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的“首届现代书法展”，即是由一批画家(其中也有善书者)所作的探索作品的汇集。由于多数画家对于书法本体认识与实践的不深刻，使他们对抛弃传统往往在所不惜。于是，企图以“借用”或“照搬”的方式改变传统书法的样式，以达到“新”的视觉效果。这种从绘画或日本“现代书法”中攫取方式、图式或理念的做法，即是我们以上所说的“由外而内”式的改造，实际上根本不能改变书法的前途与命运，相反，让人觉得有些糊闹。首展的作品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文字的形象化，与日本的“象书”较接近，不过，在视觉上不及“象书”具冲击力；另一类是文字墨线的肌理化处理，通过浓淡墨的不同层次的变化求得外在形态上的“丰富性”。两类作品均有以非毛笔、宣纸、墨汁作为工具材料的，有的以彩代墨，有的以画布代纸，有的甚至是刻字或制作类文字，似乎凡是以非传统类方式创作的都可归为“现代书法”，“现代书法”成了一个包容所。
不过，进入中国文化反思期——90年代的书法探索，原本以绘画手段为本的创作已开始自趋衰落，人们已愈来愈意识到从书法自身出发进行现代探索的重要性。90年代上半期在南京、北京等地相继举办过一些探索展，已在一定意义上与’85首展拉开了距离。引人注意的是，那些文字形象化的创作可以说销声匿迹，以色彩作背景或以纯绘画手段进行文字表现的作品也已不多见，更多的则是对汉字的支解或脱离，目的在于追求空间上的形式感。虽然以书写性代替绘画性的作品越来越多，但问题仍然存在于对传统的理解与认识上。应该说，从绘画手段过渡到书法手段，这是现代书法探索的由邪归正，但从实际作品而言，与强大的传统书法相比，这类探索似仍显得内涵贫乏，经不住历史的考验。
三、“现代书法”批评
日本的“象书”与中国80年代的“象形”书法，都是以表现汉字字义为目的的。“象书”有两类，一类表现字的抽象涵义，如手岛右卿的“崩坏”、“虚”、“飞”等；另一类表现字的形象实义，如“象”(手岛右卿)，与“象形书法”大致相同，而以表现字义实象为主。中国古代的象形文字一般都为名词，是对自然物象的勾形描摹，一看字形便知其义。以象形为目的，“象形书法”、“象书”虽非单纯的象形文字，并企图通过形与线的表现力求形式与字义的相同，但也正因为这个前提条件，使其表现手段势必倒向绘画性而非书法性。
象形书法虽然以汉字为素材，以表现汉字为目的，乍一听符合书法的规定，但由于对书法结构的抽象性与点画(线)的书写性的破坏，使其完全离异了作为表现对立统一的生命之道的书法本质。从审美角度讲，文字的象形化探索大大降低了书法的点、线、结构的复杂性、丰富性与玄奥性，它与产生于春秋战国时代的装饰文字实质上没有多少区别，是书法的俗化，因此，“象形书法”是舍本而求末的探索，得不偿失。
以表现字的抽象涵义的另一类“象书”，在线、形上并没有完全走向绘画性而依然有书写性的存留，不过，这种存留与作为体“道”的本质也已不同。譬如说：手岛右卿的“崩坏”，线与形的作用是努力使其表现出物体崩溃毁坏的感觉，故线条的形式实际上与物化无异。“崩坏”的用笔破坏了毛笔的肌体，违背了毛笔“顺理”的本性，而成为粗暴、拙野的破锋痕迹。另一件作品“灵”，则采用了浓、淡墨的变化，以表现“灵”之虚幻。浓、淡墨尽管在外态上具有丰富多彩的墨色美感，但以牺牲线质的刚柔相济的内在美感为代价。实践证明，表现浓、淡墨的肌理效果远比表现刚柔相济的内在美要便易得多。艺术固非完全以难度或技巧比高低，但若是人人能做的事，恐怕是难以称之为艺术品的。
5G为什么会让华为再次伟大？
·关注秦朔朋友圈ID：qspyq2015·
这几天由于美国的原因，华为又站上了风口浪尖。外界非常关注这一次华为能否挺过来，华为的5G业务是否会受到影响。为此我想跟大家谈谈华为这家公司，它究竟凭什么成为一家能让美国进入紧急状态的企业？
华为的全称是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于1987年由任正非创建于中国深圳，当时大家只知道这是一家总部位于广东省深圳市的民营科技公司，员工持股，在电信领域为世界各地的客户提供网络设备、服务和解决方案。那个时候，在这一领域有四家业务相同的相互竞争的公司——“巨大中华”（指巨龙通信、大唐电信、中兴通讯、华为技术），华为被排在了末尾。
但现在华为已经成长为全球最大的电信网络解决方案提供商，全球第一大电信基站设备供应商、第二大移动终端生产厂商。这是世界500强中唯一一家没有上市的公司，也是人类历史上唯一一家让美国进入紧急状态的企业。这个成长过程仅仅经历了32年，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大到强，如同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缩影。
目前，华为的案例已经成为世界上一些商学院讨论的热门话题、也成为许多专家学者和咨询公司争相研究的对象。记得在前不久，英国剑桥大学的一次国际会议上，有位来自牛津大学的教授展示了它研究华为公司股权激励的研究成果。
然而，在我看来，华为的成功绝对不止股权激励这样一个因素，它的成功也不仅在于科技研发的实力，更是因为它是一个有文化的公司、一个有远见的公司、一个懂政治的公司。对此，我想讲三个案例。
首先，说华为是一家有文化的公司，是因为与中国很多家族式企业的理念不同，华为从一开始就非常注重企业文化的打造。说到这，不得不谈谈《华为基本法》，这是华为公司的一部企业“宪法”，全文共6章103条16400字，该法1995年着手起草，到1996年正式定位为“管理大纲”，到1998年3月审议通过，历时数年。
这期间华为也经历了巨变，从1995年的销售额14亿元、员工800多人，到1996年26亿元，再到1997年销售41亿元、员工5600人，到1998年已经成为员工8000人的公司了。此外，在研发投入上，华为2018年的研发费用达1015亿元，占销售收入比重为14.1%。华为近十年投入研发费用总计超过4800亿元，雄踞行业榜首。
《华为基本法》的诞生源于1994年，当时华为经过7年的打拼，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公司一跃成为热门企业。上级领导视察华为都称赞它文化好，而文化概念对于当时的任正非来说是模糊的。
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曾提出企业管理的三大命题：
企业要有前途定位，包含使命、愿景与价值观等；
企业要有效率，建立科学的决策机制、流程体系等；
企业要有活力，做好人力资源管理，让员工产生成就感。任正非看到后，认为这正是他当时思考的问题。为此，他指派一位副总监与中国人民大学的几位教授联系，目的是请他们梳理华为的文化，总结成功的经验。
《华为基本法》第一稿借鉴了德鲁克的思路，涉及企业的前途、运营体系和人力资源管理：应该说这些命题在当时90年代是领先的，后来“基本法”又几经修改，直到最后第九稿出来后，作为华为的创始人，任正非说了一句话：基本法的使命已经完成，可以锁进抽屉里了。
任正非为什么说出这样的话？
这句话的高明之处在于，任正非已经认识到：当企业成长到一定规模，特别是想做行业的老大时，就必须从“机会决策”转向“战略决策”，尽力避免掉入机会主义陷阱。
企业发展需要有文化思维，任正非不知道华为十年后会是什么样子，但他可以对未来十年华为所能达到的目标状态作出正确假设。他利用制定基本法的时机，将高层的思维真正转化为大家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使彼此之间能够达成共识，这是一个权力智慧化的过程。
那么为什么说华为是一家有远见的公司呢？
读过《华为基本法》的人都知道，第一章的第一条就明确指出：为了使华为成为世界一流的设备供应商，我们将永不进入信息服务业。此外，基本法中还定义说：华为永不进入通信终端产业。但是，经过32年的努力，在电信设备市场，华为已经成为这个行业里的老大和领头羊。不过随着对手一个个被超越，榜样迷失的困惑使华为感受到了高处不胜寒的痛楚。
现在华为提出的基于“云管端”的新战略，也就是从网络业务向云计算和终端业务延展，实际上就是一个提供信息服务的新架构。所以，华为手机的崛起和它在海外市场做的风生水起的“天际通”业务等等，这一切不仅意味着当时的“基本法”将被打破，同时打破的还有华为原有的世界。
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开始时，华为将从网络业务向云计算和终端业务延展。云战略、终端战略、系统设备构成了华为新的“云管端”战略。终端最先吹响了华为之变的“冲锋号”。在移动互联网到来的3G时代，iPhone强势崛起，不仅将诺基亚拉下了马，连强势的运营商都要避让三分。当电信产业“以运营商为中心”的商业模式逐渐转变为“以消费者为中心”的模式之后，最接近用户的移动终端最有可能成为价值链上的核心环节。因此“端战略”将成为决定华为未来命运的关键一环。
我之所以说华为是一家有远见的公司，是因为它敏锐地认识到比收入贡献更为重要的是，终端担负着华为“云管端”新战略中承接网端业务的关键一环。在正在到来的移动互联网时代，用户可以主动地通过选择终端来选择业务，这样的改变将会完全打破现有价值链的平衡，终端必定会成为移动互联网时代的主导力量之一。
华为为什么还是一家懂政治的公司呢？
大家可能还记得去年的中兴事件吧，当时我应郎咸平教授的邀请到《财经郎眼》节目讨论这个问题，有现场嘉宾质疑，中兴怎么这么愚蠢，芯片这么重要的东西自己为什么不生产？
当时我反问，哪有开餐馆的自己种粮食、种菜的？这叫做全球供应链，中兴用美国高通的芯片，所以手机就可以在美国销售，是三星、苹果、LG之后的第四大供应商，也是NBA篮球赛的主赞助商之一。
有一点经济学基础的人应该都知道科斯、杨格的企业的边界理论、大卫·李加图的比较优势理论，所以中兴没有错。
问题出在美国政府以违反规则为理由，停止对中兴的芯片供应，使经济学家美好的愿景成为政治的牺牲品。规则是谁制定的，美国人自己，为什么由他来制定，因为他科技强大。所以一切道义上的指责都是苍白的，也不要在指责中兴或那些曾经建议中国不要再劳民伤财地开发芯片或大飞机的经济学家了。因为这是不懂政治的代价。在5G的发展道路上，美国人让中国懂得了，政治就是最大的经济，经济就是最大的政治，这就是5G的政治经济学。
大家一定关心，为什么是5G引爆了这个问题？因为5G是一项颠覆性的技术，一项可以改变游戏规则的技术。
我们常说，美国制定规则，美元、军力、科技都是美国领先；现在5G来了，中国人要领先了，领先者就可以制定规则。基于美国人的战略思维，这是绝对不允许的。所以他们就要不择手段地封杀华为。
然而，华为会死吗？当然不会。
在华为被列入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的实体名单后，为了兑现公司对于客户持续服务的承诺，华为保密柜里的备胎芯片“全部转正”，确保了公司大部分产品的战略安全和大部分产品的连续供应，这是历史的选择。
原来在十年前，华为就已经开始了应对美国政府各种场景的备份计划，他们甚至设计了最极端的备份计划，来应对最极端的情况，也就是华为的“备胎计划”。
也许这件事可以让那些玩弄政治的政客们有所清醒，他们所面对的毕竟是一个有5000年历史的文明。但我最想说的是，这同时也为中国创造了黄金机会，因为如果华为找不到美国的供应商，那么他们会寻找替代品，当然主要是中国的国内供应商。
所以，5G不一定让美国再次伟大，但5G已经让华为再次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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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由于美国的原因，华为又站上了风口浪尖。外界非常关注这一次华为能否挺过来，华为的5G业务是否会受到影响。为此我想跟大家谈谈华为这家公司，它究竟凭什么成为一家能让美国进入紧急状态的企业？
华为的全称是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于1987年由任正非创建于中国深圳，当时大家只知道这是一家总部位于广东省深圳市的民营科技公司，员工持股，在电信领域为世界各地的客户提供网络设备、服务和解决方案。那个时候，在这一领域有四家业务相同的相互竞争的公司——“巨大中华”（指巨龙通信、大唐电信、中兴通讯、华为技术），华为被排在了末尾。
但现在华为已经成长为全球最大的电信网络解决方案提供商，全球第一大电信基站设备供应商、第二大移动终端生产厂商。这是世界500强中唯一一家没有上市的公司，也是人类历史上唯一一家让美国进入紧急状态的企业。这个成长过程仅仅经历了32年，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大到强，如同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缩影。
目前，华为的案例已经成为世界上一些商学院讨论的热门话题、也成为许多专家学者和咨询公司争相研究的对象。记得在前不久，英国剑桥大学的一次国际会议上，有位来自牛津大学的教授展示了它研究华为公司股权激励的研究成果。
然而，在我看来，华为的成功绝对不止股权激励这样一个因素，它的成功也不仅在于科技研发的实力，更是因为它是一个有文化的公司、一个有远见的公司、一个懂政治的公司。对此，我想讲三个案例。
首先，说华为是一家有文化的公司，是因为与中国很多家族式企业的理念不同，华为从一开始就非常注重企业文化的打造。说到这，不得不谈谈《华为基本法》，这是华为公司的一部企业“宪法”，全文共6章103条16400字，该法1995年着手起草，到1996年正式定位为“管理大纲”，到1998年3月审议通过，历时数年。
这期间华为也经历了巨变，从1995年的销售额14亿元、员工800多人，到1996年26亿元，再到1997年销售41亿元、员工5600人，到1998年已经成为员工8000人的公司了。此外，在研发投入上，华为2018年的研发费用达1015亿元，占销售收入比重为14.1%。华为近十年投入研发费用总计超过4800亿元，雄踞行业榜首。
《华为基本法》的诞生源于1994年，当时华为经过7年的打拼，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公司一跃成为热门企业。上级领导视察华为都称赞它文化好，而文化概念对于当时的任正非来说是模糊的。
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曾提出企业管理的三大命题：
企业要有前途定位，包含使命、愿景与价值观等；
企业要有效率，建立科学的决策机制、流程体系等；
企业要有活力，做好人力资源管理，让员工产生成就感。任正非看到后，认为这正是他当时思考的问题。为此，他指派一位副总监与中国人民大学的几位教授联系，目的是请他们梳理华为的文化，总结成功的经验。
《华为基本法》第一稿借鉴了德鲁克的思路，涉及企业的前途、运营体系和人力资源管理：应该说这些命题在当时90年代是领先的，后来“基本法”又几经修改，直到最后第九稿出来后，作为华为的创始人，任正非说了一句话：基本法的使命已经完成，可以锁进抽屉里了。
任正非为什么说出这样的话？
这句话的高明之处在于，任正非已经认识到：当企业成长到一定规模，特别是想做行业的老大时，就必须从“机会决策”转向“战略决策”，尽力避免掉入机会主义陷阱。
企业发展需要有文化思维，任正非不知道华为十年后会是什么样子，但他可以对未来十年华为所能达到的目标状态作出正确假设。他利用制定基本法的时机，将高层的思维真正转化为大家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使彼此之间能够达成共识，这是一个权力智慧化的过程。
那么为什么说华为是一家有远见的公司呢？
读过《华为基本法》的人都知道，第一章的第一条就明确指出：为了使华为成为世界一流的设备供应商，我们将永不进入信息服务业。此外，基本法中还定义说：华为永不进入通信终端产业。但是，经过32年的努力，在电信设备市场，华为已经成为这个行业里的老大和领头羊。不过随着对手一个个被超越，榜样迷失的困惑使华为感受到了高处不胜寒的痛楚。
现在华为提出的基于“云管端”的新战略，也就是从网络业务向云计算和终端业务延展，实际上就是一个提供信息服务的新架构。所以，华为手机的崛起和它在海外市场做的风生水起的“天际通”业务等等，这一切不仅意味着当时的“基本法”将被打破，同时打破的还有华为原有的世界。
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开始时，华为将从网络业务向云计算和终端业务延展。云战略、终端战略、系统设备构成了华为新的“云管端”战略。终端最先吹响了华为之变的“冲锋号”。在移动互联网到来的3G时代，iPhone强势崛起，不仅将诺基亚拉下了马，连强势的运营商都要避让三分。当电信产业“以运营商为中心”的商业模式逐渐转变为“以消费者为中心”的模式之后，最接近用户的移动终端最有可能成为价值链上的核心环节。因此“端战略”将成为决定华为未来命运的关键一环。
我之所以说华为是一家有远见的公司，是因为它敏锐地认识到比收入贡献更为重要的是，终端担负着华为“云管端”新战略中承接网端业务的关键一环。在正在到来的移动互联网时代，用户可以主动地通过选择终端来选择业务，这样的改变将会完全打破现有价值链的平衡，终端必定会成为移动互联网时代的主导力量之一。
华为为什么还是一家懂政治的公司呢？
大家可能还记得去年的中兴事件吧，当时我应郎咸平教授的邀请到《财经郎眼》节目讨论这个问题，有现场嘉宾质疑，中兴怎么这么愚蠢，芯片这么重要的东西自己为什么不生产？
当时我反问，哪有开餐馆的自己种粮食、种菜的？这叫做全球供应链，中兴用美国高通的芯片，所以手机就可以在美国销售，是三星、苹果、LG之后的第四大供应商，也是NBA篮球赛的主赞助商之一。
有一点经济学基础的人应该都知道科斯、杨格的企业的边界理论、大卫·李加图的比较优势理论，所以中兴没有错。
问题出在美国政府以违反规则为理由，停止对中兴的芯片供应，使经济学家美好的愿景成为政治的牺牲品。规则是谁制定的，美国人自己，为什么由他来制定，因为他科技强大。所以一切道义上的指责都是苍白的，也不要在指责中兴或那些曾经建议中国不要再劳民伤财地开发芯片或大飞机的经济学家了。因为这是不懂政治的代价。在5G的发展道路上，美国人让中国懂得了，政治就是最大的经济，经济就是最大的政治，这就是5G的政治经济学。
大家一定关心，为什么是5G引爆了这个问题？因为5G是一项颠覆性的技术，一项可以改变游戏规则的技术。
我们常说，美国制定规则，美元、军力、科技都是美国领先；现在5G来了，中国人要领先了，领先者就可以制定规则。基于美国人的战略思维，这是绝对不允许的。所以他们就要不择手段地封杀华为。
然而，华为会死吗？当然不会。
在华为被列入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的实体名单后，为了兑现公司对于客户持续服务的承诺，华为保密柜里的备胎芯片“全部转正”，确保了公司大部分产品的战略安全和大部分产品的连续供应，这是历史的选择。
原来在十年前，华为就已经开始了应对美国政府各种场景的备份计划，他们甚至设计了最极端的备份计划，来应对最极端的情况，也就是华为的“备胎计划”。
也许这件事可以让那些玩弄政治的政客们有所清醒，他们所面对的毕竟是一个有5000年历史的文明。但我最想说的是，这同时也为中国创造了黄金机会，因为如果华为找不到美国的供应商，那么他们会寻找替代品，当然主要是中国的国内供应商。
所以，5G不一定让美国再次伟大，但5G已经让华为再次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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