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任内首次访问亚洲，只是来送笑料的吗？媒体报道，拜登亚洲之行首站访问韩国，人还没到，美国特工先跟韩国出租车司机打了一架。他本人又叫错了韩国总统名字。
我倒觉得，媒体与其盯着拜登出的丑，不如多注意他去各国关注的是什么，以及他到访过之后各国政策有什么变化。
比如说他去韩国先看了三星半导体工厂，说明拜登还是想打芯片牌。咱们就得继续打起精神搞自主芯片。这对投资界都是有意义的。
美国人不会放空炮。拜登上任后接连访问欧洲，第二次访欧之后三个月就爆发了俄乌冲突。第三次访欧之后欧洲积极制裁俄罗斯，芬兰瑞典谋求加入北约。现在他跑到亚洲来，摆明车马是冲着咱们。咱们要是只盯着他犯糊涂的笑料，恐怕早晚被嘲笑的会是咱们。
#张忆安[超话]#
我倒觉得，媒体与其盯着拜登出的丑，不如多注意他去各国关注的是什么，以及他到访过之后各国政策有什么变化。
比如说他去韩国先看了三星半导体工厂，说明拜登还是想打芯片牌。咱们就得继续打起精神搞自主芯片。这对投资界都是有意义的。
美国人不会放空炮。拜登上任后接连访问欧洲，第二次访欧之后三个月就爆发了俄乌冲突。第三次访欧之后欧洲积极制裁俄罗斯，芬兰瑞典谋求加入北约。现在他跑到亚洲来，摆明车马是冲着咱们。咱们要是只盯着他犯糊涂的笑料，恐怕早晚被嘲笑的会是咱们。
#张忆安[超话]#
#回老家工作的生活是怎样的# 2015年，我34岁，带着丈夫和4岁的女儿，回到老家广西北部的一个小村庄。
那是一个寒冷冬天的傍晚，日暮将至，我们雇了一辆快散架的三轮摩托车，从汽车站往村子里赶。车里凡是可以落脚的地方，都塞满了从北京带回来的家当。女儿不得不把脚搭在宠物箱上，——箱子里是我养的两只猫。她紧搂着我，小声问什么时候回家。她理解的家，是她出生的地方，北京。小时候她常随我们四处旅行，以为旅行结束后，自然会回到家里。
在乡下住了很久，她才意识到，北京那个家，回不去了。我们将在此地，建设一个新家。住在村子的第一天，女儿在公鸡的打鸣声中惊醒，啼哭不已，她以为那个声音来自怪物。一个缺乏生活常识的城市小孩，闹出笑话，这立刻在村民中变成谈资。无论我们走到哪儿，总有目光投射过来，所有人充满好奇：这一家人看起来怪怪的，为什么回到农村？他们又能住多久？
在别人眼中，我和丈夫都读过大学，工作不错，又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买了房，生了小孩，没有非走不可的理由。
真正做出决定，是有一年冬天，丈夫患上感冒，夜里咳嗽得厉害，去了几所医院，吃完药也无济于事，到夏季后逐渐好转。我们意识到这可能跟雾霾有关。恰好，他当时因为长期加班出差，对自己的职业发展也疑惑起来。我们都开始期待一种全新的生活，可以更自由地支配时间，感受到更多的生活乐趣。
直到此时，已经开始为离开北京做准备后，我们才把决定告诉各自父母。父母们全都大吃一惊，表示不理解。丈夫从小生活在城市里，没有农村生活经验，他的父母无法接受自己儿子要奔向农村，变成农村人。他们托人给丈夫来老家省城找了新工作，工资也不错，并说，如果不喜欢北京，就回到他们身边，犯不着一家人去吃苦。丈夫拒绝了。
我妈听到这个消息，几个晚上睡不好觉。当时她住上海我姐那儿，我姐给她看报纸、读新闻，安慰她说，你看国家现在对农村有很多政策，回去没那么差的。我妈说，既然主意已定，那就好好干，去体验一次也不错。
她和我爸以前也想过退休后回农村住，趁这个机会一起回去。
打卡似的带孩子逛遍北京各大景点后，我们回到广西老家。这样，我们一家五口在广西这个不起眼的小村庄，重新团聚。这是我父母出生和长大的地方，我大部分亲戚住在这里，我也曾在这里度过童年的许多时光。我们在亲戚家闲置的房子住了一段时间，随后找了一间旧房子，正式住下来。
那是一栋有三十多年历史的黄泥巴瓦房，有两间卧室，门窗仍是传统的建筑形式。因为缺少维护，原来房顶的檩条已开始腐朽，漏雨也相当严重。我们花了一周清理垃圾，然后开始挖排水沟、建化粪池。
女儿比我们更快地融入到这个环境里。幼儿园觉得她还小，没收，于是有一整年她和我们混在一起。我们去劳作，她就在旁边玩耍，玩虫子，玩泥巴，喂小鸡，乐此不疲。夏天，她泡在河里，自己学会了游泳；冬天，她和我们去徒步，去爬山。我想起以前在北京，周末要开车到郊外花一百元钱才能带她享受自然之乐，这里是免费的，而且什么都有。
房子没改造时，全家五个人只能临时住在前院两间小小的泥巴房里，窗户没有玻璃，漏风，夜晚还常常担心有什么小生命闯进来。即便房子日渐完善，自然环境依然没那么称心如意，蜈蚣从枕边爬过，蜘蛛悬挂于头顶，蚂蚁穿行于窗沿，如果是雨季，还得担心洪水进入家里。
但应付这些，有时候也是一种乐趣。我和丈夫都希望，在农村也能过上美好舒服的日子。
我们也做了各种尝试，寻找在乡下生存下去的方法。最早我们想建一个有机农场，抱着笔记本电脑和村里领导谈话，试图用简陋的PPT解释我们的梦想，结果并没能打动他们，计划就这么泡汤了。不过幸亏如此，让我们把钱省了下来。
我们转而寄希望于做民宿，从中获得一点收入，结果去办证时，立刻遭到了拒绝，对方认为这种砖木结构的房屋，有消防隐患。我本来还想努力争取一番，说家就在河边，取水方便，又举例说凤凰、乌镇这样的地方，很多做民宿的老建筑都是木结构的。结果被反驳，“他们是违法的。”
当然，因为政策变化，两年后我们还是取得了合法经营的资格，但地处偏远，又不是旅游景点，民宿生意并不好，房间只有节假日才能住满客人。总之，钱没赚到多少，有关部门管理费的收缴通知倒是如期而至。我们决定，还是把房间下架。
另外，我还尝试过卖农村土货，把父母养的鸡鸭、蛋、大米，还有一些土特产放到网上兜售，客人大多是自己的朋友和同学。父母听从我们的建议，尽量使用有机的耕种和养殖方式。后来，听到大米我们卖出30元一斤后，村里有人来找我们，希望也把他的大米卖出去。我只得跟对方解释，因为采用了无农药、无化肥的耕作方式，人力和时间的投入巨大，而收成则少得可怜，这并不是一门想象中那样合算的生意。
总之，回到农村后，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种种尝试，大都如此折戟沉沙了。若要问我这几年有什么收获，只能说，我特认真地把自己想做的事做了。不过，这还不够吗？虽然新的收入来源仍然在寻找，但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事。
很多人可能会感兴趣，我们如今的生活开支从何而来。其实原来的积蓄已经花得差不多了，现在收入主要靠出租北京的房子，一个月收入五千元。北京的房子是2008年跟父母借了一点钱加上自己的积蓄在北五环外买的，当时房价还不到一万一平米，每个月还五千左右的贷款，丈夫一个月两万的工资，压力并不大。
为了不增加负担，离开北京前，我们想办法还清了贷款。其实在北京生活时，我们一家的开销也不多，最大的是交通费，和每年固定的几次出门旅行费用，所以有余钱攒下来还房贷。
回到乡下生活后，生活开支就更低了，我丈夫不抽烟不喝酒，不打游戏，我不化妆，孩子大部分是穿亲戚给的旧衣服，全家基本开销都花在食物和日常用品上，一个月三千元左右。我们很少下馆子，去超市也常买打折产品，吃的食物有一部分来自自己的种植，如果有特别想吃的菜，就自己学着做；孩子喜欢吃面包，我就经常自己烤面包。
在乡下的这几年，种种失败虽然打击不小，却让我们对生活产生了新的奇异信心，总觉得只要有一双手，人不懒，无论如何都能活下去。以前有八成的时间，觉得自己“不得不”活着，而现在，有八成的时间，想的是，“我想要”活得更好，我也有能力让自己活得好。“好”的定义是什么，应该是自己乐意，又高兴吧。
不把“活下去”看作唯一目标，而是追求令自己愉快的生活，全家都得到了解脱，找到了各自的乐趣。如果说有遗憾，那大概是女儿的教育。过去我的学法，怎么也能读完大学，但现在的情况是，考上一个好大学，不像以前那样简单了，孩子不得不提早进入一个被作业和考试包围的世界。
作为父母，暂时还想不到别的办法，也许有一天还会因此改变现在的生活方式。目前唯一能弥补的，是投入更多的陪伴，让家庭教育发挥更大的作用，希望她身体健康，能快乐地长大；想让她学会，能独自面对生活活下去的勇气和本领。
节选自《从北京回到老家“躺平”的七年》文 | Metro
那是一个寒冷冬天的傍晚，日暮将至，我们雇了一辆快散架的三轮摩托车，从汽车站往村子里赶。车里凡是可以落脚的地方，都塞满了从北京带回来的家当。女儿不得不把脚搭在宠物箱上，——箱子里是我养的两只猫。她紧搂着我，小声问什么时候回家。她理解的家，是她出生的地方，北京。小时候她常随我们四处旅行，以为旅行结束后，自然会回到家里。
在乡下住了很久，她才意识到，北京那个家，回不去了。我们将在此地，建设一个新家。住在村子的第一天，女儿在公鸡的打鸣声中惊醒，啼哭不已，她以为那个声音来自怪物。一个缺乏生活常识的城市小孩，闹出笑话，这立刻在村民中变成谈资。无论我们走到哪儿，总有目光投射过来，所有人充满好奇：这一家人看起来怪怪的，为什么回到农村？他们又能住多久？
在别人眼中，我和丈夫都读过大学，工作不错，又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买了房，生了小孩，没有非走不可的理由。
真正做出决定，是有一年冬天，丈夫患上感冒，夜里咳嗽得厉害，去了几所医院，吃完药也无济于事，到夏季后逐渐好转。我们意识到这可能跟雾霾有关。恰好，他当时因为长期加班出差，对自己的职业发展也疑惑起来。我们都开始期待一种全新的生活，可以更自由地支配时间，感受到更多的生活乐趣。
直到此时，已经开始为离开北京做准备后，我们才把决定告诉各自父母。父母们全都大吃一惊，表示不理解。丈夫从小生活在城市里，没有农村生活经验，他的父母无法接受自己儿子要奔向农村，变成农村人。他们托人给丈夫来老家省城找了新工作，工资也不错，并说，如果不喜欢北京，就回到他们身边，犯不着一家人去吃苦。丈夫拒绝了。
我妈听到这个消息，几个晚上睡不好觉。当时她住上海我姐那儿，我姐给她看报纸、读新闻，安慰她说，你看国家现在对农村有很多政策，回去没那么差的。我妈说，既然主意已定，那就好好干，去体验一次也不错。
她和我爸以前也想过退休后回农村住，趁这个机会一起回去。
打卡似的带孩子逛遍北京各大景点后，我们回到广西老家。这样，我们一家五口在广西这个不起眼的小村庄，重新团聚。这是我父母出生和长大的地方，我大部分亲戚住在这里，我也曾在这里度过童年的许多时光。我们在亲戚家闲置的房子住了一段时间，随后找了一间旧房子，正式住下来。
那是一栋有三十多年历史的黄泥巴瓦房，有两间卧室，门窗仍是传统的建筑形式。因为缺少维护，原来房顶的檩条已开始腐朽，漏雨也相当严重。我们花了一周清理垃圾，然后开始挖排水沟、建化粪池。
女儿比我们更快地融入到这个环境里。幼儿园觉得她还小，没收，于是有一整年她和我们混在一起。我们去劳作，她就在旁边玩耍，玩虫子，玩泥巴，喂小鸡，乐此不疲。夏天，她泡在河里，自己学会了游泳；冬天，她和我们去徒步，去爬山。我想起以前在北京，周末要开车到郊外花一百元钱才能带她享受自然之乐，这里是免费的，而且什么都有。
房子没改造时，全家五个人只能临时住在前院两间小小的泥巴房里，窗户没有玻璃，漏风，夜晚还常常担心有什么小生命闯进来。即便房子日渐完善，自然环境依然没那么称心如意，蜈蚣从枕边爬过，蜘蛛悬挂于头顶，蚂蚁穿行于窗沿，如果是雨季，还得担心洪水进入家里。
但应付这些，有时候也是一种乐趣。我和丈夫都希望，在农村也能过上美好舒服的日子。
我们也做了各种尝试，寻找在乡下生存下去的方法。最早我们想建一个有机农场，抱着笔记本电脑和村里领导谈话，试图用简陋的PPT解释我们的梦想，结果并没能打动他们，计划就这么泡汤了。不过幸亏如此，让我们把钱省了下来。
我们转而寄希望于做民宿，从中获得一点收入，结果去办证时，立刻遭到了拒绝，对方认为这种砖木结构的房屋，有消防隐患。我本来还想努力争取一番，说家就在河边，取水方便，又举例说凤凰、乌镇这样的地方，很多做民宿的老建筑都是木结构的。结果被反驳，“他们是违法的。”
当然，因为政策变化，两年后我们还是取得了合法经营的资格，但地处偏远，又不是旅游景点，民宿生意并不好，房间只有节假日才能住满客人。总之，钱没赚到多少，有关部门管理费的收缴通知倒是如期而至。我们决定，还是把房间下架。
另外，我还尝试过卖农村土货，把父母养的鸡鸭、蛋、大米，还有一些土特产放到网上兜售，客人大多是自己的朋友和同学。父母听从我们的建议，尽量使用有机的耕种和养殖方式。后来，听到大米我们卖出30元一斤后，村里有人来找我们，希望也把他的大米卖出去。我只得跟对方解释，因为采用了无农药、无化肥的耕作方式，人力和时间的投入巨大，而收成则少得可怜，这并不是一门想象中那样合算的生意。
总之，回到农村后，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种种尝试，大都如此折戟沉沙了。若要问我这几年有什么收获，只能说，我特认真地把自己想做的事做了。不过，这还不够吗？虽然新的收入来源仍然在寻找，但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事。
很多人可能会感兴趣，我们如今的生活开支从何而来。其实原来的积蓄已经花得差不多了，现在收入主要靠出租北京的房子，一个月收入五千元。北京的房子是2008年跟父母借了一点钱加上自己的积蓄在北五环外买的，当时房价还不到一万一平米，每个月还五千左右的贷款，丈夫一个月两万的工资，压力并不大。
为了不增加负担，离开北京前，我们想办法还清了贷款。其实在北京生活时，我们一家的开销也不多，最大的是交通费，和每年固定的几次出门旅行费用，所以有余钱攒下来还房贷。
回到乡下生活后，生活开支就更低了，我丈夫不抽烟不喝酒，不打游戏，我不化妆，孩子大部分是穿亲戚给的旧衣服，全家基本开销都花在食物和日常用品上，一个月三千元左右。我们很少下馆子，去超市也常买打折产品，吃的食物有一部分来自自己的种植，如果有特别想吃的菜，就自己学着做；孩子喜欢吃面包，我就经常自己烤面包。
在乡下的这几年，种种失败虽然打击不小，却让我们对生活产生了新的奇异信心，总觉得只要有一双手，人不懒，无论如何都能活下去。以前有八成的时间，觉得自己“不得不”活着，而现在，有八成的时间，想的是，“我想要”活得更好，我也有能力让自己活得好。“好”的定义是什么，应该是自己乐意，又高兴吧。
不把“活下去”看作唯一目标，而是追求令自己愉快的生活，全家都得到了解脱，找到了各自的乐趣。如果说有遗憾，那大概是女儿的教育。过去我的学法，怎么也能读完大学，但现在的情况是，考上一个好大学，不像以前那样简单了，孩子不得不提早进入一个被作业和考试包围的世界。
作为父母，暂时还想不到别的办法，也许有一天还会因此改变现在的生活方式。目前唯一能弥补的，是投入更多的陪伴，让家庭教育发挥更大的作用，希望她身体健康，能快乐地长大；想让她学会，能独自面对生活活下去的勇气和本领。
节选自《从北京回到老家“躺平”的七年》文 | Metro
【九龙坡区政法维稳先进人物系列展播|陈犁：凡事“多一点”，“犁”开基层“幸福田”】
重庆之声4月11日讯 犁，耕也。中国人心中，带着“犁”的“老黄牛”代表埋头苦干、任劳任怨，在九龙坡区黄桷坪街道也有一头“老黄牛”，身为平安建设办公室主任，他每次都冲在疑难纠纷调解、风险排查第一线，陈犁经常说：“我们多辛苦一点，群众的平安就多一点。”
多做一点 创新举措护民安
“我和同学相处不好，家人也不理解我.....”今年1月，辖区中学生欢欢在家长陪同下来到街道寻求心理帮助。心理问题不仅影响了欢欢的学业，还让孩子有了自杀倾向。
在黄桷坪街道，居民出现心理问题，没有去专业的精神卫生中心，直接找到街道，因为这里有一个“小蕾花开”心理工作室。
“‘小蕾花开’是公益性机构，在辖区里很出名，依托西南大学、心海心理产业园等单位专业心理咨询师的力量，群众如果有心理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提前预约咨询。”陈犁一语道出关键。
2019年6月，为了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调处化解综合机制，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和危急干预机制，陈犁和同事赵蕾共同创立的“小蕾花开”工作室正式上线。
“花开”谐音“化开”，陈犁和同事们希望能通过心理服务的力量，疏通群众心里的心结，让矛盾从“后端调解”延伸为“前端预防”，更好维护辖区平安和谐。
欢欢通过线上预约来到工作室后，专业心理咨询师随即通过认知行为治疗、精神分析趋向心理治疗等疗法对其进行心理干预与疏导，两三次面谈辅导后，欢欢重返校园。
“如果评估出来访者有肇事肇祸倾向，我们也会立即联系辖区派出所、监护人转送专业机构进行治疗。 ”
目前，黄桷坪辖区已有小蕾花开社区心理工作站11个，3名心理咨询师，11名专职心理服务工作者，120余名心理服务志愿者，心理服务实现了辖区全覆盖；工作室开展社区居民宽恕心理测评、居民情绪体验测评800余人次；接待个体咨询群众56人次，转介5人；协助区政法委开展全区邪教巩固人员挫折应对和情绪管理辅导、邀请专家教授开展城管队员情绪辅导等10场次。
陈犁还不满足于此，针对未成年人上下学问题，他又与“平安家园护卫队”商议，除了重点地区、重点时段的日常巡逻，还要在学生上学、放学高峰时段加大巡防力度，设立护学点，确保学生人身和财产安全。2016年实行以来，铁路小学、铁路中学等学校未发生一起学生上下学交通和受伤害事故。“功夫下在日常，工作做在前面，我们多辛苦一点，群众的平安就多一点。”陈犁直言道。
多想一点 换位思考解民烦
“疫情虽然趋于平稳，但我们平时要引导居民出行戴好口罩，做好宣传引导......”每天一大早，陈犁的身影就出现在辖区疫情防控卡口处，雷打不动检查当天的人员排查情况，提醒网格员和志愿者加强防疫意识。
社区与街道作为抗击疫情的基层阵地，陈犁对防疫程序早已驾轻就熟，但2020年初时，疫情的袭来还是让他措手不及。
当时，陈犁和同事在对市区下发的外地返渝人员名单摸排核查，一个难题摆在了他们面前。
黄桷坪街道位于九龙坡区东南端，这里曾是重要的铁路、港口、码头货运集散地，附近则是铁路职工家属区，辖区内不少群众在铁路工作，有些还是列车员，经常回家休息一两天后，便继续上岗，如果让他们居家隔离，便无法保障春运期间列车正常运行，不少居民很是焦虑。
为此，陈犁将疫情工作实际问题反映给了上级领导，“后来，市里下发了相关通知，里面就提到，铁路班组的工作人员因为是刚性的岗位需求，由铁路部门落实好主体责任。”
换位思考、设身处地了解群众困难想法和感受，才能把工作做到群众心里去，疫情期间，他和同事考虑到群众隔离不便，为居民购买物资、开通心理咨询热线，打通连接群众“最后一公里”。
多说一点 联动合力纾民怨
“感谢你们，可以回家安心过年了！”
“没想到这么快就帮我们讨回了血汗钱！太谢谢了”
今年年初，一群施工工人在黄桷坪街道平安建设办公室拿到了拖欠几个月的工资，不住激动地说。
这一声声感谢的背后，离不开陈犁和同事们6个多小时的不懈努力。
为农民工讨回薪资其实只是陈犁日常调忧解难的一个缩影，像这样24小时内处理成功并不轻松，很多纠纷还需三此次反复拉锯，甚至间隔长达几个月。
“你们不给个说法，我们就不走！”2016年4月，陈犁从经济发展办公室轮岗至黄桷坪街道，“上岗”没几天，就碰上了一件棘手事。
小小的办公室里，一群人吵吵嚷嚷，找到陈犁连声“抱怨”：
“建之前，没人给我们说是违章建筑。”
“我们饭店又花钱，又请人，不能说拆就拆!”
原来，这群人均是某餐馆合伙人，几年来，在江边经营一家江湖菜饭店，由于饭店是在租用土地上擅自修建，且无城建管理部门审查批准，属违法建筑，长江大桥施工区域动工之际，相关部门通过清查，要求餐馆限期拆除，但负责人却一直无动于衷，甚至因此多次上访。
“你们把办公室堵到，我们怎么出去帮你们解决问题？”尽管当时还是“新手”，但陈犁明白，拦住不让拆，多半还是因为利益损失。
一方面，他多次奔走协调土地出租方，让出租方同意适当减免餐厅租金，将部分租金退回，减轻餐厅部分损失；另一方面，他与派出所、司法所同志耐心细致沟通，做好思想工作，讲清拆违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奔走多次后，终于妥善解决了这个事情。
“我们是维护社会稳定和综合治理的第一责任人，在矛盾调处中要找方式方法，联动各方力量多说几次，让群众怨气消了，舒心了，矛盾也就化解了。”
近些年，为防范化解矛盾纠纷，黄桷坪街道探索实施“老杨群工+警民联防+巡回调解+法律服务”工作机制，整合多方力量，协同参与民生实事办理、矛盾纠纷调解、重点人员稳控、法律咨询等服务，在基层和群众间架起“连心桥”。2020年，街道调解企业改制换届、征地拆迁、伤亡事故等重大纠纷5件，一般纠纷285件。
电话响个不停，手机24小时不关机，陈犁的“办公桌”，常常在不在室内，而在每个需要他的一线。躬耕百姓间，种好责任田，扎根在这片热土上，他用日复一日的实际行动，诠释着一名基层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
重庆之声记者康桥
重庆之声4月11日讯 犁，耕也。中国人心中，带着“犁”的“老黄牛”代表埋头苦干、任劳任怨，在九龙坡区黄桷坪街道也有一头“老黄牛”，身为平安建设办公室主任，他每次都冲在疑难纠纷调解、风险排查第一线，陈犁经常说：“我们多辛苦一点，群众的平安就多一点。”
多做一点 创新举措护民安
“我和同学相处不好，家人也不理解我.....”今年1月，辖区中学生欢欢在家长陪同下来到街道寻求心理帮助。心理问题不仅影响了欢欢的学业，还让孩子有了自杀倾向。
在黄桷坪街道，居民出现心理问题，没有去专业的精神卫生中心，直接找到街道，因为这里有一个“小蕾花开”心理工作室。
“‘小蕾花开’是公益性机构，在辖区里很出名，依托西南大学、心海心理产业园等单位专业心理咨询师的力量，群众如果有心理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提前预约咨询。”陈犁一语道出关键。
2019年6月，为了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调处化解综合机制，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和危急干预机制，陈犁和同事赵蕾共同创立的“小蕾花开”工作室正式上线。
“花开”谐音“化开”，陈犁和同事们希望能通过心理服务的力量，疏通群众心里的心结，让矛盾从“后端调解”延伸为“前端预防”，更好维护辖区平安和谐。
欢欢通过线上预约来到工作室后，专业心理咨询师随即通过认知行为治疗、精神分析趋向心理治疗等疗法对其进行心理干预与疏导，两三次面谈辅导后，欢欢重返校园。
“如果评估出来访者有肇事肇祸倾向，我们也会立即联系辖区派出所、监护人转送专业机构进行治疗。 ”
目前，黄桷坪辖区已有小蕾花开社区心理工作站11个，3名心理咨询师，11名专职心理服务工作者，120余名心理服务志愿者，心理服务实现了辖区全覆盖；工作室开展社区居民宽恕心理测评、居民情绪体验测评800余人次；接待个体咨询群众56人次，转介5人；协助区政法委开展全区邪教巩固人员挫折应对和情绪管理辅导、邀请专家教授开展城管队员情绪辅导等10场次。
陈犁还不满足于此，针对未成年人上下学问题，他又与“平安家园护卫队”商议，除了重点地区、重点时段的日常巡逻，还要在学生上学、放学高峰时段加大巡防力度，设立护学点，确保学生人身和财产安全。2016年实行以来，铁路小学、铁路中学等学校未发生一起学生上下学交通和受伤害事故。“功夫下在日常，工作做在前面，我们多辛苦一点，群众的平安就多一点。”陈犁直言道。
多想一点 换位思考解民烦
“疫情虽然趋于平稳，但我们平时要引导居民出行戴好口罩，做好宣传引导......”每天一大早，陈犁的身影就出现在辖区疫情防控卡口处，雷打不动检查当天的人员排查情况，提醒网格员和志愿者加强防疫意识。
社区与街道作为抗击疫情的基层阵地，陈犁对防疫程序早已驾轻就熟，但2020年初时，疫情的袭来还是让他措手不及。
当时，陈犁和同事在对市区下发的外地返渝人员名单摸排核查，一个难题摆在了他们面前。
黄桷坪街道位于九龙坡区东南端，这里曾是重要的铁路、港口、码头货运集散地，附近则是铁路职工家属区，辖区内不少群众在铁路工作，有些还是列车员，经常回家休息一两天后，便继续上岗，如果让他们居家隔离，便无法保障春运期间列车正常运行，不少居民很是焦虑。
为此，陈犁将疫情工作实际问题反映给了上级领导，“后来，市里下发了相关通知，里面就提到，铁路班组的工作人员因为是刚性的岗位需求，由铁路部门落实好主体责任。”
换位思考、设身处地了解群众困难想法和感受，才能把工作做到群众心里去，疫情期间，他和同事考虑到群众隔离不便，为居民购买物资、开通心理咨询热线，打通连接群众“最后一公里”。
多说一点 联动合力纾民怨
“感谢你们，可以回家安心过年了！”
“没想到这么快就帮我们讨回了血汗钱！太谢谢了”
今年年初，一群施工工人在黄桷坪街道平安建设办公室拿到了拖欠几个月的工资，不住激动地说。
这一声声感谢的背后，离不开陈犁和同事们6个多小时的不懈努力。
为农民工讨回薪资其实只是陈犁日常调忧解难的一个缩影，像这样24小时内处理成功并不轻松，很多纠纷还需三此次反复拉锯，甚至间隔长达几个月。
“你们不给个说法，我们就不走！”2016年4月，陈犁从经济发展办公室轮岗至黄桷坪街道，“上岗”没几天，就碰上了一件棘手事。
小小的办公室里，一群人吵吵嚷嚷，找到陈犁连声“抱怨”：
“建之前，没人给我们说是违章建筑。”
“我们饭店又花钱，又请人，不能说拆就拆!”
原来，这群人均是某餐馆合伙人，几年来，在江边经营一家江湖菜饭店，由于饭店是在租用土地上擅自修建，且无城建管理部门审查批准，属违法建筑，长江大桥施工区域动工之际，相关部门通过清查，要求餐馆限期拆除，但负责人却一直无动于衷，甚至因此多次上访。
“你们把办公室堵到，我们怎么出去帮你们解决问题？”尽管当时还是“新手”，但陈犁明白，拦住不让拆，多半还是因为利益损失。
一方面，他多次奔走协调土地出租方，让出租方同意适当减免餐厅租金，将部分租金退回，减轻餐厅部分损失；另一方面，他与派出所、司法所同志耐心细致沟通，做好思想工作，讲清拆违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奔走多次后，终于妥善解决了这个事情。
“我们是维护社会稳定和综合治理的第一责任人，在矛盾调处中要找方式方法，联动各方力量多说几次，让群众怨气消了，舒心了，矛盾也就化解了。”
近些年，为防范化解矛盾纠纷，黄桷坪街道探索实施“老杨群工+警民联防+巡回调解+法律服务”工作机制，整合多方力量，协同参与民生实事办理、矛盾纠纷调解、重点人员稳控、法律咨询等服务，在基层和群众间架起“连心桥”。2020年，街道调解企业改制换届、征地拆迁、伤亡事故等重大纠纷5件，一般纠纷285件。
电话响个不停，手机24小时不关机，陈犁的“办公桌”，常常在不在室内，而在每个需要他的一线。躬耕百姓间，种好责任田，扎根在这片热土上，他用日复一日的实际行动，诠释着一名基层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
重庆之声记者康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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