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长三角# 动辄上万字 你没读过的App用户协议有哪些“坑”
“我已阅读并同意”？你没读过的App用户协议有哪些“坑”？
移动互联网时代，App成了人们的必备工具。首次下载使用时，点击“我已阅读并同意用户协议和隐私政策”是常规操作。这些协议动辄上万甚至数万字，长度堪比一篇论文，相关调查显示，近80%的用户很少或从未阅读。复杂的协议文字中藏有哪些“坑”？“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来临之际，记者对此展开了调查。
动辄上万字，多少人会读App用户协议？
日前，记者在手机应用市场里下载5款下载量过亿次的社交、游戏、短视频、购物等App发现，各App会根据自身特点规定用户协议和隐私政策的内容。不过，一些基本内容是相同的。
在用户协议方面，App一般会介绍产品基本情况和使用规范，比如账户如何注册、注销，密码丢失如何处理；强调用户行为规范，比如要求用户不得编造、散布谣言、虚假信息；强调本公司的权利，比如相关内容的知识产权归公司所有；此外，还会声明免责条款、留有联系方式等。
针对近年来备受瞩目的个人信息安全，用户协议一般会单独列出“个人信息保护”一章，有的还专门列出“未成年人保护”相关条款。同时，隐私政策也从个人信息的收集、管理、储存、保护等方面进行详细规定。
这5款App用户协议和隐私政策总字数超过13万字，平均每款App需要用户“阅读并同意”的内容约2.7万字，比一篇本科论文长，逼近硕士论文的篇幅。一些小众App的协议相对简单，用户协议长度在数千字。
如此庞大的阅读量，有多少用户会去看呢？武汉大学网络治理研究院副院长袁康所在的联合调研组去年对1036人进行调查访谈的结果显示，77.8%的用户在安装App时“很少或从未”阅读过隐私协议，69.69%的用户会忽略App隐私协议的更新提示。
“用户协议和隐私政策写满了大量冗杂信息，专业人士都直呼头疼，更别提普通消费者了。”袁康认为，“少有人读”反映出相关协议仍“形同虚设”，达不到保障用户知情权的初衷。
用户协议里藏着哪些“坑”？
近年来，App用户协议和隐私政策在治理中逐步完善。不过，部分App仍然在“挖坑”，消费者一不小心就容易掉进陷阱。
第一“坑”：不同意则不能用。个人信息保护法规定，个人信息处理者不得以个人不同意处理其个人信息或者撤回同意为由，拒绝提供产品或者服务；处理个人信息属于提供产品或者服务所必需的除外。
“部分App展示商品、视频时完全没必要过度索取个人信息，那些不同意便不能用的行为是不合适的。”中国信息安全研究院副院长左晓栋还提醒说，“是否必需不该由App单方面规定，要防止打擦边球。”
第二“坑”：暗度陈仓。今年3月，“oTMS 到哪了”App在首次运行时未通过弹窗等明显方式提示用户阅读隐私政策等收集使用规则，或以默认选择同意隐私政策等非明示方式征求用户同意，涉嫌隐私不合规，被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通报。
第三“坑”：先斩后奏。今年以来，“云联健康”“寻迹旅行”等多个App在征得用户同意前开始收集个人信息，而被一一通报。“虽然相关部门对类似行为不断加强监管，但App违法收集个人信息的行为仍然具有一定隐蔽性。”袁康说。
第四“坑”：一次同意，次次同意。部分App会根据需要修订隐私协议，但用户无法及时得知内容是否有所更新。比如，一款美妆App在用户协议中表示，公司有权根据需要不定期地制订、修改本协议及/或各类规则，并在App平台公示，不再另行单独通知用户。消费者使用平台服务，即表明接受修订后的协议和规则。
第五“坑”：个人信息转送第三方。一款购物App的用户协议称，对于消费者的视频、照片、文字等，“（平台）均享有永久的、无期限及地域限制的、完全免费的使用权”，并且“有权将其许可给任何第三方使用”“实际行使时无须另行征得您的同意”。袁康认为，App在初始协议里就征得了将用户数据与第三方分享的授权，相当于让用户放弃了对未来个人信息流通转让的审查权利。
用户协议可否清单制？
左晓栋等多位专家认为，一些App用户协议和隐私政策有通过晦涩难懂的文字浑水摸鱼的嫌疑，呼吁通过清单制简洁明了地列出消费者需要了解的内容，降低阅读门槛。
今后要进一步规范App用户协议、隐私政策。天津财经大学商学院互联网信息与用户行为研究中心主任陈旭辉、袁康等呼吁，用户协议普遍内容繁杂，有必要从用户便捷阅读需要出发，将与用户关联的重要部分在协议前面突出显示，类似上市公司年报和学术论文摘要，方便用户了解隐私协议核心内容。
“相关协议还要进一步明确‘必需信息’‘第三方’等核心要素的范围，不能含糊地概括为‘可能向第三方披露’。在分享用户信息的时候，也要将敏感的个人信息匿名化处理。”袁康说。
压实手机应用市场的责任。陈旭辉认为，监管部门可抓住手机应用市场这个“关键少数”，明确其上架违规App的相应法律责任，推动其从上架App的源头上做好把控工作。
此外，要提升消费者个人信息保护的意识，加强执法力度。左晓栋认为，青少年、大学生等群体熟悉App，有较强的个人信息保护意识，可以成为推动完善用户协议和隐私政策的主力军，律师等职业力量要积极加入，形成违规必举报、举报必查处的良性循环，逐步促进协议内容落到实处。
“我已阅读并同意”？你没读过的App用户协议有哪些“坑”？
移动互联网时代，App成了人们的必备工具。首次下载使用时，点击“我已阅读并同意用户协议和隐私政策”是常规操作。这些协议动辄上万甚至数万字，长度堪比一篇论文，相关调查显示，近80%的用户很少或从未阅读。复杂的协议文字中藏有哪些“坑”？“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来临之际，记者对此展开了调查。
动辄上万字，多少人会读App用户协议？
日前，记者在手机应用市场里下载5款下载量过亿次的社交、游戏、短视频、购物等App发现，各App会根据自身特点规定用户协议和隐私政策的内容。不过，一些基本内容是相同的。
在用户协议方面，App一般会介绍产品基本情况和使用规范，比如账户如何注册、注销，密码丢失如何处理；强调用户行为规范，比如要求用户不得编造、散布谣言、虚假信息；强调本公司的权利，比如相关内容的知识产权归公司所有；此外，还会声明免责条款、留有联系方式等。
针对近年来备受瞩目的个人信息安全，用户协议一般会单独列出“个人信息保护”一章，有的还专门列出“未成年人保护”相关条款。同时，隐私政策也从个人信息的收集、管理、储存、保护等方面进行详细规定。
这5款App用户协议和隐私政策总字数超过13万字，平均每款App需要用户“阅读并同意”的内容约2.7万字，比一篇本科论文长，逼近硕士论文的篇幅。一些小众App的协议相对简单，用户协议长度在数千字。
如此庞大的阅读量，有多少用户会去看呢？武汉大学网络治理研究院副院长袁康所在的联合调研组去年对1036人进行调查访谈的结果显示，77.8%的用户在安装App时“很少或从未”阅读过隐私协议，69.69%的用户会忽略App隐私协议的更新提示。
“用户协议和隐私政策写满了大量冗杂信息，专业人士都直呼头疼，更别提普通消费者了。”袁康认为，“少有人读”反映出相关协议仍“形同虚设”，达不到保障用户知情权的初衷。
用户协议里藏着哪些“坑”？
近年来，App用户协议和隐私政策在治理中逐步完善。不过，部分App仍然在“挖坑”，消费者一不小心就容易掉进陷阱。
第一“坑”：不同意则不能用。个人信息保护法规定，个人信息处理者不得以个人不同意处理其个人信息或者撤回同意为由，拒绝提供产品或者服务；处理个人信息属于提供产品或者服务所必需的除外。
“部分App展示商品、视频时完全没必要过度索取个人信息，那些不同意便不能用的行为是不合适的。”中国信息安全研究院副院长左晓栋还提醒说，“是否必需不该由App单方面规定，要防止打擦边球。”
第二“坑”：暗度陈仓。今年3月，“oTMS 到哪了”App在首次运行时未通过弹窗等明显方式提示用户阅读隐私政策等收集使用规则，或以默认选择同意隐私政策等非明示方式征求用户同意，涉嫌隐私不合规，被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通报。
第三“坑”：先斩后奏。今年以来，“云联健康”“寻迹旅行”等多个App在征得用户同意前开始收集个人信息，而被一一通报。“虽然相关部门对类似行为不断加强监管，但App违法收集个人信息的行为仍然具有一定隐蔽性。”袁康说。
第四“坑”：一次同意，次次同意。部分App会根据需要修订隐私协议，但用户无法及时得知内容是否有所更新。比如，一款美妆App在用户协议中表示，公司有权根据需要不定期地制订、修改本协议及/或各类规则，并在App平台公示，不再另行单独通知用户。消费者使用平台服务，即表明接受修订后的协议和规则。
第五“坑”：个人信息转送第三方。一款购物App的用户协议称，对于消费者的视频、照片、文字等，“（平台）均享有永久的、无期限及地域限制的、完全免费的使用权”，并且“有权将其许可给任何第三方使用”“实际行使时无须另行征得您的同意”。袁康认为，App在初始协议里就征得了将用户数据与第三方分享的授权，相当于让用户放弃了对未来个人信息流通转让的审查权利。
用户协议可否清单制？
左晓栋等多位专家认为，一些App用户协议和隐私政策有通过晦涩难懂的文字浑水摸鱼的嫌疑，呼吁通过清单制简洁明了地列出消费者需要了解的内容，降低阅读门槛。
今后要进一步规范App用户协议、隐私政策。天津财经大学商学院互联网信息与用户行为研究中心主任陈旭辉、袁康等呼吁，用户协议普遍内容繁杂，有必要从用户便捷阅读需要出发，将与用户关联的重要部分在协议前面突出显示，类似上市公司年报和学术论文摘要，方便用户了解隐私协议核心内容。
“相关协议还要进一步明确‘必需信息’‘第三方’等核心要素的范围，不能含糊地概括为‘可能向第三方披露’。在分享用户信息的时候，也要将敏感的个人信息匿名化处理。”袁康说。
压实手机应用市场的责任。陈旭辉认为，监管部门可抓住手机应用市场这个“关键少数”，明确其上架违规App的相应法律责任，推动其从上架App的源头上做好把控工作。
此外，要提升消费者个人信息保护的意识，加强执法力度。左晓栋认为，青少年、大学生等群体熟悉App，有较强的个人信息保护意识，可以成为推动完善用户协议和隐私政策的主力军，律师等职业力量要积极加入，形成违规必举报、举报必查处的良性循环，逐步促进协议内容落到实处。
【#环时深度# ：#揭秘灯下黑的美国监狱系统# 】“20年来在关塔那摩进行的未经审判就任意拘留并伴有酷刑或虐待的做法，对于任何政府，尤其是一个声称要保护人权的政府来说，都是不能接受的……我们特别强调美国司法系统未能保护人权和维护法治，从而在他们的认可和支持下，使一个法律黑洞在关塔那摩不断扩大。”这是由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任命的独立专家近期发出的公开批评，他们将关塔那摩监狱形容为美国“肆意侵犯人权的一个丑陋篇章”。自2002年关押首批犯人以来，臭名昭著的关塔那摩监狱就成了“黑监狱”的代名词，但它反映的只是美国监狱系统践踏法律与人权的冰山一角，重重黑幕背后隐藏的是暴力、虐待、性侵、腐败等诸多乱象。
从关塔那摩到地区监狱，侵犯人权无处不在
“当我们用绝食抗议遭到的虐待时，他们会把我们绑在椅子上，将硬塑料管插进鼻子强行喂食。”曾经被关押在关塔那摩监狱14年的曼苏尔·阿代菲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回忆了自己在这座“人间炼狱”中遭受的折磨和虐待。20年来，美国未经审判就将人任意拘押在关塔那摩监狱，狱中一度关押约780人。美国在这座“黑狱”中对在押人员施加酷刑和虐待，严重破坏人权与法治。
一定程度上，关塔那摩更像是美国监狱系统丑陋现实的缩影。美国是全世界监禁率最高和被监禁人数最多的国家。根据研究机构“监狱政策倡议”的统计数据，截至2020年，美国刑事司法系统共拥有1833个州立监狱、110个联邦监狱、1772个少年惩教设施、3134个地方监狱、80个印第安部落监狱以及军事监狱。在所有这些监禁机构中，有近230万人被监禁——这几乎是全球囚犯数量的1/4，而美国人口仅占全球总人口的5%。在这样一个将囚禁作为惯用手段的国家，监狱中发生的种种恶行却经常被美国政客和媒体忽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教授罗伯特·弗格森曾这样形容：被判有罪者的痛苦被精心安排在人们看不见的地方。
在这些“看不见的地方”，暴力是一种日常，既发生在囚犯之间，也会出现狱警对犯人拳打脚踢甚至随意使用电棍等武器的情况。暴力造成大量的囚犯伤残甚至死亡，美国社会活动家玛丽亚·梅卡巴甚至将该国的监狱称为“制造死亡的机构”。美国司法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美国州立监狱共有120人死于凶杀，311人死于自杀。但路透社此前调查发现，一些监狱根本没有上报囚犯死亡的数据，有些监狱甚至会将凶杀与自杀事件故意标注为“疾病致死”。
在美国监狱中，与暴力一样司空见惯的还有性侵。据美国福克斯新闻网报道，每年约有20万人在被关押期间遭到性侵，其中至少一半都是由监狱工作人员实施的。上个月，美国加州都柏林女子监狱被爆出存在十分猖獗的性虐待现象，许多囚犯反映自己遭到了惩教人员、维修工头甚至监狱长不同程度的性侵及虐待。美联社称，该监狱甚至被囚犯和工作人员戏称为“强奸俱乐部”。
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人员拥挤、待遇恶劣、医疗短缺的美国监狱成为病毒传播的温床，一些监狱甚至有超过70%的囚犯均被新冠病毒感染。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一项研究显示，自新冠肺炎疫情以来，已有近60万在囚人员感染新冠病毒，至少3000多人因此丧命。“美国大多数州没有死刑，但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被关进监狱，你就等于被判了死刑。”英国《卫报》援引一名近期从美国伊利诺伊州某监狱获释者的话说。
私营监狱“用孩子换金钱”
种种迹象表明，美国监狱已经是“系统性的失败”，这背后不仅是刑事司法体系的崩坏，更有着资本的力量在作恶。
20世纪80年代，美国管教公司（后更名为惩教公司）彻底改变了美国监狱的运作方式，该公司接管了美国田纳西州汉密尔顿县的一座监狱——这是私人运营商第一次签约经营监狱。此后，私营监狱的数量成倍增加，仅在1990年至2010年间就增加了16倍。目前，美国管教公司和GEO集团公司已成为美国私营监狱行业的两大巨头。美国司法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9 年，约有11.6万名囚犯被关押在私营设施中，约占所有州囚犯的7%和联邦囚犯的16%。
当运营监狱成为一门赚钱的生意，囚犯在私营监狱公司眼中就不再是生命，而是商品与“摇钱树”。美国的私营监狱公司依照与政府签订的合同，根据每天关押的囚犯人数收取一定数额的金钱。美国社会活动家邦妮·克内斯曾撰文称，私营监狱靠将人类关在笼子里赚钱，这决定了他们会想方设法寻求更多的囚犯。
美国非政府组织RepresentUs称，私营监狱公司在州和联邦均雇佣大量说客，通过为竞选捐款等方式对立法者施加影响，让他们制定相关法律，以保证私营监狱随时处于满员状态。多年来，私营监狱公司利用美国“腐败的政治制度”获得了更高的监禁率与利润空间。
据美国媒体报道，私营监狱公司与许多政客关系密切。例如美国联邦参议员卢比奥在佛罗里达州担任议长时，就曾主导与GEO集团签订了价值1.1亿美元的新合同。在其从政生涯中，他从GEO集团收到超过4万美元的竞选捐款。
2009年，媒体披露了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卢泽恩县的一桩“政商勾结”丑闻，被称为“孩子换金钱”。卢泽恩县的两名地方法官收受两个私营青少年监狱承包商超200万美元的贿赂。作为回报，从2003年到2008年，他们先后把约3000名青少年送进私营监狱，以增加囚犯数量。据《纽约邮报》报道，很多卢泽恩县的青少年只是轻微触犯法律就被送进监狱。14岁的希拉里·特仑修在2007年因假冒副校长的名义制作虚假的个人主页被起诉。法庭上，特仑修在没有律师辩护的情况下被判监3个月，“整个庭审过程仅持续1分钟”。
更多的囚犯对于私营监狱来说意味着更多廉价的劳动力，廉价到每日工资只有不到1美元。在美国私营监狱里，除因生病或残疾外，所有囚犯都要从事劳动。由于私营监狱人工成本低到可以忽略不计，众多公司、机构积极寻求与其合作。美国威廉米特大学法学院教授劳拉·艾普曼曾在一篇名为《染血的金钱》论文中称，随着现代奴隶制的建立，囚犯的强迫劳动产生了巨大的收益。
“有人说美国的刑事法系统不起作用，但恰恰相反，它像奴隶制一样完美运作着。”邦妮·克内斯称，“对于一些有色人种而言，这个国家认为他一文不值，上不起大学也找不到工作。但当他被关进监狱，他突然就可以带来每年两三万美元的利润。”据美媒报道，2020年，惩教公司的收入高达19亿美元，其中82.2%来自私营监狱业务，而GEO集团的收入更是高达23亿美元。
这种压榨剥削也存在于羁押非法移民的美国私营拘留中心。这些羁押非法移民的拘留设施大多由私营公司建设运营，而私营公司以利润最大化为目的，它们在想方设法用最简陋的设施压低经营成本的同时，也强迫被拘留者从事打扫厕所、擦地板、准备饭菜等各种工作，并为逃避责任而将他们称为“志愿者”。
中国外交学院美国问题专家李海东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在美国，私营监狱已经不是惩治或改造罪犯的场所，而是最大限度压榨被关押者经济价值的地方，成为国家治理中的一个“黑洞”。
“人权灯塔”不敢也不愿照亮
对于经常自诩为“人权灯塔”的美国而言，监狱是一个“灯下黑”的地方，这座“灯塔”不敢也不愿照亮这片黑暗，因为这里集中了美国基于种族、肤色、性别等因素的人权侵犯行为，以及所谓“自由”与“人权”的虚伪。
美国监狱经常围猎的对象包括穷人、少数族裔、未成年人、移民等群体。对于穷人而言，他们很可能因为无力支付保释金而遭到羁押，最终迫于压力选择认罪，他们往往也难以承受罚金刑或缓刑所附加的苛刻要求，最终沦为私营监狱最喜欢的长期廉价劳工。
美国监狱系统也存在系统性的种族歧视。美国研究机构“审判项目”发布的报告称，与白人相比，美国刑事司法系统不成比例地惩罚有色人种。尽管有色人种仅占美国人口的 37%，但他们却占据所有监狱囚犯的2/3，“系统性的社会经济不平等加剧了刑事司法系统中隐含的种族偏见，导致黑人男性的入狱率是白人男性的6倍”。
“美国公民权利联盟”在其网站上表示，“美国之所以比世界上任何国家更依赖监禁手段，是因其结合了种族和社会等级间仇恨的惩罚文化。”穷人和少数族裔在这种文化环境中更易遭受人身自由侵犯和财产损失。
“国际条约、公约和宣言为囚犯的待遇提供了基本准则，但美国刑事司法系统经常忽略它们。与此同时，美国却在不停地批评其他国家侵犯囚犯权利与安全的行为。”“美国公谊服务委员会”在其发表的名为《美国监狱中的酷刑》报告中称。
对此，李海东评论称，美国的社会运作处处依靠经济推动和利润主导，但在作为惩戒与改造机构的监狱中也遵循同样的原则，只能造成大量的悲剧。这背后不仅反映出美国存在系统性人权问题，也折射出社会伦理与道德的堕落。
美国记者肖恩·鲍尔曾卧底私营监狱4个月，将其见闻写成《美国监狱》一书来揭露私营监狱强迫劳动、压榨盘剥的黑幕，震惊美国社会。美国文学网站“Literary Hub”评论称，“鲍尔揭露了美国监狱系统中极其非人道的现象和各种虐待的问题——这些问题影响着狱警和犯人。这是对美国当前最黑暗和最深远的困境之一的可怕一瞥。”（《环球时报》3月11日7版文章，作者赵觉珵 单劼 林小艺）
从关塔那摩到地区监狱，侵犯人权无处不在
“当我们用绝食抗议遭到的虐待时，他们会把我们绑在椅子上，将硬塑料管插进鼻子强行喂食。”曾经被关押在关塔那摩监狱14年的曼苏尔·阿代菲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回忆了自己在这座“人间炼狱”中遭受的折磨和虐待。20年来，美国未经审判就将人任意拘押在关塔那摩监狱，狱中一度关押约780人。美国在这座“黑狱”中对在押人员施加酷刑和虐待，严重破坏人权与法治。
一定程度上，关塔那摩更像是美国监狱系统丑陋现实的缩影。美国是全世界监禁率最高和被监禁人数最多的国家。根据研究机构“监狱政策倡议”的统计数据，截至2020年，美国刑事司法系统共拥有1833个州立监狱、110个联邦监狱、1772个少年惩教设施、3134个地方监狱、80个印第安部落监狱以及军事监狱。在所有这些监禁机构中，有近230万人被监禁——这几乎是全球囚犯数量的1/4，而美国人口仅占全球总人口的5%。在这样一个将囚禁作为惯用手段的国家，监狱中发生的种种恶行却经常被美国政客和媒体忽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教授罗伯特·弗格森曾这样形容：被判有罪者的痛苦被精心安排在人们看不见的地方。
在这些“看不见的地方”，暴力是一种日常，既发生在囚犯之间，也会出现狱警对犯人拳打脚踢甚至随意使用电棍等武器的情况。暴力造成大量的囚犯伤残甚至死亡，美国社会活动家玛丽亚·梅卡巴甚至将该国的监狱称为“制造死亡的机构”。美国司法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美国州立监狱共有120人死于凶杀，311人死于自杀。但路透社此前调查发现，一些监狱根本没有上报囚犯死亡的数据，有些监狱甚至会将凶杀与自杀事件故意标注为“疾病致死”。
在美国监狱中，与暴力一样司空见惯的还有性侵。据美国福克斯新闻网报道，每年约有20万人在被关押期间遭到性侵，其中至少一半都是由监狱工作人员实施的。上个月，美国加州都柏林女子监狱被爆出存在十分猖獗的性虐待现象，许多囚犯反映自己遭到了惩教人员、维修工头甚至监狱长不同程度的性侵及虐待。美联社称，该监狱甚至被囚犯和工作人员戏称为“强奸俱乐部”。
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人员拥挤、待遇恶劣、医疗短缺的美国监狱成为病毒传播的温床，一些监狱甚至有超过70%的囚犯均被新冠病毒感染。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一项研究显示，自新冠肺炎疫情以来，已有近60万在囚人员感染新冠病毒，至少3000多人因此丧命。“美国大多数州没有死刑，但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被关进监狱，你就等于被判了死刑。”英国《卫报》援引一名近期从美国伊利诺伊州某监狱获释者的话说。
私营监狱“用孩子换金钱”
种种迹象表明，美国监狱已经是“系统性的失败”，这背后不仅是刑事司法体系的崩坏，更有着资本的力量在作恶。
20世纪80年代，美国管教公司（后更名为惩教公司）彻底改变了美国监狱的运作方式，该公司接管了美国田纳西州汉密尔顿县的一座监狱——这是私人运营商第一次签约经营监狱。此后，私营监狱的数量成倍增加，仅在1990年至2010年间就增加了16倍。目前，美国管教公司和GEO集团公司已成为美国私营监狱行业的两大巨头。美国司法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9 年，约有11.6万名囚犯被关押在私营设施中，约占所有州囚犯的7%和联邦囚犯的16%。
当运营监狱成为一门赚钱的生意，囚犯在私营监狱公司眼中就不再是生命，而是商品与“摇钱树”。美国的私营监狱公司依照与政府签订的合同，根据每天关押的囚犯人数收取一定数额的金钱。美国社会活动家邦妮·克内斯曾撰文称，私营监狱靠将人类关在笼子里赚钱，这决定了他们会想方设法寻求更多的囚犯。
美国非政府组织RepresentUs称，私营监狱公司在州和联邦均雇佣大量说客，通过为竞选捐款等方式对立法者施加影响，让他们制定相关法律，以保证私营监狱随时处于满员状态。多年来，私营监狱公司利用美国“腐败的政治制度”获得了更高的监禁率与利润空间。
据美国媒体报道，私营监狱公司与许多政客关系密切。例如美国联邦参议员卢比奥在佛罗里达州担任议长时，就曾主导与GEO集团签订了价值1.1亿美元的新合同。在其从政生涯中，他从GEO集团收到超过4万美元的竞选捐款。
2009年，媒体披露了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卢泽恩县的一桩“政商勾结”丑闻，被称为“孩子换金钱”。卢泽恩县的两名地方法官收受两个私营青少年监狱承包商超200万美元的贿赂。作为回报，从2003年到2008年，他们先后把约3000名青少年送进私营监狱，以增加囚犯数量。据《纽约邮报》报道，很多卢泽恩县的青少年只是轻微触犯法律就被送进监狱。14岁的希拉里·特仑修在2007年因假冒副校长的名义制作虚假的个人主页被起诉。法庭上，特仑修在没有律师辩护的情况下被判监3个月，“整个庭审过程仅持续1分钟”。
更多的囚犯对于私营监狱来说意味着更多廉价的劳动力，廉价到每日工资只有不到1美元。在美国私营监狱里，除因生病或残疾外，所有囚犯都要从事劳动。由于私营监狱人工成本低到可以忽略不计，众多公司、机构积极寻求与其合作。美国威廉米特大学法学院教授劳拉·艾普曼曾在一篇名为《染血的金钱》论文中称，随着现代奴隶制的建立，囚犯的强迫劳动产生了巨大的收益。
“有人说美国的刑事法系统不起作用，但恰恰相反，它像奴隶制一样完美运作着。”邦妮·克内斯称，“对于一些有色人种而言，这个国家认为他一文不值，上不起大学也找不到工作。但当他被关进监狱，他突然就可以带来每年两三万美元的利润。”据美媒报道，2020年，惩教公司的收入高达19亿美元，其中82.2%来自私营监狱业务，而GEO集团的收入更是高达23亿美元。
这种压榨剥削也存在于羁押非法移民的美国私营拘留中心。这些羁押非法移民的拘留设施大多由私营公司建设运营，而私营公司以利润最大化为目的，它们在想方设法用最简陋的设施压低经营成本的同时，也强迫被拘留者从事打扫厕所、擦地板、准备饭菜等各种工作，并为逃避责任而将他们称为“志愿者”。
中国外交学院美国问题专家李海东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在美国，私营监狱已经不是惩治或改造罪犯的场所，而是最大限度压榨被关押者经济价值的地方，成为国家治理中的一个“黑洞”。
“人权灯塔”不敢也不愿照亮
对于经常自诩为“人权灯塔”的美国而言，监狱是一个“灯下黑”的地方，这座“灯塔”不敢也不愿照亮这片黑暗，因为这里集中了美国基于种族、肤色、性别等因素的人权侵犯行为，以及所谓“自由”与“人权”的虚伪。
美国监狱经常围猎的对象包括穷人、少数族裔、未成年人、移民等群体。对于穷人而言，他们很可能因为无力支付保释金而遭到羁押，最终迫于压力选择认罪，他们往往也难以承受罚金刑或缓刑所附加的苛刻要求，最终沦为私营监狱最喜欢的长期廉价劳工。
美国监狱系统也存在系统性的种族歧视。美国研究机构“审判项目”发布的报告称，与白人相比，美国刑事司法系统不成比例地惩罚有色人种。尽管有色人种仅占美国人口的 37%，但他们却占据所有监狱囚犯的2/3，“系统性的社会经济不平等加剧了刑事司法系统中隐含的种族偏见，导致黑人男性的入狱率是白人男性的6倍”。
“美国公民权利联盟”在其网站上表示，“美国之所以比世界上任何国家更依赖监禁手段，是因其结合了种族和社会等级间仇恨的惩罚文化。”穷人和少数族裔在这种文化环境中更易遭受人身自由侵犯和财产损失。
“国际条约、公约和宣言为囚犯的待遇提供了基本准则，但美国刑事司法系统经常忽略它们。与此同时，美国却在不停地批评其他国家侵犯囚犯权利与安全的行为。”“美国公谊服务委员会”在其发表的名为《美国监狱中的酷刑》报告中称。
对此，李海东评论称，美国的社会运作处处依靠经济推动和利润主导，但在作为惩戒与改造机构的监狱中也遵循同样的原则，只能造成大量的悲剧。这背后不仅反映出美国存在系统性人权问题，也折射出社会伦理与道德的堕落。
美国记者肖恩·鲍尔曾卧底私营监狱4个月，将其见闻写成《美国监狱》一书来揭露私营监狱强迫劳动、压榨盘剥的黑幕，震惊美国社会。美国文学网站“Literary Hub”评论称，“鲍尔揭露了美国监狱系统中极其非人道的现象和各种虐待的问题——这些问题影响着狱警和犯人。这是对美国当前最黑暗和最深远的困境之一的可怕一瞥。”（《环球时报》3月11日7版文章，作者赵觉珵 单劼 林小艺）
#2022全国两会聚焦# 【全国政协委员张颐武：#短视频上做科普不违和#】近年来，短视频、直播这两种新兴网络媒介，分别以体量轻巧、互动性强的特征，风靡各年龄段网民群体。其优质知识内容供给也日益充分，形成“知识普惠”效应。#全国两会#
以公开发布数据为例，截至2021年12月，抖音知识视频累计播放量超6.6万亿、点赞量超1462亿、评论量超100亿、分享量超83亿，大众通过短视频平台进行知识获取成为常态。2021年1月至10月，清华大学在该平台开设公开直播课384场，北京大学开设509场，即网民平均每天可享受一场以上“名校大课”。
同时，传统文化内容广受短视频、直播观众欢迎。以“李子柒”“只露声音的宫殿君”“上戏419女团”等一批青年文化传播者为代表，“国风田园”、古建筑、传统戏剧等内容屡屡“破圈”，助力培育青少年及大众对我国传统文化的认同与文化自信。截至2021年11月，仅抖音平台曲艺类主播平均每天开播3719场，收入同比增长232%。
“由此可见，利用短视频、直播等新兴媒介进行知识普及、传统文化传播已成规模，且颇具潜力。”全国政协委员、民进北京市委会副主委、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表示。
但同时，张颐武也提出了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比如，短视频、直播平台内容鱼龙混杂、优质知识文化内容传播工作缺少统筹、知识文化内容传播人才储备不足等。
“近年来，我国文化知识领域体系不断吸纳高学历、海归人才，且青年从业者多具备‘网感’，应将这一已有人才优势有效吸纳为新媒体知识普及工作的人才库，提升优质知识传播者在网的绝对数量，并鼓励各领域专家、学者在短视频平台开展科普。”张颐武表示。
他还建议设置知识科普、传统文化传播专项，除传统“开学第一课”等专题栏目外，在国家层面设立“自然科学周”“人文科学周”“传统文化月”等，提升社会、公众对相关议题的重视。“一方面，可加强某一专业领域内的专家联动，另一方面，可邀请名校名师开课直播，通过网络传递到优质师资缺失的地带。”
在张颐武看来，促进优质知识与传统文化传播，需要高素质人才承担重任，而以适当物质条件调动人才积极性，才能有效支撑这项工作的发展。因此，除了允许、支持科教文艺工作者利用短视频及直播平台合理创收，激励优质内容外，国家层面还应出台相应设置支持政策。
“比如，对通过短视频、直播等新媒体有效传播优质知识内容与传统文化的单位和个人，予以表扬、奖励；在法律和政策层面出台明确规制标准，指导短视频、直播平台依法开展知识付费业务，培养公众对优质知识的价值认知和尊重；再比如，在政策上支持企事业单位及个人通过短视频直播平台进行知识普及、传统文化传播事业，通过直播付费、网络打赏等模式，取得适当合法、合理的收入，以激励社会大众广泛参与等。”张颐武表示。（本报记者 吕巍）《 人民政协报 》 （ 2022年03月04日第 22 版）
以公开发布数据为例，截至2021年12月，抖音知识视频累计播放量超6.6万亿、点赞量超1462亿、评论量超100亿、分享量超83亿，大众通过短视频平台进行知识获取成为常态。2021年1月至10月，清华大学在该平台开设公开直播课384场，北京大学开设509场，即网民平均每天可享受一场以上“名校大课”。
同时，传统文化内容广受短视频、直播观众欢迎。以“李子柒”“只露声音的宫殿君”“上戏419女团”等一批青年文化传播者为代表，“国风田园”、古建筑、传统戏剧等内容屡屡“破圈”，助力培育青少年及大众对我国传统文化的认同与文化自信。截至2021年11月，仅抖音平台曲艺类主播平均每天开播3719场，收入同比增长232%。
“由此可见，利用短视频、直播等新兴媒介进行知识普及、传统文化传播已成规模，且颇具潜力。”全国政协委员、民进北京市委会副主委、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表示。
但同时，张颐武也提出了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比如，短视频、直播平台内容鱼龙混杂、优质知识文化内容传播工作缺少统筹、知识文化内容传播人才储备不足等。
“近年来，我国文化知识领域体系不断吸纳高学历、海归人才，且青年从业者多具备‘网感’，应将这一已有人才优势有效吸纳为新媒体知识普及工作的人才库，提升优质知识传播者在网的绝对数量，并鼓励各领域专家、学者在短视频平台开展科普。”张颐武表示。
他还建议设置知识科普、传统文化传播专项，除传统“开学第一课”等专题栏目外，在国家层面设立“自然科学周”“人文科学周”“传统文化月”等，提升社会、公众对相关议题的重视。“一方面，可加强某一专业领域内的专家联动，另一方面，可邀请名校名师开课直播，通过网络传递到优质师资缺失的地带。”
在张颐武看来，促进优质知识与传统文化传播，需要高素质人才承担重任，而以适当物质条件调动人才积极性，才能有效支撑这项工作的发展。因此，除了允许、支持科教文艺工作者利用短视频及直播平台合理创收，激励优质内容外，国家层面还应出台相应设置支持政策。
“比如，对通过短视频、直播等新媒体有效传播优质知识内容与传统文化的单位和个人，予以表扬、奖励；在法律和政策层面出台明确规制标准，指导短视频、直播平台依法开展知识付费业务，培养公众对优质知识的价值认知和尊重；再比如，在政策上支持企事业单位及个人通过短视频直播平台进行知识普及、传统文化传播事业，通过直播付费、网络打赏等模式，取得适当合法、合理的收入，以激励社会大众广泛参与等。”张颐武表示。（本报记者 吕巍）《 人民政协报 》 （ 2022年03月04日第 2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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