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怡的一生堪称传奇。她不仅是《铁道游击队》中宁死不屈的芳林嫂，《篮球5号》中饱受苦难的运动员林洁，中国百年电影史的见证者和耕耘者，还是一位癌症患者。在44岁她就罹患癌症，一生经历多次大手术，最终仍然成功抗癌至百岁。秦怡第一次手术是在她40岁的时候。当时，她先后被确诊脂肪瘤、甲状腺瘤。此后数年中，她又经历了6次手术，先后摘除了胆囊等脏器组织。1966年初，44岁的秦怡在体检时被查出肠癌。当时的医疗技术水平远不及今日，医生告诉她，要做好最坏的准备。但是秦怡并没有放弃。她与病魔对抗五十余年，即便老去也优雅从容。就在2017年，95岁的秦怡还在陈凯歌导演的《妖猫传》里，出演了一位白头宫女。当年在肠癌术前，秦怡收到友人的来信，安慰她：“既来之，则安之，要在战略上藐视疾病，在战术上重视疾病。”这封信给了秦怡巨大的鼓舞，坚定了她战胜病魔的信心。秦怡老师在接受采访时说过，自己是一个不爱发脾气的人，即便在患病后，心态也比较平衡，平时对他人也不会有羡慕嫉妒恨的情绪。不只是秦怡，如果认真观察我们身边那些抗癌成功的人，或者其他遭遇重大疾病打击仍能恢复到比较理想状态的人，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几乎都是积极情绪拥有者。但是要如何做，才能成为一个稳定的积极情绪拥有者呢？1 比起关心结果，更关心如何实现结果我们通常会关心结果如何，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很容易患得患失，心态也不会太好。积极心态拥有者，则会将自己的注意力，转移到“如何实现我想要的结果”上。就拿癌症这件事儿来举例吧。很多人一旦确诊为癌症，会不停追问医生“存活率多少？”“我还能活多久？”而积极情绪拥有者会更注意“如何才让我活得更久一点”，把对未知的焦虑，转换为自我可控的努力方向，从而获得更加稳定健康的心态。2 比起一味忍耐，更懂得合理宣泄积极心态拥有者并非不会感觉挫败和痛苦，但在面对挫败和痛苦时，他们会更倾向于合理宣泄，并积极寻求来自家人、朋友的心理支援。比起把什么都藏在心里独自消化的人，懂得向家人与朋友合理倾诉、寻求帮助的人，心理状态也会更积极健康一些。3 可以当“病人”，绝不做“废人”一旦罹患癌症或者其他重症，人们也很难继续从事原本的工作。面对突然增多的“空闲时间”，如何处理就成了一个问题。积极心态拥有者，往往会积极主动给自己“找事儿做”，比如投身一项身体状况能负荷的事业或兴趣，做所有力所能及的事，主动参与社交活动，阅读和疾病健康有关的专业书籍等等。疾病可能会让他们失去一部分的事业和生活，但不会让他们生活完全“停摆”。需要注意的是，这一点还需要患者家属的配合。家人在照顾患者时，也要避免“过度保护”，应该鼓励患者完成一些力所能及的事，这会让他们拥有更多的“价值感”，也能更积极的面对疾病与生活。不要小看心态和情绪的影响。一个心态积极的人，对于治疗会保持更积极、配合的状态，在饮食、运动、随访等方面也会做得更好。甚至，积极正向的情绪本身，也会影响到人体的免疫系统，让我们能更好地对抗病魔。拥有积极乐观的态度不一定能战胜所有疾病，但那些打败了顽疾重症、实现了健康长寿的人，几乎都有着一颗坚毅和乐观的心。#百岁人民艺术家秦怡辞世# #癌症# #养生#

常常听说失能老人在养老院的种种遭遇，气愤到极点！无奈老爸也成了失能老人了，别的都很好，一个人不声不响的，乖乖的，整天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老爸胃口很好，给他吃什么都津津有味，比起成天不着家在外面武着的海默茨综合症的人来说，我们做子女的不知省心多少，感恩！

我想老爸他一定孤独的，而且真天不是睡就是坐，对身体也不利，所以凡是天气好，总是小心翼翼的扶着他下楼，家虽然住一楼，下楼13级楼梯，但对他来说也是个巨大的挑战。完成下楼是个大工程后，我就可以很轻松帮他开着电动轮椅，外面转转，常常带会带他去的两个地方，一个是他89岁的姐姐家，姐弟相见自然亲，大姑姑想方设法招待他吃，可以老爸常常除了一句“姐”，一两个小时里，什么话都没有了，任由长姐絮絮叨叨。另一个是80岁的妹妹那里，小姑姑门口常年放着几张椅子，供老人们坐着谈天说地的，所以不用进门，有时候坐在轮椅上，有时候坐到椅子上，常常有邻居老人围过来，叫着“小舅娘”，各种问寒嘘暖的看着让人感动，我想一方面我爸爸以前这个妹妹家来得比较多且人品好，熟悉的人就多。另一方面再次证明我小姑姑的人缘有多好！只可惜，一般情况下面无表情地坐着。

手机中找到一张冬天无意中拍的小姑姑照片，下次去不忘跟大姑姑拍一张合影。

#在大厂上班是什么体验# 交出工牌，走出大门。站在北京初秋的蓝天下，吹着微凉小风，有种“出狱”的自由。至此，一个中年人的互联网大厂生存实验，画上了一个句号。

事情开始在春天的末尾。我告别了上一份工作，正在家里休生养息的时候，意外拿到了一个大厂的offer。报到的前一天我还在犹豫，毕竟人至中年，第一想要的是安稳；但又克制不了内心的好奇，“去看看吧，看看也好”。于是，夏初的小暖阳陪着我开始了崭新的搬砖生涯。

未入围城时，想象着这是一个严谨、高效的现代化机器，信息输入、信息输出，中间每个环节的人如同程序化设定完成工作，彼此客气疏离，等级扁平，以结果为诉求。这是我最可怕的想象，毕竟人被异化成了工具，是非常Cult的科技隐喻，从卓别林到《云图》，概莫能外地告知着我们科技流水线是如何剥夺了人类的自由。

然而我没有想到，被剥夺感最强烈的，甚至不是流水线。

最开始来自于个人身份被剥夺感。“互联网花名文化”，懂的都懂。当我告别了三十多年的姓名，以一个陌生的名字进入一个陌生的集体，所有交往的人都是一个符号。这里我所说的并非字面意义，线上交流为主的大厂，你完全无从想象跟你聊天的人是谁。千奇百怪的花名，更是阻隔了对一个人实质性的关联。

于是，我作为一个代号生存在一堆代号中，默认着与自己的社会关系有了切割。事实上，离职时的一键删除，以“花名”为代表的组织关系立刻清零，曾经合作过的几十个群、上百个代号，立刻归零，这一段经历几乎不转化为社会关系。

第二个最大的挑战，是“互联网黑话”。在最开始的两周，开会也好、私下交流也好，基本上我听不懂大家的话。“勾兑后拉齐了认知”，“拉唤新老用户，保证水位”，做了笔记都看不懂什么意思，时不时去百度“CRP”、“PUV”。一个月后的父亲节，我跟同事说要让儿子触达一下核心用户，她说你要让他发个PUSH吗？我回复说“安排个霸屏”。我把这个笑话拿回家给我老公讲，他完全听不懂。这种语言上的割裂，是另外一种社会身份的剥夺，它只属于你的组织、你的工作，不属于你，无法共享给你的家庭和社会关系，哪怕是一个笑话。

第三个挑战，也是让我最后离开的主要原因，是对个人生命的毫无节制的消耗和浪费。互联网行业出圈的词儿是“996”、“007”，有偿或无偿，加班总是常态。工作当然是满满当当，手机通讯APP无时无刻不在响起，有时候是凌晨一点已经睡了，有时候是周末带孩子外出的路上。我需要时时刻刻背着电脑，办公地点包括但不限于地铁、出租车、高铁、咖啡馆、酒吧、展览馆，甚至医院。在离职前的一周，蹲在医院急诊室门口打开电脑挥手就是一个策划案。

加班已经完全失去“加班”的概念，成为正常工作状态，也许你要说，互联网高薪毕竟标注了价码。但有些班是完全不必要的，比如项目方案，策划案、营销案、复盘案，一个又一个写，一遍又一遍改，每一遍都有不同的要求和标准，所以我最多一个版本改了20版，听同事说他们甚至改过50版的。

下班后，改方案改到十二点成为日常。“改方案”是另外一种对个人自由的剥夺：你需要不停地去猜对方的喜好、意图，渐渐被驯化成为他人思想的服从者。这对于一个在意自我、追求灵魂自由的成年人来讲，实在是非常非常痛苦的感受。

在高度饱和的工作量之下，PPT大战意味着又一个凌晨12点后的加班。之前的我会嗤之以鼻：“你可以不做啊！”但你不做，就意味着leader们默认你没有干活，也就意味着在考核时被打低分，就意味着你将被末位淘汰。重压之下，不得不卷。

一到个体，每个人都是有血有肉、可以把酒言欢的；可是组织的异化，一定要驱赶着你远离人性的方向，去“高效”，去“节能”，去抛下自尊“证明自己”，完成个人自由意志的让渡，逐渐认可和践行组织的“价值观”。这种驱赶的力量如此巨大，它让你认可这种痛苦是成长，让你潜移默化地去拥护。“再忍几个月，你就不痛苦了”，大家劝我的话，总让我想起在“飞翔的荷兰人”上服苦役、与船融为一体的老比尔。

我不记得老比尔有没有得到拯救，但我决意下船了。100天的大厂生存实验，组织的力量确实可以改变人，推动我无休止地投入时间、精力到工作中，作为一个人形OKR容器，游离于家庭之外；让我收获了一些“老娘尚可一战”的些微成就感刺激之外，也不得不面对健康被侵蚀的身体、亲子时间被挤占后孩子的疏远，以及毫无喘息机会、疲于奔命时，无暇顾及的自我丧失感。

葛薇龙“去看看”，从此陷入纸醉金迷；大厂可能是太劳累以及缺乏纸醉金迷，于是我“去看看”后没有陷入，迅速撤身回到我的自由散漫状态。人这一生过于短暂，比起拼了命博一个巾笥而藏，“往矣！吾将曳尾于涂中。”这就是我的实验结论。

节选自《100天互联网大厂生存实验》文 | 读者：浮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