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让事物功成于自然 • 才是智者所为

一、

庄子有一句话说：#国学实录# 至人无己，圣人无功，圣人无名。
意思就是说：至德之人无我，神人不求立功，圣人无须立名。
人皆好名，但智者无需立名，更不屑于立名。
其中有两个原因：其一、因为名声很多时候是一种累赘，《道德经》之中说“祸福相依”，世间万事皆是福祸相依的道理，一个人可以有名，但更要有承载名声的德行和能力，而且越是高位之时越要谨慎小心，因为一招不慎，满盘皆输。
古往今来，那些因名声太高而招致祸患者比比皆是，就如唐朝郭子仪一样，他为何身居高位之时让府门大开，就是为了避免名声太高，招致他人嫉妒，被他人抓住把柄而诬陷自身。
这一切都说明名声容易带来问题的道理，包括在当下这个时代，不管身处于任何位置，只有如履薄冰，才能走得更远。
这是智者不求名声的其中一个原因，而第二个更为根本的道理，就是智者并非是“以名为胜”，而是“胜在名之内”。

《道德经》有一句话说：#读书[超话]# 大巧若拙，大智若愚，大辩若讷。
世间真正的智慧，绝对不是表现于外的智慧，而是在事物的本质规律上存在的道理。
一个人能从因果的角度出发，主导事情的各种变化，而对于这样的智者来说，能够在本质上主导问题，甚至在问题没有显现出来的时候，就已经解决了问题的存在。
而“有名者”，则是在问题出现之时解决问题，所以当名声出现在一个人身上的时候，并非证明他有解决问题的能力，换一个角度来说，也说明他缺少了未雨绸缪的智慧。
魏文侯问扁鹊：“您兄弟三人谁的医术最高明？”
扁鹊说：“我大哥的医术最高明，二哥的医术次于大哥，而我扁鹊，是兄弟三人之中医术最差的。”
魏文侯这个时候就疑惑地问扁鹊：“那为什么您的两位兄长都没有你有名呢？”
扁鹊便回答：“大哥发现一个人有病的时候，还没有病发就把他的病医好了，所以名声不出家门；二哥治病的时候，小病刚起来的时候，不用等病情扩大就把病治好了，所以名声出不了邻里；而我扁鹊治病，则是针刺血管，投放毒药，辅助于肌肉皮肤之间，这样的话很快医术名声就响亮起来了，现在连各国诸侯都知道了。”
在问题没有显现之前就除去病根，这样的行为虽不能得名，但能将问题解决在根芽之内，以这样的规律去谋事，即便大功告成之时，也没有人能察觉出你的名声所在，这并非是追求拥有名声的途径，却是圣人处事的智慧状态。

二、
战国庞煖说过：#传统文化# 故良医化之，拙医败之，虽幸不死，创伸股维。
意思就是说：高明的医生是转化疾病，而拙劣的医生则是败坏它，即便有幸不死，但是创伤也会延伸到身体内部。
就好像在生活中我们解决问题一样，当问题一旦发生之后，即便你能用最快的速度解决问题，但是因为问题所造成的损失已经成了既定事实，所做的也只是及时止损，事件本身也带着一定的伤害性。
而真正的智者能够在问题出现之前，就已经将问题解决在未生成之前，在这样的状态下，并非是圣人真的无功，而是他将功隐藏在自然之内。
在鲁襄公时期，晋国和楚国争夺郑国，鲁襄公九年时，晋悼公联合其他诸侯一起围攻郑国，郑国人知道之后非常惊慌，就派人去求和。
此时荀偃便说：“继续围攻郑国，等楚国前去救郑的时候，就可以和楚国交战，否则无法求和。”
知罃说：“应该答应与郑国结盟，然后撤兵回国，这样让楚国疲惫，然后我们将四军兵分三路，联合其他诸侯一起迎战楚军，对我们来说并没有多大损失，但楚国的损失可就大了，这样比直接和楚军交战还要好得多。假如和楚国拼命死战，反而无法取胜，而且战争的劳苦倒是永无休止的。聪明的人以智慧取胜，而愚笨的人则以蛮力克敌，这正是先王克敌制胜之道。”
很多人听了都赞同这个计划，于是接受了郑国的求和。
后来楚国果然三度出兵讨伐郑国，但是由于长途行军根本无法作战，最终晋国轻而易举地取得了郑国。

庄子说过一句话：#国学知识# 券内者，行乎无名；券外者，志乎期费。行乎无名者，唯庸有光；志乎期费者，唯贾人也。人见其跂，犹之魁然。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注重内修德行的人，行为不留名迹；追求外在功业的人，志向在于求用。行为不拘于名迹的人，虽然平常但有天光，志向在于向外求用的，人只能算是商人，人们看着他歪歪斜斜的，他自己却觉得很神气。
这样的形容不正是我们今天所说“圣人无名”的道理吗，平常人总是希望得到解决问题之后的虚名，以耀武扬威的方式显示自己的荣耀，并且还觉得十分神奇，但是这一切在智者看来，不过是无用之举而已。
能够在名声出现以前，就在本质层面从根本上解决了问题，一切仿佛功成自然，这才是真正的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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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探秘343：古代避暑黑科技191：扇子185：竹扇49：竹刻竹扇26：阴刻12：陷地深刻1】扇骨的加工方式有很多，有我们经常见到的雕刻，在扇骨加工方式中有阳刻、阴刻之分，阴刻也是扇骨雕刻的一种方式，是一种扇骨竹刻技艺，阴刻又划分为四类：毛雕、浅刻、深刻、陷地深刻。之前已介绍过毛雕、浅刻、深刻，现在介绍最后一种扇骨阴刻技艺陷地深刻。

扇骨竹刻是工艺美术之一，任何竹刻创作者都不可能脱离材质之美与工艺之巧，仅仅依靠艺术创意而产生杰作，亦不可能脱离时代所能提供的材料基础和历史所形成的技术传统来开展创作。民国时期折扇文化风头正劲，扇骨制作工艺尚能延续清代以来的质量水准，但同时的竹筒雕与竹根雕则概系商品制作，所取毛竹大根，粗松燥涩，又难入雅赏，杭嘉湖地区的文人竹刻，也并没有创作竹根圆雕的传统。所以，在当时除浅刻、深刻技法外，特别是陷地深刻臂搁的出现，将传统技法与新的造型观念相结合，为竹刻开一新境给人以新的启发。陷地深刻的出现一般是在传统上用来表现花卉题材，从无用来表现人物，更不用说肖像的写真。

扇骨深刻由于受到自身厚度的限制，两三毫米厚的扇骨已不堪其“深”了，近而在扇骨中也偶有深刻的木制扇骨，如刻梅枝，其老干的树疤部位刻得很深，树干刻得较深，枝和梅花则不深，这样形成深入材质二、三层的刻法，这在木制的扇骨中也算是一种新尝试，也是陷地深刻形成的最早雏形。陷地深刻是竹刻竹雕技法，它始于清代初期，类似于深刻技术的一种，但较一般的深刻技艺刻制的更深。一般深刻可刻制材质“地”的三、四层，而陷地深刻最多可刻至材质“地”的最深处，可达五、六层之深。材质的表面的光素，素称为“地”，而采用这种技法所雕的图像全部刻陷于“地”中，故名陷地深刻。

陷地，在诸多竹刻技艺中，“陷地”是一种特殊的刻法。一般阳文雕刻都是先把图象外的竹材雕去使之凸浮，然后刻浮雕，但它却保留竹子表面最外层的篾青，并将之作为雕刻物象的“地”，然后将物象一层层深陷雕刻下去。 清代最常见的这种刻法的题材是荷蟹和晚菘：只见荷花丰腴，荷叶翻卷，层层深陷竹表之下，在荷叶最深处，刻一高浮雕螃蟹；或见菜叶逐瓣镂出，向背错叠，或仰或俯，真实无比，连叶脉，蛀孔均状写入微，层层深入直至菜心，一只螳螂探出半截身来……。 近人金西厓在《刻竹小言》一书中将这种刻法命名为“陷地深刻”，并将它置于阴刻类，其实，它应该是陷象于竹表下的阳文浮雕刻法。擅长这种陷地刻法的名家有清代的杨谦、周颢、邓渭等。但真正把这一风格运用于箑边竹刻上并加以改良的是清代嘉、道年间浙江黄岩人方洁。 方洁刻竹，山水、人物无一不精，尤其擅刻人物写真肖像。前人称他“刻人小影，须眉毕肖，一时称绝艺”，且将他与张（鸣岐）铜、沈（鹭雍）锡、朱（华玉）银、陆（子冈）玉相比，称为“方竹”，予以极高的评价。方洁将层层深刻之深陷地阳文改为极浅的薄衣陷地阳文。他在一柄扇骨上刻，“墨林先生小影”，人物面部采用传统肖像写真法刻出，面颊、鼻翼、腮帮、嘴角咬肌及项颈均在极浅的厚度内刻出高低起伏，浅浅的浮雕竟能刻出如此强的立体感，确实堪称绝艺。 另一个值得一提的是，方洁极讲究各种物体的质感区别。他刻一个团坐着的垂钓老翁，能在极浅的一平面上，将斗笠、胡须、蓑衣、渔篓、钓丝等分别按不同质感刻出，令人叹为观止。 但值得注意的是，凹陷之物象与竹面交接处的过渡变化多样，必须按具体要求或用平口刀直断，或用圆口刀斜披，或用似断似联之点线过渡，雕刻时必须按物象具体结构要求，灵活运用，切不可刻板单一，拘泥不化。

我们常闻竹刻界有“清客”、“作家”二种刻法之说。所谓“清客”刻法，就是追求书画意境，讲究刀法，制作不计时日，有时积数月甚至经年才得以完工，它往往灌注入刻者全部感情和技艺，追求的是艺术性。而所谓“作家”刻法，追求的是工艺效果，制作追求熟练快捷，不讲究画意刀法，譬如阴刻通常使用三角槽刀来刻，但也有用平口刀双起线来刻，作品却充满匠气。 总之区分“清客”刻法，还是“作家”刻法，不在于看用什么刀刻成，而在于刻出的是工艺效果还是艺术效果。明清竹刻家大多善诗文，精书画，创作竹刻主要为了倾诉自己人生感悟，作品充盈文人气息，因为刻者本身就是文人“清客”；而作坊工匠，本身缺乏文化修养，审美水平不高，他们重视的是熟练的雕刻经验——师傅或祖传下来的一门手艺，往往是墨守规矩，按图刻制，刻就的竹刻仅是一件手工工艺品。而扇骨竹刻之所以能置身于艺术殿堂之中，最关键的原因就在于它具有丰富的文化艺术内涵及深耕于文人墨客基础上的雕刻技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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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信和友善，在诸多中华美德对个人品德的要求中，居于核心地位， 是中华民族优秀道德传承下来的诸多美德中的最重要的道德要求和核心 价值。对于诚信，孔子曾经强调，民无信不立，只有诚实，才可在与人交往之中得到他人的信任。友善，也就是待人善良，善良或友善的道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