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夜谭
2，量子纠缠的哲学解释
1）康托尔的集合论
爱因斯坦一辈子都在反对量子力学的哥本哈根解释，尽管他本人是因为量子力学的贡献而获得诺贝尔奖的。为了给量子力学的主流理论找茬，爱因斯坦绞尽脑汁，终于想出来一个思想实验，用于击败量子力学。这个思想实验就是“量子纠缠”实验。
量子纠缠思想实验是这样描述的：两个光子开始位于一个地方，按照量子力学的泡利不相容原理，它们各自的自旋方向是不同的。譬如，其中一个的自旋方向是向上的，另外一个的自旋方向就必然是向下的。
然后，用一个物理实验让它们各自沿着相反方向飞开。经过一段时间后，它们之间的空间距离可以变得非常远了，譬如，各自飞到相反方向的宇宙边缘去了。这个时候，如果做一个物理实验让其中一个光子的自旋方向改变，譬如让本来是向上自旋的改变为向下自旋的。就在改变这个光子自旋方向的同时，同时就是同样的时刻，根据量子力学的薛定谔波函数方程，另外一个光子的自旋方向也会改变。譬如本来向下自旋方向的就并为向上自旋方向了。这个结论是按照量子力学理论获得的。然而，一个问题就出来了：当我们开始改变本来是向上自旋方向的那个光子的自旋方向时，另外一个位于遥远宇宙边缘的那个本来向下自旋的光子怎么一瞬间就知道了，并且按照泡利不相容原理调整自己的自旋方向呢？或者说，第一个光子自旋方向被改变后，这个消息怎么一瞬间就传播到位于无穷远距离外的另外一个光子那里去了呢？
这种瞬间跨越空间的传播，被称为“超距作用”。在古典物理学那里，是不允许超距作用的。法拉第为了解释磁力作用，还发明了磁力线或者磁场概念来解释。况且，电磁波传播也存在有限的速度，并不是瞬间超距作用的。因此，爱因斯坦就以这个量子纠缠的思想实验违反物理学基本信条：不允许超距作用而认为量子力学存在致命的逻辑错误！况且，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本身就要求物质作用速度不能够超过光速，否则会出现时光倒流，而时光倒流会产生逻辑矛盾：你回到过去杀死你爷爷，怎么会有你！这就是我们宇宙的物质运动的光速上限禁令！在这种禁令下，量子纠缠的瞬间转移信号是不可能的。
但是，爱因斯坦洋洋得意以为可以击败量子力学的这个思想实验，现在居然被实验证明是成立的。尽管比不上做了无穷远的距离之间的光子之间存在纠缠，不过，这种实验其实并不需要无限远的距离。
事实上，现在的科学家正在利用这种量子纠缠进行远距离通讯。
物理学家贝尔甚至设计了判决性实验，结果是爱因斯坦输了。量子纠缠就是存在！
那么，现在存在一个问题：到底超距作用是否存在！现在看来是存在的。那么，如果超距作用存在，空间就不应该存在。你想，瞬间跨越空间，就是说空间实际上并不存在。好了，哲学家康德早就指出，时间和空间是不存在的。时空，仅仅是人们大脑意识中预设的用于感知外部世界的构架，是先验的，叫做“综合先天判断”！譬如，你需要联想某个事物的时候，你首先需要一个时间和空间的坐标，否则，没有时间和空间概念，你连起码的事物何时何地存在都无法联想的。所以，康德说时空是意识坐标，并不是离开意识独立存在的“物自体”（外部世界）！
如果按照康德哲学，时空并不存在，那么，量子纠缠这个怪物就是见怪不怪的了。因为，空间并不存在，时间也不存在，超距作用就是可以发生的了。因为，超距作用带来的逻辑矛盾，仅仅是在时空中才有的。
在第一张图片中，长短两个线段上面每一个点之间存在一个1-1对应，就是带箭头的短线把两个线段上面的点连接起来的那种方式，把构成两个线段上面的每一个点一对一联系起来。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可以把线段视为点构成的，如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中说的那样，那么，两个线段上面的点的个数就是相同的。
为什么看起来明显长度不同的两个线段，上面居然有着同样数量的点呢？这是因为，线段上面具有无限多个点。数学家康托尔发明了比较无限集合中元素个数的方法，就是这种1-1对应的方法。如果两个无限集合中的元素之间可以建立起这种一对一的联系，那么，按照康托尔的意见，两个集合中的元素个数就是一样的。也就是说，所有的不同线段上面的点实际上是一样多的！
显然，这种1-1对应方式确立的集合元素多少比较方法是明显与直观不一致的：下面的线段较上面的长，应该含有更加多的点，但是，这种方法却说它上下两个线段上面的点是同样多的！
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发现，把自然数通过加减乘除运算，得到的所谓有理数集合，可以在线段上面找到对应的点。毕达哥拉斯发现，在竖琴的琴弦上面不同比例的位置，可以弹奏出不同的音阶。
如果把琴弦视为一个线段，毕达哥拉斯认为，线段上面每一个点都是某个有理数。显然，他在这里犯了逻辑错误：每一个有理数可以在线段上面对应一个点，但是，逻辑上并不是可以反过来说的：线段上面每一个点都对应一个有理数。事实上，他的学生西帕索斯就发现了线段上面有一个点不可能对应任何有理数，这就是我们熟知的根号2！
（未完待续） https://t.cn/RI4NdLK
2，量子纠缠的哲学解释
1）康托尔的集合论
爱因斯坦一辈子都在反对量子力学的哥本哈根解释，尽管他本人是因为量子力学的贡献而获得诺贝尔奖的。为了给量子力学的主流理论找茬，爱因斯坦绞尽脑汁，终于想出来一个思想实验，用于击败量子力学。这个思想实验就是“量子纠缠”实验。
量子纠缠思想实验是这样描述的：两个光子开始位于一个地方，按照量子力学的泡利不相容原理，它们各自的自旋方向是不同的。譬如，其中一个的自旋方向是向上的，另外一个的自旋方向就必然是向下的。
然后，用一个物理实验让它们各自沿着相反方向飞开。经过一段时间后，它们之间的空间距离可以变得非常远了，譬如，各自飞到相反方向的宇宙边缘去了。这个时候，如果做一个物理实验让其中一个光子的自旋方向改变，譬如让本来是向上自旋的改变为向下自旋的。就在改变这个光子自旋方向的同时，同时就是同样的时刻，根据量子力学的薛定谔波函数方程，另外一个光子的自旋方向也会改变。譬如本来向下自旋方向的就并为向上自旋方向了。这个结论是按照量子力学理论获得的。然而，一个问题就出来了：当我们开始改变本来是向上自旋方向的那个光子的自旋方向时，另外一个位于遥远宇宙边缘的那个本来向下自旋的光子怎么一瞬间就知道了，并且按照泡利不相容原理调整自己的自旋方向呢？或者说，第一个光子自旋方向被改变后，这个消息怎么一瞬间就传播到位于无穷远距离外的另外一个光子那里去了呢？
这种瞬间跨越空间的传播，被称为“超距作用”。在古典物理学那里，是不允许超距作用的。法拉第为了解释磁力作用，还发明了磁力线或者磁场概念来解释。况且，电磁波传播也存在有限的速度，并不是瞬间超距作用的。因此，爱因斯坦就以这个量子纠缠的思想实验违反物理学基本信条：不允许超距作用而认为量子力学存在致命的逻辑错误！况且，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本身就要求物质作用速度不能够超过光速，否则会出现时光倒流，而时光倒流会产生逻辑矛盾：你回到过去杀死你爷爷，怎么会有你！这就是我们宇宙的物质运动的光速上限禁令！在这种禁令下，量子纠缠的瞬间转移信号是不可能的。
但是，爱因斯坦洋洋得意以为可以击败量子力学的这个思想实验，现在居然被实验证明是成立的。尽管比不上做了无穷远的距离之间的光子之间存在纠缠，不过，这种实验其实并不需要无限远的距离。
事实上，现在的科学家正在利用这种量子纠缠进行远距离通讯。
物理学家贝尔甚至设计了判决性实验，结果是爱因斯坦输了。量子纠缠就是存在！
那么，现在存在一个问题：到底超距作用是否存在！现在看来是存在的。那么，如果超距作用存在，空间就不应该存在。你想，瞬间跨越空间，就是说空间实际上并不存在。好了，哲学家康德早就指出，时间和空间是不存在的。时空，仅仅是人们大脑意识中预设的用于感知外部世界的构架，是先验的，叫做“综合先天判断”！譬如，你需要联想某个事物的时候，你首先需要一个时间和空间的坐标，否则，没有时间和空间概念，你连起码的事物何时何地存在都无法联想的。所以，康德说时空是意识坐标，并不是离开意识独立存在的“物自体”（外部世界）！
如果按照康德哲学，时空并不存在，那么，量子纠缠这个怪物就是见怪不怪的了。因为，空间并不存在，时间也不存在，超距作用就是可以发生的了。因为，超距作用带来的逻辑矛盾，仅仅是在时空中才有的。
在第一张图片中，长短两个线段上面每一个点之间存在一个1-1对应，就是带箭头的短线把两个线段上面的点连接起来的那种方式，把构成两个线段上面的每一个点一对一联系起来。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可以把线段视为点构成的，如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中说的那样，那么，两个线段上面的点的个数就是相同的。
为什么看起来明显长度不同的两个线段，上面居然有着同样数量的点呢？这是因为，线段上面具有无限多个点。数学家康托尔发明了比较无限集合中元素个数的方法，就是这种1-1对应的方法。如果两个无限集合中的元素之间可以建立起这种一对一的联系，那么，按照康托尔的意见，两个集合中的元素个数就是一样的。也就是说，所有的不同线段上面的点实际上是一样多的！
显然，这种1-1对应方式确立的集合元素多少比较方法是明显与直观不一致的：下面的线段较上面的长，应该含有更加多的点，但是，这种方法却说它上下两个线段上面的点是同样多的！
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发现，把自然数通过加减乘除运算，得到的所谓有理数集合，可以在线段上面找到对应的点。毕达哥拉斯发现，在竖琴的琴弦上面不同比例的位置，可以弹奏出不同的音阶。
如果把琴弦视为一个线段，毕达哥拉斯认为，线段上面每一个点都是某个有理数。显然，他在这里犯了逻辑错误：每一个有理数可以在线段上面对应一个点，但是，逻辑上并不是可以反过来说的：线段上面每一个点都对应一个有理数。事实上，他的学生西帕索斯就发现了线段上面有一个点不可能对应任何有理数，这就是我们熟知的根号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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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壁画中的时尚西游记
敦煌乐器：跨民族的丝路音乐会
严格来说，汉民族并不以音乐见长，非但古曲存世无多，而且本土乐器的种类也相当少。
目前，依稀尚存于民乐演奏中的乐器，除了钟鼓钹磬、琴瑟笙箫等极少数发祥于中原地区之外，琵琶、阮咸、箜篌、羌笛、胡笳、胡琴、唢呐、筝等乐器悉数从域外传来。
如果说河西走廊上的“丝绸之路”是以出口贸易命名的话，那么作为回流的进口贸易，它也完全称得上是“音乐之路”。
对于汉人来说，眺望祁连山以西，就能用耳朵分辨出那里盘踞着一个庞大的声音王国。在这条漫长而艰险的路上，乐器就犹如文化使者一般，越过阳关或是玉门关，渐次抵达中国，抚慰着这个听觉贫瘠的国度。
敦煌，就是西域乐器访华的首选登陆点。据统计，莫高窟现存492个洞窟，不管是壁画中出现乐器，还是正在演奏的乐伎或乐队，但凡与音乐有关的洞窟就多达240余个，几乎占据半壁江山。
更令人称奇的是，仅仅乐器就呈现出44种之多，并且囊括了拉弦、弹拨、吹奏、打击四大发声原理的乐器，总数更是高达4000余件。不妨说，抵达莫高窟，就宛如步入一座欧亚多民族乐器博物馆。
谈及敦煌与音乐，如今荣升城市地标的“伎乐天反弹琵琶”雕塑已是妇孺皆知的形象，琵琶也因此成为这座城市的象征性标志。同时，琵琶也是莫高窟壁画中绘制数量最多的乐器，现存约700件。
最为著名的莫过于“反弹琵琶”的典故出处—— 唐代开凿的第112窟的《伎乐图》。在这幅出镜率奇高的作品中，伎乐天在仙乐伴奏下举足旋身，裙裾翩跹，臂钏摇曳，右手于脑后托住琵琶，左手的纤纤玉指则轻抚慢拨着琴弦。刹那间，仿佛整个天国为之动容。
从艺术的角度讲，全图线条流畅而造型饱满，已是唐代壁画中的极品。更何况，此画在用色方面格外考究，以铅白绘人身，以石绿与赭黄画服饰，色泽明快而不失典雅。
此外，莫高窟壁画中琵琶的乐器形制之全，也当属中国之最。它们的面板大多饰有捍拨和凤眼，在梨形共鸣箱之上，颈部曲项或直项皆有。在演奏方式上，不只有如今常见的上斜抱，更有早已罕见的横抱与下斜抱。
从下斜抱的动作就不难看出它与游牧民族的关联—— 琵琶起源于印度，经由西域传入中土，常年在马背上颠簸的人，往往在漫长的骑行过程中于马上弹琴，故而才会有这种有别于中原的奇特弹奏方式。
值得一提的是，如今司空见惯的四弦琵琶自然可见于壁画之中，就连宋代以后在中国销声匿迹的五弦琵琶都以绘画的形式存于莫高窟，这就更为难得了。
除五弦琵琶以外，阮咸、箜篌、筚篥等难觅踪影的乐器也印刻在壁画上，谱成一曲无声的记忆。
其中，阮咸因“竹林七贤”之一的同名人物善弹此物而得名，它形似月琴，共鸣箱为圆形，项长且直，共四弦，分十二品柱，宋代之后逐渐不复流行，清朝之时则改良为三弦。
据白居易诗中描述，阮咸给人以“掩抑复凄清，非琴不是筝”之感，而它的音色则如“落盘珠历历，摇佩玉铮铮 ”。经历相似的还有箜篌，这件样式类似于西方竖琴的乐器始于秦汉，盛于隋唐，消亡于宋后。汉乐府《孔雀东南飞》有云，“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从中足以看出它在当时的流行程度。
汉代之后，箜篌一般分为卧箜篌、竖箜篌、凤首箜篌三种形制，多用于演奏宫廷雅乐。敦煌壁画共存200余件不同形制的箜篌，大多为隋唐时期样式，在框架上绘以边框纹样，配以珠玉挂饰，更显宫廷的奢华美学。如今，箜篌之声难得一闻，只能回顾它留存在壁画上的形象，以及凭借唐代顾况那首《李供奉弹箜篌歌》里的描写来想象它的音质了。
至于筚篥，据唐代杜佑《通典》所述，“筚篥，本名悲篥，出于胡中，其声悲”。或者，更确切地说，筚篥源于龟兹国，汉时传入而唐代兴盛，如今只能在日本听到它依旧回响着中古之音。
从壁画中可以看到，筚篥形似竖笛，却比之略短、更细。它的吹奏者大抵神情凝重，这似乎也验证着古人诚不我欺的说法—— 它的声音粗犷而显得悲伤。
唐代音乐家安万善和李龟年都是吹奏筚篥的高手，李颀的《听安万善吹筚篥歌》中描写的“傍邻闻者多叹息，远客思乡皆泪垂”，恐怕也以文证图地表明了敦煌壁画中的筚篥确有惹人潸然的意蕴。
此外，晋代确立的七弦十三徽的古琴、唐代形成的十二弦或十三弦的古筝，以及吹奏的笙箫等乐器，也在莫高窟中应有尽有。并且，繁多的画中乐器还为中国古代乐器考与乐器形制流变史提供了有力的图像证据—— 不同于西方的乐器形制相对统一，在中国，拉弦与弹拨乐器的弦数以及吹奏的孔数，往往历朝历代并不相同，时增时减，并无定型。
通过这些乐器被频频描绘，以及壁画上或乐伎独奏或乐队合奏的场面，展现出了西域的爱乐盛景。可以说，这些壁画也同时见证了隋唐以后中国突如其来的音乐发展井喷期。
这显然是事出有因的。首先，诚所谓“上之所好，下必从之”，隋唐的皇室多有胡汉混血的基因，对于西域音乐很是向往，甚至就连隋炀帝与唐玄宗等君王本人都颇具音乐造诣。这自然为音乐的西来传入与本土化融合奠定了有效的政治基础。
其次，宫廷音乐的发展也直接带动了民间音乐的跟随。隋唐宫廷专设乐官伎人，用以在宴饮与庆典时载歌载舞，这对于民间瓦肆勾栏的兴盛具有引导与示范意义。最后，有唐一代，诗歌成就达到历史鼎盛，成为士大夫阶层的主流文化方式。
与此同时，歌、舞、器、诗一体化综合发展的文化格局，又使得音乐被置入雅文化的范畴，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关注。由此可见，敦煌壁画中存有大量音乐繁荣的视觉证明，并不完全是由于佛教的影响。
虽然早在印度吠陀时期，佛教音乐就已诞生，佛祖释迦牟尼在初创佛教之时，也用“清净和雅”的吹唱音乐来演说经法，此后，大量“音韵屈曲升降，能契于曲，为讽咏之声”的梵音流传于丝绸之路，但是，倘无世俗化的普及，未能形成雅俗共赏、官民同乐的文化风尚，如此规模的音乐繁盛仍旧是不可想象的。
敦煌乐器：跨民族的丝路音乐会
严格来说，汉民族并不以音乐见长，非但古曲存世无多，而且本土乐器的种类也相当少。
目前，依稀尚存于民乐演奏中的乐器，除了钟鼓钹磬、琴瑟笙箫等极少数发祥于中原地区之外，琵琶、阮咸、箜篌、羌笛、胡笳、胡琴、唢呐、筝等乐器悉数从域外传来。
如果说河西走廊上的“丝绸之路”是以出口贸易命名的话，那么作为回流的进口贸易，它也完全称得上是“音乐之路”。
对于汉人来说，眺望祁连山以西，就能用耳朵分辨出那里盘踞着一个庞大的声音王国。在这条漫长而艰险的路上，乐器就犹如文化使者一般，越过阳关或是玉门关，渐次抵达中国，抚慰着这个听觉贫瘠的国度。
敦煌，就是西域乐器访华的首选登陆点。据统计，莫高窟现存492个洞窟，不管是壁画中出现乐器，还是正在演奏的乐伎或乐队，但凡与音乐有关的洞窟就多达240余个，几乎占据半壁江山。
更令人称奇的是，仅仅乐器就呈现出44种之多，并且囊括了拉弦、弹拨、吹奏、打击四大发声原理的乐器，总数更是高达4000余件。不妨说，抵达莫高窟，就宛如步入一座欧亚多民族乐器博物馆。
谈及敦煌与音乐，如今荣升城市地标的“伎乐天反弹琵琶”雕塑已是妇孺皆知的形象，琵琶也因此成为这座城市的象征性标志。同时，琵琶也是莫高窟壁画中绘制数量最多的乐器，现存约700件。
最为著名的莫过于“反弹琵琶”的典故出处—— 唐代开凿的第112窟的《伎乐图》。在这幅出镜率奇高的作品中，伎乐天在仙乐伴奏下举足旋身，裙裾翩跹，臂钏摇曳，右手于脑后托住琵琶，左手的纤纤玉指则轻抚慢拨着琴弦。刹那间，仿佛整个天国为之动容。
从艺术的角度讲，全图线条流畅而造型饱满，已是唐代壁画中的极品。更何况，此画在用色方面格外考究，以铅白绘人身，以石绿与赭黄画服饰，色泽明快而不失典雅。
此外，莫高窟壁画中琵琶的乐器形制之全，也当属中国之最。它们的面板大多饰有捍拨和凤眼，在梨形共鸣箱之上，颈部曲项或直项皆有。在演奏方式上，不只有如今常见的上斜抱，更有早已罕见的横抱与下斜抱。
从下斜抱的动作就不难看出它与游牧民族的关联—— 琵琶起源于印度，经由西域传入中土，常年在马背上颠簸的人，往往在漫长的骑行过程中于马上弹琴，故而才会有这种有别于中原的奇特弹奏方式。
值得一提的是，如今司空见惯的四弦琵琶自然可见于壁画之中，就连宋代以后在中国销声匿迹的五弦琵琶都以绘画的形式存于莫高窟，这就更为难得了。
除五弦琵琶以外，阮咸、箜篌、筚篥等难觅踪影的乐器也印刻在壁画上，谱成一曲无声的记忆。
其中，阮咸因“竹林七贤”之一的同名人物善弹此物而得名，它形似月琴，共鸣箱为圆形，项长且直，共四弦，分十二品柱，宋代之后逐渐不复流行，清朝之时则改良为三弦。
据白居易诗中描述，阮咸给人以“掩抑复凄清，非琴不是筝”之感，而它的音色则如“落盘珠历历，摇佩玉铮铮 ”。经历相似的还有箜篌，这件样式类似于西方竖琴的乐器始于秦汉，盛于隋唐，消亡于宋后。汉乐府《孔雀东南飞》有云，“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从中足以看出它在当时的流行程度。
汉代之后，箜篌一般分为卧箜篌、竖箜篌、凤首箜篌三种形制，多用于演奏宫廷雅乐。敦煌壁画共存200余件不同形制的箜篌，大多为隋唐时期样式，在框架上绘以边框纹样，配以珠玉挂饰，更显宫廷的奢华美学。如今，箜篌之声难得一闻，只能回顾它留存在壁画上的形象，以及凭借唐代顾况那首《李供奉弹箜篌歌》里的描写来想象它的音质了。
至于筚篥，据唐代杜佑《通典》所述，“筚篥，本名悲篥，出于胡中，其声悲”。或者，更确切地说，筚篥源于龟兹国，汉时传入而唐代兴盛，如今只能在日本听到它依旧回响着中古之音。
从壁画中可以看到，筚篥形似竖笛，却比之略短、更细。它的吹奏者大抵神情凝重，这似乎也验证着古人诚不我欺的说法—— 它的声音粗犷而显得悲伤。
唐代音乐家安万善和李龟年都是吹奏筚篥的高手，李颀的《听安万善吹筚篥歌》中描写的“傍邻闻者多叹息，远客思乡皆泪垂”，恐怕也以文证图地表明了敦煌壁画中的筚篥确有惹人潸然的意蕴。
此外，晋代确立的七弦十三徽的古琴、唐代形成的十二弦或十三弦的古筝，以及吹奏的笙箫等乐器，也在莫高窟中应有尽有。并且，繁多的画中乐器还为中国古代乐器考与乐器形制流变史提供了有力的图像证据—— 不同于西方的乐器形制相对统一，在中国，拉弦与弹拨乐器的弦数以及吹奏的孔数，往往历朝历代并不相同，时增时减，并无定型。
通过这些乐器被频频描绘，以及壁画上或乐伎独奏或乐队合奏的场面，展现出了西域的爱乐盛景。可以说，这些壁画也同时见证了隋唐以后中国突如其来的音乐发展井喷期。
这显然是事出有因的。首先，诚所谓“上之所好，下必从之”，隋唐的皇室多有胡汉混血的基因，对于西域音乐很是向往，甚至就连隋炀帝与唐玄宗等君王本人都颇具音乐造诣。这自然为音乐的西来传入与本土化融合奠定了有效的政治基础。
其次，宫廷音乐的发展也直接带动了民间音乐的跟随。隋唐宫廷专设乐官伎人，用以在宴饮与庆典时载歌载舞，这对于民间瓦肆勾栏的兴盛具有引导与示范意义。最后，有唐一代，诗歌成就达到历史鼎盛，成为士大夫阶层的主流文化方式。
与此同时，歌、舞、器、诗一体化综合发展的文化格局，又使得音乐被置入雅文化的范畴，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关注。由此可见，敦煌壁画中存有大量音乐繁荣的视觉证明，并不完全是由于佛教的影响。
虽然早在印度吠陀时期，佛教音乐就已诞生，佛祖释迦牟尼在初创佛教之时，也用“清净和雅”的吹唱音乐来演说经法，此后，大量“音韵屈曲升降，能契于曲，为讽咏之声”的梵音流传于丝绸之路，但是，倘无世俗化的普及，未能形成雅俗共赏、官民同乐的文化风尚，如此规模的音乐繁盛仍旧是不可想象的。
｜泰国试管生殖中心三胞胎着床｜
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Phuket的一位试管妈妈在Dr.Kamala的帮助下移植的三枚胚胎全部着床，并且今天已经能够监测到胎心，试管妈妈名副其实的怀上了三胞胎。
目前Dr.Kamala的团队正在和家属商量是否减胎，考虑到孕妇的身体情况，我们试图劝其本人及其家属改为单胎或双胞受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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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Phuket的一位试管妈妈在Dr.Kamala的帮助下移植的三枚胚胎全部着床，并且今天已经能够监测到胎心，试管妈妈名副其实的怀上了三胞胎。
目前Dr.Kamala的团队正在和家属商量是否减胎，考虑到孕妇的身体情况，我们试图劝其本人及其家属改为单胎或双胞受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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