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中国人的四季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四时迭起，万物循生。
中国古人根据对自然物候的朴素观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历法和二十四节气。
由此，我们看到的日月才不仅仅是纯自然的日月，我们体验到的四季才是更有内涵的四季，我们感受到的天地才是有灵性的天地。
四 季 之 义 大 矣
“云行雨施，品物流形”，正因为古人细心地观察到了“云行而雨下，于是万物在变化中成形”这种自然现象，人们才能进一步用心地将天地之间的自然现象，迁移至人类社会生活之中，达致一种仰观于天文、俯察于地理、中观乎人文的超级境界。
“行云下雨”是天地的因，“万物因此而发生变化并塑成自己的外貌”是天地之因在生物界和人类界结成的果；
没有人类对天文、地理和四季的体验、感悟、观察和模仿，人类就无法清楚地认识天地、认识自己。
《周易·彖》说：“刚中而柔外。”对天地来说，这句话是说天道内刚外健，而地道则内阴外柔；没有内在的强大刚健，哪有天道外在的自强不息、运行不已；
没有内在的阴顺宽厚，又哪有地道外在的柔美和谐、滋养万物。
对四季来说，这句话是说四季有刚有柔、刚柔间错；春季和顺宽展、万物复苏，夏季则火烈暑酷、困苦难耐，秋季回归天高云淡、宜人醇厚，冬季再轮为冰雪严寒、人境艰难。
对人类来说，这句话是说一个人要内心刚强而言行和蔼，或内心强大而外表温和，或内心坚固而外表不争，或言语柔和而行为果决。
四季范畴中的天德之美和地德之美，总是受到古人的推崇的。
所谓天德，就是天的德行，就是天的特质，就是天为万物和人类的生存、生长做出的决定性的贡献。
所谓地德，就是地的德行，就是地的特质，就是地为万物和人类的生存、生长做出的决定性的贡献。
没有太阳的供暖和行云施雨，就没有大地上的万物生长；没有大地的承载和滋养，万物也无所归依、无可生长。
但在中国古代文化氛围中，至为重要的，则是对天地、四季内美不彰品德的推崇。
老子说：“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这是告诉人们，智者是不会夸夸而谈的，夸夸而谈的人不是智者。
孔子说：“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这是告诉人们，君子要言语谨慎，行事敏捷。
《庄子·知北游》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
这是告诉人们，天地有大美好却不张扬，四季有确定的法则但不议论，万物有既定的规律但不说出来。
在中国古代的智者看来，一个人，能力再强，智慧再丰，地位再高，助人再多，贡献再大，也不可能超过四季和天地，既然对万物和人类做出那么大贡献的四季和天地都内美不彰，人类的一点小小成就，还值得自恋其中而夸耀不已吗？
四季有刚有柔、刚柔间错，这才叫“一阴一阳之谓道”。
春天来了，万物萌芽；夏天到了，万物度暑；秋天来了，万物成熟；冬天到了，储藏整备。
既然季节如此，人类做起事情，不也要时至而动，时尽而止吗？
如果春天来了，不去耕种，秋天到了，不去收获，那还有不失败的吗？
迁延至人生，也要时至而动，时尽而止；机会来了，要敏捷地抓取；时机不成熟，就不能勉强作为，而要厚积厚攒，待时而发。
四时迭起，万物循生。
人们从四季，以及太阳、月亮和天地关系中，总结出阴阳、刚柔的哲学理念，并精炼扩大，成为中国古代最重要的观念和法则。
在古人的眼光中，阴阳和刚柔，不仅仅是无所不在的，还是无所不包的；不仅仅是绝对的，而且是相对的；不仅仅是固定不变的，而且是物极必反、循环不已的。
冬天冷到了极致，就会转暖，夏天热到顶点，就要转凉；人生也是如此，顺到不能再顺时，就会反转，霉到不能再霉时，就要反弹。
《周易·系辞上》说：“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
这是告诉人们，事物都是从起点开始又返回作为终点的起点，这才是死与生的道理。
因此，事物过顺，就要警惕它向不顺反转；而事物不顺，就要努力，以进取和积累迎接反转的到来。
《庄子·则阳》说：“阴阳相照，相盖相治；四时相代，相生相杀。”
这是告诉人们，阴阳相互映照，相互包纳相互呵护；四季轮岗，相互促生你衰我盛。顺境不是永远，困境也不是终点，它们都只是过程的一部分，只有努力和追索才是永恒的。
正是有了古代的智者对日月、天地、阴阳的观察、思考、总结、归纳和提炼，我们看到的日月才不仅仅是纯自然的日月，我们体验到的四季才是更有内涵的四季，我们感受到的天地才是有灵性的天地。
孔子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这逝去的已经不只是汛期泗水这个泄洪道里的浊水了，而是复加了时间、空间、喟叹、社会、人生、期待、责怨等等的情感之水了。
孔子期待的能跟弟子们一道享受的“暮春三月，春天的衣服已经穿上身，五六个成年人，六七个小孩子，在沂水里洗洗澡，在舞雩台上吹吹风，一路唱着歌走回家”的天然境界，也已经不仅仅只是春天、游水、儿童、拉风、飙歌和新衣服等等关键词了，而成为对一种理想社会生活的渴求和描述。
老子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
在老子眼里，最高等级的善或最高等级的善人就像水那样，水滋利万物而不与之争夺，位处大家都不愿意待的低洼地，因此水的品质已经十分接近于宇宙的最高规则了。
在老子的视野里，这水已经不是自然之水，不是地表之水，不是理化成分的水，不是喝了只能解渴的水，而是哲学之水、文学之水、情感之水、观念之水和养心之水。
《庄子》在天地四季中追求的是一种仙童般的悠然和凝静，是一种“入无穷之门，以游无极之野”的超然境界；
在庄子的视野中，游世于天地四季之间是人生的实境，游心于天地四季之外才是人生的至境；守神凝静，形体自会康顺；安顿好自己的内心，精神自会生长。
也正因为古代的智者为我们挖掘了如此丰富的天地、四季的大内涵，我们在体验四季、感受天地的过程中，才不再显得那么浅薄、粗心而浮躁。
我们挎着竹篮走进原野时，我们不仅仅是走进了原野，而是正在走进农耕文化的腹地；
我们看见刮风下雨时，我们知道那并非只是在刮风下雨，那也是阴阳交合、刚柔互转；
我们捡拾一片地皮时，我们不只是在捡拾一种野味，我们也会感叹大地对万物的滋润和养育；
我们挖起一棵荠菜时，我们知道我们并非只是在挖起一棵野菜，我们会想起为了食品安全而以身试毒的先人；
我们在开花的蒲公英附近休息时，我们会想起不竭泽而渔的道理；
我们走在无人而沉寂的原野里时，我们则将懂得何为心静如水、顺天而应时。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四时迭起，万物循生。
中国古人根据对自然物候的朴素观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历法和二十四节气。
由此，我们看到的日月才不仅仅是纯自然的日月，我们体验到的四季才是更有内涵的四季，我们感受到的天地才是有灵性的天地。
四 季 之 义 大 矣
“云行雨施，品物流形”，正因为古人细心地观察到了“云行而雨下，于是万物在变化中成形”这种自然现象，人们才能进一步用心地将天地之间的自然现象，迁移至人类社会生活之中，达致一种仰观于天文、俯察于地理、中观乎人文的超级境界。
“行云下雨”是天地的因，“万物因此而发生变化并塑成自己的外貌”是天地之因在生物界和人类界结成的果；
没有人类对天文、地理和四季的体验、感悟、观察和模仿，人类就无法清楚地认识天地、认识自己。
《周易·彖》说：“刚中而柔外。”对天地来说，这句话是说天道内刚外健，而地道则内阴外柔；没有内在的强大刚健，哪有天道外在的自强不息、运行不已；
没有内在的阴顺宽厚，又哪有地道外在的柔美和谐、滋养万物。
对四季来说，这句话是说四季有刚有柔、刚柔间错；春季和顺宽展、万物复苏，夏季则火烈暑酷、困苦难耐，秋季回归天高云淡、宜人醇厚，冬季再轮为冰雪严寒、人境艰难。
对人类来说，这句话是说一个人要内心刚强而言行和蔼，或内心强大而外表温和，或内心坚固而外表不争，或言语柔和而行为果决。
四季范畴中的天德之美和地德之美，总是受到古人的推崇的。
所谓天德，就是天的德行，就是天的特质，就是天为万物和人类的生存、生长做出的决定性的贡献。
所谓地德，就是地的德行，就是地的特质，就是地为万物和人类的生存、生长做出的决定性的贡献。
没有太阳的供暖和行云施雨，就没有大地上的万物生长；没有大地的承载和滋养，万物也无所归依、无可生长。
但在中国古代文化氛围中，至为重要的，则是对天地、四季内美不彰品德的推崇。
老子说：“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这是告诉人们，智者是不会夸夸而谈的，夸夸而谈的人不是智者。
孔子说：“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这是告诉人们，君子要言语谨慎，行事敏捷。
《庄子·知北游》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
这是告诉人们，天地有大美好却不张扬，四季有确定的法则但不议论，万物有既定的规律但不说出来。
在中国古代的智者看来，一个人，能力再强，智慧再丰，地位再高，助人再多，贡献再大，也不可能超过四季和天地，既然对万物和人类做出那么大贡献的四季和天地都内美不彰，人类的一点小小成就，还值得自恋其中而夸耀不已吗？
四季有刚有柔、刚柔间错，这才叫“一阴一阳之谓道”。
春天来了，万物萌芽；夏天到了，万物度暑；秋天来了，万物成熟；冬天到了，储藏整备。
既然季节如此，人类做起事情，不也要时至而动，时尽而止吗？
如果春天来了，不去耕种，秋天到了，不去收获，那还有不失败的吗？
迁延至人生，也要时至而动，时尽而止；机会来了，要敏捷地抓取；时机不成熟，就不能勉强作为，而要厚积厚攒，待时而发。
四时迭起，万物循生。
人们从四季，以及太阳、月亮和天地关系中，总结出阴阳、刚柔的哲学理念，并精炼扩大，成为中国古代最重要的观念和法则。
在古人的眼光中，阴阳和刚柔，不仅仅是无所不在的，还是无所不包的；不仅仅是绝对的，而且是相对的；不仅仅是固定不变的，而且是物极必反、循环不已的。
冬天冷到了极致，就会转暖，夏天热到顶点，就要转凉；人生也是如此，顺到不能再顺时，就会反转，霉到不能再霉时，就要反弹。
《周易·系辞上》说：“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
这是告诉人们，事物都是从起点开始又返回作为终点的起点，这才是死与生的道理。
因此，事物过顺，就要警惕它向不顺反转；而事物不顺，就要努力，以进取和积累迎接反转的到来。
《庄子·则阳》说：“阴阳相照，相盖相治；四时相代，相生相杀。”
这是告诉人们，阴阳相互映照，相互包纳相互呵护；四季轮岗，相互促生你衰我盛。顺境不是永远，困境也不是终点，它们都只是过程的一部分，只有努力和追索才是永恒的。
正是有了古代的智者对日月、天地、阴阳的观察、思考、总结、归纳和提炼，我们看到的日月才不仅仅是纯自然的日月，我们体验到的四季才是更有内涵的四季，我们感受到的天地才是有灵性的天地。
孔子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这逝去的已经不只是汛期泗水这个泄洪道里的浊水了，而是复加了时间、空间、喟叹、社会、人生、期待、责怨等等的情感之水了。
孔子期待的能跟弟子们一道享受的“暮春三月，春天的衣服已经穿上身，五六个成年人，六七个小孩子，在沂水里洗洗澡，在舞雩台上吹吹风，一路唱着歌走回家”的天然境界，也已经不仅仅只是春天、游水、儿童、拉风、飙歌和新衣服等等关键词了，而成为对一种理想社会生活的渴求和描述。
老子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
在老子眼里，最高等级的善或最高等级的善人就像水那样，水滋利万物而不与之争夺，位处大家都不愿意待的低洼地，因此水的品质已经十分接近于宇宙的最高规则了。
在老子的视野里，这水已经不是自然之水，不是地表之水，不是理化成分的水，不是喝了只能解渴的水，而是哲学之水、文学之水、情感之水、观念之水和养心之水。
《庄子》在天地四季中追求的是一种仙童般的悠然和凝静，是一种“入无穷之门，以游无极之野”的超然境界；
在庄子的视野中，游世于天地四季之间是人生的实境，游心于天地四季之外才是人生的至境；守神凝静，形体自会康顺；安顿好自己的内心，精神自会生长。
也正因为古代的智者为我们挖掘了如此丰富的天地、四季的大内涵，我们在体验四季、感受天地的过程中，才不再显得那么浅薄、粗心而浮躁。
我们挎着竹篮走进原野时，我们不仅仅是走进了原野，而是正在走进农耕文化的腹地；
我们看见刮风下雨时，我们知道那并非只是在刮风下雨，那也是阴阳交合、刚柔互转；
我们捡拾一片地皮时，我们不只是在捡拾一种野味，我们也会感叹大地对万物的滋润和养育；
我们挖起一棵荠菜时，我们知道我们并非只是在挖起一棵野菜，我们会想起为了食品安全而以身试毒的先人；
我们在开花的蒲公英附近休息时，我们会想起不竭泽而渔的道理；
我们走在无人而沉寂的原野里时，我们则将懂得何为心静如水、顺天而应时。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中国人的四季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四时迭起，万物循生。
中国古人根据对自然物候的朴素观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历法和二十四节气。
由此，我们看到的日月才不仅仅是纯自然的日月，我们体验到的四季才是更有内涵的四季，我们感受到的天地才是有灵性的天地。
四 季 之 义 大 矣
“云行雨施，品物流形”，正因为古人细心地观察到了“云行而雨下，于是万物在变化中成形”这种自然现象，人们才能进一步用心地将天地之间的自然现象，迁移至人类社会生活之中，达致一种仰观于天文、俯察于地理、中观乎人文的超级境界。
“行云下雨”是天地的因，“万物因此而发生变化并塑成自己的外貌”是天地之因在生物界和人类界结成的果；
没有人类对天文、地理和四季的体验、感悟、观察和模仿，人类就无法清楚地认识天地、认识自己。
《周易·彖》说：“刚中而柔外。”对天地来说，这句话是说天道内刚外健，而地道则内阴外柔；没有内在的强大刚健，哪有天道外在的自强不息、运行不已；
没有内在的阴顺宽厚，又哪有地道外在的柔美和谐、滋养万物。
对四季来说，这句话是说四季有刚有柔、刚柔间错；春季和顺宽展、万物复苏，夏季则火烈暑酷、困苦难耐，秋季回归天高云淡、宜人醇厚，冬季再轮为冰雪严寒、人境艰难。
对人类来说，这句话是说一个人要内心刚强而言行和蔼，或内心强大而外表温和，或内心坚固而外表不争，或言语柔和而行为果决。
四季范畴中的天德之美和地德之美，总是受到古人的推崇的。
所谓天德，就是天的德行，就是天的特质，就是天为万物和人类的生存、生长做出的决定性的贡献。
所谓地德，就是地的德行，就是地的特质，就是地为万物和人类的生存、生长做出的决定性的贡献。
没有太阳的供暖和行云施雨，就没有大地上的万物生长；没有大地的承载和滋养，万物也无所归依、无可生长。
但在中国古代文化氛围中，至为重要的，则是对天地、四季内美不彰品德的推崇。
老子说：“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这是告诉人们，智者是不会夸夸而谈的，夸夸而谈的人不是智者。
孔子说：“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这是告诉人们，君子要言语谨慎，行事敏捷。
《庄子·知北游》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
这是告诉人们，天地有大美好却不张扬，四季有确定的法则但不议论，万物有既定的规律但不说出来。
在中国古代的智者看来，一个人，能力再强，智慧再丰，地位再高，助人再多，贡献再大，也不可能超过四季和天地，既然对万物和人类做出那么大贡献的四季和天地都内美不彰，人类的一点小小成就，还值得自恋其中而夸耀不已吗？
四季有刚有柔、刚柔间错，这才叫“一阴一阳之谓道”。
春天来了，万物萌芽；夏天到了，万物度暑；秋天来了，万物成熟；冬天到了，储藏整备。
既然季节如此，人类做起事情，不也要时至而动，时尽而止吗？
如果春天来了，不去耕种，秋天到了，不去收获，那还有不失败的吗？
迁延至人生，也要时至而动，时尽而止；机会来了，要敏捷地抓取；时机不成熟，就不能勉强作为，而要厚积厚攒，待时而发。
四时迭起，万物循生。
人们从四季，以及太阳、月亮和天地关系中，总结出阴阳、刚柔的哲学理念，并精炼扩大，成为中国古代最重要的观念和法则。
在古人的眼光中，阴阳和刚柔，不仅仅是无所不在的，还是无所不包的；不仅仅是绝对的，而且是相对的；不仅仅是固定不变的，而且是物极必反、循环不已的。
冬天冷到了极致，就会转暖，夏天热到顶点，就要转凉；人生也是如此，顺到不能再顺时，就会反转，霉到不能再霉时，就要反弹。
《周易·系辞上》说：“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
这是告诉人们，事物都是从起点开始又返回作为终点的起点，这才是死与生的道理。
因此，事物过顺，就要警惕它向不顺反转；而事物不顺，就要努力，以进取和积累迎接反转的到来。
《庄子·则阳》说：“阴阳相照，相盖相治；四时相代，相生相杀。”
这是告诉人们，阴阳相互映照，相互包纳相互呵护；四季轮岗，相互促生你衰我盛。顺境不是永远，困境也不是终点，它们都只是过程的一部分，只有努力和追索才是永恒的。
正是有了古代的智者对日月、天地、阴阳的观察、思考、总结、归纳和提炼，我们看到的日月才不仅仅是纯自然的日月，我们体验到的四季才是更有内涵的四季，我们感受到的天地才是有灵性的天地。
孔子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这逝去的已经不只是汛期泗水这个泄洪道里的浊水了，而是复加了时间、空间、喟叹、社会、人生、期待、责怨等等的情感之水了。
孔子期待的能跟弟子们一道享受的“暮春三月，春天的衣服已经穿上身，五六个成年人，六七个小孩子，在沂水里洗洗澡，在舞雩台上吹吹风，一路唱着歌走回家”的天然境界，也已经不仅仅只是春天、游水、儿童、拉风、飙歌和新衣服等等关键词了，而成为对一种理想社会生活的渴求和描述。
老子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
在老子眼里，最高等级的善或最高等级的善人就像水那样，水滋利万物而不与之争夺，位处大家都不愿意待的低洼地，因此水的品质已经十分接近于宇宙的最高规则了。
在老子的视野里，这水已经不是自然之水，不是地表之水，不是理化成分的水，不是喝了只能解渴的水，而是哲学之水、文学之水、情感之水、观念之水和养心之水。
《庄子》在天地四季中追求的是一种仙童般的悠然和凝静，是一种“入无穷之门，以游无极之野”的超然境界；
在庄子的视野中，游世于天地四季之间是人生的实境，游心于天地四季之外才是人生的至境；守神凝静，形体自会康顺；安顿好自己的内心，精神自会生长。
也正因为古代的智者为我们挖掘了如此丰富的天地、四季的大内涵，我们在体验四季、感受天地的过程中，才不再显得那么浅薄、粗心而浮躁。
我们挎着竹篮走进原野时，我们不仅仅是走进了原野，而是正在走进农耕文化的腹地；
我们看见刮风下雨时，我们知道那并非只是在刮风下雨，那也是阴阳交合、刚柔互转；
我们捡拾一片地皮时，我们不只是在捡拾一种野味，我们也会感叹大地对万物的滋润和养育；
我们挖起一棵荠菜时，我们知道我们并非只是在挖起一棵野菜，我们会想起为了食品安全而以身试毒的先人；
我们在开花的蒲公英附近休息时，我们会想起不竭泽而渔的道理；
我们走在无人而沉寂的原野里时，我们则将懂得何为心静如水、顺天而应时。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四时迭起，万物循生。
中国古人根据对自然物候的朴素观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历法和二十四节气。
由此，我们看到的日月才不仅仅是纯自然的日月，我们体验到的四季才是更有内涵的四季，我们感受到的天地才是有灵性的天地。
四 季 之 义 大 矣
“云行雨施，品物流形”，正因为古人细心地观察到了“云行而雨下，于是万物在变化中成形”这种自然现象，人们才能进一步用心地将天地之间的自然现象，迁移至人类社会生活之中，达致一种仰观于天文、俯察于地理、中观乎人文的超级境界。
“行云下雨”是天地的因，“万物因此而发生变化并塑成自己的外貌”是天地之因在生物界和人类界结成的果；
没有人类对天文、地理和四季的体验、感悟、观察和模仿，人类就无法清楚地认识天地、认识自己。
《周易·彖》说：“刚中而柔外。”对天地来说，这句话是说天道内刚外健，而地道则内阴外柔；没有内在的强大刚健，哪有天道外在的自强不息、运行不已；
没有内在的阴顺宽厚，又哪有地道外在的柔美和谐、滋养万物。
对四季来说，这句话是说四季有刚有柔、刚柔间错；春季和顺宽展、万物复苏，夏季则火烈暑酷、困苦难耐，秋季回归天高云淡、宜人醇厚，冬季再轮为冰雪严寒、人境艰难。
对人类来说，这句话是说一个人要内心刚强而言行和蔼，或内心强大而外表温和，或内心坚固而外表不争，或言语柔和而行为果决。
四季范畴中的天德之美和地德之美，总是受到古人的推崇的。
所谓天德，就是天的德行，就是天的特质，就是天为万物和人类的生存、生长做出的决定性的贡献。
所谓地德，就是地的德行，就是地的特质，就是地为万物和人类的生存、生长做出的决定性的贡献。
没有太阳的供暖和行云施雨，就没有大地上的万物生长；没有大地的承载和滋养，万物也无所归依、无可生长。
但在中国古代文化氛围中，至为重要的，则是对天地、四季内美不彰品德的推崇。
老子说：“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这是告诉人们，智者是不会夸夸而谈的，夸夸而谈的人不是智者。
孔子说：“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这是告诉人们，君子要言语谨慎，行事敏捷。
《庄子·知北游》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
这是告诉人们，天地有大美好却不张扬，四季有确定的法则但不议论，万物有既定的规律但不说出来。
在中国古代的智者看来，一个人，能力再强，智慧再丰，地位再高，助人再多，贡献再大，也不可能超过四季和天地，既然对万物和人类做出那么大贡献的四季和天地都内美不彰，人类的一点小小成就，还值得自恋其中而夸耀不已吗？
四季有刚有柔、刚柔间错，这才叫“一阴一阳之谓道”。
春天来了，万物萌芽；夏天到了，万物度暑；秋天来了，万物成熟；冬天到了，储藏整备。
既然季节如此，人类做起事情，不也要时至而动，时尽而止吗？
如果春天来了，不去耕种，秋天到了，不去收获，那还有不失败的吗？
迁延至人生，也要时至而动，时尽而止；机会来了，要敏捷地抓取；时机不成熟，就不能勉强作为，而要厚积厚攒，待时而发。
四时迭起，万物循生。
人们从四季，以及太阳、月亮和天地关系中，总结出阴阳、刚柔的哲学理念，并精炼扩大，成为中国古代最重要的观念和法则。
在古人的眼光中，阴阳和刚柔，不仅仅是无所不在的，还是无所不包的；不仅仅是绝对的，而且是相对的；不仅仅是固定不变的，而且是物极必反、循环不已的。
冬天冷到了极致，就会转暖，夏天热到顶点，就要转凉；人生也是如此，顺到不能再顺时，就会反转，霉到不能再霉时，就要反弹。
《周易·系辞上》说：“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
这是告诉人们，事物都是从起点开始又返回作为终点的起点，这才是死与生的道理。
因此，事物过顺，就要警惕它向不顺反转；而事物不顺，就要努力，以进取和积累迎接反转的到来。
《庄子·则阳》说：“阴阳相照，相盖相治；四时相代，相生相杀。”
这是告诉人们，阴阳相互映照，相互包纳相互呵护；四季轮岗，相互促生你衰我盛。顺境不是永远，困境也不是终点，它们都只是过程的一部分，只有努力和追索才是永恒的。
正是有了古代的智者对日月、天地、阴阳的观察、思考、总结、归纳和提炼，我们看到的日月才不仅仅是纯自然的日月，我们体验到的四季才是更有内涵的四季，我们感受到的天地才是有灵性的天地。
孔子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这逝去的已经不只是汛期泗水这个泄洪道里的浊水了，而是复加了时间、空间、喟叹、社会、人生、期待、责怨等等的情感之水了。
孔子期待的能跟弟子们一道享受的“暮春三月，春天的衣服已经穿上身，五六个成年人，六七个小孩子，在沂水里洗洗澡，在舞雩台上吹吹风，一路唱着歌走回家”的天然境界，也已经不仅仅只是春天、游水、儿童、拉风、飙歌和新衣服等等关键词了，而成为对一种理想社会生活的渴求和描述。
老子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
在老子眼里，最高等级的善或最高等级的善人就像水那样，水滋利万物而不与之争夺，位处大家都不愿意待的低洼地，因此水的品质已经十分接近于宇宙的最高规则了。
在老子的视野里，这水已经不是自然之水，不是地表之水，不是理化成分的水，不是喝了只能解渴的水，而是哲学之水、文学之水、情感之水、观念之水和养心之水。
《庄子》在天地四季中追求的是一种仙童般的悠然和凝静，是一种“入无穷之门，以游无极之野”的超然境界；
在庄子的视野中，游世于天地四季之间是人生的实境，游心于天地四季之外才是人生的至境；守神凝静，形体自会康顺；安顿好自己的内心，精神自会生长。
也正因为古代的智者为我们挖掘了如此丰富的天地、四季的大内涵，我们在体验四季、感受天地的过程中，才不再显得那么浅薄、粗心而浮躁。
我们挎着竹篮走进原野时，我们不仅仅是走进了原野，而是正在走进农耕文化的腹地；
我们看见刮风下雨时，我们知道那并非只是在刮风下雨，那也是阴阳交合、刚柔互转；
我们捡拾一片地皮时，我们不只是在捡拾一种野味，我们也会感叹大地对万物的滋润和养育；
我们挖起一棵荠菜时，我们知道我们并非只是在挖起一棵野菜，我们会想起为了食品安全而以身试毒的先人；
我们在开花的蒲公英附近休息时，我们会想起不竭泽而渔的道理；
我们走在无人而沉寂的原野里时，我们则将懂得何为心静如水、顺天而应时。
又呈吴郎
唐杜甫
堂前扑枣任西邻，无食无儿一妇人。
不为困穷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
即防远客虽多事，便插疏篱却甚真。
已诉征求贫到骨，正思戎马泪盈巾。
作者生平
杜甫（712－770），字子美，自号少陵野老，世称“杜工部”、“杜少陵”等，汉族，河南府巩县（今河南省巩义市）人，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被世人尊为“诗圣”，其诗被称为“诗史”。杜甫与李白合称“李杜”，为了跟另外两位诗人李商隐与杜牧即“小李杜”区别开来，杜甫与李白又合称“大李杜”。他忧国忧民，人格高尚，他的约1400余首诗被保留了下来，诗艺精湛，在中国古典诗歌中备受推崇，影响深远。759-766年间曾居成都，后世有杜甫草堂纪念。
创作背景
唐代宗大历二年（767年），即杜甫漂泊到四川夔州的第二年，他住在瀼西的一所草堂里。草堂前有几棵枣树，西邻的一个寡妇常来打枣，杜甫从不干涉。后来，杜甫把草堂让给一位姓吴的亲戚（即诗中吴郎），他自己搬到离草堂十几里路远的东屯去。不料这姓吴的一来就在草堂插上篱笆，禁止打枣。寡妇向杜甫诉苦，杜甫便写此诗去劝告吴郎。以前杜甫写过一首《简吴郎司法》，所以此诗题作《又呈吴郎》。吴郎的年辈要比杜甫小，杜甫不说“又简吴郎”，而有意地用了“呈”这个似乎和对方身份不大相称的敬词，这是让吴郎易于接受。
译文
来堂前打枣我从不阻拦任随西邻，因为她是一个无食无儿的老妇人。
若不是由于穷困怎会做这样的事？正因她心存恐惧反更该与她相亲。
见你来就防着你虽然是多此一举，但你一来就插上篱笆却甚像是真。
她说官府征租逼税已经一贫如洗，想起时局兵荒马乱不禁涕泪满巾。
注释
呈：呈送，尊敬的说法。这是用诗写的一封信，作者以前已写过一首《简吴郎司法》，这是又一首，所以说“又呈”。吴郎：系杜甫吴姓亲戚。杜甫将草堂让给他住。这位亲戚住下后，即有筑“篱”，护“枣”之举。杜甫为此写诗劝阻。
妇人：成年女子的通称，多指已婚者。
扑枣：击落枣子。汉王吉妇以扑东家枣实被遣。扑：打。任：放任，不拘束。西邻：就是下句说的“妇人”。
不为：要不是因为。困穷：艰难窘迫。宁有此：怎么会这样（做这样的事情）呢？宁：岂，怎么，难道。此：代词，代贫妇人打枣这件事。
只缘：正因为。恐惧：害怕。转须亲：反而更应该对她表示亲善。亲：亲善。
即：就。防远客：指贫妇人对新来的主人存有戒心。防：提防，心存戒备。一作“知”。远客：指吴郎。多事：多心，不必要的担心。
使：一作“便”。插疏篱：是说吴郎修了一些稀疏的篱笆。甚：太。
征求：指赋税征敛。贫到骨：贫穷到骨（一贫如洗）。
戎（róng）马：兵马，指战争。杜甫《登岳阳楼》诗：“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盈：满。
赏析
诗的第一句开门见山，从诗人自己过去怎样对待邻妇扑枣说起。“扑枣”就是打枣。这里不用那个猛烈的上声字“打”，而用这个短促的、沉着的入声字“扑”，是为了取得声调和情调的一致。“任”就是放任。之所以要放任，第二句说：“无食无儿一妇人。”原来这位西邻竟是一个没有吃的、没有儿女的老寡妇。诗人等于是在对吴郎说：“对于这样一个无依无靠的穷苦妇人，我们能不让她打点枣儿吗？”
三四两句紧接一二句：“不为困穷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困穷”，承上第二句；“此”，指扑枣一事。这里说明杜甫十分同情体谅穷苦人的处境。陕西民歌中唱道：“唐朝诗圣有杜甫，能知百姓苦中苦。”说的正是杜甫。以上四句，一气贯串，是杜甫自叙以前的事情，目的是为了启发吴郎。
五六两句才落到吴郎身上。“即防远客虽多事，便插疏篱却甚真。”这两句上下一气，相互关联，相互依赖，相互补充，要联系起来看。“防”的主语是寡妇。下句“插”字的主语是吴郎。这两句诗言外之意是：这不能怪她多心，倒是吴郎有点太不体贴人。她本来就是提心吊胆的，吴郎不特别表示亲善，也就够了，却不该还要插上篱笆。这两句诗，措词十分委婉含蓄。这是因为怕话说得太直、太生硬，教训意味太重，会引起对方的反感，反而不容易接受劝告。
最后两句“已诉征求贫到骨，正思戎马泪盈巾”，是全诗结穴，也是全诗的顶点。表面上是对偶句，其实并非平列的句子，因为上下句之间由近及远，由小到大是一个发展的过程。上句，杜甫借寡妇的诉苦，指出了寡妇的、同时也是当时广大人民困穷的社会根源。这就是官吏们的剥削，也就是诗中所谓“征求”，使她穷到了极点。这也就为寡妇扑枣行为作了进一步的解脱。下句说得更远、更大、更深刻，指出了使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又一社会根源。这就是“安史之乱”以来持续了十多年的战乱，即所谓“戎马”。由一个穷苦的寡妇，由一件扑枣的小事，杜甫竟联想到整个国家大局，以至于流泪。这一方面固然是他那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思想感情的自然流露；另一方面，也是点醒、开导吴郎的应有的文章。让他知道：“在这兵荒马乱的情况下，苦难的人还有的是，决不止寡妇一个；战乱的局面不改变，就连我们自己的生活也不见得有保障，我们现在不正是因为战乱而同在远方作客，而你不是还住着我的草堂吗？”最后一句诗，好像扯得太远，好像和劝阻吴郎插篱笆的主题无关，其实是大有关系，大有作用的。希望他由此能站得高一点，看得远一点，想得开一点，他自然就不会在几颗枣子上斤斤计较了。读者正是要从这种地方看出诗人的“苦用心”和他对待人民的态度。
这首诗的人民性是强烈而鲜明的，在通常用来歌功颂德以“高华典雅”为特征的七言律诗中，尤其值得重视。诗的艺术表现方面也很有特点。首先是现身说法，用诗人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启发对方，用颠扑不破的道理来点醒对方，最后还用诗人自己的眼泪来感动对方，尽可能地避免抽象的说教，措词委婉，入情入理。其次是，运用散文中常用的虚字来作转接。像“不为”、“只缘”、“已诉”、“正思”，以及“即”、“便”、“虽”、“却”等，因而能化呆板为活泼，既有律诗的形式美、音乐美，又有散文的灵活性，抑扬顿挫，耐人寻味。
清人卢德水说：“杜诗温柔敦厚，其慈祥恺悌之衷，往往溢于言表。如此章，极煦育邻妇，又出脱邻妇；欲开导吴郎，又回护吴郎。八句中，百种千层，莫非仁音，所谓仁义之人其音蔼如也”（《读杜私言》）。全诗正是在这种委婉曲折的夹叙夹议中来展现诗人的心理和品质的。诗作表达了杜甫对穷困人民的深切同情。
唐杜甫
堂前扑枣任西邻，无食无儿一妇人。
不为困穷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
即防远客虽多事，便插疏篱却甚真。
已诉征求贫到骨，正思戎马泪盈巾。
作者生平
杜甫（712－770），字子美，自号少陵野老，世称“杜工部”、“杜少陵”等，汉族，河南府巩县（今河南省巩义市）人，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被世人尊为“诗圣”，其诗被称为“诗史”。杜甫与李白合称“李杜”，为了跟另外两位诗人李商隐与杜牧即“小李杜”区别开来，杜甫与李白又合称“大李杜”。他忧国忧民，人格高尚，他的约1400余首诗被保留了下来，诗艺精湛，在中国古典诗歌中备受推崇，影响深远。759-766年间曾居成都，后世有杜甫草堂纪念。
创作背景
唐代宗大历二年（767年），即杜甫漂泊到四川夔州的第二年，他住在瀼西的一所草堂里。草堂前有几棵枣树，西邻的一个寡妇常来打枣，杜甫从不干涉。后来，杜甫把草堂让给一位姓吴的亲戚（即诗中吴郎），他自己搬到离草堂十几里路远的东屯去。不料这姓吴的一来就在草堂插上篱笆，禁止打枣。寡妇向杜甫诉苦，杜甫便写此诗去劝告吴郎。以前杜甫写过一首《简吴郎司法》，所以此诗题作《又呈吴郎》。吴郎的年辈要比杜甫小，杜甫不说“又简吴郎”，而有意地用了“呈”这个似乎和对方身份不大相称的敬词，这是让吴郎易于接受。
译文
来堂前打枣我从不阻拦任随西邻，因为她是一个无食无儿的老妇人。
若不是由于穷困怎会做这样的事？正因她心存恐惧反更该与她相亲。
见你来就防着你虽然是多此一举，但你一来就插上篱笆却甚像是真。
她说官府征租逼税已经一贫如洗，想起时局兵荒马乱不禁涕泪满巾。
注释
呈：呈送，尊敬的说法。这是用诗写的一封信，作者以前已写过一首《简吴郎司法》，这是又一首，所以说“又呈”。吴郎：系杜甫吴姓亲戚。杜甫将草堂让给他住。这位亲戚住下后，即有筑“篱”，护“枣”之举。杜甫为此写诗劝阻。
妇人：成年女子的通称，多指已婚者。
扑枣：击落枣子。汉王吉妇以扑东家枣实被遣。扑：打。任：放任，不拘束。西邻：就是下句说的“妇人”。
不为：要不是因为。困穷：艰难窘迫。宁有此：怎么会这样（做这样的事情）呢？宁：岂，怎么，难道。此：代词，代贫妇人打枣这件事。
只缘：正因为。恐惧：害怕。转须亲：反而更应该对她表示亲善。亲：亲善。
即：就。防远客：指贫妇人对新来的主人存有戒心。防：提防，心存戒备。一作“知”。远客：指吴郎。多事：多心，不必要的担心。
使：一作“便”。插疏篱：是说吴郎修了一些稀疏的篱笆。甚：太。
征求：指赋税征敛。贫到骨：贫穷到骨（一贫如洗）。
戎（róng）马：兵马，指战争。杜甫《登岳阳楼》诗：“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盈：满。
赏析
诗的第一句开门见山，从诗人自己过去怎样对待邻妇扑枣说起。“扑枣”就是打枣。这里不用那个猛烈的上声字“打”，而用这个短促的、沉着的入声字“扑”，是为了取得声调和情调的一致。“任”就是放任。之所以要放任，第二句说：“无食无儿一妇人。”原来这位西邻竟是一个没有吃的、没有儿女的老寡妇。诗人等于是在对吴郎说：“对于这样一个无依无靠的穷苦妇人，我们能不让她打点枣儿吗？”
三四两句紧接一二句：“不为困穷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困穷”，承上第二句；“此”，指扑枣一事。这里说明杜甫十分同情体谅穷苦人的处境。陕西民歌中唱道：“唐朝诗圣有杜甫，能知百姓苦中苦。”说的正是杜甫。以上四句，一气贯串，是杜甫自叙以前的事情，目的是为了启发吴郎。
五六两句才落到吴郎身上。“即防远客虽多事，便插疏篱却甚真。”这两句上下一气，相互关联，相互依赖，相互补充，要联系起来看。“防”的主语是寡妇。下句“插”字的主语是吴郎。这两句诗言外之意是：这不能怪她多心，倒是吴郎有点太不体贴人。她本来就是提心吊胆的，吴郎不特别表示亲善，也就够了，却不该还要插上篱笆。这两句诗，措词十分委婉含蓄。这是因为怕话说得太直、太生硬，教训意味太重，会引起对方的反感，反而不容易接受劝告。
最后两句“已诉征求贫到骨，正思戎马泪盈巾”，是全诗结穴，也是全诗的顶点。表面上是对偶句，其实并非平列的句子，因为上下句之间由近及远，由小到大是一个发展的过程。上句，杜甫借寡妇的诉苦，指出了寡妇的、同时也是当时广大人民困穷的社会根源。这就是官吏们的剥削，也就是诗中所谓“征求”，使她穷到了极点。这也就为寡妇扑枣行为作了进一步的解脱。下句说得更远、更大、更深刻，指出了使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又一社会根源。这就是“安史之乱”以来持续了十多年的战乱，即所谓“戎马”。由一个穷苦的寡妇，由一件扑枣的小事，杜甫竟联想到整个国家大局，以至于流泪。这一方面固然是他那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思想感情的自然流露；另一方面，也是点醒、开导吴郎的应有的文章。让他知道：“在这兵荒马乱的情况下，苦难的人还有的是，决不止寡妇一个；战乱的局面不改变，就连我们自己的生活也不见得有保障，我们现在不正是因为战乱而同在远方作客，而你不是还住着我的草堂吗？”最后一句诗，好像扯得太远，好像和劝阻吴郎插篱笆的主题无关，其实是大有关系，大有作用的。希望他由此能站得高一点，看得远一点，想得开一点，他自然就不会在几颗枣子上斤斤计较了。读者正是要从这种地方看出诗人的“苦用心”和他对待人民的态度。
这首诗的人民性是强烈而鲜明的，在通常用来歌功颂德以“高华典雅”为特征的七言律诗中，尤其值得重视。诗的艺术表现方面也很有特点。首先是现身说法，用诗人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启发对方，用颠扑不破的道理来点醒对方，最后还用诗人自己的眼泪来感动对方，尽可能地避免抽象的说教，措词委婉，入情入理。其次是，运用散文中常用的虚字来作转接。像“不为”、“只缘”、“已诉”、“正思”，以及“即”、“便”、“虽”、“却”等，因而能化呆板为活泼，既有律诗的形式美、音乐美，又有散文的灵活性，抑扬顿挫，耐人寻味。
清人卢德水说：“杜诗温柔敦厚，其慈祥恺悌之衷，往往溢于言表。如此章，极煦育邻妇，又出脱邻妇；欲开导吴郎，又回护吴郎。八句中，百种千层，莫非仁音，所谓仁义之人其音蔼如也”（《读杜私言》）。全诗正是在这种委婉曲折的夹叙夹议中来展现诗人的心理和品质的。诗作表达了杜甫对穷困人民的深切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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