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J论文精要 |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国际经验与中国道路
原创 分享智慧的 北大国发院
题记：本文采编自2021年第三期China Economic Journal的论文“Overcoming The Middle-Income Trap: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s and China’s Choice”。原论文作者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博士后王萍萍，副研究员王勋，副教授黄卓与研究员范保群。China Economic Journal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办的英文学术刊物，由英国Taylor & Francis出版集团下属的著名Routledge Journals出版并面向全球发行。
2019年以来，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GNI per capita）已超过1万美元。根据世界银行最新的分类标准，人均国民总收入超过12695美元，即可被划分为高收入国家。因此，可以预期在不远的将来，中国将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也正是“十四五”期间中国经济的主要任务。
本文将回顾不同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总结成功跨越的国际经验，并探讨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与机遇。
中等收入陷阱的含义与测量
中等收入陷阱指许多中等收入国家经济发展相对停滞不前的状态。这一概念于2007年由世界银行的Indimit Gill和Homi Kharas首次提出。他们指出，一国通过采用某些经济发展战略，可以相对容易地从低收入阶段转向中等收入阶段。但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先前的经济发展战略不再适用，国内收入差距扩大，之后经济增长停滞于中等收入阶段。
除了经济停滞外，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通常伴随着其他典型特征，如腐败、公共服务短缺、民主混乱和社会动荡等。几个于20世纪60年代达到中等收入水平的拉美国家为这一现象的典型代表。20世纪80年代，这些国家做出的福利赶超努力导致了过度的财政赤字，进而导致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和社会动荡。相比之下，通过市场导向的资源管理、善政、技术创新和经济结构调整，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等一些国家成功地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
目前有两个指标被广泛用于划分国家的收入水平，分别是人均国民总收入（GNI per capita）和追赶指数（catch-up index）。其中，世界银行依据人均国民总收入设定划分标准，并适时调整。2021年7月，世界银行发布了最新的标准。人均国民总收入大于12695美元为高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总收入小于1046美元为低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总收入介于1046到12695美元之间为中等收入国家（其中1046-4095美元为中等偏低收入国家，4096-12695美元为中等偏高收入国家）。
追赶指数则被定义为将一个国家的人均国民总收入相对于美国的人均国民总收入的比例。经济学家胡永泰（Wing Thye Woo）2012年提出，如果追赶指数低于20%，那么这个国家为低收入经济体；如果追赶指数超过55%，那么他为高收入经济体；如果这一比例在20%到55%之间，那么它为中等收入经济体。
中等收入陷阱的六大成因
通过分析一些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拉丁美洲国家、东南亚国家和其他国家的情况，我们总结了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六大原因。
第一，收入差距过大，消费不足。如巴西，泰国和马来西亚在早期有着出色的经济增速，然而忽略了收入差距问题。收入差距的增大一方面导致消费不足，另一方面使国民倾向于通过投票选出新政府来加强再分配，新一届政府着力于再分配，为政府带来了沉重的财政负担。
第二，比较优势丧失，产业升级停滞。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部分东南亚和拉丁美洲国家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具有巨大优势。然而，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各国很快就失去了廉价劳动力优势。由于无法再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来促进经济增长，最终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第三，社会流动性不足，社会阶层固化。与任何其他结构性变量（通货膨胀、进口、出口等）相比，社会流动性与中等收入陷阱的相关性最强。收入分配和低收入劳动力收入份额的差异是静态的不平等，但缺乏社会流动性会导致动态的不平等。例如在许多拉丁美洲国家，社会流动性不足，社会阶层固化，难以建立公平的市场机制，各种利益集团阻碍经济改革，导致经济增长停滞和中等收入陷阱。
第四，发展战略转型不当，社会资源配置效率低下。一些国家因无法消除其原始经济发展战略中的缺陷，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例如，部分拉丁美洲国家在20世纪30年代末实施了“进口替代”的工业化战略，这在其早期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外汇管制、进口许可证、高关税等措施，严重扭曲了市场、汇率、价格和工资等，导致资源配置不当、社会矛盾加剧、经济发展陷入停滞。
第五，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到位，人力资本投入不足。经济发展伴随着城市化和社会福利改善。如果人力资本投资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跟不上经济发展的步伐，必然出现城乡差距和相关的社会问题。例如，部分拉丁美洲国家没有对人力资本进行足够的投资，也没有为低收入阶层提供足够的教育机会，导致收入差距扩大。在缺乏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的情况下，又试图通过效仿高收入国家的社会福利体系来实现福利追赶，这增加了财政赤字。为缓解财政赤字压力，国家又大量印制货币，最终导致恶性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停滞。
第六，金融体系不健全，制度落后。二战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和其他东南亚国家经历了快速的经济增长，并曾被称为“亚洲奇迹”。然而，由于国内金融体系不完善，制度相对落后，开放资本账户导致不可持续的债务与资本大量外流。货币贬值使这些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急剧下降，经济停滞不前。例如，泰国在1993年完全开放了其资本市场，允许热钱流动，并为外国对泰铢的侵吞创造了条件，从而引发了东南亚金融危机。直至21世纪，大多数东南亚国家仍处于经济发展的中等收入阶段。
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经验
除了那些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外，还有一些国家通过自身努力，成功地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如日本努力开发新能源和独立开发关键技术；新加坡努力改革政府。韩国则努力统筹城乡发展。我们将这些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的共同之处，总结为以下四点。
首先，抓住了产业结构转型的机遇。韩国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通过引进或自主开发技术，发展新兴的高科技产业，如电子、汽车和化学工业等。新兴产业的崛起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新的动力，帮助韩国摆脱了中等收入陷阱。新加坡在1979年提出了“第二次工业革命”战略，旨在大力发展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同时利用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灵活的经济政策，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成功提升了产业结构，创造了快速的经济增长。日本则在发展过程中不断调整了其产业结构，在20世纪50年代从轻工业向重工业过渡，在80年代从重工业向高科技工业过渡。这些变化促进了日本经济的持续增长。
其次，多元化的经济发展模式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大多数处于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都存在投资过度和消费不足的问题。为了促进消费，日本在1960年启动了一项十年国民收入翻番计划。该计划显著地增加了中产阶级的数量，缩小了贫富差距，并增加了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韩国发起了“新村运动”（Saemaul Movement），并颁布了最低工资法，以提高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再次，重视人力资本投资。1945年，韩国12岁以上人口的识字率不到20%。随后，政府增加了对教育的投资。到20世纪70年代，韩国的小学入学率已达到100%。高中入学率从1980年的50%上升到1990年的90%。新加坡增加了对国内教育的投资，并且提供极具竞争力的薪酬和福利待遇，以吸引世界各地的顶尖人才，满足其快速经济增长的人力资本需求。
最后，坚持贸易开放。贸易开放在提升一国或一个经济体的收入水平和经济增长率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中国香港和韩国的经验也表明高度开放的贸易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与机遇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国无疑面临一系列重要挑战：人口红利的消失、资源和环境限制、收入不平等、经济结构失衡、贸易保护主义和去全球化等。随着中国的发展，过去的低成本劳动力优势难以为继，对资源与环境的保护与重视与日俱增，同时不平等有所扩大。经济结构上也存在一定失衡，包括“投资-消费”不平衡、“沿海-内陆”不平衡、“城市-农村”不平衡，再加上贸易保护主义与“去全球化”在世界范围抬头。这些因素都为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带来了挑战。
当然中国也具有许多机遇和独特优势，包括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巨大的国内市场、人力资本持续增加、城市化进程推进、就业结构的优化潜力和“一带一路”倡议等。
与其他中等收入国家相比，中国最大的优势在于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这一优势体现为两方面：独立的国家决策能力和集中处理重大事务的能力。同时，中国巨大的人口代表着巨大的国内市场。自1994年以来，中国也保持了人力资本的高速增长。随着城镇化和农村人力资源开发投资的增加，大部分农村人口正在向城市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正在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非农部门转移。持续的城市化进程无疑有利于改善城市布局和鼓励产业升级。“一带一路”的倡议与实践无疑为加强开放提供了独有的机遇。
因此，中国应当继续坚持劳动力市场改革与金融市场改革，坚持努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坚持促进绿色低碳发展，坚持促进产业创新升级，从而实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目标。
论文作者简介：
王萍萍：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博士后。
王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研究员。
黄卓：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教授（长聘）、博士生导师、发树学者、助理院长，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经济学（季刊）》副主编。
范保群：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金光讲席研究员、助理院长兼BiMBA商学院常务副院长。
原创 分享智慧的 北大国发院
题记：本文采编自2021年第三期China Economic Journal的论文“Overcoming The Middle-Income Trap: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s and China’s Choice”。原论文作者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博士后王萍萍，副研究员王勋，副教授黄卓与研究员范保群。China Economic Journal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办的英文学术刊物，由英国Taylor & Francis出版集团下属的著名Routledge Journals出版并面向全球发行。
2019年以来，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GNI per capita）已超过1万美元。根据世界银行最新的分类标准，人均国民总收入超过12695美元，即可被划分为高收入国家。因此，可以预期在不远的将来，中国将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也正是“十四五”期间中国经济的主要任务。
本文将回顾不同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总结成功跨越的国际经验，并探讨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与机遇。
中等收入陷阱的含义与测量
中等收入陷阱指许多中等收入国家经济发展相对停滞不前的状态。这一概念于2007年由世界银行的Indimit Gill和Homi Kharas首次提出。他们指出，一国通过采用某些经济发展战略，可以相对容易地从低收入阶段转向中等收入阶段。但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先前的经济发展战略不再适用，国内收入差距扩大，之后经济增长停滞于中等收入阶段。
除了经济停滞外，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通常伴随着其他典型特征，如腐败、公共服务短缺、民主混乱和社会动荡等。几个于20世纪60年代达到中等收入水平的拉美国家为这一现象的典型代表。20世纪80年代，这些国家做出的福利赶超努力导致了过度的财政赤字，进而导致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和社会动荡。相比之下，通过市场导向的资源管理、善政、技术创新和经济结构调整，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等一些国家成功地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
目前有两个指标被广泛用于划分国家的收入水平，分别是人均国民总收入（GNI per capita）和追赶指数（catch-up index）。其中，世界银行依据人均国民总收入设定划分标准，并适时调整。2021年7月，世界银行发布了最新的标准。人均国民总收入大于12695美元为高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总收入小于1046美元为低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总收入介于1046到12695美元之间为中等收入国家（其中1046-4095美元为中等偏低收入国家，4096-12695美元为中等偏高收入国家）。
追赶指数则被定义为将一个国家的人均国民总收入相对于美国的人均国民总收入的比例。经济学家胡永泰（Wing Thye Woo）2012年提出，如果追赶指数低于20%，那么这个国家为低收入经济体；如果追赶指数超过55%，那么他为高收入经济体；如果这一比例在20%到55%之间，那么它为中等收入经济体。
中等收入陷阱的六大成因
通过分析一些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拉丁美洲国家、东南亚国家和其他国家的情况，我们总结了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六大原因。
第一，收入差距过大，消费不足。如巴西，泰国和马来西亚在早期有着出色的经济增速，然而忽略了收入差距问题。收入差距的增大一方面导致消费不足，另一方面使国民倾向于通过投票选出新政府来加强再分配，新一届政府着力于再分配，为政府带来了沉重的财政负担。
第二，比较优势丧失，产业升级停滞。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部分东南亚和拉丁美洲国家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具有巨大优势。然而，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各国很快就失去了廉价劳动力优势。由于无法再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来促进经济增长，最终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第三，社会流动性不足，社会阶层固化。与任何其他结构性变量（通货膨胀、进口、出口等）相比，社会流动性与中等收入陷阱的相关性最强。收入分配和低收入劳动力收入份额的差异是静态的不平等，但缺乏社会流动性会导致动态的不平等。例如在许多拉丁美洲国家，社会流动性不足，社会阶层固化，难以建立公平的市场机制，各种利益集团阻碍经济改革，导致经济增长停滞和中等收入陷阱。
第四，发展战略转型不当，社会资源配置效率低下。一些国家因无法消除其原始经济发展战略中的缺陷，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例如，部分拉丁美洲国家在20世纪30年代末实施了“进口替代”的工业化战略，这在其早期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外汇管制、进口许可证、高关税等措施，严重扭曲了市场、汇率、价格和工资等，导致资源配置不当、社会矛盾加剧、经济发展陷入停滞。
第五，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到位，人力资本投入不足。经济发展伴随着城市化和社会福利改善。如果人力资本投资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跟不上经济发展的步伐，必然出现城乡差距和相关的社会问题。例如，部分拉丁美洲国家没有对人力资本进行足够的投资，也没有为低收入阶层提供足够的教育机会，导致收入差距扩大。在缺乏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的情况下，又试图通过效仿高收入国家的社会福利体系来实现福利追赶，这增加了财政赤字。为缓解财政赤字压力，国家又大量印制货币，最终导致恶性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停滞。
第六，金融体系不健全，制度落后。二战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和其他东南亚国家经历了快速的经济增长，并曾被称为“亚洲奇迹”。然而，由于国内金融体系不完善，制度相对落后，开放资本账户导致不可持续的债务与资本大量外流。货币贬值使这些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急剧下降，经济停滞不前。例如，泰国在1993年完全开放了其资本市场，允许热钱流动，并为外国对泰铢的侵吞创造了条件，从而引发了东南亚金融危机。直至21世纪，大多数东南亚国家仍处于经济发展的中等收入阶段。
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经验
除了那些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外，还有一些国家通过自身努力，成功地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如日本努力开发新能源和独立开发关键技术；新加坡努力改革政府。韩国则努力统筹城乡发展。我们将这些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的共同之处，总结为以下四点。
首先，抓住了产业结构转型的机遇。韩国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通过引进或自主开发技术，发展新兴的高科技产业，如电子、汽车和化学工业等。新兴产业的崛起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新的动力，帮助韩国摆脱了中等收入陷阱。新加坡在1979年提出了“第二次工业革命”战略，旨在大力发展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同时利用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灵活的经济政策，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成功提升了产业结构，创造了快速的经济增长。日本则在发展过程中不断调整了其产业结构，在20世纪50年代从轻工业向重工业过渡，在80年代从重工业向高科技工业过渡。这些变化促进了日本经济的持续增长。
其次，多元化的经济发展模式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大多数处于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都存在投资过度和消费不足的问题。为了促进消费，日本在1960年启动了一项十年国民收入翻番计划。该计划显著地增加了中产阶级的数量，缩小了贫富差距，并增加了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韩国发起了“新村运动”（Saemaul Movement），并颁布了最低工资法，以提高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再次，重视人力资本投资。1945年，韩国12岁以上人口的识字率不到20%。随后，政府增加了对教育的投资。到20世纪70年代，韩国的小学入学率已达到100%。高中入学率从1980年的50%上升到1990年的90%。新加坡增加了对国内教育的投资，并且提供极具竞争力的薪酬和福利待遇，以吸引世界各地的顶尖人才，满足其快速经济增长的人力资本需求。
最后，坚持贸易开放。贸易开放在提升一国或一个经济体的收入水平和经济增长率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中国香港和韩国的经验也表明高度开放的贸易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与机遇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国无疑面临一系列重要挑战：人口红利的消失、资源和环境限制、收入不平等、经济结构失衡、贸易保护主义和去全球化等。随着中国的发展，过去的低成本劳动力优势难以为继，对资源与环境的保护与重视与日俱增，同时不平等有所扩大。经济结构上也存在一定失衡，包括“投资-消费”不平衡、“沿海-内陆”不平衡、“城市-农村”不平衡，再加上贸易保护主义与“去全球化”在世界范围抬头。这些因素都为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带来了挑战。
当然中国也具有许多机遇和独特优势，包括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巨大的国内市场、人力资本持续增加、城市化进程推进、就业结构的优化潜力和“一带一路”倡议等。
与其他中等收入国家相比，中国最大的优势在于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这一优势体现为两方面：独立的国家决策能力和集中处理重大事务的能力。同时，中国巨大的人口代表着巨大的国内市场。自1994年以来，中国也保持了人力资本的高速增长。随着城镇化和农村人力资源开发投资的增加，大部分农村人口正在向城市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正在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非农部门转移。持续的城市化进程无疑有利于改善城市布局和鼓励产业升级。“一带一路”的倡议与实践无疑为加强开放提供了独有的机遇。
因此，中国应当继续坚持劳动力市场改革与金融市场改革，坚持努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坚持促进绿色低碳发展，坚持促进产业创新升级，从而实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目标。
论文作者简介：
王萍萍：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博士后。
王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研究员。
黄卓：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教授（长聘）、博士生导师、发树学者、助理院长，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经济学（季刊）》副主编。
范保群：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金光讲席研究员、助理院长兼BiMBA商学院常务副院长。
【打包拍卖175家食堂30年经营权，为何突然叫停？】#起拍1.8亿食堂经营权被叫停#近日，四川南充市公共资源交易网阆中分网发布的一则拍卖公告，引起了广泛热议。
据该公告信息，拍卖的标的物为：阆中市公办学校、行政机关、事业单位、国资公司的食堂食材统一配送服务未来30年特许经营权。起拍价为1.8亿元，竞买保证金2万元。
拍卖涉及阆中市公办学校98所，行政机关、事业单位、国资公司共计77家，近10万余学生和职工。涉及群体之多、时间跨度之长、利益牵扯之深，瞬间将此事推上热搜。
据悉，该公告落款单位为阆中市教育科技和体育局，公告显示，7月18日18时将停止办理报名登记手续，7月19日16时在阆中市行政审批局四楼公共交易中心进行公开拍卖。
7月15日下午，中国新闻周刊根据公告上电话，致电具体负责拍卖事宜的四川广安天晟拍卖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在电话中表示，已经有公司或个人交了保证金。
“单纯的价高者得，没有熔断机制。”当中国新闻周刊询问是否价格达到了一定程度，会有摇号或者其他竞拍机制时，上述工作人员这样回复。
此前，相关工作人员还对媒体表示，起拍价是1.8亿元，竞拍成功后，要一次性交清，买断30年经营权。30年内风险自担、盈亏不管，相当于一次性买断，亏了赚了都是自己负责。
7月16日，阆中市教育科技和体育局发布公告，称因拍卖标的范围和期限调整，现终止拍卖。
据四川广安天晟拍卖有限公司相关工作人员介绍，他们已经接到终止标的拍卖的通知，竞买人此前交纳的保证金接下来也将进行退还。
中国新闻周刊就此事联系到阆中市人民政府相关负责单位，截至发稿暂未获得回复。
小城阆中的困境
此前阆中为何要把这么多经营权，一次性“打包”售出？有舆论认为，此举可能与阆中的财政压力有关。
根据阆中官方发布的统计年鉴，2020年阆中税收收入6.8亿元，同比下降 15.6%，税收收入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比重为48.6%。全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65.5亿元，同比增长21.1%。
到了2021年，根据阆中统计公报，阆中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2亿元，其中税收收入7.2亿元。全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53.4亿元。
2020-2021年，尽管收支差额有所收窄，但是阆中的收入和支出仍然存在较大缺口。
而2022年，随着疫情反复的影响，阆中贡献税收的部分主要产业，也受到影响。
阆中古城是中国四大古城之一，景区总面积达4.59平方公里，古城核心区域2平方公里，已有2300多年的建城历史。在全国5A景区中，阆中古城的影响力名列前茅。
2021年，根据官方统计公报，提出“旅游兴市”口号的阆中，全年实现服务业增加值124.8亿元。
然而今年第二季度开始，随着疫情的反复和各地的封控政策，全国旅游行业受到严重影响。特别是对于不少将旅游业作为主要经济支柱的城市，影响更加严重。
合法但不合常理的做法
在财政困难情况之下，起拍175家食堂30年经营权的做法是否合理，又是否合法，曾经一度是舆论关注的焦点之一。
一位业内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阆中前述做法“在行业内闻所未闻”。
他表示，一般公立学校和行政机关、事业单位、国资公司等机构涉食堂经营权的，大都以招标形式为主，即便是拍卖形式，一般合同也以1-3年为主。
“我们单位合同一般是三年，每年一签。”上述业内人士透露。
该业内人士同时透露，大部分涉食堂经营权的拍卖以一家单位为一个主体，一个县一起“打包拍卖”的，闻所未闻。
如2022年3月，安徽省六安市霍邱县第一人民医院在霍邱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拍卖食堂承包经营权，年租金（承包费）为19.44万元，承包期3年；2022年6月，江西省赣州市石城县行政中心食堂公开拍卖三年经营权，总起拍价为9万元，采用现场竞价增价拍卖方式，价高者得。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2021年时，湖南邵阳新宁二中小卖部3年经营权拍出320万高价的新闻，曾引起关于该拍卖是否有“垄断牟利”的热议。
据报道，该小卖部起拍价为68万，吕某以320万元交易价格竞得。
而引发议论后，当地新宁县教育局联合多个部门对该校办理小卖部公开招租情况启动全面调查。结果通报称，该公开招租在市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依法依规实施，但是竞价结果虚高，存在增加学生负担的风险。之后，新宁二中与中标人吕某经协商沟通，决定终止此次招租。
北京合川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马维国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现在很多城市也在推学校食材的集中采购，集采配送不一定是坏事，只要做好过程中的有效监管，批量采购风险低于零食采购。
马维国称，如果政府拍卖未来30年食堂食材配送特许经营权，虽然不太合理，但是并未违反法律规定。
根据《行政许可法》第五十三条、《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第十五条规定，政府选择特许经营者应当经过招标、竞争性谈判等前置程序。
马维国说，对于授予公用事业特许经营权的期间我国法律并不存在明确规定，因此就该事件的程序来看是符合法律要求的。
须严格的专家论证和风险评估
为何阆中政府在拍卖前突然“叫停”，普遍认为和舆情的持续发酵有关。
马维国直言，若阆中一下子签订30年合同，此举有一定的风险与隐患。
“食材配送被拍卖了后，主管部门对中标的供应商的监管权是否能有效执行到位？市场竞争机制失效对食品安全的管理如何保障？例如食材出现食品安全不符合问题，如何保障校方或具体采购方能有管理供应商的权利，或者拒绝不合规食材的配送后如何正常保障食材供应，不影响师生的就餐？”马维国认为，这些环节都需要经过严格的专家论证和风险评估后再进行。
他同时表示，阆中的拍卖公告中对竞买人的条件设置极低，仅要求竞买人为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或合法存续的企业法人、团体。
据悉，国家对食品生产经营实行许可制度。《食品安全法》对学校、托幼机构、养老机构、建筑工地等集中用餐单位的食堂、食品安全、供餐单位等有着明确法律要求。
如集中用餐单位的食堂“从供餐单位订餐的，应当从取得食品生产经营许可的企业订购，并按照要求对订购的食品进行查验”、“有专职或者兼职的食品安全专业技术人员、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和保证食品安全的规章制度”等。
相关要求目的均是为了降低食品安全风险。
“如何保证竞买人具有相应的资质，并且有能力负担如此大规模的食材配送服务。尤其是在涉及到大量职工和学生的身体健康情况下，食品安全和饮食标准能否在长期保持合格更是重中之重。”马维国说。
也许是以上种种考量，最终让阆中决定叫停该拍卖行为。
马维国提到，若阆中后续还打算拍卖食堂食材统一配送的长期特许经营权，最好经过专家论证和风险评估后再进行，以免影响当地的其他企业以及可能产生的垄断风险。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据该公告信息，拍卖的标的物为：阆中市公办学校、行政机关、事业单位、国资公司的食堂食材统一配送服务未来30年特许经营权。起拍价为1.8亿元，竞买保证金2万元。
拍卖涉及阆中市公办学校98所，行政机关、事业单位、国资公司共计77家，近10万余学生和职工。涉及群体之多、时间跨度之长、利益牵扯之深，瞬间将此事推上热搜。
据悉，该公告落款单位为阆中市教育科技和体育局，公告显示，7月18日18时将停止办理报名登记手续，7月19日16时在阆中市行政审批局四楼公共交易中心进行公开拍卖。
7月15日下午，中国新闻周刊根据公告上电话，致电具体负责拍卖事宜的四川广安天晟拍卖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在电话中表示，已经有公司或个人交了保证金。
“单纯的价高者得，没有熔断机制。”当中国新闻周刊询问是否价格达到了一定程度，会有摇号或者其他竞拍机制时，上述工作人员这样回复。
此前，相关工作人员还对媒体表示，起拍价是1.8亿元，竞拍成功后，要一次性交清，买断30年经营权。30年内风险自担、盈亏不管，相当于一次性买断，亏了赚了都是自己负责。
7月16日，阆中市教育科技和体育局发布公告，称因拍卖标的范围和期限调整，现终止拍卖。
据四川广安天晟拍卖有限公司相关工作人员介绍，他们已经接到终止标的拍卖的通知，竞买人此前交纳的保证金接下来也将进行退还。
中国新闻周刊就此事联系到阆中市人民政府相关负责单位，截至发稿暂未获得回复。
小城阆中的困境
此前阆中为何要把这么多经营权，一次性“打包”售出？有舆论认为，此举可能与阆中的财政压力有关。
根据阆中官方发布的统计年鉴，2020年阆中税收收入6.8亿元，同比下降 15.6%，税收收入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比重为48.6%。全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65.5亿元，同比增长21.1%。
到了2021年，根据阆中统计公报，阆中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2亿元，其中税收收入7.2亿元。全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53.4亿元。
2020-2021年，尽管收支差额有所收窄，但是阆中的收入和支出仍然存在较大缺口。
而2022年，随着疫情反复的影响，阆中贡献税收的部分主要产业，也受到影响。
阆中古城是中国四大古城之一，景区总面积达4.59平方公里，古城核心区域2平方公里，已有2300多年的建城历史。在全国5A景区中，阆中古城的影响力名列前茅。
2021年，根据官方统计公报，提出“旅游兴市”口号的阆中，全年实现服务业增加值124.8亿元。
然而今年第二季度开始，随着疫情的反复和各地的封控政策，全国旅游行业受到严重影响。特别是对于不少将旅游业作为主要经济支柱的城市，影响更加严重。
合法但不合常理的做法
在财政困难情况之下，起拍175家食堂30年经营权的做法是否合理，又是否合法，曾经一度是舆论关注的焦点之一。
一位业内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阆中前述做法“在行业内闻所未闻”。
他表示，一般公立学校和行政机关、事业单位、国资公司等机构涉食堂经营权的，大都以招标形式为主，即便是拍卖形式，一般合同也以1-3年为主。
“我们单位合同一般是三年，每年一签。”上述业内人士透露。
该业内人士同时透露，大部分涉食堂经营权的拍卖以一家单位为一个主体，一个县一起“打包拍卖”的，闻所未闻。
如2022年3月，安徽省六安市霍邱县第一人民医院在霍邱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拍卖食堂承包经营权，年租金（承包费）为19.44万元，承包期3年；2022年6月，江西省赣州市石城县行政中心食堂公开拍卖三年经营权，总起拍价为9万元，采用现场竞价增价拍卖方式，价高者得。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2021年时，湖南邵阳新宁二中小卖部3年经营权拍出320万高价的新闻，曾引起关于该拍卖是否有“垄断牟利”的热议。
据报道，该小卖部起拍价为68万，吕某以320万元交易价格竞得。
而引发议论后，当地新宁县教育局联合多个部门对该校办理小卖部公开招租情况启动全面调查。结果通报称，该公开招租在市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依法依规实施，但是竞价结果虚高，存在增加学生负担的风险。之后，新宁二中与中标人吕某经协商沟通，决定终止此次招租。
北京合川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马维国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现在很多城市也在推学校食材的集中采购，集采配送不一定是坏事，只要做好过程中的有效监管，批量采购风险低于零食采购。
马维国称，如果政府拍卖未来30年食堂食材配送特许经营权，虽然不太合理，但是并未违反法律规定。
根据《行政许可法》第五十三条、《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第十五条规定，政府选择特许经营者应当经过招标、竞争性谈判等前置程序。
马维国说，对于授予公用事业特许经营权的期间我国法律并不存在明确规定，因此就该事件的程序来看是符合法律要求的。
须严格的专家论证和风险评估
为何阆中政府在拍卖前突然“叫停”，普遍认为和舆情的持续发酵有关。
马维国直言，若阆中一下子签订30年合同，此举有一定的风险与隐患。
“食材配送被拍卖了后，主管部门对中标的供应商的监管权是否能有效执行到位？市场竞争机制失效对食品安全的管理如何保障？例如食材出现食品安全不符合问题，如何保障校方或具体采购方能有管理供应商的权利，或者拒绝不合规食材的配送后如何正常保障食材供应，不影响师生的就餐？”马维国认为，这些环节都需要经过严格的专家论证和风险评估后再进行。
他同时表示，阆中的拍卖公告中对竞买人的条件设置极低，仅要求竞买人为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或合法存续的企业法人、团体。
据悉，国家对食品生产经营实行许可制度。《食品安全法》对学校、托幼机构、养老机构、建筑工地等集中用餐单位的食堂、食品安全、供餐单位等有着明确法律要求。
如集中用餐单位的食堂“从供餐单位订餐的，应当从取得食品生产经营许可的企业订购，并按照要求对订购的食品进行查验”、“有专职或者兼职的食品安全专业技术人员、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和保证食品安全的规章制度”等。
相关要求目的均是为了降低食品安全风险。
“如何保证竞买人具有相应的资质，并且有能力负担如此大规模的食材配送服务。尤其是在涉及到大量职工和学生的身体健康情况下，食品安全和饮食标准能否在长期保持合格更是重中之重。”马维国说。
也许是以上种种考量，最终让阆中决定叫停该拍卖行为。
马维国提到，若阆中后续还打算拍卖食堂食材统一配送的长期特许经营权，最好经过专家论证和风险评估后再进行，以免影响当地的其他企业以及可能产生的垄断风险。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萨利谈德利赫特：“你们都知道我们在意大利有过一次谈话，你们已经知道了。肯定会有更多的会谈。
问：会在卖一个替代莱万多夫斯基的人吗？
萨利：“德国自盖德·穆勒之后，还没有出现过像他这样的前锋。他有着伟大的职业生涯，为拜仁做了伟大的事情。但离开是他的愿望。这样的球员总是很难被取代。”
“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攻击线，工作必须分散在几个肩膀。球员们现在面临挑战，我们有很多选择，这是每个人的任务。”#拜仁##莱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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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利：“德国自盖德·穆勒之后，还没有出现过像他这样的前锋。他有着伟大的职业生涯，为拜仁做了伟大的事情。但离开是他的愿望。这样的球员总是很难被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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