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乘风破浪的姐姐3》最近频频登上热搜，首先是因为第三轮公演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其次又因为王心凌队伍演唱的《星星点灯》修改了歌词，引起了原唱郑智化的不悦。
所有矛盾的怒火都指向了一个人，她就是王心凌。
王心凌的队伍，在第三次舞台公演中获得了全场第一的好成绩，然而这个第一名并没有成为她实力的见证，反而成为了外界“群嘲”的对象。
一轮公演被骂了三回，王心凌咋这么惨？
《星星点灯》难听，怪王心凌？
第三次舞台选歌环节出现了一个难以理解的场面，那就是在唱跳舞台中，为什么会出现《星星点灯》这首歌。
这是郑智化在1992年演唱的一首歌，这首30年前的歌出现在各大晚会上，或许可以被理解，可它居然被改编成了唱跳舞曲，这实在很不可思议。
可以说这首歌是一张“烂牌”，谁都不想拿，首席舞者朱洁静用摇头暗示队长郑秀妍别选这首歌，可见它有多糟糕，但是没办法，既然已经公布了歌曲，总要有队伍选它。
王心凌就成了那个倒霉蛋，拿到了“烂牌”的王心凌和四位队友没有心灰意冷，反而是很专注的在排练，用最大的努力和诚意去优化这首并不占优势的歌。
可即便如此依然无法让观众满意，这首歌演唱完毕以后，网友纷纷表示这歌太难听了，能获得第一都是因为王心凌的人气。
一时之间王心凌成了观众的出气筒，可平心而论这首歌难听是因为歌本身的问题，和王心凌一点关系也没有。
大家只在意这首歌太难听了，却没有人在意这五位姐姐的付出与努力，现场观众在网上表示这首歌获得第一是实至名归的，因为这五位姐姐跳的很整齐，现场效果非常好。
除去歌曲本身的原因，可以说王心凌队伍的发挥是完美的，这支队伍有实力有颜值，是这轮公演最有女团范的一支队伍，可这些都被忽略了，别人在意的只是王心凌的人气，对于姐姐们究竟表现如何，根本不在意。
《佳人》输了，刘恋被淘汰，也怪王心凌？
第三次舞台公演过后，刘恋、阿雅、黄奕被淘汰了，刘恋的淘汰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网友纷纷为她打上了“意难平”的标签。
同时很多人关注的点在于：
《佳人》这么好，怎么会输？
《星星点灯》那么烂，怎么会赢？
更有甚者把刘恋被淘汰，和王心凌扯了关系，认为刘恋那么好那么努力怎么会淘汰，难道节目组只看人气不看实力的吗？
这个只看人气不看实力，指的就是王心凌，因为她是本季人气最高的姐姐，也是《星星点灯》的队长。
然而我实在想不通，《佳人》是输是赢，刘恋被淘汰与否，和王心凌以及《星星点灯》有什么关系？
首先，现场的投票机制是“一秀一投”，也就是说观众给《星星点灯》投完以后，依然可以给后面四组进行投票，而并不是只能投一组。
也就是说《星星点灯》没有抢走《佳人》的任何一票。
其次，《星星点灯》和《佳人》本来就是“姐妹”，因为她们都是宁静战队的，是同盟关系而不是敌对关系，如果不是《星星点灯》获得了全场第一，拉高了战队的总分。
宁静战队要被淘汰的，恐怕就不止刘恋一个人了。
《星星点灯》不管烂不烂，人家都是第一，是宁静战队获胜的头号功臣，而《佳人》只是宁静战队的最后一名。
因为有了《星星点灯》，才让静静战队只淘汰了一个人而已，难道大家不是应该感谢《星星点灯》吗？怎么还怨起人家来了。
一个倒数第一，居然去“群嘲”正数第一，不好好审视自身的问题，反而说都是因为王心凌的人气，才让《星星点灯》得了第一，这样的观点是否有待商榷？
平心而论这首《佳人》除了张蔷那一句：都是镜花水月哟。
还有什么能拿得出手的亮点？是永远跳不整齐的舞？还是刘恋奇奇怪怪的妆容？
《星星点灯》歌词被修改，还要怪王心凌？
当刘恋被淘汰的风波逐渐失去热度后，王心凌总算能喘口气了，这轮公演虽然获得了第一，但可着实是没少挨骂。
可没想到“祸不单行”，原唱郑智化又出来指责《星星点灯》修改歌词的问题，他表示：震惊、愤怒、遗憾。
其实在综艺节目和晚会上，很多歌曲的歌词都或多或少的被修改过，至于其中的原因在这里就不详细的说明了，懂的都得。
《星星点灯》在很多节目都被翻唱过，歌词被改也不是一回两回了，不明白原唱为什么偏偏这一次如此愤怒。
这件事上了热搜以后，有网友表示：特意去听了一下，歌词确实被改了，而且唱的也不行。
于是又有一批没看过节目的网友，开始讨论这歌是怎么拿到全场第一的。
我们再次平心而论，这首《星星点灯》让其他四组唱的话，试问谁能保证她们的表现会比王心凌队伍更好？
网友说王心凌组唱的不行，试问这首《星星点灯》谁唱了能让人满意？
让张学友、王菲、张惠妹、那英来唱，不还是要遭到“群嘲”吗？
归根结底是歌不好听，而不是王心凌的队伍把它唱的不好听。
《星星点灯》改了歌词，让原唱不满意，网友不满意，节目组也被骂了，王心凌背了黑锅，最根本的问题不是改不改歌词，而是这歌就不应该出现在这个节目里。
华语乐坛是没歌了吗？非得选一首《星星点灯》，这歌和这个舞台完全就是格格不入，谁来唱都没法让观众满意，王心凌倒了霉选了这首歌。
更倒霉的是被修改的那句歌词，还是王心凌演唱的。
王心凌好惨，一轮公演被三个“八竿子打不着”的话题骂了三回，明明赢了比赛，却好像犯了多大的错了一样，被各种言论“口诛笔伐”，难道就因为她太火了吗？
这就是翻红的代价？
其实王心凌之所以被骂，是因为别人觉得她好欺负，王心凌本就不是一个强势的人，平时也软软糯糯的，也不爱表现自己。
第二次舞台公演获得了全场第一，很多人说王心凌完全被谭维维压制了，这歌全靠谭维维，但又有多少人听过未修音版本呢？
在原版中谭维维的确比王心凌抢眼，但王心凌的表现也不至于像正片里的那么“弱”，只是毕竟听过原版的人太少了，所以王心凌究竟唱的怎么样，完全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
等第三次舞台公演的时候，王心凌已经彻底翻红了，她的一鸣惊人让部分姐姐的粉丝很不爽，但却始终找不到发泄的机会，因为王心凌一直很低调也不给自己加戏。
即便王心凌再低调，也挡不住无孔不入的闲言碎语，当《星星点灯》获得全场第一后，没有多少人认为这是实至名归的，反而说是有“黑幕”。
没多少人在意这首歌本身是否有问题，反正难听就是你的不对，《佳人》输了就是你的不对，刘恋被淘汰，也是你的不对，全都是你的不对...
至于原唱整这么一出戏，其实不过是“柿子专挑软的捏”罢了，这首歌三十年间被翻唱过许多回，歌词也修改了许许多多的版本，为啥以前没有表示“愤怒”？偏偏这次如此的“愤怒”？
一轮公演被无缘无故地骂了三回，王心凌才是那个最应该“愤怒”的人吧？
就像那句歌词一样：不要哭了吗，该哭的人是我吧！
所有矛盾的怒火都指向了一个人，她就是王心凌。
王心凌的队伍，在第三次舞台公演中获得了全场第一的好成绩，然而这个第一名并没有成为她实力的见证，反而成为了外界“群嘲”的对象。
一轮公演被骂了三回，王心凌咋这么惨？
《星星点灯》难听，怪王心凌？
第三次舞台选歌环节出现了一个难以理解的场面，那就是在唱跳舞台中，为什么会出现《星星点灯》这首歌。
这是郑智化在1992年演唱的一首歌，这首30年前的歌出现在各大晚会上，或许可以被理解，可它居然被改编成了唱跳舞曲，这实在很不可思议。
可以说这首歌是一张“烂牌”，谁都不想拿，首席舞者朱洁静用摇头暗示队长郑秀妍别选这首歌，可见它有多糟糕，但是没办法，既然已经公布了歌曲，总要有队伍选它。
王心凌就成了那个倒霉蛋，拿到了“烂牌”的王心凌和四位队友没有心灰意冷，反而是很专注的在排练，用最大的努力和诚意去优化这首并不占优势的歌。
可即便如此依然无法让观众满意，这首歌演唱完毕以后，网友纷纷表示这歌太难听了，能获得第一都是因为王心凌的人气。
一时之间王心凌成了观众的出气筒，可平心而论这首歌难听是因为歌本身的问题，和王心凌一点关系也没有。
大家只在意这首歌太难听了，却没有人在意这五位姐姐的付出与努力，现场观众在网上表示这首歌获得第一是实至名归的，因为这五位姐姐跳的很整齐，现场效果非常好。
除去歌曲本身的原因，可以说王心凌队伍的发挥是完美的，这支队伍有实力有颜值，是这轮公演最有女团范的一支队伍，可这些都被忽略了，别人在意的只是王心凌的人气，对于姐姐们究竟表现如何，根本不在意。
《佳人》输了，刘恋被淘汰，也怪王心凌？
第三次舞台公演过后，刘恋、阿雅、黄奕被淘汰了，刘恋的淘汰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网友纷纷为她打上了“意难平”的标签。
同时很多人关注的点在于：
《佳人》这么好，怎么会输？
《星星点灯》那么烂，怎么会赢？
更有甚者把刘恋被淘汰，和王心凌扯了关系，认为刘恋那么好那么努力怎么会淘汰，难道节目组只看人气不看实力的吗？
这个只看人气不看实力，指的就是王心凌，因为她是本季人气最高的姐姐，也是《星星点灯》的队长。
然而我实在想不通，《佳人》是输是赢，刘恋被淘汰与否，和王心凌以及《星星点灯》有什么关系？
首先，现场的投票机制是“一秀一投”，也就是说观众给《星星点灯》投完以后，依然可以给后面四组进行投票，而并不是只能投一组。
也就是说《星星点灯》没有抢走《佳人》的任何一票。
其次，《星星点灯》和《佳人》本来就是“姐妹”，因为她们都是宁静战队的，是同盟关系而不是敌对关系，如果不是《星星点灯》获得了全场第一，拉高了战队的总分。
宁静战队要被淘汰的，恐怕就不止刘恋一个人了。
《星星点灯》不管烂不烂，人家都是第一，是宁静战队获胜的头号功臣，而《佳人》只是宁静战队的最后一名。
因为有了《星星点灯》，才让静静战队只淘汰了一个人而已，难道大家不是应该感谢《星星点灯》吗？怎么还怨起人家来了。
一个倒数第一，居然去“群嘲”正数第一，不好好审视自身的问题，反而说都是因为王心凌的人气，才让《星星点灯》得了第一，这样的观点是否有待商榷？
平心而论这首《佳人》除了张蔷那一句：都是镜花水月哟。
还有什么能拿得出手的亮点？是永远跳不整齐的舞？还是刘恋奇奇怪怪的妆容？
《星星点灯》歌词被修改，还要怪王心凌？
当刘恋被淘汰的风波逐渐失去热度后，王心凌总算能喘口气了，这轮公演虽然获得了第一，但可着实是没少挨骂。
可没想到“祸不单行”，原唱郑智化又出来指责《星星点灯》修改歌词的问题，他表示：震惊、愤怒、遗憾。
其实在综艺节目和晚会上，很多歌曲的歌词都或多或少的被修改过，至于其中的原因在这里就不详细的说明了，懂的都得。
《星星点灯》在很多节目都被翻唱过，歌词被改也不是一回两回了，不明白原唱为什么偏偏这一次如此愤怒。
这件事上了热搜以后，有网友表示：特意去听了一下，歌词确实被改了，而且唱的也不行。
于是又有一批没看过节目的网友，开始讨论这歌是怎么拿到全场第一的。
我们再次平心而论，这首《星星点灯》让其他四组唱的话，试问谁能保证她们的表现会比王心凌队伍更好？
网友说王心凌组唱的不行，试问这首《星星点灯》谁唱了能让人满意？
让张学友、王菲、张惠妹、那英来唱，不还是要遭到“群嘲”吗？
归根结底是歌不好听，而不是王心凌的队伍把它唱的不好听。
《星星点灯》改了歌词，让原唱不满意，网友不满意，节目组也被骂了，王心凌背了黑锅，最根本的问题不是改不改歌词，而是这歌就不应该出现在这个节目里。
华语乐坛是没歌了吗？非得选一首《星星点灯》，这歌和这个舞台完全就是格格不入，谁来唱都没法让观众满意，王心凌倒了霉选了这首歌。
更倒霉的是被修改的那句歌词，还是王心凌演唱的。
王心凌好惨，一轮公演被三个“八竿子打不着”的话题骂了三回，明明赢了比赛，却好像犯了多大的错了一样，被各种言论“口诛笔伐”，难道就因为她太火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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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王心凌之所以被骂，是因为别人觉得她好欺负，王心凌本就不是一个强势的人，平时也软软糯糯的，也不爱表现自己。
第二次舞台公演获得了全场第一，很多人说王心凌完全被谭维维压制了，这歌全靠谭维维，但又有多少人听过未修音版本呢？
在原版中谭维维的确比王心凌抢眼，但王心凌的表现也不至于像正片里的那么“弱”，只是毕竟听过原版的人太少了，所以王心凌究竟唱的怎么样，完全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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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多少人在意这首歌本身是否有问题，反正难听就是你的不对，《佳人》输了就是你的不对，刘恋被淘汰，也是你的不对，全都是你的不对...
至于原唱整这么一出戏，其实不过是“柿子专挑软的捏”罢了，这首歌三十年间被翻唱过许多回，歌词也修改了许许多多的版本，为啥以前没有表示“愤怒”？偏偏这次如此的“愤怒”？
一轮公演被无缘无故地骂了三回，王心凌才是那个最应该“愤怒”的人吧？
就像那句歌词一样：不要哭了吗，该哭的人是我吧！
#等了16年他们却决定不见被拐的儿子#【等了16年，坐了9个多小时车，为什么最后决定不见被拐的儿子】16年，这是杨先生和侯女士夫妻，寻找儿子的时间。
2006年，两人从贵州老家来永康务工，迎来了第一个孩子“小江”，可就在这一年的儿童节，才4个月大的儿子不见了。
报过警，登过寻人启事，也出门寻找过，但都没有线索，夫妻俩牢牢记住儿子的特征：他的右耳后有“三个洞”的胎记。
接下来的16年，夫妻俩半步都不敢离开永康，生怕儿子会找回来。
原本就像两条平行线，再次相交，是因为永康市公安局刑侦大队通过DNA比对，找到了线索。
16年前的六一儿童节，孩子丢了
对于杨氏夫妇来说，2006年，人生悲喜，就像坐了过山车。
这一年，夫妇俩沉浸在初为人父人母的喜悦中，他们迎来了第一个孩子，开始憧憬未来的生活。
幸福却在这一年的6月1日戛然而止。这一天，杨先生出门上班，侯女士在家带着儿子。之前认识的一个“贵州老乡”找上门来，侯女士放心地让她看孩子，自己外出买菜。
谁知道回来后，“老乡”和孩子没了踪影。
那时小江刚出生4个月，发现孩子不见后，杨氏夫妇心急如焚，立刻报了案。回忆起当时孩子失踪的场景，夫妻两人红了眼眶。
接到报警后，永康警方立即对该案立案侦查，并马上着手在全市范围内发布寻人启事，同时与沿线兄弟单位取得联系、互通线索，确保不错漏任何一条线索。
但寻人哪有那么容易。
16年来，永康警方和杨氏夫妇从未放弃任何希望，一直在寻找孩子的下落。
孩子找到了，夫妻俩却决定不见
这些年，担心孩子找回来，夫妻俩不敢离开永康，连老家都没有回去过，一直期盼着，能有团圆的那一天。
直到今年6月1日，永康市公安局刑侦大队负责DNA检验的民警经核查比对发现：河南省新蔡县有一名16岁的男孩小李，与杨氏夫妇存在亲缘关系，极有可能就是“小江”。
得知结果后，民警随即与杨氏夫妇取得联系，夫妻俩激动得连说话都结巴了起来。
再也坐不住的夫妻俩，于6月7日清晨，在民警陪同下，踏上了认亲之路。
这条路，他们等了16年，历经9个多小时，终于到达目的地。马上就要见到儿子了，夫妻俩却决定，不见了，返回永康。
原来，在当地民警帮忙下找到了小李，同时得知孩子就快中考了。是否应该在这个时间让孩子知道身世？夫妇俩沉默了许久，最终才做出了离开的决定。
“走吧，咱们别耽误孩子考试，这次先不见吧。”杨先生强忍着见孩子的念头，红着眼眶向妻子说。
民警不忍看到他们无获而归，特地安排人拍下了孩子的照片。
杨先生双手抚摸照片，眼泪在眶里打转，但一想到以后一定会有机会再见，他努力调整好情绪，略带遗憾地回到了永康。
“我想见见亲生父母……”
从河南回到永康三周后，小李中考已结束。
6月29日一早，民警再次与杨氏夫妇联系，与他们一起重返河南。由于小李还不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世，担心孩子一时接受不了这个事实，一路上，民警们对于见面的相关细节问题，反复探讨推敲。
“到了目的地后要先见谁？要怎么和对方沟通？该怎么安抚孩子……这些都是我们要考虑的问题。”讨论后，民警决定先与杨氏夫妇会谈。
当天中午，在与杨氏夫妇沟通了半个多小时后，一行人再次来到当地辖区派出所。
此时，杨氏夫妇正在一间办公室里等待，而另一间办公室里，民警正在和小李的养母交谈，并询问孩子的情况。
一个多小时后，养父带着小李来到了派出所。
“孩子，接下来我要说的话，你可能一时接受不了，但这是事实，晚知道不如早知道。无论结果如何，我们都尊重你的意愿……”见到小李后，民警耐心解释。
得知身世后，小李稚嫩的脸上，出现了紧张的情绪，手也发抖，一边的手臂被另一边的手抓得通红。
“你现在长大了，能自己做主，想不想见亲生父母由你决定。”民警一边轻拍着他发凉的手，一边耐心地安抚。
“我想见见亲生父母……”当小李脱口而出这句话时，在场的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
时隔16年，一家三口在派出所相拥而泣
已经在派出所焦急等待了一个下午的杨先生和侯女士，终于见到了16年未见的亲生儿子。记忆中嗷嗷待哺的婴儿，如今已成翩翩少年。望着儿子，两人百感交集。
“孩子，这么多年了，我们一直不敢离开永康，也不敢回老家贵州，就盼着能把你找回来。”在一阵静默中，一道低沉的声音响起，说着说着，杨先生大哭了起来，少年的眼睛也湿润了。
“你们拥抱下孩子吧，坚持了这么多年，当父母的不容易。”民警提议。
“快看，这孩子右耳上的‘三个洞’胎记和小江小时候一模一样。我们的好儿啊，总算找到你了！”看到孩子耳朵上的胎记时，侯女士瞬间破防，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
夫妇俩和小李紧紧相拥，这个迟到了16年的拥抱，让彼此都哭成了泪人。
都说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
今后小李是继续和养父母一起生活，还是跟随亲生父母回到永康，他还没有想好。杨氏夫妇也非常理解。
“毕竟血浓于水，我们以后多多沟通，感情肯定可以重新培养起来的。”杨先生坦言，以后会经常与儿子保持联系，不管他做什么样的决定，自己都会永远支持他的选择。
为依法严厉打击拐卖儿童犯罪各环节的人员，永康市公安局专案组将继续对该案开展侦查工作。自2021年3月公安部组织开展“团圆行动”以来，截至目前，永康警方已帮助13个失散家庭重获团圆。（钱江晚报·小时新闻通讯员 胡筱俊 王紫微 记者 朱丽珍）
2006年，两人从贵州老家来永康务工，迎来了第一个孩子“小江”，可就在这一年的儿童节，才4个月大的儿子不见了。
报过警，登过寻人启事，也出门寻找过，但都没有线索，夫妻俩牢牢记住儿子的特征：他的右耳后有“三个洞”的胎记。
接下来的16年，夫妻俩半步都不敢离开永康，生怕儿子会找回来。
原本就像两条平行线，再次相交，是因为永康市公安局刑侦大队通过DNA比对，找到了线索。
16年前的六一儿童节，孩子丢了
对于杨氏夫妇来说，2006年，人生悲喜，就像坐了过山车。
这一年，夫妇俩沉浸在初为人父人母的喜悦中，他们迎来了第一个孩子，开始憧憬未来的生活。
幸福却在这一年的6月1日戛然而止。这一天，杨先生出门上班，侯女士在家带着儿子。之前认识的一个“贵州老乡”找上门来，侯女士放心地让她看孩子，自己外出买菜。
谁知道回来后，“老乡”和孩子没了踪影。
那时小江刚出生4个月，发现孩子不见后，杨氏夫妇心急如焚，立刻报了案。回忆起当时孩子失踪的场景，夫妻两人红了眼眶。
接到报警后，永康警方立即对该案立案侦查，并马上着手在全市范围内发布寻人启事，同时与沿线兄弟单位取得联系、互通线索，确保不错漏任何一条线索。
但寻人哪有那么容易。
16年来，永康警方和杨氏夫妇从未放弃任何希望，一直在寻找孩子的下落。
孩子找到了，夫妻俩却决定不见
这些年，担心孩子找回来，夫妻俩不敢离开永康，连老家都没有回去过，一直期盼着，能有团圆的那一天。
直到今年6月1日，永康市公安局刑侦大队负责DNA检验的民警经核查比对发现：河南省新蔡县有一名16岁的男孩小李，与杨氏夫妇存在亲缘关系，极有可能就是“小江”。
得知结果后，民警随即与杨氏夫妇取得联系，夫妻俩激动得连说话都结巴了起来。
再也坐不住的夫妻俩，于6月7日清晨，在民警陪同下，踏上了认亲之路。
这条路，他们等了16年，历经9个多小时，终于到达目的地。马上就要见到儿子了，夫妻俩却决定，不见了，返回永康。
原来，在当地民警帮忙下找到了小李，同时得知孩子就快中考了。是否应该在这个时间让孩子知道身世？夫妇俩沉默了许久，最终才做出了离开的决定。
“走吧，咱们别耽误孩子考试，这次先不见吧。”杨先生强忍着见孩子的念头，红着眼眶向妻子说。
民警不忍看到他们无获而归，特地安排人拍下了孩子的照片。
杨先生双手抚摸照片，眼泪在眶里打转，但一想到以后一定会有机会再见，他努力调整好情绪，略带遗憾地回到了永康。
“我想见见亲生父母……”
从河南回到永康三周后，小李中考已结束。
6月29日一早，民警再次与杨氏夫妇联系，与他们一起重返河南。由于小李还不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世，担心孩子一时接受不了这个事实，一路上，民警们对于见面的相关细节问题，反复探讨推敲。
“到了目的地后要先见谁？要怎么和对方沟通？该怎么安抚孩子……这些都是我们要考虑的问题。”讨论后，民警决定先与杨氏夫妇会谈。
当天中午，在与杨氏夫妇沟通了半个多小时后，一行人再次来到当地辖区派出所。
此时，杨氏夫妇正在一间办公室里等待，而另一间办公室里，民警正在和小李的养母交谈，并询问孩子的情况。
一个多小时后，养父带着小李来到了派出所。
“孩子，接下来我要说的话，你可能一时接受不了，但这是事实，晚知道不如早知道。无论结果如何，我们都尊重你的意愿……”见到小李后，民警耐心解释。
得知身世后，小李稚嫩的脸上，出现了紧张的情绪，手也发抖，一边的手臂被另一边的手抓得通红。
“你现在长大了，能自己做主，想不想见亲生父母由你决定。”民警一边轻拍着他发凉的手，一边耐心地安抚。
“我想见见亲生父母……”当小李脱口而出这句话时，在场的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
时隔16年，一家三口在派出所相拥而泣
已经在派出所焦急等待了一个下午的杨先生和侯女士，终于见到了16年未见的亲生儿子。记忆中嗷嗷待哺的婴儿，如今已成翩翩少年。望着儿子，两人百感交集。
“孩子，这么多年了，我们一直不敢离开永康，也不敢回老家贵州，就盼着能把你找回来。”在一阵静默中，一道低沉的声音响起，说着说着，杨先生大哭了起来，少年的眼睛也湿润了。
“你们拥抱下孩子吧，坚持了这么多年，当父母的不容易。”民警提议。
“快看，这孩子右耳上的‘三个洞’胎记和小江小时候一模一样。我们的好儿啊，总算找到你了！”看到孩子耳朵上的胎记时，侯女士瞬间破防，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
夫妇俩和小李紧紧相拥，这个迟到了16年的拥抱，让彼此都哭成了泪人。
都说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
今后小李是继续和养父母一起生活，还是跟随亲生父母回到永康，他还没有想好。杨氏夫妇也非常理解。
“毕竟血浓于水，我们以后多多沟通，感情肯定可以重新培养起来的。”杨先生坦言，以后会经常与儿子保持联系，不管他做什么样的决定，自己都会永远支持他的选择。
为依法严厉打击拐卖儿童犯罪各环节的人员，永康市公安局专案组将继续对该案开展侦查工作。自2021年3月公安部组织开展“团圆行动”以来，截至目前，永康警方已帮助13个失散家庭重获团圆。（钱江晚报·小时新闻通讯员 胡筱俊 王紫微 记者 朱丽珍）
【“谈恋爱发生关系被羁押4年多获释”，男子39年后拿到释放证，申请赔偿被驳回】我们发生了关系，她要求马上跟她结婚，我没答应她……”日前，云南昆明71岁的戴先生告诉记者，女方自愿主动发生关系，逼婚控告性侵，他背负着强奸犯的罪名被羁押4年多，历经39年才拿到释放证明，从案发至今已经过去近50年，他希望在有生之年能恢复清白之身。
>>>青工初尝禁果
谈恋爱机房发生关系自称被女方逼婚
“当时我是下乡返城参加工作的知青，在一家大厂总机房做修理工。”那个特殊年代，戴先生曾是一名知青。
“当时总机房有6个人，有4个是女的，其中最小的一位女工有十八九岁，我当时是20岁，她就喜欢上我了。在那个年代，我的条件比较好，她对我非常好，我们俩就谈恋爱了。
戴先生回忆起1973年案发记忆犹新。“我们当时都是住在厂里，八九月份的一天，我上白班，下午6点下的班，当晚她值夜班，就叫我去总机房值班室，当晚就我们两个人，我们俩就发生了关系。”
戴先生称自己当年不懂男女之事，是女方引导他。总机房有10平方米，里面有供值班人员休息的床铺。
“她就拿我的衣服垫在床单上，我的衣服上留下痕迹了，床单上没有，到第二天早晨我去上班，在交接班时，我师傅和另一位师傅都在，这位师傅就问她怎么床单不见了，她说她洗了，师傅说前天才洗过，怎么又洗了，她说她看着脏了一点，师傅就起疑心了。”
事发两天后，戴先生也问过这位年轻女工为什么洗床单，“她说6点多天亮了，看见好像床单上有一点痕迹，所以她就洗了。”
“我当年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事情，她就叫我马上跟她结婚，当时就发生那么一次，是她自己同意的嘛。”
戴先生称女方要求他娶她：“她家条件也比较好，她说钱她来出，我没答应她。我说我从农村回来才参加工作一年多，还不太熟悉，她就问我到底答不答应，她后来就说她怀孕了。”
>>>审查羁押4年
女方称怀孕报案4000人大会公布逮捕
戴先生表示，那天晚上发生关系是女方主动的，但后来她就拿着他的衣服作为案发证据，“她就到厂里保卫科，说我强奸她。怀孕其实也是她自己说的，我不清楚她后来有没有真的怀孕。”
戴先生解释其中的一个原委，称女方曾告诉他，她有一位前男友，但并未令芳心萌动。
“她跟我说，她原来谈过一个同厂的工人，她嫌对方个子矮，没有同意。她当时就要求我马上跟她结婚，我当时还想问题不大，因为我家里有亲戚是医院妇产科主任，但我还没告诉她这个，10月2号我被厂里隔离审查3个月，后来被昆明市公安局拘留，到11月份就被送到公安局，12月份被逮捕，一直在看守所羁押了4年。”
“逮捕我的那一天，厂里开了4000多人的全厂职工大会，当场公布的，这个影响好大。”戴先生感觉自己名誉扫地。
“她写给我的信，当时都交给保卫科了，后来移交给公安局，公安局调查也证明我们确实是在谈恋爱。”
戴先生表示，这名女工事后也离开了，多年没有音讯。“她后来也调离了本厂，因为影响不好，她就调走了，一直联系不上她，她家也搬走了。”
戴先生遗憾地表示：“她当年送我的照片也遗失了，经历这么多年，没有保存下来。”
>>>没有判刑获释
依据不足教育释放39年后拿到释放证
为了个人名誉，戴先生从1978年获释后一直在努力证明自己的清白。
“到1978年5月5号放我出来，我当时还不知道这是释放，反正放出去就不管我了，当时也没有给我释放证明。我后来去找人家去问，我为什么没有判刑？”
“2017年我从看守所拿到了释放证明，这已经过去39年了，给我解释说我这个案子强奸的证据不足，说我犯有错误，是教育释放，就相当于现在的无罪释放。”
记者看到，公安机关1978年5月5日填发的《释放证》显示，称案犯于1974年12月25日因强奸一案依法逮捕，经审查认定依据不足，属犯有错误，予以教育释放。
戴先生认为自己被蒙在鼓里：“这个释放证是1978年制作的，但我放出来时，没有人对我说是释放，更没有人拿出释放证给我过目，所以几十年来我不清楚我到底是什么身份的一个人。”
>>>申请国家赔偿
被告知已超过赔偿请求时效不予受理
“没有办法，我要吃饭，我要工作，就一直反映，去了不下上百次，我都成了人家的老熟人。”戴先生称自己是劫后余生，一直向当年的相关办案机关申请国家赔偿。
戴先生被告知当初他在看守所关押，又从看守所释放，得去看守所申请。戴先生表示：“人家答复我说，已经超过了国家赔偿的两年时效，不予受理，说国家赔偿要从拿到释放证明两年之内申请，两年之后就不管了，我是2017年3月20号拿到的释放证明，我6月10号去提出申请，才过了不到3个月，没有过两年的时效嘛？”
相关办案机关认为，依据《国家赔偿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当年戴先生被逮捕行为发生在《国家赔偿法》施行之前，未延续至该法实施之后，戴先生申请国家赔偿超过赔偿请求时效，不适用该法规定的索赔救济，遂决定不予受理。
>>>申诉不予立案
刑事羁押发生在国家赔偿法施行之前
因无罪逮捕申请国家赔偿被驳回，戴先生不服，向最高检申诉。
2021年3月，最高检赔偿监督申请审查结果通知书答复称，最高检审查认为，《国家赔偿法》于1995年1月1日起施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溯及力和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受案范围问题的批复》第一条规定，根据《国家赔偿法》第35条规定，《国家赔偿法》不溯及既往，即：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行为，发生在1994年12月31日以前的，依照以前的有关规定处理。
本案中，戴先生被采取刑事羁押措施发生在1974年12月25日至1978年5月5日之间，上述行为发生在《国家赔偿法》施行之前，未持续到1995年1月1日之后，应当按照1994年12月31日以前的规定处理，依法不适用《国家赔偿法》。
最高检认为，当地办案机关决定驳回戴先生国家赔偿申请，在实体法的适用上并无不当，认定戴先生的申诉不符合《人民检察院国家赔偿工作规定》第30条的规定，决定不予立案。
>>>被羁押1678天
希望道歉恢复名誉赔偿损失
发生关系逼婚不成被女友控告性侵，此事对戴先生影响巨大。1973年10月2日被厂里隔离审查，1974年12月25日被逮捕，1978年5月5日被释放，戴先生一共被羁押1678天，到2017年3月，才拿到释放证。
“我在44年前就认定无罪，整个案件至今49年了还未结束，人生一世又有几个49年啊？”戴先生称可悲可叹。
“我出来以后，厂里恢复了我的工作，当月的工资也发给我了，这说明厂里没有把我当成犯罪的人来对待，我也拿到了厂里的档案证明，所以我才申请国家赔偿，但公安机关答复说，事情是发生在《国家赔偿法》颁布之前，过了时效就没办法了。”
戴先生表示：“审查、拘留、逮捕、关押期间我是没有工资，逮捕是没有工资的。我更不会想到我被释放，并且当初还恢复了工作，一出来就发给了工资，所以我才提交了申请，要求国家赔偿。”
戴先生希望赔偿义务机关向他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偿他从1973年10月2日至1978年5月9日的工资，赔偿因人身自由被限制的赔偿金和精神抚慰金。
>>>一辈子的影响
如今已当爷爷 希望有生之年洗清罪名
戴先生介绍，他去找过厂里反映，原先的保卫科长都退休了，换了新领导。“去年新任的保卫科长还专门问我这个事情，他也为我感到惋惜，他管保卫，当然清楚这个案子，他也感觉这里面有问题。”
戴先生说：“你想想看，还有好多细节，这要写部小说也吸引人的，我毕竟亲身遭遇了这一切，我经历的这些比现在的年轻人多多了……”
戴先生强调，1978年释放出来对他个人名誉、工作和家庭婚姻造成一辈子的影响。
“我再谈朋友组建家庭也很受影响，而且国企的工作也丢掉了，39年的工龄就没有了，我只能按厂里的要求去调动工作，只能自己去找单位，等于就失去了工作。”
戴先生介绍，“我是1983年结的婚，现在已经当爷爷了，今年我71岁，我18岁去农村，20岁回城里工作，21岁开始为这个事情，到现在都说不清楚，前后已经过去近50年。”
“这个事是我晚年最大的心愿，一直了不掉嘛？”戴先生认为这个案子对自己造成无法挽回的影响，他希望在有生之年能洗清罪名，这已经成为他的一块心病。
>>>代理律师观点
应参照新法予以赔偿而不是完全不赔
戴先生表示自己会继续申诉：“2017年我拿到释放证明后，有5年多的申诉经历，我现在请了罗忠平律师代理。”
“这个事也是全国少有的，律师给我说我可以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了，我出来以后39年才拿到释放证明，如果不是我自己去找去问的话，这个事情恐怕就很难大白于天下。律师说我不去找，人家就算了，就会不了了之了。”
“嫌疑人未经法院判决定罪，均属于无罪身份。”5月20日，罗忠平律师告诉记者，“以前的‘教育释放’等同于现在的无罪释放。的确是1995年颁布《国家赔偿法》，在这之前虽无《国家赔偿法》，但出现此类情况，应参照新法予以赔偿，而不是完全不赔。”
>>>第三方律师说法
“违法行为确认”发生在国赔法之后可适当补偿
陕西恒达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知名公益律师赵良善接受记者采访，对本案涉及的法律问题进行了分析。
赵良善介绍，关于“教育释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1957年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今后判决不再适用“教育释放”问题的批复》中已明确释明：“把‘教育释放’当作一种刑罚，适用于构成犯罪但情节轻微不需判处徒刑的人。”
赵良善认为，以此对戴先生进行处理也不够合适。根据加强国家法治的要求，适用刑罚应当正规、明确，而“教育释放”则是一种很不明确的处分，“它不能说明有罪或无罪，所以应当取消这种处分方法。”
赵良善指出，所以“教育释放”在当时应当并不完全属于“无罪释放”，而是属于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之人，可以类比目前“免于刑事处罚的情形”。
既然证据不足以证明犯罪事实，那就应该是无罪，而非“有轻微犯罪但免于刑事处罚”。况且，在1957年的时候最高法已经明确要求取消“教育释放”，涉案发生在1974年，本身就不应该适用“教育释放”，再加上证据不足也不应该适用“教育释放”，因为“教育释放”是有罪但不予处罚，本质还是有罪。因此，赵良善认为，涉案本身适用法律是否合适值得商榷。
赵良善表示，关于诉讼时效，本案2017年才拿到释放证，此前行为人自身对于羁押行为的性质系有罪或者无罪并不清楚。《国家赔偿法》第39条规定，赔偿请求人请求国家赔偿的时效为两年，自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的行为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之日起计算，但被羁押等限制人身自由期间不计算在内。
赵良善强调，在2017年拿到释放证后戴先生才明确知道自身的权利可能被侵犯，虽然《国家赔偿法》是1995年实施，但是国家机关相关羁押行为却是2017年释放证发放后才可能确认违法，所以存在“违法行为确认”发生在《国家赔偿法》之后，从有利于受害人的角度考虑，本案毕竟是历史遗留问题，可考虑对当事人戴先生予以适当补偿。
赵良善指出，戴先生被依法侦查，可被称为犯罪嫌疑人，犯罪嫌疑人并不代表有罪，疑似触犯《刑法》，但还没有被人民法院依法定罪判刑的人，称为犯罪嫌疑人。最终有罪与否，必须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来确定。除人民法院以外，任何国家机关和个人都无权判定犯罪嫌疑人有罪与否。
赵良善表示：“结合刑事案件性质、流程及法律规定，目前，戴先生只能选择继续申诉。”
（华商报记者 李华）
>>>青工初尝禁果
谈恋爱机房发生关系自称被女方逼婚
“当时我是下乡返城参加工作的知青，在一家大厂总机房做修理工。”那个特殊年代，戴先生曾是一名知青。
“当时总机房有6个人，有4个是女的，其中最小的一位女工有十八九岁，我当时是20岁，她就喜欢上我了。在那个年代，我的条件比较好，她对我非常好，我们俩就谈恋爱了。
戴先生回忆起1973年案发记忆犹新。“我们当时都是住在厂里，八九月份的一天，我上白班，下午6点下的班，当晚她值夜班，就叫我去总机房值班室，当晚就我们两个人，我们俩就发生了关系。”
戴先生称自己当年不懂男女之事，是女方引导他。总机房有10平方米，里面有供值班人员休息的床铺。
“她就拿我的衣服垫在床单上，我的衣服上留下痕迹了，床单上没有，到第二天早晨我去上班，在交接班时，我师傅和另一位师傅都在，这位师傅就问她怎么床单不见了，她说她洗了，师傅说前天才洗过，怎么又洗了，她说她看着脏了一点，师傅就起疑心了。”
事发两天后，戴先生也问过这位年轻女工为什么洗床单，“她说6点多天亮了，看见好像床单上有一点痕迹，所以她就洗了。”
“我当年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事情，她就叫我马上跟她结婚，当时就发生那么一次，是她自己同意的嘛。”
戴先生称女方要求他娶她：“她家条件也比较好，她说钱她来出，我没答应她。我说我从农村回来才参加工作一年多，还不太熟悉，她就问我到底答不答应，她后来就说她怀孕了。”
>>>审查羁押4年
女方称怀孕报案4000人大会公布逮捕
戴先生表示，那天晚上发生关系是女方主动的，但后来她就拿着他的衣服作为案发证据，“她就到厂里保卫科，说我强奸她。怀孕其实也是她自己说的，我不清楚她后来有没有真的怀孕。”
戴先生解释其中的一个原委，称女方曾告诉他，她有一位前男友，但并未令芳心萌动。
“她跟我说，她原来谈过一个同厂的工人，她嫌对方个子矮，没有同意。她当时就要求我马上跟她结婚，我当时还想问题不大，因为我家里有亲戚是医院妇产科主任，但我还没告诉她这个，10月2号我被厂里隔离审查3个月，后来被昆明市公安局拘留，到11月份就被送到公安局，12月份被逮捕，一直在看守所羁押了4年。”
“逮捕我的那一天，厂里开了4000多人的全厂职工大会，当场公布的，这个影响好大。”戴先生感觉自己名誉扫地。
“她写给我的信，当时都交给保卫科了，后来移交给公安局，公安局调查也证明我们确实是在谈恋爱。”
戴先生表示，这名女工事后也离开了，多年没有音讯。“她后来也调离了本厂，因为影响不好，她就调走了，一直联系不上她，她家也搬走了。”
戴先生遗憾地表示：“她当年送我的照片也遗失了，经历这么多年，没有保存下来。”
>>>没有判刑获释
依据不足教育释放39年后拿到释放证
为了个人名誉，戴先生从1978年获释后一直在努力证明自己的清白。
“到1978年5月5号放我出来，我当时还不知道这是释放，反正放出去就不管我了，当时也没有给我释放证明。我后来去找人家去问，我为什么没有判刑？”
“2017年我从看守所拿到了释放证明，这已经过去39年了，给我解释说我这个案子强奸的证据不足，说我犯有错误，是教育释放，就相当于现在的无罪释放。”
记者看到，公安机关1978年5月5日填发的《释放证》显示，称案犯于1974年12月25日因强奸一案依法逮捕，经审查认定依据不足，属犯有错误，予以教育释放。
戴先生认为自己被蒙在鼓里：“这个释放证是1978年制作的，但我放出来时，没有人对我说是释放，更没有人拿出释放证给我过目，所以几十年来我不清楚我到底是什么身份的一个人。”
>>>申请国家赔偿
被告知已超过赔偿请求时效不予受理
“没有办法，我要吃饭，我要工作，就一直反映，去了不下上百次，我都成了人家的老熟人。”戴先生称自己是劫后余生，一直向当年的相关办案机关申请国家赔偿。
戴先生被告知当初他在看守所关押，又从看守所释放，得去看守所申请。戴先生表示：“人家答复我说，已经超过了国家赔偿的两年时效，不予受理，说国家赔偿要从拿到释放证明两年之内申请，两年之后就不管了，我是2017年3月20号拿到的释放证明，我6月10号去提出申请，才过了不到3个月，没有过两年的时效嘛？”
相关办案机关认为，依据《国家赔偿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当年戴先生被逮捕行为发生在《国家赔偿法》施行之前，未延续至该法实施之后，戴先生申请国家赔偿超过赔偿请求时效，不适用该法规定的索赔救济，遂决定不予受理。
>>>申诉不予立案
刑事羁押发生在国家赔偿法施行之前
因无罪逮捕申请国家赔偿被驳回，戴先生不服，向最高检申诉。
2021年3月，最高检赔偿监督申请审查结果通知书答复称，最高检审查认为，《国家赔偿法》于1995年1月1日起施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溯及力和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受案范围问题的批复》第一条规定，根据《国家赔偿法》第35条规定，《国家赔偿法》不溯及既往，即：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行为，发生在1994年12月31日以前的，依照以前的有关规定处理。
本案中，戴先生被采取刑事羁押措施发生在1974年12月25日至1978年5月5日之间，上述行为发生在《国家赔偿法》施行之前，未持续到1995年1月1日之后，应当按照1994年12月31日以前的规定处理，依法不适用《国家赔偿法》。
最高检认为，当地办案机关决定驳回戴先生国家赔偿申请，在实体法的适用上并无不当，认定戴先生的申诉不符合《人民检察院国家赔偿工作规定》第30条的规定，决定不予立案。
>>>被羁押1678天
希望道歉恢复名誉赔偿损失
发生关系逼婚不成被女友控告性侵，此事对戴先生影响巨大。1973年10月2日被厂里隔离审查，1974年12月25日被逮捕，1978年5月5日被释放，戴先生一共被羁押1678天，到2017年3月，才拿到释放证。
“我在44年前就认定无罪，整个案件至今49年了还未结束，人生一世又有几个49年啊？”戴先生称可悲可叹。
“我出来以后，厂里恢复了我的工作，当月的工资也发给我了，这说明厂里没有把我当成犯罪的人来对待，我也拿到了厂里的档案证明，所以我才申请国家赔偿，但公安机关答复说，事情是发生在《国家赔偿法》颁布之前，过了时效就没办法了。”
戴先生表示：“审查、拘留、逮捕、关押期间我是没有工资，逮捕是没有工资的。我更不会想到我被释放，并且当初还恢复了工作，一出来就发给了工资，所以我才提交了申请，要求国家赔偿。”
戴先生希望赔偿义务机关向他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偿他从1973年10月2日至1978年5月9日的工资，赔偿因人身自由被限制的赔偿金和精神抚慰金。
>>>一辈子的影响
如今已当爷爷 希望有生之年洗清罪名
戴先生介绍，他去找过厂里反映，原先的保卫科长都退休了，换了新领导。“去年新任的保卫科长还专门问我这个事情，他也为我感到惋惜，他管保卫，当然清楚这个案子，他也感觉这里面有问题。”
戴先生说：“你想想看，还有好多细节，这要写部小说也吸引人的，我毕竟亲身遭遇了这一切，我经历的这些比现在的年轻人多多了……”
戴先生强调，1978年释放出来对他个人名誉、工作和家庭婚姻造成一辈子的影响。
“我再谈朋友组建家庭也很受影响，而且国企的工作也丢掉了，39年的工龄就没有了，我只能按厂里的要求去调动工作，只能自己去找单位，等于就失去了工作。”
戴先生介绍，“我是1983年结的婚，现在已经当爷爷了，今年我71岁，我18岁去农村，20岁回城里工作，21岁开始为这个事情，到现在都说不清楚，前后已经过去近50年。”
“这个事是我晚年最大的心愿，一直了不掉嘛？”戴先生认为这个案子对自己造成无法挽回的影响，他希望在有生之年能洗清罪名，这已经成为他的一块心病。
>>>代理律师观点
应参照新法予以赔偿而不是完全不赔
戴先生表示自己会继续申诉：“2017年我拿到释放证明后，有5年多的申诉经历，我现在请了罗忠平律师代理。”
“这个事也是全国少有的，律师给我说我可以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了，我出来以后39年才拿到释放证明，如果不是我自己去找去问的话，这个事情恐怕就很难大白于天下。律师说我不去找，人家就算了，就会不了了之了。”
“嫌疑人未经法院判决定罪，均属于无罪身份。”5月20日，罗忠平律师告诉记者，“以前的‘教育释放’等同于现在的无罪释放。的确是1995年颁布《国家赔偿法》，在这之前虽无《国家赔偿法》，但出现此类情况，应参照新法予以赔偿，而不是完全不赔。”
>>>第三方律师说法
“违法行为确认”发生在国赔法之后可适当补偿
陕西恒达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知名公益律师赵良善接受记者采访，对本案涉及的法律问题进行了分析。
赵良善介绍，关于“教育释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1957年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今后判决不再适用“教育释放”问题的批复》中已明确释明：“把‘教育释放’当作一种刑罚，适用于构成犯罪但情节轻微不需判处徒刑的人。”
赵良善认为，以此对戴先生进行处理也不够合适。根据加强国家法治的要求，适用刑罚应当正规、明确，而“教育释放”则是一种很不明确的处分，“它不能说明有罪或无罪，所以应当取消这种处分方法。”
赵良善指出，所以“教育释放”在当时应当并不完全属于“无罪释放”，而是属于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之人，可以类比目前“免于刑事处罚的情形”。
既然证据不足以证明犯罪事实，那就应该是无罪，而非“有轻微犯罪但免于刑事处罚”。况且，在1957年的时候最高法已经明确要求取消“教育释放”，涉案发生在1974年，本身就不应该适用“教育释放”，再加上证据不足也不应该适用“教育释放”，因为“教育释放”是有罪但不予处罚，本质还是有罪。因此，赵良善认为，涉案本身适用法律是否合适值得商榷。
赵良善表示，关于诉讼时效，本案2017年才拿到释放证，此前行为人自身对于羁押行为的性质系有罪或者无罪并不清楚。《国家赔偿法》第39条规定，赔偿请求人请求国家赔偿的时效为两年，自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的行为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之日起计算，但被羁押等限制人身自由期间不计算在内。
赵良善强调，在2017年拿到释放证后戴先生才明确知道自身的权利可能被侵犯，虽然《国家赔偿法》是1995年实施，但是国家机关相关羁押行为却是2017年释放证发放后才可能确认违法，所以存在“违法行为确认”发生在《国家赔偿法》之后，从有利于受害人的角度考虑，本案毕竟是历史遗留问题，可考虑对当事人戴先生予以适当补偿。
赵良善指出，戴先生被依法侦查，可被称为犯罪嫌疑人，犯罪嫌疑人并不代表有罪，疑似触犯《刑法》，但还没有被人民法院依法定罪判刑的人，称为犯罪嫌疑人。最终有罪与否，必须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来确定。除人民法院以外，任何国家机关和个人都无权判定犯罪嫌疑人有罪与否。
赵良善表示：“结合刑事案件性质、流程及法律规定，目前，戴先生只能选择继续申诉。”
（华商报记者 李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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