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第二章 创业沪堧（ruan）
图1 周慧珺为“宁波帮博物馆”题名
言及宁波商贾，就少不得提起他们的历史际遇。宁波古来人稠地狭，镇海更是濒临大海，土质属盐碱地，淡水极少，很不适宜种植。虽然当地民众日作夜息，终因土质不良，生活无着。在自然环境的压迫下，宁波人为了生存，不得不外出谋生，其从商之风竟可远推至公元前。史料记载：唐宋时，宁波“商舶往来，物货丰衍”，至清初，则成“百货咸备，商号林立”的繁荣景象。为满足商事需要，宁波人首先在明朝年间自觉组建起“宁波帮”，五口通商后崛起于沪堧，之后渐臻极盛。代表人物即有鼎鼎大名的虞洽卿、叶澄衷二人。虞、叶皆从底层市井小人物做起，继而开创了辉煌的商旅生涯，长久以来被镇海人视为人生追逐的标尺，周慧珺早在孩提时就从大人嘴里知道了虞洽卿和叶澄衷的大名。
眼瞅着大批镇海人出外谋生，周家亦不屈人后。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盛夏时节，处在江南的镇海已是日烤地头、酷暑难忍，五十有余的周士澄拜别妻儿老小，背起简易的行囊，登上了去往上海的轮船。
坐了一天两夜的蒸汽轮渡，周士澄来到了素有“东方巴黎”之称的大上海。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外滩和长长的“万国建筑博览群”。这既是百年上海的一个缩影，也是旧上海资本主义发展的真实写照。短短一岁甲子，难以算计的外国商货和资本就源源不断地输入，刺激着内外贸易、金融、交通运输、轻纺与机器制造业的迅猛发展，使上海日渐成长为中国最为繁华的商业口岸。同时，上海的飞速发展刺激了五金行业的崛起，周士澄就去到了一间同乡经营的五金店内做帮工。地头一熟，周士澄便借资在福建中路、近北京东路上开了一处小店铺，自立门户，取店名为“周记铁铺”。这里人口稠密，商贾出没，私家作坊林立，是行商宝地。虽则草创艰难，但凭着周士澄的一股韧劲，“周记铁铺”很快就积攒起了第一桶金。
图2 大妈孙银凤
此时的周志醒已然到了十二岁，眉目间颇有几分俊俏，引得了邻乡殷实人家的赏识，定下了娃娃亲。姑娘姓孙名银凤（1899-1971)，个性温柔贤淑，人也长得秀丽端正，称得上佳偶良配。亲事甫定，周士澄便决定举家迁移上海。
那年是1910年，一场因国际橡胶价格暴跌而引发的巨大金融风暴已悄然降临上海。这起危机波及上海数十家商行、票号，引发了震惊上海乃至全国的金融风潮，强烈撼动了清王朝的财政根基，遂使清廷的颠覆成了时间问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周氏三代迁徙至风暴席卷过后遍地狼藉的申江。“周记铁铺”虽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受到波及，好歹算是逃过一劫。
家人刚一安定妥帖，周士澄便把儿子送进了远近闻名的和安学堂念书，让他接受正规的新式教育。在和安学堂里，周志醒学的不仅是传统的读经科目，还有英语、经算、艺术等新式课程。对于一个乡间小孩来说颇费力气，加之在店里帮工，常常累得精疲力竭。
到了1912年末，由于他们父子焚膏继晷、克勤克俭，又为人和气、技艺深湛，“周记铁铺”在敲敲打打中日趋壮大。周士澄父子合计了一下，决意找同域好友商量，谋取新的发展。由于宁波同乡间扶助观念特别强烈，于是在同乡出谋划策、侪辈鼎立襄助下，终于在南市的新开河一带盘下了一间五金店面，取店名“义昌号”，寓意“仁义则昌”。
又因当时上海进出频繁的外商轮船和中外工厂都需要添配一些五金材料，政府兴办的军用工业和私人工业也增加了对五金器材的需求，因此五金行业供求两旺。周家父子又谋于经营之道，“义昌号”逐渐在业内享有不错的口碑。尤其是周志醒在商号艰难的发展过程中成熟起来，二十出头的他长得一米八的个儿，挺拔而俊朗，一双迥然有神的黑眸更是令人印象深刻。其优秀的经营才华深受周士澄的赞许，故而有心让他接管店铺生意，并扩充门面。同时，念及周志醒和孙银凤也到了适婚的年龄，于是选址觅铺，看中了楔子中提及的那栋位于北京东路、近浙江中路上的独立五层公寓。周士澄将底层改建为三开间的店铺，二楼作库房，楼上三层供家人起居。一年后，两人拜堂成婚。
此时的北京东路及周边一带早已商铺林立，形成了以甬商为主的经营结构。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八月淞沪战争爆发，当时集中在闸北、虹口的五金业主纷纷逃入位于英租界的北京东路内操持旧业，才导致北京东路逐渐形成了现今五金街的风貌。至1938年，北京东路共有五金商号123户，尤以实力雄厚的大型五金店为多，成为当时五金行业的齐聚之地，确立了北京东路在全市五金行业的主导地位。
在官方修著的《宁波商帮中的50多位镇海人》有如下记载：“镇海庄市人周士澄、周志醒父子，曾在上海北京东路经营‘义昌’五金商号。1967年后，与其它五金商店合并改为上海第一五金商店”。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上海第一五金商店”的题榜亦是由后来成为书法家的周慧珺执笔。
图3 周慧珺题写的“上海第一五金商店集团公司” https://t.cn/RVJk9aF
图1 周慧珺为“宁波帮博物馆”题名
言及宁波商贾，就少不得提起他们的历史际遇。宁波古来人稠地狭，镇海更是濒临大海，土质属盐碱地，淡水极少，很不适宜种植。虽然当地民众日作夜息，终因土质不良，生活无着。在自然环境的压迫下，宁波人为了生存，不得不外出谋生，其从商之风竟可远推至公元前。史料记载：唐宋时，宁波“商舶往来，物货丰衍”，至清初，则成“百货咸备，商号林立”的繁荣景象。为满足商事需要，宁波人首先在明朝年间自觉组建起“宁波帮”，五口通商后崛起于沪堧，之后渐臻极盛。代表人物即有鼎鼎大名的虞洽卿、叶澄衷二人。虞、叶皆从底层市井小人物做起，继而开创了辉煌的商旅生涯，长久以来被镇海人视为人生追逐的标尺，周慧珺早在孩提时就从大人嘴里知道了虞洽卿和叶澄衷的大名。
眼瞅着大批镇海人出外谋生，周家亦不屈人后。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盛夏时节，处在江南的镇海已是日烤地头、酷暑难忍，五十有余的周士澄拜别妻儿老小，背起简易的行囊，登上了去往上海的轮船。
坐了一天两夜的蒸汽轮渡，周士澄来到了素有“东方巴黎”之称的大上海。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外滩和长长的“万国建筑博览群”。这既是百年上海的一个缩影，也是旧上海资本主义发展的真实写照。短短一岁甲子，难以算计的外国商货和资本就源源不断地输入，刺激着内外贸易、金融、交通运输、轻纺与机器制造业的迅猛发展，使上海日渐成长为中国最为繁华的商业口岸。同时，上海的飞速发展刺激了五金行业的崛起，周士澄就去到了一间同乡经营的五金店内做帮工。地头一熟，周士澄便借资在福建中路、近北京东路上开了一处小店铺，自立门户，取店名为“周记铁铺”。这里人口稠密，商贾出没，私家作坊林立，是行商宝地。虽则草创艰难，但凭着周士澄的一股韧劲，“周记铁铺”很快就积攒起了第一桶金。
图2 大妈孙银凤
此时的周志醒已然到了十二岁，眉目间颇有几分俊俏，引得了邻乡殷实人家的赏识，定下了娃娃亲。姑娘姓孙名银凤（1899-1971)，个性温柔贤淑，人也长得秀丽端正，称得上佳偶良配。亲事甫定，周士澄便决定举家迁移上海。
那年是1910年，一场因国际橡胶价格暴跌而引发的巨大金融风暴已悄然降临上海。这起危机波及上海数十家商行、票号，引发了震惊上海乃至全国的金融风潮，强烈撼动了清王朝的财政根基，遂使清廷的颠覆成了时间问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周氏三代迁徙至风暴席卷过后遍地狼藉的申江。“周记铁铺”虽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受到波及，好歹算是逃过一劫。
家人刚一安定妥帖，周士澄便把儿子送进了远近闻名的和安学堂念书，让他接受正规的新式教育。在和安学堂里，周志醒学的不仅是传统的读经科目，还有英语、经算、艺术等新式课程。对于一个乡间小孩来说颇费力气，加之在店里帮工，常常累得精疲力竭。
到了1912年末，由于他们父子焚膏继晷、克勤克俭，又为人和气、技艺深湛，“周记铁铺”在敲敲打打中日趋壮大。周士澄父子合计了一下，决意找同域好友商量，谋取新的发展。由于宁波同乡间扶助观念特别强烈，于是在同乡出谋划策、侪辈鼎立襄助下，终于在南市的新开河一带盘下了一间五金店面，取店名“义昌号”，寓意“仁义则昌”。
又因当时上海进出频繁的外商轮船和中外工厂都需要添配一些五金材料，政府兴办的军用工业和私人工业也增加了对五金器材的需求，因此五金行业供求两旺。周家父子又谋于经营之道，“义昌号”逐渐在业内享有不错的口碑。尤其是周志醒在商号艰难的发展过程中成熟起来，二十出头的他长得一米八的个儿，挺拔而俊朗，一双迥然有神的黑眸更是令人印象深刻。其优秀的经营才华深受周士澄的赞许，故而有心让他接管店铺生意，并扩充门面。同时，念及周志醒和孙银凤也到了适婚的年龄，于是选址觅铺，看中了楔子中提及的那栋位于北京东路、近浙江中路上的独立五层公寓。周士澄将底层改建为三开间的店铺，二楼作库房，楼上三层供家人起居。一年后，两人拜堂成婚。
此时的北京东路及周边一带早已商铺林立，形成了以甬商为主的经营结构。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八月淞沪战争爆发，当时集中在闸北、虹口的五金业主纷纷逃入位于英租界的北京东路内操持旧业，才导致北京东路逐渐形成了现今五金街的风貌。至1938年，北京东路共有五金商号123户，尤以实力雄厚的大型五金店为多，成为当时五金行业的齐聚之地，确立了北京东路在全市五金行业的主导地位。
在官方修著的《宁波商帮中的50多位镇海人》有如下记载：“镇海庄市人周士澄、周志醒父子，曾在上海北京东路经营‘义昌’五金商号。1967年后，与其它五金商店合并改为上海第一五金商店”。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上海第一五金商店”的题榜亦是由后来成为书法家的周慧珺执笔。
图3 周慧珺题写的“上海第一五金商店集团公司” https://t.cn/RVJk9aF
我的家乡青州
青州在远古时为东夷之地，传说大禹治水后，按照山川河流的走向，把全国划分为bai青、徐、扬、荆、豫、冀、兖、雍、梁九州，青州是其中之一。中国最古老的地理著作《尚书`禹贡》中称“海岱惟青州”。海即渤海，岱即泰山。据《周礼》记载“正东曰青州”，并注释说：“盖以土居少阳，其色为青，故曰青州。”
到了周代，青州为姜尚封地，是为齐国。秦汉时期，在青州设置了广县城，汉武帝时的青州刺史部就设在广县。西晋末年，封建割据，广县城被毁，曹嶷又在青州建广固城。东晋安帝隆安三年（399年），鲜卑人慕容德在这里定都建立了南燕国。其叔侄称帝10余年，直到东晋安帝义熙六年（410年）大将刘裕灭南燕，随之夷平广固，新任青州刺史杨穆之又在南阳河北岸建东阳城。这可以说是历史上的第三个青州城，。至北魏孝明帝熙平二年（517年）秋，又在南阳河南岸增筑难过，这就是后来的南阳城，亦即第四个青州城。唐以降，此城一直是青州府治所在地。东汉开始佛教传入我国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青州也不例外，到处广建寺院，著名的有七级寺广福寺.兴国寺.南阳寺（唐代改名为龙兴寺）等。唐宋时期的青州版图，是历史上占地面积最大的。永泰元年（765年）平卢淄青兵马节度使李正己（高丽人）以青州为据，先后攻占近邻15个州，其祖孙三代统治山东54年之久，史称李氏父子统治时法令齐一，赋均而轻。宋代青州人才辈出，先由王曾，后有燕肃，还有范仲淹.欧阳修.富弼等北宋名臣来知青州，因此青州有范公亭，三贤祠等名胜存世。著名的女词人李清照曾在青州居住了十几年，写下了许多词句佳作。明洪武九年（1376年）青州有省治降为府治。清雍正八年（1730年）在青州城北筑旗兵驻防城为省级军事治地，仍保留着我国东方重镇的地位。
青州钟灵毓秀，人杰地灵，彪炳史册的历史名人灿若星辰，既有职掌权要的刚直文臣，也有驰骋疆场的威猛武将；既有才思飞扬的文人墨客，也有巧夺天工的巧手巨匠。历代有6人高中状元，13人至宰相。如王曾、刘羽、冯溥、赵秉忠、刑玠、钟羽正、房可壮、燕肃、于钦等等，展现了青州人多姿的风貌。同时，中国历史上闻名遐尔的郦道元、李白、杜甫、李邕、范仲淹、欧阳修、李清照等人士都在青州留下足迹，为青州文化增添了靓丽的风采。
云门山位于青州城南2．5公里处，海拔421米，自古为鲁中名山。主峰大云顶，有洞如门，南北相通，远望如明镜高悬，将山顶庙宇托于其上，虚无缥缈，宛若仙境，谓之“云门”，或称“云门仙境”。 天仙玉女祠是云门山上最古老的建筑，最初是蒙古包式，元朝时改建为道士帽式，为石质无梁建筑，这种石质无梁结构建筑国内仅有三处。东西建阆风亭，向西眺望，驼山及西南大小群峰山峦起伏，尽收眼底。山腰建有“望寿阁”，红墙青瓦，古色古香，巍伟壮观。在云门山的阳坡还有大、小石窟5个，造像272尊，也是寻幽访古的佳境。 在云门山阴，有一处海内外罕见的巨大“寿”字摩崖石刻，人称“云门献寿”，写此字的周全是明代嘉靖年间衡王府的内掌司，善作斗方之字，这是他为衡王祝寿，以“寿比南山”之意而凿的。这个“寿”字，通高7．5米，宽3．7米，单是下部的“寸”字就2．22米高，所以当地有“人无寸高”的戏语,素有“南佛北寿”之说.青州当地有“一拜寿、二拜佛、三拜清官”之言，近年来众多的中外游客都喜欢到云门山参拜大寿字。
驼山位于青州市西南5公里处，“驼岭千寻”为古青州八景之一。山体由东北向西南延伸，因似骆驼而得名。驼山摩崖造像多数为北周、隋唐时期，大小佛像共有638尊。其中大的高7米，小的仅10厘米，刻功精细，造型优美。山顶古建筑雄伟壮观，有昊天宫、玉皇殿、七宝阁等多处景观。
玲珑山位于青州城西南16公里。山中多洞府，名观音、串心、仙宝、通天等，各具特色。最为著名的是北魏青州刺史郑道昭的《白驹谷题名》，每年都吸引国内外众多书法家登临观赏。
青州博物馆的规模是全国县级博物馆最大的一个，被称为“小大博物馆”。馆内文物十分丰富，馆内收藏的“状元卷”、宜子孙玉璧等皆为国家一级文物。龙兴寺窖藏佛像为1999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轰动海内外。位于范公亭西端，占地面积39亩，其建筑采用仿古风格，古朴端庄。
偶园位于青州城区偶园街南端。原为清康熙年间文华殿大学士冯溥的私人花园，俗称冯家花园。亭阁、假山、怪石、幽洞，构成了偶园假山独特的风格，经园林建筑学家、同济大学教授陈从周先生考证，偶园假山为全国惟一幸存的清代康熙风格的假山。
范公亭公园位于范公亭西路西端，总面积200多亩。有范公井、范公亭、澄清轩、三贤祠、李清照故居、顺河楼、四松亭、玉带桥等景观。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知青州时，体恤民情，以范公井之水配药，治疗流行百姓中的眼疾，一时成为传颂千古的佳话。
天山位于青州市西南48公里，为国家级森林公园，山上树林茂密。有文殊寺、文昌阁等古迹和佛光崖、仰天槽、仙人洞、水帘洞等众多自然景观。山有巨洞，洞有石隙通山顶“一窍仰穿，天光下射”，山由此而得名。
青州在远古时为东夷之地，传说大禹治水后，按照山川河流的走向，把全国划分为bai青、徐、扬、荆、豫、冀、兖、雍、梁九州，青州是其中之一。中国最古老的地理著作《尚书`禹贡》中称“海岱惟青州”。海即渤海，岱即泰山。据《周礼》记载“正东曰青州”，并注释说：“盖以土居少阳，其色为青，故曰青州。”
到了周代，青州为姜尚封地，是为齐国。秦汉时期，在青州设置了广县城，汉武帝时的青州刺史部就设在广县。西晋末年，封建割据，广县城被毁，曹嶷又在青州建广固城。东晋安帝隆安三年（399年），鲜卑人慕容德在这里定都建立了南燕国。其叔侄称帝10余年，直到东晋安帝义熙六年（410年）大将刘裕灭南燕，随之夷平广固，新任青州刺史杨穆之又在南阳河北岸建东阳城。这可以说是历史上的第三个青州城，。至北魏孝明帝熙平二年（517年）秋，又在南阳河南岸增筑难过，这就是后来的南阳城，亦即第四个青州城。唐以降，此城一直是青州府治所在地。东汉开始佛教传入我国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青州也不例外，到处广建寺院，著名的有七级寺广福寺.兴国寺.南阳寺（唐代改名为龙兴寺）等。唐宋时期的青州版图，是历史上占地面积最大的。永泰元年（765年）平卢淄青兵马节度使李正己（高丽人）以青州为据，先后攻占近邻15个州，其祖孙三代统治山东54年之久，史称李氏父子统治时法令齐一，赋均而轻。宋代青州人才辈出，先由王曾，后有燕肃，还有范仲淹.欧阳修.富弼等北宋名臣来知青州，因此青州有范公亭，三贤祠等名胜存世。著名的女词人李清照曾在青州居住了十几年，写下了许多词句佳作。明洪武九年（1376年）青州有省治降为府治。清雍正八年（1730年）在青州城北筑旗兵驻防城为省级军事治地，仍保留着我国东方重镇的地位。
青州钟灵毓秀，人杰地灵，彪炳史册的历史名人灿若星辰，既有职掌权要的刚直文臣，也有驰骋疆场的威猛武将；既有才思飞扬的文人墨客，也有巧夺天工的巧手巨匠。历代有6人高中状元，13人至宰相。如王曾、刘羽、冯溥、赵秉忠、刑玠、钟羽正、房可壮、燕肃、于钦等等，展现了青州人多姿的风貌。同时，中国历史上闻名遐尔的郦道元、李白、杜甫、李邕、范仲淹、欧阳修、李清照等人士都在青州留下足迹，为青州文化增添了靓丽的风采。
云门山位于青州城南2．5公里处，海拔421米，自古为鲁中名山。主峰大云顶，有洞如门，南北相通，远望如明镜高悬，将山顶庙宇托于其上，虚无缥缈，宛若仙境，谓之“云门”，或称“云门仙境”。 天仙玉女祠是云门山上最古老的建筑，最初是蒙古包式，元朝时改建为道士帽式，为石质无梁建筑，这种石质无梁结构建筑国内仅有三处。东西建阆风亭，向西眺望，驼山及西南大小群峰山峦起伏，尽收眼底。山腰建有“望寿阁”，红墙青瓦，古色古香，巍伟壮观。在云门山的阳坡还有大、小石窟5个，造像272尊，也是寻幽访古的佳境。 在云门山阴，有一处海内外罕见的巨大“寿”字摩崖石刻，人称“云门献寿”，写此字的周全是明代嘉靖年间衡王府的内掌司，善作斗方之字，这是他为衡王祝寿，以“寿比南山”之意而凿的。这个“寿”字，通高7．5米，宽3．7米，单是下部的“寸”字就2．22米高，所以当地有“人无寸高”的戏语,素有“南佛北寿”之说.青州当地有“一拜寿、二拜佛、三拜清官”之言，近年来众多的中外游客都喜欢到云门山参拜大寿字。
驼山位于青州市西南5公里处，“驼岭千寻”为古青州八景之一。山体由东北向西南延伸，因似骆驼而得名。驼山摩崖造像多数为北周、隋唐时期，大小佛像共有638尊。其中大的高7米，小的仅10厘米，刻功精细，造型优美。山顶古建筑雄伟壮观，有昊天宫、玉皇殿、七宝阁等多处景观。
玲珑山位于青州城西南16公里。山中多洞府，名观音、串心、仙宝、通天等，各具特色。最为著名的是北魏青州刺史郑道昭的《白驹谷题名》，每年都吸引国内外众多书法家登临观赏。
青州博物馆的规模是全国县级博物馆最大的一个，被称为“小大博物馆”。馆内文物十分丰富，馆内收藏的“状元卷”、宜子孙玉璧等皆为国家一级文物。龙兴寺窖藏佛像为1999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轰动海内外。位于范公亭西端，占地面积39亩，其建筑采用仿古风格，古朴端庄。
偶园位于青州城区偶园街南端。原为清康熙年间文华殿大学士冯溥的私人花园，俗称冯家花园。亭阁、假山、怪石、幽洞，构成了偶园假山独特的风格，经园林建筑学家、同济大学教授陈从周先生考证，偶园假山为全国惟一幸存的清代康熙风格的假山。
范公亭公园位于范公亭西路西端，总面积200多亩。有范公井、范公亭、澄清轩、三贤祠、李清照故居、顺河楼、四松亭、玉带桥等景观。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知青州时，体恤民情，以范公井之水配药，治疗流行百姓中的眼疾，一时成为传颂千古的佳话。
天山位于青州市西南48公里，为国家级森林公园，山上树林茂密。有文殊寺、文昌阁等古迹和佛光崖、仰天槽、仙人洞、水帘洞等众多自然景观。山有巨洞，洞有石隙通山顶“一窍仰穿，天光下射”，山由此而得名。
#以案释法# 百年祖屋遇拆迁 继承纠纷该告谁? via.中国普法
拆迁平地起风云 兄弟反目上公堂
为了改善人民群众生活居住条件，从2009年5月起，当地政府将李家大院所在地区列入了拆迁开发范围。2009年7月31日，文物保护部门向具体负责拆迁开发前期准备工作的有关部门发出《关于在开发中做好文物保护工作的函》：“……三、关于乡土建筑（包括：四合院、优秀近代建筑）的保护，没有列入文物保护单位的，建议在拆迁工作中应给予原址保护。目前，未升级为文物保护单位，但已列入我区文史资料记载的乡土建筑有：李家大院……特此函告。” 2009年12月，当地政府主管部门正式在李家大院所在地区张贴公布了拆迁公告。
在拆迁过程中，李家的五个兄弟对拆迁补偿问题各自都提起了自己不同的意见：李甲、李乙、李丙、李丁都要求每人应从自己享有产权份额的祖屋内分得一套属于自己的两居室楼房，同时每人各自还要求得到100万元的装修补偿款。但李戊认为四个哥哥在外都有自己的住房，而自己却只有祖屋一处住宅，因此祖屋的拆迁补偿应优先满足自己的居住条件改善，自己有两个孩子都要结婚成家，因此至少需要三套两居室楼房及300万元的装修补偿款才能实现“分得开，住得下”的居住条件改善目标。
李家五个兄弟为了拆迁补偿问题，共同找到了拆迁公司，不仅共同向拆迁公司出示了关于祖屋的继承公证书，而且均说明了各自的拆迁补偿要求。但由于他们提出的拆迁补偿要求与政府拆迁补偿标准差距过大，所以他们的祖屋拆迁补偿问题迟迟未能得到解决。由于李戊实际在祖屋内居住，不断推进的拆迁工作使得李戊比四个哥哥更加迫切要求尽快解决拆迁补偿问题，因此李戊瞒着四个哥哥，以自己一人的名义与拆迁公司单独于2013年4月签订了关于全部五间正房祖屋的《住宅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住宅房屋拆迁补偿安置补充协议》《拆迁定向安置房选房协议》等三份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上述协议签订后，李戊从拆迁公司领取了相关拆迁补偿款，并向拆迁部门交付了李家大院的五间正房祖屋。拆迁公司从李戊手中接收房屋后，立即将李家大院的五间正房祖屋全部拆除。
李甲、李乙、李丙、李丁得知祖屋被拆的事情之后，强烈不满。四个哥哥将李戊和拆迁公司共同作为被告，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法院于2014年作出判决，认定拆迁公司在明确知道五间正房祖屋属于李甲等兄弟五人分别所有的情况下，单独与李戊就全部五间正房祖屋签订三份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侵犯了李甲等四个哥哥的合法权益，对李甲等四个哥哥享有所有权的祖屋构成了无权处分，据此判决确认李戊单独与拆迁公司签订的三份拆迁安置补偿协议无效。李戊对判决不服曾提出上诉，二审法院经审理，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拆祖屋成文物 文保部门成被告
民事终审判决虽然已经下来了，但李家五兄弟关于拆迁补偿的问题仍没有得到最终解决：一方面，拆迁公司认为李家五兄弟提出的拆迁补偿要求过高，拒绝与他们签订新的拆迁补偿协议，而且由于祖屋已被实际拆除完毕，所以拆迁公司也认为没有提出拆迁裁决申请的必要；另一方面，李家五兄弟也知道自己提出的拆迁补偿要求比政府公布的拆迁补偿标准高出太多，即使自己提出拆迁裁决申请或对拆迁公司就祖屋被错误拆除行为提出赔偿的民事诉讼，也不会得到政府或法院的支持，所以李家五兄弟也不愿通过拆迁裁决程序或民事诉讼程序解决拆迁补偿问题，他们只是推举大哥李甲就拆迁补偿问题到政府信访部门进行信访。
就这样在民事终审判决生效之后，关于李家大院五间正房祖屋的拆迁补偿问题出现了一个奇特的情况：双方既签订不了补偿协议，也没人愿意通过法定程序提出裁决申请或民事赔偿诉讼，只有李甲作为李家五兄弟的代表，不停地向政府进行信访。
直到2015年，为发展京西民俗旅游工作，由政府出资在李家大院原址对包括五间正房祖屋在内的全部李家大院进行了复建，并开辟为当地民俗博物馆。2016年又正式将包括五间正房祖屋在内的整个李家大院认定为不可移动文物，并升级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
“俺家祖屋现在是文物了！”李家五兄弟得知此事后激动不已，他们认为找到了一条解决他们拆迁补偿问题的新途径。2017年10月，李甲作为李家五兄弟的代表，以被拆祖屋产权人的身份向当地文物保护部门提交《拆除不可移动文物行为查处申请书》，请求依法查处拆迁公司在2013年违法拆除李家大院五间正房祖屋不可移动文物的行为，并要求书面告知他们处置结果。
文物保护部门收到申请后，经过调查，于2017年12月作出了《关于申请人李甲〈拆除不可移动文物行为查处申请书〉的答复意见》：“申请人李甲的房屋被拆迁时间为2013年，而本区人民政府公布该处房屋被确定为文物保护单位的时间为2016年。由于在拆迁期间该处房屋未被确定为不可移动文物，故不予立案。特此回复。”并向李甲依法送达。
李甲不服，于2018年1月向当地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当地政府受理后，经过调查和延期处理，于2018年4月作出了《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文物保护部门的答复行为。
李甲收到《行政复议决定书》后仍不服，再次告到了法院。不过这次他告的不再是拆迁公司和自家兄弟，而是以文物保护部门和当地政府作为共同被告提起了行政诉讼。李甲在行政诉讼中提出的诉讼请求为：1.撤销当地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2.撤销文物保护部门作出的《关于申请人李甲〈拆除不可移动文物行为查处申请书〉的答复意见》，并要求重新处理。
俺家祖屋是文物 咋个俺就不能告
对于李甲的起诉，法院经过审理认为，李甲与他向文物保护部门提交申请书的申请内容之间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文物保护部门作出的答复对李甲自身的合法权益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因此李甲对文物保护部门提起的诉讼，不符合行政诉讼起诉条件。法院还认为，当地政府在这起案件中仅是以行政复议机关身份作为共同被告，在李甲对文物保护部门的起诉不符合起诉条件的情况下，李甲对当地政府提起的诉讼也应当认为是不符合起诉条件的。最终法院对李甲提起的行政诉讼没有给予支持。法院依据行政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作出了《行政裁定书》，裁定驳回了李甲的起诉。接到法院的裁定书后，李甲提出了一个疑问：“俺家祖屋是文物，咋个俺就不能告呢？”
对于这个问题，法官明确向李甲进行解释和说明：“在我国法律制度中，文物保护权属于一种国家公共利益，并不属于公民个人自身的私人权利。一方面，文物保护权与房屋所有权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权利。您作为祖屋的所有权人，可以依法向拆迁公司提出拆迁补偿要求，或依法向拆迁行政主管部门提出拆迁裁决申请。但无论祖屋在什么时候被认定为文物保护单位，您都不能基于对祖屋享有的所有权，向法院起诉要求文物部门对祖屋履行文物保护权。另一方面，您向文物部门的举报权与文物保护权也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权利。虽然根据相关规定，您作为公民具有向文物保护部门举报有关损害祖屋文物违法行为的权利，但这种举报权与文物保护权不同，举报权仅是一种向国家有关部门执法提供线索的权利，这种举报权与举报人自身利益没有直接关系。综合这两方面原因，法院认为您与祖屋属于文物以及引发的文物保护问题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所以法院认定您没有权利就文物保护问题提起行政诉讼。”经过法官的解释说明，李甲最终没有提出上诉，而是与兄弟们商量通过其他方式寻求解决祖屋的拆迁补偿问题。
■法官释法
谁有权对文物保护提起行政诉讼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规定，在我国法律制度体系中，文物保护权利是一种公共权利，文物保护主体应当是国家，所以文物保护权的权利主体当然也只能是国家，在实践当中只能由有关国家政府部门代表公共利益依法行使。因此除国家之外的任何集体或个人不能以其享有文物物权为由，主张享有文物保护权。
在我国法律制度体系中，举报投诉权并不是一种独立的实体性权利，它只是一种程序性权利，目的仅在于启动一项行政执法工作。举报人通过举报投诉行为使行政机关启动的行政执法工作既可能是为了维护举报人个人私人权利，也可能是为了维护公共利益，或者二者兼有。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公民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有权提出行政诉讼。具体在因举报投诉引发的行政诉讼活动中，公民只有在为维护个人自身私人权利时提出的举报行为，才能有权提起行政诉讼，或者说才能具有原告主体资格。
那么在我国到底谁才有权对文物保护问题提起行政诉讼维护文物保护利益呢？根据201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刚刚修改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相关规定，对于属于公共利益的文物保护利益只能由有权机关通过不断完善后的公益诉讼方式，才能向法院行使行政诉讼的诉权。所以公民个人不能以自己名义直接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主张文物保护权利。
拆迁平地起风云 兄弟反目上公堂
为了改善人民群众生活居住条件，从2009年5月起，当地政府将李家大院所在地区列入了拆迁开发范围。2009年7月31日，文物保护部门向具体负责拆迁开发前期准备工作的有关部门发出《关于在开发中做好文物保护工作的函》：“……三、关于乡土建筑（包括：四合院、优秀近代建筑）的保护，没有列入文物保护单位的，建议在拆迁工作中应给予原址保护。目前，未升级为文物保护单位，但已列入我区文史资料记载的乡土建筑有：李家大院……特此函告。” 2009年12月，当地政府主管部门正式在李家大院所在地区张贴公布了拆迁公告。
在拆迁过程中，李家的五个兄弟对拆迁补偿问题各自都提起了自己不同的意见：李甲、李乙、李丙、李丁都要求每人应从自己享有产权份额的祖屋内分得一套属于自己的两居室楼房，同时每人各自还要求得到100万元的装修补偿款。但李戊认为四个哥哥在外都有自己的住房，而自己却只有祖屋一处住宅，因此祖屋的拆迁补偿应优先满足自己的居住条件改善，自己有两个孩子都要结婚成家，因此至少需要三套两居室楼房及300万元的装修补偿款才能实现“分得开，住得下”的居住条件改善目标。
李家五个兄弟为了拆迁补偿问题，共同找到了拆迁公司，不仅共同向拆迁公司出示了关于祖屋的继承公证书，而且均说明了各自的拆迁补偿要求。但由于他们提出的拆迁补偿要求与政府拆迁补偿标准差距过大，所以他们的祖屋拆迁补偿问题迟迟未能得到解决。由于李戊实际在祖屋内居住，不断推进的拆迁工作使得李戊比四个哥哥更加迫切要求尽快解决拆迁补偿问题，因此李戊瞒着四个哥哥，以自己一人的名义与拆迁公司单独于2013年4月签订了关于全部五间正房祖屋的《住宅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住宅房屋拆迁补偿安置补充协议》《拆迁定向安置房选房协议》等三份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上述协议签订后，李戊从拆迁公司领取了相关拆迁补偿款，并向拆迁部门交付了李家大院的五间正房祖屋。拆迁公司从李戊手中接收房屋后，立即将李家大院的五间正房祖屋全部拆除。
李甲、李乙、李丙、李丁得知祖屋被拆的事情之后，强烈不满。四个哥哥将李戊和拆迁公司共同作为被告，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法院于2014年作出判决，认定拆迁公司在明确知道五间正房祖屋属于李甲等兄弟五人分别所有的情况下，单独与李戊就全部五间正房祖屋签订三份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侵犯了李甲等四个哥哥的合法权益，对李甲等四个哥哥享有所有权的祖屋构成了无权处分，据此判决确认李戊单独与拆迁公司签订的三份拆迁安置补偿协议无效。李戊对判决不服曾提出上诉，二审法院经审理，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拆祖屋成文物 文保部门成被告
民事终审判决虽然已经下来了，但李家五兄弟关于拆迁补偿的问题仍没有得到最终解决：一方面，拆迁公司认为李家五兄弟提出的拆迁补偿要求过高，拒绝与他们签订新的拆迁补偿协议，而且由于祖屋已被实际拆除完毕，所以拆迁公司也认为没有提出拆迁裁决申请的必要；另一方面，李家五兄弟也知道自己提出的拆迁补偿要求比政府公布的拆迁补偿标准高出太多，即使自己提出拆迁裁决申请或对拆迁公司就祖屋被错误拆除行为提出赔偿的民事诉讼，也不会得到政府或法院的支持，所以李家五兄弟也不愿通过拆迁裁决程序或民事诉讼程序解决拆迁补偿问题，他们只是推举大哥李甲就拆迁补偿问题到政府信访部门进行信访。
就这样在民事终审判决生效之后，关于李家大院五间正房祖屋的拆迁补偿问题出现了一个奇特的情况：双方既签订不了补偿协议，也没人愿意通过法定程序提出裁决申请或民事赔偿诉讼，只有李甲作为李家五兄弟的代表，不停地向政府进行信访。
直到2015年，为发展京西民俗旅游工作，由政府出资在李家大院原址对包括五间正房祖屋在内的全部李家大院进行了复建，并开辟为当地民俗博物馆。2016年又正式将包括五间正房祖屋在内的整个李家大院认定为不可移动文物，并升级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
“俺家祖屋现在是文物了！”李家五兄弟得知此事后激动不已，他们认为找到了一条解决他们拆迁补偿问题的新途径。2017年10月，李甲作为李家五兄弟的代表，以被拆祖屋产权人的身份向当地文物保护部门提交《拆除不可移动文物行为查处申请书》，请求依法查处拆迁公司在2013年违法拆除李家大院五间正房祖屋不可移动文物的行为，并要求书面告知他们处置结果。
文物保护部门收到申请后，经过调查，于2017年12月作出了《关于申请人李甲〈拆除不可移动文物行为查处申请书〉的答复意见》：“申请人李甲的房屋被拆迁时间为2013年，而本区人民政府公布该处房屋被确定为文物保护单位的时间为2016年。由于在拆迁期间该处房屋未被确定为不可移动文物，故不予立案。特此回复。”并向李甲依法送达。
李甲不服，于2018年1月向当地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当地政府受理后，经过调查和延期处理，于2018年4月作出了《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文物保护部门的答复行为。
李甲收到《行政复议决定书》后仍不服，再次告到了法院。不过这次他告的不再是拆迁公司和自家兄弟，而是以文物保护部门和当地政府作为共同被告提起了行政诉讼。李甲在行政诉讼中提出的诉讼请求为：1.撤销当地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2.撤销文物保护部门作出的《关于申请人李甲〈拆除不可移动文物行为查处申请书〉的答复意见》，并要求重新处理。
俺家祖屋是文物 咋个俺就不能告
对于李甲的起诉，法院经过审理认为，李甲与他向文物保护部门提交申请书的申请内容之间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文物保护部门作出的答复对李甲自身的合法权益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因此李甲对文物保护部门提起的诉讼，不符合行政诉讼起诉条件。法院还认为，当地政府在这起案件中仅是以行政复议机关身份作为共同被告，在李甲对文物保护部门的起诉不符合起诉条件的情况下，李甲对当地政府提起的诉讼也应当认为是不符合起诉条件的。最终法院对李甲提起的行政诉讼没有给予支持。法院依据行政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作出了《行政裁定书》，裁定驳回了李甲的起诉。接到法院的裁定书后，李甲提出了一个疑问：“俺家祖屋是文物，咋个俺就不能告呢？”
对于这个问题，法官明确向李甲进行解释和说明：“在我国法律制度中，文物保护权属于一种国家公共利益，并不属于公民个人自身的私人权利。一方面，文物保护权与房屋所有权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权利。您作为祖屋的所有权人，可以依法向拆迁公司提出拆迁补偿要求，或依法向拆迁行政主管部门提出拆迁裁决申请。但无论祖屋在什么时候被认定为文物保护单位，您都不能基于对祖屋享有的所有权，向法院起诉要求文物部门对祖屋履行文物保护权。另一方面，您向文物部门的举报权与文物保护权也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权利。虽然根据相关规定，您作为公民具有向文物保护部门举报有关损害祖屋文物违法行为的权利，但这种举报权与文物保护权不同，举报权仅是一种向国家有关部门执法提供线索的权利，这种举报权与举报人自身利益没有直接关系。综合这两方面原因，法院认为您与祖屋属于文物以及引发的文物保护问题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所以法院认定您没有权利就文物保护问题提起行政诉讼。”经过法官的解释说明，李甲最终没有提出上诉，而是与兄弟们商量通过其他方式寻求解决祖屋的拆迁补偿问题。
■法官释法
谁有权对文物保护提起行政诉讼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规定，在我国法律制度体系中，文物保护权利是一种公共权利，文物保护主体应当是国家，所以文物保护权的权利主体当然也只能是国家，在实践当中只能由有关国家政府部门代表公共利益依法行使。因此除国家之外的任何集体或个人不能以其享有文物物权为由，主张享有文物保护权。
在我国法律制度体系中，举报投诉权并不是一种独立的实体性权利，它只是一种程序性权利，目的仅在于启动一项行政执法工作。举报人通过举报投诉行为使行政机关启动的行政执法工作既可能是为了维护举报人个人私人权利，也可能是为了维护公共利益，或者二者兼有。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公民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有权提出行政诉讼。具体在因举报投诉引发的行政诉讼活动中，公民只有在为维护个人自身私人权利时提出的举报行为，才能有权提起行政诉讼，或者说才能具有原告主体资格。
那么在我国到底谁才有权对文物保护问题提起行政诉讼维护文物保护利益呢？根据201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刚刚修改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相关规定，对于属于公共利益的文物保护利益只能由有权机关通过不断完善后的公益诉讼方式，才能向法院行使行政诉讼的诉权。所以公民个人不能以自己名义直接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主张文物保护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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