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清旋0707# 在这里，除了俄罗斯人的军营之外，我发现无知和信奉原始宗教的情况仍很普遍。在鄂毕河与叶尼塞河之间，全都是原始宗教的天下，那里居民的不开化程度和最边远的鞑靼人一样，不，据我所知，同亚洲和美洲最落后的民族一样。我还发现，这些原始宗教的信奉者在俄罗斯人的控制之下，并没有从此聪明起来，也没有从此和基督教亲近一些。在我有机会同俄罗斯的地方长官谈话时，提出了这个看法，他们也承认这种情况确实存在，但他们又说这不关他们的事，因为，如果沙皇要让他的西伯利亚、通古斯或鞑靼臣民改宗基督教的话，那么他们就应该派教士到他们中间去说服他们，而不是派军人去。他们还说，他们的君主只想让那些人成为他的臣民，而不是让他们成为基督徒——他们此种坦诚的话，倒是出乎我[围观][围观]的意料。？
【 Miu：熊孩子养成 】
家长自幼匮乏，缺乏家庭教养；有孩子后补偿式宠溺、放纵；孩子长大仍然感觉缺失，脆弱、贪婪、愚昧……生儿育女，继续轮回。人类社会由很大这部分人组成，自然冲突矛盾从不间断。
人类的发展程度如此低下，根本就是因为无知。
所以意识上匮乏；所以自私自利；所以不知检省自身；所以追逐外境；所以面对弱者狂妄自大，面对强者欣羡模仿……所以拜物，所以低级原始。
用文明的标准去看待人类：卑怯丑陋。
但根本就是无知。
对自己从无所知啊！让他们怎么改？
自己活成什么样，人们也是无法判断的，因为完全缺乏生命美好状态的稳定体验作为标准，换言之：他们从来都没有活到过那个份儿上！
我早前还为此吐槽……现在我他妈吐不动了。
你跟一点都不懂你意思的人说，同是中国话，他们听不懂。你描述的那种幸福感，他们觉得是文学修辞～ 你不厌其烦推广的简单方法，他们觉得是为了赚钱。
[允悲][允悲][允悲]
所以我现在就只想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笑！
家长自幼匮乏，缺乏家庭教养；有孩子后补偿式宠溺、放纵；孩子长大仍然感觉缺失，脆弱、贪婪、愚昧……生儿育女，继续轮回。人类社会由很大这部分人组成，自然冲突矛盾从不间断。
人类的发展程度如此低下，根本就是因为无知。
所以意识上匮乏；所以自私自利；所以不知检省自身；所以追逐外境；所以面对弱者狂妄自大，面对强者欣羡模仿……所以拜物，所以低级原始。
用文明的标准去看待人类：卑怯丑陋。
但根本就是无知。
对自己从无所知啊！让他们怎么改？
自己活成什么样，人们也是无法判断的，因为完全缺乏生命美好状态的稳定体验作为标准，换言之：他们从来都没有活到过那个份儿上！
我早前还为此吐槽……现在我他妈吐不动了。
你跟一点都不懂你意思的人说，同是中国话，他们听不懂。你描述的那种幸福感，他们觉得是文学修辞～ 你不厌其烦推广的简单方法，他们觉得是为了赚钱。
[允悲][允悲][允悲]
所以我现在就只想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笑！
敦煌写经：古人世界的折射镜
1900年，敦煌藏经洞无意被开启，敦煌学也随之兴起。敦煌藏经洞所出文书，学界一般称为“敦煌文书”或“敦煌遗书”。在敦煌文书中，九成左右的文书属于佛教文献，种类繁多，数量可观。这些丰富的材料记载了敦煌地区轰轰烈烈的抄经历史。
抄经活动在古代中国盛行的历史和思想背景
佛教诞生于古印度，但是为何抄经活动能够在千里之外的古代中国社会经久不坠，这是值得深思和探讨的问题。口耳相传是古印度文化传承的主要手段，而文字书写的意识较为薄弱。佛教诞生后，佛法“皆口口相传”，不立文字。此种传法手段导致佛经大量流失，教团内部也因记诵差异而出现分歧，并加速了教团分裂。与此相反，我国古人却有“声不能传于异地留于异时，于是乎书之为文字”的认识。因此，当佛教于两汉之际传入中国之后，信众积极传译书写。此外，古代中国文字的统一和纸张的使用又是印度社会难以比拟的。古印度小邦林立，语言各异，佛经不易广泛流传，而古印度书写所使用的贝叶也不利于广泛使用。因此，我国古代社会拥有抄经活动轰轰烈烈展开的思想认识和物质基础。而真正刺激民众抄经活动的是佛教宣扬的“因果报应”和“功德回向”思想。在佛教的宣扬下，民众逐渐接受抄写佛经是一种善事的观点，认为抄经行为是“胜因”“功德”“善根”“福”“善果”“胜业”“福善”“福田”。而末法思想是民众热衷抄写佛经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最迟到北凉时期，已有人相信中国进入末法时期。末法时期，经像俱毁。笼罩在末法恐惧下的民众积极书写佛经，“存经以备法灭”，著名的房山石经便是在此种思想影响下形成的。
对于敦煌地区的抄经活动，必须站在历史大坐标轴中，以更宽阔的视野加以审视，才能辨别敦煌与中原地区文化的异同，考察不同区域间的文化交流。同时，因为研究对象的特殊性，须综合应用宗教学和历史学方法多方面考察，以便从有限的材料中获得更为饱满的信息。
官府和寺院的抄经活动
敦煌写经中，一部分经文是由官府和寺院组织抄写的。寺院和官府组建的写经道场是如何运行的？史书阙载，无从得知。幸运的是，敦煌文献中保存有抄经道场遗留下来的《抄经历》《配纸历》《勘误历》《抄经名册》等各种原始记录。这些史家眼中的“边角料”，成为今人了解古代道场抄经运行模式的宝贵资料，也为我们清除一块史学盲区提供了可能。
敦煌抄经道场的抄经生和校对者一部分由寺院僧人充当，一部分由世俗社会中的衙牙担任，在吐蕃时期部落百姓也成为抄经大军中的重要力量。出于虔诚和阅读的方便，楷书是道场规定使用的字体，抄经者在抄经之前要熟读经文，熟练掌握生僻字的写法。古代物质匮乏，为确保纸张不被抄经者偷盗和浪费，道场制定了严格的纸张使用制度。抄经生所用纸张是道场按照《经录》一次性发放的，如果抄经生抄写有误，需要以废换新，并登记在案。所抄写的佛经，一般经过两至三次校对，才可以入藏。吐蕃时期多则达到九次，这与当时抄写者水平不高有很大关系。如果校对者发现抄写有误，抄经者必须重新书写。校对出的错误和书写的错误，均记录在役工册中，是校对者和书写者日后取得报酬的重要依据。抄经道场有严格的抄经制式：“散说一十七字为行；偈颂二等：四、五言则四句为行，七言偈则二句为行。”抄经制式的执行为检校佛经提供了方便。抄写合格的经文才可以归入寺院经藏，并由经藏“所由”（即经藏的管理者）负责经文的日常护理和借阅。
敦煌文书中保存了一批武后为其父母祈福而抄写的《金刚经》和《妙法莲华经》，在佛经尾部有抄经列位信息，记载了抄经时间、抄经生及抄经生所属机构、校阅人及校阅人所属寺院、抄经使和抄经判官、装潢人。武后发愿抄写的经文，由左春坊、秘书省、弘文馆、门下省楷书手担任，所抄佛经经过“三次校对”“四次审阅”，其中校阅者由当时长安、太原等地的高僧大德担任。抄经使和抄经判官，负责抄经质量和抄经物资所需。武后抄经所留存的实物，是今人打开古代皇室抄经历史的一把钥匙。
信众的抄经活动
与寺院和官府大规模的抄经活动不同，民众一般抄写小部头的佛经，抄写完毕后通常在佛经尾部书写一段“题记”，用以记述抄经者身份、抄经时间、场合、缘由、祈愿内容、抄经经过等信息，所记内容丰富多彩，具有很大的学术价值。抄经题记体现了民众的佛教信仰以及对佛法的理解，从中不难窥探佛教思想融入中国社会的历程。其次，传世文献中记载民众生活的内容少之又少，史官们更关注的是帝王将相的丰功伟绩和维护长幼尊卑的礼乐纲常，对普通民众的生活往往惜墨如金、阙而不载。然而，普通民众的历史才是有血有肉的历史。幸运的是，抄经题记弥补了这种缺失，淹没在历史迷雾中的民生影像借此越来越清晰地展现于世人面前。抄经题记记录的并不是古人生活内容的全部，却是现知材料中最为直接观察古人生活世界的“窗口”。从抄经题记可以看到古人种种世俗诉求和民生所向，如：延寿愈疾（S.6230）、分娩平安（P.2900）、护国安民（P.2312）、转为男身（书道博物馆藏）、合家团圆（S.2360）、早归故土（S.2605）、消除牢狱之灾（BD05671）、风调雨顺（北0686）、两国和好（S.1963）、仕途通顺（S.87），等等。
参与抄经活动的人物涉及社会各阶层，总体可分为三个层次：首先是皇室贵胄；其次是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吏；而为数最多的是走卒贩夫、工农兵学等芸芸众生。抄经者抄写佛经时，在时间上具有一定的趋向性，即一般在佛教神圣的日子中抄写，他们将本来均质的时间分割成神圣和非神圣两部分，认为在适宜的时间内书写佛经，功效大于平日，更为灵验可感。在佛教上报“四重恩”思想的影响下，父母、眷属、师僧、国主是抄经者主要的祈愿对象。
佛教一直强调善恶果报的必然性。信众也坚信写经是善因，会带来好的果报，而结果却并非信众所期待的那样。按此逻辑推理，信众的抄经活动应该昙花一现，不可能在历史上久行不坠。以何种心态理解这种有悖常理的行为呢？这与佛教三报论思想的传播有很大关系。抄经者同意将福报延迟至下世或者扩展到眷属身上。同时抄经者通过虔诚的抄经行为，如刺血写经、书写重要典籍，来优化福报结果。随着佛教信众增多，以盈利为目的的抄经坊和抄经生产生，“买福卖罪，如持左契，交手相付”，抄经供养完全世俗化。可以说，在抄经市场中，俗众抄经是在世俗利益标尺下所做的宗教信仰行为，书写佛经是其获得福报的手段之一。
通过对敦煌写经的研究，可以看到：敦煌藏经洞所出文献因特殊的历史遭遇，反映同一历史事件的文书散藏于中、英、法、日、俄等世界各地。如果孤立地分析某地所收藏的文献，其历史信息是非常有限的，据此难以把握文书本来的性质。但如果采用综合研究的方法，将反映同一事件的、散藏于不同机构的文献搜集起来，犹如将历史的片段缀合起来，最终可获得完整的历史全景。此外，在解读抄经题记时，既要避免过度解释，又必须将其放在整个大的历史背景中，这是解读所有抄经题记时必须要遵循的原则之一。如此才可以最大限度地释放出抄经题记所蕴藏的历史信息，抄经题记的内容才可以变得更为饱满。而对于抄经题记中所表现的今人难以接受的行为，今人应以同情的态度加以审视，而不可一味地将其贬为愚昧无知，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更为贴近古人的生活，才能更为深刻地理解他们的思维模式和行事原则。
1900年，敦煌藏经洞无意被开启，敦煌学也随之兴起。敦煌藏经洞所出文书，学界一般称为“敦煌文书”或“敦煌遗书”。在敦煌文书中，九成左右的文书属于佛教文献，种类繁多，数量可观。这些丰富的材料记载了敦煌地区轰轰烈烈的抄经历史。
抄经活动在古代中国盛行的历史和思想背景
佛教诞生于古印度，但是为何抄经活动能够在千里之外的古代中国社会经久不坠，这是值得深思和探讨的问题。口耳相传是古印度文化传承的主要手段，而文字书写的意识较为薄弱。佛教诞生后，佛法“皆口口相传”，不立文字。此种传法手段导致佛经大量流失，教团内部也因记诵差异而出现分歧，并加速了教团分裂。与此相反，我国古人却有“声不能传于异地留于异时，于是乎书之为文字”的认识。因此，当佛教于两汉之际传入中国之后，信众积极传译书写。此外，古代中国文字的统一和纸张的使用又是印度社会难以比拟的。古印度小邦林立，语言各异，佛经不易广泛流传，而古印度书写所使用的贝叶也不利于广泛使用。因此，我国古代社会拥有抄经活动轰轰烈烈展开的思想认识和物质基础。而真正刺激民众抄经活动的是佛教宣扬的“因果报应”和“功德回向”思想。在佛教的宣扬下，民众逐渐接受抄写佛经是一种善事的观点，认为抄经行为是“胜因”“功德”“善根”“福”“善果”“胜业”“福善”“福田”。而末法思想是民众热衷抄写佛经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最迟到北凉时期，已有人相信中国进入末法时期。末法时期，经像俱毁。笼罩在末法恐惧下的民众积极书写佛经，“存经以备法灭”，著名的房山石经便是在此种思想影响下形成的。
对于敦煌地区的抄经活动，必须站在历史大坐标轴中，以更宽阔的视野加以审视，才能辨别敦煌与中原地区文化的异同，考察不同区域间的文化交流。同时，因为研究对象的特殊性，须综合应用宗教学和历史学方法多方面考察，以便从有限的材料中获得更为饱满的信息。
官府和寺院的抄经活动
敦煌写经中，一部分经文是由官府和寺院组织抄写的。寺院和官府组建的写经道场是如何运行的？史书阙载，无从得知。幸运的是，敦煌文献中保存有抄经道场遗留下来的《抄经历》《配纸历》《勘误历》《抄经名册》等各种原始记录。这些史家眼中的“边角料”，成为今人了解古代道场抄经运行模式的宝贵资料，也为我们清除一块史学盲区提供了可能。
敦煌抄经道场的抄经生和校对者一部分由寺院僧人充当，一部分由世俗社会中的衙牙担任，在吐蕃时期部落百姓也成为抄经大军中的重要力量。出于虔诚和阅读的方便，楷书是道场规定使用的字体，抄经者在抄经之前要熟读经文，熟练掌握生僻字的写法。古代物质匮乏，为确保纸张不被抄经者偷盗和浪费，道场制定了严格的纸张使用制度。抄经生所用纸张是道场按照《经录》一次性发放的，如果抄经生抄写有误，需要以废换新，并登记在案。所抄写的佛经，一般经过两至三次校对，才可以入藏。吐蕃时期多则达到九次，这与当时抄写者水平不高有很大关系。如果校对者发现抄写有误，抄经者必须重新书写。校对出的错误和书写的错误，均记录在役工册中，是校对者和书写者日后取得报酬的重要依据。抄经道场有严格的抄经制式：“散说一十七字为行；偈颂二等：四、五言则四句为行，七言偈则二句为行。”抄经制式的执行为检校佛经提供了方便。抄写合格的经文才可以归入寺院经藏，并由经藏“所由”（即经藏的管理者）负责经文的日常护理和借阅。
敦煌文书中保存了一批武后为其父母祈福而抄写的《金刚经》和《妙法莲华经》，在佛经尾部有抄经列位信息，记载了抄经时间、抄经生及抄经生所属机构、校阅人及校阅人所属寺院、抄经使和抄经判官、装潢人。武后发愿抄写的经文，由左春坊、秘书省、弘文馆、门下省楷书手担任，所抄佛经经过“三次校对”“四次审阅”，其中校阅者由当时长安、太原等地的高僧大德担任。抄经使和抄经判官，负责抄经质量和抄经物资所需。武后抄经所留存的实物，是今人打开古代皇室抄经历史的一把钥匙。
信众的抄经活动
与寺院和官府大规模的抄经活动不同，民众一般抄写小部头的佛经，抄写完毕后通常在佛经尾部书写一段“题记”，用以记述抄经者身份、抄经时间、场合、缘由、祈愿内容、抄经经过等信息，所记内容丰富多彩，具有很大的学术价值。抄经题记体现了民众的佛教信仰以及对佛法的理解，从中不难窥探佛教思想融入中国社会的历程。其次，传世文献中记载民众生活的内容少之又少，史官们更关注的是帝王将相的丰功伟绩和维护长幼尊卑的礼乐纲常，对普通民众的生活往往惜墨如金、阙而不载。然而，普通民众的历史才是有血有肉的历史。幸运的是，抄经题记弥补了这种缺失，淹没在历史迷雾中的民生影像借此越来越清晰地展现于世人面前。抄经题记记录的并不是古人生活内容的全部，却是现知材料中最为直接观察古人生活世界的“窗口”。从抄经题记可以看到古人种种世俗诉求和民生所向，如：延寿愈疾（S.6230）、分娩平安（P.2900）、护国安民（P.2312）、转为男身（书道博物馆藏）、合家团圆（S.2360）、早归故土（S.2605）、消除牢狱之灾（BD05671）、风调雨顺（北0686）、两国和好（S.1963）、仕途通顺（S.87），等等。
参与抄经活动的人物涉及社会各阶层，总体可分为三个层次：首先是皇室贵胄；其次是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吏；而为数最多的是走卒贩夫、工农兵学等芸芸众生。抄经者抄写佛经时，在时间上具有一定的趋向性，即一般在佛教神圣的日子中抄写，他们将本来均质的时间分割成神圣和非神圣两部分，认为在适宜的时间内书写佛经，功效大于平日，更为灵验可感。在佛教上报“四重恩”思想的影响下，父母、眷属、师僧、国主是抄经者主要的祈愿对象。
佛教一直强调善恶果报的必然性。信众也坚信写经是善因，会带来好的果报，而结果却并非信众所期待的那样。按此逻辑推理，信众的抄经活动应该昙花一现，不可能在历史上久行不坠。以何种心态理解这种有悖常理的行为呢？这与佛教三报论思想的传播有很大关系。抄经者同意将福报延迟至下世或者扩展到眷属身上。同时抄经者通过虔诚的抄经行为，如刺血写经、书写重要典籍，来优化福报结果。随着佛教信众增多，以盈利为目的的抄经坊和抄经生产生，“买福卖罪，如持左契，交手相付”，抄经供养完全世俗化。可以说，在抄经市场中，俗众抄经是在世俗利益标尺下所做的宗教信仰行为，书写佛经是其获得福报的手段之一。
通过对敦煌写经的研究，可以看到：敦煌藏经洞所出文献因特殊的历史遭遇，反映同一历史事件的文书散藏于中、英、法、日、俄等世界各地。如果孤立地分析某地所收藏的文献，其历史信息是非常有限的，据此难以把握文书本来的性质。但如果采用综合研究的方法，将反映同一事件的、散藏于不同机构的文献搜集起来，犹如将历史的片段缀合起来，最终可获得完整的历史全景。此外，在解读抄经题记时，既要避免过度解释，又必须将其放在整个大的历史背景中，这是解读所有抄经题记时必须要遵循的原则之一。如此才可以最大限度地释放出抄经题记所蕴藏的历史信息，抄经题记的内容才可以变得更为饱满。而对于抄经题记中所表现的今人难以接受的行为，今人应以同情的态度加以审视，而不可一味地将其贬为愚昧无知，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更为贴近古人的生活，才能更为深刻地理解他们的思维模式和行事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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