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秘书就全面恢复大清洗受害者名誉国家委员会工作情况接受哈通社专访】 哈萨克斯坦国务秘书叶尔兰·卡林接受哈通社专访，介绍了全面恢复大清洗（前苏联政治大迫害）受害者名誉国家委员会成立至今开展的工作和取得的成果。
记者：叶尔兰·特尼姆拜吾勒，全面恢复大清洗受害者名誉国家委员会于2020年11月，根据总统的相关命令成立至今，都开展了哪些工作，相关工作涉及到了哪些资源？
叶尔兰·卡林：国家委员会从事的是一项规模庞大的项目。该委员会的工作标志着哈萨克斯坦对 20 世纪 20 ~ 50 年代历史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我们将完全恢复黑暗事件的编年史，并保存在极权主义年代遭受苦难的哈萨克斯坦人的历史记忆。
因此，在国家委员会的基础上，组织了系统、多方面的工作。
首先，在研究政治迫害问题上投入了大量的学术资源。
过去该领域的研究只局限于少数个人，缺乏系统性。因此我们决定在国家委员会的整合下，将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集中起来。
目前，国家委员会工作组中共有316名研究人员，其中261人获准阅读和研究尚处于机密状态的文件信息。
此外还在各地区组织了国家委员会的下属分委会，分散在各地的研究人员加起来超过了500人。
第二，制定了追溯-研究工作的组织方式。
政治压迫历史的研究需要认真和全面的看待。
每一份文件、每一件事件，都不是可以随便从档案中摘录下来，公布出去就行了的。
这些都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或者一群人的历史。为了客观地评估它们，必须要开展基于事实的研究。
国家委员会成立之初，大部分关于政治迫害受害者的文件和资料都存放在全国各档案馆，没有一个统一的调阅制度。
而且，许多文件还处于机密状态并未解封，想要调阅非常困难。
国家委员会为此专门开发了一套特殊方案，用于快速检索各种档案中的历史文献并对其进行定性分析。
国家委员会的学者们都接受了使用这一检索方案的培训，以便于他们在中央和地方文件库中检索相应的封存文档。
有基于此，我们拥有了一批能够有效开展工作的团队。
第三，为了能够开展具体的工作，国家委员会集中了国家机关和地方下属部门的力量。
它们为我们的学者们开展工作提供了相当大的协助。
学者们现在有机会接触过去无法企及的文件和资料库。在各地的档案馆设立了专门办公室，并对档案员进行专门培训，为国家委员会的代表提供咨询支持。
所有组织和行政问题均已解决，可同时研究、检索和比较全国各地区档案中的资料。
记者：在国家委员会的工作基础上，目前取得了哪些成果？
叶尔兰·卡林：国家委员会并不局限于单纯的资料整理工作。最重要的，是建立一个开展研究工作的系统性方案，并基于此开启法案制定的进程。
当前，国家委员会的工作成果已经体现在真实数据和真实业务流程中。
具体来说，得益于有效的档案材料搜索和分析系统，大部分历史文献都按时间顺序进行了识别和整理。
这项工作在全国各地区的60多个国家和部门档案馆开展。利用参与这项工作的学者和研究人员的巨大潜力，国家委员会提供业务搜索、文件分类并将其整合到一个单一的教育数据库中。
国家委员会的决议，还促进了部门间有关政治迫害受害者文件解密工作的组织和有效协调，特别是总检察官办公室、内务部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封存的资料。
截至目前，已经对总检察官办公室封存的240万份文档，国家安全委员会封存的1500份档案和文件，内务部封存的5300多分文件进行了解密。
在国家委员会开展的工作下，检察院机关根据新的证据为250多名公民恢复了名誉。这些人中大部分属于被强制流放和迁徙的受害者。
国家总统在2020年签署的总统令成为了上述工作的基础。
具体来说，根据此前的《全面恢复大清洗受害者名誉法》，需要受害者或其家属向检察机关提起申诉。但通过该总统令，检察机关无需等待苦主的申诉，即可针对政治迫害案件开展调查并为被害者平反
为了更加方便的研究仍处于封存状态的机密文档，我们建立了档案资料研究中心。全国所有档案馆中大部分关于政治迫害历史的档案资料，都被整合到该中心的数据库中并系统化。
各部门档案会按照特殊的时间表进行准备并提交给档案资料研究中心。而该中心的工作人员会对来自各个机构的解密文件进行科学处理、恢复和数字化。
截至目前该中心已经收集了大约 5 万份材料，这项工作将按计划继续进行。
最终，我们将会拥有一个全面涵盖了上世纪20~50年代政治迫害运动所有历史资料的国家级信息库。
这将为有意开展这一领域工作的学者查询资料提供巨大的便利。
与此同时，国家委员会的公关工作也在有效地开展当中。
为了科学地论证国家委员会的研究成果，出版了以史料为基础的研究专著。
迄今为止，已经出版了两套这样的合集，其中包含有关政治迫害活动的组织和相关行政文件的信息。这项工作将全年持续进行，并将形成国家委员会的学术文献库。
该方向上的另一项重要工作是创建一个特殊的门户网站，收集和更新国家委员会的数据库。
该门户网站将会系统化的公布那些恢复了名誉，但不为公众所知的哈萨克斯坦人的信息，这些信息基于国家委员会查证的飞机米材料和案例。
通过这种方式，将建立一整套向公众完全公开和充满可及性的信息平台，其内容也将不断得到补充和更新。
这一切，都是为了平反那些无辜遭到政治压迫的哈萨克斯坦人的清誉，使他们的后人知晓自己的先辈从来都不是所谓的«人民之敌»。
记者：接下来国家委员会将会着重开展哪一方向上的工作？恢复政治迫害受害者名誉的工作将会如何继续开展？
叶尔兰·卡林：我想强调指出，国家委员会最主要的任务并不是在短期内为20世纪20~50年代蒙冤的政治迫害受害者洗清冤屈，因为这是法院和检察院的工作。
国家委员会的工作旨在为政治迫害受害者的平反，创造必要的法律、组织、科学和分析基础。
相关机构和国家机关将根据国家委员会的调查结果，推进各自负责的工作内容，为因过去的法律无法涵盖相关情况而无法平反的哈萨克斯坦公民恢复名誉。
到目前为止，国家委员会的工作已接近尾声，旨在为建立结论和完善立法而搜索和组建的数据库的主要工作即将结束。
上述工作结束后，国家委员会计划结束相关的任务。根据计划安排，预计会在年底完成工作。
记者：在国家委员会正式完成任务之后，后续的工作会如何开展？
叶尔兰·卡林：国家委员会是为了作为系统化研究工作和恢复平反工作进程的决策平台而成立的。
因此，以国家委员会的决定为基础建立的各类规则和平台，都将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保留，并将继续发挥作用。
目前，项目办公室作为国家委员会基础机构和方法机关，仍在持续工作。
今后办公室将进行重组，并将作为一个专家机构开展方法学和咨询活动，继续开展政治迫害受害者的公开数字化信息库的完善工作，并持续出版有关这一主题的研究著作。
此外，在至2023年的针对性资助计划框架下，将会为从事大清洗受害者研究工作的学者和研究人员提供支持。https://t.cn/A6XlFdca
记者：叶尔兰·特尼姆拜吾勒，全面恢复大清洗受害者名誉国家委员会于2020年11月，根据总统的相关命令成立至今，都开展了哪些工作，相关工作涉及到了哪些资源？
叶尔兰·卡林：国家委员会从事的是一项规模庞大的项目。该委员会的工作标志着哈萨克斯坦对 20 世纪 20 ~ 50 年代历史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我们将完全恢复黑暗事件的编年史，并保存在极权主义年代遭受苦难的哈萨克斯坦人的历史记忆。
因此，在国家委员会的基础上，组织了系统、多方面的工作。
首先，在研究政治迫害问题上投入了大量的学术资源。
过去该领域的研究只局限于少数个人，缺乏系统性。因此我们决定在国家委员会的整合下，将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集中起来。
目前，国家委员会工作组中共有316名研究人员，其中261人获准阅读和研究尚处于机密状态的文件信息。
此外还在各地区组织了国家委员会的下属分委会，分散在各地的研究人员加起来超过了500人。
第二，制定了追溯-研究工作的组织方式。
政治压迫历史的研究需要认真和全面的看待。
每一份文件、每一件事件，都不是可以随便从档案中摘录下来，公布出去就行了的。
这些都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或者一群人的历史。为了客观地评估它们，必须要开展基于事实的研究。
国家委员会成立之初，大部分关于政治迫害受害者的文件和资料都存放在全国各档案馆，没有一个统一的调阅制度。
而且，许多文件还处于机密状态并未解封，想要调阅非常困难。
国家委员会为此专门开发了一套特殊方案，用于快速检索各种档案中的历史文献并对其进行定性分析。
国家委员会的学者们都接受了使用这一检索方案的培训，以便于他们在中央和地方文件库中检索相应的封存文档。
有基于此，我们拥有了一批能够有效开展工作的团队。
第三，为了能够开展具体的工作，国家委员会集中了国家机关和地方下属部门的力量。
它们为我们的学者们开展工作提供了相当大的协助。
学者们现在有机会接触过去无法企及的文件和资料库。在各地的档案馆设立了专门办公室，并对档案员进行专门培训，为国家委员会的代表提供咨询支持。
所有组织和行政问题均已解决，可同时研究、检索和比较全国各地区档案中的资料。
记者：在国家委员会的工作基础上，目前取得了哪些成果？
叶尔兰·卡林：国家委员会并不局限于单纯的资料整理工作。最重要的，是建立一个开展研究工作的系统性方案，并基于此开启法案制定的进程。
当前，国家委员会的工作成果已经体现在真实数据和真实业务流程中。
具体来说，得益于有效的档案材料搜索和分析系统，大部分历史文献都按时间顺序进行了识别和整理。
这项工作在全国各地区的60多个国家和部门档案馆开展。利用参与这项工作的学者和研究人员的巨大潜力，国家委员会提供业务搜索、文件分类并将其整合到一个单一的教育数据库中。
国家委员会的决议，还促进了部门间有关政治迫害受害者文件解密工作的组织和有效协调，特别是总检察官办公室、内务部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封存的资料。
截至目前，已经对总检察官办公室封存的240万份文档，国家安全委员会封存的1500份档案和文件，内务部封存的5300多分文件进行了解密。
在国家委员会开展的工作下，检察院机关根据新的证据为250多名公民恢复了名誉。这些人中大部分属于被强制流放和迁徙的受害者。
国家总统在2020年签署的总统令成为了上述工作的基础。
具体来说，根据此前的《全面恢复大清洗受害者名誉法》，需要受害者或其家属向检察机关提起申诉。但通过该总统令，检察机关无需等待苦主的申诉，即可针对政治迫害案件开展调查并为被害者平反
为了更加方便的研究仍处于封存状态的机密文档，我们建立了档案资料研究中心。全国所有档案馆中大部分关于政治迫害历史的档案资料，都被整合到该中心的数据库中并系统化。
各部门档案会按照特殊的时间表进行准备并提交给档案资料研究中心。而该中心的工作人员会对来自各个机构的解密文件进行科学处理、恢复和数字化。
截至目前该中心已经收集了大约 5 万份材料，这项工作将按计划继续进行。
最终，我们将会拥有一个全面涵盖了上世纪20~50年代政治迫害运动所有历史资料的国家级信息库。
这将为有意开展这一领域工作的学者查询资料提供巨大的便利。
与此同时，国家委员会的公关工作也在有效地开展当中。
为了科学地论证国家委员会的研究成果，出版了以史料为基础的研究专著。
迄今为止，已经出版了两套这样的合集，其中包含有关政治迫害活动的组织和相关行政文件的信息。这项工作将全年持续进行，并将形成国家委员会的学术文献库。
该方向上的另一项重要工作是创建一个特殊的门户网站，收集和更新国家委员会的数据库。
该门户网站将会系统化的公布那些恢复了名誉，但不为公众所知的哈萨克斯坦人的信息，这些信息基于国家委员会查证的飞机米材料和案例。
通过这种方式，将建立一整套向公众完全公开和充满可及性的信息平台，其内容也将不断得到补充和更新。
这一切，都是为了平反那些无辜遭到政治压迫的哈萨克斯坦人的清誉，使他们的后人知晓自己的先辈从来都不是所谓的«人民之敌»。
记者：接下来国家委员会将会着重开展哪一方向上的工作？恢复政治迫害受害者名誉的工作将会如何继续开展？
叶尔兰·卡林：我想强调指出，国家委员会最主要的任务并不是在短期内为20世纪20~50年代蒙冤的政治迫害受害者洗清冤屈，因为这是法院和检察院的工作。
国家委员会的工作旨在为政治迫害受害者的平反，创造必要的法律、组织、科学和分析基础。
相关机构和国家机关将根据国家委员会的调查结果，推进各自负责的工作内容，为因过去的法律无法涵盖相关情况而无法平反的哈萨克斯坦公民恢复名誉。
到目前为止，国家委员会的工作已接近尾声，旨在为建立结论和完善立法而搜索和组建的数据库的主要工作即将结束。
上述工作结束后，国家委员会计划结束相关的任务。根据计划安排，预计会在年底完成工作。
记者：在国家委员会正式完成任务之后，后续的工作会如何开展？
叶尔兰·卡林：国家委员会是为了作为系统化研究工作和恢复平反工作进程的决策平台而成立的。
因此，以国家委员会的决定为基础建立的各类规则和平台，都将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保留，并将继续发挥作用。
目前，项目办公室作为国家委员会基础机构和方法机关，仍在持续工作。
今后办公室将进行重组，并将作为一个专家机构开展方法学和咨询活动，继续开展政治迫害受害者的公开数字化信息库的完善工作，并持续出版有关这一主题的研究著作。
此外，在至2023年的针对性资助计划框架下，将会为从事大清洗受害者研究工作的学者和研究人员提供支持。https://t.cn/A6XlFdca
陶瓷是有着最广泛群众基础的一项收藏，它的文化背景也最为奥妙。要了解陶瓷，首先要了解我们的历史有多长。
我今年40岁，以我这样的年纪，三个人首尾相接就进清朝了，六个人就可以看到乾隆了；二十一个人首尾相接，就可以看到宋徽宗了；三十五个人就可以看到唐太宗。一百二十个人首尾相接的历史，就是中华民族的文明史，五千年，从甲骨文出现到现在。
以此看，历史没有多长，对吧？我们一旦把它量化，就会感到它没有想象的那么长。我们有文字的历史，从甲骨文到现在，不足五千年，就用刚才这样的计算方法，就是我这样年纪的一百二十个人首尾相接，大约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明史，一个有文字记载的文明史。
陶器发明
甲骨文从诞生到现在，不足五千年。我们常说"五千年文明古国，亿万里美好河山"，说的就是我国的历史和疆域。再往前追溯，就是我们用火的历史。用火，是野蛮到文明的一个过渡。
我们怎么开始用火的？最早的用火就是两个目的：一个取暖，一个熟制。人的进化跟吃熟食有很大的关系。那么，用火的第一个成就，当它开始烧制陶器的时候，距离现在大约只有不到一万年的时间。陶器是偶然烧成的。
烧造陶器是新、旧石器时代分界的一个特征。能够用火烧造一件陶器，是新石器时代的一个开端。
怎么烧造一个陶器呢？我们的祖先烧造陶器时，仅是一个偶然的发现，而不是一个必然的结果。我们今天说那是人类一个伟大的发明，但这个发明最早就是一个偶然的发现。
比如，用火的时候，火旁边的黏土成为板结状，变得非常硬，这个特征被古人发现了，所以他就有意识地把这个黏土提炼出来，把它做成一个造型，搁在火里烧，越烧温度越高，越烧东西就越完美。这就是陶器的发明，距今不足一万年。
正是这个发明，开创了中国陶瓷史的一个先端。因为有了陶器的发明，才有了后面瓷器的发明。我们常说陶瓷陶瓷，陶瓷从科学意义上讲，是两种东西，一种是陶，一种是瓷。我们先建立两个完整的概念，这样对后面的若干课才能有一个比较深刻的理解。
那么，我们一开始烧造陶器要干什么？首先是制造一个容器。
容器是什么？简单地说，就是一个碗，一个杯子，要用它盛饭、盛水。容器的革命，是人类文明坐标中非常重要的革命。容器的每一次发展，都意味着人类文明的进步。人类文明可以以容器为坐标。
我们今天不要狭隘地把容器理解为就是杯、碗，容器包括很多，比如住房，就是一个容器；比如洗澡用的澡盆，就是一个容器；小汽车也是；再比如现在储存信息用的移动硬盘，也是一个容器，可以容纳海量的知识在里面。所以，人类文明的每一次进步，都跟容器有关。
陶器是人类用物理和化学的方法，第一次使泥土改变特征，成为了一个人类的用具，这个伟大的发明载入了文明的史册。
陶器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它能就地取材，随心所欲。我想捏个碗就捏个碗，我想捏个罐就捏个罐，相对来说比较容易。陶器是人类早期最依赖的一种用器。我们早期的用器，都是用物理方法采集到的，比如掰下一根树枝、砍砸一块石头，用来击打野兽，这都是最早期用物理方法去制造的一种工具。那么陶器是第一次使用化学方法，就是高温下改变物质的形态。
那么，陶器有没有缺点呢？肯定有缺点。第一个缺点就是它易碎，费劲儿巴拉把这个碗做成了，稍一不小心就打碎了。每个人都有失手打碎瓷器和陶器的经历。
陶器的另外一个缺点，就是它吸水。今天可能感受不到这个缺点带给我们的困惑，而古人则是长时间为这件事困惑。
比如说过去古人也喝粥，喝粥的时候用什么呢？他可能用植物的果实，比如用一个匏（páo）器，就是我们所说的葫芦，一剖两半儿，盛上粥喝；或者用一块兽皮，兜起来喝，非常不方便。自从陶器出现，他开始用陶器盛粥的时候，就发现问题了：陶器吸水。比如母亲盛了一碗粥，出门就叫："小二，赶快回来喝粥吧！"再回头一看，粥成干饭了，是吧？陶器把水给吸掉了。
所以，古人在长时间摸索陶器进化的过程中，不断尝试改变它的吸水率，不能让它太吸水。今天能够残留的陶器痕迹，就剩下一个花盆了。我们买的陶花盆是吸水的，而且要利用它的吸水性和透气性，保证花能茁壮生长，瓷器的花盆养花反而不好。依赖于这点，我们才能到今天还保留有一种陶器，跟我们的生活相关；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几乎就完全摆脱了陶器。
陶器还有另外一个用途，就是烧砖。红砖、灰砖都是陶器。今天提倡环保，国家已经下令不许挖黏土烧砖，但是我们还能看到被保留下来的用红砖、灰砖盖的房子，它们都是这个远古发明曾被广泛利用的一个证据。
新石器时代的陶器
烧陶的温度要有控制。历史上的烧陶，一般情况下都会低于1000度，瓷器一般要烧到1200度以上。所以说，一开始温度也限制了瓷器的产生。陶和瓷在科学上是两个概念。今天只说陶，以后再说瓷。那么，对陶的理解呢，首先要看它产生的背景。 陶器产生的一个最好的背景是黄河流域。黄河流域是我们民族、我们祖先的一个发祥地，黄河贯穿九个省，我们都称黄河为母亲河。陶器主要的发现地域，大多数沿着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也有，但与黄河流域相比较，陶器数量要少，而且烧的温度也略低。所以今天我们如果把陶器拿出来单独地看，黄河流域烧造的是最好的陶器。
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都是黄河流域沿岸的文化；沿着长江流域的，主要是河姆渡文化和良渚（zhǔ）文化。
仰韶文化，有一个"人面鱼纹盆"，非常有名。马家窑文化，著名的是"小口尖底瓶"。小口尖底瓶是一个提水的工具，它做得非常聪明，是尖底，为的是一旦进入水中，尖底瓶就会立刻翻个儿，水从它的口中流入；而当它装满水的时候，就立刻正起来了，这就是它的功能。五千年前的古人，已经开始用这么漂亮的东西来提水了。
产生陶器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因为中华民族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民族，是农耕民族。农耕民族的意识影响了我们生活的很多方面。因为我们是一个以种地为生的民族，以农业为主的都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我自己供自己吃穿，我们的贸易能力相对来说比游牧民族弱。首先弱在意识上。这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一个典型特征。而游牧民族是通过易货生存，通过交换取得他们不生产的东西。
农耕民族是定居的民族，需要大量生产用具。但生产时不考虑游牧民族需要抗震动的物品。比如游牧民族愿意使的是金属器、皮制器、木制器等等，都是不容易磕碎的，因为他们生活在行动当中。定居民族可就不在乎这个，分量重一点儿也没关系，易碎的话，小心一点儿就可以了。
农耕民族的思维定势就是重农轻商，我们几千年的文明都是重农轻商。所以在农业发达的时期，国家非常强盛；而当我们进入一个贸易社会，或者说经济社会的时候，弱点就显现出来了。
甘肃彩陶
没有纹饰的陶器称素陶，画有纹饰的陶器称彩陶，彩陶各有各的风格。早年的甘肃就有很多彩陶。要知道，在原始社会里，财产是以数量取胜的，而不是单纯的以质量取胜。当时的财富都以数量的形式表现，所以彩陶出土的时候往往非常多，有时候一窖有几十个、上百个，甚至几百个。当时不谋求彩陶的质量，而是谋求它的数量。
现在要想收集到一件彩陶是很困难的事情，但历史上为什么要做这么多彩陶陪葬呢？原因无非就是它是财富的显现。当时，积累财富以后，还没办法浓缩这个财富，他不能烧造一个质量更为优良的东西，像后来清代皇宫专用的珐琅彩，价值连城。因此，彩陶只能以数量作为财富的表现形式，然后下葬。被后人无意或有意挖掘出来的时候，你会看到堆积如山、一模一样的彩陶。所谓一模一样，也是大体看上去一模一样。由于是人工绘画，细节上都有差别#古玩[超话]# 。历史上像甘肃、青海，彩陶非常多，去这些地方找彩陶，相对来说比较容易，但找其他的就比较困难了。
我今年40岁，以我这样的年纪，三个人首尾相接就进清朝了，六个人就可以看到乾隆了；二十一个人首尾相接，就可以看到宋徽宗了；三十五个人就可以看到唐太宗。一百二十个人首尾相接的历史，就是中华民族的文明史，五千年，从甲骨文出现到现在。
以此看，历史没有多长，对吧？我们一旦把它量化，就会感到它没有想象的那么长。我们有文字的历史，从甲骨文到现在，不足五千年，就用刚才这样的计算方法，就是我这样年纪的一百二十个人首尾相接，大约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明史，一个有文字记载的文明史。
陶器发明
甲骨文从诞生到现在，不足五千年。我们常说"五千年文明古国，亿万里美好河山"，说的就是我国的历史和疆域。再往前追溯，就是我们用火的历史。用火，是野蛮到文明的一个过渡。
我们怎么开始用火的？最早的用火就是两个目的：一个取暖，一个熟制。人的进化跟吃熟食有很大的关系。那么，用火的第一个成就，当它开始烧制陶器的时候，距离现在大约只有不到一万年的时间。陶器是偶然烧成的。
烧造陶器是新、旧石器时代分界的一个特征。能够用火烧造一件陶器，是新石器时代的一个开端。
怎么烧造一个陶器呢？我们的祖先烧造陶器时，仅是一个偶然的发现，而不是一个必然的结果。我们今天说那是人类一个伟大的发明，但这个发明最早就是一个偶然的发现。
比如，用火的时候，火旁边的黏土成为板结状，变得非常硬，这个特征被古人发现了，所以他就有意识地把这个黏土提炼出来，把它做成一个造型，搁在火里烧，越烧温度越高，越烧东西就越完美。这就是陶器的发明，距今不足一万年。
正是这个发明，开创了中国陶瓷史的一个先端。因为有了陶器的发明，才有了后面瓷器的发明。我们常说陶瓷陶瓷，陶瓷从科学意义上讲，是两种东西，一种是陶，一种是瓷。我们先建立两个完整的概念，这样对后面的若干课才能有一个比较深刻的理解。
那么，我们一开始烧造陶器要干什么？首先是制造一个容器。
容器是什么？简单地说，就是一个碗，一个杯子，要用它盛饭、盛水。容器的革命，是人类文明坐标中非常重要的革命。容器的每一次发展，都意味着人类文明的进步。人类文明可以以容器为坐标。
我们今天不要狭隘地把容器理解为就是杯、碗，容器包括很多，比如住房，就是一个容器；比如洗澡用的澡盆，就是一个容器；小汽车也是；再比如现在储存信息用的移动硬盘，也是一个容器，可以容纳海量的知识在里面。所以，人类文明的每一次进步，都跟容器有关。
陶器是人类用物理和化学的方法，第一次使泥土改变特征，成为了一个人类的用具，这个伟大的发明载入了文明的史册。
陶器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它能就地取材，随心所欲。我想捏个碗就捏个碗，我想捏个罐就捏个罐，相对来说比较容易。陶器是人类早期最依赖的一种用器。我们早期的用器，都是用物理方法采集到的，比如掰下一根树枝、砍砸一块石头，用来击打野兽，这都是最早期用物理方法去制造的一种工具。那么陶器是第一次使用化学方法，就是高温下改变物质的形态。
那么，陶器有没有缺点呢？肯定有缺点。第一个缺点就是它易碎，费劲儿巴拉把这个碗做成了，稍一不小心就打碎了。每个人都有失手打碎瓷器和陶器的经历。
陶器的另外一个缺点，就是它吸水。今天可能感受不到这个缺点带给我们的困惑，而古人则是长时间为这件事困惑。
比如说过去古人也喝粥，喝粥的时候用什么呢？他可能用植物的果实，比如用一个匏（páo）器，就是我们所说的葫芦，一剖两半儿，盛上粥喝；或者用一块兽皮，兜起来喝，非常不方便。自从陶器出现，他开始用陶器盛粥的时候，就发现问题了：陶器吸水。比如母亲盛了一碗粥，出门就叫："小二，赶快回来喝粥吧！"再回头一看，粥成干饭了，是吧？陶器把水给吸掉了。
所以，古人在长时间摸索陶器进化的过程中，不断尝试改变它的吸水率，不能让它太吸水。今天能够残留的陶器痕迹，就剩下一个花盆了。我们买的陶花盆是吸水的，而且要利用它的吸水性和透气性，保证花能茁壮生长，瓷器的花盆养花反而不好。依赖于这点，我们才能到今天还保留有一种陶器，跟我们的生活相关；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几乎就完全摆脱了陶器。
陶器还有另外一个用途，就是烧砖。红砖、灰砖都是陶器。今天提倡环保，国家已经下令不许挖黏土烧砖，但是我们还能看到被保留下来的用红砖、灰砖盖的房子，它们都是这个远古发明曾被广泛利用的一个证据。
新石器时代的陶器
烧陶的温度要有控制。历史上的烧陶，一般情况下都会低于1000度，瓷器一般要烧到1200度以上。所以说，一开始温度也限制了瓷器的产生。陶和瓷在科学上是两个概念。今天只说陶，以后再说瓷。那么，对陶的理解呢，首先要看它产生的背景。 陶器产生的一个最好的背景是黄河流域。黄河流域是我们民族、我们祖先的一个发祥地，黄河贯穿九个省，我们都称黄河为母亲河。陶器主要的发现地域，大多数沿着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也有，但与黄河流域相比较，陶器数量要少，而且烧的温度也略低。所以今天我们如果把陶器拿出来单独地看，黄河流域烧造的是最好的陶器。
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都是黄河流域沿岸的文化；沿着长江流域的，主要是河姆渡文化和良渚（zhǔ）文化。
仰韶文化，有一个"人面鱼纹盆"，非常有名。马家窑文化，著名的是"小口尖底瓶"。小口尖底瓶是一个提水的工具，它做得非常聪明，是尖底，为的是一旦进入水中，尖底瓶就会立刻翻个儿，水从它的口中流入；而当它装满水的时候，就立刻正起来了，这就是它的功能。五千年前的古人，已经开始用这么漂亮的东西来提水了。
产生陶器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因为中华民族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民族，是农耕民族。农耕民族的意识影响了我们生活的很多方面。因为我们是一个以种地为生的民族，以农业为主的都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我自己供自己吃穿，我们的贸易能力相对来说比游牧民族弱。首先弱在意识上。这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一个典型特征。而游牧民族是通过易货生存，通过交换取得他们不生产的东西。
农耕民族是定居的民族，需要大量生产用具。但生产时不考虑游牧民族需要抗震动的物品。比如游牧民族愿意使的是金属器、皮制器、木制器等等，都是不容易磕碎的，因为他们生活在行动当中。定居民族可就不在乎这个，分量重一点儿也没关系，易碎的话，小心一点儿就可以了。
农耕民族的思维定势就是重农轻商，我们几千年的文明都是重农轻商。所以在农业发达的时期，国家非常强盛；而当我们进入一个贸易社会，或者说经济社会的时候，弱点就显现出来了。
甘肃彩陶
没有纹饰的陶器称素陶，画有纹饰的陶器称彩陶，彩陶各有各的风格。早年的甘肃就有很多彩陶。要知道，在原始社会里，财产是以数量取胜的，而不是单纯的以质量取胜。当时的财富都以数量的形式表现，所以彩陶出土的时候往往非常多，有时候一窖有几十个、上百个，甚至几百个。当时不谋求彩陶的质量，而是谋求它的数量。
现在要想收集到一件彩陶是很困难的事情，但历史上为什么要做这么多彩陶陪葬呢？原因无非就是它是财富的显现。当时，积累财富以后，还没办法浓缩这个财富，他不能烧造一个质量更为优良的东西，像后来清代皇宫专用的珐琅彩，价值连城。因此，彩陶只能以数量作为财富的表现形式，然后下葬。被后人无意或有意挖掘出来的时候，你会看到堆积如山、一模一样的彩陶。所谓一模一样，也是大体看上去一模一样。由于是人工绘画，细节上都有差别#古玩[超话]# 。历史上像甘肃、青海，彩陶非常多，去这些地方找彩陶，相对来说比较容易，但找其他的就比较困难了。
【拜登与岸田文雄会晤插嘴台湾问题，专家解读】23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与正在访日的美国总统拜登举行首次面对面正式会谈，并在会后召开联合记者会。在这场拜登“亚洲行”的重头戏上，日美两国领导人频频对中国大放厥词，对属于中国内政的台湾问题指手画脚。拜登宣称，如果大陆入侵台湾，或者是以武力夺取台湾的话，那么是不可接受的。岸田文雄则称“日美将继续在多个对华政策方面进行密切合作”。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23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对美方的言论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国际问题学者23日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称，此次日美首脑会谈“针对中国的色彩更加浓厚”，试图在外交、安保、军事、经济甚至台海等涉及中国内政的议题上遏制中国。日本近年来对华政策的一大变化就是不仅积极配合美国对华战略，甚至故意推动中美对立。于美国而言，它有意利用日本服务其对华竞争遏压的战略需要，但本质上日本依然是美国对华战略中的一颗棋子。
有学者表示，日美首脑会谈对中国大放厥词无疑给未来的中日关系增加负面因素。今年恰逢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改善中日关系的球如今在日本一侧。然而，日本已经把中国和俄罗斯、朝鲜一同视为“威胁”，对改善中日关系“没有太大积极性”。
中方严正表态：不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
据外媒23日报道，拜登在记者会上插嘴中国台湾事务时表示，如果大陆入侵台湾，或者是以武力夺取台湾的话，那么是不可接受的。他还称美国“同意一中原则，我们也签署了这个原则，但就是不能够同意大陆武力夺取台湾的行为”。岸田文雄表示，日美两国在台海问题上“立场一致”，强调“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
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23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称，中方对美方言论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在涉及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等核心利益问题上，中方没有任何妥协退让余地。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项昊宇23日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称，日美提及涉台问题本身就是干涉中国内政，不管以何种措辞，中方都绝不会接受。岸田文雄面对记者追问，只是反复强调“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称“希望两岸和平解决问题”。由此可以看出，日美在公开场合的表态有所顾忌，不敢公然挑战中国底线。
《日本经济新闻》23日报道称，日美首脑会谈朝着“遏制中国”的方向强化同盟关系，为应对中国所谓“霸权主义行动”，加强日美同盟的“威慑力和应对能力”是会谈的主要议题。双方鼓吹“中国威胁论”，污蔑中国在东海、南海等地区的海洋行动为“实施扩张”，称日美表示“明确反对”，双方还就在东亚“不允许试图凭借实力单方面改变现状”达成共识。
据日本共同社23日报道，岸田文雄向拜登表决心称，将从根本上加强日本的防卫能力，增加国防开支预算。拜登则承诺“将全面参与日本的防卫”，双方一致同意，加强包括美国提供的“核保护伞”在内的威慑力和应对力，确认提升日本防卫力和深化同盟关系。此外，岸田文雄在会谈中表达了联合国改革的必要性，拜登称“支持日本成为改革后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23日傍晚，拜登正式宣布启动被视为用于对抗中国的“印太经济框架（IPEF）”，美日印澳“四边机制（QUAD）”峰会也将于24日召开。共同社评论称，此次日美首脑会谈凸显“日美团结”，形成与中俄对抗的姿态。岸田文雄毫不掩饰自身野心，宣称“愿由日美两国引领国际社会”。
“20年来最重要的会谈”？专家：自我陶醉
日本未能争取到拜登首次“亚洲行”的第一站，便试图通过抬高日美首脑会谈的重要性“挽回颜面”。日本富士电视台23日将当天的日美首脑会谈形容为“20年来最重要的会谈”，称这是岸田政权迄今迎来的“最重要的场面”。
“这无非是一种自我陶醉。”项昊宇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在外界看来，日本是想借美国来抬升自己的国际地位和影响。而在实质上，这次拜登访日既不会改变日本对美不平等地位，也难以解决美日间存在的具体问题。”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胡继平23日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直言，日本外交曾经有一段时间保持日中关系和日美关系"两个车轮"走路，但历来最重要的都是对美外交，近年来愈发偏重。这次日美首脑会谈是岸田文雄和拜登的首次面对面正式会谈，可以算是岸田内阁的“一场重要会谈”，但如果说是“20年来最重要的会谈”，“这种说法太夸张了”。
在谈及此次日美首脑会谈的重要特点时，胡继平认为“针对中国的色彩更加浓厚”，在外交、安保、军事、经济甚至台海等涉及中国内政的议题上，针对性十分明显。他分析说，近年来日本对华政策的一大变化就是不仅积极配合美国对华战略，甚至故意推动中美对立，这并非简单的政策调整，而是一种战略调整。此前还有“政冷经热”的说法形容低谷时期的中日关系，现在日本在经济领域孤立中国的态势也非常明显，比如加入由美国牵头的“印太经济框架（IPEF）”，通过《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案》，都有针对中国的色彩。日本对中国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持消极态度，也体现了其对华政策倾向。
胡继平强调说，在这次的日美首脑会谈中，日美两国相互确认多个领域针对中国的具体举措，联手遏制中国的意图明显。美国比以往更加重视日本，将其作为在亚太地区推行美国战略的重要帮手。
项昊宇认为，从这次会谈的议题和成果看，凸显了美日关系的“泛安全化”特点，正在谋求从传统的双边军事同盟，向覆盖整个地区、集军事安全、意识形态和经济技术同盟为一体的方向拓展。会后发布的日美《联合声明》中的涉华内容极具挑衅性，公然干涉中国内政，无端指责中国正当合法的海洋活动，渲染“中国威胁”，性质恶劣，凸显了美日强化同盟关系的遏华指向。
“这种做法是日本执政集团对华偏狭认知和扭曲思维的集中反映，人为在中日之间制造矛盾对立，只会破坏中日关系的气氛和安全互信。”项昊宇说，“对美国而言，此举意在加大对日本的借重和利用，服务其对华竞争遏压的战略需要。日本依然是美国对华战略中的一颗棋子，只不过日本更加主动对美贴靠捆绑。”
将中国视为“威胁”，对改善中日关系“没有积极性”
拜登访日期间，反对日美首脑会谈、抗议日美加深军事合作的民间游行示威活动不断。胡继平告诉《环球时报》记者，二战以后，日本出于对战败的教训，民间反战思想和运动一直都有，但近年来随着执政党通过媒体宣传等方式渗透，包括炒作“中国威胁论”在内，比如妄称“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等，煽动民众的不安全感，使日本国内主张和平的论调日渐式微。
“日本现在绝不仅仅是跟着美国跑这么简单，而是有自己的战略野心。”这位国际问题学者进一步分析称，近期日本的一系列举动针对的是所谓“中国威胁”，其实骨子里想要的是重新成为列强，也就是政治大国。日本认为，自己已经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了，下一步就要有与之匹配的军事力量和政治地位。这就不仅要增加军费，还要突破法律限制，这些都是为将来“翻身”成为“一流国家”而设计的。
项昊宇认为，此次日美首脑会谈为日本自民党政权推动国内政治议程提供了难得的机会。俄乌冲突发生以来，日本竭力炒作“外部安全环境恶化”，借机加快推动修宪强军的“国家正常化”进程。在精英集团的政治操弄和舆论操控下，日本社会充斥着“联美对抗中俄朝”的论调，和平主义和反战思潮式微，政坛、媒体和学界失去了理性的政策思辩，日本对外战略思维愈发僵化和极端。他提醒说，历史上，日本曾因渲染和制造外部危机走上歧途，当前这种危险的国内政治动向依然需要警惕。
胡继平对《环球时报》记者说，日美首脑会谈中的涉华议题无疑给未来的中日关系增加负面因素。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中国的对日政策具有延续性，所以改善中日关系的球在日本一侧。但实际上，日本改善对华关系的意愿严重不足，其外交政策的重点在于强化日美同盟，并且拉欧洲、澳大利亚、印度等国，联手对抗中国。日本已经把中国和俄罗斯、朝鲜一同视为“威胁”，对改善中日关系“没有太大积极性”。
胡继平提醒说，对于亚洲国家来说，日本是一个很大的安全挑战。日本在历史上对外侵略扩张，给亚洲国家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而且战后一直没有进行认真反思，对于战争罪行也是遮遮掩掩，因此它的军力扩张以及战略野心，一定会引起地区国家的警惕。（环球时报-环球网 报道 记者 邢晓婧 刘欣）
国际问题学者23日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称，此次日美首脑会谈“针对中国的色彩更加浓厚”，试图在外交、安保、军事、经济甚至台海等涉及中国内政的议题上遏制中国。日本近年来对华政策的一大变化就是不仅积极配合美国对华战略，甚至故意推动中美对立。于美国而言，它有意利用日本服务其对华竞争遏压的战略需要，但本质上日本依然是美国对华战略中的一颗棋子。
有学者表示，日美首脑会谈对中国大放厥词无疑给未来的中日关系增加负面因素。今年恰逢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改善中日关系的球如今在日本一侧。然而，日本已经把中国和俄罗斯、朝鲜一同视为“威胁”，对改善中日关系“没有太大积极性”。
中方严正表态：不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
据外媒23日报道，拜登在记者会上插嘴中国台湾事务时表示，如果大陆入侵台湾，或者是以武力夺取台湾的话，那么是不可接受的。他还称美国“同意一中原则，我们也签署了这个原则，但就是不能够同意大陆武力夺取台湾的行为”。岸田文雄表示，日美两国在台海问题上“立场一致”，强调“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
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23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称，中方对美方言论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在涉及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等核心利益问题上，中方没有任何妥协退让余地。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项昊宇23日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称，日美提及涉台问题本身就是干涉中国内政，不管以何种措辞，中方都绝不会接受。岸田文雄面对记者追问，只是反复强调“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称“希望两岸和平解决问题”。由此可以看出，日美在公开场合的表态有所顾忌，不敢公然挑战中国底线。
《日本经济新闻》23日报道称，日美首脑会谈朝着“遏制中国”的方向强化同盟关系，为应对中国所谓“霸权主义行动”，加强日美同盟的“威慑力和应对能力”是会谈的主要议题。双方鼓吹“中国威胁论”，污蔑中国在东海、南海等地区的海洋行动为“实施扩张”，称日美表示“明确反对”，双方还就在东亚“不允许试图凭借实力单方面改变现状”达成共识。
据日本共同社23日报道，岸田文雄向拜登表决心称，将从根本上加强日本的防卫能力，增加国防开支预算。拜登则承诺“将全面参与日本的防卫”，双方一致同意，加强包括美国提供的“核保护伞”在内的威慑力和应对力，确认提升日本防卫力和深化同盟关系。此外，岸田文雄在会谈中表达了联合国改革的必要性，拜登称“支持日本成为改革后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23日傍晚，拜登正式宣布启动被视为用于对抗中国的“印太经济框架（IPEF）”，美日印澳“四边机制（QUAD）”峰会也将于24日召开。共同社评论称，此次日美首脑会谈凸显“日美团结”，形成与中俄对抗的姿态。岸田文雄毫不掩饰自身野心，宣称“愿由日美两国引领国际社会”。
“20年来最重要的会谈”？专家：自我陶醉
日本未能争取到拜登首次“亚洲行”的第一站，便试图通过抬高日美首脑会谈的重要性“挽回颜面”。日本富士电视台23日将当天的日美首脑会谈形容为“20年来最重要的会谈”，称这是岸田政权迄今迎来的“最重要的场面”。
“这无非是一种自我陶醉。”项昊宇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在外界看来，日本是想借美国来抬升自己的国际地位和影响。而在实质上，这次拜登访日既不会改变日本对美不平等地位，也难以解决美日间存在的具体问题。”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胡继平23日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直言，日本外交曾经有一段时间保持日中关系和日美关系"两个车轮"走路，但历来最重要的都是对美外交，近年来愈发偏重。这次日美首脑会谈是岸田文雄和拜登的首次面对面正式会谈，可以算是岸田内阁的“一场重要会谈”，但如果说是“20年来最重要的会谈”，“这种说法太夸张了”。
在谈及此次日美首脑会谈的重要特点时，胡继平认为“针对中国的色彩更加浓厚”，在外交、安保、军事、经济甚至台海等涉及中国内政的议题上，针对性十分明显。他分析说，近年来日本对华政策的一大变化就是不仅积极配合美国对华战略，甚至故意推动中美对立，这并非简单的政策调整，而是一种战略调整。此前还有“政冷经热”的说法形容低谷时期的中日关系，现在日本在经济领域孤立中国的态势也非常明显，比如加入由美国牵头的“印太经济框架（IPEF）”，通过《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案》，都有针对中国的色彩。日本对中国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持消极态度，也体现了其对华政策倾向。
胡继平强调说，在这次的日美首脑会谈中，日美两国相互确认多个领域针对中国的具体举措，联手遏制中国的意图明显。美国比以往更加重视日本，将其作为在亚太地区推行美国战略的重要帮手。
项昊宇认为，从这次会谈的议题和成果看，凸显了美日关系的“泛安全化”特点，正在谋求从传统的双边军事同盟，向覆盖整个地区、集军事安全、意识形态和经济技术同盟为一体的方向拓展。会后发布的日美《联合声明》中的涉华内容极具挑衅性，公然干涉中国内政，无端指责中国正当合法的海洋活动，渲染“中国威胁”，性质恶劣，凸显了美日强化同盟关系的遏华指向。
“这种做法是日本执政集团对华偏狭认知和扭曲思维的集中反映，人为在中日之间制造矛盾对立，只会破坏中日关系的气氛和安全互信。”项昊宇说，“对美国而言，此举意在加大对日本的借重和利用，服务其对华竞争遏压的战略需要。日本依然是美国对华战略中的一颗棋子，只不过日本更加主动对美贴靠捆绑。”
将中国视为“威胁”，对改善中日关系“没有积极性”
拜登访日期间，反对日美首脑会谈、抗议日美加深军事合作的民间游行示威活动不断。胡继平告诉《环球时报》记者，二战以后，日本出于对战败的教训，民间反战思想和运动一直都有，但近年来随着执政党通过媒体宣传等方式渗透，包括炒作“中国威胁论”在内，比如妄称“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等，煽动民众的不安全感，使日本国内主张和平的论调日渐式微。
“日本现在绝不仅仅是跟着美国跑这么简单，而是有自己的战略野心。”这位国际问题学者进一步分析称，近期日本的一系列举动针对的是所谓“中国威胁”，其实骨子里想要的是重新成为列强，也就是政治大国。日本认为，自己已经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了，下一步就要有与之匹配的军事力量和政治地位。这就不仅要增加军费，还要突破法律限制，这些都是为将来“翻身”成为“一流国家”而设计的。
项昊宇认为，此次日美首脑会谈为日本自民党政权推动国内政治议程提供了难得的机会。俄乌冲突发生以来，日本竭力炒作“外部安全环境恶化”，借机加快推动修宪强军的“国家正常化”进程。在精英集团的政治操弄和舆论操控下，日本社会充斥着“联美对抗中俄朝”的论调，和平主义和反战思潮式微，政坛、媒体和学界失去了理性的政策思辩，日本对外战略思维愈发僵化和极端。他提醒说，历史上，日本曾因渲染和制造外部危机走上歧途，当前这种危险的国内政治动向依然需要警惕。
胡继平对《环球时报》记者说，日美首脑会谈中的涉华议题无疑给未来的中日关系增加负面因素。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中国的对日政策具有延续性，所以改善中日关系的球在日本一侧。但实际上，日本改善对华关系的意愿严重不足，其外交政策的重点在于强化日美同盟，并且拉欧洲、澳大利亚、印度等国，联手对抗中国。日本已经把中国和俄罗斯、朝鲜一同视为“威胁”，对改善中日关系“没有太大积极性”。
胡继平提醒说，对于亚洲国家来说，日本是一个很大的安全挑战。日本在历史上对外侵略扩张，给亚洲国家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而且战后一直没有进行认真反思，对于战争罪行也是遮遮掩掩，因此它的军力扩张以及战略野心，一定会引起地区国家的警惕。（环球时报-环球网 报道 记者 邢晓婧 刘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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