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五唯”后高校科研评价如何落地】2020年2月，教育部、科技部联合印发了《关于规范高等学校SCI论文相关指标使用 树立正确评价导向的若干意见》；2020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以上两个文件为深化科研评价改革、完善科研绩效分配方案，提供了政策指向和改进思路。
推进高校科研评价改革，主体在人事管理部门和科研管理部门，其评价的对象包括高校二级学院和教师个人（当然也包括对学生科研成果的评价），其目的就是推进科研评价回归科研本身，让科研回归社会需要、回归学者初心，消解科研评价中的数字崇拜、学术表演以及非学术因素对学术活动的关联影响。
当前，新时代的科研评价新理念、新思想，在学术界及科研管理部门得到广泛认同，实践中最大的问题在操作层面。针对新理念在实施过程中遇到的困惑与问题，笔者作出以下探讨分析：
其一，科研奖励与论文、项目等直接挂钩问题。当前高校确实存在科研奖励与论文影响因子、项目类别、项目到校经费等直接挂钩的情况，且层次较低的高校科研奖励的力度就越大。要破除科研奖励与论文、项目等的直接挂钩，普通高校主要有两点担心：一是担心学校的科研产出量及水平下滑，影响学校学科建设及排名；二是担心对优秀科研人才造成打击，影响科研人员工作积极性。
为规避上述问题并保护科研人员积极性，笔者建议高校首先要厘清科研管理部门和人事管理部门的工作职责。从管理角度讲，科研管理部门管理考核的对象是二级学院而不是教师个体的科研状况，人事管理部门考核的对象是教师个人（含科研状况）。要改变过去惯常由科研管理部门直接统计教师个体的年度科研工作量并发放科研奖励的做法（即由科研管理部门直接统计全校教师发表的论文、承担的项目等情况，然后换算成一定的科研绩效或科研奖励金额的模式），改为以二级学院为考核单位，采取目标评价或增值评价方式，考核学院年度科研目标达成度或增值度或标志性成果完成度，再由学校根据对学院的综合考核划拨相应的绩效奖励当量。这样，教师个体的绩效与科研项目、论文等不直接挂钩，又可发挥学院主观能动性，约束并带动学院朝着学校设定的目标前进。
其二，教师年度或聘期考核中的科研评价问题。教师的年度或聘期考核，应由学校人事部门制定考核办法。比如，可制定年度考核只考核教学工作，不考核科研工作，科研工作量待到聘期结束时再考核，给教师以宽松的时间，鼓励教师出更高质量成果；设定不同类型不同层级教师不同的教学、科研工作量；设定不同类型教师不同的考核周期；设定以“师德+能力+业绩+贡献”的教师聘期考核办法，等等。具体到教师聘期科研工作量考核评价，可将论文、项目、专利、智库成果等各类科研业绩成体系全部折算为数值化的科研工作量，再累计综合计分，降低科研业绩管理的片面化要求，突出综合考核和标志性成果贡献，不唯论文数量，不把论文作为主要的评价依据和考核指标。在核定教师聘期超额科研工作量时，对普通论文不予计分，针对个人专利、论文数量泛滥的，采取折算平抑处理，鼓励教师产出原创性、高水平的代表性科研成果。
其三，教师职称评审中的科研评价问题。对教师职称评审中的科研评价，时下大部分高校已采用同行专家匿名评价方式对申请人的代表性成果、岗位匹配度与岗位贡献度等进行把关，代替了过去“数论文篇数、看影响因子，按申报比例晋升”的老办法。但现行职称评审办法在操作层面至少存在三个问题：一是基层单位在推荐参评人员时，行政权力参与科研评价问题；二是同行专家如何选择的问题；三是成果的公认度如何判定问题。破解这三个问题，首先，在基层单位成立职称评审工作小组，工作小组成员由学院有声望的教授组成，让行政权力退出学术评价；其次，学校层面要确定好匿名专家水平标准，把握全校职称评审材料送审专家的院校标准；再其次，坚持成果的高共识度，实施送审专家投票通过率须达到或超过一定比例，确保成果的高公认度；最后，对同行评价通过人选，学校要成立职称评审小组，要结合学科发展、学校同类人才科研水平及对人才的要求等，重新把关确定最终拟通过人选。
其四，高校人才引培中的科研评价问题。对人才的科研评价要坚持“科研业绩+发展潜力+学科契合度”的评价方式，分层分类对引培人才科研状况进行评价。当然，人才的引培与学科契合度、关联度考察也很重要，学校要充分发挥校院两级学术委员会的功能，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推进引培人才要与学科发展方向紧密契合，推进学科向深度、向特色发展，而不是“杂”与“宽”。
其五，教师科研工作绩效（奖励）问题。在采取聘期额定工作量且不奖励论文后，学校既定的科研奖励经费肯定会大幅下降。为此，学校可利用这笔经费提高科研人员的工资待遇水平。同时，笔者认为不宜“建立以院系为主导的差异化与市场化薪酬机制”。原因有三点：一是教书育人是教师学术事业的第一天职，也是教师立身之本，教师的主体薪酬应该体现平等性，亦即体现知识的平等性；二是主体薪酬平等，有利于提升基础学科教师待遇，有利于鼓励教师把心思放在本职工作上；三是允许教师薪酬有适当差异，并不是主导院系收入差异扩大，而是鼓励应用型学科人才在完成岗位工作量前提下，参与社会服务，通过转化科技成果、解决社会实践问题而获得收入多元化。在实际操作层面，学校对教师应不应该有科研奖励？笔者认为应该有奖励。在现有聘期额定工作量（含科研工作量）前提下，教师完成本职工作量后的剩余部分，可以体现为额外完成工作量，对额外劳动应该给予报酬。具体的奖励办法，可结合学校对教师个人聘期科研评价及学校对二级单位科研考核评价要求，由二级学院对教师超额完成科研工作量部分且对学院科研目标达成度有帮助的成果（即标志性成果）进行奖励。
当然，高校在“破五唯”后的科研评价，在遵循国家教育评价政策前提下，各校应有不同实践操作方略。比如应用型高校和研究型高校就应有所不同，同一学校内部针对基础型学科和应用型学科的科研评价也应不同，等等。总而言之，各高校要积极探索科技评价从奖励驱动向任务驱动转型，鼓励教师回归学术初心，筑牢创新基石。（作者 刘培军 单位系广西大学科技处）
推进高校科研评价改革，主体在人事管理部门和科研管理部门，其评价的对象包括高校二级学院和教师个人（当然也包括对学生科研成果的评价），其目的就是推进科研评价回归科研本身，让科研回归社会需要、回归学者初心，消解科研评价中的数字崇拜、学术表演以及非学术因素对学术活动的关联影响。
当前，新时代的科研评价新理念、新思想，在学术界及科研管理部门得到广泛认同，实践中最大的问题在操作层面。针对新理念在实施过程中遇到的困惑与问题，笔者作出以下探讨分析：
其一，科研奖励与论文、项目等直接挂钩问题。当前高校确实存在科研奖励与论文影响因子、项目类别、项目到校经费等直接挂钩的情况，且层次较低的高校科研奖励的力度就越大。要破除科研奖励与论文、项目等的直接挂钩，普通高校主要有两点担心：一是担心学校的科研产出量及水平下滑，影响学校学科建设及排名；二是担心对优秀科研人才造成打击，影响科研人员工作积极性。
为规避上述问题并保护科研人员积极性，笔者建议高校首先要厘清科研管理部门和人事管理部门的工作职责。从管理角度讲，科研管理部门管理考核的对象是二级学院而不是教师个体的科研状况，人事管理部门考核的对象是教师个人（含科研状况）。要改变过去惯常由科研管理部门直接统计教师个体的年度科研工作量并发放科研奖励的做法（即由科研管理部门直接统计全校教师发表的论文、承担的项目等情况，然后换算成一定的科研绩效或科研奖励金额的模式），改为以二级学院为考核单位，采取目标评价或增值评价方式，考核学院年度科研目标达成度或增值度或标志性成果完成度，再由学校根据对学院的综合考核划拨相应的绩效奖励当量。这样，教师个体的绩效与科研项目、论文等不直接挂钩，又可发挥学院主观能动性，约束并带动学院朝着学校设定的目标前进。
其二，教师年度或聘期考核中的科研评价问题。教师的年度或聘期考核，应由学校人事部门制定考核办法。比如，可制定年度考核只考核教学工作，不考核科研工作，科研工作量待到聘期结束时再考核，给教师以宽松的时间，鼓励教师出更高质量成果；设定不同类型不同层级教师不同的教学、科研工作量；设定不同类型教师不同的考核周期；设定以“师德+能力+业绩+贡献”的教师聘期考核办法，等等。具体到教师聘期科研工作量考核评价，可将论文、项目、专利、智库成果等各类科研业绩成体系全部折算为数值化的科研工作量，再累计综合计分，降低科研业绩管理的片面化要求，突出综合考核和标志性成果贡献，不唯论文数量，不把论文作为主要的评价依据和考核指标。在核定教师聘期超额科研工作量时，对普通论文不予计分，针对个人专利、论文数量泛滥的，采取折算平抑处理，鼓励教师产出原创性、高水平的代表性科研成果。
其三，教师职称评审中的科研评价问题。对教师职称评审中的科研评价，时下大部分高校已采用同行专家匿名评价方式对申请人的代表性成果、岗位匹配度与岗位贡献度等进行把关，代替了过去“数论文篇数、看影响因子，按申报比例晋升”的老办法。但现行职称评审办法在操作层面至少存在三个问题：一是基层单位在推荐参评人员时，行政权力参与科研评价问题；二是同行专家如何选择的问题；三是成果的公认度如何判定问题。破解这三个问题，首先，在基层单位成立职称评审工作小组，工作小组成员由学院有声望的教授组成，让行政权力退出学术评价；其次，学校层面要确定好匿名专家水平标准，把握全校职称评审材料送审专家的院校标准；再其次，坚持成果的高共识度，实施送审专家投票通过率须达到或超过一定比例，确保成果的高公认度；最后，对同行评价通过人选，学校要成立职称评审小组，要结合学科发展、学校同类人才科研水平及对人才的要求等，重新把关确定最终拟通过人选。
其四，高校人才引培中的科研评价问题。对人才的科研评价要坚持“科研业绩+发展潜力+学科契合度”的评价方式，分层分类对引培人才科研状况进行评价。当然，人才的引培与学科契合度、关联度考察也很重要，学校要充分发挥校院两级学术委员会的功能，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推进引培人才要与学科发展方向紧密契合，推进学科向深度、向特色发展，而不是“杂”与“宽”。
其五，教师科研工作绩效（奖励）问题。在采取聘期额定工作量且不奖励论文后，学校既定的科研奖励经费肯定会大幅下降。为此，学校可利用这笔经费提高科研人员的工资待遇水平。同时，笔者认为不宜“建立以院系为主导的差异化与市场化薪酬机制”。原因有三点：一是教书育人是教师学术事业的第一天职，也是教师立身之本，教师的主体薪酬应该体现平等性，亦即体现知识的平等性；二是主体薪酬平等，有利于提升基础学科教师待遇，有利于鼓励教师把心思放在本职工作上；三是允许教师薪酬有适当差异，并不是主导院系收入差异扩大，而是鼓励应用型学科人才在完成岗位工作量前提下，参与社会服务，通过转化科技成果、解决社会实践问题而获得收入多元化。在实际操作层面，学校对教师应不应该有科研奖励？笔者认为应该有奖励。在现有聘期额定工作量（含科研工作量）前提下，教师完成本职工作量后的剩余部分，可以体现为额外完成工作量，对额外劳动应该给予报酬。具体的奖励办法，可结合学校对教师个人聘期科研评价及学校对二级单位科研考核评价要求，由二级学院对教师超额完成科研工作量部分且对学院科研目标达成度有帮助的成果（即标志性成果）进行奖励。
当然，高校在“破五唯”后的科研评价，在遵循国家教育评价政策前提下，各校应有不同实践操作方略。比如应用型高校和研究型高校就应有所不同，同一学校内部针对基础型学科和应用型学科的科研评价也应不同，等等。总而言之，各高校要积极探索科技评价从奖励驱动向任务驱动转型，鼓励教师回归学术初心，筑牢创新基石。（作者 刘培军 单位系广西大学科技处）
【教育部：“公参民”学校应在2年内转为公办学校 教育专家：招生模式也会发生变化】近日，教育部明确要求4种情形的“公参民”学校应在2年内转为公办学校。西安的“公参民”学校众多，该如何改，改公办会带来什么影响？华商报记者就此采访了教育专家刘鹏，刘鹏认为，“公参民”学校转公办是顺势而为，希望转为公办特许学校，由“家长买单”转为“财政买单”，依然按照民办学校的体制机制进行管理。#西安教育专家谈公参民学校改制#
教育部：“公参民”学校应在2年内转为公办学校
近日，教育部会同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等8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规范公办学校举办或者参与举办民办义务教育学校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其中明确要求4种情形的“公参民”学校应在2年内转为公办学校。
8月25日，教育部发展规划司负责人还就《通知》有关问题答记者问时指出：“公参民”学校具有以下四种情形的，转为公办学校。
一是公办学校单独举办或者公办学校与其他公有主体合作举办的“公参民”学校，应转为公办学校。
二是公办学校与其他社会组织、个人合作举办的“公参民”学校，经协商一致且条件成熟的，可以转为公办学校。
三是既有居住社区配套建设的“公参民”学校，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转为公办学校，也可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提供学位、继续办学。
四是公办学校与其他社会组织、个人合作举办的“公参民”学校，不符合“六独立”要求且难以整改到位的，可视情况转为公办学校或终止办学。
家长：担心改为公办学校 效率低下教学质量下降
听说“公参民”要改公办，西安市高新区某民办学校的家长王女士并不开心，她觉得，家长之所以花钱让孩子进民办学校，就是看中民办学校的管理机制和教学质量。
“公办学校的老师干多干少一个样，所以长期以来积极性并不高。”王女士说，她担心“公参民”学校改公办后，学校没了自主权和管理权，势必会带来“大锅饭”的问题。
而且“公参民”学校有很多学位房，如果转为公办，招生模式也要发生改变，家长花大价钱买的学位房是否还能兑现，也让人感到担忧。
家长何先生则认为，西安的很多名校实际上都是“公参民”学校，多年来以掐尖的方式进行招生，这些名校的学区房、学位房也增加了家长的负担。如果能转为公办，就意味着让更多孩子公平地得到入学机会，可以有效地解决这些年民办学校过热带来的择校热问题，从而给家长和孩子减负。
专家认为“公参民”学校转公办是顺势而为，希望转为公办特许学校
教育专家，西安交大韩城学校总校长刘鹏说，“公参民”学校的体制来源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当时教育财政不足，公办学校人事管理机制体制僵化，政府鼓励社会力量办学。按照当时的规定，使用非教育性财政资金举办的学校，包括私人资本、国有资本进入都定义为民办学校。“这一体制的出现是有历史渊源的，对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所以现在要客观认识这个问题，不能污名化‘公参民’学校，更不能把矛头指向学校、校长和老师。”
刘鹏认为，近年来，随着政府对教育的更加重视，教育财政投入力度的增大，现阶段“公参民”问题得到彻底解决，也是大势所趋、顺势而为。
“我们特别希望‘公参民’学校转制为公办特许学校。”刘鹏说，所谓的公办特许学校，是指对家长来说公办学校，由财政足额买单；而内部管理依然按照民办管理机制体制，编制到校不到人、财政到校不到人，提高学校的管理效率。
刘鹏说，“公参民”问题的彻底解决，其实是督促各级政府承担义务教育的责任与担当，由“家长买单”转为“政府买单”，减负又增效，是一件皆大欢喜的事。
要避免简单化转制 极大考验基层政府的财政能力和改革创新能力
刘鹏指出，传统公办学校之所以不受认可，就是因为政府虽然投了很多钱，但是因为机制体制问题，导致办学效果差强人意。希望此次改革能够顺势而为，避免简单化的转制，不能把优质学校办成“大锅饭”。
同时需要理性的指出，“公参民”转公办极大考验基层政府的财政能力和改革创新能力。传统“大锅饭”不承担任何风险，要打破“大锅饭”搞绩效评价，就要承担风险；政府买单，买单到什么水平，这也考验基层政府的财政能力，还要充分考虑到基本国情，以及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增大、财政收支矛盾的新形势，所以既要尽力而为又要量力而行。
刘鹏认为，如果“公参民”改制后，政府不能足额买单，势必造成这些学校质量的下降。而如果办成传统的公办学校，由于管理机制体制的缺陷，学校依然会出现问题。
那么如何办好学校？刘鹏认为，要具备三大要素：一是教育财政，由谁来买单、买单到什么水平；二是人力资源管理，要有核心绩效评价，才能调动老师的积极性，破除吃“大锅饭”的顽瘴痼疾；三是办学思想、办学理念和办学实践，能不能达到坚持立德树人、素质教育和学生发展、教育评价的有机结合，办好家门口的好学校，人民满意教育。
外地已有实践 西安也有“开发区模式”
刘鹏说，西安的“公参民”学校很多，转制具体如何操作，可以借鉴外地模式，也可借鉴本地的“开发区”模式。
刘鹏说，北师大汉中学校，原本在筹建过程中是要建成民办学校，政策出台后，今年开学就已经变成了公办学校，走的路子就是公办特许学校，说明政府已经承担了这部分责任。
西安的“开发区模式”其实与此相同，具体操作层面，目前大概有三种模式：第一种为清华秦汉附中的模式，每生每年经费包给学校，学校内部统筹安排；第二种为陕师大和临潼合作的陕师大附中渭北学校，实行包班经费；第三种为高新一中和西咸新区的合作模式，按照师均工资包给学校。
刘鹏说，这些学校都是全员聘用制，没有铁饭碗的编制，政府承担办学经费，学校再按照多劳多得的方式进行二次分配。事实上，西咸新区、港务区、曲江都是这种模式。
“公参民”转制后招生模式也会发生变化 改革的目的是公平、优质、均衡
刘鹏认为，如果改制成功，对学校来说也是好事，从市场机制到政府买单，没有了后顾之忧，更能专心教学。
随着“公参民”转公办，招生模式也将发生深刻改变，从摇号入学变为按学区入学，是否会增加学区热呢？
刘鹏说，政府每出台一个政策，势必会出台配套政策。为了解决学区热，配套政策就是由单校划片改为多校划片，北京目前已经在实施。这一系列改革的目的都是为了让教育更加公平、优质、均衡。
刘鹏认为，当前的教育要聚焦做加法，进行供给侧改革，从分蛋糕到做蛋糕，蛋糕做大了，所有问题就迎刃而解。华商报
教育部：“公参民”学校应在2年内转为公办学校
近日，教育部会同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等8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规范公办学校举办或者参与举办民办义务教育学校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其中明确要求4种情形的“公参民”学校应在2年内转为公办学校。
8月25日，教育部发展规划司负责人还就《通知》有关问题答记者问时指出：“公参民”学校具有以下四种情形的，转为公办学校。
一是公办学校单独举办或者公办学校与其他公有主体合作举办的“公参民”学校，应转为公办学校。
二是公办学校与其他社会组织、个人合作举办的“公参民”学校，经协商一致且条件成熟的，可以转为公办学校。
三是既有居住社区配套建设的“公参民”学校，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转为公办学校，也可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提供学位、继续办学。
四是公办学校与其他社会组织、个人合作举办的“公参民”学校，不符合“六独立”要求且难以整改到位的，可视情况转为公办学校或终止办学。
家长：担心改为公办学校 效率低下教学质量下降
听说“公参民”要改公办，西安市高新区某民办学校的家长王女士并不开心，她觉得，家长之所以花钱让孩子进民办学校，就是看中民办学校的管理机制和教学质量。
“公办学校的老师干多干少一个样，所以长期以来积极性并不高。”王女士说，她担心“公参民”学校改公办后，学校没了自主权和管理权，势必会带来“大锅饭”的问题。
而且“公参民”学校有很多学位房，如果转为公办，招生模式也要发生改变，家长花大价钱买的学位房是否还能兑现，也让人感到担忧。
家长何先生则认为，西安的很多名校实际上都是“公参民”学校，多年来以掐尖的方式进行招生，这些名校的学区房、学位房也增加了家长的负担。如果能转为公办，就意味着让更多孩子公平地得到入学机会，可以有效地解决这些年民办学校过热带来的择校热问题，从而给家长和孩子减负。
专家认为“公参民”学校转公办是顺势而为，希望转为公办特许学校
教育专家，西安交大韩城学校总校长刘鹏说，“公参民”学校的体制来源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当时教育财政不足，公办学校人事管理机制体制僵化，政府鼓励社会力量办学。按照当时的规定，使用非教育性财政资金举办的学校，包括私人资本、国有资本进入都定义为民办学校。“这一体制的出现是有历史渊源的，对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所以现在要客观认识这个问题，不能污名化‘公参民’学校，更不能把矛头指向学校、校长和老师。”
刘鹏认为，近年来，随着政府对教育的更加重视，教育财政投入力度的增大，现阶段“公参民”问题得到彻底解决，也是大势所趋、顺势而为。
“我们特别希望‘公参民’学校转制为公办特许学校。”刘鹏说，所谓的公办特许学校，是指对家长来说公办学校，由财政足额买单；而内部管理依然按照民办管理机制体制，编制到校不到人、财政到校不到人，提高学校的管理效率。
刘鹏说，“公参民”问题的彻底解决，其实是督促各级政府承担义务教育的责任与担当，由“家长买单”转为“政府买单”，减负又增效，是一件皆大欢喜的事。
要避免简单化转制 极大考验基层政府的财政能力和改革创新能力
刘鹏指出，传统公办学校之所以不受认可，就是因为政府虽然投了很多钱，但是因为机制体制问题，导致办学效果差强人意。希望此次改革能够顺势而为，避免简单化的转制，不能把优质学校办成“大锅饭”。
同时需要理性的指出，“公参民”转公办极大考验基层政府的财政能力和改革创新能力。传统“大锅饭”不承担任何风险，要打破“大锅饭”搞绩效评价，就要承担风险；政府买单，买单到什么水平，这也考验基层政府的财政能力，还要充分考虑到基本国情，以及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增大、财政收支矛盾的新形势，所以既要尽力而为又要量力而行。
刘鹏认为，如果“公参民”改制后，政府不能足额买单，势必造成这些学校质量的下降。而如果办成传统的公办学校，由于管理机制体制的缺陷，学校依然会出现问题。
那么如何办好学校？刘鹏认为，要具备三大要素：一是教育财政，由谁来买单、买单到什么水平；二是人力资源管理，要有核心绩效评价，才能调动老师的积极性，破除吃“大锅饭”的顽瘴痼疾；三是办学思想、办学理念和办学实践，能不能达到坚持立德树人、素质教育和学生发展、教育评价的有机结合，办好家门口的好学校，人民满意教育。
外地已有实践 西安也有“开发区模式”
刘鹏说，西安的“公参民”学校很多，转制具体如何操作，可以借鉴外地模式，也可借鉴本地的“开发区”模式。
刘鹏说，北师大汉中学校，原本在筹建过程中是要建成民办学校，政策出台后，今年开学就已经变成了公办学校，走的路子就是公办特许学校，说明政府已经承担了这部分责任。
西安的“开发区模式”其实与此相同，具体操作层面，目前大概有三种模式：第一种为清华秦汉附中的模式，每生每年经费包给学校，学校内部统筹安排；第二种为陕师大和临潼合作的陕师大附中渭北学校，实行包班经费；第三种为高新一中和西咸新区的合作模式，按照师均工资包给学校。
刘鹏说，这些学校都是全员聘用制，没有铁饭碗的编制，政府承担办学经费，学校再按照多劳多得的方式进行二次分配。事实上，西咸新区、港务区、曲江都是这种模式。
“公参民”转制后招生模式也会发生变化 改革的目的是公平、优质、均衡
刘鹏认为，如果改制成功，对学校来说也是好事，从市场机制到政府买单，没有了后顾之忧，更能专心教学。
随着“公参民”转公办，招生模式也将发生深刻改变，从摇号入学变为按学区入学，是否会增加学区热呢？
刘鹏说，政府每出台一个政策，势必会出台配套政策。为了解决学区热，配套政策就是由单校划片改为多校划片，北京目前已经在实施。这一系列改革的目的都是为了让教育更加公平、优质、均衡。
刘鹏认为，当前的教育要聚焦做加法，进行供给侧改革，从分蛋糕到做蛋糕，蛋糕做大了，所有问题就迎刃而解。华商报
【教育部：“公参民”学校应在2年内转为公办学校 教育专家：招生模式也会发生变化】近日，教育部明确要求4种情形的“公参民”学校应在2年内转为公办学校。西安的“公参民”学校众多，该如何改，改公办会带来什么影响？华商报记者就此采访了教育专家刘鹏，刘鹏认为，“公参民”学校转公办是顺势而为，希望转为公办特许学校，由“家长买单”转为“财政买单”，依然按照民办学校的体制机制进行管理。#西安教育专家谈公参民学校改制#
教育部：“公参民”学校应在2年内转为公办学校
近日，教育部会同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等8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规范公办学校举办或者参与举办民办义务教育学校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其中明确要求4种情形的“公参民”学校应在2年内转为公办学校。
8月25日，教育部发展规划司负责人还就《通知》有关问题答记者问时指出：“公参民”学校具有以下四种情形的，转为公办学校。
一是公办学校单独举办或者公办学校与其他公有主体合作举办的“公参民”学校，应转为公办学校。
二是公办学校与其他社会组织、个人合作举办的“公参民”学校，经协商一致且条件成熟的，可以转为公办学校。
三是既有居住社区配套建设的“公参民”学校，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转为公办学校，也可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提供学位、继续办学。
四是公办学校与其他社会组织、个人合作举办的“公参民”学校，不符合“六独立”要求且难以整改到位的，可视情况转为公办学校或终止办学。
家长：担心改为公办学校 效率低下教学质量下降
听说“公参民”要改公办，西安市高新区某民办学校的家长王女士并不开心，她觉得，家长之所以花钱让孩子进民办学校，就是看中民办学校的管理机制和教学质量。
“公办学校的老师干多干少一个样，所以长期以来积极性并不高。”王女士说，她担心“公参民”学校改公办后，学校没了自主权和管理权，势必会带来“大锅饭”的问题。
而且“公参民”学校有很多学位房，如果转为公办，招生模式也要发生改变，家长花大价钱买的学位房是否还能兑现，也让人感到担忧。
家长何先生则认为，西安的很多名校实际上都是“公参民”学校，多年来以掐尖的方式进行招生，这些名校的学区房、学位房也增加了家长的负担。如果能转为公办，就意味着让更多孩子公平地得到入学机会，可以有效地解决这些年民办学校过热带来的择校热问题，从而给家长和孩子减负。
专家认为“公参民”学校转公办是顺势而为，希望转为公办特许学校
教育专家，西安交大韩城学校总校长刘鹏说，“公参民”学校的体制来源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当时教育财政不足，公办学校人事管理机制体制僵化，政府鼓励社会力量办学。按照当时的规定，使用非教育性财政资金举办的学校，包括私人资本、国有资本进入都定义为民办学校。“这一体制的出现是有历史渊源的，对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所以现在要客观认识这个问题，不能污名化‘公参民’学校，更不能把矛头指向学校、校长和老师。”
刘鹏认为，近年来，随着政府对教育的更加重视，教育财政投入力度的增大，现阶段“公参民”问题得到彻底解决，也是大势所趋、顺势而为。
“我们特别希望‘公参民’学校转制为公办特许学校。”刘鹏说，所谓的公办特许学校，是指对家长来说公办学校，由财政足额买单；而内部管理依然按照民办管理机制体制，编制到校不到人、财政到校不到人，提高学校的管理效率。
刘鹏说，“公参民”问题的彻底解决，其实是督促各级政府承担义务教育的责任与担当，由“家长买单”转为“政府买单”，减负又增效，是一件皆大欢喜的事。
要避免简单化转制 极大考验基层政府的财政能力和改革创新能力
刘鹏指出，传统公办学校之所以不受认可，就是因为政府虽然投了很多钱，但是因为机制体制问题，导致办学效果差强人意。希望此次改革能够顺势而为，避免简单化的转制，不能把优质学校办成“大锅饭”。
同时需要理性的指出，“公参民”转公办极大考验基层政府的财政能力和改革创新能力。传统“大锅饭”不承担任何风险，要打破“大锅饭”搞绩效评价，就要承担风险；政府买单，买单到什么水平，这也考验基层政府的财政能力，还要充分考虑到基本国情，以及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增大、财政收支矛盾的新形势，所以既要尽力而为又要量力而行。
刘鹏认为，如果“公参民”改制后，政府不能足额买单，势必造成这些学校质量的下降。而如果办成传统的公办学校，由于管理机制体制的缺陷，学校依然会出现问题。
那么如何办好学校？刘鹏认为，要具备三大要素：一是教育财政，由谁来买单、买单到什么水平；二是人力资源管理，要有核心绩效评价，才能调动老师的积极性，破除吃“大锅饭”的顽瘴痼疾；三是办学思想、办学理念和办学实践，能不能达到坚持立德树人、素质教育和学生发展、教育评价的有机结合，办好家门口的好学校，人民满意教育。
外地已有实践 西安也有“开发区模式”
刘鹏说，西安的“公参民”学校很多，转制具体如何操作，可以借鉴外地模式，也可借鉴本地的“开发区”模式。
刘鹏说，北师大汉中学校，原本在筹建过程中是要建成民办学校，政策出台后，今年开学就已经变成了公办学校，走的路子就是公办特许学校，说明政府已经承担了这部分责任。
西安的“开发区模式”其实与此相同，具体操作层面，目前大概有三种模式：第一种为清华秦汉附中的模式，每生每年经费包给学校，学校内部统筹安排；第二种为陕师大和临潼合作的陕师大附中渭北学校，实行包班经费；第三种为高新一中和西咸新区的合作模式，按照师均工资包给学校。
刘鹏说，这些学校都是全员聘用制，没有铁饭碗的编制，政府承担办学经费，学校再按照多劳多得的方式进行二次分配。事实上，西咸新区、港务区、曲江都是这种模式。
“公参民”转制后招生模式也会发生变化 改革的目的是公平、优质、均衡
刘鹏认为，如果改制成功，对学校来说也是好事，从市场机制到政府买单，没有了后顾之忧，更能专心教学。
随着“公参民”转公办，招生模式也将发生深刻改变，从摇号入学变为按学区入学，是否会增加学区热呢？
刘鹏说，政府每出台一个政策，势必会出台配套政策。为了解决学区热，配套政策就是由单校划片改为多校划片，北京目前已经在实施。这一系列改革的目的都是为了让教育更加公平、优质、均衡。
刘鹏认为，当前的教育要聚焦做加法，进行供给侧改革，从分蛋糕到做蛋糕，蛋糕做大了，所有问题就迎刃而解。华商报记者 赵瑞利
教育部：“公参民”学校应在2年内转为公办学校
近日，教育部会同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等8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规范公办学校举办或者参与举办民办义务教育学校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其中明确要求4种情形的“公参民”学校应在2年内转为公办学校。
8月25日，教育部发展规划司负责人还就《通知》有关问题答记者问时指出：“公参民”学校具有以下四种情形的，转为公办学校。
一是公办学校单独举办或者公办学校与其他公有主体合作举办的“公参民”学校，应转为公办学校。
二是公办学校与其他社会组织、个人合作举办的“公参民”学校，经协商一致且条件成熟的，可以转为公办学校。
三是既有居住社区配套建设的“公参民”学校，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转为公办学校，也可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提供学位、继续办学。
四是公办学校与其他社会组织、个人合作举办的“公参民”学校，不符合“六独立”要求且难以整改到位的，可视情况转为公办学校或终止办学。
家长：担心改为公办学校 效率低下教学质量下降
听说“公参民”要改公办，西安市高新区某民办学校的家长王女士并不开心，她觉得，家长之所以花钱让孩子进民办学校，就是看中民办学校的管理机制和教学质量。
“公办学校的老师干多干少一个样，所以长期以来积极性并不高。”王女士说，她担心“公参民”学校改公办后，学校没了自主权和管理权，势必会带来“大锅饭”的问题。
而且“公参民”学校有很多学位房，如果转为公办，招生模式也要发生改变，家长花大价钱买的学位房是否还能兑现，也让人感到担忧。
家长何先生则认为，西安的很多名校实际上都是“公参民”学校，多年来以掐尖的方式进行招生，这些名校的学区房、学位房也增加了家长的负担。如果能转为公办，就意味着让更多孩子公平地得到入学机会，可以有效地解决这些年民办学校过热带来的择校热问题，从而给家长和孩子减负。
专家认为“公参民”学校转公办是顺势而为，希望转为公办特许学校
教育专家，西安交大韩城学校总校长刘鹏说，“公参民”学校的体制来源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当时教育财政不足，公办学校人事管理机制体制僵化，政府鼓励社会力量办学。按照当时的规定，使用非教育性财政资金举办的学校，包括私人资本、国有资本进入都定义为民办学校。“这一体制的出现是有历史渊源的，对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所以现在要客观认识这个问题，不能污名化‘公参民’学校，更不能把矛头指向学校、校长和老师。”
刘鹏认为，近年来，随着政府对教育的更加重视，教育财政投入力度的增大，现阶段“公参民”问题得到彻底解决，也是大势所趋、顺势而为。
“我们特别希望‘公参民’学校转制为公办特许学校。”刘鹏说，所谓的公办特许学校，是指对家长来说公办学校，由财政足额买单；而内部管理依然按照民办管理机制体制，编制到校不到人、财政到校不到人，提高学校的管理效率。
刘鹏说，“公参民”问题的彻底解决，其实是督促各级政府承担义务教育的责任与担当，由“家长买单”转为“政府买单”，减负又增效，是一件皆大欢喜的事。
要避免简单化转制 极大考验基层政府的财政能力和改革创新能力
刘鹏指出，传统公办学校之所以不受认可，就是因为政府虽然投了很多钱，但是因为机制体制问题，导致办学效果差强人意。希望此次改革能够顺势而为，避免简单化的转制，不能把优质学校办成“大锅饭”。
同时需要理性的指出，“公参民”转公办极大考验基层政府的财政能力和改革创新能力。传统“大锅饭”不承担任何风险，要打破“大锅饭”搞绩效评价，就要承担风险；政府买单，买单到什么水平，这也考验基层政府的财政能力，还要充分考虑到基本国情，以及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增大、财政收支矛盾的新形势，所以既要尽力而为又要量力而行。
刘鹏认为，如果“公参民”改制后，政府不能足额买单，势必造成这些学校质量的下降。而如果办成传统的公办学校，由于管理机制体制的缺陷，学校依然会出现问题。
那么如何办好学校？刘鹏认为，要具备三大要素：一是教育财政，由谁来买单、买单到什么水平；二是人力资源管理，要有核心绩效评价，才能调动老师的积极性，破除吃“大锅饭”的顽瘴痼疾；三是办学思想、办学理念和办学实践，能不能达到坚持立德树人、素质教育和学生发展、教育评价的有机结合，办好家门口的好学校，人民满意教育。
外地已有实践 西安也有“开发区模式”
刘鹏说，西安的“公参民”学校很多，转制具体如何操作，可以借鉴外地模式，也可借鉴本地的“开发区”模式。
刘鹏说，北师大汉中学校，原本在筹建过程中是要建成民办学校，政策出台后，今年开学就已经变成了公办学校，走的路子就是公办特许学校，说明政府已经承担了这部分责任。
西安的“开发区模式”其实与此相同，具体操作层面，目前大概有三种模式：第一种为清华秦汉附中的模式，每生每年经费包给学校，学校内部统筹安排；第二种为陕师大和临潼合作的陕师大附中渭北学校，实行包班经费；第三种为高新一中和西咸新区的合作模式，按照师均工资包给学校。
刘鹏说，这些学校都是全员聘用制，没有铁饭碗的编制，政府承担办学经费，学校再按照多劳多得的方式进行二次分配。事实上，西咸新区、港务区、曲江都是这种模式。
“公参民”转制后招生模式也会发生变化 改革的目的是公平、优质、均衡
刘鹏认为，如果改制成功，对学校来说也是好事，从市场机制到政府买单，没有了后顾之忧，更能专心教学。
随着“公参民”转公办，招生模式也将发生深刻改变，从摇号入学变为按学区入学，是否会增加学区热呢？
刘鹏说，政府每出台一个政策，势必会出台配套政策。为了解决学区热，配套政策就是由单校划片改为多校划片，北京目前已经在实施。这一系列改革的目的都是为了让教育更加公平、优质、均衡。
刘鹏认为，当前的教育要聚焦做加法，进行供给侧改革，从分蛋糕到做蛋糕，蛋糕做大了，所有问题就迎刃而解。华商报记者 赵瑞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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