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有上千人主动自查补缴税款##薇娅案的查处彰显规范网络直播行业的决心和力度#12月20日，税务部门公布了对网络主播黄薇（网名：薇娅）偷逃税的处理结果。黄薇通过隐匿个人收入、虚构业务转换收入性质进行虚假申报偷逃税款，被依法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共计13.41亿元。
财税、法律界专家学者认为，税务部门作出的处理处罚决定体现了税法权威和公平公正，再次警示网络主播从业人员，网络直播非“法外之地”，要自觉依法纳税，承担与其收入和地位相匹配的社会责任。
对黄薇处理处罚体现税法刚性和执法温度相统一
此案是近期税务部门查处曝光的又一重大案件。多名财税和法律界专家学者认为，本案涉案人员社会关注度高、涉案金额大，案件的查处和曝光彰显有关部门规范网络直播行业的决心和力度。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对纳税人偷税的，由税务机关追缴其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滞纳金，并处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
据杭州市税务局有关负责人介绍，黄薇通过隐匿个人收入、虚构业务转换收入性质进行虚假申报等手段，偷逃税款6.43亿元，其他少缴税款0.6亿元。对其隐匿收入偷税但在检查立案后主动补缴和报告的部分，处0.6倍罚款；对隐匿收入偷税未主动补缴的部分，处4倍罚款；对虚构业务转换收入性质虚假申报偷税的部分，处1倍罚款。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刘剑文认为，本案中，税务部门对当事人不同的偷逃税手段处以不同倍数罚款，既体现了依法查处的法律权威，又充分考虑了当事人主动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情节，反映税务部门宽严相济，坚持执法力度和温度相统一。
近年来，平台经济、直播带货迅猛发展，税务部门切实加强对新经济新业态的税收监管和规范，充分发挥税收大数据作用，先后查处多起偷逃税案件，并对重大案件进行曝光。
杭州市税务局稽查局有关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时表示，税务部门持续规范网络直播行业税收秩序，分析发现部分网络主播存在一定涉税风险，及时开展了风险核查，提示辅导相关网络主播依法纳税。经税收大数据分析评估发现，黄薇存在涉嫌重大偷逃税问题，且经税务机关多次提醒督促仍整改不彻底，遂依法依规对其进行立案并开展了全面深入的税务检查。
多名专家表示，随着税收监管力度的不断加大和税收大数据威力的日益显现，任何心存侥幸、铤而走险的偷逃税行为，都将被依法严惩。
在规范监管的同时，税务部门对网络直播等新业态从业人员给予了包容性的自查整改期。今年9月，国家税务总局专门印发通知，明确网络主播2021年底前能够主动报告并及时纠正涉税问题的，可以依法从轻、减轻或免予处罚。据了解，已有上千人主动自查补缴税款。税务总局同时明确，对自查整改不彻底、拒不配合或情节严重的依法严肃查处。
“依法纳税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网络主播应该珍惜机会，积极自查整改，自觉补缴税款和滞纳金。”西南财经大学教授、西财智库首席研究员汤继强表示。
“国家支持新经济新业态发展不应成为新业态从业人员逃避纳税义务的护身符。”汤继强说，网络直播行业不是“法外之地”，不只是头部主播，每个取得收入、符合纳税标准的网络主播都应自觉依法纳税。
网络直播行业应加强规范和自律
网络主播依托网络直播营销平台，运用网络的交互性与传播力，对企业产品进行营销推广，往往收获很多粉丝，具有一定的公众影响力，其一言一行已不只代表个人，也影响着粉丝和公众。
当前，互联网营销师已经成为人社部等部门认定的新兴职业。中央财经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杨燕英表示，网络主播等新兴职业人员在享受新业态快速发展带来红利的同时，应自觉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依法履行纳税义务。
“知名头部网络主播相继因偷逃税被处罚，让人震惊之余更需反思。”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副校长张斌说，这些拥有“超高流量”的公众人物偷逃税，不仅危害了国家税收安全，更对社会风气特别是青少年的价值观带来不良影响。
“近年来，网红经济快速发展，当前的业务形式、盈利模式，让网红主播快速‘蹿红’，并毫无障碍地将‘流量变现’，不少青少年甚至认为‘读书不如当网红’，幻想‘一夜爆红’，而不再相信脚踏实地的努力，严重影响青少年健康发展。”张斌表示。
直播行业发展迅速，但与其相匹配的标准化、成熟的行业规范尚未形成。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认为，由于互联网平台的开放性，网络主播等直播行业从业人员准入门槛较低。网络主播的行为不能仅靠个人自律，行业协会应发挥相应激励和约束作用，督促引导网络直播从业人员自觉遵纪守法，传播正能量。
中国广告协会2020年发布《网络直播营销行为规范》，分别从商家、主播、平台经营者、主播服务机构和参与用户五大主体出发，规范网络直播营销活动。这一行业自律规范的出台，是整治当下直播带货乱象，规范各方行为，促进行业良性发展的有力之举。
建立健全行业规范的同时更要加大规范执行力度。“要对网络平台、经纪公司、网络主播实行分级分类管理，建立行业‘黑名单’制度，对存在偷逃税等违法失德行为的网络主播采取行业抵制或限制惩戒手段。”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院长白彦锋提出，“本案中，根据税法规定，涉案当事人如果能在规定期限内缴清相应的税款、滞纳金及罚款，不会被追究刑事责任，但应受到行业相应处罚约束，不能‘船过水无痕’。”
行业健康发展需压实平台企业责任
中山大学法学院教授、税收与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杨小强提出，税务部门查实的案情显示，黄薇2019年至2020年期间隐匿个人从直播平台获取的佣金收入虚假申报偷逃税款。对此，直播平台要切实履行监管责任。
据了解，目前，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的有关法律法规尚不健全，税务部门难以精确掌握网络主播的真实身份和收入信息。网络平台、经纪公司对网络主播的纳税引导不够，甚至存在个别中介帮助网络主播偷逃税，危害国家税收安全。
“直播平台直接向网络主播支付报酬，深度掌握网络主播的收入情况，应担负起应有的涉税责任，切实履行好告知纳税义务和代扣代缴义务，并定期向网信、税务部门报送重点网络主播身份、平台收入等信息，从源头上防范偷逃税。”杨小强说。
“税务部门已经印发通知，对相关经纪公司及经纪人、网络平台企业、中介机构和帮助设计、策划、实施逃避税行为的第三方等进行联动检查，一并依法从严处理。”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李平表示，直播平台企业等要诚信经营，依法依规开展业务，不能抱有侥幸心理，更不能为网络主播偷逃税出谋划策。
一些平台负责人表示，通过此次案件的曝光，进一步认识到平台企业的监管义务，将认真依法履行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义务，督促协助平台主播依法依规办理纳税申报，并积极配合税务机关依法实施税收管理，为直播行业健康发展贡献力量。
“我们将会在网络主播注册时，就明确告知其纳税义务，并和网络主播、经纪公司等共同承诺依法纳税，从源头上负起责任。”一家平台负责人提出，下一步将积极向有关部门报备网络主播收入支付、税款扣缴有关制度，严格网络主播取酬账户管控，坚决抵制支付报酬不开票的行为，推动平台经济高质量发展。
规范行业管理需凝聚多方合力
毕马威联合阿里研究院发布的《迈向万亿市场的直播电商》报告显示，2021年直播电商规模将扩大至2万亿元。
直播电商、网红经济等新经济新业态已成为当下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在繁荣经济、促进就业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许生表示，多元化平台、多群体入场给网络直播带来了更多可能性，但也增加了监管的难度。网络主播网上从业，无实际经营地址、流动性强，一定程度上存在各地监管责任不清晰的难题，需要各部门各方面协同发力，共同促进直播行业健康长远发展。
“传统行业经历多年发展，已建立起行业会计核算制度，从业人员、企业的财税处理已基本标准化、制度化。相比之下，直播行业尚缺乏类似的行业规范。”许生提出，网络直播收入来源五花八门，收入性质划分存在模糊地带，较难从传统渠道获取其上下游业务的准确数据，客观上造成税收征管难度大，也助长了从业人员的偷逃税行为。相关部门要尽快出台适应行业特色的财务管理制度，对直播电商涉及的“坑位费”“打赏”、直播佣金等多种收入进行规范核算，为依法纳税提供基础保障。
施正文建议，可通过立法或制定行政法规等方式，进一步明确直播带货过程中不同主体、不同行为的法律属性和责任义务，为监管部门提供明确的监管依据，也为经营者划定法律红线。
规范直播行业发展，各相关部门正在联合发力。未来，仍需聚焦完善制度，着力构建跨部门、多领域的长效监管机制，强化涉税信息交换共享和涉税问题协同处置，加大联合惩戒力度，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在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促进行业良性发展。#薇娅偷逃税被追缴并处罚款13.41亿元#
财税、法律界专家学者认为，税务部门作出的处理处罚决定体现了税法权威和公平公正，再次警示网络主播从业人员，网络直播非“法外之地”，要自觉依法纳税，承担与其收入和地位相匹配的社会责任。
对黄薇处理处罚体现税法刚性和执法温度相统一
此案是近期税务部门查处曝光的又一重大案件。多名财税和法律界专家学者认为，本案涉案人员社会关注度高、涉案金额大，案件的查处和曝光彰显有关部门规范网络直播行业的决心和力度。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对纳税人偷税的，由税务机关追缴其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滞纳金，并处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
据杭州市税务局有关负责人介绍，黄薇通过隐匿个人收入、虚构业务转换收入性质进行虚假申报等手段，偷逃税款6.43亿元，其他少缴税款0.6亿元。对其隐匿收入偷税但在检查立案后主动补缴和报告的部分，处0.6倍罚款；对隐匿收入偷税未主动补缴的部分，处4倍罚款；对虚构业务转换收入性质虚假申报偷税的部分，处1倍罚款。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刘剑文认为，本案中，税务部门对当事人不同的偷逃税手段处以不同倍数罚款，既体现了依法查处的法律权威，又充分考虑了当事人主动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情节，反映税务部门宽严相济，坚持执法力度和温度相统一。
近年来，平台经济、直播带货迅猛发展，税务部门切实加强对新经济新业态的税收监管和规范，充分发挥税收大数据作用，先后查处多起偷逃税案件，并对重大案件进行曝光。
杭州市税务局稽查局有关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时表示，税务部门持续规范网络直播行业税收秩序，分析发现部分网络主播存在一定涉税风险，及时开展了风险核查，提示辅导相关网络主播依法纳税。经税收大数据分析评估发现，黄薇存在涉嫌重大偷逃税问题，且经税务机关多次提醒督促仍整改不彻底，遂依法依规对其进行立案并开展了全面深入的税务检查。
多名专家表示，随着税收监管力度的不断加大和税收大数据威力的日益显现，任何心存侥幸、铤而走险的偷逃税行为，都将被依法严惩。
在规范监管的同时，税务部门对网络直播等新业态从业人员给予了包容性的自查整改期。今年9月，国家税务总局专门印发通知，明确网络主播2021年底前能够主动报告并及时纠正涉税问题的，可以依法从轻、减轻或免予处罚。据了解，已有上千人主动自查补缴税款。税务总局同时明确，对自查整改不彻底、拒不配合或情节严重的依法严肃查处。
“依法纳税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网络主播应该珍惜机会，积极自查整改，自觉补缴税款和滞纳金。”西南财经大学教授、西财智库首席研究员汤继强表示。
“国家支持新经济新业态发展不应成为新业态从业人员逃避纳税义务的护身符。”汤继强说，网络直播行业不是“法外之地”，不只是头部主播，每个取得收入、符合纳税标准的网络主播都应自觉依法纳税。
网络直播行业应加强规范和自律
网络主播依托网络直播营销平台，运用网络的交互性与传播力，对企业产品进行营销推广，往往收获很多粉丝，具有一定的公众影响力，其一言一行已不只代表个人，也影响着粉丝和公众。
当前，互联网营销师已经成为人社部等部门认定的新兴职业。中央财经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杨燕英表示，网络主播等新兴职业人员在享受新业态快速发展带来红利的同时，应自觉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依法履行纳税义务。
“知名头部网络主播相继因偷逃税被处罚，让人震惊之余更需反思。”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副校长张斌说，这些拥有“超高流量”的公众人物偷逃税，不仅危害了国家税收安全，更对社会风气特别是青少年的价值观带来不良影响。
“近年来，网红经济快速发展，当前的业务形式、盈利模式，让网红主播快速‘蹿红’，并毫无障碍地将‘流量变现’，不少青少年甚至认为‘读书不如当网红’，幻想‘一夜爆红’，而不再相信脚踏实地的努力，严重影响青少年健康发展。”张斌表示。
直播行业发展迅速，但与其相匹配的标准化、成熟的行业规范尚未形成。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认为，由于互联网平台的开放性，网络主播等直播行业从业人员准入门槛较低。网络主播的行为不能仅靠个人自律，行业协会应发挥相应激励和约束作用，督促引导网络直播从业人员自觉遵纪守法，传播正能量。
中国广告协会2020年发布《网络直播营销行为规范》，分别从商家、主播、平台经营者、主播服务机构和参与用户五大主体出发，规范网络直播营销活动。这一行业自律规范的出台，是整治当下直播带货乱象，规范各方行为，促进行业良性发展的有力之举。
建立健全行业规范的同时更要加大规范执行力度。“要对网络平台、经纪公司、网络主播实行分级分类管理，建立行业‘黑名单’制度，对存在偷逃税等违法失德行为的网络主播采取行业抵制或限制惩戒手段。”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院长白彦锋提出，“本案中，根据税法规定，涉案当事人如果能在规定期限内缴清相应的税款、滞纳金及罚款，不会被追究刑事责任，但应受到行业相应处罚约束，不能‘船过水无痕’。”
行业健康发展需压实平台企业责任
中山大学法学院教授、税收与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杨小强提出，税务部门查实的案情显示，黄薇2019年至2020年期间隐匿个人从直播平台获取的佣金收入虚假申报偷逃税款。对此，直播平台要切实履行监管责任。
据了解，目前，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的有关法律法规尚不健全，税务部门难以精确掌握网络主播的真实身份和收入信息。网络平台、经纪公司对网络主播的纳税引导不够，甚至存在个别中介帮助网络主播偷逃税，危害国家税收安全。
“直播平台直接向网络主播支付报酬，深度掌握网络主播的收入情况，应担负起应有的涉税责任，切实履行好告知纳税义务和代扣代缴义务，并定期向网信、税务部门报送重点网络主播身份、平台收入等信息，从源头上防范偷逃税。”杨小强说。
“税务部门已经印发通知，对相关经纪公司及经纪人、网络平台企业、中介机构和帮助设计、策划、实施逃避税行为的第三方等进行联动检查，一并依法从严处理。”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李平表示，直播平台企业等要诚信经营，依法依规开展业务，不能抱有侥幸心理，更不能为网络主播偷逃税出谋划策。
一些平台负责人表示，通过此次案件的曝光，进一步认识到平台企业的监管义务，将认真依法履行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义务，督促协助平台主播依法依规办理纳税申报，并积极配合税务机关依法实施税收管理，为直播行业健康发展贡献力量。
“我们将会在网络主播注册时，就明确告知其纳税义务，并和网络主播、经纪公司等共同承诺依法纳税，从源头上负起责任。”一家平台负责人提出，下一步将积极向有关部门报备网络主播收入支付、税款扣缴有关制度，严格网络主播取酬账户管控，坚决抵制支付报酬不开票的行为，推动平台经济高质量发展。
规范行业管理需凝聚多方合力
毕马威联合阿里研究院发布的《迈向万亿市场的直播电商》报告显示，2021年直播电商规模将扩大至2万亿元。
直播电商、网红经济等新经济新业态已成为当下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在繁荣经济、促进就业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许生表示，多元化平台、多群体入场给网络直播带来了更多可能性，但也增加了监管的难度。网络主播网上从业，无实际经营地址、流动性强，一定程度上存在各地监管责任不清晰的难题，需要各部门各方面协同发力，共同促进直播行业健康长远发展。
“传统行业经历多年发展，已建立起行业会计核算制度，从业人员、企业的财税处理已基本标准化、制度化。相比之下，直播行业尚缺乏类似的行业规范。”许生提出，网络直播收入来源五花八门，收入性质划分存在模糊地带，较难从传统渠道获取其上下游业务的准确数据，客观上造成税收征管难度大，也助长了从业人员的偷逃税行为。相关部门要尽快出台适应行业特色的财务管理制度，对直播电商涉及的“坑位费”“打赏”、直播佣金等多种收入进行规范核算，为依法纳税提供基础保障。
施正文建议，可通过立法或制定行政法规等方式，进一步明确直播带货过程中不同主体、不同行为的法律属性和责任义务，为监管部门提供明确的监管依据，也为经营者划定法律红线。
规范直播行业发展，各相关部门正在联合发力。未来，仍需聚焦完善制度，着力构建跨部门、多领域的长效监管机制，强化涉税信息交换共享和涉税问题协同处置，加大联合惩戒力度，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在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促进行业良性发展。#薇娅偷逃税被追缴并处罚款13.41亿元#
【新华社：#已有上千网络主播主动自查补税#】据@新华社 报道，12月20日，税务部门公布了对网络主播黄薇（网名：薇娅）偷逃税的处理结果。黄薇通过隐匿个人收入、虚构业务转换收入性质进行虚假申报偷逃税款，被依法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共计13.41亿元。
财税、法律界专家学者认为，税务部门作出的处理处罚决定体现了税法权威和公平公正，再次警示网络主播从业人员，网络直播非“法外之地”，要自觉依法纳税，承担与其收入和地位相匹配的社会责任。
对黄薇处理处罚体现税法刚性和执法温度相统一
此案是近期税务部门查处曝光的又一重大案件。多名财税和法律界专家学者认为，本案涉案人员社会关注度高、涉案金额大，案件的查处和曝光彰显有关部门规范网络直播行业的决心和力度。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对纳税人偷税的，由税务机关追缴其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滞纳金，并处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
据杭州市税务局有关负责人介绍，黄薇通过隐匿个人收入、虚构业务转换收入性质进行虚假申报等手段，偷逃税款6.43亿元，其他少缴税款0.6亿元。对其隐匿收入偷税但在检查立案后主动补缴和报告的部分，处0.6倍罚款；对隐匿收入偷税未主动补缴的部分，处4倍罚款；对虚构业务转换收入性质虚假申报偷税的部分，处1倍罚款。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刘剑文认为，本案中，税务部门对当事人不同的偷逃税手段处以不同倍数罚款，既体现了依法查处的法律权威，又充分考虑了当事人主动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情节，反映税务部门宽严相济，坚持执法力度和温度相统一。
近年来，平台经济、直播带货迅猛发展，税务部门切实加强对新经济新业态的税收监管和规范，充分发挥税收大数据作用，先后查处多起偷逃税案件，并对重大案件进行曝光。
杭州市税务局稽查局有关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时表示，税务部门持续规范网络直播行业税收秩序，分析发现部分网络主播存在一定涉税风险，及时开展了风险核查，提示辅导相关网络主播依法纳税。经税收大数据分析评估发现，黄薇存在涉嫌重大偷逃税问题，且经税务机关多次提醒督促仍整改不彻底，遂依法依规对其进行立案并开展了全面深入的税务检查。
多名专家表示，随着税收监管力度的不断加大和税收大数据威力的日益显现，任何心存侥幸、铤而走险的偷逃税行为，都将被依法严惩。
在规范监管的同时，税务部门对网络直播等新业态从业人员给予了包容性的自查整改期。今年9月，国家税务总局专门印发通知，明确网络主播2021年底前能够主动报告并及时纠正涉税问题的，可以依法从轻、减轻或免予处罚。据了解，已有上千人主动自查补缴税款。税务总局同时明确，对自查整改不彻底、拒不配合或情节严重的依法严肃查处。
“依法纳税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网络主播应该珍惜机会，积极自查整改，自觉补缴税款和滞纳金。”西南财经大学教授、西财智库首席研究员汤继强表示。
“国家支持新经济新业态发展不应成为新业态从业人员逃避纳税义务的护身符。”汤继强说，网络直播行业不是“法外之地”，不只是头部主播，每个取得收入、符合纳税标准的网络主播都应自觉依法纳税。
网络直播行业应加强规范和自律
网络主播依托网络直播营销平台，运用网络的交互性与传播力，对企业产品进行营销推广，往往收获很多粉丝，具有一定的公众影响力，其一言一行已不只代表个人，也影响着粉丝和公众。
当前，互联网营销师已经成为人社部等部门认定的新兴职业。中央财经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杨燕英表示，网络主播等新兴职业人员在享受新业态快速发展带来红利的同时，应自觉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依法履行纳税义务。
“知名头部网络主播相继因偷逃税被处罚，让人震惊之余更需反思。”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副校长张斌说，这些拥有“超高流量”的公众人物偷逃税，不仅危害了国家税收安全，更对社会风气特别是青少年的价值观带来不良影响。
“近年来，网红经济快速发展，当前的业务形式、盈利模式，让网红主播快速‘蹿红’，并毫无障碍地将‘流量变现’，不少青少年甚至认为‘读书不如当网红’，幻想‘一夜爆红’，而不再相信脚踏实地的努力，严重影响青少年健康发展。”张斌表示。
直播行业发展迅速，但与其相匹配的标准化、成熟的行业规范尚未形成。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认为，由于互联网平台的开放性，网络主播等直播行业从业人员准入门槛较低。网络主播的行为不能仅靠个人自律，行业协会应发挥相应激励和约束作用，督促引导网络直播从业人员自觉遵纪守法，传播正能量。
中国广告协会2020年发布《网络直播营销行为规范》，分别从商家、主播、平台经营者、主播服务机构和参与用户五大主体出发，规范网络直播营销活动。这一行业自律规范的出台，是整治当下直播带货乱象，规范各方行为，促进行业良性发展的有力之举。
建立健全行业规范的同时更要加大规范执行力度。“要对网络平台、经纪公司、网络主播实行分级分类管理，建立行业‘黑名单’制度，对存在偷逃税等违法失德行为的网络主播采取行业抵制或限制惩戒手段。”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院长白彦锋提出，“本案中，根据税法规定，涉案当事人如果能在规定期限内缴清相应的税款、滞纳金及罚款，不会被追究刑事责任，但应受到行业相应处罚约束，不能‘船过水无痕’。”
行业健康发展需压实平台企业责任
中山大学法学院教授、税收与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杨小强提出，税务部门查实的案情显示，黄薇2019年至2020年期间隐匿个人从直播平台获取的佣金收入虚假申报偷逃税款。对此，直播平台要切实履行监管责任。
据了解，目前，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的有关法律法规尚不健全，税务部门难以精确掌握网络主播的真实身份和收入信息。网络平台、经纪公司对网络主播的纳税引导不够，甚至存在个别中介帮助网络主播偷逃税，危害国家税收安全。
“直播平台直接向网络主播支付报酬，深度掌握网络主播的收入情况，应担负起应有的涉税责任，切实履行好告知纳税义务和代扣代缴义务，并定期向网信、税务部门报送重点网络主播身份、平台收入等信息，从源头上防范偷逃税。”杨小强说。
税务部门已经印发通知，对相关经纪公司及经纪人、网络平台企业、中介机构和帮助设计、策划、实施逃避税行为的第三方等进行联动检查，一并依法从严处理。”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李平表示，直播平台企业等要诚信经营，依法依规开展业务，不能抱有侥幸心理，更不能为网络主播偷逃税出谋划策。
一些平台负责人表示，通过此次案件的曝光，进一步认识到平台企业的监管义务，将认真依法履行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义务，督促协助平台主播依法依规办理纳税申报，并积极配合税务机关依法实施税收管理，为直播行业健康发展贡献力量。
“我们将会在网络主播注册时，就明确告知其纳税义务，并和网络主播、经纪公司等共同承诺依法纳税，从源头上负起责任。”一家平台负责人提出，下一步将积极向有关部门报备网络主播收入支付、税款扣缴有关制度，严格网络主播取酬账户管控，坚决抵制支付报酬不开票的行为，推动平台经济高质量发展。
规范行业管理需凝聚多方合力
毕马威联合阿里研究院发布的《迈向万亿市场的直播电商》报告显示，2021年直播电商规模将扩大至2万亿元。
直播电商、网红经济等新经济新业态已成为当下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在繁荣经济、促进就业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许生表示，多元化平台、多群体入场给网络直播带来了更多可能性，但也增加了监管的难度。网络主播网上从业，无实际经营地址、流动性强，一定程度上存在各地监管责任不清晰的难题，需要各部门各方面协同发力，共同促进直播行业健康长远发展。
“传统行业经历多年发展，已建立起行业会计核算制度，从业人员、企业的财税处理已基本标准化、制度化。相比之下，直播行业尚缺乏类似的行业规范。”许生提出，网络直播收入来源五花八门，收入性质划分存在模糊地带，较难从传统渠道获取其上下游业务的准确数据，客观上造成税收征管难度大，也助长了从业人员的偷逃税行为。相关部门要尽快出台适应行业特色的财务管理制度，对直播电商涉及的“坑位费”“打赏”、直播佣金等多种收入进行规范核算，为依法纳税提供基础保障。
施正文建议，可通过立法或制定行政法规等方式，进一步明确直播带货过程中不同主体、不同行为的法律属性和责任义务，为监管部门提供明确的监管依据，也为经营者划定法律红线。
规范直播行业发展，各相关部门正在联合发力。未来，仍需聚焦完善制度，着力构建跨部门、多领域的长效监管机制，强化涉税信息交换共享和涉税问题协同处置，加大联合惩戒力度，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在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促进行业良性发展。
财税、法律界专家学者认为，税务部门作出的处理处罚决定体现了税法权威和公平公正，再次警示网络主播从业人员，网络直播非“法外之地”，要自觉依法纳税，承担与其收入和地位相匹配的社会责任。
对黄薇处理处罚体现税法刚性和执法温度相统一
此案是近期税务部门查处曝光的又一重大案件。多名财税和法律界专家学者认为，本案涉案人员社会关注度高、涉案金额大，案件的查处和曝光彰显有关部门规范网络直播行业的决心和力度。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对纳税人偷税的，由税务机关追缴其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滞纳金，并处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
据杭州市税务局有关负责人介绍，黄薇通过隐匿个人收入、虚构业务转换收入性质进行虚假申报等手段，偷逃税款6.43亿元，其他少缴税款0.6亿元。对其隐匿收入偷税但在检查立案后主动补缴和报告的部分，处0.6倍罚款；对隐匿收入偷税未主动补缴的部分，处4倍罚款；对虚构业务转换收入性质虚假申报偷税的部分，处1倍罚款。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刘剑文认为，本案中，税务部门对当事人不同的偷逃税手段处以不同倍数罚款，既体现了依法查处的法律权威，又充分考虑了当事人主动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情节，反映税务部门宽严相济，坚持执法力度和温度相统一。
近年来，平台经济、直播带货迅猛发展，税务部门切实加强对新经济新业态的税收监管和规范，充分发挥税收大数据作用，先后查处多起偷逃税案件，并对重大案件进行曝光。
杭州市税务局稽查局有关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时表示，税务部门持续规范网络直播行业税收秩序，分析发现部分网络主播存在一定涉税风险，及时开展了风险核查，提示辅导相关网络主播依法纳税。经税收大数据分析评估发现，黄薇存在涉嫌重大偷逃税问题，且经税务机关多次提醒督促仍整改不彻底，遂依法依规对其进行立案并开展了全面深入的税务检查。
多名专家表示，随着税收监管力度的不断加大和税收大数据威力的日益显现，任何心存侥幸、铤而走险的偷逃税行为，都将被依法严惩。
在规范监管的同时，税务部门对网络直播等新业态从业人员给予了包容性的自查整改期。今年9月，国家税务总局专门印发通知，明确网络主播2021年底前能够主动报告并及时纠正涉税问题的，可以依法从轻、减轻或免予处罚。据了解，已有上千人主动自查补缴税款。税务总局同时明确，对自查整改不彻底、拒不配合或情节严重的依法严肃查处。
“依法纳税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网络主播应该珍惜机会，积极自查整改，自觉补缴税款和滞纳金。”西南财经大学教授、西财智库首席研究员汤继强表示。
“国家支持新经济新业态发展不应成为新业态从业人员逃避纳税义务的护身符。”汤继强说，网络直播行业不是“法外之地”，不只是头部主播，每个取得收入、符合纳税标准的网络主播都应自觉依法纳税。
网络直播行业应加强规范和自律
网络主播依托网络直播营销平台，运用网络的交互性与传播力，对企业产品进行营销推广，往往收获很多粉丝，具有一定的公众影响力，其一言一行已不只代表个人，也影响着粉丝和公众。
当前，互联网营销师已经成为人社部等部门认定的新兴职业。中央财经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杨燕英表示，网络主播等新兴职业人员在享受新业态快速发展带来红利的同时，应自觉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依法履行纳税义务。
“知名头部网络主播相继因偷逃税被处罚，让人震惊之余更需反思。”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副校长张斌说，这些拥有“超高流量”的公众人物偷逃税，不仅危害了国家税收安全，更对社会风气特别是青少年的价值观带来不良影响。
“近年来，网红经济快速发展，当前的业务形式、盈利模式，让网红主播快速‘蹿红’，并毫无障碍地将‘流量变现’，不少青少年甚至认为‘读书不如当网红’，幻想‘一夜爆红’，而不再相信脚踏实地的努力，严重影响青少年健康发展。”张斌表示。
直播行业发展迅速，但与其相匹配的标准化、成熟的行业规范尚未形成。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认为，由于互联网平台的开放性，网络主播等直播行业从业人员准入门槛较低。网络主播的行为不能仅靠个人自律，行业协会应发挥相应激励和约束作用，督促引导网络直播从业人员自觉遵纪守法，传播正能量。
中国广告协会2020年发布《网络直播营销行为规范》，分别从商家、主播、平台经营者、主播服务机构和参与用户五大主体出发，规范网络直播营销活动。这一行业自律规范的出台，是整治当下直播带货乱象，规范各方行为，促进行业良性发展的有力之举。
建立健全行业规范的同时更要加大规范执行力度。“要对网络平台、经纪公司、网络主播实行分级分类管理，建立行业‘黑名单’制度，对存在偷逃税等违法失德行为的网络主播采取行业抵制或限制惩戒手段。”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院长白彦锋提出，“本案中，根据税法规定，涉案当事人如果能在规定期限内缴清相应的税款、滞纳金及罚款，不会被追究刑事责任，但应受到行业相应处罚约束，不能‘船过水无痕’。”
行业健康发展需压实平台企业责任
中山大学法学院教授、税收与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杨小强提出，税务部门查实的案情显示，黄薇2019年至2020年期间隐匿个人从直播平台获取的佣金收入虚假申报偷逃税款。对此，直播平台要切实履行监管责任。
据了解，目前，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的有关法律法规尚不健全，税务部门难以精确掌握网络主播的真实身份和收入信息。网络平台、经纪公司对网络主播的纳税引导不够，甚至存在个别中介帮助网络主播偷逃税，危害国家税收安全。
“直播平台直接向网络主播支付报酬，深度掌握网络主播的收入情况，应担负起应有的涉税责任，切实履行好告知纳税义务和代扣代缴义务，并定期向网信、税务部门报送重点网络主播身份、平台收入等信息，从源头上防范偷逃税。”杨小强说。
税务部门已经印发通知，对相关经纪公司及经纪人、网络平台企业、中介机构和帮助设计、策划、实施逃避税行为的第三方等进行联动检查，一并依法从严处理。”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李平表示，直播平台企业等要诚信经营，依法依规开展业务，不能抱有侥幸心理，更不能为网络主播偷逃税出谋划策。
一些平台负责人表示，通过此次案件的曝光，进一步认识到平台企业的监管义务，将认真依法履行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义务，督促协助平台主播依法依规办理纳税申报，并积极配合税务机关依法实施税收管理，为直播行业健康发展贡献力量。
“我们将会在网络主播注册时，就明确告知其纳税义务，并和网络主播、经纪公司等共同承诺依法纳税，从源头上负起责任。”一家平台负责人提出，下一步将积极向有关部门报备网络主播收入支付、税款扣缴有关制度，严格网络主播取酬账户管控，坚决抵制支付报酬不开票的行为，推动平台经济高质量发展。
规范行业管理需凝聚多方合力
毕马威联合阿里研究院发布的《迈向万亿市场的直播电商》报告显示，2021年直播电商规模将扩大至2万亿元。
直播电商、网红经济等新经济新业态已成为当下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在繁荣经济、促进就业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许生表示，多元化平台、多群体入场给网络直播带来了更多可能性，但也增加了监管的难度。网络主播网上从业，无实际经营地址、流动性强，一定程度上存在各地监管责任不清晰的难题，需要各部门各方面协同发力，共同促进直播行业健康长远发展。
“传统行业经历多年发展，已建立起行业会计核算制度，从业人员、企业的财税处理已基本标准化、制度化。相比之下，直播行业尚缺乏类似的行业规范。”许生提出，网络直播收入来源五花八门，收入性质划分存在模糊地带，较难从传统渠道获取其上下游业务的准确数据，客观上造成税收征管难度大，也助长了从业人员的偷逃税行为。相关部门要尽快出台适应行业特色的财务管理制度，对直播电商涉及的“坑位费”“打赏”、直播佣金等多种收入进行规范核算，为依法纳税提供基础保障。
施正文建议，可通过立法或制定行政法规等方式，进一步明确直播带货过程中不同主体、不同行为的法律属性和责任义务，为监管部门提供明确的监管依据，也为经营者划定法律红线。
规范直播行业发展，各相关部门正在联合发力。未来，仍需聚焦完善制度，着力构建跨部门、多领域的长效监管机制，强化涉税信息交换共享和涉税问题协同处置，加大联合惩戒力度，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在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促进行业良性发展。
揭穿亿元调解书中的猫腻
➤ 一起标的额近亿元的合同纠纷案，双方迅速达成调解协议。
➤ 前后两份《补充协议》，约定综合费率为何大相径庭？
➤ 诉讼疑点重重，调查层层深入，监督持续推进……
建筑公司将置业公司起诉至法院，要求支付工程款近亿元，双方迅速达成调解协议。检察官审查发现，这份民事调解书有猫腻！启动监督后，再审检察建议却没被采纳。检察机关跟进监督，虚假的民事调解书被撤销，案件也被发回重审。
2021年10月29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4件民事检察跟进监督典型案例，这起由浙江省浦江县检察院办理的某建筑公司与某置业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跟进监督案位列其中。
“目前这起案件发回重审后还在审理中，我们将持续跟进监督到底！”近日，记者对此案进行采访时，参与办案的浙江省金华市检察院第四检察部副主任金全表示。
大有文章的《七月协议》
2014年4月，浦江某置业公司（下称“置业公司”）因经营不善导致资金周转困难，在当地搞房地产投资的潘某有意接手该公司开发的楼盘，但未能筹措到资金。后来，潘某经人介绍向某集团公司（下称“集团公司”）借款。集团公司对置业公司资产及楼盘的后期销售前景进行充分评估后，认为该楼盘项目可实现盈利。
经过一番商议，各方最终确定由集团公司全额出资入股置业公司，资金通过某信托公司（下称“信托公司”）投入；确定信托公司为置业公司独资法人，占有100%股权。置业公司聘请潘某为公司总经理兼法定代表人，同时由集团公司派驻一名财务人员，监管公司印章及公司账户。
此后不久，经公开招投标，某建筑公司（下称“建筑公司”）中标承建置业公司的楼盘开发项目。潘某作为置业公司法定代表人，与建筑公司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与此同时，双方另行签订了一份补充协议（下称《六月合同》），明确了土建工程综合费率、水电安装工程综合费率的取费标准，以及定额人工单价。随后，双方将上述两份合同一并提交给建设部门进行备案。
2017年五六月间，潘某与建筑公司负责人洪某、实际施工经理杜某串通，准备通过提高综合费率的方式，将自己欠洪某、杜某的钱计入工程款中进行结算。于是，潘某在未取得信托公司同意的情况下，擅自与建筑公司又重新签订了一份补充协议（下称《七月合同》）。
为避免被人发现，双方将《七月合同》的签订时间倒签至2014年7月18日。此后，双方以《七月合同》作为审计依据，交给一家造价咨询公司。2017年9月22日，造价咨询公司出具了工程造价审定单，审定金额为2.63亿余元。
同年10月12日，建筑公司依据《七月合同》及工程造价审定单，将置业公司起诉至浦江县法院，要求支付剩余工程款9520万余元。
一个月不到，双方就顺利达成了调解协议，浦江县法院据此作出了民事调解书。
突然冒出个职务侵占案
2018年1月3日，建筑公司以置业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而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为由，向浦江县法院申请对置业公司进行破产清算。同月15日，该院裁定受理置业公司破产清算案，置业公司随即进入破产清算程序。
顺利的话，根据调解协议书规定，建筑公司就能从楼盘折价或者拍卖价款中优先受偿全部工程款。而洪某和杜某，也自然能够不动声色地收回潘某的欠款。可人算不如天算，眼看大功告成之时，潘某“翻车”了。
2018年3月4日，浦江县公安局将一起职务侵占案移送浦江县检察院审查起诉。该案的犯罪嫌疑人正是潘某。
出于职业敏感，公司财务人员整理了置业公司与建筑公司的民事调解书等材料，发现潘某可能存在通过虚假诉讼侵害公司利益的行为，于是立即向浦江县检察院申请民事裁判监督。
“这里面很可能有问题！”受理申请后，承办检察官经调查发现，置业公司和建筑公司存在两份《补充协议》，即在建设部门备案的《六月合同》和后来的《七月合同》。
通过仔细比对，检察官发现，双方后来签署的这份《七月合同》存在诸多不合常理之处，比如，《七月合同》较《六月合同》大幅提高了定额人工单价、土建工程综合费率、水电安装综合费率等，数额均明显不符合建筑市场行情；工程监理、预决算、跟踪审计人员所提供的原始结算基础资料也证实，工程实际是按照《六月合同》履行，置业公司也是按照该合同支付相应阶段工程款。而且更让人大跌眼镜的是，这份2014年7月8日签署的《七月合同》上，盖的竟是置业公司在2015年9月28日才启用的印章……
潘某作为置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何要签署这份远高于市场价、完全不利于置业公司的《七月合同》？
冲破迷雾揪出虚假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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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案人员赴某置业公司取证途中
为尽快查明真相、固定相关证据，浦江县检察院整合内部办案力量组成专班，并立即向金华市检察院汇报案情，请求支持和指导。金华市检察院当即派出民事检察业务骨干参与案件调查。
“虚假调解通常隐蔽性较强，通过单纯的书面审查虽然可以作出初步判断与识别，但这最多能达到合理怀疑诉争案件涉嫌虚假诉讼的程度，对诉争案件是否确实存在虚假诉讼，还需要通过后期的调查取证工作予以认定。”办案人员很快达成充分行使调查核实权提升监督质效的共识。
为此，办案人员重点围绕涉案协议签订的时间、协议内容差异、施工决算情况等关键问题，审查当事人不符常理或者行业惯例的异常行为，固定关键证据。通过对中标合同、建设施工备案合同、工程预决算报告、工程进度款结算、支付情况及竣工结算报告等书证进行全面审查，最终将《七月合同》中的诸多疑点逐个击破。
鉴于该案涉案人员多、人员之间又存在利益关系，一旦串供，很难突破，办案人员认真研判案情后，制定了周密详实的询问提纲和询问策略，通过上下联动，一体化办案，将项目经理、监理、预决算制作人员、跟踪审计人员等相关人员同时通知到位，分组进行询问，避免了当事人之间的串供。
另外，办案人员通过查询银行往来账目，搜索与潘某相关的所有民事判决情况，审查相关的所有裁判文书，查明潘某在2014年3月曾向建筑公司总经理洪某借款1000万元，约定借款利息为月利率2.5%，而且在2016年分多次通过支付工程款的方式，已支付给洪某个人利息500万元。
在查明潘某与洪某之间存在上述利益关系后，办案人员顺利找到了潘某参与虚假诉讼的动机。在事实证据面前，潘某如实向检察官供述了参与虚假诉讼情况。同时，针对检察机关在调查取证过程中存在刚性措施不足、相关人员不愿配合等现实情况，办案人员还采取上门取证方式，面对面进行释法说理，消除当事人的心理顾虑。在取证过程中，办案人员专门请技术人员配合，通过同步录音录像的方式将证人证言予以固定，以防止证人证言出现反复。
跟进监督撤销调解书
经过全面深入的调查核实，浦江县检察院查明，潘某与建筑公司为自身利益，恶意串通伪造《七月合同》，虚增工程款，骗取民事调解书，并凭借该民事调解书申请置业公司破产，从而达到将自己虚增的部分建筑工程款优先受偿的非法目的。双方的行为严重扰乱了正常的司法秩序，损害了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据此，2019年6月28日，该院依法向浦江县法院发出再审检察建议。
同年9月25日，浦江县法院复函认为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民事调解书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没有采纳再审检察建议。对此，浦江县检察院当即召开检察委员会会议，讨论后续处理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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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江县检察院检察委员会讨论案情
“当事人这种以调解形式达到非法目的或获取非法利益的行为，利用了法院的审判权，从实质上突破了调解各方私益的范畴，所处分和损害的利益已不仅仅是当事人的私益，还妨害了司法秩序，损害了司法权威，侵害了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典型的破坏性，检察机关应当加强监督。”
“虚假诉讼损害的是司法秩序等国家利益及社会公共利益，检察机关作为保护‘两益’的重要力量，在此类案件中应当加强跟进监督的能动性。”
“根据虚假诉讼民事检察监督证明标准的‘高度盖然性’原则，本案事实证据足以证实这份民事调解书存在虚假诉讼，侵害了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针对当事人不法行为，检察机关必须监督到底！”
……
会上，该院检委会委员一致同意启动跟进监督程序，提请金华市检察院抗诉。
金华市检察院受理该案后，强化了对民事抗诉书的说理，果断精准地提出了抗诉。承办检察官在开庭过程中，就检察机关调查取证情况进行了详细说明，阐述了抗诉理由，最大程度还原了该案的真实情况。
2020年2月20日，金华市中级法院采纳了金华市检察院的抗诉理由，裁定撤销浦江县法院作出的民事调解书，并对建筑公司与置业公司的建筑合同纠纷案发回重审。目前，案件正在审理中。
实现公权监督和私权救济的有机统一
伪造证据虚增工程款是建设工程领域虚假诉讼常见的表现形式之一。司法机关对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尤其是能迅速达成和解协议的案件应保持足够的警惕。
民事诉讼法第93条规定调解的原则是：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分清是非，进行调解。该案中，建筑公司于2017年10月12日将置业公司起诉至法院，建筑公司和置业公司法定代表人潘某又迅速达成和解协议。在和解协议中，潘某代表置业公司作出了巨大让步，不但全盘同意了对方的诉请，还同意对方保留对千万余元利息起诉的权利，调整了质保金，从而使得建筑公司规避了诉讼标的超过1亿元需要有上一级法院管辖的规定，迅速获得了全额优先受偿权，这一系列行为殊为异常。
由于虚假诉讼，特别是虚假调解的隐蔽性很强，受到利益侵害的第三人很难收集确实证据证明相关事实，检察机关在发现线索后应依法行使调查核实权取得虚假诉讼的充分证据并予以监督。
本案中，检察机关运用“调查、侦查、审查”三查融合机制，重点围绕《七月合同》和《六月合同》的签订时间、协议内容、施工决算情况进行调查比对，查明了《七月合同》中存在的种种不合理之处。在扎实的证据面前，潘某不得不承认，其和建筑公司合谋，将其个人欠款计入工程款，从而编造《七月合同》来虚增工程款，以达到通过工程款优先受偿的目的。
虚假诉讼并非双方当事人的私权争议，可能涉及到违法犯罪行为，既损害了司法秩序，也损害了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检察机关在收集查明虚假诉讼的证据后，应当依法采用适合的方式予以监督。在法院未予纠正的情况下，检察机关采取跟进监督措施，既是落实精准监督理念，也是增强检察监督刚性的重要方式。本案中，检察机关正是通过跟进监督，经抗诉促使上级法院撤销了虚假调解书，维护了司法权威，保护了相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实现了公权监督和私权救济的有机统一。（浙江省金华市检察院第四检察部副主任 金全）
来源:检察日报正义网
➤ 一起标的额近亿元的合同纠纷案，双方迅速达成调解协议。
➤ 前后两份《补充协议》，约定综合费率为何大相径庭？
➤ 诉讼疑点重重，调查层层深入，监督持续推进……
建筑公司将置业公司起诉至法院，要求支付工程款近亿元，双方迅速达成调解协议。检察官审查发现，这份民事调解书有猫腻！启动监督后，再审检察建议却没被采纳。检察机关跟进监督，虚假的民事调解书被撤销，案件也被发回重审。
2021年10月29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4件民事检察跟进监督典型案例，这起由浙江省浦江县检察院办理的某建筑公司与某置业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跟进监督案位列其中。
“目前这起案件发回重审后还在审理中，我们将持续跟进监督到底！”近日，记者对此案进行采访时，参与办案的浙江省金华市检察院第四检察部副主任金全表示。
大有文章的《七月协议》
2014年4月，浦江某置业公司（下称“置业公司”）因经营不善导致资金周转困难，在当地搞房地产投资的潘某有意接手该公司开发的楼盘，但未能筹措到资金。后来，潘某经人介绍向某集团公司（下称“集团公司”）借款。集团公司对置业公司资产及楼盘的后期销售前景进行充分评估后，认为该楼盘项目可实现盈利。
经过一番商议，各方最终确定由集团公司全额出资入股置业公司，资金通过某信托公司（下称“信托公司”）投入；确定信托公司为置业公司独资法人，占有100%股权。置业公司聘请潘某为公司总经理兼法定代表人，同时由集团公司派驻一名财务人员，监管公司印章及公司账户。
此后不久，经公开招投标，某建筑公司（下称“建筑公司”）中标承建置业公司的楼盘开发项目。潘某作为置业公司法定代表人，与建筑公司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与此同时，双方另行签订了一份补充协议（下称《六月合同》），明确了土建工程综合费率、水电安装工程综合费率的取费标准，以及定额人工单价。随后，双方将上述两份合同一并提交给建设部门进行备案。
2017年五六月间，潘某与建筑公司负责人洪某、实际施工经理杜某串通，准备通过提高综合费率的方式，将自己欠洪某、杜某的钱计入工程款中进行结算。于是，潘某在未取得信托公司同意的情况下，擅自与建筑公司又重新签订了一份补充协议（下称《七月合同》）。
为避免被人发现，双方将《七月合同》的签订时间倒签至2014年7月18日。此后，双方以《七月合同》作为审计依据，交给一家造价咨询公司。2017年9月22日，造价咨询公司出具了工程造价审定单，审定金额为2.63亿余元。
同年10月12日，建筑公司依据《七月合同》及工程造价审定单，将置业公司起诉至浦江县法院，要求支付剩余工程款9520万余元。
一个月不到，双方就顺利达成了调解协议，浦江县法院据此作出了民事调解书。
突然冒出个职务侵占案
2018年1月3日，建筑公司以置业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而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为由，向浦江县法院申请对置业公司进行破产清算。同月15日，该院裁定受理置业公司破产清算案，置业公司随即进入破产清算程序。
顺利的话，根据调解协议书规定，建筑公司就能从楼盘折价或者拍卖价款中优先受偿全部工程款。而洪某和杜某，也自然能够不动声色地收回潘某的欠款。可人算不如天算，眼看大功告成之时，潘某“翻车”了。
2018年3月4日，浦江县公安局将一起职务侵占案移送浦江县检察院审查起诉。该案的犯罪嫌疑人正是潘某。
出于职业敏感，公司财务人员整理了置业公司与建筑公司的民事调解书等材料，发现潘某可能存在通过虚假诉讼侵害公司利益的行为，于是立即向浦江县检察院申请民事裁判监督。
“这里面很可能有问题！”受理申请后，承办检察官经调查发现，置业公司和建筑公司存在两份《补充协议》，即在建设部门备案的《六月合同》和后来的《七月合同》。
通过仔细比对，检察官发现，双方后来签署的这份《七月合同》存在诸多不合常理之处，比如，《七月合同》较《六月合同》大幅提高了定额人工单价、土建工程综合费率、水电安装综合费率等，数额均明显不符合建筑市场行情；工程监理、预决算、跟踪审计人员所提供的原始结算基础资料也证实，工程实际是按照《六月合同》履行，置业公司也是按照该合同支付相应阶段工程款。而且更让人大跌眼镜的是，这份2014年7月8日签署的《七月合同》上，盖的竟是置业公司在2015年9月28日才启用的印章……
潘某作为置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何要签署这份远高于市场价、完全不利于置业公司的《七月合同》？
冲破迷雾揪出虚假诉讼
图片
办案人员赴某置业公司取证途中
为尽快查明真相、固定相关证据，浦江县检察院整合内部办案力量组成专班，并立即向金华市检察院汇报案情，请求支持和指导。金华市检察院当即派出民事检察业务骨干参与案件调查。
“虚假调解通常隐蔽性较强，通过单纯的书面审查虽然可以作出初步判断与识别，但这最多能达到合理怀疑诉争案件涉嫌虚假诉讼的程度，对诉争案件是否确实存在虚假诉讼，还需要通过后期的调查取证工作予以认定。”办案人员很快达成充分行使调查核实权提升监督质效的共识。
为此，办案人员重点围绕涉案协议签订的时间、协议内容差异、施工决算情况等关键问题，审查当事人不符常理或者行业惯例的异常行为，固定关键证据。通过对中标合同、建设施工备案合同、工程预决算报告、工程进度款结算、支付情况及竣工结算报告等书证进行全面审查，最终将《七月合同》中的诸多疑点逐个击破。
鉴于该案涉案人员多、人员之间又存在利益关系，一旦串供，很难突破，办案人员认真研判案情后，制定了周密详实的询问提纲和询问策略，通过上下联动，一体化办案，将项目经理、监理、预决算制作人员、跟踪审计人员等相关人员同时通知到位，分组进行询问，避免了当事人之间的串供。
另外，办案人员通过查询银行往来账目，搜索与潘某相关的所有民事判决情况，审查相关的所有裁判文书，查明潘某在2014年3月曾向建筑公司总经理洪某借款1000万元，约定借款利息为月利率2.5%，而且在2016年分多次通过支付工程款的方式，已支付给洪某个人利息500万元。
在查明潘某与洪某之间存在上述利益关系后，办案人员顺利找到了潘某参与虚假诉讼的动机。在事实证据面前，潘某如实向检察官供述了参与虚假诉讼情况。同时，针对检察机关在调查取证过程中存在刚性措施不足、相关人员不愿配合等现实情况，办案人员还采取上门取证方式，面对面进行释法说理，消除当事人的心理顾虑。在取证过程中，办案人员专门请技术人员配合，通过同步录音录像的方式将证人证言予以固定，以防止证人证言出现反复。
跟进监督撤销调解书
经过全面深入的调查核实，浦江县检察院查明，潘某与建筑公司为自身利益，恶意串通伪造《七月合同》，虚增工程款，骗取民事调解书，并凭借该民事调解书申请置业公司破产，从而达到将自己虚增的部分建筑工程款优先受偿的非法目的。双方的行为严重扰乱了正常的司法秩序，损害了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据此，2019年6月28日，该院依法向浦江县法院发出再审检察建议。
同年9月25日，浦江县法院复函认为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民事调解书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没有采纳再审检察建议。对此，浦江县检察院当即召开检察委员会会议，讨论后续处理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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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江县检察院检察委员会讨论案情
“当事人这种以调解形式达到非法目的或获取非法利益的行为，利用了法院的审判权，从实质上突破了调解各方私益的范畴，所处分和损害的利益已不仅仅是当事人的私益，还妨害了司法秩序，损害了司法权威，侵害了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典型的破坏性，检察机关应当加强监督。”
“虚假诉讼损害的是司法秩序等国家利益及社会公共利益，检察机关作为保护‘两益’的重要力量，在此类案件中应当加强跟进监督的能动性。”
“根据虚假诉讼民事检察监督证明标准的‘高度盖然性’原则，本案事实证据足以证实这份民事调解书存在虚假诉讼，侵害了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针对当事人不法行为，检察机关必须监督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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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上，该院检委会委员一致同意启动跟进监督程序，提请金华市检察院抗诉。
金华市检察院受理该案后，强化了对民事抗诉书的说理，果断精准地提出了抗诉。承办检察官在开庭过程中，就检察机关调查取证情况进行了详细说明，阐述了抗诉理由，最大程度还原了该案的真实情况。
2020年2月20日，金华市中级法院采纳了金华市检察院的抗诉理由，裁定撤销浦江县法院作出的民事调解书，并对建筑公司与置业公司的建筑合同纠纷案发回重审。目前，案件正在审理中。
实现公权监督和私权救济的有机统一
伪造证据虚增工程款是建设工程领域虚假诉讼常见的表现形式之一。司法机关对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尤其是能迅速达成和解协议的案件应保持足够的警惕。
民事诉讼法第93条规定调解的原则是：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分清是非，进行调解。该案中，建筑公司于2017年10月12日将置业公司起诉至法院，建筑公司和置业公司法定代表人潘某又迅速达成和解协议。在和解协议中，潘某代表置业公司作出了巨大让步，不但全盘同意了对方的诉请，还同意对方保留对千万余元利息起诉的权利，调整了质保金，从而使得建筑公司规避了诉讼标的超过1亿元需要有上一级法院管辖的规定，迅速获得了全额优先受偿权，这一系列行为殊为异常。
由于虚假诉讼，特别是虚假调解的隐蔽性很强，受到利益侵害的第三人很难收集确实证据证明相关事实，检察机关在发现线索后应依法行使调查核实权取得虚假诉讼的充分证据并予以监督。
本案中，检察机关运用“调查、侦查、审查”三查融合机制，重点围绕《七月合同》和《六月合同》的签订时间、协议内容、施工决算情况进行调查比对，查明了《七月合同》中存在的种种不合理之处。在扎实的证据面前，潘某不得不承认，其和建筑公司合谋，将其个人欠款计入工程款，从而编造《七月合同》来虚增工程款，以达到通过工程款优先受偿的目的。
虚假诉讼并非双方当事人的私权争议，可能涉及到违法犯罪行为，既损害了司法秩序，也损害了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检察机关在收集查明虚假诉讼的证据后，应当依法采用适合的方式予以监督。在法院未予纠正的情况下，检察机关采取跟进监督措施，既是落实精准监督理念，也是增强检察监督刚性的重要方式。本案中，检察机关正是通过跟进监督，经抗诉促使上级法院撤销了虚假调解书，维护了司法权威，保护了相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实现了公权监督和私权救济的有机统一。（浙江省金华市检察院第四检察部副主任 金全）
来源:检察日报正义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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