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看真的沙海“淘金”！他们揭秘塔克拉玛干近10万年环境演变】“你这教授当的，连中午饭都吃不上。”杨小平仍记得2015年9月到塔克拉玛干沙漠考察时，当地师傅话里的揶揄。
大漠空高尘不飞，新秋塞上草犹肥。不过，沙漠考察并非“到此一游”，没有那么多的诗情画意。科学家要做的是在浩瀚的沙海里询证。车子出问题是常见的事，他们就先推车再工作。每天的午饭都又干又硬的烤馕。“时间长了师傅就不愿意啦。”杨小平向《中国科学报》说道。
图1：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沙丘景观
图2：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沙丘景观，可见古水文遗迹及枯死的胡杨树 。杨小平拍摄于2015年9月
图3：沙漠研究者的午餐（右三为杨小平）。
不过，苦中作乐，到底让他们“淘”出了“金”。经过6年的科研攻关，浙江大学地球科学学院教授杨小平带领团队，从地质学视角破解了近10万年来塔克拉玛干沙漠环境演变的前世今生，并分析了相关驱动机制及其与沙漠古文明的关系。论文链接：https://t.cn/A6IELIMU
△ 跳出窠臼 沙海“淘金”
“大漠风尘日色昏，红旗半卷出辕门。”浩瀚的塔克拉玛干沙海东西绵延1000多公里，南北宽500余公里，是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
在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维吾尔语中，“塔克拉玛干”意为“进去出不来的地方”，但塔克拉玛干沙海所处的塔里木盆地中“塔里木”也被解释为“永久的家园”或者“树木生长的地方”。对同一区域的两种截然不同的解释，既指示了这个广袤无垠沙海有着恶劣的自然环境，也意味着这里可能曾经水草丰美且文明悠久。
同时，深居内陆的塔克拉玛干沙漠是北半球最重要的粉尘源区之一，也是陆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地球气候系统和东西文明交流史上均扮演着重要角色。其自然环境演变史对曾经繁盛的沙漠古文明如龟兹、若羌、楼兰、精绝等“西域三十六国”的兴衰变迁有着深刻影响。
那么，历史上的塔克拉玛干究竟经历过什么样的自然演变？回答这一问题一直以来存在困难。
“塔克拉玛干沙漠超过85%的区域被流动沙丘覆盖，缺乏较连续的古环境记录载体且沉积环境复杂、沉积记录获取难度大，使准确认识该地区的环境演变过程成为研究难点。”论文第一兼通讯作者杨小平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说。
过去几年来，杨小平带领团队与来自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所、中科院地球环境所以及长安大学、新疆大学等单位的科研人员合作，力图在思路上突破依靠连续沉积地层重建古气候变化过程的窠臼，深入沙漠内部获取环境变化的直接证据。
8月30日发表于第24期《科学通报》的一项研究就是他们“淘金”历程中的 “一桶金”——研究者对近10万年来塔克拉玛干沙漠的环境演变过程进行重建，为考古学探明的沙漠古文明繁盛时期提供了坚实的自然科学证据。
“塔克拉玛干沙漠地区长期以来被认为是黄土高原粉尘的重要源区之一，其环境演变规律对于全面理解我国北方沙漠及黄土高原地区的环境演变有着重要价值。”一名审稿人评价说，“这项研究对于进一步深入理解亚洲内陆的大气环流格局、乃至干旱区沉积物源区等问题都有重要意义。”
△ 古河流中觅“前世”
从2015年至今，研究团队对塔克拉玛干沙漠中西部南北大断面进行了广泛的遥感调查和地貌学考察，并以沉积地层学为基础，对9个典型的河流-湖泊-风沙沉积剖面开展了全面系统的研究。
“沙漠里曾有湖泊和河流，关键是找证据。”杨小平说，“如果对自然现象的解释拿不定注意，通常我们会一起在野外现场讨论、争鸣，回来查阅文献，后面再去实地甄别。”
为确定对地层认识的可靠性，在反复实地考察中，他们采取了多种“组合”策略。如在确定静水沉积时，不仅要看沉积物的组成特点，还要观察沉积层干涸以后发生的龟裂纹。他们还采用光释光测年法——利用沉积物中的石英矿物被埋藏以后的信号累积测定沉积物被埋藏时间的技术，对沉积学解释得到的湿润时期进行年代学框定。
基于34个独立光释光年龄和样品的沉积物粒度及磁化率分析，他们发现，塔克拉玛干沙漠在近10万年以来至少经历过三个比较典型的湿润时段，即距今约7万~5万年前，1.7万~1.1万年前和距今5000~2000年前。
在中国自然地理区划中，塔克拉玛干沙漠属暖温带，年均气温比我国其他沙漠地区高，年均降雨量比其他沙漠都更为稀少，堪称欧亚大陆最干旱的沙漠。那么，这种曾经的湿润环境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研究人员将沙漠腹地保存的湿润记录与全球温度重建数据进行比较发现，这些相对湿润的环境出现在全球气温由冷变暖的转折时期。结合地貌学和遥感分析，他们推测在这三个时段，由于气候迅速变暖，沙漠周边山地冰雪融水增加导致发源于沙漠南部昆仑山的河流径流量骤增，能够纵深沙漠内部，从而沙漠深处留下流水沉积的证据。当然，并不排除北半球中纬度西风带南移导致塔里木盆地周围山地的地形雨雪增加的可能。
图4：塔克拉玛干沙漠尼雅河流域地形、水系及相关沉积地层记录。
△ 古文明的印证
需要指出的是，作者表示，中晚全新世（5000年~2000年）以来的湿润时期，特别是尼雅河和亚通古斯河下游记录的距今2000年左右的湿润时期，与塔克拉玛干沙漠深处多个已消失古文明的繁盛时期吻合。
尼雅遗址就是其中之一。该遗址距离沙漠南缘70公里左右，据考证是汉晋时期“精绝国”故址，《汉书》记载其“去长安八千八百二十里，户四百八十，口三千三百六十，胜兵五百人”。该遗址曾出土织有“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八个篆体汉字的国家一级文物汉代织锦，被誉为20世纪中国考古学最伟大的发现之一。
“我们在这里找到了风成沙，还有以前的河流沙，上面还有静水沉积，且静水沉积物厚度大于1米。”杨小平说，“尼雅遗址的考古学证据与此次研究的地层学证据共同说明，在2000年前的汉代，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河流能够深入沙漠至少70公里并造就沙漠绿洲，为彼时沙漠文明的繁盛提供了水源保障。”
图5：尼雅河古河道上的古河流沉积证据
图6：尼雅河下游古河道上枯死的胡杨树。
图7：塔克拉玛干沙漠中尼雅古城遗址（右四为杨小平）。
克里雅河下游尾闾地区古城的兴衰也是塔里木盆地气候变化的另一佐证。作者指出，位于克里雅河下游西侧的圆沙古城仍然保存有城墙、房屋遗址，依据新的测年结果，该古城早在春秋时期（公元前716~475年）就已存在。很可能因河道变迁，古城位置在西汉时期迁移至圆沙的东南侧，即喀拉墩古城，大约在魏晋时期(公元220~420年)被彻底废弃。该古城的兴衰历史也表明2700~1600年前是一个相对比较湿润的时期。
“文章作者是活跃在我国沙漠研究一线的专家，有丰富的研究经验，在沙漠环境变化研究领域有很深的造诣。相关研究获得了创新性的认识。”另一位审稿人评价。此外，杨小平曾受邀在爱尔兰举办的第20届国际第四纪科学大会（INQUA）上以特邀大会报告形式汇报该研究的初步成果，引起国际同行极大兴趣。该大会被誉为环境演变领域的国际“奥林匹克”。
据介绍，此次研究受到科技部科技基础资源调查专项(2017FY101001)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41672182，41430532)的联合资助。通过这一国家科技基础资源调查专项，浙江大学等9个科研单位培养了数十名沙漠研究领域的青年科研工作者。“随队参加考察的青年学生对探究自然界奥妙的浓厚兴趣和吃苦精神也鞭策着我们要为培养国家的沙漠研究人才不懈努力。”杨小平说。https://t.cn/A6IELIMG
大漠空高尘不飞，新秋塞上草犹肥。不过，沙漠考察并非“到此一游”，没有那么多的诗情画意。科学家要做的是在浩瀚的沙海里询证。车子出问题是常见的事，他们就先推车再工作。每天的午饭都又干又硬的烤馕。“时间长了师傅就不愿意啦。”杨小平向《中国科学报》说道。
图1：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沙丘景观
图2：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沙丘景观，可见古水文遗迹及枯死的胡杨树 。杨小平拍摄于2015年9月
图3：沙漠研究者的午餐（右三为杨小平）。
不过，苦中作乐，到底让他们“淘”出了“金”。经过6年的科研攻关，浙江大学地球科学学院教授杨小平带领团队，从地质学视角破解了近10万年来塔克拉玛干沙漠环境演变的前世今生，并分析了相关驱动机制及其与沙漠古文明的关系。论文链接：https://t.cn/A6IELIMU
△ 跳出窠臼 沙海“淘金”
“大漠风尘日色昏，红旗半卷出辕门。”浩瀚的塔克拉玛干沙海东西绵延1000多公里，南北宽500余公里，是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
在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维吾尔语中，“塔克拉玛干”意为“进去出不来的地方”，但塔克拉玛干沙海所处的塔里木盆地中“塔里木”也被解释为“永久的家园”或者“树木生长的地方”。对同一区域的两种截然不同的解释，既指示了这个广袤无垠沙海有着恶劣的自然环境，也意味着这里可能曾经水草丰美且文明悠久。
同时，深居内陆的塔克拉玛干沙漠是北半球最重要的粉尘源区之一，也是陆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地球气候系统和东西文明交流史上均扮演着重要角色。其自然环境演变史对曾经繁盛的沙漠古文明如龟兹、若羌、楼兰、精绝等“西域三十六国”的兴衰变迁有着深刻影响。
那么，历史上的塔克拉玛干究竟经历过什么样的自然演变？回答这一问题一直以来存在困难。
“塔克拉玛干沙漠超过85%的区域被流动沙丘覆盖，缺乏较连续的古环境记录载体且沉积环境复杂、沉积记录获取难度大，使准确认识该地区的环境演变过程成为研究难点。”论文第一兼通讯作者杨小平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说。
过去几年来，杨小平带领团队与来自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所、中科院地球环境所以及长安大学、新疆大学等单位的科研人员合作，力图在思路上突破依靠连续沉积地层重建古气候变化过程的窠臼，深入沙漠内部获取环境变化的直接证据。
8月30日发表于第24期《科学通报》的一项研究就是他们“淘金”历程中的 “一桶金”——研究者对近10万年来塔克拉玛干沙漠的环境演变过程进行重建，为考古学探明的沙漠古文明繁盛时期提供了坚实的自然科学证据。
“塔克拉玛干沙漠地区长期以来被认为是黄土高原粉尘的重要源区之一，其环境演变规律对于全面理解我国北方沙漠及黄土高原地区的环境演变有着重要价值。”一名审稿人评价说，“这项研究对于进一步深入理解亚洲内陆的大气环流格局、乃至干旱区沉积物源区等问题都有重要意义。”
△ 古河流中觅“前世”
从2015年至今，研究团队对塔克拉玛干沙漠中西部南北大断面进行了广泛的遥感调查和地貌学考察，并以沉积地层学为基础，对9个典型的河流-湖泊-风沙沉积剖面开展了全面系统的研究。
“沙漠里曾有湖泊和河流，关键是找证据。”杨小平说，“如果对自然现象的解释拿不定注意，通常我们会一起在野外现场讨论、争鸣，回来查阅文献，后面再去实地甄别。”
为确定对地层认识的可靠性，在反复实地考察中，他们采取了多种“组合”策略。如在确定静水沉积时，不仅要看沉积物的组成特点，还要观察沉积层干涸以后发生的龟裂纹。他们还采用光释光测年法——利用沉积物中的石英矿物被埋藏以后的信号累积测定沉积物被埋藏时间的技术，对沉积学解释得到的湿润时期进行年代学框定。
基于34个独立光释光年龄和样品的沉积物粒度及磁化率分析，他们发现，塔克拉玛干沙漠在近10万年以来至少经历过三个比较典型的湿润时段，即距今约7万~5万年前，1.7万~1.1万年前和距今5000~2000年前。
在中国自然地理区划中，塔克拉玛干沙漠属暖温带，年均气温比我国其他沙漠地区高，年均降雨量比其他沙漠都更为稀少，堪称欧亚大陆最干旱的沙漠。那么，这种曾经的湿润环境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研究人员将沙漠腹地保存的湿润记录与全球温度重建数据进行比较发现，这些相对湿润的环境出现在全球气温由冷变暖的转折时期。结合地貌学和遥感分析，他们推测在这三个时段，由于气候迅速变暖，沙漠周边山地冰雪融水增加导致发源于沙漠南部昆仑山的河流径流量骤增，能够纵深沙漠内部，从而沙漠深处留下流水沉积的证据。当然，并不排除北半球中纬度西风带南移导致塔里木盆地周围山地的地形雨雪增加的可能。
图4：塔克拉玛干沙漠尼雅河流域地形、水系及相关沉积地层记录。
△ 古文明的印证
需要指出的是，作者表示，中晚全新世（5000年~2000年）以来的湿润时期，特别是尼雅河和亚通古斯河下游记录的距今2000年左右的湿润时期，与塔克拉玛干沙漠深处多个已消失古文明的繁盛时期吻合。
尼雅遗址就是其中之一。该遗址距离沙漠南缘70公里左右，据考证是汉晋时期“精绝国”故址，《汉书》记载其“去长安八千八百二十里，户四百八十，口三千三百六十，胜兵五百人”。该遗址曾出土织有“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八个篆体汉字的国家一级文物汉代织锦，被誉为20世纪中国考古学最伟大的发现之一。
“我们在这里找到了风成沙，还有以前的河流沙，上面还有静水沉积，且静水沉积物厚度大于1米。”杨小平说，“尼雅遗址的考古学证据与此次研究的地层学证据共同说明，在2000年前的汉代，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河流能够深入沙漠至少70公里并造就沙漠绿洲，为彼时沙漠文明的繁盛提供了水源保障。”
图5：尼雅河古河道上的古河流沉积证据
图6：尼雅河下游古河道上枯死的胡杨树。
图7：塔克拉玛干沙漠中尼雅古城遗址（右四为杨小平）。
克里雅河下游尾闾地区古城的兴衰也是塔里木盆地气候变化的另一佐证。作者指出，位于克里雅河下游西侧的圆沙古城仍然保存有城墙、房屋遗址，依据新的测年结果，该古城早在春秋时期（公元前716~475年）就已存在。很可能因河道变迁，古城位置在西汉时期迁移至圆沙的东南侧，即喀拉墩古城，大约在魏晋时期(公元220~420年)被彻底废弃。该古城的兴衰历史也表明2700~1600年前是一个相对比较湿润的时期。
“文章作者是活跃在我国沙漠研究一线的专家，有丰富的研究经验，在沙漠环境变化研究领域有很深的造诣。相关研究获得了创新性的认识。”另一位审稿人评价。此外，杨小平曾受邀在爱尔兰举办的第20届国际第四纪科学大会（INQUA）上以特邀大会报告形式汇报该研究的初步成果，引起国际同行极大兴趣。该大会被誉为环境演变领域的国际“奥林匹克”。
据介绍，此次研究受到科技部科技基础资源调查专项(2017FY101001)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41672182，41430532)的联合资助。通过这一国家科技基础资源调查专项，浙江大学等9个科研单位培养了数十名沙漠研究领域的青年科研工作者。“随队参加考察的青年学生对探究自然界奥妙的浓厚兴趣和吃苦精神也鞭策着我们要为培养国家的沙漠研究人才不懈努力。”杨小平说。https://t.cn/A6IELIMG
#渭南身边事##渭南同城###法律意见书 ——对渭南泰安公司《民事案件监督申请书》的评论#
2020年9月11日，渭南市泰安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下简称泰安公司）署名盖章的《民事案件监督申请书》罔顾事实，偏离法律，实用主义释法，为求得一己私利搅局法院的正常审理，申请监督，该申请书与客观事实相背，与法律规定相悖，不可采信。现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对泰安公司的《民事案件监督申请书》评论如下：
一、该申请书称“追加党长宁为第三人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以“本案合同是泰安公司、沋西七组与冯熙翔签订的，泰安公司与党长宁、郭磊、李凯之间没有合同关系，也没有发生任何交易行为”为由，断定临渭区人民法院在没有证据的支持下竟然同意党长宁等人以第三人身份参加诉讼，显然是不符合客观事实，更没有法律依据支持。
而客观事实却是：
1、合同虽是泰安公司、沋西七组与冯熙翔签订的，但冯熙翔自始至终均承认实际投资人是党长宁，他是受托人，是受党长宁之托代理签订的合同，他本人未有任何投资。
2、泰安公司董事长闫太来委托沋西七组村民王西滨给民生景园9号楼寻找投资人，王西滨和多家建筑商联系均因资金不足谢绝，之后找了有经济能力投资的党长宁，党因搞紫兰工程和经营混凝土忙推辞，让与郭磊联系，而郭磊又以年轻缺乏经验不敢接受，在此情况下，王西滨经和沋西七组商议，看是否让党、郭找个有管理经验的人代理签订合同和管理经营。同与泰安公司作为甲方一员的沋西七组决定这一方案后征得党、郭及建筑合作伙伴李凯的同意，由党找了冯熙翔以自己名义签订合同。涉案合同实属一份委托代理签订的合同，实际投资认为党、郭，李凯为技术合作投资。
3、王西滨将寻找投资人的全部情况如实汇报给了泰安公司董事长闫太来，闫的回答是“那好，谁投资都行”，便急于催款，并未将党、郭排除在外。
4、按照闫太来的要求，党长宁、郭磊积极筹借资金，将款分两次向介绍人王西滨汇去550万元，王分两次向泰安公司转去了共550万元，以此满足了闫签订合同的前提条件，方于2016年2月1日签订了正式合同。合同签订后，依照合同约定，郭磊又于2016年2月4日直接向泰安公司转去450万元，至此泰安公司共收取党、郭投资款1000万元，此有银行汇款凭据可证。
5、在渭南中院庭审中，上述事实的举证质证，闫太来当庭未提出异议，并对1000万元质证认证，足以确认无疑。
从上述事实来看，本案的实际投资人理所当然是党长宁、郭磊，党长宁等人是依法享有独立请求权的，和本案处理结果是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其申请参与诉讼是符合法律规定的，怎能说临渭区人民法院在没有证据的支持下同意以第三人身份参加诉讼是不符合客观事实、没有法律依据支持的。
二、该申请书称“滥用合并审理权，程序严重违法”。申请以“合并两案不属于法律规定的合并审理范围、两案合并审理条件与事实不符、两案明显不属于同一诉讼标的，申请人已经明确不同意合并审理”为由诉称临渭区人民法院滥用审理权、程序严重违法。这一诉称既隐瞒了事实真相，又曲解了法律规定，是对法律规定的合并审理理解的滥用和偏离。
两案涉及的标的物都是民生景园A9#楼，都是以建设民生景园A9#楼签订的合同所引起的纠纷，且涉案当事人又相同。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三条的规定，诉讼标的是共同的，属于合并审理范畴，怎能说是与合并审理条件与事实不符呢？！显然申请之诉称是在有意混淆视听，歪曲法律，将水搅浑，显属搅局添乱之举，以达乱中取胜、排除第三人、将第三人列入案外人、剥夺其诉讼权利的目的，这是对法律的扭曲。
三、申请中以“人民法院不允许申请人撤诉没有法律依据”为由，诉称临渭区人民法院违法裁定不准撤诉，明显侵犯当事人的基本诉权，这一诉称纯系狡辩。《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条裁定适用于下列范围的第五项明确规定：“准许或者不准许撤销”。后续又规定：“对前款第（一）、（二）、（三）项裁定，可以上诉”。这就是说，第五项规定当事人无上诉权。依据法律规定，当事人有权提起诉讼，在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享有撤诉的权利。一般当事人撤诉是对自己诉权的处理，不违背法律强制性规定，不损害国家、集体和他人合法权益的人民法院依法应予准许。但申请人的撤诉，明显损害他人合法权益，因而法院裁定不准许撤诉是符合法律规定的，并不违法。在法律审理过程中，各当事人可以以事实、证据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充分发表自己的观点、意见、和诉求，并没有侵犯当事人基本诉权。
四、申请书称“郭磊、党长宁、李凯属于虚假诉讼，人民法院应依法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其虚假诉讼责任，而不应一味放纵其恶意诉讼行为”。
涉案合同确属是楼位买卖合同。党长宁委托冯熙翔以自己名义与泰安公司、沋西七组签订合同，这一方案是由与泰安公司同为合同甲方一员的沋西七组提出决定的，泰安公司董事长闫太来听取他委托寻找投资人的王西滨汇报后明确表态“那好，谁投资都行”便急于催款的举动表明了闫当时对党长宁投资是心知肚明的。泰安公司收取了郭磊和党长宁的1000万元楼位价款，其中一笔450万元是郭磊直接转给泰安公司的，这一铁证如山的银行汇款凭证足以证实实际投资人就有郭磊，且郭磊参与了涉案合同的打印，冯熙翔对1000万元款项并未提出任何异议，难道实际投资人诉讼是虚假诉讼吗？！党长宁、郭磊、李凯是搞建筑行业的合作伙伴，由党、郭出资，李为技术入股，此有三人合作协议可证实。王西滨转去泰安公司的550万元是党长宁、郭磊汇给王西滨的，由王代办转汇到泰安公司账户的，实际投资人是党、郭二人，这是泰安公司无法否认的事实。党作为他们三人合作的负责人，向冯熙翔写了承诺，在更换代理人后所产生的一切遗留问题由他负责，与冯无关，这是党的职权，冯也没有异议，泰安公司是无可非议的。故党长宁、郭磊、李凯根本就不存在虚假诉讼的事实。而真正搞虚假诉讼的正是泰安公司自己。
2016年5月11日，受托人冯熙翔因个人原因发函更换代理人为郭磊、李凯，泰安公司董事长闫太来明知冯熙翔已退出，代理人由郭磊、李凯接手，但在之后却故意发报通知已辞去代理人的冯熙翔，别有用心的专门为之后的诉讼制造证据。在中院打官司中，闫太来花钱给受托人冯熙翔请了律师张斌代理，此有向张斌转款的银行记录可证，合谋对抗对方。之后，闫又组织由自己强行施工，被公安机关以经济纠纷未解决为由让其停工，以避免孕育着的治安案件发生，而闫太来却大怒以公安机关不作为告状至政法委。一招不行，又耍一招，闫太来为甩开实际投资人，竟将已辞去代理人的冯熙翔列为被告，将与泰安公司同为甲方一员的沋西七组列为第三人起诉，将实际投资人排除在合同之外，难道这不是唱双簧、搞虚假诉讼吗？！其险恶用心昭之若见。这一诉讼与事实法理相悖，是标准的虚假诉讼，已触犯了法律法规，才是依法应追究其法律责任的。
闫太来在事实演变的整个过程，真可谓耍尽了花招。既不给投资人退款，又不让投资人干，沋西社区多次调解未果，今日说和明日变卦，言之无信，搅得无法结局。案子到了临渭区法院，又施展搅局伎俩，今是这，明又是那，一不合自己脾胃，就给办案法官生事，其举动世人少见。
为什么闫要这么干呢？究其原因，无非是经商老是以个人利益为先，既想吞噬投资人的投资资金，又因市场楼价不断攀高为获取更大利益而中途变卦，这才是案件纠纷产生的症结所在。
五、该申请书将审理期限拖延、至今未结案的责任推向审理法官与事实不符。
案件至今未结全是由泰安公司董事长闫太来的搅局所导致的，是闫太来否认合并审理，撤诉，认定内容反复不定一直拖延的结果。闫太来为甩开实际投资人，与合同受托人冯熙翔串通，将冯列为被告，搞虚假诉讼，请求解除合同。法院受理后，实际投资人向法院递交了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参与诉讼申请书，法院依法裁定两案合并审理。闫太来见情况不妙，提起撤诉，法院依法裁定不准许撤诉。在两案合并审理中，闫太来对A9#楼打桩价款又提出异议，评估又不出费用，迫使实际投资人申请评估。在此期间，闫太来又耍了一招，同意打桩价款460万元，让他的代理律师和实际投资人的代理律师交谈商讨解决方案，两边律师商谈未果。之后，闫太来见其目的尚未达到，让自己的代理律师向审理法官表达以退还投资人2000万元和解，审理法官在做投资人的工作中，闫太来又反悔，导致打桩价款只能进行评估，这才是本案现今未能结案的真实原因所在。
六、泰安公司的诉求是解除合同，实际投资人的诉求是继续履行合同。在法院尚未做出判决之前，谁也难以预料法院会做出何种判决。但泰安公司在法院还为做出判决之前，就聘请了施工队在工地驻扎，强势压人，难道不是霸凌之举又是什么吗？！
以上评论源于尊重事实、维护法律尊严，是客观公正的写照，望相关部门审慎正视，不可让那些私欲熏心的“病狂”者诡辩图谋得逞并损害法律的尊严。
写此评论的目的没有别意，只望案件当事人能认真学法，深层次懂法，全面理解法律原意，不要独出奇才，曲解法律概念，实用主义的运用法律，给执法者设障栽赃，公道自在人心，天理不容更变，只有准确运用法律维权才是正道，走斜坡必遭败诉，到头来只能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只有走正道，心平气和的在审理法官主持下，双方互谅互让和解，才是问题得以解决的最好结局。
法律学者
2020年9月21日
2020年9月11日，渭南市泰安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下简称泰安公司）署名盖章的《民事案件监督申请书》罔顾事实，偏离法律，实用主义释法，为求得一己私利搅局法院的正常审理，申请监督，该申请书与客观事实相背，与法律规定相悖，不可采信。现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对泰安公司的《民事案件监督申请书》评论如下：
一、该申请书称“追加党长宁为第三人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以“本案合同是泰安公司、沋西七组与冯熙翔签订的，泰安公司与党长宁、郭磊、李凯之间没有合同关系，也没有发生任何交易行为”为由，断定临渭区人民法院在没有证据的支持下竟然同意党长宁等人以第三人身份参加诉讼，显然是不符合客观事实，更没有法律依据支持。
而客观事实却是：
1、合同虽是泰安公司、沋西七组与冯熙翔签订的，但冯熙翔自始至终均承认实际投资人是党长宁，他是受托人，是受党长宁之托代理签订的合同，他本人未有任何投资。
2、泰安公司董事长闫太来委托沋西七组村民王西滨给民生景园9号楼寻找投资人，王西滨和多家建筑商联系均因资金不足谢绝，之后找了有经济能力投资的党长宁，党因搞紫兰工程和经营混凝土忙推辞，让与郭磊联系，而郭磊又以年轻缺乏经验不敢接受，在此情况下，王西滨经和沋西七组商议，看是否让党、郭找个有管理经验的人代理签订合同和管理经营。同与泰安公司作为甲方一员的沋西七组决定这一方案后征得党、郭及建筑合作伙伴李凯的同意，由党找了冯熙翔以自己名义签订合同。涉案合同实属一份委托代理签订的合同，实际投资认为党、郭，李凯为技术合作投资。
3、王西滨将寻找投资人的全部情况如实汇报给了泰安公司董事长闫太来，闫的回答是“那好，谁投资都行”，便急于催款，并未将党、郭排除在外。
4、按照闫太来的要求，党长宁、郭磊积极筹借资金，将款分两次向介绍人王西滨汇去550万元，王分两次向泰安公司转去了共550万元，以此满足了闫签订合同的前提条件，方于2016年2月1日签订了正式合同。合同签订后，依照合同约定，郭磊又于2016年2月4日直接向泰安公司转去450万元，至此泰安公司共收取党、郭投资款1000万元，此有银行汇款凭据可证。
5、在渭南中院庭审中，上述事实的举证质证，闫太来当庭未提出异议，并对1000万元质证认证，足以确认无疑。
从上述事实来看，本案的实际投资人理所当然是党长宁、郭磊，党长宁等人是依法享有独立请求权的，和本案处理结果是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其申请参与诉讼是符合法律规定的，怎能说临渭区人民法院在没有证据的支持下同意以第三人身份参加诉讼是不符合客观事实、没有法律依据支持的。
二、该申请书称“滥用合并审理权，程序严重违法”。申请以“合并两案不属于法律规定的合并审理范围、两案合并审理条件与事实不符、两案明显不属于同一诉讼标的，申请人已经明确不同意合并审理”为由诉称临渭区人民法院滥用审理权、程序严重违法。这一诉称既隐瞒了事实真相，又曲解了法律规定，是对法律规定的合并审理理解的滥用和偏离。
两案涉及的标的物都是民生景园A9#楼，都是以建设民生景园A9#楼签订的合同所引起的纠纷，且涉案当事人又相同。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三条的规定，诉讼标的是共同的，属于合并审理范畴，怎能说是与合并审理条件与事实不符呢？！显然申请之诉称是在有意混淆视听，歪曲法律，将水搅浑，显属搅局添乱之举，以达乱中取胜、排除第三人、将第三人列入案外人、剥夺其诉讼权利的目的，这是对法律的扭曲。
三、申请中以“人民法院不允许申请人撤诉没有法律依据”为由，诉称临渭区人民法院违法裁定不准撤诉，明显侵犯当事人的基本诉权，这一诉称纯系狡辩。《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条裁定适用于下列范围的第五项明确规定：“准许或者不准许撤销”。后续又规定：“对前款第（一）、（二）、（三）项裁定，可以上诉”。这就是说，第五项规定当事人无上诉权。依据法律规定，当事人有权提起诉讼，在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享有撤诉的权利。一般当事人撤诉是对自己诉权的处理，不违背法律强制性规定，不损害国家、集体和他人合法权益的人民法院依法应予准许。但申请人的撤诉，明显损害他人合法权益，因而法院裁定不准许撤诉是符合法律规定的，并不违法。在法律审理过程中，各当事人可以以事实、证据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充分发表自己的观点、意见、和诉求，并没有侵犯当事人基本诉权。
四、申请书称“郭磊、党长宁、李凯属于虚假诉讼，人民法院应依法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其虚假诉讼责任，而不应一味放纵其恶意诉讼行为”。
涉案合同确属是楼位买卖合同。党长宁委托冯熙翔以自己名义与泰安公司、沋西七组签订合同，这一方案是由与泰安公司同为合同甲方一员的沋西七组提出决定的，泰安公司董事长闫太来听取他委托寻找投资人的王西滨汇报后明确表态“那好，谁投资都行”便急于催款的举动表明了闫当时对党长宁投资是心知肚明的。泰安公司收取了郭磊和党长宁的1000万元楼位价款，其中一笔450万元是郭磊直接转给泰安公司的，这一铁证如山的银行汇款凭证足以证实实际投资人就有郭磊，且郭磊参与了涉案合同的打印，冯熙翔对1000万元款项并未提出任何异议，难道实际投资人诉讼是虚假诉讼吗？！党长宁、郭磊、李凯是搞建筑行业的合作伙伴，由党、郭出资，李为技术入股，此有三人合作协议可证实。王西滨转去泰安公司的550万元是党长宁、郭磊汇给王西滨的，由王代办转汇到泰安公司账户的，实际投资人是党、郭二人，这是泰安公司无法否认的事实。党作为他们三人合作的负责人，向冯熙翔写了承诺，在更换代理人后所产生的一切遗留问题由他负责，与冯无关，这是党的职权，冯也没有异议，泰安公司是无可非议的。故党长宁、郭磊、李凯根本就不存在虚假诉讼的事实。而真正搞虚假诉讼的正是泰安公司自己。
2016年5月11日，受托人冯熙翔因个人原因发函更换代理人为郭磊、李凯，泰安公司董事长闫太来明知冯熙翔已退出，代理人由郭磊、李凯接手，但在之后却故意发报通知已辞去代理人的冯熙翔，别有用心的专门为之后的诉讼制造证据。在中院打官司中，闫太来花钱给受托人冯熙翔请了律师张斌代理，此有向张斌转款的银行记录可证，合谋对抗对方。之后，闫又组织由自己强行施工，被公安机关以经济纠纷未解决为由让其停工，以避免孕育着的治安案件发生，而闫太来却大怒以公安机关不作为告状至政法委。一招不行，又耍一招，闫太来为甩开实际投资人，竟将已辞去代理人的冯熙翔列为被告，将与泰安公司同为甲方一员的沋西七组列为第三人起诉，将实际投资人排除在合同之外，难道这不是唱双簧、搞虚假诉讼吗？！其险恶用心昭之若见。这一诉讼与事实法理相悖，是标准的虚假诉讼，已触犯了法律法规，才是依法应追究其法律责任的。
闫太来在事实演变的整个过程，真可谓耍尽了花招。既不给投资人退款，又不让投资人干，沋西社区多次调解未果，今日说和明日变卦，言之无信，搅得无法结局。案子到了临渭区法院，又施展搅局伎俩，今是这，明又是那，一不合自己脾胃，就给办案法官生事，其举动世人少见。
为什么闫要这么干呢？究其原因，无非是经商老是以个人利益为先，既想吞噬投资人的投资资金，又因市场楼价不断攀高为获取更大利益而中途变卦，这才是案件纠纷产生的症结所在。
五、该申请书将审理期限拖延、至今未结案的责任推向审理法官与事实不符。
案件至今未结全是由泰安公司董事长闫太来的搅局所导致的，是闫太来否认合并审理，撤诉，认定内容反复不定一直拖延的结果。闫太来为甩开实际投资人，与合同受托人冯熙翔串通，将冯列为被告，搞虚假诉讼，请求解除合同。法院受理后，实际投资人向法院递交了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参与诉讼申请书，法院依法裁定两案合并审理。闫太来见情况不妙，提起撤诉，法院依法裁定不准许撤诉。在两案合并审理中，闫太来对A9#楼打桩价款又提出异议，评估又不出费用，迫使实际投资人申请评估。在此期间，闫太来又耍了一招，同意打桩价款460万元，让他的代理律师和实际投资人的代理律师交谈商讨解决方案，两边律师商谈未果。之后，闫太来见其目的尚未达到，让自己的代理律师向审理法官表达以退还投资人2000万元和解，审理法官在做投资人的工作中，闫太来又反悔，导致打桩价款只能进行评估，这才是本案现今未能结案的真实原因所在。
六、泰安公司的诉求是解除合同，实际投资人的诉求是继续履行合同。在法院尚未做出判决之前，谁也难以预料法院会做出何种判决。但泰安公司在法院还为做出判决之前，就聘请了施工队在工地驻扎，强势压人，难道不是霸凌之举又是什么吗？！
以上评论源于尊重事实、维护法律尊严，是客观公正的写照，望相关部门审慎正视，不可让那些私欲熏心的“病狂”者诡辩图谋得逞并损害法律的尊严。
写此评论的目的没有别意，只望案件当事人能认真学法，深层次懂法，全面理解法律原意，不要独出奇才，曲解法律概念，实用主义的运用法律，给执法者设障栽赃，公道自在人心，天理不容更变，只有准确运用法律维权才是正道，走斜坡必遭败诉，到头来只能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只有走正道，心平气和的在审理法官主持下，双方互谅互让和解，才是问题得以解决的最好结局。
法律学者
2020年9月21日
“2018湖北考古业务成果交流会”纪要（一）
史前考古部分
史前考古共有9个项目，其中中国长江中游考古项目8个，巴基斯坦考古项目1个。其中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彭小军汇报了今年的六大发现项目、“2018年十大考古发现”申报项目城河遗址王家塝墓地的发掘情况，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笪浩波汇报了"2018年十大考古发现"申报项目穆林头遗址发掘的主要收获。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彭小军做了《湖北沙洋城河遗址的王家塝墓地发掘汇报》。该墓地共发现200多座屈家岭时期的墓葬。墓葬形制有偏洞类墓葬及同穴双室合葬墓，葬式多为仰身直肢葬，葬具使用率达70%以上，多为筒状独木棺、斜壁弧底棺及板棺。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屈家岭文化墓地；其棺具明确、葬俗独特、随葬品丰富、等级明显，清楚表明屈家岭社会形成了完备而独具特色的墓葬礼仪。城河遗址内城垣、人工水系、大型院落遗址等重要遗迹，从内部聚落形态的角度揭示了屈家岭社会的发展，为长江中游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提供了更全面的信息，并为我们了解汉水西部的区域社会的特征及长江中游史前文化格局的变迁提供了珍贵资料。在距今5000年前后中国史前社会动荡整合的广阔背景下，屈家岭文化在自身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在区域间互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笪浩波汇报了《保康穆林头遗址发掘的主要收获》。穆林头遗址位于襄阳市保康县重阳坪内的沮河北岸的紫阳台地上，处于沮河及其支流重溪河两河交汇处。遗址平面呈长方形，2017年底～2018年初作为“考古中国—长江中游文明进程”项目进行主动性发掘。屈家岭文化时期的遗迹主要发掘有房址3座、灰坑11个、灰沟1条、墓葬22座等。墓葬每期排列有序，形制多为长方形或梯形竖穴土坑墓，葬式为仰身直肢葬，随葬器物多呈三排分置于人体头部及两侧。其中比较重要的墓葬为M23、M26、M33三座大型墓。从墓葬第一期墓地布局来看，三座墓葬是墓地的核心墓葬。西北-东南向墓葬基本以M23为核心呈东西一排分布。M23随葬有鼎、盂形器、壶形器、高足杯等，在人骨左手臂下随葬有玉钺、玉牙壁，颈部葬玉管。M26、M33两座墓为并穴合葬墓，东北-西南向墓葬基本以M26、M33为核心呈南北一排分布。两者都发现有玉器随葬，随葬陶器不一样，M26随葬较多陶器，而M33基本少见陶器。M26右肱骨下随葬玉钺，右手掌上随葬玉牙壁，右小腿侧随葬玉斧，而M33头部随葬玉钺。两座墓葬的玉钺形制不同。从M26与M23来看，屈家岭文化时期已经初步形成了固定的玉器组合形式，这在屈家岭文化是首次发现。穆林头遗址屈家岭文化时期墓葬应为一处氏族墓地，南北向的墓略早于东西向的墓，二者应属不同的家族。从每座墓葬随葬陶器数量不均看，社会阶层已经有了复杂化的分层。穆林头遗址应为一处屈家岭文化时期的高等级聚落。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刘辉做了《天门石家河遗址2018年发掘汇报》。2018年考古队主要对蓄树岭遗址、罗家柏岭北部进行了发掘；其中蓄树岭遗址应为石家河古城内一处重要的居住区，年代为石家河文化晚期至后石家河文化，是目前发现的后石家河文化遗存最丰富的地点，其揭露的丰富的后石家河文化遗迹和遗物，为后石家河文化的分期具有重要意义；本次发现的后石家河文化玉器有玉蝉、玉簪、玉锛等，多出自灰坑、灰沟，且均有较多陶器伴出，这为后石家河文化玉器的断代提供了依据。罗家柏岭北部发掘确认该遗址的后石家河时期亦为居住址，并发现了一座后石家河时期的半地穴式房基。此外，还发现石家河晚期的长方形人工黄土台基，其时代与印信台的台基遗存相同，但与印信台的祭祀台基有很大区别，其周边没有套缸、立岗、瓮棺、土坑墓等遗迹，其性质与用途尚需进一步探讨。
刘辉还汇报了《松滋关洲遗址的整理与研究》。该遗址位于湖北省松滋市陈店镇全心村四组关洲东北部。遗址沿江分布，东西长约500米，南北宽约50米，是同时期发现的规模最大的遗址。2016年6月~2018年底，共整理石器标本8229件、陶器标本982件、动物标本356件，其中修复陶器86件。陶器器类多为釜、双耳罐、盆、支座等，制陶工艺主要有泥片贴塑、泥条盘筑、慢轮技术及附件的贴筑与榫卯套接；陶质主要有夹碳陶、夹砂陶和泥质陶三类，其中部分陶片还含蚌或草茎和稻谷壳；纹饰多为绳纹、刻划纹、几何纹等。通过整理，将关洲遗址分为五期，年代从彭头山文化三期到大溪文化二期。此次发掘表明，以关洲遗址为代表的城背溪文化，来源于彭头山文化，与彭头山文化三、四期和皂市下层文化大体同时。鄂西地区作为南北文化交流的桥头堡，历经城背溪文化——柳林溪文化——大溪文化，完成了湖南北部和湖北西部区域性的文化整合，对于长江中游文化中心的转移和更大范围的统一文化区的格局的形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陶洋做了《荆门屈家岭遗址2018年考古工作情况汇报》。2018年4月~2019年1月，在屈家岭遗址中、南部岗地进行发掘，揭露了一批石家河文化和屈家岭文化遗存，对进一步认识遗址的聚落布局及其演变过程提供了重要线索；2018年7月~9月，对屈家岭遗址群北部的殷家岭遗址进行勘探，准确把握了遗存的分布范围及保存状况；2018年9月~2019年1月，对殷家岭遗址进行发掘，丰富了对该遗址点文化内涵和性质的认识。2018年考古工作的主要目标是配合屈家岭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探索聚落基本布局，推进长江中游文明进程课题研究。本年度的工作，初步达到了既定目的，为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提供了更加丰富的内容，但仍需继续探索聚落基本布局。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的单思伟汇报了《走马岭遗址2018年考古新收获》。走马岭遗址位于石首走马岭，2018年的工作围绕确认墓地与居址的聚落关系来展开。重点在于研究走马岭城是否存在专门的公共墓地、墓地的布局、结构及反映的社会状况、内城居址分布区及其分布区内不同区域的差异。本年度发掘了屯子岗墓地，并推测城址东部、北部还有大量墓葬。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陆成秋汇报了《钟祥寨子山遗址的发掘》。寨子山遗址位于钟祥市北部，汉江东岸，2017年10月~2018年9月进行了发掘，共揭示新石器时代房址9座、墓葬49座（含瓮棺葬）、灰坑80个、灶1个等。时间涵盖油子岭文化早期、油子岭文化晚期、屈家岭文化早期、屈家岭文化晚期、石家河文化早期五个时段。这次考古发现，表明寨子山遗址是一处规模较大的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其聚落布局有一个由小变大，再缩小的演变过程。其保存较好，内涵丰富，涵盖油子岭文化早晚期、屈家岭文化早晚期和石家河文化早期，为长江中游文明进程研究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实物资料。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向其芳介绍了《襄阳凤凰咀城址勘探确认与意义》。凤凰咀城址地处汉江中游、南阳盆地南缘。2018年9月~10月，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等单位遗址进行了全面勘探，进一步确认了城垣与城壕的走势、城址面积及堆积状况。该城址是迄今南阳盆地首次发现的屈家岭文化城址，也是屈家岭—石家河文化城址中位置最北的一座。独特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城址发现的独特意义。概括说来，确立了屈家岭文化时期南阳盆地的区域文化中心，丰富了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城址的内涵。随着将来工作的开展，还将加深对南北文化交流及中华早期文明进程的理解。
向其芳还介绍了巴基斯坦巴哈塔尔遗址联合发掘的了收获与认识。该项目是湖北省首次对外考古项目。巴哈塔尔遗址位于巴基斯坦伊斯兰堡近郊的阿托克（Attok）市，属于塔克西拉河谷地带，是古代东西南北四方文化交汇的地方。此次在东西向40米长、南北宽2米的探沟范围内，普遍发现了丰富的哈拉帕文化与西尔卡普文化的遗迹与遗物。其中，最为重要的遗迹收获是清理了30多个深袋状坑、深桶状坑，这些遗迹多为哈拉帕文化时期的地穴式与洞穴式房屋，是了解塔克西拉河谷早期居住形式的珍贵材料。且通过此次试掘与调查，了解该遗址土丘范围内，均为哈拉帕文化时期的遗存分布区，并且有可能延伸分布到土丘以外的更大区域内，是一处非常重要的哈拉帕文化早期聚落。结合在遗址外围即将进行的区域调查工作，我们最终可能搞清楚哈拉帕文化在印度河上游地区的基本分布状况和规律，这也为解决哈拉帕文化的来源及与中亚、中国的新疆和西藏等地区的早期文化交流问题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史前考古部分
史前考古共有9个项目，其中中国长江中游考古项目8个，巴基斯坦考古项目1个。其中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彭小军汇报了今年的六大发现项目、“2018年十大考古发现”申报项目城河遗址王家塝墓地的发掘情况，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笪浩波汇报了"2018年十大考古发现"申报项目穆林头遗址发掘的主要收获。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彭小军做了《湖北沙洋城河遗址的王家塝墓地发掘汇报》。该墓地共发现200多座屈家岭时期的墓葬。墓葬形制有偏洞类墓葬及同穴双室合葬墓，葬式多为仰身直肢葬，葬具使用率达70%以上，多为筒状独木棺、斜壁弧底棺及板棺。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屈家岭文化墓地；其棺具明确、葬俗独特、随葬品丰富、等级明显，清楚表明屈家岭社会形成了完备而独具特色的墓葬礼仪。城河遗址内城垣、人工水系、大型院落遗址等重要遗迹，从内部聚落形态的角度揭示了屈家岭社会的发展，为长江中游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提供了更全面的信息，并为我们了解汉水西部的区域社会的特征及长江中游史前文化格局的变迁提供了珍贵资料。在距今5000年前后中国史前社会动荡整合的广阔背景下，屈家岭文化在自身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在区域间互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笪浩波汇报了《保康穆林头遗址发掘的主要收获》。穆林头遗址位于襄阳市保康县重阳坪内的沮河北岸的紫阳台地上，处于沮河及其支流重溪河两河交汇处。遗址平面呈长方形，2017年底～2018年初作为“考古中国—长江中游文明进程”项目进行主动性发掘。屈家岭文化时期的遗迹主要发掘有房址3座、灰坑11个、灰沟1条、墓葬22座等。墓葬每期排列有序，形制多为长方形或梯形竖穴土坑墓，葬式为仰身直肢葬，随葬器物多呈三排分置于人体头部及两侧。其中比较重要的墓葬为M23、M26、M33三座大型墓。从墓葬第一期墓地布局来看，三座墓葬是墓地的核心墓葬。西北-东南向墓葬基本以M23为核心呈东西一排分布。M23随葬有鼎、盂形器、壶形器、高足杯等，在人骨左手臂下随葬有玉钺、玉牙壁，颈部葬玉管。M26、M33两座墓为并穴合葬墓，东北-西南向墓葬基本以M26、M33为核心呈南北一排分布。两者都发现有玉器随葬，随葬陶器不一样，M26随葬较多陶器，而M33基本少见陶器。M26右肱骨下随葬玉钺，右手掌上随葬玉牙壁，右小腿侧随葬玉斧，而M33头部随葬玉钺。两座墓葬的玉钺形制不同。从M26与M23来看，屈家岭文化时期已经初步形成了固定的玉器组合形式，这在屈家岭文化是首次发现。穆林头遗址屈家岭文化时期墓葬应为一处氏族墓地，南北向的墓略早于东西向的墓，二者应属不同的家族。从每座墓葬随葬陶器数量不均看，社会阶层已经有了复杂化的分层。穆林头遗址应为一处屈家岭文化时期的高等级聚落。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刘辉做了《天门石家河遗址2018年发掘汇报》。2018年考古队主要对蓄树岭遗址、罗家柏岭北部进行了发掘；其中蓄树岭遗址应为石家河古城内一处重要的居住区，年代为石家河文化晚期至后石家河文化，是目前发现的后石家河文化遗存最丰富的地点，其揭露的丰富的后石家河文化遗迹和遗物，为后石家河文化的分期具有重要意义；本次发现的后石家河文化玉器有玉蝉、玉簪、玉锛等，多出自灰坑、灰沟，且均有较多陶器伴出，这为后石家河文化玉器的断代提供了依据。罗家柏岭北部发掘确认该遗址的后石家河时期亦为居住址，并发现了一座后石家河时期的半地穴式房基。此外，还发现石家河晚期的长方形人工黄土台基，其时代与印信台的台基遗存相同，但与印信台的祭祀台基有很大区别，其周边没有套缸、立岗、瓮棺、土坑墓等遗迹，其性质与用途尚需进一步探讨。
刘辉还汇报了《松滋关洲遗址的整理与研究》。该遗址位于湖北省松滋市陈店镇全心村四组关洲东北部。遗址沿江分布，东西长约500米，南北宽约50米，是同时期发现的规模最大的遗址。2016年6月~2018年底，共整理石器标本8229件、陶器标本982件、动物标本356件，其中修复陶器86件。陶器器类多为釜、双耳罐、盆、支座等，制陶工艺主要有泥片贴塑、泥条盘筑、慢轮技术及附件的贴筑与榫卯套接；陶质主要有夹碳陶、夹砂陶和泥质陶三类，其中部分陶片还含蚌或草茎和稻谷壳；纹饰多为绳纹、刻划纹、几何纹等。通过整理，将关洲遗址分为五期，年代从彭头山文化三期到大溪文化二期。此次发掘表明，以关洲遗址为代表的城背溪文化，来源于彭头山文化，与彭头山文化三、四期和皂市下层文化大体同时。鄂西地区作为南北文化交流的桥头堡，历经城背溪文化——柳林溪文化——大溪文化，完成了湖南北部和湖北西部区域性的文化整合，对于长江中游文化中心的转移和更大范围的统一文化区的格局的形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陶洋做了《荆门屈家岭遗址2018年考古工作情况汇报》。2018年4月~2019年1月，在屈家岭遗址中、南部岗地进行发掘，揭露了一批石家河文化和屈家岭文化遗存，对进一步认识遗址的聚落布局及其演变过程提供了重要线索；2018年7月~9月，对屈家岭遗址群北部的殷家岭遗址进行勘探，准确把握了遗存的分布范围及保存状况；2018年9月~2019年1月，对殷家岭遗址进行发掘，丰富了对该遗址点文化内涵和性质的认识。2018年考古工作的主要目标是配合屈家岭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探索聚落基本布局，推进长江中游文明进程课题研究。本年度的工作，初步达到了既定目的，为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提供了更加丰富的内容，但仍需继续探索聚落基本布局。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的单思伟汇报了《走马岭遗址2018年考古新收获》。走马岭遗址位于石首走马岭，2018年的工作围绕确认墓地与居址的聚落关系来展开。重点在于研究走马岭城是否存在专门的公共墓地、墓地的布局、结构及反映的社会状况、内城居址分布区及其分布区内不同区域的差异。本年度发掘了屯子岗墓地，并推测城址东部、北部还有大量墓葬。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陆成秋汇报了《钟祥寨子山遗址的发掘》。寨子山遗址位于钟祥市北部，汉江东岸，2017年10月~2018年9月进行了发掘，共揭示新石器时代房址9座、墓葬49座（含瓮棺葬）、灰坑80个、灶1个等。时间涵盖油子岭文化早期、油子岭文化晚期、屈家岭文化早期、屈家岭文化晚期、石家河文化早期五个时段。这次考古发现，表明寨子山遗址是一处规模较大的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其聚落布局有一个由小变大，再缩小的演变过程。其保存较好，内涵丰富，涵盖油子岭文化早晚期、屈家岭文化早晚期和石家河文化早期，为长江中游文明进程研究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实物资料。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向其芳介绍了《襄阳凤凰咀城址勘探确认与意义》。凤凰咀城址地处汉江中游、南阳盆地南缘。2018年9月~10月，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等单位遗址进行了全面勘探，进一步确认了城垣与城壕的走势、城址面积及堆积状况。该城址是迄今南阳盆地首次发现的屈家岭文化城址，也是屈家岭—石家河文化城址中位置最北的一座。独特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城址发现的独特意义。概括说来，确立了屈家岭文化时期南阳盆地的区域文化中心，丰富了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城址的内涵。随着将来工作的开展，还将加深对南北文化交流及中华早期文明进程的理解。
向其芳还介绍了巴基斯坦巴哈塔尔遗址联合发掘的了收获与认识。该项目是湖北省首次对外考古项目。巴哈塔尔遗址位于巴基斯坦伊斯兰堡近郊的阿托克（Attok）市，属于塔克西拉河谷地带，是古代东西南北四方文化交汇的地方。此次在东西向40米长、南北宽2米的探沟范围内，普遍发现了丰富的哈拉帕文化与西尔卡普文化的遗迹与遗物。其中，最为重要的遗迹收获是清理了30多个深袋状坑、深桶状坑，这些遗迹多为哈拉帕文化时期的地穴式与洞穴式房屋，是了解塔克西拉河谷早期居住形式的珍贵材料。且通过此次试掘与调查，了解该遗址土丘范围内，均为哈拉帕文化时期的遗存分布区，并且有可能延伸分布到土丘以外的更大区域内，是一处非常重要的哈拉帕文化早期聚落。结合在遗址外围即将进行的区域调查工作，我们最终可能搞清楚哈拉帕文化在印度河上游地区的基本分布状况和规律，这也为解决哈拉帕文化的来源及与中亚、中国的新疆和西藏等地区的早期文化交流问题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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