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露推送##小露日志之二#
《流浪者之歌》by 麦蓝 完结~！
简介：
富四代无良资本家VS高中毕业的农夫小哥
一句话文案：爱情，让我们成为更好的人。
一句话阅读须知：文中出现的所有企业名称，无论投行酒店还是酒庄，请勿代入现实。
一句话声明：所有涉及专业知识之处，若有遗漏不正之处，都请不吝赐教。
长佩旧站：https://t.cn/AiD6nNLV
作者微博：@麥藍_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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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界配资】各地纾困资金再接再厉 驰援A股行动迈入下半场
从去年下半年开启的烽火驰援，已星火燎原。据上证报资讯统计，在这一波纾困潮中，已有百余家上市公司或其大股东获得了来自各路资金的驰援，涉及资金总额近千亿元。目前来看，获得纾困的上市公司和伸出援手的资金大都获益良多。一方面，得到雪中送炭的大部分上市公司一解燃眉之急，迅速回归正轨；另一方面，随着企业经营状况企稳，也带动股价上涨，纾困资金已经获得不小的浮盈。
关注金界配资微信公众号【 jjpz66 】，金界配资官方网址：jjpz6.com，每天为您推送专业的配资资讯！
更令人欣喜的是，纾困正从一次“情急之下”的“急救”，变为符合市场化规律的“常态操作”。截至目前，目标规模已经超过5000亿元的各类纾困资金已吹号集结，当资质良好的公司遇到短期困难时，对公司发展持乐观态度的相关资金就会入场伸出援手。
纾困新案例陆续浮现
百利科技7月13日发布公告称，大股东海新投资计划通过纾困的方式，引入战略投资者，降低质押率，计划分两次协议转让不超过12%的股份，首次转让的受让方为陕西铜川金锂产业发展基金(有限合伙)，转让比例为总股本的5%。
百利科技仅是近期多起纾困A股上市公司的案例之一。今年6月份以来，已有多家上市公司宣布获得纾困资金的驰援，其中不少来自地方国资。
利欧股份7月4日发布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实控人王相荣及其一致行动人王壮利拟转让5.72%的股份给台州富浙。其普通合伙人为浙江创新发展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有限合伙人为台州市金融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温岭市金融控股有限公司、浙江省发展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和林丹芳。此次转让价格为1.95元/股，交易总价为7.42亿元。
利欧股份称，此次权益变动目的是为了落实国务院和浙江省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指示精神，对进入台州市帮扶企业白名单的利欧股份进行纾困，有利于化解其大股东的股权质押风险，促进上市公司持续稳健发展。
在业内人士看来，虽然经济企稳回升，但不代表所有企业经营状况会立刻好转，一些风险依然不时出现。在此情况下，目标规模已经超过5000亿元的各类纾困资金自然不会袖手旁观，选择质地不错的标的出手也在情理之中。
前期驰援初显成效
一边是纾困资金持续发力，一边是前期纾困方案已然显现成效。
数据显示，在去年下半年集中展开的纾困行动中，已有相当一批纾困资金收获了不错的浮盈，浮盈幅度超过30%的已有十几家。
纾困发挥作用更多地表现在相关公司业务企稳回升上。例如，在深圳高新投和东莞国资此前通过债权融资+借款三轮驰援下，正业科技7月13日发布2019年上半年业绩预告，预计当期实现归母净利润3500万元至6500万元。尽管较去年同期有所下滑，但二季度环比数据已有所改善。
公司表示，二季度以来，新增智能检测设备订单呈恢复性增长态势，但因种种原因，上半年营业收入同比下降。同时，公司加大研发投入及完善激励机制，研发费用、股权激励摊销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净利润同比下降。
“组合拳”有深意
值得一提的是，前后两次驰援风潮并非彼此独立，有些国资背景的纾困资金近期的出手，更像是此前驰援的后续方案。
康欣新材7月1日晚公告称，公司实控人李洁家族拟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向无锡建发转让不低于公司总股本6%的股份，同时将其持有的部分股票表决权委托给后者行使。如方案实际履行，则公司控股股东及实控人将变更为无锡建发。
去年12月，无锡建发以“白衣骑士”的身份，以受让股份的方式跻身公司二股东，解决了李洁家族的平仓危机。
从战略投资者到拟跻身新东家，无锡建发身份的转变，蕴含着其投资逻辑的变化。资料显示，无锡建发为国有独资企业，经营范围包括房地产开发与经营、工程项目管理、城市建设综合开发等，与主营集装箱底板、建筑结构材的康欣新材具有广阔的合作空间。公司亦表示，此次股权转让有助于推动公司的产业深化发展与转型升级。
与之类似，从助推到共济，如愿掌舵派思股份的山东省国资委，也欲开展更多的资产整合与业务拓展。
在投行人士看来，当纾困“常态化”，各路资金对标的公司的投资节奏、后续安排也变得格外重要，今年以来不少驰援方对上市公司控股权的进一步谋求，或透露出其盘活资源、整合产业链的深层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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纾困新案例陆续浮现
百利科技7月13日发布公告称，大股东海新投资计划通过纾困的方式，引入战略投资者，降低质押率，计划分两次协议转让不超过12%的股份，首次转让的受让方为陕西铜川金锂产业发展基金(有限合伙)，转让比例为总股本的5%。
百利科技仅是近期多起纾困A股上市公司的案例之一。今年6月份以来，已有多家上市公司宣布获得纾困资金的驰援，其中不少来自地方国资。
利欧股份7月4日发布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实控人王相荣及其一致行动人王壮利拟转让5.72%的股份给台州富浙。其普通合伙人为浙江创新发展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有限合伙人为台州市金融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温岭市金融控股有限公司、浙江省发展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和林丹芳。此次转让价格为1.95元/股，交易总价为7.42亿元。
利欧股份称，此次权益变动目的是为了落实国务院和浙江省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指示精神，对进入台州市帮扶企业白名单的利欧股份进行纾困，有利于化解其大股东的股权质押风险，促进上市公司持续稳健发展。
在业内人士看来，虽然经济企稳回升，但不代表所有企业经营状况会立刻好转，一些风险依然不时出现。在此情况下，目标规模已经超过5000亿元的各类纾困资金自然不会袖手旁观，选择质地不错的标的出手也在情理之中。
前期驰援初显成效
一边是纾困资金持续发力，一边是前期纾困方案已然显现成效。
数据显示，在去年下半年集中展开的纾困行动中，已有相当一批纾困资金收获了不错的浮盈，浮盈幅度超过30%的已有十几家。
纾困发挥作用更多地表现在相关公司业务企稳回升上。例如，在深圳高新投和东莞国资此前通过债权融资+借款三轮驰援下，正业科技7月13日发布2019年上半年业绩预告，预计当期实现归母净利润3500万元至6500万元。尽管较去年同期有所下滑，但二季度环比数据已有所改善。
公司表示，二季度以来，新增智能检测设备订单呈恢复性增长态势，但因种种原因，上半年营业收入同比下降。同时，公司加大研发投入及完善激励机制，研发费用、股权激励摊销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净利润同比下降。
“组合拳”有深意
值得一提的是，前后两次驰援风潮并非彼此独立，有些国资背景的纾困资金近期的出手，更像是此前驰援的后续方案。
康欣新材7月1日晚公告称，公司实控人李洁家族拟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向无锡建发转让不低于公司总股本6%的股份，同时将其持有的部分股票表决权委托给后者行使。如方案实际履行，则公司控股股东及实控人将变更为无锡建发。
去年12月，无锡建发以“白衣骑士”的身份，以受让股份的方式跻身公司二股东，解决了李洁家族的平仓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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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金清鉴：标普入华能给市场带来什么
当新年伊始A股市场的“春雷滚滚”在公众和互联网上引发强烈关注的时候，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了美国标普全球公司在北京设立评级子公司，独立开展业务。与此同时，一部分投资者寄望标普入华能够对上市公司形成有效制约，从根本上改变国内投资市场长期低迷的现状。诚然，三大评级公司的业务范围主要集中在债券行业，对股票市场影响力有限。但这种想法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投资者的较为广泛的失望情绪，以及他们想要利用海外机构改善上市公司资质和投资回报的愿望。
信用评级机构（Credit Rating Agencies）作为证券市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美国已经经历了上百年的历史，以标普为代表的三大评级公司也毫无疑问在全球投资者中享有一定信誉。但如果深入了解评级机构操作方式、历史沿革和信用评级相关的很多司法案件，我们就不难发现，期望单靠标普或者其他国际机构来改善中国金融市场的想法过于理想，甚至有些浪漫。
从历史上来看，信用评级机构的出现和发展依赖的是他们相对于一般投资者拥有的信息优势和专业财务分析能力。众所周知，债券市场在种类、数量和复杂程度上远远超过股票市场。在美国早期向西部纵深发展的过程中，由于交通和信息传播的不便，投资者很难了解离自己距离较远公司的财务和经营状况。而在那个铁路和航运大发展的时代背景下，这类项目常常拥有较长的回报周期，所以必须要通过债券方式来募集长期资金。一部分拥有财务知识的出版社便充当起了信息交通员的角色，将大量公司的财务信息编撰出版，提供给投资者作为决策依据。这其中包括有惠誉出版公司和亨利-普尔的普尔出版公司。而穆迪公司的创始人，金融分析师约翰-穆迪开始利用他的财务分析技能，专注于对铁路债券进行评级。这便是三大评级公司，标普、惠誉和穆迪的早期雏形。
同时，在缺乏监督的条件下，即使有这种信息和专业优势，评级机构有可能会做出损害投资者的信用评级。与早期不同，现代投资者虽然普遍拥有互联网的信息传播便利，但是现代商业和金融模型的复杂程度也远超早期的铁路和航运公司。次贷金融危机之所以能够发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种专业机构得不到有效制约。比如，2007年贝尔斯登倒闭后，其下属的几家对冲基金在纽约地区法院对三大评级公司进行了长时间的司法诉讼。他们指控评级公司在2005至2007年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将原本三A评级的大量MBS债券（房地产支持债券）快速降级至垃圾级，涉嫌欺诈。因为在正常的商业环境下，很难想象一支拥有最高评级的债券会如此迅速恶化。MBS正好属于财务模型高度复杂，专业性非常强的债券种类。缺少了评级公司的帮助，甚至机构投资者都很难具备对其进行定价的能力。他们认为，评级公司利用了他们的专业优势和投资者对他们的信任，做出了高于事实的评级，导致他们错误地购买了那些债券。
上世纪70年代，评级机构转变了收费方式，扩大了行业的整体社会影响力，但同时也引来了利益冲突，为后来的次贷金融危机埋下了种子。早期的评级公司是从出版公司演变而来，所以其商业模式也沿袭了出版业的订阅模式。评级公司向投资者收取订阅费，但是对债券发行人免费评估。1970年代开始，由于复印和传真技术对订阅模式造成的冲击，评级公司开始逐步改变商业模式。他们开始对投资者免费发布评级信息，转而向债券发行人收取评级费用。这种转变获得了很多中小投资者的欢迎，因为他们不再需要负担高昂的订阅费。但这也让债券发行人有机会向评级公司索要更高的信用等级。比如，很多评级公司的前雇员都对媒体讲述了募资方如何以撤销业务来威胁他们必须做出更高评级的案例，因为更高的评级意味着更低的市场融资成本。为了保住业务，一些信用分析员不得不违心做出了错误的评级。
不再向投资者收费之后，评级公司在很长一个时间段内利用言论自由作为错误评级的避风港，用以抵挡投资者发起的司法诉讼。在很多针对错误债券评级的案件中，评级公司的律师往往会引用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里有关言论自由的条款来做无罪辩护。在次贷危机之后，2010年通过的Dodd-Frank银行业监管法案中，国会取消了评级公司的这项权力。议员们认为，评级机构是金融市场的守门员。即使他们没有向投资人收费，他们也应当承担“专家责任（expert liability）”。这项改变大大方便了投资人未来对评级机构发起诉讼，也使得他们在做出任何信用评级的时候必须要非常小心谨慎。
当评级机构更多暴露在司法诉讼之下的时候，他们的信用评级马上又变得过于保守，引起了很多融资方的强烈不满。2010年，标普下调希腊的主权债务至垃圾级，重挫投资者信心，导致当时的金融救援方案失败。2011年，当欧盟好不容易说服投资者“自愿”接受一部分本金损失来挽救希腊的金融系统时，标普宣布它将会认为这个方案是“选择性违约”，并随后将希腊债务评级进一步降低至倒数第二级。2013年，标普把欧盟的整体债务评级下调，立即引起了欧盟官员的抗议。这一系列举动导致欧洲从那之后一直尝试建立属于自己的评级公司来替代美国评级公司，在金融危机爆发时降低融资成本。
和很多普通公司一样，业绩压力也有可能是评级公司做出错误判断的诱因。三大评级公司中，两家已经上市，标普被上市公司所拥有。可以想象，每个季度的投资者财报会对公司从上到下形成短期业绩压力。在次贷危机中，评级MBS的收入是普通公司债的三倍以上。这可能也诱使了评级公司倾向于承接与MBS有关的业务。而且在对国会的证词中，评级公司也陈述过，由于危机前他们的分析师被华尔街投行大量挖角，导致人员不足、尽职调查不够充分的情况。可见评级公司并不必然代表着客观公正。金融泡沫所到之处，无人得以幸免。
三大评级机构的公司信誉和市场地位当然是与众多分析师长期以来的专业素养和职业操守分不开的。除此之外，我们更应该看到的是立法和司法机关对评级机构形成的有效制约，还有投资人锲而不舍对他们的不当行为展开旷日持久的司法诉讼。离开了公正严谨的司法土壤，我们很难想象任何评级机构能够维持上百年来的勤勉敬业。受美国海外反腐败法的监督，标普入华有可能会给市场带来他们的专业能力和独立判断。但标普不能带来的是，公众对于公平市场的理性认识。良性的市场土壤不能依靠老外，这是值得我们所有人深入思考的。
当新年伊始A股市场的“春雷滚滚”在公众和互联网上引发强烈关注的时候，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了美国标普全球公司在北京设立评级子公司，独立开展业务。与此同时，一部分投资者寄望标普入华能够对上市公司形成有效制约，从根本上改变国内投资市场长期低迷的现状。诚然，三大评级公司的业务范围主要集中在债券行业，对股票市场影响力有限。但这种想法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投资者的较为广泛的失望情绪，以及他们想要利用海外机构改善上市公司资质和投资回报的愿望。
信用评级机构（Credit Rating Agencies）作为证券市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美国已经经历了上百年的历史，以标普为代表的三大评级公司也毫无疑问在全球投资者中享有一定信誉。但如果深入了解评级机构操作方式、历史沿革和信用评级相关的很多司法案件，我们就不难发现，期望单靠标普或者其他国际机构来改善中国金融市场的想法过于理想，甚至有些浪漫。
从历史上来看，信用评级机构的出现和发展依赖的是他们相对于一般投资者拥有的信息优势和专业财务分析能力。众所周知，债券市场在种类、数量和复杂程度上远远超过股票市场。在美国早期向西部纵深发展的过程中，由于交通和信息传播的不便，投资者很难了解离自己距离较远公司的财务和经营状况。而在那个铁路和航运大发展的时代背景下，这类项目常常拥有较长的回报周期，所以必须要通过债券方式来募集长期资金。一部分拥有财务知识的出版社便充当起了信息交通员的角色，将大量公司的财务信息编撰出版，提供给投资者作为决策依据。这其中包括有惠誉出版公司和亨利-普尔的普尔出版公司。而穆迪公司的创始人，金融分析师约翰-穆迪开始利用他的财务分析技能，专注于对铁路债券进行评级。这便是三大评级公司，标普、惠誉和穆迪的早期雏形。
同时，在缺乏监督的条件下，即使有这种信息和专业优势，评级机构有可能会做出损害投资者的信用评级。与早期不同，现代投资者虽然普遍拥有互联网的信息传播便利，但是现代商业和金融模型的复杂程度也远超早期的铁路和航运公司。次贷金融危机之所以能够发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种专业机构得不到有效制约。比如，2007年贝尔斯登倒闭后，其下属的几家对冲基金在纽约地区法院对三大评级公司进行了长时间的司法诉讼。他们指控评级公司在2005至2007年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将原本三A评级的大量MBS债券（房地产支持债券）快速降级至垃圾级，涉嫌欺诈。因为在正常的商业环境下，很难想象一支拥有最高评级的债券会如此迅速恶化。MBS正好属于财务模型高度复杂，专业性非常强的债券种类。缺少了评级公司的帮助，甚至机构投资者都很难具备对其进行定价的能力。他们认为，评级公司利用了他们的专业优势和投资者对他们的信任，做出了高于事实的评级，导致他们错误地购买了那些债券。
上世纪70年代，评级机构转变了收费方式，扩大了行业的整体社会影响力，但同时也引来了利益冲突，为后来的次贷金融危机埋下了种子。早期的评级公司是从出版公司演变而来，所以其商业模式也沿袭了出版业的订阅模式。评级公司向投资者收取订阅费，但是对债券发行人免费评估。1970年代开始，由于复印和传真技术对订阅模式造成的冲击，评级公司开始逐步改变商业模式。他们开始对投资者免费发布评级信息，转而向债券发行人收取评级费用。这种转变获得了很多中小投资者的欢迎，因为他们不再需要负担高昂的订阅费。但这也让债券发行人有机会向评级公司索要更高的信用等级。比如，很多评级公司的前雇员都对媒体讲述了募资方如何以撤销业务来威胁他们必须做出更高评级的案例，因为更高的评级意味着更低的市场融资成本。为了保住业务，一些信用分析员不得不违心做出了错误的评级。
不再向投资者收费之后，评级公司在很长一个时间段内利用言论自由作为错误评级的避风港，用以抵挡投资者发起的司法诉讼。在很多针对错误债券评级的案件中，评级公司的律师往往会引用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里有关言论自由的条款来做无罪辩护。在次贷危机之后，2010年通过的Dodd-Frank银行业监管法案中，国会取消了评级公司的这项权力。议员们认为，评级机构是金融市场的守门员。即使他们没有向投资人收费，他们也应当承担“专家责任（expert liability）”。这项改变大大方便了投资人未来对评级机构发起诉讼，也使得他们在做出任何信用评级的时候必须要非常小心谨慎。
当评级机构更多暴露在司法诉讼之下的时候，他们的信用评级马上又变得过于保守，引起了很多融资方的强烈不满。2010年，标普下调希腊的主权债务至垃圾级，重挫投资者信心，导致当时的金融救援方案失败。2011年，当欧盟好不容易说服投资者“自愿”接受一部分本金损失来挽救希腊的金融系统时，标普宣布它将会认为这个方案是“选择性违约”，并随后将希腊债务评级进一步降低至倒数第二级。2013年，标普把欧盟的整体债务评级下调，立即引起了欧盟官员的抗议。这一系列举动导致欧洲从那之后一直尝试建立属于自己的评级公司来替代美国评级公司，在金融危机爆发时降低融资成本。
和很多普通公司一样，业绩压力也有可能是评级公司做出错误判断的诱因。三大评级公司中，两家已经上市，标普被上市公司所拥有。可以想象，每个季度的投资者财报会对公司从上到下形成短期业绩压力。在次贷危机中，评级MBS的收入是普通公司债的三倍以上。这可能也诱使了评级公司倾向于承接与MBS有关的业务。而且在对国会的证词中，评级公司也陈述过，由于危机前他们的分析师被华尔街投行大量挖角，导致人员不足、尽职调查不够充分的情况。可见评级公司并不必然代表着客观公正。金融泡沫所到之处，无人得以幸免。
三大评级机构的公司信誉和市场地位当然是与众多分析师长期以来的专业素养和职业操守分不开的。除此之外，我们更应该看到的是立法和司法机关对评级机构形成的有效制约，还有投资人锲而不舍对他们的不当行为展开旷日持久的司法诉讼。离开了公正严谨的司法土壤，我们很难想象任何评级机构能够维持上百年来的勤勉敬业。受美国海外反腐败法的监督，标普入华有可能会给市场带来他们的专业能力和独立判断。但标普不能带来的是，公众对于公平市场的理性认识。良性的市场土壤不能依靠老外，这是值得我们所有人深入思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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