赢麻了！硅片后起之秀一年内接900亿订单！是流通市值的三倍。
1.在A股流通市值超过900亿的公司也就160家左右，900亿的订单，想想去年的九安就兴奋得很！双良节能爽嗨了，两个月股价翻倍，目前已经处于历史高位，利好出尽是利空吗？反观向它订购产品的正泰股价是熊了又熊啊。
2.加上两日前公布的30亿元多晶硅片订单，双良节能本月已经敲定120亿元销售额，自去年十月以来，这家硅片后起之秀已经拿下多家光伏电池巨头订单，总额超过900亿元，而其2021年光伏业务营收仅为12.24亿元。
1.在A股流通市值超过900亿的公司也就160家左右，900亿的订单，想想去年的九安就兴奋得很！双良节能爽嗨了，两个月股价翻倍，目前已经处于历史高位，利好出尽是利空吗？反观向它订购产品的正泰股价是熊了又熊啊。
2.加上两日前公布的30亿元多晶硅片订单，双良节能本月已经敲定120亿元销售额，自去年十月以来，这家硅片后起之秀已经拿下多家光伏电池巨头订单，总额超过900亿元，而其2021年光伏业务营收仅为12.24亿元。
【#多地机务机坪上工作中暑进ICU# ，接送航班是否有必要穿“大白”】“前几天西安40度，我保障从国外回来的飞机，穿了3小时防护服，在机坪上真的快热晕了，今天西安稍微凉快点，我这会儿穿着防护服，衣服也湿透了。”
小张是一位在西安机场某航司工作的机务，它的工作主要是给出港的飞机放行，指挥进港飞机进场，之后上飞机进行检查维修，每次接机送机都要在机坪上呆两三个小时。
新冠疫情暴发以来，小张上机坪的着装也有了变化，除了N95口罩，医用乳胶手套，条形帽，接送部分航班还需要穿上“大白”防护服。
“大白”原本是接触新冠患者的医务工作者的专用防护服装，但如今却在民航广泛被使用，除了机务，机场货物装卸工，航班清洁队，以及执行国际航班的空乘机组等，也都要穿上“大白”工作。
而对于机务这一必须在机场停机坪工作的群体，随着今年入夏以来的热浪席卷大半个中国，国内多个机场停机坪上陆续有机务人员中暑晕倒，甚至被送进ICU抢救。
要知道，相比普通的路面，机场停机坪的温度会更高，动辄超过50度，而在发动机附近的温度就更高，在高温环境中，继续穿着“大白”会阻止人体热量的散发，大大增加中暑发生的概率。
小张告诉记者，他所在的航司要求是，接国际航班以及国内中高风险航班都要穿“大白”，主要是机务，清洁队，货运搬卸工等要接近飞机的工种。
在西安，国际航班被划定在一片特定的机坪区域，人员只要进入这个区域就要穿防护服。飞机落地后，机务就要穿着“大白”进场工作，引导飞机进场，然后在飞机停好后进行一般性检查和维修。
小张说，根据飞机故障正常与否情况，在停机坪服务每个航班的时间长短不定，一般在三四个小时。
“每天公司都会发布中高风险航班名单，其实是机场让航司发布的，航司只能执行，”小张透露，不同的航班防护级别不同，比如2级防护就是全副武装：N95口罩，医用乳胶手套，全封闭式护目镜/防护面屏，条形帽，防护服，鞋套/防水靴）；1级加强防护则是除了防护服，其他都要穿。
需要穿“大白”的2级防护，主要是服务来自国内中高风险地区的进港航班以及所有国际航班；国内来自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城市的进港航班，则是穿“大蓝”。
小张给记者展示了一串串公司发来的国内中高风险地区进港航班的通知短信，称这些航班号每天都会更新，根据不同的航班号来调整着装的防控级别。
像西安机场这样的防控规定还算相对“区别对待”，但在国内其他一些机场，不少机务透露并没有按照不同风险航班来要求是否穿“大白”，有的机场甚至要求不管什么航班，所有人只要上停机坪都要穿“大白”，有的则要求服务要飞到国外去的客改货航班也要穿“大白”。
一位来自厦门机场的机务则对记者透露，目前对他们的要求是保障国际航班需要穿“大白”，另外对国内中高风险航班，则是需要带胶手套，但是“夏天胳膊都裸露在外的，戴手套的意义在哪里？”
记者查阅了中国民航局发布的最新版《运输航空公司、机场疫情防控技术指南》发现，对于航司机场维修人员穿着“大白”的要求，只有在“更换HEPA（空气过滤网）时才需要穿一次性防护服”。
《指南》规定，只有负责应急处置的客舱机组、国际/地区航班旅客区域的监察员、更换高效空气滤芯的维修人员、高风险国际/地区航班的保洁人员，民航局统一要求穿防护服；而对于涉及高风险国际/地区航班的客舱机组、地服、行李装卸人员，以及消毒人员，民航局认为可根据实际暴露风险和条件酌情选择穿防护服。
不过，多位机务对记者透露，民航局在“穿不穿大白”这件事上并没有管理权，其实航司也没有决定权，他们在停机坪上的行为主要受所在机场防疫督导的监督。
比如在国内某机场，用于消毒的集装箱房间里就装有摄像头，机场的人在办公室实时监控，如果发现工作人员消毒步骤不标准，就会把摄像头的画面拍照发给所在航司，让员工去自费隔离。这样的摄像头监控，同样适用于监督机务在停机坪上是否“密封”穿好“大白”。
微博上的机务大v囚青最近就发了一条微博说：“现在有的机场是这样管理一线工作者的：机坪管理人员坐在办公室看摄像头检查，如果有人在停机坪随意拉开防护服透气之类，看到了就通报公司，甚至个别机场会要求你自费隔离。”
而就在几天前，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团队刚刚发文提示：在炎热的环境中，继续穿着“大白”会阻止人体热量的散发，大大增加中暑发生的概率。事实上，被汗水浸透的“大白”防护作用也已经大打折扣。
张文宏团队建议，夏日户外环境下工作的非采样人员，推荐正确规范佩戴口罩并注意手卫生即可；从事普通人群采样工作，近距离接触时，也只需要N95口罩+戴面屏防护，不必穿着“大白”。此外，防疫人员都应该注意阶段性休息与饮水，如有中暑症状应及时暂停工作，转移到阴凉通风的环境中补充水分。
而相比于采样工作人员，机务在工作强度，时间和环境上，都要更恶劣的多，穿着“大白”中暑的概率也就进一步增大。
多位机务对记者透露，其实在上飞机维修之前，他们是接触不到旅客和货物的，但依然要在停机坪上穿着“大白”等待飞机停稳，而在上飞机之前，其实飞机也已经进行了消杀流程。这样的加强防控，与去年暑运期间南京机场暴发的本土疫情有关，当时由于登上飞机的清洁队中有个别人感染，导致南京疫情蔓延了大半个中国。
“国际航班穿防护服还能理解，国内航班还在各种加码防疫，说到底还是怕出事后的追责，”多位机务对记者指出，最近不少同事在工作中中暑，大多也就是扶到阴凉的地方休息一下，如果公司对防控着装没有决定权，也希望能够多发布一些防中暑措施和中暑后的处理方案，对一线机坪工作者的处境多一些关注。（第一财经）
小张是一位在西安机场某航司工作的机务，它的工作主要是给出港的飞机放行，指挥进港飞机进场，之后上飞机进行检查维修，每次接机送机都要在机坪上呆两三个小时。
新冠疫情暴发以来，小张上机坪的着装也有了变化，除了N95口罩，医用乳胶手套，条形帽，接送部分航班还需要穿上“大白”防护服。
“大白”原本是接触新冠患者的医务工作者的专用防护服装，但如今却在民航广泛被使用，除了机务，机场货物装卸工，航班清洁队，以及执行国际航班的空乘机组等，也都要穿上“大白”工作。
而对于机务这一必须在机场停机坪工作的群体，随着今年入夏以来的热浪席卷大半个中国，国内多个机场停机坪上陆续有机务人员中暑晕倒，甚至被送进ICU抢救。
要知道，相比普通的路面，机场停机坪的温度会更高，动辄超过50度，而在发动机附近的温度就更高，在高温环境中，继续穿着“大白”会阻止人体热量的散发，大大增加中暑发生的概率。
小张告诉记者，他所在的航司要求是，接国际航班以及国内中高风险航班都要穿“大白”，主要是机务，清洁队，货运搬卸工等要接近飞机的工种。
在西安，国际航班被划定在一片特定的机坪区域，人员只要进入这个区域就要穿防护服。飞机落地后，机务就要穿着“大白”进场工作，引导飞机进场，然后在飞机停好后进行一般性检查和维修。
小张说，根据飞机故障正常与否情况，在停机坪服务每个航班的时间长短不定，一般在三四个小时。
“每天公司都会发布中高风险航班名单，其实是机场让航司发布的，航司只能执行，”小张透露，不同的航班防护级别不同，比如2级防护就是全副武装：N95口罩，医用乳胶手套，全封闭式护目镜/防护面屏，条形帽，防护服，鞋套/防水靴）；1级加强防护则是除了防护服，其他都要穿。
需要穿“大白”的2级防护，主要是服务来自国内中高风险地区的进港航班以及所有国际航班；国内来自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城市的进港航班，则是穿“大蓝”。
小张给记者展示了一串串公司发来的国内中高风险地区进港航班的通知短信，称这些航班号每天都会更新，根据不同的航班号来调整着装的防控级别。
像西安机场这样的防控规定还算相对“区别对待”，但在国内其他一些机场，不少机务透露并没有按照不同风险航班来要求是否穿“大白”，有的机场甚至要求不管什么航班，所有人只要上停机坪都要穿“大白”，有的则要求服务要飞到国外去的客改货航班也要穿“大白”。
一位来自厦门机场的机务则对记者透露，目前对他们的要求是保障国际航班需要穿“大白”，另外对国内中高风险航班，则是需要带胶手套，但是“夏天胳膊都裸露在外的，戴手套的意义在哪里？”
记者查阅了中国民航局发布的最新版《运输航空公司、机场疫情防控技术指南》发现，对于航司机场维修人员穿着“大白”的要求，只有在“更换HEPA（空气过滤网）时才需要穿一次性防护服”。
《指南》规定，只有负责应急处置的客舱机组、国际/地区航班旅客区域的监察员、更换高效空气滤芯的维修人员、高风险国际/地区航班的保洁人员，民航局统一要求穿防护服；而对于涉及高风险国际/地区航班的客舱机组、地服、行李装卸人员，以及消毒人员，民航局认为可根据实际暴露风险和条件酌情选择穿防护服。
不过，多位机务对记者透露，民航局在“穿不穿大白”这件事上并没有管理权，其实航司也没有决定权，他们在停机坪上的行为主要受所在机场防疫督导的监督。
比如在国内某机场，用于消毒的集装箱房间里就装有摄像头，机场的人在办公室实时监控，如果发现工作人员消毒步骤不标准，就会把摄像头的画面拍照发给所在航司，让员工去自费隔离。这样的摄像头监控，同样适用于监督机务在停机坪上是否“密封”穿好“大白”。
微博上的机务大v囚青最近就发了一条微博说：“现在有的机场是这样管理一线工作者的：机坪管理人员坐在办公室看摄像头检查，如果有人在停机坪随意拉开防护服透气之类，看到了就通报公司，甚至个别机场会要求你自费隔离。”
而就在几天前，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团队刚刚发文提示：在炎热的环境中，继续穿着“大白”会阻止人体热量的散发，大大增加中暑发生的概率。事实上，被汗水浸透的“大白”防护作用也已经大打折扣。
张文宏团队建议，夏日户外环境下工作的非采样人员，推荐正确规范佩戴口罩并注意手卫生即可；从事普通人群采样工作，近距离接触时，也只需要N95口罩+戴面屏防护，不必穿着“大白”。此外，防疫人员都应该注意阶段性休息与饮水，如有中暑症状应及时暂停工作，转移到阴凉通风的环境中补充水分。
而相比于采样工作人员，机务在工作强度，时间和环境上，都要更恶劣的多，穿着“大白”中暑的概率也就进一步增大。
多位机务对记者透露，其实在上飞机维修之前，他们是接触不到旅客和货物的，但依然要在停机坪上穿着“大白”等待飞机停稳，而在上飞机之前，其实飞机也已经进行了消杀流程。这样的加强防控，与去年暑运期间南京机场暴发的本土疫情有关，当时由于登上飞机的清洁队中有个别人感染，导致南京疫情蔓延了大半个中国。
“国际航班穿防护服还能理解，国内航班还在各种加码防疫，说到底还是怕出事后的追责，”多位机务对记者指出，最近不少同事在工作中中暑，大多也就是扶到阴凉的地方休息一下，如果公司对防控着装没有决定权，也希望能够多发布一些防中暑措施和中暑后的处理方案，对一线机坪工作者的处境多一些关注。（第一财经）
现在算起来，用日语写书写专栏文章已经超过了20年。另外，自从写了推特之后，每天都坚持写，从未停歇过一天，这就像每天早起刷牙一样，为了健康，同时也为了一整天的清爽。因为全部都是用日语写的推特，因此也被称之为“日推”，颇具喜感。
语言是有感情的，尤其是从写作的角度而言，这种感情很容易陷入深潭。其中的一个理由莫过于写作带给人的孤独与思索。写与说不一样，前者是完全独立的，基本上不受打扰，属于一个人的作业，而后者是以他人的介入而完成的，哪怕是你一个人自言自语，也会演绎出一个真我与一个假我。
我在北京大学东语系念的是日语，但成绩很差，每回考试在班上都是垫底的。后来加上病休，留级了一年，最终是1985年毕业的。不过，这话虽然这么说，但日语的基础是打下了，虽然不太牢靠，但作为一个温存的外语技巧，跟童子功酷似。1987年赴日留学，走的是自费的道路，学费与生活费全靠自己的打工，周围没人帮忙。
实际上，这样的情形对海外学子来说，都是一个选择。你要么勤工俭学完成学业，拿到硕士或博士，你要么干脆就放弃学业，专心挣钱维持一个还能说得过去的生活。面对这样的选择，我当时选了后者。不过，与其说是我个人的选择，还不如说是我与恩师清水正之老师的一段对话。这个对话对我的未来是决定性的，别无其他选择。
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是1988年的元旦，当时的日本教授的研究室是可以抽烟的，也可以喝酒，而且在研究班上完课后，教授都会让同学们吃喝一下，名曰“恳谈会”。
当时除了我一个中国留学生之外，全班都是日本学生，很文静，说话的声音不大，总是有一种生怕自己的声音过大而给别人带来不快感的担心。至于我嘛，也许是因为刚到日本不久，平时说话的声音跟在北京基本上是一个频率，略显强一点儿。
清水老师问我；“毛君，你现在最困难的事情是什么？” 我答；“我没钱”
还没等我的话音落下，就听清水老师说；“没钱就去挣。挣了钱，心不慌。做学问需要心不慌。”
一时间，我没多说什么，但心里已打定主意，打算退学挣钱去了。
在清水老师的课上有一位叫加藤秀夫的学生，他是一位中年人，陶艺家，家住在山里，还有一座很精致的手工陶瓷窑。他因为仰慕清水老师的日本思想研究，作为编入生，跟我同一年上的课。他很热情，有一回喝酒时跟我说清水老师并不担心毛君，如果能到日本社会上闯荡一番，对今后做学问有好处。再后来，加藤秀夫为我介绍了一家鱼店，于是我在日本做鱼虾生意的经历就此开启了，最终做到了远洋渔业的国际贸易，去过很多国家，期间常驻过新西兰的内尔逊渔港，夜晚的灯火令人难忘。
作为日语作家，我大约是20年前出道的，当时能有弃商从文的想法也是来自于清水老师“不发慌”的那句话，因为将近十年的经商尽管挣到了钱，但并不能让人心不慌。因为毕竟，我从小就是一个文学少年，喜欢观察喜欢描写，同时也喜欢涂鸦，随手瞎画。为了用日语写书，我把全日本的47都道府县都走了一遍，为的是采风，寻找描写日本的素材。再后来，应聘到日本的大学任教至今，心情越来越平静了。老照片是我1999年获得日本第28届蓝海文学奖时与加藤秀夫的合影。
旅日35年，10年经商，10年当日语作家，后来的10年当大学教授，一直到今天，旅日生涯也许就是一条心不慌的路程，今后还会继续走下去。无论是过去，还是今后，除了我的母语中文以外，每天还会用日语写，因为通过语言的表达，能够让人越来越看清这个多元的世界。下个月，与恩师清水老师同台出席一个有关日本江户时代的学术研讨会，师徒同心，继续让日子不发慌。[思考][嘘]#鸿儒计划##愿你遇到的人都是温暖的##微博新知博主#
语言是有感情的，尤其是从写作的角度而言，这种感情很容易陷入深潭。其中的一个理由莫过于写作带给人的孤独与思索。写与说不一样，前者是完全独立的，基本上不受打扰，属于一个人的作业，而后者是以他人的介入而完成的，哪怕是你一个人自言自语，也会演绎出一个真我与一个假我。
我在北京大学东语系念的是日语，但成绩很差，每回考试在班上都是垫底的。后来加上病休，留级了一年，最终是1985年毕业的。不过，这话虽然这么说，但日语的基础是打下了，虽然不太牢靠，但作为一个温存的外语技巧，跟童子功酷似。1987年赴日留学，走的是自费的道路，学费与生活费全靠自己的打工，周围没人帮忙。
实际上，这样的情形对海外学子来说，都是一个选择。你要么勤工俭学完成学业，拿到硕士或博士，你要么干脆就放弃学业，专心挣钱维持一个还能说得过去的生活。面对这样的选择，我当时选了后者。不过，与其说是我个人的选择，还不如说是我与恩师清水正之老师的一段对话。这个对话对我的未来是决定性的，别无其他选择。
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是1988年的元旦，当时的日本教授的研究室是可以抽烟的，也可以喝酒，而且在研究班上完课后，教授都会让同学们吃喝一下，名曰“恳谈会”。
当时除了我一个中国留学生之外，全班都是日本学生，很文静，说话的声音不大，总是有一种生怕自己的声音过大而给别人带来不快感的担心。至于我嘛，也许是因为刚到日本不久，平时说话的声音跟在北京基本上是一个频率，略显强一点儿。
清水老师问我；“毛君，你现在最困难的事情是什么？” 我答；“我没钱”
还没等我的话音落下，就听清水老师说；“没钱就去挣。挣了钱，心不慌。做学问需要心不慌。”
一时间，我没多说什么，但心里已打定主意，打算退学挣钱去了。
在清水老师的课上有一位叫加藤秀夫的学生，他是一位中年人，陶艺家，家住在山里，还有一座很精致的手工陶瓷窑。他因为仰慕清水老师的日本思想研究，作为编入生，跟我同一年上的课。他很热情，有一回喝酒时跟我说清水老师并不担心毛君，如果能到日本社会上闯荡一番，对今后做学问有好处。再后来，加藤秀夫为我介绍了一家鱼店，于是我在日本做鱼虾生意的经历就此开启了，最终做到了远洋渔业的国际贸易，去过很多国家，期间常驻过新西兰的内尔逊渔港，夜晚的灯火令人难忘。
作为日语作家，我大约是20年前出道的，当时能有弃商从文的想法也是来自于清水老师“不发慌”的那句话，因为将近十年的经商尽管挣到了钱，但并不能让人心不慌。因为毕竟，我从小就是一个文学少年，喜欢观察喜欢描写，同时也喜欢涂鸦，随手瞎画。为了用日语写书，我把全日本的47都道府县都走了一遍，为的是采风，寻找描写日本的素材。再后来，应聘到日本的大学任教至今，心情越来越平静了。老照片是我1999年获得日本第28届蓝海文学奖时与加藤秀夫的合影。
旅日35年，10年经商，10年当日语作家，后来的10年当大学教授，一直到今天，旅日生涯也许就是一条心不慌的路程，今后还会继续走下去。无论是过去，还是今后，除了我的母语中文以外，每天还会用日语写，因为通过语言的表达，能够让人越来越看清这个多元的世界。下个月，与恩师清水老师同台出席一个有关日本江户时代的学术研讨会，师徒同心，继续让日子不发慌。[思考][嘘]#鸿儒计划##愿你遇到的人都是温暖的##微博新知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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