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科ICU高质量发展巡礼｜建科17年，从协和出发争做世界一流
北京协和医院内科ICU成立于2005年，为主要收治内科重症患者的综合性ICU。建科十余年来，协和内科ICU在我国重症医学的学科建设、诊疗技术推广、科学研究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多次承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医疗救治工作。由协和内科ICU和重症医学科（ICU）共同支撑的协和重症医学专科，在复旦大学医院管理研究所发布的2020年度《中国医院专科声誉排行榜》和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信息研究所发布的2020年度《中国医院/中国医学院校科技量值（STEM）》中，排名均位列第一。
建立中国唯一重症医学临床研究协作平台
不断提升临床研究水平
在科室创始人和学科带头人杜斌教授的带领下，协和内科ICU率先建立了中国重症医学临床研究协作组(China Critical Care Clinical Trials Group, CCCCTG)。这是国内唯一符合国际临床试验规范的重症医学临床研究协作平台。截止目前，CCCCTG的成员包括25家三甲医院ICU，1838张ICU床位，年收治重症患者超过70000名。科室带领平台成员单位从最基本的观察性研究起步，逐步过渡到多中心前瞻随机对照试验；从国内临床研究起步，到参与多项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自成立以来，CCCCTG已牵头完成14项临床研究，发表SCI论文25篇。这不仅促进了国内重症医学界与国际同行的学术交流，也对中国重症医学走向世界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杜斌教授也凭借其在国际重症学界的影响力和促进重症医学国际交流方面的突出贡献，于2018年获得美国重症医学会（SCCM）授予的Safar全球伙伴奖(Safar Global Partner Award)。该奖项每年评选一次，每年全球获奖人数不超过3人。杜斌教授是率先获此殊荣的中国医生。
聚焦脓毒症流行病学、临床诊治系列研究
改善患者临床预后
脓毒症是重症患者死亡的重要原因，在全球范围内已经成为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但是，包括中国在内的部分中等收入国家尚缺乏系统的脓毒症流行病学数据，尤其缺乏基于社区人群和全国人口的流行病学研究。
近年来，内科ICU团队建立了中国综合性ICU多中心队列、综合性医院住院患者队列、普通社区人口队列、多城市人口队列与全国人口队列，从不同维度研究脓毒症疾病负担，同时就人口学特征和社会经济因素对死亡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研究，在国际上首次报告了中国脓毒症的疾病负担现状，极大丰富了中等收入国家的脓毒症流行病学资料。
对于脓毒症患者，准确鉴别病原微生物是保证抗生素精准治疗的前提。针对免疫功能抑制的脓毒症患者，内科ICU团队综合涂片、培养、抗原和核酸检测等多种微生物学手段，探讨确诊多种病原微生物的最佳策略，据此对二代测序技术的诊断准确性进行了全面系统评价，并通过限制三代头孢菌素使用，使脓毒症患者的病死率从36%下降到19%。
科室还牵头开展了治疗脓毒症的I类原研新药甲磺酸苦柯胺B的一期和二期临床研究，为脓毒症药物治疗贡献协和力量。此外，杜斌教授受邀参加制定了2021年国际脓毒症临床指南，这也是2004年这一指南发表以来中国学者首次参加该指南的撰写。
发挥学科优势，将重症诊疗经验与成果
用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临床救治
学术之道，厚积薄发。十余年里，内科ICU将重症诊疗经验和成果用于国内多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多种传染性疾病的临床救治。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发生，杜斌教授作为国家卫生健康委高级别专家组中唯一的重症医学专家，于1月18日第一时间奔赴武汉前线，开始新冠肺炎医疗救治工作。随后，科室又派出14位医护人员作为国家援鄂抗疫医疗队队员奔赴武汉一线，内科ICU人充分发挥学科优势，与医学同道密切合作，将其丰富的重症诊疗经验与全国乃至全球医学界共同分享。
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及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与健康科技创新工程资助下，科室开展了“重症病人救治及诊疗方案优化”和“临床危重症救治策略研究”项目。杜斌教授作为共同第一作者，对于新冠肺炎患者的临床特征和预后情况进行了总结并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该文对于国际医学界了解这一新发突发传染病起到了重要作用。此外，他还作为共同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撰文总结了重症新冠肺炎患者的临床表现，提出了预测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基于武汉疫情期间建立的重症新冠肺炎患者数据库，杜斌教授与其他团队共同对皮质激素、胸腺肽、恢复期血浆及呼气末正压(PEEP)的疗效进行了评价。他还率领团队通过回顾分析评价了免疫球蛋白及体外膜氧合(ECMO)治疗新冠肺炎的疗效，并采用前瞻性随机对照临床试验评价了国产单克隆抗体预防新冠肺炎病情进展的效果，从而对新冠肺炎重症患者的多项病因治疗及支持治疗方案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总结。
作为国家卫生健康委高级别专家组成员，杜斌教授全程参加了国家卫生健康委《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第二版至第九版的制定，他所总结的早期机械通气和俯卧位通气等重要的重症救治经验被写入诊疗方案。他作为共同通讯作者主持制定1部新冠肺炎国际指南，作为主要作者参加撰写2部世界卫生组织新冠肺炎临床指南和4部国际新冠肺炎临床指南与共识，展示了中国重症医学专家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起到的重要作用和杰出贡献，也标志着中国诊断和治疗新冠肺炎的开创性经验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培养人才，推动国内外重症医学长足发展
协和内科ICU积极促进重症医学学科的协同化和规范化发展，致力于推动国内重症医学教育，为国内培养重症医学专业人才。科室作为重症医学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和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牵头单位，带领重症医学同道详细制定规范化培训大纲和轮转内容，高质量建立并完善了中国“重症医学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和“重症医学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体系，主持调研并撰写的《中国重症医师核心胜任力共识》发表在Critical Care杂志。
科室所主持的“危重病医学基础评估与支持治疗(BASIC)”培训课程自开办以来，培训全国各地包括重症医学、急诊医学、呼吸内科、心脏内科等多个临床专科的学员已逾千人，对于建立高质量的重症医学队伍发挥了重要作用，有力推动了国内重症医学学科发展。该培训项目同时在全球超过20个国家和地区开展授课，并得到了世界重症医学会联盟(WFSICCM)、欧洲重症医学会(ESICM)和亚太危重病医学协会(APACCM)等多个国际学术组织的认证，对于中国重症医学走向世界起到了积极的引领作用。
低调务实、勤而求进一直是北京协和医院内科ICU的优秀传统。未来，内科ICU将继续深耕细作，以实干担当提升重症医疗服务、夯实脓毒症科研体系、完善专科人才培养，推动中国重症医学发展不断向前。
文字/李苑菁 江伟
图片/内科ICU 宣传处
北京协和医院内科ICU成立于2005年，为主要收治内科重症患者的综合性ICU。建科十余年来，协和内科ICU在我国重症医学的学科建设、诊疗技术推广、科学研究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多次承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医疗救治工作。由协和内科ICU和重症医学科（ICU）共同支撑的协和重症医学专科，在复旦大学医院管理研究所发布的2020年度《中国医院专科声誉排行榜》和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信息研究所发布的2020年度《中国医院/中国医学院校科技量值（STEM）》中，排名均位列第一。
建立中国唯一重症医学临床研究协作平台
不断提升临床研究水平
在科室创始人和学科带头人杜斌教授的带领下，协和内科ICU率先建立了中国重症医学临床研究协作组(China Critical Care Clinical Trials Group, CCCCTG)。这是国内唯一符合国际临床试验规范的重症医学临床研究协作平台。截止目前，CCCCTG的成员包括25家三甲医院ICU，1838张ICU床位，年收治重症患者超过70000名。科室带领平台成员单位从最基本的观察性研究起步，逐步过渡到多中心前瞻随机对照试验；从国内临床研究起步，到参与多项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自成立以来，CCCCTG已牵头完成14项临床研究，发表SCI论文25篇。这不仅促进了国内重症医学界与国际同行的学术交流，也对中国重症医学走向世界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杜斌教授也凭借其在国际重症学界的影响力和促进重症医学国际交流方面的突出贡献，于2018年获得美国重症医学会（SCCM）授予的Safar全球伙伴奖(Safar Global Partner Award)。该奖项每年评选一次，每年全球获奖人数不超过3人。杜斌教授是率先获此殊荣的中国医生。
聚焦脓毒症流行病学、临床诊治系列研究
改善患者临床预后
脓毒症是重症患者死亡的重要原因，在全球范围内已经成为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但是，包括中国在内的部分中等收入国家尚缺乏系统的脓毒症流行病学数据，尤其缺乏基于社区人群和全国人口的流行病学研究。
近年来，内科ICU团队建立了中国综合性ICU多中心队列、综合性医院住院患者队列、普通社区人口队列、多城市人口队列与全国人口队列，从不同维度研究脓毒症疾病负担，同时就人口学特征和社会经济因素对死亡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研究，在国际上首次报告了中国脓毒症的疾病负担现状，极大丰富了中等收入国家的脓毒症流行病学资料。
对于脓毒症患者，准确鉴别病原微生物是保证抗生素精准治疗的前提。针对免疫功能抑制的脓毒症患者，内科ICU团队综合涂片、培养、抗原和核酸检测等多种微生物学手段，探讨确诊多种病原微生物的最佳策略，据此对二代测序技术的诊断准确性进行了全面系统评价，并通过限制三代头孢菌素使用，使脓毒症患者的病死率从36%下降到19%。
科室还牵头开展了治疗脓毒症的I类原研新药甲磺酸苦柯胺B的一期和二期临床研究，为脓毒症药物治疗贡献协和力量。此外，杜斌教授受邀参加制定了2021年国际脓毒症临床指南，这也是2004年这一指南发表以来中国学者首次参加该指南的撰写。
发挥学科优势，将重症诊疗经验与成果
用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临床救治
学术之道，厚积薄发。十余年里，内科ICU将重症诊疗经验和成果用于国内多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多种传染性疾病的临床救治。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发生，杜斌教授作为国家卫生健康委高级别专家组中唯一的重症医学专家，于1月18日第一时间奔赴武汉前线，开始新冠肺炎医疗救治工作。随后，科室又派出14位医护人员作为国家援鄂抗疫医疗队队员奔赴武汉一线，内科ICU人充分发挥学科优势，与医学同道密切合作，将其丰富的重症诊疗经验与全国乃至全球医学界共同分享。
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及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与健康科技创新工程资助下，科室开展了“重症病人救治及诊疗方案优化”和“临床危重症救治策略研究”项目。杜斌教授作为共同第一作者，对于新冠肺炎患者的临床特征和预后情况进行了总结并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该文对于国际医学界了解这一新发突发传染病起到了重要作用。此外，他还作为共同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撰文总结了重症新冠肺炎患者的临床表现，提出了预测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基于武汉疫情期间建立的重症新冠肺炎患者数据库，杜斌教授与其他团队共同对皮质激素、胸腺肽、恢复期血浆及呼气末正压(PEEP)的疗效进行了评价。他还率领团队通过回顾分析评价了免疫球蛋白及体外膜氧合(ECMO)治疗新冠肺炎的疗效，并采用前瞻性随机对照临床试验评价了国产单克隆抗体预防新冠肺炎病情进展的效果，从而对新冠肺炎重症患者的多项病因治疗及支持治疗方案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总结。
作为国家卫生健康委高级别专家组成员，杜斌教授全程参加了国家卫生健康委《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第二版至第九版的制定，他所总结的早期机械通气和俯卧位通气等重要的重症救治经验被写入诊疗方案。他作为共同通讯作者主持制定1部新冠肺炎国际指南，作为主要作者参加撰写2部世界卫生组织新冠肺炎临床指南和4部国际新冠肺炎临床指南与共识，展示了中国重症医学专家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起到的重要作用和杰出贡献，也标志着中国诊断和治疗新冠肺炎的开创性经验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培养人才，推动国内外重症医学长足发展
协和内科ICU积极促进重症医学学科的协同化和规范化发展，致力于推动国内重症医学教育，为国内培养重症医学专业人才。科室作为重症医学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和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牵头单位，带领重症医学同道详细制定规范化培训大纲和轮转内容，高质量建立并完善了中国“重症医学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和“重症医学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体系，主持调研并撰写的《中国重症医师核心胜任力共识》发表在Critical Care杂志。
科室所主持的“危重病医学基础评估与支持治疗(BASIC)”培训课程自开办以来，培训全国各地包括重症医学、急诊医学、呼吸内科、心脏内科等多个临床专科的学员已逾千人，对于建立高质量的重症医学队伍发挥了重要作用，有力推动了国内重症医学学科发展。该培训项目同时在全球超过20个国家和地区开展授课，并得到了世界重症医学会联盟(WFSICCM)、欧洲重症医学会(ESICM)和亚太危重病医学协会(APACCM)等多个国际学术组织的认证，对于中国重症医学走向世界起到了积极的引领作用。
低调务实、勤而求进一直是北京协和医院内科ICU的优秀传统。未来，内科ICU将继续深耕细作，以实干担当提升重症医疗服务、夯实脓毒症科研体系、完善专科人才培养，推动中国重症医学发展不断向前。
文字/李苑菁 江伟
图片/内科ICU 宣传处
【#换个方式看报纸# #我国有野生高等植物3.7万余种# 】我国有野生高等植物3.7万余种，其中裸子植物约300种、被子植物约3.2万种。保护植物资源，要统筹就地保护与迁地保护。其中，建设以国家植物园为主体的国家植物园体系是迁地保护的主要形式。
7月11日，华南国家植物园在广东省广州市正式揭牌，加上4月18日在北京正式揭牌的国家植物园，我国已在一北、一南揭牌运行两个国家植物园。
一北、一南两个国家植物园，各具特色，各有侧重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副司长周志华表示，一北、一南两个国家植物园顺利设立，是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的有力举措，开启了我国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的序幕，谱写了以国家植物园为主体的迁地保护体系建设新篇章。
“两个国家植物园，各具特色，各有侧重。”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动植物保护中心副主任文世峰说，国家植物园重点收集三北地区乡土植物、北温带代表性植物、全球不同地理分区的代表性植物；华南国家植物园则立足华南、面向全球同纬度生物多样性保护，致力于全球热带亚热带地区的植物保护、科学研究和知识传播。
国家植物园科普馆馆长王康介绍，国家植物园是在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南园）和北京市植物园（北园）现有条件的基础上扩容增效有机整合而成，收集了“世界温室旗舰植物”千岁兰、巨魔芋、海椰子以及“植物界活化石”水杉、春季郁金香等，全年可欣赏2000余种热带和亚热带植物。
广州市林业和园林局副局长吴敏介绍，华南国家植物园保藏了望天树、海南黄花梨等国家重点保护珍稀濒危植物，营造了以龙洞琪林景区为代表的自然园林风格，开拓了以凤梨园和兰园为代表的新岭南园林特色和以温室群景区为代表的现代栖息地造园风格。
“构建国家植物园体系，要加强植物园能力建设，突出五大功能。”周志华介绍，一是健全迁地保护网络，建立野生植物迁地保护栽培繁育体系、迁地保护信息平台和综合保藏体系，提升迁地保护综合保藏能力，这是核心功能；二是打造科学研究平台，开展迁地保护基础科学研究活动，加强植物保护国际国内交流合作，持续推进植物保护专业人才培养；三是构建科普教育体系，建设科普教育平台，实施科普教育培训计划；四是提升园林展示空间，创新园林园艺展示方式，促进公众深入了解和支持国家植物园建设；五是推动植物资源利用，加大引种驯化和新品种开发力度，提升城市生态建设和产业服务水平。
做强植物园迁地保护，丰富植物多样性
周志华介绍，野生植物保护主要包括就地保护和迁地保护两种形式，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是就地保护的主要形式，目前我国已实现约75%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就地保护；建设以国家植物园为主体的国家植物园体系是迁地保护的主要形式，二者缺一不可、有机互补。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所长汪小全介绍，国家植物园体系是以国家植物园为主体的全国植物迁地保护网络，涵盖我国主要气候带和植被类型、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以及重要经济植物。
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研究员陈进介绍，植物园的迁地保护包括两个核心要素：一是基于保护目的的活植物收集，旨在让植物（或者特定的野外居群）免遭灭绝。植物的野外采集应该符合相应规范，并有完整的档案记录。二是为了保护的后续行动，还要加强对引种植物的研究，包括扩大繁殖和相应的生物学特性研究，并可将其用于开展野外种群的重建与回归。
“华盖木的保护就是植物园迁地保护的生动实践。”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昆明植物园主任孙卫邦说，华盖木是目前世界上保存数量最少和最古老的木兰科珍稀濒危植物之一，野生华盖木仅存52株。一段时间内，由于华盖木野外生境片段化，有效传粉的甲虫密度不高，传粉效率较低，加之人为大量采集种子导致可用于野外散布的种子数量急剧减少，华盖木的种群自然更新困难。昆明植物园研究团队对华盖木开展了系统的保护生物学研究，并采取了迁地保护、近地保护、种群增强和回归自然等抢救性保护措施，效果显著，华盖木迁地保护种群已有39年树龄，并于2013年首次开花。
事实证明，植物园对我国植物多样性保护发挥着积极作用。据统计，我国现有植物园（树木园）约200个；对全国60个主要从事活植物收集的植物园的调查发现，我国植物园迁地栽培活植物约2.8万种。
我国植物园迁地保护优先种类主要有木兰科、姜科、棕榈科、蔷薇科、杜鹃科、猕猴桃科、山茶科、兰科、裸子植物以及中国特有植物。“我国植物园迁地保育的植物总数占全球迁地保护物种的25%，迁地保护的受威胁物种数占本土受威胁植物种数的48%。”华南国家植物园研究员廖景平说，迁地保护的植物中，约43%的植物仅在1个植物园中保育，38%的植物在3个或3个以上植物园中保育。
加强统筹谋划，高质量建设国家植物园体系
记者采访发现，我国现存的植物园多隶属于不同主管单位，不同隶属关系的植物园功能和定位不同，在迁地保护、科学研究、园林园艺及环境教育等方面的侧重点也不同。
“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植物园综合效益的发挥。”廖景平坦言，目前，我国植物园的功能总体上未能得到有效发挥，缺乏对植物园体系的统筹部署和整体布局。部分植物园片面追求物种收集数量，缺乏科学有效的野生植物迁地保护策略，针对特有和珍稀濒危植物类群的研究缺乏系统性、战略性和前瞻性，植物学研究人才匮乏。
为握指成拳，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中国科学院、北京市人民政府建立了国家植物园四方协调机制。中国科学院和北京市人民政府正在按照程序共同成立国家植物园理事会。四方协调机制和理事会的成立，将统筹负责国家植物园的规划建设、日常管理运营等工作，解决部门重叠和职能交叉等问题，高质量推动国家植物园建设和运行。
新揭牌的华南国家植物园将强化统筹协调，充分用好现有相关投资渠道，完善多元化投入机制，加强重点功能区、馆藏设施、科研平台和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全面提升科研能力和建设运行管理水平，稳妥有序推进建设各项任务。
“为适应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要求，我国植物园将进行全面提升。”周志华表示，要提高迁地保护管理水平，坚持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支撑国家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创建高效保护研发体系，实施整合保护策略，承担全国主要气候带与植被类型生物多样性保护，建设迁地保育与利用研发基地、植物多样性保护研究中心，加强区域、国家与全球资源收集保护联动；要提升植物园美誉度，坚持改革创新和“科学内涵、艺术外貌、文化底蕴”建园理念，建立生态文明建设教育示范基地、高水平植物园专业人才培养基地，实施生态园林建设与科普教育高度融合。
我国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有没有明确的“时间表”？周志华透露，目前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规划已完成初稿，下一步将进行专家论证。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坚持统筹谋划、科学布局、保护优先、分步实施的基本原则，综合考虑国家重大战略，主要气候带和重要植被类型等自然条件，以及现有植物园发展水平，地方积极性和科研支撑情况，按照“成熟一个、设立一个”的原则，稳步推动构建中国特色、世界一流、万物和谐的国家植物园体系。（《人民日报》7月18日）
7月11日，华南国家植物园在广东省广州市正式揭牌，加上4月18日在北京正式揭牌的国家植物园，我国已在一北、一南揭牌运行两个国家植物园。
一北、一南两个国家植物园，各具特色，各有侧重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副司长周志华表示，一北、一南两个国家植物园顺利设立，是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的有力举措，开启了我国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的序幕，谱写了以国家植物园为主体的迁地保护体系建设新篇章。
“两个国家植物园，各具特色，各有侧重。”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动植物保护中心副主任文世峰说，国家植物园重点收集三北地区乡土植物、北温带代表性植物、全球不同地理分区的代表性植物；华南国家植物园则立足华南、面向全球同纬度生物多样性保护，致力于全球热带亚热带地区的植物保护、科学研究和知识传播。
国家植物园科普馆馆长王康介绍，国家植物园是在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南园）和北京市植物园（北园）现有条件的基础上扩容增效有机整合而成，收集了“世界温室旗舰植物”千岁兰、巨魔芋、海椰子以及“植物界活化石”水杉、春季郁金香等，全年可欣赏2000余种热带和亚热带植物。
广州市林业和园林局副局长吴敏介绍，华南国家植物园保藏了望天树、海南黄花梨等国家重点保护珍稀濒危植物，营造了以龙洞琪林景区为代表的自然园林风格，开拓了以凤梨园和兰园为代表的新岭南园林特色和以温室群景区为代表的现代栖息地造园风格。
“构建国家植物园体系，要加强植物园能力建设，突出五大功能。”周志华介绍，一是健全迁地保护网络，建立野生植物迁地保护栽培繁育体系、迁地保护信息平台和综合保藏体系，提升迁地保护综合保藏能力，这是核心功能；二是打造科学研究平台，开展迁地保护基础科学研究活动，加强植物保护国际国内交流合作，持续推进植物保护专业人才培养；三是构建科普教育体系，建设科普教育平台，实施科普教育培训计划；四是提升园林展示空间，创新园林园艺展示方式，促进公众深入了解和支持国家植物园建设；五是推动植物资源利用，加大引种驯化和新品种开发力度，提升城市生态建设和产业服务水平。
做强植物园迁地保护，丰富植物多样性
周志华介绍，野生植物保护主要包括就地保护和迁地保护两种形式，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是就地保护的主要形式，目前我国已实现约75%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就地保护；建设以国家植物园为主体的国家植物园体系是迁地保护的主要形式，二者缺一不可、有机互补。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所长汪小全介绍，国家植物园体系是以国家植物园为主体的全国植物迁地保护网络，涵盖我国主要气候带和植被类型、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以及重要经济植物。
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研究员陈进介绍，植物园的迁地保护包括两个核心要素：一是基于保护目的的活植物收集，旨在让植物（或者特定的野外居群）免遭灭绝。植物的野外采集应该符合相应规范，并有完整的档案记录。二是为了保护的后续行动，还要加强对引种植物的研究，包括扩大繁殖和相应的生物学特性研究，并可将其用于开展野外种群的重建与回归。
“华盖木的保护就是植物园迁地保护的生动实践。”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昆明植物园主任孙卫邦说，华盖木是目前世界上保存数量最少和最古老的木兰科珍稀濒危植物之一，野生华盖木仅存52株。一段时间内，由于华盖木野外生境片段化，有效传粉的甲虫密度不高，传粉效率较低，加之人为大量采集种子导致可用于野外散布的种子数量急剧减少，华盖木的种群自然更新困难。昆明植物园研究团队对华盖木开展了系统的保护生物学研究，并采取了迁地保护、近地保护、种群增强和回归自然等抢救性保护措施，效果显著，华盖木迁地保护种群已有39年树龄，并于2013年首次开花。
事实证明，植物园对我国植物多样性保护发挥着积极作用。据统计，我国现有植物园（树木园）约200个；对全国60个主要从事活植物收集的植物园的调查发现，我国植物园迁地栽培活植物约2.8万种。
我国植物园迁地保护优先种类主要有木兰科、姜科、棕榈科、蔷薇科、杜鹃科、猕猴桃科、山茶科、兰科、裸子植物以及中国特有植物。“我国植物园迁地保育的植物总数占全球迁地保护物种的25%，迁地保护的受威胁物种数占本土受威胁植物种数的48%。”华南国家植物园研究员廖景平说，迁地保护的植物中，约43%的植物仅在1个植物园中保育，38%的植物在3个或3个以上植物园中保育。
加强统筹谋划，高质量建设国家植物园体系
记者采访发现，我国现存的植物园多隶属于不同主管单位，不同隶属关系的植物园功能和定位不同，在迁地保护、科学研究、园林园艺及环境教育等方面的侧重点也不同。
“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植物园综合效益的发挥。”廖景平坦言，目前，我国植物园的功能总体上未能得到有效发挥，缺乏对植物园体系的统筹部署和整体布局。部分植物园片面追求物种收集数量，缺乏科学有效的野生植物迁地保护策略，针对特有和珍稀濒危植物类群的研究缺乏系统性、战略性和前瞻性，植物学研究人才匮乏。
为握指成拳，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中国科学院、北京市人民政府建立了国家植物园四方协调机制。中国科学院和北京市人民政府正在按照程序共同成立国家植物园理事会。四方协调机制和理事会的成立，将统筹负责国家植物园的规划建设、日常管理运营等工作，解决部门重叠和职能交叉等问题，高质量推动国家植物园建设和运行。
新揭牌的华南国家植物园将强化统筹协调，充分用好现有相关投资渠道，完善多元化投入机制，加强重点功能区、馆藏设施、科研平台和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全面提升科研能力和建设运行管理水平，稳妥有序推进建设各项任务。
“为适应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要求，我国植物园将进行全面提升。”周志华表示，要提高迁地保护管理水平，坚持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支撑国家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创建高效保护研发体系，实施整合保护策略，承担全国主要气候带与植被类型生物多样性保护，建设迁地保育与利用研发基地、植物多样性保护研究中心，加强区域、国家与全球资源收集保护联动；要提升植物园美誉度，坚持改革创新和“科学内涵、艺术外貌、文化底蕴”建园理念，建立生态文明建设教育示范基地、高水平植物园专业人才培养基地，实施生态园林建设与科普教育高度融合。
我国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有没有明确的“时间表”？周志华透露，目前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规划已完成初稿，下一步将进行专家论证。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坚持统筹谋划、科学布局、保护优先、分步实施的基本原则，综合考虑国家重大战略，主要气候带和重要植被类型等自然条件，以及现有植物园发展水平，地方积极性和科研支撑情况，按照“成熟一个、设立一个”的原则，稳步推动构建中国特色、世界一流、万物和谐的国家植物园体系。（《人民日报》7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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