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董其昌（61）跋王羲之《行穰帖》—— 号称美国藏中国书法第一名品。现藏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美术馆，原迹已失传。此为初唐时期的双钩填墨摹本，硬黄纸本，传为米芾再临本。明董其昌对其推崇备至，曾三次题跋 。
释文:宣和时收右军真迹百四十有三，《行穰帖》其一也。以淳化官帖不能备载右军佳书，而王著不具玄览，仅凭仿书锓版，故多于真迹中挂漏，如《桓公帖》，米海岳以为王书第一，犹在官帖之外，余可知已，然人间所藏不尽归御府，即归御府或时代有先后，有淳化时未出而宣和时始出者，亦不可尽以王著为口实也，此《行穰帖》在草书谱中诸刻未载，有宋徽宗金标正书，与《西升经》、《圣教序》一类，又有宣和政和小印，其为内殿私藏无疑。然观其行笔苍劲兼籀篆之奇踪，唐以后虞褚诸名家视之远愧，真希代之宝也，何必宣和谱印传流有据，方为左券耶?万历甲辰冬十月廿三日，华亭董其昌跋于戏鸿堂。
释文:宣和时收右军真迹百四十有三，《行穰帖》其一也。以淳化官帖不能备载右军佳书，而王著不具玄览，仅凭仿书锓版，故多于真迹中挂漏，如《桓公帖》，米海岳以为王书第一，犹在官帖之外，余可知已，然人间所藏不尽归御府，即归御府或时代有先后，有淳化时未出而宣和时始出者，亦不可尽以王著为口实也，此《行穰帖》在草书谱中诸刻未载，有宋徽宗金标正书，与《西升经》、《圣教序》一类，又有宣和政和小印，其为内殿私藏无疑。然观其行笔苍劲兼籀篆之奇踪，唐以后虞褚诸名家视之远愧，真希代之宝也，何必宣和谱印传流有据，方为左券耶?万历甲辰冬十月廿三日，华亭董其昌跋于戏鸿堂。
《解析小臣艅犀尊》
商代晚期 小臣艅犀尊
器髙24.5釐米
傳清道光年間山東壽張梁山出土
現藏美國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
製作年代約在帝乙、帝辛時期。器物造型為雙角犀牛形象。器口開於背部，蓋已失。整器光素無紋，體積感很強，犀牛蹣跚行進的動態。自身軀體龐大笨重的感覺與作為容器的實用功能要求自然和諧一致，從中看出商代藝術工匠觀察自然和提煉概括生活方面所達到的水準。運用寫實手法，造型渾然一體，這種於平淡中見神奇的藝術手法，一直是中國傳統審美觀所追求的最髙境界。據傳清道光年間（也有說是咸豐年間）山東梁山出土了一批青銅器，稱“梁山七珍”，犀尊就是其中的一件。犀尊內底鑄銘文四行二十七字，記述商王征伐夷方的事情，有關這次戰爭也見於殷墟卜辭。夷方是當時商朝封地外圍的許多方國部落中的一個。這些方國有的臣服於商王朝，有的則稱霸一方，同商王及其諸侯相對抗，雙方經常發生戰爭。商王征伐夷方，表明當時一個不愿服從商王朝而遭討伐的小國。
【銘文譯文】
犀尊內底鑄銘文四行二十七字：
丁子（巳），王省夔且，王易（錫）小臣艅（俞）夔貝。隹（唯）王來正（征）人方，隹（唯）王十祀又五，彡（肜）日。
銘文記載：商王賞賜小臣夔貝。小臣的職務為奴隸總管，能得到商王的賞賜而感到很榮耀，於是製作此器用以作為紀念。 https://t.cn/R2dbJwA
商代晚期 小臣艅犀尊
器髙24.5釐米
傳清道光年間山東壽張梁山出土
現藏美國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
製作年代約在帝乙、帝辛時期。器物造型為雙角犀牛形象。器口開於背部，蓋已失。整器光素無紋，體積感很強，犀牛蹣跚行進的動態。自身軀體龐大笨重的感覺與作為容器的實用功能要求自然和諧一致，從中看出商代藝術工匠觀察自然和提煉概括生活方面所達到的水準。運用寫實手法，造型渾然一體，這種於平淡中見神奇的藝術手法，一直是中國傳統審美觀所追求的最髙境界。據傳清道光年間（也有說是咸豐年間）山東梁山出土了一批青銅器，稱“梁山七珍”，犀尊就是其中的一件。犀尊內底鑄銘文四行二十七字，記述商王征伐夷方的事情，有關這次戰爭也見於殷墟卜辭。夷方是當時商朝封地外圍的許多方國部落中的一個。這些方國有的臣服於商王朝，有的則稱霸一方，同商王及其諸侯相對抗，雙方經常發生戰爭。商王征伐夷方，表明當時一個不愿服從商王朝而遭討伐的小國。
【銘文譯文】
犀尊內底鑄銘文四行二十七字：
丁子（巳），王省夔且，王易（錫）小臣艅（俞）夔貝。隹（唯）王來正（征）人方，隹（唯）王十祀又五，彡（肜）日。
銘文記載：商王賞賜小臣夔貝。小臣的職務為奴隸總管，能得到商王的賞賜而感到很榮耀，於是製作此器用以作為紀念。 https://t.cn/R2dbJwA
扶刚之声：田青传来“丝绸之路”上的佛教音乐。
“丝绸之路”带给中国以及世界最大的影响与收益，不仅是物的交流，更多的是心的交流和文化的交流。
比如佛教的东传与亚洲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音乐交流。中央文史馆馆员、中国佛教协会名誉理事、著名音乐学家田青教授向第五届世界佛教论坛提交了题为《“丝绸之路”传来的佛教音乐》的论文。田青教授在论文中提出：“丝绸之路”上的音乐交流在历史上曾极大地促进了沿线国家和民族的音乐文化的繁荣，构建了欧亚大陆的音乐版图。凤凰网佛教摘录田青教授论文要点如下：
讲到“丝绸之路”，中国人首先会想到西汉时期中国伟大的探险家张骞，他奉汉武帝之命出使西域，把这条实际上早已被商人与僧侣们走出来的路正式“开通”。
但是，“丝绸之路”带给中国以及世界最大的影响与收益，却不仅是物的交流，更多的是心的交流和文化的交流，比如佛教的东传与亚洲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音乐交流。
众所周知，“丝绸之路”上的音乐交流在历史上曾极大地促进了沿线国家和民族的音乐文化的繁荣，构建了欧亚大陆的音乐版图。
中原汉文化与以西域为主的各民族文化的交流，直接促成了唐代文化的高度发达，并深刻影响了东亚的许多民族的音乐文化。
比如隋唐燕乐，无论是“九部乐”还是“十部乐”，其中所包含的“西凉乐”“龟兹乐”“天竺乐”“康国乐”“疏勒乐”“安国乐”等，都体现了“丝绸之路”繁盛时期中外文化交流的频繁与巨大的成果。
随着历史的变迁和文化的发展，今天中国的民族民间音乐已经与那个时代的音乐文化相距甚远，除了琵琶、唢呐、管子、二胡等外来乐器在全面华化后继续流行外，几乎看不到当年“丝绸之路”上音乐交流对现实的影响。
张骞从“丝绸之路”上带回的最重要、也是唯一的礼物，是一首乐曲。《晋书•乐志》中有一段重要的记载：
“胡角者，本以应胡笳之声，后渐用之横吹，有双角，即胡乐也。张博望入西域，传其法于西京，惟得《摩诃兜勒》一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声二十八解，乘舆以为武乐。后汉以给边将，和帝时，万人将军得用之。
魏晋以来，二十八解不复俱存，用者有《黄鹄》《陇头》《出关》《入关》《出塞》《入塞》《折杨柳》《黄覃子》《赤之杨》《望行人》十曲。”
根据这段记载，当时张骞曾在长安传授他滞留西域时所接触到的“胡曲”，但只有一首《摩诃兜勒》。汉政府的首席音乐家李延年根据这首“胡曲”创作了“二十八解”军乐，一直到后汉时还用来给边将扬威，“万人将军”方可使用。但魏晋以来，二十八解不复俱存，只能找到《黄鹄》等十曲了。
“摩诃”在梵文里是“大”“伟大”的意思；“兜勒”，有人怀疑是蒙古语中的“道”，即“歌”“曲”的意思，如蒙语中的“乌日图道”“潮林道”。依此说，“摩诃兜勒”可解释为“大曲”。
周菁保更怀疑兜勒即吐火罗，认为“摩诃兜勒”可解释为“吐火罗地方流传的一种乐曲”。“兜勒”的另一个解释是人名。吴支谦译《佛说义足经》中有《兜勒梵志经第十三》一品。
假如《摩诃兜勒》是这样一首内容的音乐，历经两千多年的风雨，还有可能寻觅到它的影子吗？
1984年，王耀华曾专门考察此问题并发表了《福建南曲中的【兜勒声】》。“南曲”即泉州南音，是中国最可靠的流传至今的古代音乐，2009年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
在清咸丰年间刻本《文焕堂指谱》中，许多重要的音乐历史信息和古曲的面貌被比较完好地保存了下来，例如，在其三十六套“指谱”中，有许多与唐《教坊记》中记载的唐代曲名同名，如《舞霓裳》、《后庭花》等。更珍贵的是指套中还有一套是【照山泉•兜勒声】《南海观音赞》。
《南海观音赞》是保存在南管指套中的一套佛曲，包括其主体部分的“赞词”和最后的“结咒偈语”。《南海观音赞》以【寡北】门头演唱，唱奏时通常会加入铙钹、响钟、木鱼等法器，较异于一般南管乐曲的唱奏，是典型的佛曲风格。
其使用的曲牌【照山泉•兜勒声】中的“兜勒”二字，更为目前中国音乐文字所仅见，虽然南音的老艺人都不知“兜勒”二字作何解，也不知其来历，但其赞美观音菩萨的内容却无可怀疑地说明这是一首佛曲。
当然，南音中的【兜勒声】是否就是张骞带回的那一首《摩诃兜勒》尚须继续研究，但从“丝绸之路”上传来的佛教音乐曾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的音乐，并为中国音乐的繁荣做出巨大的贡献，却是毫无疑义的。 https://t.cn/z8Gxh1h
“丝绸之路”带给中国以及世界最大的影响与收益，不仅是物的交流，更多的是心的交流和文化的交流。
比如佛教的东传与亚洲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音乐交流。中央文史馆馆员、中国佛教协会名誉理事、著名音乐学家田青教授向第五届世界佛教论坛提交了题为《“丝绸之路”传来的佛教音乐》的论文。田青教授在论文中提出：“丝绸之路”上的音乐交流在历史上曾极大地促进了沿线国家和民族的音乐文化的繁荣，构建了欧亚大陆的音乐版图。凤凰网佛教摘录田青教授论文要点如下：
讲到“丝绸之路”，中国人首先会想到西汉时期中国伟大的探险家张骞，他奉汉武帝之命出使西域，把这条实际上早已被商人与僧侣们走出来的路正式“开通”。
但是，“丝绸之路”带给中国以及世界最大的影响与收益，却不仅是物的交流，更多的是心的交流和文化的交流，比如佛教的东传与亚洲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音乐交流。
众所周知，“丝绸之路”上的音乐交流在历史上曾极大地促进了沿线国家和民族的音乐文化的繁荣，构建了欧亚大陆的音乐版图。
中原汉文化与以西域为主的各民族文化的交流，直接促成了唐代文化的高度发达，并深刻影响了东亚的许多民族的音乐文化。
比如隋唐燕乐，无论是“九部乐”还是“十部乐”，其中所包含的“西凉乐”“龟兹乐”“天竺乐”“康国乐”“疏勒乐”“安国乐”等，都体现了“丝绸之路”繁盛时期中外文化交流的频繁与巨大的成果。
随着历史的变迁和文化的发展，今天中国的民族民间音乐已经与那个时代的音乐文化相距甚远，除了琵琶、唢呐、管子、二胡等外来乐器在全面华化后继续流行外，几乎看不到当年“丝绸之路”上音乐交流对现实的影响。
张骞从“丝绸之路”上带回的最重要、也是唯一的礼物，是一首乐曲。《晋书•乐志》中有一段重要的记载：
“胡角者，本以应胡笳之声，后渐用之横吹，有双角，即胡乐也。张博望入西域，传其法于西京，惟得《摩诃兜勒》一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声二十八解，乘舆以为武乐。后汉以给边将，和帝时，万人将军得用之。
魏晋以来，二十八解不复俱存，用者有《黄鹄》《陇头》《出关》《入关》《出塞》《入塞》《折杨柳》《黄覃子》《赤之杨》《望行人》十曲。”
根据这段记载，当时张骞曾在长安传授他滞留西域时所接触到的“胡曲”，但只有一首《摩诃兜勒》。汉政府的首席音乐家李延年根据这首“胡曲”创作了“二十八解”军乐，一直到后汉时还用来给边将扬威，“万人将军”方可使用。但魏晋以来，二十八解不复俱存，只能找到《黄鹄》等十曲了。
“摩诃”在梵文里是“大”“伟大”的意思；“兜勒”，有人怀疑是蒙古语中的“道”，即“歌”“曲”的意思，如蒙语中的“乌日图道”“潮林道”。依此说，“摩诃兜勒”可解释为“大曲”。
周菁保更怀疑兜勒即吐火罗，认为“摩诃兜勒”可解释为“吐火罗地方流传的一种乐曲”。“兜勒”的另一个解释是人名。吴支谦译《佛说义足经》中有《兜勒梵志经第十三》一品。
假如《摩诃兜勒》是这样一首内容的音乐，历经两千多年的风雨，还有可能寻觅到它的影子吗？
1984年，王耀华曾专门考察此问题并发表了《福建南曲中的【兜勒声】》。“南曲”即泉州南音，是中国最可靠的流传至今的古代音乐，2009年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
在清咸丰年间刻本《文焕堂指谱》中，许多重要的音乐历史信息和古曲的面貌被比较完好地保存了下来，例如，在其三十六套“指谱”中，有许多与唐《教坊记》中记载的唐代曲名同名，如《舞霓裳》、《后庭花》等。更珍贵的是指套中还有一套是【照山泉•兜勒声】《南海观音赞》。
《南海观音赞》是保存在南管指套中的一套佛曲，包括其主体部分的“赞词”和最后的“结咒偈语”。《南海观音赞》以【寡北】门头演唱，唱奏时通常会加入铙钹、响钟、木鱼等法器，较异于一般南管乐曲的唱奏，是典型的佛曲风格。
其使用的曲牌【照山泉•兜勒声】中的“兜勒”二字，更为目前中国音乐文字所仅见，虽然南音的老艺人都不知“兜勒”二字作何解，也不知其来历，但其赞美观音菩萨的内容却无可怀疑地说明这是一首佛曲。
当然，南音中的【兜勒声】是否就是张骞带回的那一首《摩诃兜勒》尚须继续研究，但从“丝绸之路”上传来的佛教音乐曾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的音乐，并为中国音乐的繁荣做出巨大的贡献，却是毫无疑义的。 https://t.cn/z8Gxh1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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