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篇汪老师不吐不快的文章,似乎说出了许多人的心声,其实非但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反而进一步刻意误导,致力于毁掉整个上海的防疫政策。
一个主打天文科普的作者,用「几乎百分之一百」的数字,来强调感染者不打针不吃药,会在十天左右痊愈,能说出「只要停止检测,10天后上海的数字马上下降」,却完全忽视了它在国外的病死率和重症率,忽视了奥密克戎流行不到半年时间,医学界甚至无法给出一份完整的奥密克戎后遗症报告。
汪老师在后续的解释里,提到第九版和之前版本有一个巨大真空地带,导致各地卫健委可以按照自己理解自行决定怎么做,才会造成上海如此高比例的无症状感染者。
这个说法相当荒谬无知。
事实上,国家发布《新冠诊疗方案第九版》不存在什么真空地带,也不存在什么自行理解自行判断的空间,在3月17日的上海新闻发布会上,张文宏已经说得很清楚:
我在感染(传染)病领域邀请了五六十位专家在网络上进行了一次线上大讨论,大家得出一个结论,这次《诊疗方案》是目前所有版本中最科学、最好的,完全基于科学制定的最合理的方案。
3月14日发布的《诊疗方案第九版》,到3月17日,张文宏已经和专家讨论研究完毕,可为什么在大半个月时间里,上海依然坚持自己的标准?
因为无症状感染者不算在确诊里,所以确诊人数低,那上海也就没有高风险区域,这是《诊疗方案第九版》指导你们做的吗?
汪老师文章里采访的陶医生,给的头衔是前上海市疾控中心医生,看上去好像是有专业背书,但这位陶医生既没有疫苗研发经验,也不是一线抗疫医生,曾经造谣国家疫苗计划工程,支持吃狗肉抗疫,疫情期间兜售劣质口罩,因为篡改国歌被拘留15天,还污蔑国产新冠疫苗全球最不安全,被外媒争相报道。
我列出陶医生经历,不是为了翻旧账,而是汪陶两人的对话出现严重的常识错误,才让我好奇陶医生的经历:
陶:我们已经看到一些隔离点情况不太好,你如果没有任何症状,或者只是很轻的类似感冒症状,是不是一定要去隔离点呢?去隔离点可能你折腾一下症状还更重,所以这个必须要理性考虑。
汪:你也是支持,如果一旦被查出阳性,居家隔离是比较好的应对措施?
陶:对,我认为非常好。
不仅是汪陶两人支持居家隔离,上海最大集中隔离点救治组组长也这样表态:「未来如果无症状感染者的量太多的话,不排除实行居家隔离的办法,同时配合严格的居家管控措施,才能有效阻断传播。」
更离谱的是,4月2日,上海一些代表关于积极改进防控工作的建议是:向卫健委调整现行防疫政策,把轻症和无症状感染者集中隔离改成居家隔离。
这些浮在水面上的言论,是能让大众看到的部分,那浮在水面下的又有多少?
他们是否知道,上海有多少住房条件符合居家隔离,有多少合租房挤满一家老少,又需要多少人力来维持和处理生活污染垃圾?
他们是否知道,当年武汉疫情为什么会出现气溶胶传播,导致整栋楼感染阳性,是否知道奥密克戎的传播速度是原始毒株的4倍,知道华亭宾馆为什么会疫情外溢?
他们是否知道,从3月28日封控至今,五天潜伏期已过,而浦东感染人数依然没有回落,隔离期间一直发生传染事件,出现在核酸检测环节,勾肩搭话,串门聊天,甚至还有一些外交官遛狗。
他们是否知道,方舱医院的真正作用是什么?
是及时隔离轻症,把感染人群和正常人群分离,然后从无症状感染者中,尽快筛选出重症患者送医治疗,减轻救护车和医务人员的重担。
上海方舱医院的前期管理相当混乱,这是个很严重的问题,那我们就要想办法去解决,去改善集中隔离条件,而不是修改防疫政策,用最为下乘的摆烂心态去执行居家隔离。
如果上海真的实行居家隔离,凭借2500万的人口体量,整个中国维持了两年的防疫方针大计将彻底崩溃,他们能负起这个责任吗?
汪老师说:「是时候回归科学了,让专业的事情交给真正懂专业的人去做。」
确实,专业事交给专业人,但如果是关于防疫工作,这个观点就很片面,甚至极为傲慢。
首先从社会分工来看,每个人负责的专业部分可能是很小的一块,这就意味着,如果你是一位临床医生,很可能在公共卫生专业无法给出科学的防控措施;如果你是一位隔离点救治组组长,可以给隔离环境提出优化建议,却难以判断居家隔离的防疫条件有多严苛;如果你是一位科普自媒体,在触及自己的知识盲区时,应该谦虚聆听,而不是默认所有反对者都是键盘侠。
防疫涉及到公共卫生问题,牵一发动全身,能影响到整个社会的民生、经济和政治,甚至是国际关系,需要全国一盘棋,具备强大的统筹组织能力,需要全民动员配合,全员抗疫才能同舟共济。
可以这么说,上海疫情防控中,有一部分的疾控中心官员和基层工作者不把新冠当回事,只当作流感来处理,甚至会有消极抗疫,敷衍了事的行为。
各种一刀切层层加码的事件,例如隔离孩子、捕杀宠物、累垮志愿者、方舱恶劣、物资调配紊乱等等,他们制造事端裹挟共存民意,对病毒绥靖主义,是一个相当危险的信号。
更坚决的态度、更彻底的措施、更迅速的行动……防疫前期一条都没有做到。
这就意味着,为了打赢疫情,上海要打消任何新模式探索,这条路在当下已经证明行不通了,必须在全国统一部署下进行,不存在上海自己搞特殊的情况。
上海疫情乱象背后,同样离不开大量的极端共存观点,在背后推波助澜。
一个主打天文科普的作者,用「几乎百分之一百」的数字,来强调感染者不打针不吃药,会在十天左右痊愈,能说出「只要停止检测,10天后上海的数字马上下降」,却完全忽视了它在国外的病死率和重症率,忽视了奥密克戎流行不到半年时间,医学界甚至无法给出一份完整的奥密克戎后遗症报告。
汪老师在后续的解释里,提到第九版和之前版本有一个巨大真空地带,导致各地卫健委可以按照自己理解自行决定怎么做,才会造成上海如此高比例的无症状感染者。
这个说法相当荒谬无知。
事实上,国家发布《新冠诊疗方案第九版》不存在什么真空地带,也不存在什么自行理解自行判断的空间,在3月17日的上海新闻发布会上,张文宏已经说得很清楚:
我在感染(传染)病领域邀请了五六十位专家在网络上进行了一次线上大讨论,大家得出一个结论,这次《诊疗方案》是目前所有版本中最科学、最好的,完全基于科学制定的最合理的方案。
3月14日发布的《诊疗方案第九版》,到3月17日,张文宏已经和专家讨论研究完毕,可为什么在大半个月时间里,上海依然坚持自己的标准?
因为无症状感染者不算在确诊里,所以确诊人数低,那上海也就没有高风险区域,这是《诊疗方案第九版》指导你们做的吗?
汪老师文章里采访的陶医生,给的头衔是前上海市疾控中心医生,看上去好像是有专业背书,但这位陶医生既没有疫苗研发经验,也不是一线抗疫医生,曾经造谣国家疫苗计划工程,支持吃狗肉抗疫,疫情期间兜售劣质口罩,因为篡改国歌被拘留15天,还污蔑国产新冠疫苗全球最不安全,被外媒争相报道。
我列出陶医生经历,不是为了翻旧账,而是汪陶两人的对话出现严重的常识错误,才让我好奇陶医生的经历:
陶:我们已经看到一些隔离点情况不太好,你如果没有任何症状,或者只是很轻的类似感冒症状,是不是一定要去隔离点呢?去隔离点可能你折腾一下症状还更重,所以这个必须要理性考虑。
汪:你也是支持,如果一旦被查出阳性,居家隔离是比较好的应对措施?
陶:对,我认为非常好。
不仅是汪陶两人支持居家隔离,上海最大集中隔离点救治组组长也这样表态:「未来如果无症状感染者的量太多的话,不排除实行居家隔离的办法,同时配合严格的居家管控措施,才能有效阻断传播。」
更离谱的是,4月2日,上海一些代表关于积极改进防控工作的建议是:向卫健委调整现行防疫政策,把轻症和无症状感染者集中隔离改成居家隔离。
这些浮在水面上的言论,是能让大众看到的部分,那浮在水面下的又有多少?
他们是否知道,上海有多少住房条件符合居家隔离,有多少合租房挤满一家老少,又需要多少人力来维持和处理生活污染垃圾?
他们是否知道,当年武汉疫情为什么会出现气溶胶传播,导致整栋楼感染阳性,是否知道奥密克戎的传播速度是原始毒株的4倍,知道华亭宾馆为什么会疫情外溢?
他们是否知道,从3月28日封控至今,五天潜伏期已过,而浦东感染人数依然没有回落,隔离期间一直发生传染事件,出现在核酸检测环节,勾肩搭话,串门聊天,甚至还有一些外交官遛狗。
他们是否知道,方舱医院的真正作用是什么?
是及时隔离轻症,把感染人群和正常人群分离,然后从无症状感染者中,尽快筛选出重症患者送医治疗,减轻救护车和医务人员的重担。
上海方舱医院的前期管理相当混乱,这是个很严重的问题,那我们就要想办法去解决,去改善集中隔离条件,而不是修改防疫政策,用最为下乘的摆烂心态去执行居家隔离。
如果上海真的实行居家隔离,凭借2500万的人口体量,整个中国维持了两年的防疫方针大计将彻底崩溃,他们能负起这个责任吗?
汪老师说:「是时候回归科学了,让专业的事情交给真正懂专业的人去做。」
确实,专业事交给专业人,但如果是关于防疫工作,这个观点就很片面,甚至极为傲慢。
首先从社会分工来看,每个人负责的专业部分可能是很小的一块,这就意味着,如果你是一位临床医生,很可能在公共卫生专业无法给出科学的防控措施;如果你是一位隔离点救治组组长,可以给隔离环境提出优化建议,却难以判断居家隔离的防疫条件有多严苛;如果你是一位科普自媒体,在触及自己的知识盲区时,应该谦虚聆听,而不是默认所有反对者都是键盘侠。
防疫涉及到公共卫生问题,牵一发动全身,能影响到整个社会的民生、经济和政治,甚至是国际关系,需要全国一盘棋,具备强大的统筹组织能力,需要全民动员配合,全员抗疫才能同舟共济。
可以这么说,上海疫情防控中,有一部分的疾控中心官员和基层工作者不把新冠当回事,只当作流感来处理,甚至会有消极抗疫,敷衍了事的行为。
各种一刀切层层加码的事件,例如隔离孩子、捕杀宠物、累垮志愿者、方舱恶劣、物资调配紊乱等等,他们制造事端裹挟共存民意,对病毒绥靖主义,是一个相当危险的信号。
更坚决的态度、更彻底的措施、更迅速的行动……防疫前期一条都没有做到。
这就意味着,为了打赢疫情,上海要打消任何新模式探索,这条路在当下已经证明行不通了,必须在全国统一部署下进行,不存在上海自己搞特殊的情况。
上海疫情乱象背后,同样离不开大量的极端共存观点,在背后推波助澜。
【如何帮助他人体面地告别人世间?她用十年找到了答案……】该如何让人在生命旅程的最后阶段体面地与这人世间告别?江西的一个小县城里,一名致力于临终关怀志愿服务的女性,用十年时间在百余位服务对象身上找到了答案。
她想帮助人们和这人世间好好地告别
彭瑛是贵溪市爱在始终养老介护志愿者协会会长,她第一次思考这个问题在2013年。那一年,她的婆婆因为病痛折磨离世。
从那时起,家庭条件不错、几乎没做过家务的彭瑛决定要做一件事——帮助人体面地和这人世间告别,她开始了别人眼中“伺候人”的生活。
“我的服务对象不全是老人,有的可能比我还小。”52岁的彭瑛想起了大年初一送走的一个妹妹,胃癌晚期,才41岁。
十年间,彭瑛的临终关怀团队服务了121人,每一位都走得十分安详,家属说“就像睡着了一样”。这些服务对象大多被现代医学做出了“时日无多”的诊断,在被死亡困扰的同时,也将这种困扰带给了同样缺乏经验的家人。
3月31日,彭瑛新增了一位服务对象——50多岁的卵巢癌晚期患者,已经被家属从医院接回家。还没进屋,彭瑛就听到了屋内传来的嘈杂声。来到服务对象床前,她不出意料地看见,病人正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眼睛睁得圆圆的。
“安宁的环境对服务对象很重要,这需要家属的高度配合。”彭瑛通过半个多小时的肢体抚摸和言语安抚,让服务对象平和下来。彭瑛开始与家属沟通,用现场安抚的效果结合自身经验,教家属如何让病人在最后的时光过得舒适。深夜23时许,家属致电彭瑛表示感谢,说病人走时安详,彭瑛决定连夜赶往村庄送最后一程。
类似的情况经历得越多,彭瑛就越觉得:专业的临终关怀非常必要!
摄
“笑着顺从” 她用爱包容一切
彭瑛的临终关怀服务一开始并不顺利。但近几年,她愈发感觉到,自己更容易被服务群体接受了。
3月16日,记者跟随彭瑛前往贵溪市人民医院去服务96岁的张奶奶。张奶奶是脑出血患者,年龄已不适合手术,医院选择保守治疗。这是彭瑛见张奶奶的第二面。看清楚病床前蹲下来的人是彭瑛后,插着呼吸管的张奶奶伸出手去触摸彭瑛的脸。
“摸脸表示她喜欢我,我用亲吻额头的方式回应她,我也喜欢她。”彭瑛说,临终者的感知能力再弱,也有分辨爱的本能,有温度的肢体接触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
在整个服务过程中,老人没有言语,表情也不多,但从肢体语言中能看出彭瑛带给老人的安心——彭瑛亲吻额头时会闭上眼睛,彭瑛喂牛奶时会配合地张嘴,彭瑛蹲在床边时会想抱抱彭瑛。
彭瑛花费数年时间自学心理学,取得高级心理健康咨询师证书。“临终病人的苦痛,很多来自内心深处。比如,对生存的眷恋,对死亡的抗拒,对不被至亲理解的委屈。这些情绪交汇在一起,形成了恐惧。”彭瑛说,志愿者需要读懂服务对象的需求,力所能及地安抚他们。
“他们处于生命的特殊阶段,需要被理解,要尽力满足他们,认可他们,顺从他们。”彭瑛说,爱可以包容一切,她用“笑着顺从”打开了许多关怀对象的心扉。
从1到20……志愿团队在壮大
十年时间,140人的养老介护志愿者中,彭瑛发展了20名专业的临终关怀志愿者。“个体户、理发师、月嫂、医生、教师……什么职业都有。大家不图名不图利,就想做好这件事。”彭瑛说,让她欣慰的是,很多志愿者是她过去服务对象的家属。
1990年出生的志愿者朱小慧是团队中年龄最小的一员。2019年底,朱小慧看着临终前在病床上痛苦的奶奶,却束手无措。“彭会长守在奶奶身边安抚了一个多星期,奶奶走时很安详。”从那时候起,朱小慧决定跟着彭瑛做这件有意义的事情。
张永艳两口子也是从家属发展而来的志愿者。“父亲临走前瘦得不成人形。他内心要强,不愿让人看到他不堪的一面,我们儿女接近他都不容易。我见证了父亲从不接受关怀到认可关怀的过程,明白这种转变有多不易。”
彭瑛从不对死亡讳莫如深。“我每次看望服务对象都会给他们讲蝉的故事,离去的过程就像蝉蜕壳,当蝉蜕壳的时候会发出吱吱吱的声音,虽然会有一些疼痛,但也是一种新生。”彭瑛说,当他们明白这个道理,就不再惧怕死亡,能够安详地离开。
志愿者的工作是让临终病人安详而有尊严地走完最后一段路。当临终者生命的最后旅程因爱被点亮时,他们所回馈出来的善意,也让志愿者的心灵得到滋养。
她想帮助人们和这人世间好好地告别
彭瑛是贵溪市爱在始终养老介护志愿者协会会长,她第一次思考这个问题在2013年。那一年,她的婆婆因为病痛折磨离世。
从那时起,家庭条件不错、几乎没做过家务的彭瑛决定要做一件事——帮助人体面地和这人世间告别,她开始了别人眼中“伺候人”的生活。
“我的服务对象不全是老人,有的可能比我还小。”52岁的彭瑛想起了大年初一送走的一个妹妹,胃癌晚期,才41岁。
十年间,彭瑛的临终关怀团队服务了121人,每一位都走得十分安详,家属说“就像睡着了一样”。这些服务对象大多被现代医学做出了“时日无多”的诊断,在被死亡困扰的同时,也将这种困扰带给了同样缺乏经验的家人。
3月31日,彭瑛新增了一位服务对象——50多岁的卵巢癌晚期患者,已经被家属从医院接回家。还没进屋,彭瑛就听到了屋内传来的嘈杂声。来到服务对象床前,她不出意料地看见,病人正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眼睛睁得圆圆的。
“安宁的环境对服务对象很重要,这需要家属的高度配合。”彭瑛通过半个多小时的肢体抚摸和言语安抚,让服务对象平和下来。彭瑛开始与家属沟通,用现场安抚的效果结合自身经验,教家属如何让病人在最后的时光过得舒适。深夜23时许,家属致电彭瑛表示感谢,说病人走时安详,彭瑛决定连夜赶往村庄送最后一程。
类似的情况经历得越多,彭瑛就越觉得:专业的临终关怀非常必要!
摄
“笑着顺从” 她用爱包容一切
彭瑛的临终关怀服务一开始并不顺利。但近几年,她愈发感觉到,自己更容易被服务群体接受了。
3月16日,记者跟随彭瑛前往贵溪市人民医院去服务96岁的张奶奶。张奶奶是脑出血患者,年龄已不适合手术,医院选择保守治疗。这是彭瑛见张奶奶的第二面。看清楚病床前蹲下来的人是彭瑛后,插着呼吸管的张奶奶伸出手去触摸彭瑛的脸。
“摸脸表示她喜欢我,我用亲吻额头的方式回应她,我也喜欢她。”彭瑛说,临终者的感知能力再弱,也有分辨爱的本能,有温度的肢体接触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
在整个服务过程中,老人没有言语,表情也不多,但从肢体语言中能看出彭瑛带给老人的安心——彭瑛亲吻额头时会闭上眼睛,彭瑛喂牛奶时会配合地张嘴,彭瑛蹲在床边时会想抱抱彭瑛。
彭瑛花费数年时间自学心理学,取得高级心理健康咨询师证书。“临终病人的苦痛,很多来自内心深处。比如,对生存的眷恋,对死亡的抗拒,对不被至亲理解的委屈。这些情绪交汇在一起,形成了恐惧。”彭瑛说,志愿者需要读懂服务对象的需求,力所能及地安抚他们。
“他们处于生命的特殊阶段,需要被理解,要尽力满足他们,认可他们,顺从他们。”彭瑛说,爱可以包容一切,她用“笑着顺从”打开了许多关怀对象的心扉。
从1到20……志愿团队在壮大
十年时间,140人的养老介护志愿者中,彭瑛发展了20名专业的临终关怀志愿者。“个体户、理发师、月嫂、医生、教师……什么职业都有。大家不图名不图利,就想做好这件事。”彭瑛说,让她欣慰的是,很多志愿者是她过去服务对象的家属。
1990年出生的志愿者朱小慧是团队中年龄最小的一员。2019年底,朱小慧看着临终前在病床上痛苦的奶奶,却束手无措。“彭会长守在奶奶身边安抚了一个多星期,奶奶走时很安详。”从那时候起,朱小慧决定跟着彭瑛做这件有意义的事情。
张永艳两口子也是从家属发展而来的志愿者。“父亲临走前瘦得不成人形。他内心要强,不愿让人看到他不堪的一面,我们儿女接近他都不容易。我见证了父亲从不接受关怀到认可关怀的过程,明白这种转变有多不易。”
彭瑛从不对死亡讳莫如深。“我每次看望服务对象都会给他们讲蝉的故事,离去的过程就像蝉蜕壳,当蝉蜕壳的时候会发出吱吱吱的声音,虽然会有一些疼痛,但也是一种新生。”彭瑛说,当他们明白这个道理,就不再惧怕死亡,能够安详地离开。
志愿者的工作是让临终病人安详而有尊严地走完最后一段路。当临终者生命的最后旅程因爱被点亮时,他们所回馈出来的善意,也让志愿者的心灵得到滋养。
#上海疫情# 奥密克戎绝大多数人是可以承受的,但像心梗脑梗绝大多数人是无法承受的。动态清零对小地方小城市或者管理水平很高的地方是容易实现的,但对上海这样经济人文都比较高水平的城市,很难。当你致力于动态清零,那就会有庞大的危重病人群因医疗资源不够而处于生命危险,必须重视他们,否则防疫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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