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罗自然科学博物馆 #
设计：Morphosis
设计：博物馆
•美国
建筑师: Morphosis; Morphosis
项目年份 : 2012
博物馆是集体的社会体验和文化表征的建筑，展现了一种全新的诠释世界的方式。它们包含知识、保存信息以及传递理念；它们激发好奇心、提高认识以及为交流创造机会。作为教育和社会变革的工具，博物馆具有塑造我们对于我们自己和我们所生活的世界的理解的潜力。
随着我们的全球环境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对于自然系统之间的相互依赖的广泛理解成为我们生存和进化必不可少的部分。致力于展示自然和科学的博物馆在扩大我们对于这些复杂系统的认识方面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新的佩罗自然科学博物馆坐落于胜利公园，这将为其创造一个显著的身份，提高该机构在达拉斯的突出以及充实城市的文化结构发展。旨在吸引更广泛的观众、鼓励年轻人的想法以及激发游客对于日常生活的怀疑和好奇心，该博物馆将创造一个显著的体验来坚持游客的想法以及从根本上扩大个人和社会对于自然和科学的理解。
该博物馆将会努力去实现对于该类型建筑的可持续可能性的最高标准。高性能设计以及最先进技术的整合将会产生一个对环境影响最小化的新的建筑。
这个世界级的设施将通过身临其境和交互式的环境来激发游客对于科学的认识。抛弃了博物馆建筑作为展览的中立背景的概念，这个新的建筑自己变成了一个科学教育的积极工具。通过集成建筑学、自然和技术，这个建筑验证了科学原理，激发了我们对于周围大自然的好奇心。
#建筑速写lu##建筑设计案例##建筑设计[超话]##建筑学[超话]##建筑师#
设计：Morphosis
设计：博物馆
•美国
建筑师: Morphosis; Morphosis
项目年份 : 2012
博物馆是集体的社会体验和文化表征的建筑，展现了一种全新的诠释世界的方式。它们包含知识、保存信息以及传递理念；它们激发好奇心、提高认识以及为交流创造机会。作为教育和社会变革的工具，博物馆具有塑造我们对于我们自己和我们所生活的世界的理解的潜力。
随着我们的全球环境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对于自然系统之间的相互依赖的广泛理解成为我们生存和进化必不可少的部分。致力于展示自然和科学的博物馆在扩大我们对于这些复杂系统的认识方面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新的佩罗自然科学博物馆坐落于胜利公园，这将为其创造一个显著的身份，提高该机构在达拉斯的突出以及充实城市的文化结构发展。旨在吸引更广泛的观众、鼓励年轻人的想法以及激发游客对于日常生活的怀疑和好奇心，该博物馆将创造一个显著的体验来坚持游客的想法以及从根本上扩大个人和社会对于自然和科学的理解。
该博物馆将会努力去实现对于该类型建筑的可持续可能性的最高标准。高性能设计以及最先进技术的整合将会产生一个对环境影响最小化的新的建筑。
这个世界级的设施将通过身临其境和交互式的环境来激发游客对于科学的认识。抛弃了博物馆建筑作为展览的中立背景的概念，这个新的建筑自己变成了一个科学教育的积极工具。通过集成建筑学、自然和技术，这个建筑验证了科学原理，激发了我们对于周围大自然的好奇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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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皋兰县抓好粮食生产“五个关键” 大力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
近年来，皋兰县委县政府坚决扛起粮食安全和耕地保护政治责任，高度重视粮食产能建设，着力在增强发展动力、拓展增收潜力上想办法、出实招。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落实永久基本农田特殊保护制度，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改造提升基本农田质量，围绕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突出抓好“良策、良田、良种、良机、良技”五个关键点，全力保证粮食安全生产，巩固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精准发力施良策扶农。认真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压实工作责任，提出农业稳县战略部署，将保障粮食安全各项工作纳入各镇各部门乡村振兴和政府重点工作目标考核，建立了县政府粮食安全部门联席会议制度和责任清单，将省市下达的粮食生产面积约束性指标和产量指导性指标，分解落实到镇、村组、地块，建立县镇村粮食生产台账，确保粮食生产任务落实到位。在组织落实好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农机购置补贴等粮食生产惠农扶持政策的同时，强化对各类粮食生产经营主体的支持保障，切实保护和调动农民种粮、政府抓粮的积极性。研究制定了《皋兰县特色产业奖补办法（试行）》，2022年整合资金2091万元支持农业产业发展，重点对种植禾尚头小麦、春小麦、玉米、马铃薯等粮食作物给予100-350元/亩的补贴，对全县农业灌溉用水水费县级财政也通过以奖代补的方式进行补助，全力激发农民群众和各类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种粮积极性，2022年粮食作物种植面积新增0.56万亩。同时，县级财政设立风险保障金200万元，推动“富民贷”农户小额信贷产品试点，执行优惠利率、免抵押、免担保政策措施，不断增强广大农民群众发展农业增收的信心决心。
千方百计保良田强农。认真落实“农田就是农田，而且必须是良田”的指示精神，严守耕地保护红线，严格土地用途管制，加强粮食生产功能区监管，在黑石镇、石洞镇和水阜镇划定2万亩粮食生产功能区种植目标作物小麦和玉米。围绕高标准农田建设“田、土、水、路、林、电、技、管”等八个方面，采取“一企一基地”“先流转后建设”和“到股不到户”等模式推进农村土地集中连片，强化农田基础配套。统筹推进撂荒地整治，制定《皋兰县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2019-2025年）》，对规划范围内的撂荒耕地，组织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全面改善农田基础设施条件，稳步提升耕地质量，减少撂荒。对因灾损坏的耕地，及时组织修复。2020-2022年累计资金投入5397.67万元，实施新建高标准农田2.6万亩（其中高效节水面积1.2万亩）、灾毁修复0.57万亩、改造提升0.24万亩。大力推广“高标准农田+”模式，吸引新型经营主体向高标准农田聚集，打造“高标准农田+制种基地”“高标准农田+马铃薯脱毒繁育”“高标准农田+禾尚头小麦”“高标准农田+饲草基地”等集中连片标准化生产基地4个，全县高标准农田集约化率63%，实现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与效益的双提升。
全力以赴育良种促农。全面落实种业振兴战略，充分发挥种业企业的主体作用，优化现代种业基地布局，加快建设现代种业基地，今年以来，落实马铃薯脱毒种薯生产300亩、玉米种子生产基地3000亩。同时把制种基地监管作为工作重中之重，从制种田播种到收获，全程跟踪管理。为满足人们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的需要，突出做大做强皋兰禾尚头小麦地理标志特色农产品，实施禾尚头小麦地理标志农产品保护工程，通过统一种植模式、种植品种、施肥管理、病虫害防控、技术指导和机械作业措施，推广“一喷三防一补一增”技术，在黑石镇石青村建设百亩禾尚头小麦核心攻关基地和500亩禾尚头小麦良种生产基地，使黑石镇禾尚头小麦生产基地达到1万亩。同时，加快培育推广高产稳产、多抗广适、品质优良的禾尚头小麦品种，增加绿色优质粮食供应。把牢种子安全，组织农业执法、市场监管、公安等部门扎实推进农资打假专项行动，严厉打击假冒侵权制售假劣种子等违法行为，确保春季生产用种安全。
坚持不懈配良机助农。积极推动农机农艺建设，深化农机农艺融合，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围绕“谁来种地”和“怎么种地”发展困局，皋兰县加快推进农业机械化“全面、全程、高质、高效”发展，为乡村产业振兴提供有力的技术装备支撑。加大先进适用农机具的示范推广，开展“一镇一社”农机合作社示范社创建，按照“全价购机、定额补贴、县级结算、直补到卡”的方式落实农机购置补贴。同时，针对全县粮食作物和优势经济作物，总结形成不同区域、不同作物、不同规模的农机装备配套标准、机械化技术模式，实现农机作业、作物品种、栽培模式相互适应、深度融合。截至目前，全县拥有拖拉机、联合收割机等大中小型拖拉机2855台，配套农机具7000台套，机耕面积22万亩，机播面积13万亩，机收面积9万亩，机械深松面积1万亩，农机总动力达20万千瓦，农业机械化率达到67%。大力开展粮食作物全程机械化示范，建立马铃薯、玉米两个全程机械化示范点，推广示范面积2000亩。围绕粮食作物耕、种、防、收重点环节，每亩落实补贴200元，组织农机大户开展农业托管服务2万亩，有效解决粮食生产劳力强度大、生产成本高的问题。
持之以恒推良技育农。坚持育用结合、以用为本的思路，着力提升人才工作服务水平，积极探索先进适用农业生产技术保障粮食安全生产。开展粮油作物新品种和新技术两个方面示范推广，在白崖、丰水等村开展胡麻、玉米等新品种试验示范推广2项，在豆家庄、明星村安排耕地生地熟化、保水剂应用等试验6项，有效解决全县粮食作物种植品种单一、部分耕地地力提升水平不高的问题。积极开展耕地质量提升与化肥减量增效行动，通过农企对接、采样化验、智能化配肥、按方施肥，测土配方施肥技术到户率达到90%以上。立足皋兰县气候土质特点，研究制定出皋兰县春小麦和禾尚头小麦两种主要粮食作物栽培技术规程，并成立专门的技术小组，经常性为专业合作社、种植大户、农民开展技术指导和跟踪服务，开展包村联户服务，指导粮食种植农户、合作社等经营主体“多种粮”“种好粮”。同时，实施以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龙头企业为主体的农村电子商务培训，加快发展农产品电子商务、农超（社）对接、展示展销、直播带货等新型业态，提升产品销量，促进经营主体扩大生产规模，推进发展“订单农业”，引导涉农企业与农户建立合理的利益联结机制，为农民群众带来生产源动力。
近年来，皋兰县委县政府坚决扛起粮食安全和耕地保护政治责任，高度重视粮食产能建设，着力在增强发展动力、拓展增收潜力上想办法、出实招。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落实永久基本农田特殊保护制度，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改造提升基本农田质量，围绕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突出抓好“良策、良田、良种、良机、良技”五个关键点，全力保证粮食安全生产，巩固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精准发力施良策扶农。认真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压实工作责任，提出农业稳县战略部署，将保障粮食安全各项工作纳入各镇各部门乡村振兴和政府重点工作目标考核，建立了县政府粮食安全部门联席会议制度和责任清单，将省市下达的粮食生产面积约束性指标和产量指导性指标，分解落实到镇、村组、地块，建立县镇村粮食生产台账，确保粮食生产任务落实到位。在组织落实好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农机购置补贴等粮食生产惠农扶持政策的同时，强化对各类粮食生产经营主体的支持保障，切实保护和调动农民种粮、政府抓粮的积极性。研究制定了《皋兰县特色产业奖补办法（试行）》，2022年整合资金2091万元支持农业产业发展，重点对种植禾尚头小麦、春小麦、玉米、马铃薯等粮食作物给予100-350元/亩的补贴，对全县农业灌溉用水水费县级财政也通过以奖代补的方式进行补助，全力激发农民群众和各类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种粮积极性，2022年粮食作物种植面积新增0.56万亩。同时，县级财政设立风险保障金200万元，推动“富民贷”农户小额信贷产品试点，执行优惠利率、免抵押、免担保政策措施，不断增强广大农民群众发展农业增收的信心决心。
千方百计保良田强农。认真落实“农田就是农田，而且必须是良田”的指示精神，严守耕地保护红线，严格土地用途管制，加强粮食生产功能区监管，在黑石镇、石洞镇和水阜镇划定2万亩粮食生产功能区种植目标作物小麦和玉米。围绕高标准农田建设“田、土、水、路、林、电、技、管”等八个方面，采取“一企一基地”“先流转后建设”和“到股不到户”等模式推进农村土地集中连片，强化农田基础配套。统筹推进撂荒地整治，制定《皋兰县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2019-2025年）》，对规划范围内的撂荒耕地，组织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全面改善农田基础设施条件，稳步提升耕地质量，减少撂荒。对因灾损坏的耕地，及时组织修复。2020-2022年累计资金投入5397.67万元，实施新建高标准农田2.6万亩（其中高效节水面积1.2万亩）、灾毁修复0.57万亩、改造提升0.24万亩。大力推广“高标准农田+”模式，吸引新型经营主体向高标准农田聚集，打造“高标准农田+制种基地”“高标准农田+马铃薯脱毒繁育”“高标准农田+禾尚头小麦”“高标准农田+饲草基地”等集中连片标准化生产基地4个，全县高标准农田集约化率63%，实现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与效益的双提升。
全力以赴育良种促农。全面落实种业振兴战略，充分发挥种业企业的主体作用，优化现代种业基地布局，加快建设现代种业基地，今年以来，落实马铃薯脱毒种薯生产300亩、玉米种子生产基地3000亩。同时把制种基地监管作为工作重中之重，从制种田播种到收获，全程跟踪管理。为满足人们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的需要，突出做大做强皋兰禾尚头小麦地理标志特色农产品，实施禾尚头小麦地理标志农产品保护工程，通过统一种植模式、种植品种、施肥管理、病虫害防控、技术指导和机械作业措施，推广“一喷三防一补一增”技术，在黑石镇石青村建设百亩禾尚头小麦核心攻关基地和500亩禾尚头小麦良种生产基地，使黑石镇禾尚头小麦生产基地达到1万亩。同时，加快培育推广高产稳产、多抗广适、品质优良的禾尚头小麦品种，增加绿色优质粮食供应。把牢种子安全，组织农业执法、市场监管、公安等部门扎实推进农资打假专项行动，严厉打击假冒侵权制售假劣种子等违法行为，确保春季生产用种安全。
坚持不懈配良机助农。积极推动农机农艺建设，深化农机农艺融合，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围绕“谁来种地”和“怎么种地”发展困局，皋兰县加快推进农业机械化“全面、全程、高质、高效”发展，为乡村产业振兴提供有力的技术装备支撑。加大先进适用农机具的示范推广，开展“一镇一社”农机合作社示范社创建，按照“全价购机、定额补贴、县级结算、直补到卡”的方式落实农机购置补贴。同时，针对全县粮食作物和优势经济作物，总结形成不同区域、不同作物、不同规模的农机装备配套标准、机械化技术模式，实现农机作业、作物品种、栽培模式相互适应、深度融合。截至目前，全县拥有拖拉机、联合收割机等大中小型拖拉机2855台，配套农机具7000台套，机耕面积22万亩，机播面积13万亩，机收面积9万亩，机械深松面积1万亩，农机总动力达20万千瓦，农业机械化率达到67%。大力开展粮食作物全程机械化示范，建立马铃薯、玉米两个全程机械化示范点，推广示范面积2000亩。围绕粮食作物耕、种、防、收重点环节，每亩落实补贴200元，组织农机大户开展农业托管服务2万亩，有效解决粮食生产劳力强度大、生产成本高的问题。
持之以恒推良技育农。坚持育用结合、以用为本的思路，着力提升人才工作服务水平，积极探索先进适用农业生产技术保障粮食安全生产。开展粮油作物新品种和新技术两个方面示范推广，在白崖、丰水等村开展胡麻、玉米等新品种试验示范推广2项，在豆家庄、明星村安排耕地生地熟化、保水剂应用等试验6项，有效解决全县粮食作物种植品种单一、部分耕地地力提升水平不高的问题。积极开展耕地质量提升与化肥减量增效行动，通过农企对接、采样化验、智能化配肥、按方施肥，测土配方施肥技术到户率达到90%以上。立足皋兰县气候土质特点，研究制定出皋兰县春小麦和禾尚头小麦两种主要粮食作物栽培技术规程，并成立专门的技术小组，经常性为专业合作社、种植大户、农民开展技术指导和跟踪服务，开展包村联户服务，指导粮食种植农户、合作社等经营主体“多种粮”“种好粮”。同时，实施以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龙头企业为主体的农村电子商务培训，加快发展农产品电子商务、农超（社）对接、展示展销、直播带货等新型业态，提升产品销量，促进经营主体扩大生产规模，推进发展“订单农业”，引导涉农企业与农户建立合理的利益联结机制，为农民群众带来生产源动力。
胡偉星：香港要從施政層面實現有效治理
澳門大學社會科學學院院長、特聘教授胡偉星日前出席由中評智庫基金會、中國評論通訊社主辦的思想者論壇“香港回歸二十五週年的回顧與展望”並發言表示，香港回歸二十五年來所取得的發展成就有目共睹且多方面，不僅香港的繁榮穩定得到保持，還找到了自己發展方向和定位，香港的管治體制也終於有突破。在總結香港發展成就的同時，胡偉星也指出了在解決深層次矛盾、國家認同和治理問題上值得反思之處。他認為，重塑香港管治架構只完成了上半場，下半場應當要重點改造行政官僚體系，從施政層面上實現有效治理，否則就無法實現特區政府的高效善治。為此，他還就香港有效治理體系以及行政官僚系統改革給出了具體的建議。
回歸二十五年香港取得三大發展成就
胡偉星表示，回歸二十五年來，香港取得的發展成就有目共睹且是多方面的。主要概況為三點：第一，過去25年香港的繁榮穩定得到保持。香港過去25年經歷了多次金融危機和社會危機，依然保持住她的繁榮穩定，保持著了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地位，香港金融系統穩健、資本自由流動、人才資源豐富、法治環境良好，仍然是全球最具競爭力的經濟體之一。當然，這都得益於祖國的強有力支持，每當困難時刻香港都會得到中央政府和內地的大力，使香港能夠挺過難關，繼續前進。
第二，過去25年香港終於找到了自己發展方向和定位。胡偉星指出，香港經濟曾經是“亞洲四小龍”，靠著上個世紀70、80年代亞洲經濟起飛的帶動，崛起為亞洲的國際金融中心、航運中心和貿易樞紐。但是幾十年過去，地區和全球經濟環境早就時過境遷，香港的優勢不再，需要重新定位。過去25年香港有迷茫的時候，有悲觀的時候，不知道自己向何處行。最近十幾年，香港逐漸找到自己定位，這就是要背靠祖國，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搭上中國經濟發展的快車，香港才能保持自己發展的動力和可持續性。2019年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綱要出台後，大灣區一體化發展加速推進，香港與內地聯繫越來越緊密，公路鐵路網、通關設施更方便，香港與大灣區城市“一小時生活圈”初步形成，服務貿易自由化、規則銜接、機制對接使“軟聯通”進一步深化，香港今後發展前景更美好。
第三，香港的管治體制終於有突破，政治上撥亂反正，香港開啟了良政善治新局面。胡偉星認為，2019年香港發生“修例風波”，這是回歸以來最嚴重挑戰。中央審時度勢，採取制定港區國安法和修改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等一系列舉措，止暴制亂，使香港局面得到控制，現在三個選舉完成，落實了愛國者治港，香港重回正軌。這項工作很了不起，香港經受了考驗，古人說祗有大亂才能達到大治。一個好的制度是無法設計安裝的，祗有經過風風雨雨才能脫穎而出。
三大問題值得反思：深層次矛盾、國家認同、治理問題
同時，胡偉星也認為，回歸二十五年來有三大問題值得反思：第一，過去25年雖然經濟繁榮穩定，也存在著不少深層次矛盾沒有解決，包括住房問題、貧富懸殊、青年向上流動受限、公共衛生問題等等。說了很多年了，至今依然有20多萬人住在劏房，人均居住面積不足6平方米，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嚴重不符。
第二，是國家認同問題，也就是人們常說的“人心回歸”問題還沒有完全解決。胡偉星認為，這是香港近些年來不斷發生社會運動的根本原因，從反對23條立法，到2014年佔中運動，到2019年反修例風波，“一國兩制“的“一國”根基受到挑戰和衝擊。
第三，是治理問題。胡偉星表示，回歸前，香港被看作是治理的模範，行政效率高、政府廉潔、公務員素質好、城市管理先進。但是，近些年香港治理越來越被人詬病，前面說的房屋問題、公共衛生、青年問題以及施政效率等問題，香港落後了，過去這麼多年沒有進步，其他城市和地方都在進步。香港為什麼新冠疫情死了這麼多人？為什麼遲遲不能與內地通關？值得深思。
胡偉星表示，97年回歸以來，香港政制和治理的爭論長期陷入“普選迷思”，嚴重偏離了有效治理的軌道。反中亂港分子通過散布各類“雙普選”和“港獨”言論，混謠視聽，抗拒中央管治，煽動對內地不滿情緒，嚴重干擾了政府施政。他們通過選舉進入特別行政區各級管治架構，包括立法會、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區議會等機構，肆意阻撓特區政府施政，損害香港市民福祉，讓香港社會付出了沉重代價。反中亂港分子之所以能在“一國兩制”下的香港如此興風作浪、坐大成勢，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愛國者治港”原則沒有得到真正落實，香港沒有真正形成“愛國者治港”的管治局面，嚴重影響了回歸以來香港的有效治理。《基本法》確立了行政主導體制，但是過去相當長時間行政受到立法會，反對派干擾政府依法施政，行政主導名存實亡。
胡偉星表示，港區國安法的實施，“一國兩制”制度體系的完善，“愛國者治港”根本原則的落實，香港的重要管治力量（選委會、立法會）得到重建，現在香港出現了一個非常良好的局面，有了一個新管治架構。但是，他認為這只是朝著良政善治方向邁出的第一步，未來還任重道遠。我們要看到香港管治架構和治理效能上仍有很多短板。這次新冠疫情的衝擊，政府如何應對這次公共衛生危機，與其他地方比較，大家都知道問題所在。這次疫情讓我們認識到香港行政體系內部的問題，治理能力還存在很多深層次問題。他指出，香港行政管治團隊還沒有真正“升級換代”，這個體系還有制度性弊端和規範性失缺。所以，重塑香港管治架構只完成了上半場，下半場應當要重點改造行政官僚體系，從施政層面上實現有效治理，否則就無法實現特區政府的高效善治。
有效治理體系要解決三個基本問題
胡偉星也就香港今後的治理問題提出了具體建議，他認為，有效治理體系要解決三個基本問題：誰治理、如何治理、治理得怎樣，這三個問題實際上就是治理三要素，即治理主體、治理機制和治理效果。2019年“修例風波”後，中央從國家層面對特區選舉制度和國家安全制度進行了修改，在大的制度層面上確保了“愛國者治港”原則落實，解決了治理主體問題，即“誰治理”的問題。但是，在治理體系運行層面上並沒有完全解決“如何治理”和“治理得怎樣”的問題。香港的治理問題和缺失有大有小，既有制度性問題，也有操作性和人事問題，特區政府行政管治團隊應當自行對未來行政主導的治理模式、政策決策機制、行政執行力、政府的施政效能等問題進行深刻的反思、全面改革。
胡偉星認為，香港治理體系問題主要體現在政府治理效能、領導能力、社會信任幾方面，改革的關鍵是要克服治理體系中的一些制度性弊端。這些弊端造成政府治理效果不彰、政府治理能力弱、領導力不強以及社會信任度低。當選行政長官人李家超也意識到這個問題，他要改革政府管治文化和改革公務員體制，這是非常正面的消息。過去很多制度上問題導致公務員能力未充分發揮，施政效能大大打折扣。
行政官僚系統改革應從三方面入手
胡偉星建議，行政官僚系統改革應當從三個方面入手。首先，特區政府要與中央在治理過程中形成合力。回歸後中央全面管治權與特區高度自治權的關係沒有完全捋順，機制整合也不完全，運作上也不暢順。特區政府要設置政策研究和溝通的機制，可以考慮重啟“中央政策組”，承擔政府政策研究和把握民意功能，幫助特首及主要官員把握國家大政方針、國內外政治大事和社會輿情，強化戰略謀劃和整體統籌能力。
第二，行政管治團隊除了社會上愛國愛港力量穩定可靠的支持外，要與社會各界形成一個有效的“管治聯盟”，擴大自己執政的政治社會基礎。這不光需要管治班子具備相應的政治才能，也需要制度上有所完善。
第三，要改造管治文化和公務員體制中的弊病。胡偉星認為，權力間的互相制衡導致香港目前的官僚系統效率低下，管治班子難以落實有效領導。2002年實行“主要官員問責制”之後，3位司長和13位局長均為行政長官“政治任命”的問責制官員，不再是公務員，直接向行政長官負責。政治任命官員脫離公務員系統，不再是所在局政務職系首長，政務職系之首變為政策局常任秘書長。如果局長和常任秘書長“不咬弦”，會影響政策決策和實施，也會導致部門之間統籌和配合問題。按照目前制度安排，人事權和財政權落入常任秘書長手中，局長無權參與公務員的評核、升遷和日常管理，也不能完全決定財政的使用權。按照《公務員守則》規定，公務員與副局長、局長政治助理之間工作配合是基於“伙伴合作精神”進行，不構成從屬關係，這使得管治班子領導公務員工作時，常出現不協助、不配合或者不得力的情況。加上公務員“政治中立”立場，施政的效率和效果很難保障。改革香港行政官僚體制需要完善公務員隊伍的問責制度，完善與其配套的考核與激勵機制。
文章只屬作者觀點，不代表本網立場。
文章原刊於《中評社》
澳門大學社會科學學院院長、特聘教授胡偉星日前出席由中評智庫基金會、中國評論通訊社主辦的思想者論壇“香港回歸二十五週年的回顧與展望”並發言表示，香港回歸二十五年來所取得的發展成就有目共睹且多方面，不僅香港的繁榮穩定得到保持，還找到了自己發展方向和定位，香港的管治體制也終於有突破。在總結香港發展成就的同時，胡偉星也指出了在解決深層次矛盾、國家認同和治理問題上值得反思之處。他認為，重塑香港管治架構只完成了上半場，下半場應當要重點改造行政官僚體系，從施政層面上實現有效治理，否則就無法實現特區政府的高效善治。為此，他還就香港有效治理體系以及行政官僚系統改革給出了具體的建議。
回歸二十五年香港取得三大發展成就
胡偉星表示，回歸二十五年來，香港取得的發展成就有目共睹且是多方面的。主要概況為三點：第一，過去25年香港的繁榮穩定得到保持。香港過去25年經歷了多次金融危機和社會危機，依然保持住她的繁榮穩定，保持著了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地位，香港金融系統穩健、資本自由流動、人才資源豐富、法治環境良好，仍然是全球最具競爭力的經濟體之一。當然，這都得益於祖國的強有力支持，每當困難時刻香港都會得到中央政府和內地的大力，使香港能夠挺過難關，繼續前進。
第二，過去25年香港終於找到了自己發展方向和定位。胡偉星指出，香港經濟曾經是“亞洲四小龍”，靠著上個世紀70、80年代亞洲經濟起飛的帶動，崛起為亞洲的國際金融中心、航運中心和貿易樞紐。但是幾十年過去，地區和全球經濟環境早就時過境遷，香港的優勢不再，需要重新定位。過去25年香港有迷茫的時候，有悲觀的時候，不知道自己向何處行。最近十幾年，香港逐漸找到自己定位，這就是要背靠祖國，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搭上中國經濟發展的快車，香港才能保持自己發展的動力和可持續性。2019年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綱要出台後，大灣區一體化發展加速推進，香港與內地聯繫越來越緊密，公路鐵路網、通關設施更方便，香港與大灣區城市“一小時生活圈”初步形成，服務貿易自由化、規則銜接、機制對接使“軟聯通”進一步深化，香港今後發展前景更美好。
第三，香港的管治體制終於有突破，政治上撥亂反正，香港開啟了良政善治新局面。胡偉星認為，2019年香港發生“修例風波”，這是回歸以來最嚴重挑戰。中央審時度勢，採取制定港區國安法和修改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等一系列舉措，止暴制亂，使香港局面得到控制，現在三個選舉完成，落實了愛國者治港，香港重回正軌。這項工作很了不起，香港經受了考驗，古人說祗有大亂才能達到大治。一個好的制度是無法設計安裝的，祗有經過風風雨雨才能脫穎而出。
三大問題值得反思：深層次矛盾、國家認同、治理問題
同時，胡偉星也認為，回歸二十五年來有三大問題值得反思：第一，過去25年雖然經濟繁榮穩定，也存在著不少深層次矛盾沒有解決，包括住房問題、貧富懸殊、青年向上流動受限、公共衛生問題等等。說了很多年了，至今依然有20多萬人住在劏房，人均居住面積不足6平方米，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嚴重不符。
第二，是國家認同問題，也就是人們常說的“人心回歸”問題還沒有完全解決。胡偉星認為，這是香港近些年來不斷發生社會運動的根本原因，從反對23條立法，到2014年佔中運動，到2019年反修例風波，“一國兩制“的“一國”根基受到挑戰和衝擊。
第三，是治理問題。胡偉星表示，回歸前，香港被看作是治理的模範，行政效率高、政府廉潔、公務員素質好、城市管理先進。但是，近些年香港治理越來越被人詬病，前面說的房屋問題、公共衛生、青年問題以及施政效率等問題，香港落後了，過去這麼多年沒有進步，其他城市和地方都在進步。香港為什麼新冠疫情死了這麼多人？為什麼遲遲不能與內地通關？值得深思。
胡偉星表示，97年回歸以來，香港政制和治理的爭論長期陷入“普選迷思”，嚴重偏離了有效治理的軌道。反中亂港分子通過散布各類“雙普選”和“港獨”言論，混謠視聽，抗拒中央管治，煽動對內地不滿情緒，嚴重干擾了政府施政。他們通過選舉進入特別行政區各級管治架構，包括立法會、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區議會等機構，肆意阻撓特區政府施政，損害香港市民福祉，讓香港社會付出了沉重代價。反中亂港分子之所以能在“一國兩制”下的香港如此興風作浪、坐大成勢，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愛國者治港”原則沒有得到真正落實，香港沒有真正形成“愛國者治港”的管治局面，嚴重影響了回歸以來香港的有效治理。《基本法》確立了行政主導體制，但是過去相當長時間行政受到立法會，反對派干擾政府依法施政，行政主導名存實亡。
胡偉星表示，港區國安法的實施，“一國兩制”制度體系的完善，“愛國者治港”根本原則的落實，香港的重要管治力量（選委會、立法會）得到重建，現在香港出現了一個非常良好的局面，有了一個新管治架構。但是，他認為這只是朝著良政善治方向邁出的第一步，未來還任重道遠。我們要看到香港管治架構和治理效能上仍有很多短板。這次新冠疫情的衝擊，政府如何應對這次公共衛生危機，與其他地方比較，大家都知道問題所在。這次疫情讓我們認識到香港行政體系內部的問題，治理能力還存在很多深層次問題。他指出，香港行政管治團隊還沒有真正“升級換代”，這個體系還有制度性弊端和規範性失缺。所以，重塑香港管治架構只完成了上半場，下半場應當要重點改造行政官僚體系，從施政層面上實現有效治理，否則就無法實現特區政府的高效善治。
有效治理體系要解決三個基本問題
胡偉星也就香港今後的治理問題提出了具體建議，他認為，有效治理體系要解決三個基本問題：誰治理、如何治理、治理得怎樣，這三個問題實際上就是治理三要素，即治理主體、治理機制和治理效果。2019年“修例風波”後，中央從國家層面對特區選舉制度和國家安全制度進行了修改，在大的制度層面上確保了“愛國者治港”原則落實，解決了治理主體問題，即“誰治理”的問題。但是，在治理體系運行層面上並沒有完全解決“如何治理”和“治理得怎樣”的問題。香港的治理問題和缺失有大有小，既有制度性問題，也有操作性和人事問題，特區政府行政管治團隊應當自行對未來行政主導的治理模式、政策決策機制、行政執行力、政府的施政效能等問題進行深刻的反思、全面改革。
胡偉星認為，香港治理體系問題主要體現在政府治理效能、領導能力、社會信任幾方面，改革的關鍵是要克服治理體系中的一些制度性弊端。這些弊端造成政府治理效果不彰、政府治理能力弱、領導力不強以及社會信任度低。當選行政長官人李家超也意識到這個問題，他要改革政府管治文化和改革公務員體制，這是非常正面的消息。過去很多制度上問題導致公務員能力未充分發揮，施政效能大大打折扣。
行政官僚系統改革應從三方面入手
胡偉星建議，行政官僚系統改革應當從三個方面入手。首先，特區政府要與中央在治理過程中形成合力。回歸後中央全面管治權與特區高度自治權的關係沒有完全捋順，機制整合也不完全，運作上也不暢順。特區政府要設置政策研究和溝通的機制，可以考慮重啟“中央政策組”，承擔政府政策研究和把握民意功能，幫助特首及主要官員把握國家大政方針、國內外政治大事和社會輿情，強化戰略謀劃和整體統籌能力。
第二，行政管治團隊除了社會上愛國愛港力量穩定可靠的支持外，要與社會各界形成一個有效的“管治聯盟”，擴大自己執政的政治社會基礎。這不光需要管治班子具備相應的政治才能，也需要制度上有所完善。
第三，要改造管治文化和公務員體制中的弊病。胡偉星認為，權力間的互相制衡導致香港目前的官僚系統效率低下，管治班子難以落實有效領導。2002年實行“主要官員問責制”之後，3位司長和13位局長均為行政長官“政治任命”的問責制官員，不再是公務員，直接向行政長官負責。政治任命官員脫離公務員系統，不再是所在局政務職系首長，政務職系之首變為政策局常任秘書長。如果局長和常任秘書長“不咬弦”，會影響政策決策和實施，也會導致部門之間統籌和配合問題。按照目前制度安排，人事權和財政權落入常任秘書長手中，局長無權參與公務員的評核、升遷和日常管理，也不能完全決定財政的使用權。按照《公務員守則》規定，公務員與副局長、局長政治助理之間工作配合是基於“伙伴合作精神”進行，不構成從屬關係，這使得管治班子領導公務員工作時，常出現不協助、不配合或者不得力的情況。加上公務員“政治中立”立場，施政的效率和效果很難保障。改革香港行政官僚體制需要完善公務員隊伍的問責制度，完善與其配套的考核與激勵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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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原刊於《中評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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