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狗裴元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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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题目不是骂人，那狗就叫裴元庆，是我们下乡知青养的一条大黄狗。
我下乡的地方是个山村，前面已经有一拨知青，二十多人，在村里呆了两年了。因为我们的到来，他们那拨就成了“老插”，我们自然就算作“新插”。
老插下乡时，因为是本村头一批，村里比较重视，居然专门给盖了一排砖房，每间房住两人，比我后来住的大学宿舍还阔绰。
等我们这一拨到来，知青已经不稀罕，进村时例行的放了两串鞭炮，但住房就别提要求了。老插的砖房在一个小坡之上，坡下有个旧谷仓。村长让人把谷仓腾空了，排开一溜木板床，这就是新插的宿舍。
人到哪儿都会分三六九等。同为天涯沦落人，但老插们多沦落了两年，就有了一种优越感，一开始并不怎么接纳我们这班兄弟（新插清一色的男性）
老插们集体养了一条黄狗，但不愿意我们这些新插逗这条狗。只要看到黄狗朝我们这边走动，就立刻会把它叫回坡上去。叫的啥听不真切，似乎是叫“边庆”。我们一班新插猜了半天，猜不出为啥叫“边庆”。
新插努力跟老插们套磁，过了差不多一个月，老插终于对新插能接纳一些，看到新插逗黄狗，也就不再坚持把它叫回去。我们便撒开了逗它，天天叫“边庆”过来玩。
老插有个陈宜章，学校里学的东西，数他保持得最好，这点积蓄让他不需要下地干活，一直在村里民办小学当老师。老插二十来人，他是最早对新插放下架子的，时常给我们讲讲在此地混生活的要领。
既然熟了，我们就问他这狗为啥叫“边庆”。
他喷喷鼻子说，什么“边庆”啊，是“裴元庆”。天天叫，叫多了舌头偷懒，就给你们听成了“边庆”。
我们觉得不理解，说裴元庆是隋唐第三条好汉。那为啥咱这狗不跟第一好汉李元霸，不跟第二好汉宇文成都，却跟第三好汉裴元庆起名呢？
陈宜章笑笑说，当时大伙也没怎么特别研究，大概就觉得李元霸虽说是第一条好汉，但书上说了，李元霸身形矮小，骨瘦如柴，咱大黄高大威猛，叫李元霸不妥。宇文成都呢得叫四个字，累。于是就挑了裴元庆吧。
别看裴元庆在说唐里是第三条好汉，在咱村里那是数一数二的。有一年村里闹狗瘟，全村总共只有两条狗活了下来，一条是村民家的黑狗，另一条就是裴元庆。
裴元庆没有自己的伙食指标。它的伙食都是知青们从嘴里省出来的。知青们吃饭时，裴元庆就会过来蹲在旁边。我们知道它是等吃的，就从碗里挖一勺饭喂它。一人喂一口，它就足够吃饱有余了。
刚开始我们新插是把饭扔到地上让裴元庆吃。老插看到了就说别那样，扔地上脏。我们说那咋办？给它弄个盆？老插说不用。就这样。说着从自己碗里挖一勺饭团，朝裴元庆头顶抛过去。裴元庆往起一蹦，一口就把饭团叼到嘴里咽下去了。那以后我们也都是这么喂。
裴元庆不光会吃。它看家护院的本事也是一流的，最著名的战绩是它在村长小腿上咬了一口，留下一个疤。这个事从人类视角来看似乎欠和谐，但狗的思路毕竟跟人类有些不同。作为知青集体养的狗，裴元庆的敌我概念就是：所有知青都是主人，其他人都是外人。
当然裴元庆也不会跑农民家里去惹事。它只对闯到家里的外人发飙。让事情有点挠头的是，知青住房正好是在村子与河之间。村民们去河边挑水，必须经过知青住地。
通常这不会出事。因为原来二十多个知青，新插来了之后近四十人，基本上什么时候都有人在家。如果有村民经过，知青们会把作势进攻的裴元庆给叫回来。
那天村长挑水经过，看到裴元庆冲过来。因为平时总有知青出来喝止，所以他也没当回事，继续往前走。偏巧那一刻知青们都在屋里打牌，没人拦着裴元庆，结果它真冲到了村长身边。等村长发觉不妙，转身逃窜，已经晚矣，到底被裴元庆在腿肚子上咬了一口。幸亏有知青听到村长惨叫，赶紧出来撵走了裴元庆，事情才没闹得更大。村长当时是连说没关系，但知青们过意不去，下次回城的时候还是凑钱给村长带了好几包面条。
面条这事可能得稍微解释两句。南方不产麦子，山村里没见过面条。知青们从城里带了面条去，有村民们过来玩，看到了觉得很稀罕，尝一口更觉得是人间美味，后来就有村民拿自己榨的花生油来换面条。花生油对于知青来说是上好烹调油。而村民也觉得面条是上好美食。以物易物，所谓双赢。
起先知青们也不知道村民换了面条会怎么用。有女知青热心，特地去到村民家里，打算教他们怎么煮食。结果去了才发现人家不用教。他们就把面条当粉丝，煮软了加些酱油辣子，翻炒一下当做菜来下饭。
知青们看了觉得有些好笑，但笑不出来。
这个村在当时并不算最穷，一个工分值两毛钱。最穷的那个村，一个工分是九分钱。一个男劳力一年也就1000工分左右，妇女同样出工时间，干的活并不轻，包括插秧或是收割，但工分减半。这种工分制度是明文规定，妇女们也从没觉得有啥不对。
村民平时吃的菜都是自留地里种的蔬菜。有时地里的菜接不上了，就往米饭上面洒一把葱花，再淋一些酱油，一顿饭就这么解决，过大节的时候才会沾一点荤腥。
所以炒面条在村民嘴里就是好菜了。
就这么着，人家还邀请那几个知青吃饭。知青们陪着吃了几口——不吃是不行的，若是有人推辞，村民的劝说工作能坚持一个通宵。吃完告辞回家，给大家说了这事。后来大家有机会回城，不管自己吃不吃面条，只要米面指标还有富余（那时候买这个需要粮票），都会尽量带几包回来给村民。人家当然也不会白要，都是用花生油换，但这么着他们就很开心了。
接着说裴元庆。裴元庆有一种神秘的辨别能力，即使是从没见过的人，它也能看出（更可能是嗅出）这人是知青还是农民。
我们常带它下地干活，有时去得很远，都到了邻村的边上了。倘若碰上所有知青全都离开，比如挑着割下的稻子回村了，而裴元庆一时贪玩没跟着回去，这时地里就只剩下当地村民，但它不会跟着村民跑。村民叫它它都不理。
有一回正好邻村的知青也到这片地方干活，裴元庆抬头看看，再过去嗅一嗅，就认同了这帮知青，跟着他们到处走，直到本村的知青出现，它才屁颠屁颠的跑回来跟着我们。
其实下地干活时，知青穿着跟本地农民一模一样。不相识的人，一眼看去真分不出是知青是村民。但裴元庆一点问题没有。它一嗅就知道谁是谁。
更神的是它对潜在危险的灵敏嗅觉。发狗瘟那年，疫情有点严重，于是公社领导按官府办事风格，做了个一刀切的决定，要各村把所有的狗只全部杀灭。我们村里的民兵有两把冲锋枪。民兵队长带着一帮民兵挨家挨户搜寻，看到狗就拿冲锋枪扫。
知青听到消息，知道这事没人能拦得住，但也没人愿意看着裴元庆就这么给杀了。大家紧急商议了几分钟，还没想出办法，就看到民兵队长带着人朝这边走过来了。
陈宜章惶急之下指着山坡后面对裴元庆大叫一声：“裴元庆，快跑！”
说也奇怪，平时你让裴元庆跑，它多半懒得理你。除非你扔个东西逗它，它若是兴致好，或许会去追回来。其他时候它都是懒洋洋地趴着。但那回裴元庆只冲那帮拿枪的人看了一眼，立刻就明白苗头不对，嗖的一下窜上山头消失在树林里。民兵队长带人追上去，却寻不到半点踪迹。
知青们想说服队长就这么这算了。但队长很认真，说这是上级命令。俺拿了枪就是军人，军纪不能违抗的，于是每天傍晚收工之后就带着人在山上找，找了两个星期，死活找不到裴元庆。
后来狗瘟过去，公社领导大概看着整理效果不错，政绩方面压力不大，就撤销了那个绝杀令。
民兵队长也不是歹人，听到命令后就来告诉知青，说上面通知改了，不用杀狗。我不知道你们把裴元庆藏哪儿，反正现在是可以放它出来了。
其实知青没藏裴元庆。知青自己都不知道裴元庆现在是死是活。陈宜章专门到公社去了一趟，打听得真切，杀狗令确实是撤销了，知青们立即上山，散开到各处叫裴元庆的名字。不到十分钟就看到裴元庆从树林里跑出来了。瘦了不少，但还是很精神。大家带它到河边洗了个澡，回家吃了几天好的，裴元庆又恢复了原来的风貌。
狗瘟没放倒它，打狗队也没奈何得了它。知青拍着它的脑袋，赞它果然不负裴元庆的名字。
裴元庆晃了晃耳朵，神情淡定的看着远山，仿佛并不把这当好大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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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题目不是骂人，那狗就叫裴元庆，是我们下乡知青养的一条大黄狗。
我下乡的地方是个山村，前面已经有一拨知青，二十多人，在村里呆了两年了。因为我们的到来，他们那拨就成了“老插”，我们自然就算作“新插”。
老插下乡时，因为是本村头一批，村里比较重视，居然专门给盖了一排砖房，每间房住两人，比我后来住的大学宿舍还阔绰。
等我们这一拨到来，知青已经不稀罕，进村时例行的放了两串鞭炮，但住房就别提要求了。老插的砖房在一个小坡之上，坡下有个旧谷仓。村长让人把谷仓腾空了，排开一溜木板床，这就是新插的宿舍。
人到哪儿都会分三六九等。同为天涯沦落人，但老插们多沦落了两年，就有了一种优越感，一开始并不怎么接纳我们这班兄弟（新插清一色的男性）
老插们集体养了一条黄狗，但不愿意我们这些新插逗这条狗。只要看到黄狗朝我们这边走动，就立刻会把它叫回坡上去。叫的啥听不真切，似乎是叫“边庆”。我们一班新插猜了半天，猜不出为啥叫“边庆”。
新插努力跟老插们套磁，过了差不多一个月，老插终于对新插能接纳一些，看到新插逗黄狗，也就不再坚持把它叫回去。我们便撒开了逗它，天天叫“边庆”过来玩。
老插有个陈宜章，学校里学的东西，数他保持得最好，这点积蓄让他不需要下地干活，一直在村里民办小学当老师。老插二十来人，他是最早对新插放下架子的，时常给我们讲讲在此地混生活的要领。
既然熟了，我们就问他这狗为啥叫“边庆”。
他喷喷鼻子说，什么“边庆”啊，是“裴元庆”。天天叫，叫多了舌头偷懒，就给你们听成了“边庆”。
我们觉得不理解，说裴元庆是隋唐第三条好汉。那为啥咱这狗不跟第一好汉李元霸，不跟第二好汉宇文成都，却跟第三好汉裴元庆起名呢？
陈宜章笑笑说，当时大伙也没怎么特别研究，大概就觉得李元霸虽说是第一条好汉，但书上说了，李元霸身形矮小，骨瘦如柴，咱大黄高大威猛，叫李元霸不妥。宇文成都呢得叫四个字，累。于是就挑了裴元庆吧。
别看裴元庆在说唐里是第三条好汉，在咱村里那是数一数二的。有一年村里闹狗瘟，全村总共只有两条狗活了下来，一条是村民家的黑狗，另一条就是裴元庆。
裴元庆没有自己的伙食指标。它的伙食都是知青们从嘴里省出来的。知青们吃饭时，裴元庆就会过来蹲在旁边。我们知道它是等吃的，就从碗里挖一勺饭喂它。一人喂一口，它就足够吃饱有余了。
刚开始我们新插是把饭扔到地上让裴元庆吃。老插看到了就说别那样，扔地上脏。我们说那咋办？给它弄个盆？老插说不用。就这样。说着从自己碗里挖一勺饭团，朝裴元庆头顶抛过去。裴元庆往起一蹦，一口就把饭团叼到嘴里咽下去了。那以后我们也都是这么喂。
裴元庆不光会吃。它看家护院的本事也是一流的，最著名的战绩是它在村长小腿上咬了一口，留下一个疤。这个事从人类视角来看似乎欠和谐，但狗的思路毕竟跟人类有些不同。作为知青集体养的狗，裴元庆的敌我概念就是：所有知青都是主人，其他人都是外人。
当然裴元庆也不会跑农民家里去惹事。它只对闯到家里的外人发飙。让事情有点挠头的是，知青住房正好是在村子与河之间。村民们去河边挑水，必须经过知青住地。
通常这不会出事。因为原来二十多个知青，新插来了之后近四十人，基本上什么时候都有人在家。如果有村民经过，知青们会把作势进攻的裴元庆给叫回来。
那天村长挑水经过，看到裴元庆冲过来。因为平时总有知青出来喝止，所以他也没当回事，继续往前走。偏巧那一刻知青们都在屋里打牌，没人拦着裴元庆，结果它真冲到了村长身边。等村长发觉不妙，转身逃窜，已经晚矣，到底被裴元庆在腿肚子上咬了一口。幸亏有知青听到村长惨叫，赶紧出来撵走了裴元庆，事情才没闹得更大。村长当时是连说没关系，但知青们过意不去，下次回城的时候还是凑钱给村长带了好几包面条。
面条这事可能得稍微解释两句。南方不产麦子，山村里没见过面条。知青们从城里带了面条去，有村民们过来玩，看到了觉得很稀罕，尝一口更觉得是人间美味，后来就有村民拿自己榨的花生油来换面条。花生油对于知青来说是上好烹调油。而村民也觉得面条是上好美食。以物易物，所谓双赢。
起先知青们也不知道村民换了面条会怎么用。有女知青热心，特地去到村民家里，打算教他们怎么煮食。结果去了才发现人家不用教。他们就把面条当粉丝，煮软了加些酱油辣子，翻炒一下当做菜来下饭。
知青们看了觉得有些好笑，但笑不出来。
这个村在当时并不算最穷，一个工分值两毛钱。最穷的那个村，一个工分是九分钱。一个男劳力一年也就1000工分左右，妇女同样出工时间，干的活并不轻，包括插秧或是收割，但工分减半。这种工分制度是明文规定，妇女们也从没觉得有啥不对。
村民平时吃的菜都是自留地里种的蔬菜。有时地里的菜接不上了，就往米饭上面洒一把葱花，再淋一些酱油，一顿饭就这么解决，过大节的时候才会沾一点荤腥。
所以炒面条在村民嘴里就是好菜了。
就这么着，人家还邀请那几个知青吃饭。知青们陪着吃了几口——不吃是不行的，若是有人推辞，村民的劝说工作能坚持一个通宵。吃完告辞回家，给大家说了这事。后来大家有机会回城，不管自己吃不吃面条，只要米面指标还有富余（那时候买这个需要粮票），都会尽量带几包回来给村民。人家当然也不会白要，都是用花生油换，但这么着他们就很开心了。
接着说裴元庆。裴元庆有一种神秘的辨别能力，即使是从没见过的人，它也能看出（更可能是嗅出）这人是知青还是农民。
我们常带它下地干活，有时去得很远，都到了邻村的边上了。倘若碰上所有知青全都离开，比如挑着割下的稻子回村了，而裴元庆一时贪玩没跟着回去，这时地里就只剩下当地村民，但它不会跟着村民跑。村民叫它它都不理。
有一回正好邻村的知青也到这片地方干活，裴元庆抬头看看，再过去嗅一嗅，就认同了这帮知青，跟着他们到处走，直到本村的知青出现，它才屁颠屁颠的跑回来跟着我们。
其实下地干活时，知青穿着跟本地农民一模一样。不相识的人，一眼看去真分不出是知青是村民。但裴元庆一点问题没有。它一嗅就知道谁是谁。
更神的是它对潜在危险的灵敏嗅觉。发狗瘟那年，疫情有点严重，于是公社领导按官府办事风格，做了个一刀切的决定，要各村把所有的狗只全部杀灭。我们村里的民兵有两把冲锋枪。民兵队长带着一帮民兵挨家挨户搜寻，看到狗就拿冲锋枪扫。
知青听到消息，知道这事没人能拦得住，但也没人愿意看着裴元庆就这么给杀了。大家紧急商议了几分钟，还没想出办法，就看到民兵队长带着人朝这边走过来了。
陈宜章惶急之下指着山坡后面对裴元庆大叫一声：“裴元庆，快跑！”
说也奇怪，平时你让裴元庆跑，它多半懒得理你。除非你扔个东西逗它，它若是兴致好，或许会去追回来。其他时候它都是懒洋洋地趴着。但那回裴元庆只冲那帮拿枪的人看了一眼，立刻就明白苗头不对，嗖的一下窜上山头消失在树林里。民兵队长带人追上去，却寻不到半点踪迹。
知青们想说服队长就这么这算了。但队长很认真，说这是上级命令。俺拿了枪就是军人，军纪不能违抗的，于是每天傍晚收工之后就带着人在山上找，找了两个星期，死活找不到裴元庆。
后来狗瘟过去，公社领导大概看着整理效果不错，政绩方面压力不大，就撤销了那个绝杀令。
民兵队长也不是歹人，听到命令后就来告诉知青，说上面通知改了，不用杀狗。我不知道你们把裴元庆藏哪儿，反正现在是可以放它出来了。
其实知青没藏裴元庆。知青自己都不知道裴元庆现在是死是活。陈宜章专门到公社去了一趟，打听得真切，杀狗令确实是撤销了，知青们立即上山，散开到各处叫裴元庆的名字。不到十分钟就看到裴元庆从树林里跑出来了。瘦了不少，但还是很精神。大家带它到河边洗了个澡，回家吃了几天好的，裴元庆又恢复了原来的风貌。
狗瘟没放倒它，打狗队也没奈何得了它。知青拍着它的脑袋，赞它果然不负裴元庆的名字。
裴元庆晃了晃耳朵，神情淡定的看着远山，仿佛并不把这当好大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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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读朝阳 || 地名记之十二：以碾子、磨、桥、水井、菜园子命名的村屯（2）
“地名本寻常，亦可窥沧桑”
地名不仅仅只是一个简单的符号
更承载着一座城市的地方文化与历史
朝阳的很多地方你也许走过，也许听过
却不一定清楚它们名字的来历
即日起，我们开辟“地名记”栏目，
为您讲述咱们朝阳地名背后蕴含的海量过往……
朝阳市及各县、市、区域内，从山东、河南、河北闯关东来的汉人到此垦荒、定居，形成村落后，有的以原住民遗留下来的旧物如：石碾子、石磨、水井，有的是应物象形如：石桥子、天桥、啦啦蔓似桥等。有许多以碾子、磨、桥、水井、菜园子命名的村屯。但更多的时候是被附近村屯的居民称为某某村、屯，如：朝阳胜利镇三家村的碾子、凌源市沟门子镇碾房子村、龙城区大平房镇的香磨村、朝阳县王营子乡石桥子、朝阳县西五家子乡簸箕掌村天桥沟、龙城区西大营子镇老窝铺村东井、双井、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中三家镇辘轳井村、北票市上园镇上园村、喀喇沁左翼旗蒙古族自治县甘招乡菜园子村、朝阳县胜利镇菜园子村等。
喀左
碾房：位于喀喇沁左翼旗蒙古族自治县兴隆庄镇碾房村。早年间因村中有一磨米磨面的石碾子，人们为这个石碾子盖了一座房子，不管刮风下雨便于人们磨米磨面，久而久之，人们就称此地为碾房了。
香磨：位于喀喇沁左翼旗蒙古族自治县水泉镇南亮子村香磨村民组。因村中早年间有一石磨，磨出来的米、面格外香甜，人们就称此村为香磨了。香磨屯村里原居民有100多户，近年来人们外出打工，有的搬进城里居住，现在只剩三、四十户， 110余口人，大凌河第一湾环屯而过，山青水秀，民风淳朴。
辘轳井：喀喇沁左翼旗蒙古族自治县中三家镇辘轳井村，位于长皋川（蒙名‘查干告勒’、察汗高勒，本意是“白沟或河”）中北部，南距镇政府12公里。初建村时，柴草满山，林木、河水茂盛，晨雾笼罩山川。因这种自然景象而得名“雾露景”村。后来村落逐渐发展，天长日久，就演变成了谐音“辘轳井”村。
满井：位于喀喇沁左翼旗蒙古族自治县草场乡南汤村内。满井是金代修凿的一口井的称呼，井深三丈，井壁以柏木叠摞，框架呈正方形，井水清澈透明，即使连遭大旱，井枯河干，满井之水仍旧外溢，故名满井。用之酿酒，其味尤佳。据说用满井之水，以白小豆为原料而酿出的酒，名“砂豆酒”味美提神，曾是贡酒。
菜园子：位于喀喇沁左翼旗蒙古族自治县甘招乡菜园子村。在北公营子至大城子至建昌的大道北面闯关东来了老刘家、老郭家、老车家三户人家到此定居，他们看大道三家开车马客店过得挺好，也商量开个店房，恰恰这三家子都有祖传的手艺，老刘家会烧酒，老郭家会打烧饼，老车家会种菜。他们立刻动起手来，盖房子搭屋，烧酒，打烧饼，开了一个旅店、饭店，天天客人不断，钱也大把的往柜台里扔，这里就先叫烧锅三家。老车家在前面的平地上种了一片大菜园子，供小店的各式各样的青菜，来来往往走路的、买卖人看这菜好，也顺便买些来回捎脚。后来人们又把这里叫成现在的地名——菜园子。
凌源
古桥子：古桥子村位于凌源市汤神庙乡西5公里处古桥子村，系原凌渝路必经之处。古桥子的桥位于岭顶，有两块固定岩石，形似桥状，来往车辆从岩石上通过，故称之谓“古桥”。当地村庄亦以此取名古桥子村。
北票
上园：位于北票市东南30公里上园镇上园村，镇依村名，大凌河西畔。上园之名，始于清代，当时地为朝阳寺喇嘛庙两个菜园子之一，因其位置在上坎，故得名上坎园子。柳河是大凌河支流，为义州、朝阳县界河，至石人沟地藏寺五里，地藏寺即北票上园镇朝阳寺，《塔子沟纪略》载常安寺东去七十里有朝阳寺一座，系康熙九年建，地藏、药王皆在其中，寺西北三里为石人沟，沟内有古代两石人遂名为石人沟。朝阳寺因与朝阳县重名，朝阳寺有上、下两个菜园子，后取名上园。这里曾是辽代黔州盛吉县治所。辽重熙十年（1041）升霸州为兴中府（今朝阳市内），统四县二州：兴中县、营丘县、象雷县、闾山县，安德州（统安德县）黔州（统盛吉县）。《辽史》载：“黔州，阜昌军，下，刺史。本汉辽西郡地。太祖平渤海，以所俘户居之。隶黑水河提辖司。安帝制州，析宜、霸二州汉户益之。初隶永兴宫，更隶中京，後置府，来属。统县一：盛吉县。太祖平渤海，俘兴州盛吉县民来居，因置县”。1930年《朝阳县志》载：“兴中县（今朝阳）之黔城镇，当即辽之黔州，盖废于金初”。
建昌
天桥庄：位于建昌县老大杖子乡与凌源市河坎子乡交界处，属老大杖子乡，因村东北的山上两山之间有一石板相搭，似一座天桥而得名，当地村庄亦以此取名天桥庄。此石板今已风化脱落不在，但村名一直延续至今。
本文、图摘编自《朝阳地名记》（高爱国著），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未经账号授权，请勿随意转载。
品读朝阳 || 地名记之十二：以碾子、磨、桥、水井、菜园子命名的村屯（2）
“地名本寻常，亦可窥沧桑”
地名不仅仅只是一个简单的符号
更承载着一座城市的地方文化与历史
朝阳的很多地方你也许走过，也许听过
却不一定清楚它们名字的来历
即日起，我们开辟“地名记”栏目，
为您讲述咱们朝阳地名背后蕴含的海量过往……
朝阳市及各县、市、区域内，从山东、河南、河北闯关东来的汉人到此垦荒、定居，形成村落后，有的以原住民遗留下来的旧物如：石碾子、石磨、水井，有的是应物象形如：石桥子、天桥、啦啦蔓似桥等。有许多以碾子、磨、桥、水井、菜园子命名的村屯。但更多的时候是被附近村屯的居民称为某某村、屯，如：朝阳胜利镇三家村的碾子、凌源市沟门子镇碾房子村、龙城区大平房镇的香磨村、朝阳县王营子乡石桥子、朝阳县西五家子乡簸箕掌村天桥沟、龙城区西大营子镇老窝铺村东井、双井、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中三家镇辘轳井村、北票市上园镇上园村、喀喇沁左翼旗蒙古族自治县甘招乡菜园子村、朝阳县胜利镇菜园子村等。
喀左
碾房：位于喀喇沁左翼旗蒙古族自治县兴隆庄镇碾房村。早年间因村中有一磨米磨面的石碾子，人们为这个石碾子盖了一座房子，不管刮风下雨便于人们磨米磨面，久而久之，人们就称此地为碾房了。
香磨：位于喀喇沁左翼旗蒙古族自治县水泉镇南亮子村香磨村民组。因村中早年间有一石磨，磨出来的米、面格外香甜，人们就称此村为香磨了。香磨屯村里原居民有100多户，近年来人们外出打工，有的搬进城里居住，现在只剩三、四十户， 110余口人，大凌河第一湾环屯而过，山青水秀，民风淳朴。
辘轳井：喀喇沁左翼旗蒙古族自治县中三家镇辘轳井村，位于长皋川（蒙名‘查干告勒’、察汗高勒，本意是“白沟或河”）中北部，南距镇政府12公里。初建村时，柴草满山，林木、河水茂盛，晨雾笼罩山川。因这种自然景象而得名“雾露景”村。后来村落逐渐发展，天长日久，就演变成了谐音“辘轳井”村。
满井：位于喀喇沁左翼旗蒙古族自治县草场乡南汤村内。满井是金代修凿的一口井的称呼，井深三丈，井壁以柏木叠摞，框架呈正方形，井水清澈透明，即使连遭大旱，井枯河干，满井之水仍旧外溢，故名满井。用之酿酒，其味尤佳。据说用满井之水，以白小豆为原料而酿出的酒，名“砂豆酒”味美提神，曾是贡酒。
菜园子：位于喀喇沁左翼旗蒙古族自治县甘招乡菜园子村。在北公营子至大城子至建昌的大道北面闯关东来了老刘家、老郭家、老车家三户人家到此定居，他们看大道三家开车马客店过得挺好，也商量开个店房，恰恰这三家子都有祖传的手艺，老刘家会烧酒，老郭家会打烧饼，老车家会种菜。他们立刻动起手来，盖房子搭屋，烧酒，打烧饼，开了一个旅店、饭店，天天客人不断，钱也大把的往柜台里扔，这里就先叫烧锅三家。老车家在前面的平地上种了一片大菜园子，供小店的各式各样的青菜，来来往往走路的、买卖人看这菜好，也顺便买些来回捎脚。后来人们又把这里叫成现在的地名——菜园子。
凌源
古桥子：古桥子村位于凌源市汤神庙乡西5公里处古桥子村，系原凌渝路必经之处。古桥子的桥位于岭顶，有两块固定岩石，形似桥状，来往车辆从岩石上通过，故称之谓“古桥”。当地村庄亦以此取名古桥子村。
北票
上园：位于北票市东南30公里上园镇上园村，镇依村名，大凌河西畔。上园之名，始于清代，当时地为朝阳寺喇嘛庙两个菜园子之一，因其位置在上坎，故得名上坎园子。柳河是大凌河支流，为义州、朝阳县界河，至石人沟地藏寺五里，地藏寺即北票上园镇朝阳寺，《塔子沟纪略》载常安寺东去七十里有朝阳寺一座，系康熙九年建，地藏、药王皆在其中，寺西北三里为石人沟，沟内有古代两石人遂名为石人沟。朝阳寺因与朝阳县重名，朝阳寺有上、下两个菜园子，后取名上园。这里曾是辽代黔州盛吉县治所。辽重熙十年（1041）升霸州为兴中府（今朝阳市内），统四县二州：兴中县、营丘县、象雷县、闾山县，安德州（统安德县）黔州（统盛吉县）。《辽史》载：“黔州，阜昌军，下，刺史。本汉辽西郡地。太祖平渤海，以所俘户居之。隶黑水河提辖司。安帝制州，析宜、霸二州汉户益之。初隶永兴宫，更隶中京，後置府，来属。统县一：盛吉县。太祖平渤海，俘兴州盛吉县民来居，因置县”。1930年《朝阳县志》载：“兴中县（今朝阳）之黔城镇，当即辽之黔州，盖废于金初”。
建昌
天桥庄：位于建昌县老大杖子乡与凌源市河坎子乡交界处，属老大杖子乡，因村东北的山上两山之间有一石板相搭，似一座天桥而得名，当地村庄亦以此取名天桥庄。此石板今已风化脱落不在，但村名一直延续至今。
本文、图摘编自《朝阳地名记》（高爱国著），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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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那些事[超话]#吴大官偷眼瞅了瞅满仓叔，正宗的猪腰子脸，一对缝儿眼，眼珠子贼亮，胡子随着抽旱烟一翘一翘的，满身羊膻气，觉得这幅德行有些好笑，不禁揉了揉鼻子，笑出了声。满仓叔头一歪，斜眼看了吴大官，“嘿嘿”一笑：“笑甚嘞？俺是放羊的”，没等吴大官回话，二有爷端着酒肉进了窑，摆在了炕上，说：“就剩几个羊蹄子了”。
吴财在山上偷种大烟，结识下了放羊的李满仓，唉声叹气地说起了为大官讨婆娘的事儿，说自打疃子村驻了日本人，三乡八里的闺女们怕祸祸，都远嫁了，圪坨村的李寡妇托媒婆来过，有这个意思，李寡妇带三个娃儿，俺们供养不起这四张嘴。
李满仓一听这话，拍了下大腿，说了声：“咱结了亲家，算了。俺家酸女儿板板正正的，杀羊是把好手嘞”。为此，吴财去了鹰嘴圪梁，见酸女儿腰细、屁股大，一扯羊腿，一百斤重的羊就驮到了背上，走山路健步如飞，脸不红心不跳，顿时就乐了，说：“这事就定下了”。
过了几天，借了头驴子，让本家侄子三毛小怀揣了两块大洋、牵着驴，驮着十斤肥猪肉、五尺花布，和能把死人都说活得快嘴的王三娘，又上了鹰嘴圪梁，此后，吴财逢人就说：“狗日的，大官有婆娘了，十五岁嘞，明年下圆房”。
吴财不到三年，土窑换石碹窑、买了骡子、又订了亲，好事儿接二连三，村里人有的就眼红了，说开了闲话，久而久之传到了王富耳朵里，王富第二天就带着高义、龚二来到了涧子村，进窑就骂：“好你个老鳖子，吃独食了”，嘴里骂着，手也没闲着，将吴财从炕上，拽到了地下，狠狠地跺着。
吴财滚在地上，双手抱头，嘴里嚷嚷着：“王队，好说、好说”，王富这才停了脚，大骂：“三年了，老子连你个鸡屁股也没吃过”，回头又对龚二说：“给这老鳖子算算，欠多少税款”，龚二搬起指头，一掐算，高喊了一声：“啊呀，三十块大洋，这老汉戳下天鬼了，脑袋不保了”。
吴财一听“三十块大洋”，登时爬了起来，瞪着眼，问道：“怎算得嘞，俺三年拢共没挣下二十块”，王富一巴掌又将吴财甩倒在地，又是一阵子猛踢，嘴里骂骂咧咧：“二十块，你把老子当傻子玩了”。
外出挖苦菜的吴财婶一进窑门，便被高义踹倒在地，抬脚又蹬在牛牛儿上，嬉皮笑脸地说：“老娘们老是老点，这坨坨还不小哩，肉处处的”，说着，使劲蹬了几下。
闻讯而至甲长吴大有跑了进来，好一通说，王富才跳上炕，盘腿坐下，边摆弄盒子炮，边用手一指吴财，说：“就按这老鳖子的，二十块大洋，一个子儿也不能少，否则，按破坏共荣论处”，说着，手在脖子上来回比划了几下。
其时，日本人是鼓励种大烟的，但要如实上报田亩，为了打重税。吴财是私自在山上开崖窝地，属于偷税漏税，罪过不小，轻者倾家荡产，重则丢了吃饭的家伙。而王富也不是真为日本人卖命，是趁机中饱私囊，撇油花儿，捞浮财，故而下手极狠。
吴财将仅有的四块大洋给了王富，又将三间石碹窑以及吴大官牵着当“包客”的骡子做抵押，六块大洋，王富收了字据后，才骂骂咧咧下了地，临走，用盒子炮敲着吴财的脑袋，说：“十块大洋，半个月”，才扬长而去。
王富派人隔三差五的催账，第三次高义来的时候，吴财哮喘病犯了，一口气没上来，蹬了腿儿。当天夜里，吴财婶嚎了大半夜，左思右想，没有活路，便穿扮整齐，躺着吴财身边，吞了大烟，老夫妇二人结伴西去了。
满仓叔牵了骡子，驮了吴大官，回到了鹰嘴圪梁。一个月后，满仓叔手甩着放羊鞭，走在羊群前，吴大官提着羊铲，酸女跟着羊群后，开始了满山头的羊倌日子。期间，吴大官偷偷回过次涧子村，知道了三间石碹窑已经被王富以一块大洋的价格卖给了吴大有，没了窑，也就没了念想了。
吴大官和酸女冬日下偷尝了禁果，趁着满仓叔外出宰羊，吴大官上了手，两人滚到了炕上。事后，酸女红着脸问：“你怎么懂嘞？”，吴大官“嘿嘿”地笑着，说：“俺当‘包客’时，在石匣子沟阳坡窑子李根毛车马店听过郭大本事的房。那家伙儿就寻‘黄米’咧”。
酸女眼一瞪，嘴一撇，问：“你寻没？”。吴大官登时头摇的和不浪鼓一样，说：“俺才不哩！哄你雷劈哩”。
王富死于疃子村炮楼被挖地道、坐土飞机的前一年，那天早上，刚从凌云口伙计左大女家出来，“轰”地一声，被土地雷炸得不成人样，满身的瓷片子，不见了脑袋。
高义也命丧于土地雷之下，日本人投降后，高义回到了南山枪风岭老家，十天后，夜里被人从窗户扔进了一颗瓦罐雷。高义死后一个月，吴大官也死了，山洞洞儿里抽旱烟，不小心点着了自己造的地雷，被炸得没剩下多少，那年二十二岁。
酸女卒于九十年代，虽然又嫁了别人，死后回了吴家老坟，和吴大官葬在了一起，墓修得老高，是揭山皮、挖花岗岩的孙子吴贵修的，据说吴贵在浑源城、大同城都有房产，上千万了，媳妇明媒正娶有一个，暗的五、六房了。
#历史故事#
吴财在山上偷种大烟，结识下了放羊的李满仓，唉声叹气地说起了为大官讨婆娘的事儿，说自打疃子村驻了日本人，三乡八里的闺女们怕祸祸，都远嫁了，圪坨村的李寡妇托媒婆来过，有这个意思，李寡妇带三个娃儿，俺们供养不起这四张嘴。
李满仓一听这话，拍了下大腿，说了声：“咱结了亲家，算了。俺家酸女儿板板正正的，杀羊是把好手嘞”。为此，吴财去了鹰嘴圪梁，见酸女儿腰细、屁股大，一扯羊腿，一百斤重的羊就驮到了背上，走山路健步如飞，脸不红心不跳，顿时就乐了，说：“这事就定下了”。
过了几天，借了头驴子，让本家侄子三毛小怀揣了两块大洋、牵着驴，驮着十斤肥猪肉、五尺花布，和能把死人都说活得快嘴的王三娘，又上了鹰嘴圪梁，此后，吴财逢人就说：“狗日的，大官有婆娘了，十五岁嘞，明年下圆房”。
吴财不到三年，土窑换石碹窑、买了骡子、又订了亲，好事儿接二连三，村里人有的就眼红了，说开了闲话，久而久之传到了王富耳朵里，王富第二天就带着高义、龚二来到了涧子村，进窑就骂：“好你个老鳖子，吃独食了”，嘴里骂着，手也没闲着，将吴财从炕上，拽到了地下，狠狠地跺着。
吴财滚在地上，双手抱头，嘴里嚷嚷着：“王队，好说、好说”，王富这才停了脚，大骂：“三年了，老子连你个鸡屁股也没吃过”，回头又对龚二说：“给这老鳖子算算，欠多少税款”，龚二搬起指头，一掐算，高喊了一声：“啊呀，三十块大洋，这老汉戳下天鬼了，脑袋不保了”。
吴财一听“三十块大洋”，登时爬了起来，瞪着眼，问道：“怎算得嘞，俺三年拢共没挣下二十块”，王富一巴掌又将吴财甩倒在地，又是一阵子猛踢，嘴里骂骂咧咧：“二十块，你把老子当傻子玩了”。
外出挖苦菜的吴财婶一进窑门，便被高义踹倒在地，抬脚又蹬在牛牛儿上，嬉皮笑脸地说：“老娘们老是老点，这坨坨还不小哩，肉处处的”，说着，使劲蹬了几下。
闻讯而至甲长吴大有跑了进来，好一通说，王富才跳上炕，盘腿坐下，边摆弄盒子炮，边用手一指吴财，说：“就按这老鳖子的，二十块大洋，一个子儿也不能少，否则，按破坏共荣论处”，说着，手在脖子上来回比划了几下。
其时，日本人是鼓励种大烟的，但要如实上报田亩，为了打重税。吴财是私自在山上开崖窝地，属于偷税漏税，罪过不小，轻者倾家荡产，重则丢了吃饭的家伙。而王富也不是真为日本人卖命，是趁机中饱私囊，撇油花儿，捞浮财，故而下手极狠。
吴财将仅有的四块大洋给了王富，又将三间石碹窑以及吴大官牵着当“包客”的骡子做抵押，六块大洋，王富收了字据后，才骂骂咧咧下了地，临走，用盒子炮敲着吴财的脑袋，说：“十块大洋，半个月”，才扬长而去。
王富派人隔三差五的催账，第三次高义来的时候，吴财哮喘病犯了，一口气没上来，蹬了腿儿。当天夜里，吴财婶嚎了大半夜，左思右想，没有活路，便穿扮整齐，躺着吴财身边，吞了大烟，老夫妇二人结伴西去了。
满仓叔牵了骡子，驮了吴大官，回到了鹰嘴圪梁。一个月后，满仓叔手甩着放羊鞭，走在羊群前，吴大官提着羊铲，酸女跟着羊群后，开始了满山头的羊倌日子。期间，吴大官偷偷回过次涧子村，知道了三间石碹窑已经被王富以一块大洋的价格卖给了吴大有，没了窑，也就没了念想了。
吴大官和酸女冬日下偷尝了禁果，趁着满仓叔外出宰羊，吴大官上了手，两人滚到了炕上。事后，酸女红着脸问：“你怎么懂嘞？”，吴大官“嘿嘿”地笑着，说：“俺当‘包客’时，在石匣子沟阳坡窑子李根毛车马店听过郭大本事的房。那家伙儿就寻‘黄米’咧”。
酸女眼一瞪，嘴一撇，问：“你寻没？”。吴大官登时头摇的和不浪鼓一样，说：“俺才不哩！哄你雷劈哩”。
王富死于疃子村炮楼被挖地道、坐土飞机的前一年，那天早上，刚从凌云口伙计左大女家出来，“轰”地一声，被土地雷炸得不成人样，满身的瓷片子，不见了脑袋。
高义也命丧于土地雷之下，日本人投降后，高义回到了南山枪风岭老家，十天后，夜里被人从窗户扔进了一颗瓦罐雷。高义死后一个月，吴大官也死了，山洞洞儿里抽旱烟，不小心点着了自己造的地雷，被炸得没剩下多少，那年二十二岁。
酸女卒于九十年代，虽然又嫁了别人，死后回了吴家老坟，和吴大官葬在了一起，墓修得老高，是揭山皮、挖花岗岩的孙子吴贵修的，据说吴贵在浑源城、大同城都有房产，上千万了，媳妇明媒正娶有一个，暗的五、六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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