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轻生厌世不可怕，可怕的是心灵没有归属。她是和我们道家有缘，中国#道教# 全真龙门张道长与这个小女孩聊了好几天，真是有缘，朝山礼拜三茅祖师第一天还救了小白，或许这就是#三茅祖师# 的显灵，早来一天，或者晚来一天都救不了小白，恰恰好就是登山那天发生的事。今天张道长亲自为这个小女孩盘了头发，送了发簪！笑的非常灿。做凡人？做修行人?还是继续轻生?这也是一种人生选择，余生在修行中度过，淡泊名利，静心悟道！福生无量！2019年12月17日己亥年丙子月己丑日甲子时 https://t.cn/Rp7gWBa
丘处机的政治主张和伦理学说
丘处机从宗教家的角度提出了一些匡救时弊的政治主张和伦理学说。他的政治主张，基本上是在面见成吉思汗时提出的。针对当时蒙古统治者对所征服地人民的残暴肆虐，他提出了统治者应当不滥杀无辜、使民修养生息并实行选贤用能政策的主张，其主要内容如下：
1. 不滥杀无辜
在面见成吉思汗时，丘处机曾告诫成吉思汗应当“除残去暴”，并宣扬“天道好生”，以为为治之方须以“敬天爱民为本”，主张“欲一天下者，必在乎不嗜杀人”（《元史》卷 202 《释老传》，北京：中华书局 1976 年版，第 15 册，第 4524--4525 页。）成吉思汗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这些主张，曾对左右说：“但神仙劝我语，以后都依也。”（《长春真人西游记》卷下，《道藏》第 34 册，第 493 页。）又曾下诏禁止蒙古军队滥杀无辜。这对深受蒙古军队蹂躏之苦的广大人民无疑是有利的。丘处机也因此而赢得了广大中原汉族人民的称赞，《元史· 释老传》载：“中州人至今称道之。"（《元史》卷 202 《释老传》，北京：中华书局 1976 年版，第 15 册，第 4525 页。）
2. 使民修养生息
丘处机曾以山东、河北为例而向成吉思汗说：当地百姓屡遭兵火而“流散未集", 故“宜差知彼中子细事务者”前往治理，并“当与免三年税赋，使军国足丝帛之用，黔黎获苏息之安，一举而两得之”。还告诉成吉思汗此举”亦安民祈福之一端耳，自天佑之，吉无不利也。”（《玄风庆会录》，《道藏》第 3 册，第 390 页。）
3. 选贤用能
丘处机曾向成吉思汗宣扬中原地区的重要性，说： “四海之外，普天之下，所有国士，不啻亿兆，奇珍异宝，比比出之，皆不如中原。……山东、河北，天下美地，多出良禾、美蔬、鱼、盐、丝、蚕，以给四方之用。自古得之者为大国，所以历代有国家者唯争此地耳。”并建议选派精明能干的官员前往治理，以为“如差清干官前去，依上措画（划），必当天心”，“苟授以非才，不徒无益，反为害也”。（《玄风庆会录》，《道藏》第 3 册，第 390 页。）
为了加强其政治主张的说服力，丘处机还利用宗教神学宣称上述主张皆是“天意”，又说“帝王悉天神谪降人间”，若能遵从“天”意则可“功成限毕，升天复位”，若再能行善修福则“升天之时位逾前职”，而“不行善修福则反是"。（《玄风庆会录》，《道藏》第 3 册，第 388 、 389 页。） 这种披着神学外衣的政治主张令成吉思汗很容易接受。
史载成吉思汗“深契其言”，并说： “天锡仙翁，以寝朕志。”还命“左右书之，且以训诸子焉”。（《元史》卷 202 《释老传》，北京：中华书局 1976 年版，第 15 册，第 4525 页。）上述政治主张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当时处于水深火热中的广大下层人民，含有一些合理的因素，但总的来说却难免受到了时代的局限，在根本上是服务于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的。
在伦理道德方面，丘处机主张为人应当行善积德，如其《寄杨五信士》诗言：“题诗欲寄纸还无，检铁搜文得故书。书后殷勤题一绝，嘱君行善莫踟蹰。”（《瑶溪集》卷 2 《寄杨五信士》，《道藏》第 25 册，第 817 页。）又有《示众》诗言：“圣贤非道远，功德在人修。不向此心觅，更于何处求？”《答樊生》诗则言：“莫问天机事怎生，唯修阴德念常更。人情反复皆仙道，日用操持尽力行。”（《瑶溪集》卷 2 《答樊生》，《道藏》第 25 册，第 816 页。）
需要指出的是，丘处机所宣扬的伦理学说仍然是借助于宗教神学的力量来维持的，如他声称行善积德乃是免除祸殃、得道成仙的条件之一，所谓：“为人不解修阴德，转壳何由免祸殃？”（《瑶溪集》卷 3 《侧隐》，《道藏》第 25 册，第 818 页。）又说：“但能积善行道，胡患不能为仙乎?” （《玄风庆会录》，《道藏》第 3 册，第 388—389 页。）同时，丘处机的这套伦理学说也是服务于全真道的宗教修炼的。
如前所述，丘处机认为“修性”成仙之关键乃在于“心”静，所谓“心上无尘到处宜”（《瑶溪集》卷 3 《雏州城北于户新观》，《道藏》第 25 册，第 825 页。）“身心不动到仙乡”（《瑶溪集》卷 1 《平山堂》，《道藏》第 25 册，第 813 页。）而获得“心”静的最佳途径就是熄灭一切是非、对立的观念，各安其“分”不为世间的一切不平等现象所扰，如他有诗言：“是非人我绝谈论，却返生前混沌。一性昭彰乍显，二仪混合初融。飘飘法界任西东，到处神光覆拥。”（《瑶溪集》卷 6 《自咏》，《道藏》第 25 册，第 842 页。）又言：“高下如能各处分，始终即得免罹殃。今之曷故多灾障，盖为人心胡纵放。”（《潘溪集》卷 3 《因旱作》，《道藏》第 25 册，第 824 页。）这种“各安其分”的思想，无非是要求广大人民承认现实的一切不合理现象，放弃试图改变现实秩序的思想和斗争
前述丘处机于贞佑二年（公元 1214 年）帮助金廷招降登州、宁海起义军，即是将这种思想落实到行动上的表现。无疑，上述主张在客观上是有利于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因此，它虽令全真道赢得了早期蒙元统治者的扶持，但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却是消极的。
作者：卿希泰 | 《中国道教史》第四卷
文章录入：龙泉道人
丘处机从宗教家的角度提出了一些匡救时弊的政治主张和伦理学说。他的政治主张，基本上是在面见成吉思汗时提出的。针对当时蒙古统治者对所征服地人民的残暴肆虐，他提出了统治者应当不滥杀无辜、使民修养生息并实行选贤用能政策的主张，其主要内容如下：
1. 不滥杀无辜
在面见成吉思汗时，丘处机曾告诫成吉思汗应当“除残去暴”，并宣扬“天道好生”，以为为治之方须以“敬天爱民为本”，主张“欲一天下者，必在乎不嗜杀人”（《元史》卷 202 《释老传》，北京：中华书局 1976 年版，第 15 册，第 4524--4525 页。）成吉思汗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这些主张，曾对左右说：“但神仙劝我语，以后都依也。”（《长春真人西游记》卷下，《道藏》第 34 册，第 493 页。）又曾下诏禁止蒙古军队滥杀无辜。这对深受蒙古军队蹂躏之苦的广大人民无疑是有利的。丘处机也因此而赢得了广大中原汉族人民的称赞，《元史· 释老传》载：“中州人至今称道之。"（《元史》卷 202 《释老传》，北京：中华书局 1976 年版，第 15 册，第 4525 页。）
2. 使民修养生息
丘处机曾以山东、河北为例而向成吉思汗说：当地百姓屡遭兵火而“流散未集", 故“宜差知彼中子细事务者”前往治理，并“当与免三年税赋，使军国足丝帛之用，黔黎获苏息之安，一举而两得之”。还告诉成吉思汗此举”亦安民祈福之一端耳，自天佑之，吉无不利也。”（《玄风庆会录》，《道藏》第 3 册，第 390 页。）
3. 选贤用能
丘处机曾向成吉思汗宣扬中原地区的重要性，说： “四海之外，普天之下，所有国士，不啻亿兆，奇珍异宝，比比出之，皆不如中原。……山东、河北，天下美地，多出良禾、美蔬、鱼、盐、丝、蚕，以给四方之用。自古得之者为大国，所以历代有国家者唯争此地耳。”并建议选派精明能干的官员前往治理，以为“如差清干官前去，依上措画（划），必当天心”，“苟授以非才，不徒无益，反为害也”。（《玄风庆会录》，《道藏》第 3 册，第 390 页。）
为了加强其政治主张的说服力，丘处机还利用宗教神学宣称上述主张皆是“天意”，又说“帝王悉天神谪降人间”，若能遵从“天”意则可“功成限毕，升天复位”，若再能行善修福则“升天之时位逾前职”，而“不行善修福则反是"。（《玄风庆会录》，《道藏》第 3 册，第 388 、 389 页。） 这种披着神学外衣的政治主张令成吉思汗很容易接受。
史载成吉思汗“深契其言”，并说： “天锡仙翁，以寝朕志。”还命“左右书之，且以训诸子焉”。（《元史》卷 202 《释老传》，北京：中华书局 1976 年版，第 15 册，第 4525 页。）上述政治主张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当时处于水深火热中的广大下层人民，含有一些合理的因素，但总的来说却难免受到了时代的局限，在根本上是服务于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的。
在伦理道德方面，丘处机主张为人应当行善积德，如其《寄杨五信士》诗言：“题诗欲寄纸还无，检铁搜文得故书。书后殷勤题一绝，嘱君行善莫踟蹰。”（《瑶溪集》卷 2 《寄杨五信士》，《道藏》第 25 册，第 817 页。）又有《示众》诗言：“圣贤非道远，功德在人修。不向此心觅，更于何处求？”《答樊生》诗则言：“莫问天机事怎生，唯修阴德念常更。人情反复皆仙道，日用操持尽力行。”（《瑶溪集》卷 2 《答樊生》，《道藏》第 25 册，第 816 页。）
需要指出的是，丘处机所宣扬的伦理学说仍然是借助于宗教神学的力量来维持的，如他声称行善积德乃是免除祸殃、得道成仙的条件之一，所谓：“为人不解修阴德，转壳何由免祸殃？”（《瑶溪集》卷 3 《侧隐》，《道藏》第 25 册，第 818 页。）又说：“但能积善行道，胡患不能为仙乎?” （《玄风庆会录》，《道藏》第 3 册，第 388—389 页。）同时，丘处机的这套伦理学说也是服务于全真道的宗教修炼的。
如前所述，丘处机认为“修性”成仙之关键乃在于“心”静，所谓“心上无尘到处宜”（《瑶溪集》卷 3 《雏州城北于户新观》，《道藏》第 25 册，第 825 页。）“身心不动到仙乡”（《瑶溪集》卷 1 《平山堂》，《道藏》第 25 册，第 813 页。）而获得“心”静的最佳途径就是熄灭一切是非、对立的观念，各安其“分”不为世间的一切不平等现象所扰，如他有诗言：“是非人我绝谈论，却返生前混沌。一性昭彰乍显，二仪混合初融。飘飘法界任西东，到处神光覆拥。”（《瑶溪集》卷 6 《自咏》，《道藏》第 25 册，第 842 页。）又言：“高下如能各处分，始终即得免罹殃。今之曷故多灾障，盖为人心胡纵放。”（《潘溪集》卷 3 《因旱作》，《道藏》第 25 册，第 824 页。）这种“各安其分”的思想，无非是要求广大人民承认现实的一切不合理现象，放弃试图改变现实秩序的思想和斗争
前述丘处机于贞佑二年（公元 1214 年）帮助金廷招降登州、宁海起义军，即是将这种思想落实到行动上的表现。无疑，上述主张在客观上是有利于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因此，它虽令全真道赢得了早期蒙元统治者的扶持，但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却是消极的。
作者：卿希泰 | 《中国道教史》第四卷
文章录入：龙泉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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