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高水平开放促高质量发展 开放型经济跃上新水平
开放是当代中国的鲜明标识。
今年以来，我国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高质量举办进博会、服贸会、消博会、广交会等大型展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将于明年1月1日正式生效，带动全球近1/3的经济体量形成统一的超大规模市场，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近日，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京召开。“十四五”开局之年，我国在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方面有哪些新成色，明年又有哪些新部署？专家学者在接受人民网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持续扩大开放，释放改革红利，已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稳定器和动力源。
高水平开放开局良好 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呈现新特点
中国信息协会常务理事兼新经济研究院院长朱克力接受人民网记者采访时认为，此次经济工作会议从现状上肯定了“改革开放向纵深推进”，从战略上定调了“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从政策上突出了“改革开放政策要激活发展动力”。
“今年以来，我国高水平开放工作开局良好，取得明显成效，开放型经济发展呈现出速度快、质量高、举措实、平台强、贡献大等新特点。”商务部研究院副院长崔卫杰接受人民网记者采访时表示，开放的速度更快了，今年1-9月我国对外贸易进出口、出口、进口同比分别增长2.7%、22.7%和22.6%，均为10年来最高水平；今年前三季度，服务贸易进口增速实现疫情以来首次转正；预计全年吸收外资将实现两位数增长，这也将是十年来中国吸收外资首次实现两位数增长。
崔卫杰说，开放的质量更高了，今年前三季度，我国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强劲；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占比提高了，1-10月份，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23.7%，高出平均水平5.9个百分点；开放的举措更实了，国家印发了《关于围绕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好稳外资工作的通知》，发布了海南自贸港跨境服务负面清单等务实举措，商务部还会同相关部门务实解决海运物流不畅等问题。
崔卫杰表示，今年以来我国开放的平台也更强了，今年1-9月，21家自贸试验区以不到全国千分之四的国土面积实现了全国16.5%的外贸规模，实际利用外资占全国比重达到18.1%；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示范形成北京加天津、上海、海南、重庆的“1+4”试点格局；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进出口额、吸收外资额均占全国的约五分之一。
“高水平开放的举措正在发挥成效，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口国际市场份额同比提升0.7个百分点至12%，贡献了全球15%的进口增量；今年前三季度，中国进口进一步增长，同比增长32.6%，规模创历史新高。” 崔卫杰说，我国推动RCEP将于明年1月1日正式生效实施，正式申请加入CPTPP和DEPA，为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贡献了中国力量。
推动制度型开放新机遇 多措并举稳定外贸
今年7月26日，《海南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正式发布，这是我国跨境服贸领域首张负面清单，体现了更高的开放度、透明度、可预见度。这一制度型开放举措，不仅有助于推动海南自贸港高质量发展，也将进一步激发中国跨境服务贸易潜力，更好地服务于构建新发展格局。
专家表示，作为连接国内与国外的重要枢纽，自贸试验区肩负着“改革试点先行”与“开放压力测试”的双重使命，有利于深化国内外贸易一体化，以更高的开放水平、更大的改革力度和更有效的方式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畅通。
今年9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自由贸易试验区贸易投资便利化改革创新的若干措施》，从提升贸易便利度、提升投资便利度、提升国际物流便利度、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便利度、探索司法对贸易投资便利的保障功能五个方面提出19项具体措施。
推动制度型开放，也成为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于明年我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
崔卫杰认为，推动制度型开放，是我国推动优势转化、构建国际合作竞争新优势的客观需要，符合当前以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开放为主的新特点，也符合当前国际经贸规则发展新趋势。特别是我国正式申请加入CPTPP、DEPA等高水平自由贸易协定，更需要我国加快推进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等制度型开放，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提升全球要素资源配置水平，增强稳产业链供应链能力，助力加快形成新发展格局。
“今年以来，我国引资规模保持增长，引资结构持续优化，成效好于预期，高新技术和服务业领域外资快速增长，但制造业领域外资增速下降。”崔卫杰表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落实好外资企业国民待遇，吸引更多跨国公司投资，推动重大外资项目加快落地”，这既是我国长期以来重视外资工作的自然延续，也有助于我国进一步推动跨国公司投资中国，特别是有助于推动制造业领域利用外资。与此同时，还强调多措并举稳定外贸，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四大经贸盛会轮番登台 跨境电商直通世界市场
11月1日，在杭州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海关关员正在对一批出口跨境电商包裹进行过机查验。完成查验后，这批货物将被运到萧山机场，搭乘跨境电商货运航班直飞海外市场。自10月18日开启促销预售以来，杭州跨境电商综试区拱墅园区通过跨境电商货运航班出口商品超过20万单，已超过上个月整月的出口量。
“这些包裹会运到货运中转枢纽，然后第一时间分送到周边国家。”浙江某公司业务部经理朱先生表示，“跨境电商货运航班价格相对优惠，而且都是直达航班，不仅缩短物流时间，还能降低货物丢失和破损的风险。”据了解，像这样的跨境电商货运航线，杭州跨境电商综试区目前常态化运行的有23条，已辐射共建“一带一路”近30个国家。
随着跨境电商出口蓬勃发展，一大批物美价优的“中国制造”商品通过跨境电商平台卖向全球。据商务部统计，今年以来，我国新业态实现新增长，海外仓数量已超2000个，今年1―10月，跨境电商进出口增长19.5%。
“当前，跨境电商新业态已渐成我国外贸的‘新常态’，在全球疫情大流行的背景下，跨境电商从多方面全方位赋能‘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积极发挥联通国内外需求、带动数字化转型的双重作用。”朱克力表示，这有效联通了国内外需求，持续激发了市场主体开放活力。整体带动了数字化转型，加快产业链开放和高端要素集聚，以跨境新业态新模式推动我国产业链与价值链向中高端迈进。
除了线上平台，线下“窗口”也日益发挥着重要作用。
今年4月，第129届广交会“云”上举办；5月，首届消博会火热进行；9月，2021服贸会在北京举行；11月，“四叶草”绽放，第四届进博会如期举行……
从“汇全球”“买全球”到足不出户“逛全球”“卖全球”，四大经贸盛会轮番登台，释放扩大开放的鲜明信号、搭建互利共赢的合作平台，勾勒出新发展格局下中国经济的活力与魅力、信心和底气。
朱克力表示，四大经贸盛会发挥着重要的对外开放窗口功能，对助力我国持续扩大开放起着重要作用：成为中国迈入国际市场和服务国际贸易的桥梁；成为促进内外联通和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枢纽；成为境内外企业和市场要素高效沟通及交流对接的平台。
“随着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推进，四大经贸盛会作用也在逐步得到提升和深化。”朱克力说。（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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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我国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高质量举办进博会、服贸会、消博会、广交会等大型展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将于明年1月1日正式生效，带动全球近1/3的经济体量形成统一的超大规模市场，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近日，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京召开。“十四五”开局之年，我国在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方面有哪些新成色，明年又有哪些新部署？专家学者在接受人民网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持续扩大开放，释放改革红利，已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稳定器和动力源。
高水平开放开局良好 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呈现新特点
中国信息协会常务理事兼新经济研究院院长朱克力接受人民网记者采访时认为，此次经济工作会议从现状上肯定了“改革开放向纵深推进”，从战略上定调了“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从政策上突出了“改革开放政策要激活发展动力”。
“今年以来，我国高水平开放工作开局良好，取得明显成效，开放型经济发展呈现出速度快、质量高、举措实、平台强、贡献大等新特点。”商务部研究院副院长崔卫杰接受人民网记者采访时表示，开放的速度更快了，今年1-9月我国对外贸易进出口、出口、进口同比分别增长2.7%、22.7%和22.6%，均为10年来最高水平；今年前三季度，服务贸易进口增速实现疫情以来首次转正；预计全年吸收外资将实现两位数增长，这也将是十年来中国吸收外资首次实现两位数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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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制度型开放新机遇 多措并举稳定外贸
今年7月26日，《海南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正式发布，这是我国跨境服贸领域首张负面清单，体现了更高的开放度、透明度、可预见度。这一制度型开放举措，不仅有助于推动海南自贸港高质量发展，也将进一步激发中国跨境服务贸易潜力，更好地服务于构建新发展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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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9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自由贸易试验区贸易投资便利化改革创新的若干措施》，从提升贸易便利度、提升投资便利度、提升国际物流便利度、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便利度、探索司法对贸易投资便利的保障功能五个方面提出19项具体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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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我国引资规模保持增长，引资结构持续优化，成效好于预期，高新技术和服务业领域外资快速增长，但制造业领域外资增速下降。”崔卫杰表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落实好外资企业国民待遇，吸引更多跨国公司投资，推动重大外资项目加快落地”，这既是我国长期以来重视外资工作的自然延续，也有助于我国进一步推动跨国公司投资中国，特别是有助于推动制造业领域利用外资。与此同时，还强调多措并举稳定外贸，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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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线上平台，线下“窗口”也日益发挥着重要作用。
今年4月，第129届广交会“云”上举办；5月，首届消博会火热进行；9月，2021服贸会在北京举行；11月，“四叶草”绽放，第四届进博会如期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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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克力表示，四大经贸盛会发挥着重要的对外开放窗口功能，对助力我国持续扩大开放起着重要作用：成为中国迈入国际市场和服务国际贸易的桥梁；成为促进内外联通和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枢纽；成为境内外企业和市场要素高效沟通及交流对接的平台。
“随着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推进，四大经贸盛会作用也在逐步得到提升和深化。”朱克力说。（来源：人民网）
【先秦文献的“夏”与《史记》的“夏”真的相同吗？】
《夏本纪》以大禹开篇，并称大禹在舜崩三年后“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国号曰夏后，姓姒氏”。[1]《史记》的这一说法成为当今学者理解夏王朝世系及其时空位置的基础。徐兴海先生指出：
司马迁之前文献记载的中国不是按照朝代的，如《尚书》、《左传》以帝王为线索，如《国语》以国别记述事件，而朝代的概念自《夏本纪》开始，标志着关于中国历史记述的新体例、新篇章，这是司马迁独立思考的新成果。[2]
那么，司马迁这种“独立思考的新成果”是否符合先秦人的观念呢？在《清华简〈楚居〉横空出世，〈史记〉三代框架成疑》这篇文章中，笔者谈到清华简《楚居》、郭店简《穷达以时》以及《帝系》反映出来的历史观念是“夏商并行”。现在，我们进一步来看看《尚书》、《墨子》、《竹书纪年》等先秦文献所理解的“夏”又是否与《史记》一书相符合。
一、《尚书》与《史记》之“夏”的年代学差异
从被先秦文献大量引用的《尚书》来看，被后人称为《虞书》或《唐虞书》的篇章大多被先秦人称为《夏书》。比如，今传本《尧典》本为伏生所传《尚书》二十八篇之一，后被离析为《尧典》和《舜典》两篇。《尧典》的名称，在早期文献引用时并不稳定，如《孟子·万章上》称作《尧典》，《左传·文公十八年》称作《虞书》，《礼记·大学》称为《帝典》，而更多的文献在引用时则称《夏书》。如《左传·昭公十四年》：
（1）《夏书》曰：“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
这条材料可以对应今本《尧典》中皋陶的“作士，五刑有服”。又比如《左传·僖公二十七年》：
（2）《夏书》曰：“赋纳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
这条材料在今本《尧典》中作：“敷奏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由此可见，至少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的观念中，《尧典》被相当部分人视为夏代作品，而不是“五帝”时期作品。《左传》还引用了大量《夏书》佚文。比如：
（3）《夏书》曰：“皋陶迈种德，德乃降。”（《左传·庄公八年》引）
（4）《夏书》曰：“地平天成。”（《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引）
（5）《夏书》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勿使坏。”（《左传·文公七年》引）
（6）《夏书》曰：“念兹在兹，释兹在兹。名言兹在兹，允出兹在兹，惟帝念功。” （《左传·襄公二十一年》引）
（7）《夏书》曰：“念兹在兹。”（《左传·襄公二十三年》引）
（8）《夏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引）
（9）《夏书》曰：“惟彼陶唐，帅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乱其纪纳，乃灭而亡。”又曰：“允出兹在兹，由己率常可矣。”（《左传·哀公六年》引）
（10）《夏书》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龟。”（《左传·哀公六年》引）
以上各条，除第九条的“惟彼陶唐”部分见于古文《尚书》的《胤征》，其他全部见于古文《大禹谟》。此外，古文《大禹谟》中还有几条材料曾被其他先秦文献中所引用，我们也列之如下：
（11）《夏书》有之曰：“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无与守邦。”（《国语·周语上》）
（12）且不唯《泰誓》为然，虽《禹誓》即亦犹是也。禹曰：“济济有从，咸听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称乱。蠢兹有苗，用天之罚。若予既率尔群对诸群，以征有苗。”（《墨子·兼爱下》）
（13）《书》曰：“洚水警余。”（《孟子·滕文公下》）
（14）舜往于田，号泣于旻天。（《孟子·万章上》）
（15）《书》曰：“祗载见瞽瞍，夔夔斋栗，瞽瞍亦允若。”（《孟子·万章上》）
今传古文《尚书》中有一部分材料确有较早的史源，但总体上系后人伪作，这是当今学术界的普遍看法。上面第12条为《墨子》提到的《禹誓》，也被收入古文《大禹谟》。从《墨子》自身记载看，《墨子》所称的《禹誓》可能是今文《尚书》的《甘誓》别本。如《墨子·明鬼下》所引《禹誓》即与今本《甘誓》基本一致。
按《史记》的三代历史年代框架来说，“禹征三苗”属夏代建立前的历史事件，故《十三经》本《尚书》将古文《大禹谟》列入《虞书》，而这些内容均被《左传》视为出自《夏书》。由此可以证明，《左传》或者说《尚书》最早的版本均把尧、舜、禹视为夏代历史人物。如果这点被确认，就意味着《史记》的三代年代框架并不可用，而这无疑将对我国的夏文化探索带来重大变化。
二、《墨子》与《史记》之“夏”的年代学差异
先秦文献多有将“虞、夏、商、周”并称的例子。如《国语·郑语》太史伯说：
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听协风，以成乐物生者也；夏禹能单平水土，以品处庶类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周弃能播殖百谷蔬，以衣食民人者也。其后皆为王公侯伯。[3]
又如《国语·鲁语上》展禽云：
幕，能率颛顼者也，有虞氏报焉。杼，能率禹者也，夏后氏报焉。上甲微，能帅契者，商人报焉。高圉、大王，能帅稷者也，周人报焉。[4]
《左传》也有这种“虞、夏、商、周”并称的现象，如庄公三十二年内史过说：
国之将兴，明神降之，监其德也；将亡，神又降之，观其恶也。故有得神以兴，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左传·庄公三十二年》）
又如成公十三年晋侯使吕相绝秦云：
文公躬擐甲胄，跋履山川，逾越险阻，征东之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诸秦。（《左传·成公十三年》）
基于这些记载，杨向奎教授曾提出有虞氏的历史地位问题[5]，甚至还有学者因此尝试对虞世系进行编制。[6]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左传》、《孟子》、《礼记》等文献里大多都只提“三代”，极少见提“四代”的提法（早期仅见《大戴礼记·四代》等少数文献）[7]。更值得注意的是，《墨子》往往均把尧舜归入三代，这与《尚书》把有关尧、舜的记载称为《夏书》非常相似。如：
（1）故唯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所以王天下、正诸侯者，此亦其法已。（《尚贤中》，《墨子校注》，第75页）[8]
（2）然则富贵为贤以得其赏者，谁也？曰：“若昔者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尚贤中》，《墨子校注》，第78页）
（3）夫爱人利人顺天之意得天之赏者，谁也？曰：“若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天志中》，《墨子校注》，第306页）
（4）何以知贤者之必赏善罚暴也？吾以昔者三代之圣王知之。故昔也三代之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兼爱天下也，从而利之，移其百姓之意焉，率以敬上帝山川鬼神。（《天志下》，《墨子校注》，第320页）
（4）惟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圣王，其始建国营都日，必择国之正坛，置以为宗庙；必择木之修茂者，立以为位菆必。（《明鬼下》，《墨子校注》，第340页）
（5）凡言、凡动，合于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为之；凡言、凡动，合于三代暴王桀纣幽厉者舍之。（《贵义》，《墨子校注》，第686页）
杨宽认为，《墨子》把虞、夏、商、周四代称为“三代”，是“因为三代这一个名词用得太熟了”，“一时改不过口头，所以糊里糊涂的混乱四代为三代”。[9]如果《史记》的古史年代框架确然可信，杨宽所论固然可一说。然而，单就《墨子》一书的内证而言，在《墨子》作者的意识中，似虞夏本就是一代。因此，刘起釪说：
《墨子·明鬼》云：“上者《夏书》，其次商、周之《书》。”《墨子》的《尚贤》、《天志》、《明鬼》、《贵义》诸篇都称尧、舜、禹、汤为三代圣王，把尧舜列在夏代，所以有关尧、舜、禹的篇章都称《夏书》。[10]
三、《竹书纪年》与《史记》的“夏”代时空差异
《竹书纪年》出自战国魏墓，史料价值极高。《史记》有关战国部分的记载问题极大，“清代以来，很多学者利用古本《纪年》校记《史记》战国部分的内容，成效卓著。现在可以说，已经没有人墨守《史记·六国年表》了”。[11]对于夏商历史部分的研究，《竹书纪年》的价值同样不可低估。然而，由于该书原本散失，此后各家整理所得的辑本无不遵从《史记》的三代结构进行所谓“夏代“纪年排列，因此很容易让人误以为《竹书纪年》记载的夏与《史记》一致。然而，检视《竹书纪年》相关记录，可以发现这种预设需要商榷。《史记·殷本纪·集解》引《竹书纪年》说：
汤灭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岁四百九十六年也。[12]
又《夏本纪·集解》引《竹书纪年》说：
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13]
按照《史记》记载的夏商体系来理解《竹书纪年》，则商代积年多于夏代积年。然而，《晋书·束晳传》引《竹书纪年》却说：“夏年多殷。”[14]这说明要么是《竹书纪年》自相矛盾，要么就是《史记》的记载不可信。李学勤教授曾揣测“夏年代殷”有可能是在整理《竹书纪年》的过程中产生的一种看法，而不认为是本文，但事实恐怕并非这么简单[15]。《史记·魏世家·集解》引荀勖语：
和峤云：“《纪年》起自黄帝，终于魏之今王。”[16]
而杜预《左传·后序》言：
《纪年篇》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17]
又《晋书·束皙传》云：
《纪年》十三篇，记夏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18]
可见，《竹书纪年》所称的夏代纪年是以黄帝为开端的，这与《史记》记录的以禹为开端的夏代大不相同。又《路史·发挥》卷三引《竹书纪年》云：“黄帝至禹，为世三十。”[19]《说文·卅部》有“三十年为一世”之说[20]，可见，就《竹书纪年》的内证而言，“夏年多殷”之说是可以成立的。《竹书纪年》多记有昌意、颛顼、尧、舜等事。如《山海经·海内经》郭璞注：
《竹书》云：“昌意降居若水，产帝乾荒。”[21]
《大荒西经》郭璞注：
《竹书》曰：“颛顼产伯鲧，是维若阳，居天穆之阳。”[22]
《海内南经》郭璞注：
《竹书》亦曰：“后稷放帝朱于丹水。” [23]
《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括地志》：
《竹书》云：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24]
五帝被《竹书纪年》视为夏代人物
同书又说：
《竹书》云：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25]
《广弘明集》卷十一：
《汲冢竹书》云：“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26]
《北堂书钞》卷十七：
《纪年》云：命咎陶作刑。[27]
上引诸条均为唐代及其以前文献提到的《竹书纪年》遗文。根据这些材料可以发现，《竹书纪年》和《尚书》、《左传》、《墨子》等先秦文献一样，均把尧、舜、禹甚至黄帝视为夏代人物，换句话说，先秦人观念中的夏与司马迁观念中的“夏”存在极大差异。按先秦人的眼光来看，夏的年代应以黄帝为开端，至于其结尾在哪里，我们且留到讨论《史记·夏本纪》为什么不记载“后羿代夏”这一重大事件时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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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本纪》以大禹开篇，并称大禹在舜崩三年后“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国号曰夏后，姓姒氏”。[1]《史记》的这一说法成为当今学者理解夏王朝世系及其时空位置的基础。徐兴海先生指出：
司马迁之前文献记载的中国不是按照朝代的，如《尚书》、《左传》以帝王为线索，如《国语》以国别记述事件，而朝代的概念自《夏本纪》开始，标志着关于中国历史记述的新体例、新篇章，这是司马迁独立思考的新成果。[2]
那么，司马迁这种“独立思考的新成果”是否符合先秦人的观念呢？在《清华简〈楚居〉横空出世，〈史记〉三代框架成疑》这篇文章中，笔者谈到清华简《楚居》、郭店简《穷达以时》以及《帝系》反映出来的历史观念是“夏商并行”。现在，我们进一步来看看《尚书》、《墨子》、《竹书纪年》等先秦文献所理解的“夏”又是否与《史记》一书相符合。
一、《尚书》与《史记》之“夏”的年代学差异
从被先秦文献大量引用的《尚书》来看，被后人称为《虞书》或《唐虞书》的篇章大多被先秦人称为《夏书》。比如，今传本《尧典》本为伏生所传《尚书》二十八篇之一，后被离析为《尧典》和《舜典》两篇。《尧典》的名称，在早期文献引用时并不稳定，如《孟子·万章上》称作《尧典》，《左传·文公十八年》称作《虞书》，《礼记·大学》称为《帝典》，而更多的文献在引用时则称《夏书》。如《左传·昭公十四年》：
（1）《夏书》曰：“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
这条材料可以对应今本《尧典》中皋陶的“作士，五刑有服”。又比如《左传·僖公二十七年》：
（2）《夏书》曰：“赋纳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
这条材料在今本《尧典》中作：“敷奏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由此可见，至少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的观念中，《尧典》被相当部分人视为夏代作品，而不是“五帝”时期作品。《左传》还引用了大量《夏书》佚文。比如：
（3）《夏书》曰：“皋陶迈种德，德乃降。”（《左传·庄公八年》引）
（4）《夏书》曰：“地平天成。”（《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引）
（5）《夏书》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勿使坏。”（《左传·文公七年》引）
（6）《夏书》曰：“念兹在兹，释兹在兹。名言兹在兹，允出兹在兹，惟帝念功。” （《左传·襄公二十一年》引）
（7）《夏书》曰：“念兹在兹。”（《左传·襄公二十三年》引）
（8）《夏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引）
（9）《夏书》曰：“惟彼陶唐，帅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乱其纪纳，乃灭而亡。”又曰：“允出兹在兹，由己率常可矣。”（《左传·哀公六年》引）
（10）《夏书》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龟。”（《左传·哀公六年》引）
以上各条，除第九条的“惟彼陶唐”部分见于古文《尚书》的《胤征》，其他全部见于古文《大禹谟》。此外，古文《大禹谟》中还有几条材料曾被其他先秦文献中所引用，我们也列之如下：
（11）《夏书》有之曰：“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无与守邦。”（《国语·周语上》）
（12）且不唯《泰誓》为然，虽《禹誓》即亦犹是也。禹曰：“济济有从，咸听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称乱。蠢兹有苗，用天之罚。若予既率尔群对诸群，以征有苗。”（《墨子·兼爱下》）
（13）《书》曰：“洚水警余。”（《孟子·滕文公下》）
（14）舜往于田，号泣于旻天。（《孟子·万章上》）
（15）《书》曰：“祗载见瞽瞍，夔夔斋栗，瞽瞍亦允若。”（《孟子·万章上》）
今传古文《尚书》中有一部分材料确有较早的史源，但总体上系后人伪作，这是当今学术界的普遍看法。上面第12条为《墨子》提到的《禹誓》，也被收入古文《大禹谟》。从《墨子》自身记载看，《墨子》所称的《禹誓》可能是今文《尚书》的《甘誓》别本。如《墨子·明鬼下》所引《禹誓》即与今本《甘誓》基本一致。
按《史记》的三代历史年代框架来说，“禹征三苗”属夏代建立前的历史事件，故《十三经》本《尚书》将古文《大禹谟》列入《虞书》，而这些内容均被《左传》视为出自《夏书》。由此可以证明，《左传》或者说《尚书》最早的版本均把尧、舜、禹视为夏代历史人物。如果这点被确认，就意味着《史记》的三代年代框架并不可用，而这无疑将对我国的夏文化探索带来重大变化。
二、《墨子》与《史记》之“夏”的年代学差异
先秦文献多有将“虞、夏、商、周”并称的例子。如《国语·郑语》太史伯说：
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听协风，以成乐物生者也；夏禹能单平水土，以品处庶类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周弃能播殖百谷蔬，以衣食民人者也。其后皆为王公侯伯。[3]
又如《国语·鲁语上》展禽云：
幕，能率颛顼者也，有虞氏报焉。杼，能率禹者也，夏后氏报焉。上甲微，能帅契者，商人报焉。高圉、大王，能帅稷者也，周人报焉。[4]
《左传》也有这种“虞、夏、商、周”并称的现象，如庄公三十二年内史过说：
国之将兴，明神降之，监其德也；将亡，神又降之，观其恶也。故有得神以兴，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左传·庄公三十二年》）
又如成公十三年晋侯使吕相绝秦云：
文公躬擐甲胄，跋履山川，逾越险阻，征东之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诸秦。（《左传·成公十三年》）
基于这些记载，杨向奎教授曾提出有虞氏的历史地位问题[5]，甚至还有学者因此尝试对虞世系进行编制。[6]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左传》、《孟子》、《礼记》等文献里大多都只提“三代”，极少见提“四代”的提法（早期仅见《大戴礼记·四代》等少数文献）[7]。更值得注意的是，《墨子》往往均把尧舜归入三代，这与《尚书》把有关尧、舜的记载称为《夏书》非常相似。如：
（1）故唯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所以王天下、正诸侯者，此亦其法已。（《尚贤中》，《墨子校注》，第75页）[8]
（2）然则富贵为贤以得其赏者，谁也？曰：“若昔者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尚贤中》，《墨子校注》，第78页）
（3）夫爱人利人顺天之意得天之赏者，谁也？曰：“若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天志中》，《墨子校注》，第306页）
（4）何以知贤者之必赏善罚暴也？吾以昔者三代之圣王知之。故昔也三代之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兼爱天下也，从而利之，移其百姓之意焉，率以敬上帝山川鬼神。（《天志下》，《墨子校注》，第320页）
（4）惟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圣王，其始建国营都日，必择国之正坛，置以为宗庙；必择木之修茂者，立以为位菆必。（《明鬼下》，《墨子校注》，第340页）
（5）凡言、凡动，合于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为之；凡言、凡动，合于三代暴王桀纣幽厉者舍之。（《贵义》，《墨子校注》，第686页）
杨宽认为，《墨子》把虞、夏、商、周四代称为“三代”，是“因为三代这一个名词用得太熟了”，“一时改不过口头，所以糊里糊涂的混乱四代为三代”。[9]如果《史记》的古史年代框架确然可信，杨宽所论固然可一说。然而，单就《墨子》一书的内证而言，在《墨子》作者的意识中，似虞夏本就是一代。因此，刘起釪说：
《墨子·明鬼》云：“上者《夏书》，其次商、周之《书》。”《墨子》的《尚贤》、《天志》、《明鬼》、《贵义》诸篇都称尧、舜、禹、汤为三代圣王，把尧舜列在夏代，所以有关尧、舜、禹的篇章都称《夏书》。[10]
三、《竹书纪年》与《史记》的“夏”代时空差异
《竹书纪年》出自战国魏墓，史料价值极高。《史记》有关战国部分的记载问题极大，“清代以来，很多学者利用古本《纪年》校记《史记》战国部分的内容，成效卓著。现在可以说，已经没有人墨守《史记·六国年表》了”。[11]对于夏商历史部分的研究，《竹书纪年》的价值同样不可低估。然而，由于该书原本散失，此后各家整理所得的辑本无不遵从《史记》的三代结构进行所谓“夏代“纪年排列，因此很容易让人误以为《竹书纪年》记载的夏与《史记》一致。然而，检视《竹书纪年》相关记录，可以发现这种预设需要商榷。《史记·殷本纪·集解》引《竹书纪年》说：
汤灭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岁四百九十六年也。[12]
又《夏本纪·集解》引《竹书纪年》说：
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13]
按照《史记》记载的夏商体系来理解《竹书纪年》，则商代积年多于夏代积年。然而，《晋书·束晳传》引《竹书纪年》却说：“夏年多殷。”[14]这说明要么是《竹书纪年》自相矛盾，要么就是《史记》的记载不可信。李学勤教授曾揣测“夏年代殷”有可能是在整理《竹书纪年》的过程中产生的一种看法，而不认为是本文，但事实恐怕并非这么简单[15]。《史记·魏世家·集解》引荀勖语：
和峤云：“《纪年》起自黄帝，终于魏之今王。”[16]
而杜预《左传·后序》言：
《纪年篇》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17]
又《晋书·束皙传》云：
《纪年》十三篇，记夏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18]
可见，《竹书纪年》所称的夏代纪年是以黄帝为开端的，这与《史记》记录的以禹为开端的夏代大不相同。又《路史·发挥》卷三引《竹书纪年》云：“黄帝至禹，为世三十。”[19]《说文·卅部》有“三十年为一世”之说[20]，可见，就《竹书纪年》的内证而言，“夏年多殷”之说是可以成立的。《竹书纪年》多记有昌意、颛顼、尧、舜等事。如《山海经·海内经》郭璞注：
《竹书》云：“昌意降居若水，产帝乾荒。”[21]
《大荒西经》郭璞注：
《竹书》曰：“颛顼产伯鲧，是维若阳，居天穆之阳。”[22]
《海内南经》郭璞注：
《竹书》亦曰：“后稷放帝朱于丹水。” [23]
《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括地志》：
《竹书》云：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24]
五帝被《竹书纪年》视为夏代人物
同书又说：
《竹书》云：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25]
《广弘明集》卷十一：
《汲冢竹书》云：“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26]
《北堂书钞》卷十七：
《纪年》云：命咎陶作刑。[27]
上引诸条均为唐代及其以前文献提到的《竹书纪年》遗文。根据这些材料可以发现，《竹书纪年》和《尚书》、《左传》、《墨子》等先秦文献一样，均把尧、舜、禹甚至黄帝视为夏代人物，换句话说，先秦人观念中的夏与司马迁观念中的“夏”存在极大差异。按先秦人的眼光来看，夏的年代应以黄帝为开端，至于其结尾在哪里，我们且留到讨论《史记·夏本纪》为什么不记载“后羿代夏”这一重大事件时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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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株洲电竞选手：有人黯然退出 有人辗转多队仍坚持】
策划/李卉 执行/株洲晚体记者 温琳
在11月7日凌晨结束的《英雄联盟》S11全球总决赛上，来自中国LPL联赛的EDG战队，以3:2战胜了卫冕冠军韩国DK战队，夺得了世界赛冠军，引发广大年轻人和游戏玩家的狂欢。
就在S11决赛开打前一天，杭州亚组委公布了杭州亚运会电子竞技小项设置，《英雄联盟》《王者荣耀(亚运版)》《和平精英(亚运版)》《炉石传说》等8个项目入选。
从最初的被误解，如今电子竞技已经发展成年轻人心中特殊的文化符号，不再是公众认知中的“玩玩游戏而已”。电竞职业也从边缘地位走向台前。
湖南作为中国电子竞技的一块沃土，诞生了众多知名电竞选手，仅株洲就走出“SMLZ”韩金、“诺夏”胡振威等。他们踏入电子竞技行业时，大多不到20岁，因为一份热爱，只身前往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他们付出了怎样的努力，又遭遇过怎样的艰辛，记者一一揭秘。
大部分职业选手16岁之前就入行了
11月8日晚，记者在天元区某奶茶店见到雷嘉豪。他戴着黑框眼镜，身穿深蓝色运动服，有些拘谨。谈吐斯文的他，刚坐下便说对不起，来得有点晚了，一个典型理科男的形象，很难把他跟赛场上杀伐决断的电竞选手联系在一起。
1998年出生的雷嘉豪，出生在湖南常德，目前是湖南工业大学新能源材料与器件专业的一名研究生。与大多数“95后”孩子一样，他从小学开始接触游戏，尤其喜欢MOBA类游戏（即多人在线战术竞技游戏），从最开始的《魔兽争霸3》，到《DOTA》，再到《英雄联盟》。
16岁时，雷嘉豪考上湖南工业大学，当时他迷上《英雄联盟》，段位一度达到王者级别。到了大二，得知知名电子竞技战队LGD招替补，他向学校申请了休学，收拾了几件衣物，只身坐火车前往上海试训。
“去上海前，我跟父母打了电话，说要去追求电竞梦。”雷嘉豪说，父母见他已经拿定主意，没有反对，但也没有表示支持。
“试训很成功。”雷嘉豪回忆，他随机和四人搭档，在LPL储备联赛上十战九胜，甚至在几场比赛中，碾压了职业选手，成功被LGD俱乐部《英雄联盟》教练看中，进入了一线队，开始了电竞生涯。而大部分职业选手16岁之前就入行了，他算比较晚的。
与雷嘉豪直接进入LPL的顺风顺水相比，同样从株洲走出来的知名电竞选手“SMLZ”韩金、“诺夏”胡振威等人的电竞之路相对波折。其中，韩金17岁便从市四中休学，直接来到上海，从业余队开始打，后来进入知名电竞俱乐部WE的青训队，凭借出色的发挥，帮助战队获得《英雄联盟》次级联赛冠军，成功跻身LPL联赛。
努力是基础
还需天赋和运气
雷嘉豪尽管有一个好的开始，但他只坚持了半年。“那半年是我人生中最努力的半年。”雷嘉豪说，尽管如此，作为替补的他，在LGD的半年里，没有在LPL的赛场上登场过。
“打职业并不是你努力就可以的，还需要天赋和运气。”雷嘉豪自认为天赋一般，入行也较晚。另一方面，2016年，LGD在当时的LPL联赛是一支豪门战队，队内拥有世界赛MVP的“Marin”、国内一线中单“GodV”、知名打野选手“TBQ”，哪怕辅助位置的“Pyl”，也是国内一线。雷嘉豪承认自己的实力与当时LGD首发队员有一定差距，甚至在替补队员里，他的实力也不是最顶尖的。队友在《英雄联盟》韩国服务器的游戏段位达到了最高等级的最强王者，而他一直在大师段位徘徊，段位始终上不去。
“如果不是热爱，我早就坚持不下去了。”当雷嘉豪把爱好变成职业，游戏也逐渐暴露出它作为“运动”的另一面：艰苦、枯燥。一周七天，关在别墅里，每天超过12小时的高强度训练，新战术演练、团队磨合、模拟对手进行战术对抗……“从早到晚，都是玩这一个游戏，以前只是娱乐，现在必须认真、努力，如果不拼，有很多人等着代替你。”雷嘉豪坦言，他当时每天都承受着被淘汰的压力。
其实，雷嘉豪是有机会登上LPL舞台的。他告诉记者，有段时间，队内首发辅助受伤了，教练要他上场，考虑到自己准备得还不充分，他拒绝了，最终教练派了其他位置的选手登场，从此失去了登上LPL舞台的机会。
很多人退役时依旧默默无闻
谈及电竞职业选手的薪水，雷嘉豪说，这与选手所在的项目以及选手的游戏水平、知名度是挂钩的。
以热门的《英雄联盟》游戏为例，像雷家豪这样处在底层的选手，每月6000元至5万元不等，知名选手的年薪可以突破百万，顶级明星选手的年薪可能直接达到千万，但那是凤毛麟角的存在。
因觉得自己打不上首发，雷嘉豪坚持了半年左右便选择了离开，“教练推荐我去低级别的战队再试试，我没有去，想休息一段时间，考虑考虑自己的未来。”
离开LGD俱乐部后，雷嘉豪像很多退役职业选手一样，在网络平台做游戏直播。他也找过其他工作，但都有学历要求，而他只有高中文凭。
最终，雷嘉豪回到了学校，游戏则回归成爱好。他继续着一度中断的大学生涯，今年还考上本校研究生，“我希望自己以后能够走上科研之路。”
记者了解到，知名选手退役后绝大多数成了网络主播，每天直播着自己的游戏日常；对游戏理解较好的则成为分析师、教练、游戏解说。如同雷嘉豪，大部分职业选手退役后，选择回归正常生活，尽管付出的努力并不少，他们却并没有享受多少红利，很多人打职业时默默无闻，退役时依旧默默无闻，然后转行到其他行业，消失在人海中。
“SMLZ”韩金仍旧在坚持，已经25岁的他，最近几年辗转多家战队，今年转会至LPL联盟中下游的UP战队。他仍然保持着良好的竞技状态，不过最终没有进季后赛。对于明年是否还能出现在LPL赛场上，他很迷茫，可能明年就会有新人代替了他，他的世界冠军梦似乎越来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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