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强制执行法草案# 亮点多多，相比现行执行制度有许多进步。
被执行人是单位的，被采取限制消费措施后，现行执行制度中对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采取限制消费措施，没有写进民事强制执行法草案。（个人理解，法院执行能力得到加强，这项扩大化执行措施不再采用。）

#罗永浩# #罗永浩回应被股东申请执行# 针对青岛金石灏汭投资有限公司与罗永浩合同争议仲裁一案，北京仲裁委员会于2021年3月19日作出（2021）京仲裁字第0742号裁决。该裁决生效后，罗永浩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青岛金石灏汭投资有限公司于2021年4月6日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该院于4月12日立案执行。执行中，申请执行人青岛金石灏汭投资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罗永浩达成执行和解协议，需要长期履行。2021年12月24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1）京01 执495号之二裁定书，裁定“终结北京仲裁委员会（2021）京仲裁字第0742号裁决书的执行。”

针对浙江海宁嘉慧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罗永浩合同争议仲裁一案，北京仲裁委员会于2021年3月19日作出（2021）京仲裁字第0793号裁决。该裁决生效后，罗永浩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浙江海宁嘉慧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于2021年4月13日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4月19日立案执行。2021年12月24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1）京01执544号之二执行裁定书，因双方达成执行和解协议，需要长期履行，裁定终结执行。

近日，上述两个终结执行的案件恢复执行，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罗永浩本人出面澄清“这笔债务已经支付完了，法院恢复执行是为了结案程序”。为什么终结执行的案件，还可以恢复执行？在执行过程中，具体有哪些结案方式？笔者给大家分析下执行阶段常见的几种结案方式。

一 结案方式总论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案件立案、结案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十四条的规定，除执行财产保全裁定、恢复执行的案件外，其他执行实施类案件的结案方式包括：执行完毕、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终结执行、销案、不予执行、驳回申请六种结案方式。其中执行完毕指的是：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执行内容，经被执行人自动履行、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已全部执行完毕，或者是当事人达成执行和解协议，且执行和解协议履行完毕，就可以以“执行完毕”方式结案。如果被执行人提出管辖异议，经审查异议成立，将案件移送有管辖权的法院或申请执行人撤回申请的；或者发现其他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已经立案在先的；受托法院报经高级人民法院同意退回委托的，这些案件可以以“销案”方式结案。对于被执行人对仲裁裁决或公证债权文书提出不予执行申请，经人民法院审查，裁定不予执行的，以“不予执行”方式结案。执行实施案件立案后，经审查发现不符合执行案件受理条件，裁定驳回申请的，以“驳回申请”方式结案。以上简单介绍了执行完毕、销案、不予执行、驳回申请四种结案方式，还剩终结本次执行程序与终结执行这两种结案方式，这两种结案方式需要详细分析。

二终结执行

根据《关于执行案件立案、结案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十七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以“终结执行”方式结案：（一）申请人撤销申请或者是当事人双方达成执行和解协议，申请执行人撤回执行申请的；（二）据以执行的法律文书被撤销的；（三）作为被执行人的公民死亡，无遗产可供执行，又无义务承担人的；（四）追索赡养费、扶养费、抚育费案件的权利人死亡的；（五）作为被执行人的公民因生活困难无力偿还借款，无收入来源，又丧失劳动能力的；（六）作为被执行人的企业法人或其他组织被撤销、注销、吊销营业执照或者歇业、终止后既无财产可供执行，又无义务承受人，也没有能够依法追加变更执行主体的；（七）依照刑法第五十三条规定免除罚金的；（八）被执行人被人民法院裁定宣告破产的；（九）行政执行标的灭失的；（十）案件被上级人民法院裁定提级执行的；（十一）案件被上级人民法院裁定指定由其他法院执行的；（十二）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委托执行若干问题的规定》，办理了委托执行手续，且收到受托法院立案通知书的；（十三）人民法院认为应当终结执行的其他情形。

从上述规定可知，罗永浩一案当初之所以会以“终结执行”方式结案，就是因为适用了本条款第一项，当事人双方达成了长期和解协议。如果罗永浩全部履行完毕，就应以“执行完毕”方式结案；如果经法院查控罗永浩无财产可供执行，并且他本人也没达成分期履行的意愿及能力，应以“终结本次执行程序”方式结案，只有在罗永浩被强制执行时没有财产可供执行，但他有意愿及能力分期履行且与申请执行人达成长期履行的和解协议，这种情况即以“终结执行”方式结案。以这样方式结案，可以给申请执行人吃颗“定心丸”，因为一旦被执行人未按和解协议约定履行或不完全履行，申请执行人可以向法院申请恢复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罗永浩将和解协议约定的义务全部履行完毕时，该案在法院内部系统已经以“终结执行”方式报结，只能先以恢复执行案件立案，案件重启执行后再以“执行完毕”结案。

三 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当法院穷尽财产查控手段、申请执行人提供不出被执行人的财产线索、被执行人自己也未申报财产，通过上述三种途径均未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的财产或发现的财产无法处置，那么此类案件应以“终结本次执行程序”方式结案。这样结案的好处是可以让执行法官缓解结案压力，还可以让此类案件以暂停方式存续，后续发现被执行人有财产可供执行，法官可以依职权或依当事人申请随时重启，使该案再次进入执行状态。

认定被执行人无财产可供执行，需要法院必须穷尽财产查控手段。例如，法院应当向银行业金融机构查询银行存款，向有关房地产管理部门查询房地产登记，向法人登记机关查询股权，向有关车管部门查询车辆等手段；如果被执行人是自然人的，应当向被执行人所在单位及居住地周边群众调查了解被执行人的财产状况或财产线索，包括被执行人的经济收入来源、被执行人到期债权等；还要通过最高人民法院的全国法院网络执行查控系统（总对总）和执行法院所属高级人民法院的“点对点”网络执行查控系统完成相应调查事项。

无财产可供执行可能好理解，但可能大家不太明白，为什么有些财产明明存在却无法执行，而最终只能以“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结案呢？执行实践中，集体土地上的房屋，土地权属往往存在未登记或错登记或土地使用权证由村里统一保管，对于这类性质的房地产是否可以执行仍有争议。尽管申请执行人经常能提供被执行人的机动车辆信息，但机动车辆流动性大难以实际控制，法院只能查封车辆致其无法过户、年检，而有幸扣押的车辆变现率又极低。在执行被执行人的唯一住房时被执行人情绪容易激动，如果被执行人还有要扶养的家属更易引发信访，考虑社会稳定因素，执行法官往往只能查封却无法实际控制导致处置难，此类案件只能以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结案。

四 中止执行与暂缓执行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三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中止执行的情形包括：申请人表示可以延期执行的；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确有理由的异议的；作为一方当事人的公民死亡，需要等待继承人继承权利或者承担义务的；作为一方当事人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终止，尚未确定权利义务承受人等情况。中止执行的情形消失后，应当恢复执行。由此可见，中止执行是在执行过程中遇到了特殊情况，将执行进程按下暂停键但并非结案方式，当中止事由消失后，还应当继续执行。而终结本次执行程序与终结执行均是暂时退出执行程序的结案方式，帮助法院提升结案率指标。

所谓暂缓执行，即在执行中，被执行人向人民法院提供担保，并经申请执行人同意，人民法院可以决定暂缓执行及暂缓执行的期限。被执行人逾期仍不履行的，人民法院有权执行被执行人的担保财产或者担保人的财产。暂缓执行是暂时拖延执行程序，是被执行人的缓兵之计，在保留之前的执行结果的前提下，提供一定的担保。暂缓执行的期限应当与担保期限一致，最长不有超过一年。被执行人或者担保人对担保的财产在暂缓执行期间有转移、隐藏、变卖、毁损等行为的，人民法院可以恢复强制执行。
律师建议：在司法实践中应明晰执行完毕、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终结执行、销案、不予执行、驳回申请六种结案方式的区分，当事人如果发现结案方式不符合法定程序，应及时提出执行异议，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襄阳发布典型案例！涉及这些方面！】近年来，襄阳两级法院努力增强市场主体的法治获得感，秉承“人人都是营商环境建设者，案案都是营商环境试金石”的理念，在实际办案中进行了积极、有益探索，并释放出突出成效和效果，现将部分典型案例予以发布。

案例1：襄阳中院巧执“连环案”、破解债务僵局 ，助企脱困解难

【基本案情】2014年12月，襄阳鸿明公司因襄阳虹景公司、某公司等六被告逾期无力偿还借款向襄阳中院申请强制执行。执行发现，某公司是深圳工业园的一家规模企业，具备较强的锻造加工能力，该公司在2013年借用飞环公司房产进行抵押，两公司签订了20年厂房无偿互换使用协议。2016年起，某公司由白某实际控制，并成立金伦公司继续使用某公司的相关场地进行锻造业加工。因某公司不能还款，汉口银行也申请襄阳中院对飞环公司抵押房产进行拍卖处置。同时，案外人南通六建公司提出，其在金伦公司尚有200多万元的建筑工程款未偿付，要求按建筑工程款优先权进行处理。

为破解执行僵局，襄阳中院因案施策，首先与债权人南通六建公司沟通协调，将200余万元的工程款以70万元的现金和80万元的股权达成和解；同时考虑到金伦公司涉及利益损失较大，办案人员多次组织各方调解，并于2021年4月20日联合深圳工业园办事处政法办、派出所等部门进行调解，最终促成金伦公司与襄阳鸿明公司签订新的租赁合同，金伦公司从襄阳鸿明公司继续租赁使用案涉房产，从签字当日起定期向襄阳鸿明公司交纳使用厂房租金，至此，困扰多家企业的债务链条迎刃而解。

【典型意义】在上述案件执行中，办案法官多次走访调查被执行人经营状态和困难原因，充分听取各方利益的关切点，在此基础上，并案执行，统盘施策，多方联动，倾情助力，一棋走活，满盘皆赢，既确保了金伦公司的生产经营不受影响，也使得襄阳鸿明公司的债权得以实现，实现了多方利益的最大化。

案例2：襄阳中院妥处行政处罚、助力新兴产业，彰显司法温度和热度

【基本案情】东风出行APP系东风汽车集团公司开发的一款网络打车软件，东风电动车辆股份有限公司襄阳分公司是东风出行APP在襄阳市的网络预约出租车经营者（即网约车平台公司），系拓展城市管理、方便市民出行的“智行隆中”项目。市某行政机关认定，该公司通过东风出行APP提供服务未取得《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违反相关规定，遂按查明的派单服务车辆，每次顶格处罚3万元，累计罚款140余万元。襄阳中院受理被处罚公司上诉案后，围绕既亲商、护商、安商，又兼顾维护行政执法公信力的理念，深入市场调研后，认为该系列案涉及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属于新兴产业。后经协调，双方和解，由每案罚款3万元变更为1.5万元，该系列案争议得到妥善化解。

【典型意义】襄阳中院在处理涉企各类案件中，充分进行涉企经济影响评估，本案中，既注重保护新兴产业在襄阳市的落户发展，又有序引导企业规范合法经营，并兼顾行政执法公信力，用个案累积公开、公平、公正的法治化营商环境，助力企业健康顺利发展。

案例3：襄州法院内外发力、精准施策，护航企业顺利战略重组

【基本案情】襄阳九州汽车有限公司是襄阳市打造国家新能源汽车之都的重点招商引资项目。该项目于2016年11月开工建设， 9月建成投入生产，同时完成资质迁址、产品公告。自投产以来，基于扩产提能，企业流动资金出现暂时困难，先后有30余家供应商向襄州法院提起诉讼，诉讼标的达3100余万元。襄州法院在办案中了解到，该企业正在与中车城市交通有限公司洽谈战略重组，引进先进的新能源汽车智能化集成系统，若就案办案，则不利于保障企业战略重组和债权人权益的充分实现。襄州法院遂成立专门审执专班，将涉企案件集中归类，因案施策，以调促稳、以调护企，向30余家零部件供应商介绍该公司经营前景，组织各方多轮协商，最终促成该公司与30余家供应商达成和解。在此基础上，襄州法院趁热打铁，积极穿针引线，促使该公司与案内案外共208家供应商达成债务和解并已按协议履行了4458万元的债务。

【典型意义】本案中，因襄阳九州汽车有限公司案涉208家供应商利益，襄州法院加强诉源治理，把非诉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充分了解各方诉求，既最大限度降低了诉讼活动对企业正常经营的不利影响，促成企业完成战略重组，又切实维护供应商的合法权益，实现了政治效果、社会效果、法律效果的高度统一。该案创新了涉企债务风险“案内外一揽子”化解方案，同时主动修复企业信用，助其战略重组，破茧重生，债权人受偿有了保障。

案例4：宜城法院“打通梗阻”、“并案施策”助多企脱困

【基本案情】申请人襄阳楚台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楚台公司）与被执行人襄阳楚兴隆泰新型建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楚兴隆泰公司）租赁合同执行案，楚台公司于2022年3月7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要求被执行人返还厂房、办公室、宿舍等。

该案进入执行程序后，宜城法院迅速启动涉企案件经济影响评估，对楚兴隆泰公司现状展开全面评估。经调查发现，楚台公司于2016年将涉案土地和厂房出租给楚兴隆泰公司生产新型材料，楚兴隆泰公司为此花巨资购置了生产设备。租赁期届满后，经法院调解，楚兴隆泰公司应于5月15日前腾退。与此同时，楚兴隆泰公司因为欠葛洲坝宜城水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葛洲坝公司）水泥款1600余万元，楚台公司在240万元范围内、楚兴隆泰公司实际出资人在1000万元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等三案均未履行，涉案土地、厂房、设备等资产已被襄阳中院查封。期间，楚兴隆泰公司因经营陷入困境，该公司又将租赁的土地、厂房和自有设备转租给了案外企业襄阳鑫煜新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煜新公司），鑫煜新公司目前运营良好。除此之外，楚台公司还与另一自然人刘某有1件50万元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和1件诉讼费案件也进入了执行阶段。而这六起关联性极强的案件可供执行的财产均指向价值有限的案涉土地、房产和设备。如果法院启动强制腾退程序，则楚兴隆泰公司投入的生产设备将因拆卸大幅贬值，而运营势头良好的鑫煜新公司也会因此停产、违约面临倒闭。

宜城法院经审慎评估，以申请执行人葛洲坝公司所涉案件为突破口，通过不懈努力，促使涉案当事人和案外公司开展协商谈判。最终楚台公司同意不再申请强制腾退，继续将其土地、厂房租赁给楚兴隆泰公司使用；楚兴隆泰公司与鑫煜新公司重新达成生产线承包协议，承包金分别用于偿还葛洲坝公司欠款、支付楚台公司租金，而楚台公司则用所得土地租金分期偿还刘某借款，八年后所涉债务全部还清。至此，涵盖3家涉案企业、5个涉案当事人、1家案外公司的六件执行案件以执行和解的方式完美收官，化解不良债务1700余万元，结案标的额达3000余万元。

【典型意义】此案是人民法院落实涉企案件经济影响评估制度，服务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为企业保驾护航的典型执行案例。案件办理过程中，执行法院充分运用涉企案件经济影响评估制度，对案件进行综合分析、精准研判，通过深入调查、多方走访，采取灵活有效措施，制定最优执行方案，积极促成执行和解，将审慎、善意、文明、共赢执行理念贯穿于整个执行过程。

案例5:樊城法院发挥“涉企绿色通道”功能，多元、高效化解涉企纠纷

【基本案情】2013年7月22日，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襄阳高新技术产业支行（以下简称工行高新支行）与某汽车零部件公司签订《国内保理业务合同》，因该公司拖欠银行借款本金23843896.46元及相应利息未付，工行高新支行追索未果，遂向樊城法院提起诉讼。收案后，樊城法院迅速对此案进行涉企经济影响评估，了解到某汽车零部件公司正处于转型升级关键期，资金紧张，无法一次性还清借款，如直接立案，可能影响该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且工行高新支行也将预付高达16万元的诉讼费。为降低司法活动对企业的负面影响，樊城法院多次与工行高新支行沟通，最终其同意暂缓立案并进行诉前调解。樊城法院遂将该案移送至襄阳市金融消费保护与纠纷调解中心进行调解。经反复协商，工行高新支行与某汽车零部件公司于2021年11月12日达成调解协议。协议中，双方确认了欠款金额，约定分7期按照先本后息的方式于2023年12月31日前偿还全部本息，并对担保责任进行了约定。2021年11月17日，樊城法院出具民事裁定书对调解协议进行了司法确认。

【典型意义】本案标的额超千万元，某汽车零部件公司质押物、抵押物众多，既包括应收账款，也包括其生产必需的各类机器设备等，如处理不当，将直接影响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和辖区金融稳定。为维护金融债权安全、保障民营企业生存发展，樊城法院在受理案件初期迅速进行了涉企案件经济影响评估，主动引导当事人开展诉前调解并联合调解中心多次协调双方利益，五日内即促成双方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提高了办案效率，有效降低了当事人的时间、人力和诉讼成本，既依法维护了金融债权，又化解了民营企业的债务风险，为其产业升级留下充足空间，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