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郑州读懂最早中国#【“九问溯源 奋楫笃行”第一问 8000多年前石磨盘藏着什么惊天之谜?】
编者按
在中华文明的初创时期，没有哪一个地区的文明比郑州更丰富，没有哪一个地区的文明比郑州更系统，没有哪一个地区像郑州一样文明发展从未断线，从氏族时代跨入古国时代、又从古国时代跨进王国时代，一步一个脚印地完成了中华文明的奠基。
读懂最早中国，从郑州开始。
今日起，正观新闻特别推出“行走郑州 读懂最早中国”系列报道，让我们一起行走郑州，追溯文明起源，读懂最早中国!
3月22日，春分时节，光景明媚。我们踏上了九问溯源的第一站——新郑。黄帝故里，寻根圣地，悬灯结彩，正在为盛典做着最后准备。作为海内外炎黄子孙共同的精神家园，每年“三月三”，全球华人的目光都会聚焦到这里。
这是我们引以为傲的五千年文明之初始!无论是传说中的黄帝时期的故事，史学中的五帝时代的记载，还是考古学中的仰韶文化时期的实证，都从不同层面诠释丰富着人文初祖黄帝的伟大形象，让那段文明初创时期充盈着温润和光泽。
黄帝时期之前的先民是怎么生活的?黄帝时期的丰功伟业是如何奠基的?谜题，从半个多世纪前新郑裴李岗村农民平整土地时翻出来的石磨盘开启。我们通过走访博物馆馆长、讲解员、考古人员、遗址所在地村民，以及相关专家学者，拼图式去了解8000多年前的秘密。
郑报全媒体记者 苏瑜
从搓衣板到文化馆，石磨盘进京惊动“大人物”
“20世纪50年代初，新郑裴李岗村的农民们在平整土地时总是挖出形状奇特的石磨盘、石磨棒，对文物没有太多概念的他们，就把这些东西留在家里当搓衣板用。到1969年冬，当地文化馆已经收集了20多件石磨盘、石磨棒，但是并不清楚具体出土位置和年代。”新郑市博物馆馆长杜平安介绍说，裴李岗遗址的发现不是一帆风顺的，是许许多多文物工作者面对困难困惑始终不服输不退却，才最终揭开它的神秘面纱。
1972年《河南日报》在《我省出土的历史文物介绍》中刊登了“原始社会晚期的石碾盘和石棒”。1973年国家文物局征集文物办展览，被推荐送去的石磨盘，最终因出土地点和时代没有调查清楚被退了回来。
1975年，距离裴李岗村约20公里远的唐户村，在平整土地过程中，再次发现一些器物。可发掘来发掘去，始终没见石磨盘的踪影。
待到1977年，裴李岗村民李铁蛋最新发现的石磨盘与出土处的印痕完全吻合!裴李岗遗址终于呼之欲出——随后至1979年，裴李岗村共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发掘。
据说，为了叫响“石磨盘”的名头，时任开封地区文化局文物科科长的崔耕和新郑县文化馆工作人员薛文灿曾带着石磨盘去北京找媒体宣传，被轰了出来仍不死心。这群执拗的文物人来回奔波于国家文物局、《文物》杂志社、中国科学院……功夫不负苦心人，考古大家夏鼐、安志敏、苏秉琦、裴文中先后都对石磨盘产生了浓厚兴趣，提供了具体帮助。
裴李岗，终不负众望。
“从出土的石磨盘、石磨棒、锯齿镰和大量陶器来看，距今8000多年前的裴李岗文化时期人们过着以农业为主，渔猎为辅的氏族经济生活，人类离开洞穴，进入平原，建造房屋，形成相对定居的原始村落。这里陈列的有用于砍伐的石斧，用于松土播种的石铲，还有用于收割禾穗的石镰，说明当时的农业生产已脱离了‘刀耕火种’的原始状态，进入了锄耕农业时期。”新郑市博物馆讲解员胡嘉说，以新郑裴李岗为代表的这一远古文化，正是人们寻觅已久的黄帝文化之源。“在自己世代生息的脚下，挖出了中华民族伟大文明的根，这是多么让人兴奋和骄傲的事!”
20世纪20年代，现代考古学进入中国后，新石器时代中期的仰韶文化和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龙山文化陆续有所发现。但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是什么样子，却没有任何发现。于是西方一些学者抓住这个空子，提出“中国文化西来说”“外来信息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起源的决定因素”等谬论。这些言论激起中国考古工作者的强烈愤怒，裴李岗遗址的发现，终于让大家扬眉吐气。
1980年著名考古学家许顺湛提出，以裴李岗遗址为代表的古文化遗存命名为“裴李岗文化”，得到了考古界普遍认同。从此，裴李岗文化作为一个时代的象征，载入了人类文明的史册。
2021年10月18日，“百年百大考古发现”终评结果出炉，河南省有14个项目入选，数量位居全国第一，再次印证了河南“文物大省”“考古强省”的地位。其中，郑州市入选的3个项目分别是：新郑裴李岗遗址、巩义双槐树遗址、郑州商城遗址。
中国最早定居村落的生活丰富多彩
新郑市博物馆，更多的文物展现了目前发现的中国最早定居村落——裴李岗先民的生活细节。
裴李岗遗址出土的乳钉纹陶鼎，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一件陶鼎，许多考古专家称它为“中华第一鼎”。绿松石坠，从人骨的颈下出土，上部小孔直径不足1毫米，不仅说明当时钻孔技术的高超，也折射出8000多年前先民对美的向往与追求。还有先民随手捏制的玩偶，红面猪头、陶塑羊头，证明当时家畜饲养已经出现……
揣着几千年的秘密和或远或近的故事，我们来到了裴李岗遗址发掘现场。眼前是一座又一座探方，一个又一个剖面，一层又一层黄土，寂静而朴素。
李永强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裴李岗遗址发掘项目执行领队，已在裴李岗村驻扎5年。考古工作是琐碎和平淡的，并不像人们以为的那样神秘、有趣。不是在田野发掘现场，就是在室内整理资料，或是协同其他学科进行验证研究，这是李永强和队员的日常。
裴李岗遗址最近被大众关注到的研究成果，是2021年度河南考古工作成果交流会上披露的“酿酒”和“麻绳”。
“8000多年前，新郑裴李岗人已经学会使用红曲霉发酵酿酒，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红曲霉酿酒技术。”李永强介绍说，裴李岗人使用红曲霉制曲作为发酵剂，主要利用稻米，并加以芡实和小麦族种子为原料的酿酒方法，是目前所知最早使用这一方法的例证。
“通过提取微化石的方法获得微体纤维遗存，发现陶壶耳部穿孔中有染色特征的植物韧皮纤维，很可能是穿绳使用的遗存。这一突破性发现,对将来更系统地进行纺织品残留物的研究提供了例证。”李永强说，最新检测显示，部分纤维显示有蓝、黑、粉色，以蓝色为主，表明使用颜料染色工艺的存在。“目前还无法鉴定染料的来源，这一谜团未来有望通过化学分析破解。”
8000多年前郑州地区的人们已住上两居室
走进唐户村，道路干净整洁，排列整齐的青瓦白墙小院落让人赏心悦目，红色的复古式门庭掩映在绿树荫中，给这个远离市区小村落带来一抹别样色彩。文化广场上，村民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唠家常。
“俺村可有名了，经常有人来，还可多拍抖音的。”提起自己村，唐明军无比自豪，“文化悠久，有全国文物保护单位，好几千年的遗址。村口有观景阁，上去就能看到黄帝口。每年南水北调生态廊道的海棠花一开，很多人专门开车、骑车来看。”
在裴李岗遗址发现的过程中， “一闪而过”的唐户村，虽然一直被考古人惦记着，但真正得以大面积发掘，正是来自南水北调工程的机缘——2006年，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信应君主持发掘的唐户遗址，为人们探讨8000多年前裴李岗文化时期的居住形态提供了线索。
据该院工作人员汪松枝介绍，唐户遗址的裴李岗文化遗存面积达30万平方米，是目前已发现裴李岗文化中面积最大的遗址。文化层堆积最厚处达3米以上，属于裴李岗文化聚落群的一级聚落遗址。共发现裴李岗文化房址60多座，也是目前发现裴李岗文化房址最多的地方。房屋建造方式均为半地穴式，分为单间式和双间式两种，在一双间式房屋内发现有灶台及陶器残片，说明我们的先民在房屋里既能做饭，又能在冬季取暖。房屋布局上出现内向凝聚式特征和人工壕沟防护设施以及排水设施。
“唐户遗址这种匠心独具的布局方法，表明裴李岗文化时期的人们已经充分考虑到人地关系。这一时期的人们在此长时间进行农耕和捕猎，有着严密的社会组织和较高的社会生产力，不断进行繁衍生息，成为中国腹心地区新石器时代早中期面积最大的村落遗址。”汪松枝说。
唐户遗址内涵丰富，上至8000多年裴李岗文化，下至2000多年的周文化，时间长达6000多年，是国内少见的年代跨度长的地下博物馆，为研究黄帝文化提供了完整、丰富的历史资料和有利佐证。
2009年，新密李家沟遗址的发掘揭开了中原地区考古的新时代，作为裴李岗文化发现30多年来新石器时代早期考古上的一次重大突破，代表一种全新的文化面貌的李家沟文化填补了旧、新石器时代过渡阶段的空白——从狩猎、采集的迁徙社会到稳定居住的农业社会，这一人类历史最为伟大的一次社会变革，在郑州地区有了完整的演化历程，中华延续至今的乡村社会从这里起步。而裴李岗村、唐户村近年来发现的3万多至2万多年前的旧石器晚期遗存，给了人们更多的期待和遐想。
畅想先人在肥沃、松软的黄土地上，辛勤而出色地从事原始农业、手工业等生产劳动的情景，思绪万千，请关注后续报道，看人类社会第一次生产力革命大潮的到来!（郑报全媒体记者 苏瑜/文 徐宗福/图）
编者按
在中华文明的初创时期，没有哪一个地区的文明比郑州更丰富，没有哪一个地区的文明比郑州更系统，没有哪一个地区像郑州一样文明发展从未断线，从氏族时代跨入古国时代、又从古国时代跨进王国时代，一步一个脚印地完成了中华文明的奠基。
读懂最早中国，从郑州开始。
今日起，正观新闻特别推出“行走郑州 读懂最早中国”系列报道，让我们一起行走郑州，追溯文明起源，读懂最早中国!
3月22日，春分时节，光景明媚。我们踏上了九问溯源的第一站——新郑。黄帝故里，寻根圣地，悬灯结彩，正在为盛典做着最后准备。作为海内外炎黄子孙共同的精神家园，每年“三月三”，全球华人的目光都会聚焦到这里。
这是我们引以为傲的五千年文明之初始!无论是传说中的黄帝时期的故事，史学中的五帝时代的记载，还是考古学中的仰韶文化时期的实证，都从不同层面诠释丰富着人文初祖黄帝的伟大形象，让那段文明初创时期充盈着温润和光泽。
黄帝时期之前的先民是怎么生活的?黄帝时期的丰功伟业是如何奠基的?谜题，从半个多世纪前新郑裴李岗村农民平整土地时翻出来的石磨盘开启。我们通过走访博物馆馆长、讲解员、考古人员、遗址所在地村民，以及相关专家学者，拼图式去了解8000多年前的秘密。
郑报全媒体记者 苏瑜
从搓衣板到文化馆，石磨盘进京惊动“大人物”
“20世纪50年代初，新郑裴李岗村的农民们在平整土地时总是挖出形状奇特的石磨盘、石磨棒，对文物没有太多概念的他们，就把这些东西留在家里当搓衣板用。到1969年冬，当地文化馆已经收集了20多件石磨盘、石磨棒，但是并不清楚具体出土位置和年代。”新郑市博物馆馆长杜平安介绍说，裴李岗遗址的发现不是一帆风顺的，是许许多多文物工作者面对困难困惑始终不服输不退却，才最终揭开它的神秘面纱。
1972年《河南日报》在《我省出土的历史文物介绍》中刊登了“原始社会晚期的石碾盘和石棒”。1973年国家文物局征集文物办展览，被推荐送去的石磨盘，最终因出土地点和时代没有调查清楚被退了回来。
1975年，距离裴李岗村约20公里远的唐户村，在平整土地过程中，再次发现一些器物。可发掘来发掘去，始终没见石磨盘的踪影。
待到1977年，裴李岗村民李铁蛋最新发现的石磨盘与出土处的印痕完全吻合!裴李岗遗址终于呼之欲出——随后至1979年，裴李岗村共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发掘。
据说，为了叫响“石磨盘”的名头，时任开封地区文化局文物科科长的崔耕和新郑县文化馆工作人员薛文灿曾带着石磨盘去北京找媒体宣传，被轰了出来仍不死心。这群执拗的文物人来回奔波于国家文物局、《文物》杂志社、中国科学院……功夫不负苦心人，考古大家夏鼐、安志敏、苏秉琦、裴文中先后都对石磨盘产生了浓厚兴趣，提供了具体帮助。
裴李岗，终不负众望。
“从出土的石磨盘、石磨棒、锯齿镰和大量陶器来看，距今8000多年前的裴李岗文化时期人们过着以农业为主，渔猎为辅的氏族经济生活，人类离开洞穴，进入平原，建造房屋，形成相对定居的原始村落。这里陈列的有用于砍伐的石斧，用于松土播种的石铲，还有用于收割禾穗的石镰，说明当时的农业生产已脱离了‘刀耕火种’的原始状态，进入了锄耕农业时期。”新郑市博物馆讲解员胡嘉说，以新郑裴李岗为代表的这一远古文化，正是人们寻觅已久的黄帝文化之源。“在自己世代生息的脚下，挖出了中华民族伟大文明的根，这是多么让人兴奋和骄傲的事!”
20世纪20年代，现代考古学进入中国后，新石器时代中期的仰韶文化和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龙山文化陆续有所发现。但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是什么样子，却没有任何发现。于是西方一些学者抓住这个空子，提出“中国文化西来说”“外来信息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起源的决定因素”等谬论。这些言论激起中国考古工作者的强烈愤怒，裴李岗遗址的发现，终于让大家扬眉吐气。
1980年著名考古学家许顺湛提出，以裴李岗遗址为代表的古文化遗存命名为“裴李岗文化”，得到了考古界普遍认同。从此，裴李岗文化作为一个时代的象征，载入了人类文明的史册。
2021年10月18日，“百年百大考古发现”终评结果出炉，河南省有14个项目入选，数量位居全国第一，再次印证了河南“文物大省”“考古强省”的地位。其中，郑州市入选的3个项目分别是：新郑裴李岗遗址、巩义双槐树遗址、郑州商城遗址。
中国最早定居村落的生活丰富多彩
新郑市博物馆，更多的文物展现了目前发现的中国最早定居村落——裴李岗先民的生活细节。
裴李岗遗址出土的乳钉纹陶鼎，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一件陶鼎，许多考古专家称它为“中华第一鼎”。绿松石坠，从人骨的颈下出土，上部小孔直径不足1毫米，不仅说明当时钻孔技术的高超，也折射出8000多年前先民对美的向往与追求。还有先民随手捏制的玩偶，红面猪头、陶塑羊头，证明当时家畜饲养已经出现……
揣着几千年的秘密和或远或近的故事，我们来到了裴李岗遗址发掘现场。眼前是一座又一座探方，一个又一个剖面，一层又一层黄土，寂静而朴素。
李永强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裴李岗遗址发掘项目执行领队，已在裴李岗村驻扎5年。考古工作是琐碎和平淡的，并不像人们以为的那样神秘、有趣。不是在田野发掘现场，就是在室内整理资料，或是协同其他学科进行验证研究，这是李永强和队员的日常。
裴李岗遗址最近被大众关注到的研究成果，是2021年度河南考古工作成果交流会上披露的“酿酒”和“麻绳”。
“8000多年前，新郑裴李岗人已经学会使用红曲霉发酵酿酒，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红曲霉酿酒技术。”李永强介绍说，裴李岗人使用红曲霉制曲作为发酵剂，主要利用稻米，并加以芡实和小麦族种子为原料的酿酒方法，是目前所知最早使用这一方法的例证。
“通过提取微化石的方法获得微体纤维遗存，发现陶壶耳部穿孔中有染色特征的植物韧皮纤维，很可能是穿绳使用的遗存。这一突破性发现,对将来更系统地进行纺织品残留物的研究提供了例证。”李永强说，最新检测显示，部分纤维显示有蓝、黑、粉色，以蓝色为主，表明使用颜料染色工艺的存在。“目前还无法鉴定染料的来源，这一谜团未来有望通过化学分析破解。”
8000多年前郑州地区的人们已住上两居室
走进唐户村，道路干净整洁，排列整齐的青瓦白墙小院落让人赏心悦目，红色的复古式门庭掩映在绿树荫中，给这个远离市区小村落带来一抹别样色彩。文化广场上，村民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唠家常。
“俺村可有名了，经常有人来，还可多拍抖音的。”提起自己村，唐明军无比自豪，“文化悠久，有全国文物保护单位，好几千年的遗址。村口有观景阁，上去就能看到黄帝口。每年南水北调生态廊道的海棠花一开，很多人专门开车、骑车来看。”
在裴李岗遗址发现的过程中， “一闪而过”的唐户村，虽然一直被考古人惦记着，但真正得以大面积发掘，正是来自南水北调工程的机缘——2006年，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信应君主持发掘的唐户遗址，为人们探讨8000多年前裴李岗文化时期的居住形态提供了线索。
据该院工作人员汪松枝介绍，唐户遗址的裴李岗文化遗存面积达30万平方米，是目前已发现裴李岗文化中面积最大的遗址。文化层堆积最厚处达3米以上，属于裴李岗文化聚落群的一级聚落遗址。共发现裴李岗文化房址60多座，也是目前发现裴李岗文化房址最多的地方。房屋建造方式均为半地穴式，分为单间式和双间式两种，在一双间式房屋内发现有灶台及陶器残片，说明我们的先民在房屋里既能做饭，又能在冬季取暖。房屋布局上出现内向凝聚式特征和人工壕沟防护设施以及排水设施。
“唐户遗址这种匠心独具的布局方法，表明裴李岗文化时期的人们已经充分考虑到人地关系。这一时期的人们在此长时间进行农耕和捕猎，有着严密的社会组织和较高的社会生产力，不断进行繁衍生息，成为中国腹心地区新石器时代早中期面积最大的村落遗址。”汪松枝说。
唐户遗址内涵丰富，上至8000多年裴李岗文化，下至2000多年的周文化，时间长达6000多年，是国内少见的年代跨度长的地下博物馆，为研究黄帝文化提供了完整、丰富的历史资料和有利佐证。
2009年，新密李家沟遗址的发掘揭开了中原地区考古的新时代，作为裴李岗文化发现30多年来新石器时代早期考古上的一次重大突破，代表一种全新的文化面貌的李家沟文化填补了旧、新石器时代过渡阶段的空白——从狩猎、采集的迁徙社会到稳定居住的农业社会，这一人类历史最为伟大的一次社会变革，在郑州地区有了完整的演化历程，中华延续至今的乡村社会从这里起步。而裴李岗村、唐户村近年来发现的3万多至2万多年前的旧石器晚期遗存，给了人们更多的期待和遐想。
畅想先人在肥沃、松软的黄土地上，辛勤而出色地从事原始农业、手工业等生产劳动的情景，思绪万千，请关注后续报道，看人类社会第一次生产力革命大潮的到来!（郑报全媒体记者 苏瑜/文 徐宗福/图）
《打耳洞，一件自由的小事儿》 文丨读者：姣姣
3月份，北京的天气开始回暖，我数着自己即将在3月底过期的5天年假，决定用掉其中的半天，去打耳洞。
对于这5天年假，我原本有很多设想，但由于疫情原因，最终都未成行。本着休年假是我应有的权益，不休就亏了的原则，我开始为自己找事做。最开始想的是做近视手术，但是为了休年假而做激光手术，实在有些儿戏，于是，我将目光转向了成本和风险低得多的打耳洞。
当然了，打耳洞不只是为了消耗年假，谁不喜欢各种样式、各种材质的耳钉、耳环、耳线呢？两三年前，我也动过打耳洞的心思。当时，我在苏州的一家小店见到一对十分可爱的柿子耳线，因为太喜欢了，有了打耳洞的想法，但最终没能狠下心来。时至今日，我偶尔还会在网上搜索“柿子耳线”，只不过错过就是错过了，我再也没见过相同的小柿子。
更多的时候，我对打耳洞并没有太多憧憬，一是怕疼，二是担心后续的护理。大学时睡在我上铺的姑娘，曾经在假期下定决心打了两个耳洞，结果当晚睡觉时，耳钉掉了出来，早上醒来一看，耳洞长死了，白挨了一下子。
开学后，她在寝室分享这事儿，收获了我们的同情和笑声，也在我心里种下了一个打耳洞的关键注意事项——睡觉老实点。
后来，我去法国留学，期间到朋友所在的城市玩耍加借宿，正好赶上她处在耳洞恢复期，再次见证了打耳洞后的护理不易。“反复发炎”“酒精消毒”这两个词也被收录进我大脑里的“打耳洞风险词条”。
我很佩服朋友在异国他乡打耳洞的勇气。无独有偶，我研究生同学在德国上学期间，也打了耳洞。她是去文身店打的，因为太紧张了，还拉了一位小伙伴陪同。听说她打耳洞时，一直紧紧攥着小伙伴的手臂，也是又怕又想打的典型了。
关于打耳洞这事儿，我觉得最酷的还是我表姐。我上大学那会儿，她趁着假期来北京找我玩，偏偏赶上我在忙。于是她问我，五道口附近是不是有打耳洞的地方，得到肯定答案后，直接跑去打了，随意得仿佛是逛街时买了杯奶茶。
说实话，打耳洞是件小事儿，但小事儿也会带来小纠结。最终让我下定决心去打耳洞的原因有很多，比如刚好有假，比如我觉得随着年纪增长，戴两粒简约的珍珠耳坠是最好的装饰，再比如北京的三甲医院提供打耳洞项目。
其实，由于打耳洞需要刺穿皮肤，因此属于医学美容范畴，首饰店、金店、文身店、美容店等场所大部分都没有打耳洞的资质。当然了，无数前辈的耳洞都是在街边小店打的，更早的时候，连街边小店都没有，是妈妈、外婆手动操作，用针穿耳洞。但像我这种胆小、怕疼又怕麻烦的人，还是选择了医院，虽然价格小贵，但胜在可靠。
北京有好几家三甲医院的整形外科能打耳洞，甚至还各有特色，有的是手穿，有的是激光；有的敷麻药，有的注射麻药；有的打完戴金银耳钉，有的是用留置针。经过一番调查，我最终选择了“注射麻药+手穿+留置针”。
老实说，服务还挺好，只是打个耳洞，居然还有两位医生参与，全程也就三五分钟，加上面诊、缴费、拿药的时间，总共十来分钟，完全没法填满我整整一个下午的年假。于是乎，我又跑去首都博物馆，看了两个钟头的展览。
打耳洞疼吗？打了麻药的我是不太清楚，但是麻药那一针确实有点疼。事后有朋友吐槽，打两针麻药跟直接打耳洞也差不多了。听说用激光打不太疼，而且伤口小，后期恢复快，不过会在打洞时闻到一点烧焦的味道。
至于最令我担心的恢复，也没有想象中那样难熬。穿耳洞两周后，我把留置针套管换成了银质耳钉，整个过程还算顺利，前期虽有红肿，换耳钉的时候还出了血，但并没有发炎，这大概要感谢我每天坚持酒精消毒，一出血就用红霉素软膏，再加上留置针套管轻、不容易出现排异反应。
动静脉留置针穿耳洞让我觉得很新奇，之前从不知道还有这种方式。留置针穿孔后，套管被留在耳洞里，比常见的穿耳洞方式更卫生安全。但套管也有不方便的地方，它太长了，我自己的有2.5厘米长，睡觉、换衣服的时候很容易碰到。我一直觉得，换耳钉时出血，跟之前睡觉压到套管有关。不过只要坚持到换耳钉，就又向成功迈进了一步，现在的我，已经开始期待美美的珍珠耳环和耳钉啦。
在养耳洞的这两周里，我一直很好奇一个问题，那就是穿耳洞这个传统是如何形成的。几千年前，最早穿耳洞的人是怎么想到在耳朵上打个洞的呢？中国自古有“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说法，穿耳洞难道不算“毁伤”吗？
我上网搜了搜，找到几个不知真伪的说法。一说，有医生为了救治一位失明少女，刺穿了少女耳朵上的穴位，从此少女重获光明，附近的女孩子竞相模仿，于是成为传统，这当然是一种相对传奇、美好的的说法。另一种就比较现实、残酷了，明代《留青日札》记载：“女子穿耳，带以耳环，盖自古有之，乃贱者之事。”根据这一说法，也许穿耳洞最早不是一种主动选择，也不是为了美，而是一种血腥的惩罚或者标记，类似古代的黥刑。
无论最初是为了什么，值得高兴的是，现代女性打耳洞多是为了取悦自己，不打耳洞也出于个人意愿，无论打与不打，大家都拥有充分的自由去选择。
而更令我开心的是，即使是这样一件低风险的事情，现代医学也提供了科学、安全的服务，让我们小小的需求得到了更好的满足。
对于我个人来说，打耳洞最大的意义也许不是能戴好看的耳饰了，而是多了一种经历，让我的2022年增加了一个记忆点。从事前担忧，到成为“过来人”，通过打耳洞这件小事，我感觉自己的生活又丰富了一点点，当然啦，以后花钱的地方也多了“亿点点”。
3月份，北京的天气开始回暖，我数着自己即将在3月底过期的5天年假，决定用掉其中的半天，去打耳洞。
对于这5天年假，我原本有很多设想，但由于疫情原因，最终都未成行。本着休年假是我应有的权益，不休就亏了的原则，我开始为自己找事做。最开始想的是做近视手术，但是为了休年假而做激光手术，实在有些儿戏，于是，我将目光转向了成本和风险低得多的打耳洞。
当然了，打耳洞不只是为了消耗年假，谁不喜欢各种样式、各种材质的耳钉、耳环、耳线呢？两三年前，我也动过打耳洞的心思。当时，我在苏州的一家小店见到一对十分可爱的柿子耳线，因为太喜欢了，有了打耳洞的想法，但最终没能狠下心来。时至今日，我偶尔还会在网上搜索“柿子耳线”，只不过错过就是错过了，我再也没见过相同的小柿子。
更多的时候，我对打耳洞并没有太多憧憬，一是怕疼，二是担心后续的护理。大学时睡在我上铺的姑娘，曾经在假期下定决心打了两个耳洞，结果当晚睡觉时，耳钉掉了出来，早上醒来一看，耳洞长死了，白挨了一下子。
开学后，她在寝室分享这事儿，收获了我们的同情和笑声，也在我心里种下了一个打耳洞的关键注意事项——睡觉老实点。
后来，我去法国留学，期间到朋友所在的城市玩耍加借宿，正好赶上她处在耳洞恢复期，再次见证了打耳洞后的护理不易。“反复发炎”“酒精消毒”这两个词也被收录进我大脑里的“打耳洞风险词条”。
我很佩服朋友在异国他乡打耳洞的勇气。无独有偶，我研究生同学在德国上学期间，也打了耳洞。她是去文身店打的，因为太紧张了，还拉了一位小伙伴陪同。听说她打耳洞时，一直紧紧攥着小伙伴的手臂，也是又怕又想打的典型了。
关于打耳洞这事儿，我觉得最酷的还是我表姐。我上大学那会儿，她趁着假期来北京找我玩，偏偏赶上我在忙。于是她问我，五道口附近是不是有打耳洞的地方，得到肯定答案后，直接跑去打了，随意得仿佛是逛街时买了杯奶茶。
说实话，打耳洞是件小事儿，但小事儿也会带来小纠结。最终让我下定决心去打耳洞的原因有很多，比如刚好有假，比如我觉得随着年纪增长，戴两粒简约的珍珠耳坠是最好的装饰，再比如北京的三甲医院提供打耳洞项目。
其实，由于打耳洞需要刺穿皮肤，因此属于医学美容范畴，首饰店、金店、文身店、美容店等场所大部分都没有打耳洞的资质。当然了，无数前辈的耳洞都是在街边小店打的，更早的时候，连街边小店都没有，是妈妈、外婆手动操作，用针穿耳洞。但像我这种胆小、怕疼又怕麻烦的人，还是选择了医院，虽然价格小贵，但胜在可靠。
北京有好几家三甲医院的整形外科能打耳洞，甚至还各有特色，有的是手穿，有的是激光；有的敷麻药，有的注射麻药；有的打完戴金银耳钉，有的是用留置针。经过一番调查，我最终选择了“注射麻药+手穿+留置针”。
老实说，服务还挺好，只是打个耳洞，居然还有两位医生参与，全程也就三五分钟，加上面诊、缴费、拿药的时间，总共十来分钟，完全没法填满我整整一个下午的年假。于是乎，我又跑去首都博物馆，看了两个钟头的展览。
打耳洞疼吗？打了麻药的我是不太清楚，但是麻药那一针确实有点疼。事后有朋友吐槽，打两针麻药跟直接打耳洞也差不多了。听说用激光打不太疼，而且伤口小，后期恢复快，不过会在打洞时闻到一点烧焦的味道。
至于最令我担心的恢复，也没有想象中那样难熬。穿耳洞两周后，我把留置针套管换成了银质耳钉，整个过程还算顺利，前期虽有红肿，换耳钉的时候还出了血，但并没有发炎，这大概要感谢我每天坚持酒精消毒，一出血就用红霉素软膏，再加上留置针套管轻、不容易出现排异反应。
动静脉留置针穿耳洞让我觉得很新奇，之前从不知道还有这种方式。留置针穿孔后，套管被留在耳洞里，比常见的穿耳洞方式更卫生安全。但套管也有不方便的地方，它太长了，我自己的有2.5厘米长，睡觉、换衣服的时候很容易碰到。我一直觉得，换耳钉时出血，跟之前睡觉压到套管有关。不过只要坚持到换耳钉，就又向成功迈进了一步，现在的我，已经开始期待美美的珍珠耳环和耳钉啦。
在养耳洞的这两周里，我一直很好奇一个问题，那就是穿耳洞这个传统是如何形成的。几千年前，最早穿耳洞的人是怎么想到在耳朵上打个洞的呢？中国自古有“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说法，穿耳洞难道不算“毁伤”吗？
我上网搜了搜，找到几个不知真伪的说法。一说，有医生为了救治一位失明少女，刺穿了少女耳朵上的穴位，从此少女重获光明，附近的女孩子竞相模仿，于是成为传统，这当然是一种相对传奇、美好的的说法。另一种就比较现实、残酷了，明代《留青日札》记载：“女子穿耳，带以耳环，盖自古有之，乃贱者之事。”根据这一说法，也许穿耳洞最早不是一种主动选择，也不是为了美，而是一种血腥的惩罚或者标记，类似古代的黥刑。
无论最初是为了什么，值得高兴的是，现代女性打耳洞多是为了取悦自己，不打耳洞也出于个人意愿，无论打与不打，大家都拥有充分的自由去选择。
而更令我开心的是，即使是这样一件低风险的事情，现代医学也提供了科学、安全的服务，让我们小小的需求得到了更好的满足。
对于我个人来说，打耳洞最大的意义也许不是能戴好看的耳饰了，而是多了一种经历，让我的2022年增加了一个记忆点。从事前担忧，到成为“过来人”，通过打耳洞这件小事，我感觉自己的生活又丰富了一点点，当然啦，以后花钱的地方也多了“亿点点”。
【#历史冷知识# 古人真的可以娶多个老婆嘛？】
每当谈及古代的婚姻制度时，许多男同胞都会心生羡慕，侃侃而谈古时男人们都是三妻四妾，老婆成群，云云。当然，这样的心花怒放状态一定是在老婆不在场的时候。那么古人真的能娶多个老婆吗？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古代的婚姻形式。
近代学者研究中国古代婚姻制度，多是按照西方理论来研究，特别是受美国原始社会史学家摩尔根婚姻阶段理论的影响较大，认为婚姻形式是逐渐阶段性进化的。我国古代学者研究婚姻制度时，没有接触到西方理论，但许多研究结果却和摩尔根的理论高度契合，这说明人类社会确实存在许多普遍性。
在这一篇里，我们就根据摩尔根的理论，并结合中国历史实际情况，将古代婚姻制度的演化进程重现给大家，看看古人到底能娶几个老婆。最初，人类没有婚姻，或者说是“杂婚”，就是随便。你行动范围之内能看见的女人，都可以是你的老婆，只要你能hold得住。
《列子·汤问篇》说那时候是“男女杂游，不聘不媒”。“杂游”二字用得非常有画面感，就是两性之间随便欢愉。普天之下，皆可为夫妻。慢慢地，人们认识到这种“杂游”太过草率了，也不文明，和兽类没有区别。特别是和自己的长辈“杂游”，想想都是很恶心的事。
于是人类就进化到了婚姻制度的第一阶段——血族群婚。所谓血族群婚，就是一个血缘群体，按照辈分区分，平辈之间可以婚配。这种婚姻形式的出现，杜绝了和长辈婚配的情况发生，是人类最初伦理观念的体现。在这个阶段，你的姐姐妹妹、姑表亲戚，都可以是你的老婆，也就是今天所说的近亲结婚。
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伏羲和女娲就是兄妹关系，两人的婚姻关系就是血族群婚在传说中的印证。总在一个血缘圈子里婚配，时间久了也会腻。另外，有的血缘群体会出现女少男多的情况。比如说部落里总生男孩，搞得整个大家族的一个辈分里“僧多粥少”，婚姻关系极不和谐。
于是，古人就想到了补充新鲜女性的办法——到族外去抢，这就是“抢婚”制度的由来。抢婚时，选个黄昏朦胧之时，到邻近的氏族，见到女性扛起来就跑。扛到家就是你的老婆了，确切地说是兄弟们共同的老婆，因为抢婚是血族群婚的补充形式，大家还是多夫多妻。
严谨地说，抢婚并不是婚姻制度中一个单独的发展阶段，只是一种补充形式，用来调剂血族群婚的。有的朋友会认为抢婚很野蛮，是人类社会的倒退。不尽其然，有的“野蛮”也能使人类有意外的发现从而加速进步。抢婚的野蛮就让人类有了一个重大的发现——抢婚得来的老婆生下的孩子都比较健康，而族内群婚生的孩子要么脑残要么身残。
这就让人类认识到了近亲结婚可能导致后代畸形的遗传学害处，推动了人类的婚姻形式进化到第二个阶段——族外群婚，摩尔根称之为“普纳路亚婚”。族外群婚杜绝了兄弟姐妹之间的婚姻关系，想婚配就得去别的血缘氏族找异性。那是让男的出去找还是让女的出去找呢？让男的出去找，因为女性能生孩子，得留在自己的氏族，以保证人丁兴旺。
说白了，族外群婚，就是男的倒插门去另一个氏族婚配，婚配完了回到自己的氏族生活，因为“丈母娘家”不管饭。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婚配关系也不是一对一固定的。打个比方，今天生活在山的东面的氏族里来了一个男子，和我家女儿婚配；过几天，生活在山的西面氏族的另一个男子也来了我的氏族，也可以和我家女儿婚配，可谓“有男子自远方来，皆女婿也”。
然而问题出现了，过一段日子女儿怀孕了，生下了孩子，却不知道父亲到底是山东面来的还是山西面来的，孩子只知道母亲是谁。这种只知其母不知其父，人们以母系血缘为纽带生活在一起的社会，叫作母系氏族社会。也就是说，族外群婚时代，不是你有多个老婆，而是你老婆有多个老公，并且生的孩子都不管你叫爸爸。族外群婚之下，一个女子可以和多个男子婚配。
但人是有感情的动物，一个女子的众多老公之中，可能有一个老公因某方面的优势会更吸引该女子。所以，女子就会慢慢产生“和其一同看日出日落”的固定同居想法。这样，人类婚姻就进化到了第三个阶段——对偶婚。对偶婚下，女子还是有多个外氏族的婚配对象，但会有一个固定的主夫；男子还是可以去多个氏族婚配，但会在一个氏族有一个固定的主妻。
主夫和主妻之间可以相对长时间地同居在女性的氏族，生活个十天半个月的，“丈母娘”不会赶你走。这种对偶婚的出现，是人类固定婚姻的萌芽，是家庭产生的基础。但这种对偶婚也不是十分稳定，可以自由离异，哪天不喜欢你了就好生分别，各寻新欢，随聚随散。
今天云南地区的一些少数民族，还保留着这种对偶婚的形式，比如摩梭人的“走婚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男性的作用越发重要，其地位也越来越高。农耕社会的到来，让男性逐渐成为人类最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人类从母系氏族社会过渡到了父系氏族社会，这一变革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变革之一。
人类逐渐产生了私有财产观念，也逐渐产生了不需要大氏族一起生活的想法，都渴望组成自己的小家庭。于是，财产逐渐集中到以男子为中心的家庭之中，而不再属于整个氏族社会。我的东西就是我的，别人不许动。我死后，我东西给我的孩子。
在对偶婚下，孩子只知其母，不知其父，这样不方便遗产继承。所以为了传承财产，人类就进入了婚姻制度的最后一个阶段——一夫一妻制，一直延续到了今天。中国从先秦时代开始的数千年里，一直都实行一夫一妻制度。
即使是贵为天子的皇帝，在同一时间段内也只能有一位皇后。有人说不对啊，乾隆那个“大猪蹄子”有仨皇后啊!注意，那不是同一时间段，都是一个皇后死了之后又立了一个，前后一共是三个。有的男同胞们看到此处会失望至极，怎么没有三妻四妾阶段啊？说好的古代社会好呢!不要急，古代的一夫一妻制和今天的一夫一妻制还有个很大的区别，古代的一夫一妻制有个重要补充形式，那就是纳妾，而且可以纳多个。
所以，古代的一夫一妻制完整的表述应是“一夫一妻多妾制”。有人会觉得妻妾都一样，都是老婆，所以三妻四妾的表述也是没问题的。这是大错特错!妻妾的区别是很大的，具体有多大？咱们下一篇继续讲。
每当谈及古代的婚姻制度时，许多男同胞都会心生羡慕，侃侃而谈古时男人们都是三妻四妾，老婆成群，云云。当然，这样的心花怒放状态一定是在老婆不在场的时候。那么古人真的能娶多个老婆吗？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古代的婚姻形式。
近代学者研究中国古代婚姻制度，多是按照西方理论来研究，特别是受美国原始社会史学家摩尔根婚姻阶段理论的影响较大，认为婚姻形式是逐渐阶段性进化的。我国古代学者研究婚姻制度时，没有接触到西方理论，但许多研究结果却和摩尔根的理论高度契合，这说明人类社会确实存在许多普遍性。
在这一篇里，我们就根据摩尔根的理论，并结合中国历史实际情况，将古代婚姻制度的演化进程重现给大家，看看古人到底能娶几个老婆。最初，人类没有婚姻，或者说是“杂婚”，就是随便。你行动范围之内能看见的女人，都可以是你的老婆，只要你能hold得住。
《列子·汤问篇》说那时候是“男女杂游，不聘不媒”。“杂游”二字用得非常有画面感，就是两性之间随便欢愉。普天之下，皆可为夫妻。慢慢地，人们认识到这种“杂游”太过草率了，也不文明，和兽类没有区别。特别是和自己的长辈“杂游”，想想都是很恶心的事。
于是人类就进化到了婚姻制度的第一阶段——血族群婚。所谓血族群婚，就是一个血缘群体，按照辈分区分，平辈之间可以婚配。这种婚姻形式的出现，杜绝了和长辈婚配的情况发生，是人类最初伦理观念的体现。在这个阶段，你的姐姐妹妹、姑表亲戚，都可以是你的老婆，也就是今天所说的近亲结婚。
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伏羲和女娲就是兄妹关系，两人的婚姻关系就是血族群婚在传说中的印证。总在一个血缘圈子里婚配，时间久了也会腻。另外，有的血缘群体会出现女少男多的情况。比如说部落里总生男孩，搞得整个大家族的一个辈分里“僧多粥少”，婚姻关系极不和谐。
于是，古人就想到了补充新鲜女性的办法——到族外去抢，这就是“抢婚”制度的由来。抢婚时，选个黄昏朦胧之时，到邻近的氏族，见到女性扛起来就跑。扛到家就是你的老婆了，确切地说是兄弟们共同的老婆，因为抢婚是血族群婚的补充形式，大家还是多夫多妻。
严谨地说，抢婚并不是婚姻制度中一个单独的发展阶段，只是一种补充形式，用来调剂血族群婚的。有的朋友会认为抢婚很野蛮，是人类社会的倒退。不尽其然，有的“野蛮”也能使人类有意外的发现从而加速进步。抢婚的野蛮就让人类有了一个重大的发现——抢婚得来的老婆生下的孩子都比较健康，而族内群婚生的孩子要么脑残要么身残。
这就让人类认识到了近亲结婚可能导致后代畸形的遗传学害处，推动了人类的婚姻形式进化到第二个阶段——族外群婚，摩尔根称之为“普纳路亚婚”。族外群婚杜绝了兄弟姐妹之间的婚姻关系，想婚配就得去别的血缘氏族找异性。那是让男的出去找还是让女的出去找呢？让男的出去找，因为女性能生孩子，得留在自己的氏族，以保证人丁兴旺。
说白了，族外群婚，就是男的倒插门去另一个氏族婚配，婚配完了回到自己的氏族生活，因为“丈母娘家”不管饭。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婚配关系也不是一对一固定的。打个比方，今天生活在山的东面的氏族里来了一个男子，和我家女儿婚配；过几天，生活在山的西面氏族的另一个男子也来了我的氏族，也可以和我家女儿婚配，可谓“有男子自远方来，皆女婿也”。
然而问题出现了，过一段日子女儿怀孕了，生下了孩子，却不知道父亲到底是山东面来的还是山西面来的，孩子只知道母亲是谁。这种只知其母不知其父，人们以母系血缘为纽带生活在一起的社会，叫作母系氏族社会。也就是说，族外群婚时代，不是你有多个老婆，而是你老婆有多个老公，并且生的孩子都不管你叫爸爸。族外群婚之下，一个女子可以和多个男子婚配。
但人是有感情的动物，一个女子的众多老公之中，可能有一个老公因某方面的优势会更吸引该女子。所以，女子就会慢慢产生“和其一同看日出日落”的固定同居想法。这样，人类婚姻就进化到了第三个阶段——对偶婚。对偶婚下，女子还是有多个外氏族的婚配对象，但会有一个固定的主夫；男子还是可以去多个氏族婚配，但会在一个氏族有一个固定的主妻。
主夫和主妻之间可以相对长时间地同居在女性的氏族，生活个十天半个月的，“丈母娘”不会赶你走。这种对偶婚的出现，是人类固定婚姻的萌芽，是家庭产生的基础。但这种对偶婚也不是十分稳定，可以自由离异，哪天不喜欢你了就好生分别，各寻新欢，随聚随散。
今天云南地区的一些少数民族，还保留着这种对偶婚的形式，比如摩梭人的“走婚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男性的作用越发重要，其地位也越来越高。农耕社会的到来，让男性逐渐成为人类最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人类从母系氏族社会过渡到了父系氏族社会，这一变革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变革之一。
人类逐渐产生了私有财产观念，也逐渐产生了不需要大氏族一起生活的想法，都渴望组成自己的小家庭。于是，财产逐渐集中到以男子为中心的家庭之中，而不再属于整个氏族社会。我的东西就是我的，别人不许动。我死后，我东西给我的孩子。
在对偶婚下，孩子只知其母，不知其父，这样不方便遗产继承。所以为了传承财产，人类就进入了婚姻制度的最后一个阶段——一夫一妻制，一直延续到了今天。中国从先秦时代开始的数千年里，一直都实行一夫一妻制度。
即使是贵为天子的皇帝，在同一时间段内也只能有一位皇后。有人说不对啊，乾隆那个“大猪蹄子”有仨皇后啊!注意，那不是同一时间段，都是一个皇后死了之后又立了一个，前后一共是三个。有的男同胞们看到此处会失望至极，怎么没有三妻四妾阶段啊？说好的古代社会好呢!不要急，古代的一夫一妻制和今天的一夫一妻制还有个很大的区别，古代的一夫一妻制有个重要补充形式，那就是纳妾，而且可以纳多个。
所以，古代的一夫一妻制完整的表述应是“一夫一妻多妾制”。有人会觉得妻妾都一样，都是老婆，所以三妻四妾的表述也是没问题的。这是大错特错!妻妾的区别是很大的，具体有多大？咱们下一篇继续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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