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龙回忆闯荡好莱坞：不要为了去而去，你在本地成功了他们就会来找你。
“香港拍戏的时候，不管会不会演戏，只要你会打就行。但M国以演戏为主。后来（我）在M国两年多没有发展。我就想我不要M国市场，我要我自己的市场，我还是拍我自己的东西，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再进入M国市场。结果到了后面，不是我要进入好莱坞，是好莱坞需要我，是他们回来请我。”
“香港拍戏的时候，不管会不会演戏，只要你会打就行。但M国以演戏为主。后来（我）在M国两年多没有发展。我就想我不要M国市场，我要我自己的市场，我还是拍我自己的东西，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再进入M国市场。结果到了后面，不是我要进入好莱坞，是好莱坞需要我，是他们回来请我。”
【新黄河时评 | #在二舅故事中读懂自己#】两天，近三千万播放量，这个数字还在不断上涨，B站UP主“衣戈猜想”的视频《回村三天，二舅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火了。#二舅# 是村里曾经的天才少年，在一次高烧后因打针落下了残疾，求学之路就此终止。在颓废许久后，二舅自学木工、领养被抛弃的孩子、用半生积蓄为孩子买房，66岁时赡养着88岁的母亲，至今仍闲不住，为村里的乡亲继续做好事……
在浪漫的故事中读懂苦难
宏大的时代背景中，小人物的个体命运永远值得书写。有人津津于视频中二舅的曲折经历，有人折服于其庄敬自强的品质；有人不断回味文学性十足的旁白，有人感动于粗粝朴实的镜头语言。从制作水平和受众反响来看，这无疑是一次诚意十足的表达。
在这样一个信息碎片化的时代，能让人静下心反复观看的长视频内容，必然有其独特的魅力。从内容生产的角度出发，视频的作者深谙当代互联网的传播规律，频繁爆出的金句无疑是刷屏社交平台的利器，而对苦难点到为止的表达和穿插其中的冷幽默，能让这则故事传递的价值观更加自然地抵达观众的内心，也让作者一个人的二舅，成了大家的“二舅”。
但是，当“二舅”成为一种现象级传播，其曲折经历和所代表的精神被舆论强行分裂。大家各取所需，有的人汲取精神慰藉，有的人质疑故事本身，两种舆论在争辩中反复较量。
对苦难的见解，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确实，如余华在《活着》中说的，苦难只是苦难，它无法带来成功。可是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有多少次社会的跃升、多少种艺术的创作是在苦难的羊水中诞生。大家共情的原因在于，每个时期不同的苦难落至个人身上，才会有真实的质感，才会有比邻的痛楚，如果这些都无所谓，那住在狗窝与住在钢筋建筑里又有什么区别呢。
苦难不值得赞美，也不应当回避，或许这是在二舅的故事中我们应当达成的共识。
生活是残酷的，所以向往美好才刻在了人的基因里。在寻求希望的路上，人们从来不缺少想象力，从眼前的一朵鲜花可以联想至一片花海，从一丝阳光可以窥见灿烂升起的朝阳，从二舅的人生经历可以构思出自己一往无前的饱满人生。自我想象是在焦虑环境下的情绪调节，只是需要注意，如果撕掉一切滤镜，那些浪漫的故事里其实充满了荆棘，不要让自我想象衍生出的胜利幻境掩盖住现实中的困境。
回到故事本身，不少人对二舅提出了质疑，打针打残腿、以家属身份住进部队、村庄中一段关乎伦理的模糊爱情，这些真的存在吗？可是别忘了，生活就是这样，它充满了不确定性。即便将几百万年来人类积攒下来的社会经验加和在一起，也无法涵盖生活的所有可能。以河为界的正义、自以为是的事实在当今舆论场上并不少见，没有亲眼见过便不存在，这种观点无疑否定了生活中的无限可能，让“造假”“虚构”论调在舆论场上横冲直撞。
退一步讲，我们相信创作者如实地记录，但难保口口相传的故事中有多少无法考据的演绎成分。知道世界上有许多和二舅一样的人们，并不会削弱他带给我们的震撼与感动。同样的，在被美化过的故事里寻找现实生活的力量也并不可笑。当“二舅”在传播场中甚至成为一种符号出现在大众面前时，是质疑符号的真伪，还是映照自身，从中获取力量，全部取决于个人的选择。
在现实中寻找生活的答案
真实自有力量，因此二舅的故事才能打动人。但一个爆款视频遵循的逻辑，必然不是事无巨细的展现与讲述，而是大量提炼的金句与选择性的叙事。当二舅几十年的人生被浓缩至一个11分钟的视频里时，局部的真实将带来一定程度的失真，引发观众的讨论与质疑。
记录平凡人的苦难，并在结尾将其升华成励志典型，这样的故事确实会治愈人们焦渴的心灵，但相应地也会引来是否在“美化苦难”的争议。这是鸡汤视频的一体两面，有人爱喝，就有人觉得油腻。
当然，就此粗暴地给这则视频敲上鸡汤的标签，显然也并不合适。如作者所言，他只是想“拍一下二舅的故事”，并且已经有意撇去了传统励志故事上的那一层油脂，在视频中不断调侃并解构苦难。但万千观众的主观解读与个人经历的投射，早已裹挟了拍摄视频的初衷。
舆论场的撕裂也正来自于此，有人在乎故事呈现的古朴智慧，并从中汲取好好生活的力量；有人更在乎镜头外未展示出来的遗憾与无奈，认为人并非生来就要与苦难共存，因此如鲠在喉。当周围人都在感动、流泪、赞美时，没有在情绪洪流里一起旋转的人，就会被质疑是否冷血与唱反调，但一个开放包容的舆论生态，显然是要能够同时容纳这两种声音的出现。
有些人对于苦难叙事保持天然的警惕，是因为见证了不少“营销苦难、收割善良、攫取利益”的案例，因此“博眼球”“是否造假”的质疑不断出现。而有些人则是拒绝沉湎于视频结尾所展望的“通向胜利”的想象，与其说是无法共情，不如说是抗拒这种饮下他人的经历，以此浇自己块垒的行为。毕竟“三天治好”的精神内耗，疗效能够持续多久，还有待商榷。
事实上，给许多人带来拯救的人生感悟，未必全都是二舅自身的想法与思考。一定程度上，视频里的二舅成了“内容载体”，作者以二舅的故事为基底，用高明的叙事和文字的力量输出着自己的价值观。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身边从来不乏“二舅”们的身影，只是缺少一双发现他们的眼睛和将人生道理内化为前进动力的能力。如果只选择性地在厨子做好的饭里，摘取自己想要的金句当作宝典，在一套流泪、感动、发弹幕“敬二舅”的“三连”过后，转眼就忘记了自己许下的诺言，无疑又重复上演了“听过很多道理，依然过不好这一生”的闹剧。
因此，无论是赞美还是抗拒，有一点似乎可以达成共识，那便是：我们最终需要的并不是二舅，也无法持续从他人的经历中获得慰藉。与其试图在悬浮于生活的互联网寻找精神寄托，不如把目光放回现实生活，在平凡、无聊的人生中，继续脚踏实地地寻找自己的价值和意义。毕竟，二舅从未听过这些道理，却用自己的双手找到了生活的答案。@济南时报
在浪漫的故事中读懂苦难
宏大的时代背景中，小人物的个体命运永远值得书写。有人津津于视频中二舅的曲折经历，有人折服于其庄敬自强的品质；有人不断回味文学性十足的旁白，有人感动于粗粝朴实的镜头语言。从制作水平和受众反响来看，这无疑是一次诚意十足的表达。
在这样一个信息碎片化的时代，能让人静下心反复观看的长视频内容，必然有其独特的魅力。从内容生产的角度出发，视频的作者深谙当代互联网的传播规律，频繁爆出的金句无疑是刷屏社交平台的利器，而对苦难点到为止的表达和穿插其中的冷幽默，能让这则故事传递的价值观更加自然地抵达观众的内心，也让作者一个人的二舅，成了大家的“二舅”。
但是，当“二舅”成为一种现象级传播，其曲折经历和所代表的精神被舆论强行分裂。大家各取所需，有的人汲取精神慰藉，有的人质疑故事本身，两种舆论在争辩中反复较量。
对苦难的见解，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确实，如余华在《活着》中说的，苦难只是苦难，它无法带来成功。可是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有多少次社会的跃升、多少种艺术的创作是在苦难的羊水中诞生。大家共情的原因在于，每个时期不同的苦难落至个人身上，才会有真实的质感，才会有比邻的痛楚，如果这些都无所谓，那住在狗窝与住在钢筋建筑里又有什么区别呢。
苦难不值得赞美，也不应当回避，或许这是在二舅的故事中我们应当达成的共识。
生活是残酷的，所以向往美好才刻在了人的基因里。在寻求希望的路上，人们从来不缺少想象力，从眼前的一朵鲜花可以联想至一片花海，从一丝阳光可以窥见灿烂升起的朝阳，从二舅的人生经历可以构思出自己一往无前的饱满人生。自我想象是在焦虑环境下的情绪调节，只是需要注意，如果撕掉一切滤镜，那些浪漫的故事里其实充满了荆棘，不要让自我想象衍生出的胜利幻境掩盖住现实中的困境。
回到故事本身，不少人对二舅提出了质疑，打针打残腿、以家属身份住进部队、村庄中一段关乎伦理的模糊爱情，这些真的存在吗？可是别忘了，生活就是这样，它充满了不确定性。即便将几百万年来人类积攒下来的社会经验加和在一起，也无法涵盖生活的所有可能。以河为界的正义、自以为是的事实在当今舆论场上并不少见，没有亲眼见过便不存在，这种观点无疑否定了生活中的无限可能，让“造假”“虚构”论调在舆论场上横冲直撞。
退一步讲，我们相信创作者如实地记录，但难保口口相传的故事中有多少无法考据的演绎成分。知道世界上有许多和二舅一样的人们，并不会削弱他带给我们的震撼与感动。同样的，在被美化过的故事里寻找现实生活的力量也并不可笑。当“二舅”在传播场中甚至成为一种符号出现在大众面前时，是质疑符号的真伪，还是映照自身，从中获取力量，全部取决于个人的选择。
在现实中寻找生活的答案
真实自有力量，因此二舅的故事才能打动人。但一个爆款视频遵循的逻辑，必然不是事无巨细的展现与讲述，而是大量提炼的金句与选择性的叙事。当二舅几十年的人生被浓缩至一个11分钟的视频里时，局部的真实将带来一定程度的失真，引发观众的讨论与质疑。
记录平凡人的苦难，并在结尾将其升华成励志典型，这样的故事确实会治愈人们焦渴的心灵，但相应地也会引来是否在“美化苦难”的争议。这是鸡汤视频的一体两面，有人爱喝，就有人觉得油腻。
当然，就此粗暴地给这则视频敲上鸡汤的标签，显然也并不合适。如作者所言，他只是想“拍一下二舅的故事”，并且已经有意撇去了传统励志故事上的那一层油脂，在视频中不断调侃并解构苦难。但万千观众的主观解读与个人经历的投射，早已裹挟了拍摄视频的初衷。
舆论场的撕裂也正来自于此，有人在乎故事呈现的古朴智慧，并从中汲取好好生活的力量；有人更在乎镜头外未展示出来的遗憾与无奈，认为人并非生来就要与苦难共存，因此如鲠在喉。当周围人都在感动、流泪、赞美时，没有在情绪洪流里一起旋转的人，就会被质疑是否冷血与唱反调，但一个开放包容的舆论生态，显然是要能够同时容纳这两种声音的出现。
有些人对于苦难叙事保持天然的警惕，是因为见证了不少“营销苦难、收割善良、攫取利益”的案例，因此“博眼球”“是否造假”的质疑不断出现。而有些人则是拒绝沉湎于视频结尾所展望的“通向胜利”的想象，与其说是无法共情，不如说是抗拒这种饮下他人的经历，以此浇自己块垒的行为。毕竟“三天治好”的精神内耗，疗效能够持续多久，还有待商榷。
事实上，给许多人带来拯救的人生感悟，未必全都是二舅自身的想法与思考。一定程度上，视频里的二舅成了“内容载体”，作者以二舅的故事为基底，用高明的叙事和文字的力量输出着自己的价值观。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身边从来不乏“二舅”们的身影，只是缺少一双发现他们的眼睛和将人生道理内化为前进动力的能力。如果只选择性地在厨子做好的饭里，摘取自己想要的金句当作宝典，在一套流泪、感动、发弹幕“敬二舅”的“三连”过后，转眼就忘记了自己许下的诺言，无疑又重复上演了“听过很多道理，依然过不好这一生”的闹剧。
因此，无论是赞美还是抗拒，有一点似乎可以达成共识，那便是：我们最终需要的并不是二舅，也无法持续从他人的经历中获得慰藉。与其试图在悬浮于生活的互联网寻找精神寄托，不如把目光放回现实生活，在平凡、无聊的人生中，继续脚踏实地地寻找自己的价值和意义。毕竟，二舅从未听过这些道理，却用自己的双手找到了生活的答案。@济南时报
【回顾｜红军首次庆祝“八一”建军节】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动了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1933年6月，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建议，以南昌起义日——8月1日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每年的8月1日开展纪念活动。同年7月1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正式作出《关于“八一”纪念运动的决议》，宣布“批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建议，规定以每年‘八一’为中国工农红军纪念日。”
首次“八一”阅兵
1933年7月16日，红一方面军发布《关于“八一”纪念活动办法》，决定隆重举行“八一”建军日纪念活动，主要分为阅兵、宣誓仪式、颁发奖章典礼、授旗典礼和分列式等5项内容。
纪念活动于8月1日在瑞金城南炮兵广场举行。自7月17日起，受阅部队开始组织阅兵训练。为避免阅兵仪式受到国民党飞机侦察和空袭，红军在距瑞金40多公里的福建长汀设置假阅兵场以迷惑敌人。8月1日凌晨3时许，苏区军民举着火把从四面八方涌来，把炮兵广场照得通亮。凌晨4时许，阅兵典礼在响彻天地的礼炮声和悠扬激昂的军乐声中拉开帷幕。由于随时要投入战斗，受阅部队主要由4个有代表性的步兵团和方面军直属队组成。阅兵指挥员由红2师师长徐彦刚担任。阅兵首长是红军总司令朱德和总政委周恩来。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代理主席项英等党政军领导参加了典礼。
阅兵期间，受阅部队保持着良好的战斗风貌和高昂斗志，步枪一律上刺刀， 驳壳枪上木枪匣，统一托于右肩；官兵一律扎腰带、打绑腿。阅兵典礼分五个步骤进行，第一项内容是首长检阅。受阅部队在预定位置按编制序列列队，朱德、周恩来等领导逐一入场，朱德走到列队前头时，分队长下达立正口令，受阅官兵持枪行注目礼。第二项是宣誓。全体官兵跟着朱德齐声庄严宣誓：“我们是工农的儿子，自愿来当红军，完成苏维埃给我们光荣任务，为着工农解放奋斗到底……” 第三项是授奖章。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颁布授奖令，分别给一、二等“八一”红星奖章获得者授予奖章。第四项是授军旗。在这次纪念大会上，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为红军各部队授荣誉奖旗，以“嘉奖斗争功绩”。周恩来宣读中革军委通令后，每团派3名代表列队授旗。第五项是分列式。军乐队奏乐，受阅的4个团按顺序，以连为方队，端枪行注目礼，高呼“为苏维埃政权而奋斗！”的口号正步通过阅兵台。他们高举军旗，手持枪支，雄赳赳气昂昂地接受检阅，表现出昂扬的精神面貌，给苏区人民以极大鼓舞。
庆“八一”文艺汇演
1933年7月31日至8月8日，为配合庆祝“八一”建军日纪念活动，中央苏区瑞金举行了一系列盛大的文艺汇演。
红军自成立之日起，就十分注重文艺宣传的作用，一些红军官兵不仅要完成行军战斗任务，还肩负着革命文艺表演和政治宣传等工作。在庆“八一”文艺汇演期间，红一军团“战士剧社”、红三军团“火线剧社”和红五军团“猛进剧社”纷纷进行了汇报演出，尤其是一些红军将领主动带头，如聂荣臻、罗瑞卿、李卓然、朱瑞等将帅亲自登台表演，反响热烈。
红一军团“战士剧社”排演的四幕话剧 《南昌暴动》和大型话剧《杀上庐山》，是1933年庆“八一”文艺汇演的压轴大戏。话剧《南昌暴动》由聂荣臻元帅担任编剧，罗瑞卿大将任导演。聂荣臻是起义的参与者，他根据亲身经历将这一伟大历史事件用戏剧的形式呈现在舞台上，并饰演南昌起义部队党代表。《南昌暴动》剧情跌宕起伏，情节扣人心弦。该剧真实、生动、形象地还原了历史，引起广大官兵共鸣。《杀上庐山》是之前颇受欢迎的红色话剧《庐山之雪》的续集，由“龙潭三杰”之一的胡底主导创作完成，周恩来亲自审定剧本，演出阵容包括聂荣臻、罗瑞卿、童小鹏、李卓然、李伯钊、李克农、钱壮飞等。该剧凭借极强的感染力赢得官兵和工农群众的喜爱，在当时红军“反围剿”的历史背景下，起到相当大的鼓舞作用。1933年瑞金的文艺汇演，也成为人民军队文艺史上第一次重大的系列文艺活动。
赤色体育运动大会
作为庆祝“八一”纪念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红一方面军在江西苏区的永丰县藤田缠江坪举办了首届赤色体育运动大会。1933年8月6日下午，运动会正式开幕。当天，主席台上悬挂着“中国工农红军首届赤色体育运动大会”横幅，各参赛部队的运动员，在主席台前的草坪上席地而坐。会场内红旗飘扬、人潮涌动、盛况空前。
体育运动大会比赛项目的设置别开生面，分为军事、政治文化、体育运动三大类。其中军事类项目包含进攻防御和实弹演练、刺枪；政治文化类项目有扫盲、办墙报、口试测验等；体育竞技类项目设置了100米跑、500米跑、障碍跳远、跳高、台球、足球等。运动会以团为单位设集体奖，未设个人奖项，经过9天的激烈角逐，最终评选出前3名团体奖项。8月14日傍晚，朱德主持运动大会闭幕式，并与周恩来一同向获奖团队授予奖旗、奖章和奖品。赤色体育运动大会开创了红军红色体育事业发展的先河，创造性地开展各类竞赛活动，成功将体育运动与革命战争有机结合。
中央苏区的工作中心是军事斗争，革命形式的发展决定了一切工作均须服务于军事斗争的需要。红军首次“八一”建军节纪念活动，是在中共中央、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工农红军共同倡导下，在全苏区开展的一次大规模纪念活动，具有服务于军事斗争、鼓舞全军士气的重大意义，为此后“八一”纪念活动的举办提供了十分宝贵的经验。（林业茂 郑大壮；本文刊于7月28日《中国国防报》“04”版）
首次“八一”阅兵
1933年7月16日，红一方面军发布《关于“八一”纪念活动办法》，决定隆重举行“八一”建军日纪念活动，主要分为阅兵、宣誓仪式、颁发奖章典礼、授旗典礼和分列式等5项内容。
纪念活动于8月1日在瑞金城南炮兵广场举行。自7月17日起，受阅部队开始组织阅兵训练。为避免阅兵仪式受到国民党飞机侦察和空袭，红军在距瑞金40多公里的福建长汀设置假阅兵场以迷惑敌人。8月1日凌晨3时许，苏区军民举着火把从四面八方涌来，把炮兵广场照得通亮。凌晨4时许，阅兵典礼在响彻天地的礼炮声和悠扬激昂的军乐声中拉开帷幕。由于随时要投入战斗，受阅部队主要由4个有代表性的步兵团和方面军直属队组成。阅兵指挥员由红2师师长徐彦刚担任。阅兵首长是红军总司令朱德和总政委周恩来。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代理主席项英等党政军领导参加了典礼。
阅兵期间，受阅部队保持着良好的战斗风貌和高昂斗志，步枪一律上刺刀， 驳壳枪上木枪匣，统一托于右肩；官兵一律扎腰带、打绑腿。阅兵典礼分五个步骤进行，第一项内容是首长检阅。受阅部队在预定位置按编制序列列队，朱德、周恩来等领导逐一入场，朱德走到列队前头时，分队长下达立正口令，受阅官兵持枪行注目礼。第二项是宣誓。全体官兵跟着朱德齐声庄严宣誓：“我们是工农的儿子，自愿来当红军，完成苏维埃给我们光荣任务，为着工农解放奋斗到底……” 第三项是授奖章。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颁布授奖令，分别给一、二等“八一”红星奖章获得者授予奖章。第四项是授军旗。在这次纪念大会上，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为红军各部队授荣誉奖旗，以“嘉奖斗争功绩”。周恩来宣读中革军委通令后，每团派3名代表列队授旗。第五项是分列式。军乐队奏乐，受阅的4个团按顺序，以连为方队，端枪行注目礼，高呼“为苏维埃政权而奋斗！”的口号正步通过阅兵台。他们高举军旗，手持枪支，雄赳赳气昂昂地接受检阅，表现出昂扬的精神面貌，给苏区人民以极大鼓舞。
庆“八一”文艺汇演
1933年7月31日至8月8日，为配合庆祝“八一”建军日纪念活动，中央苏区瑞金举行了一系列盛大的文艺汇演。
红军自成立之日起，就十分注重文艺宣传的作用，一些红军官兵不仅要完成行军战斗任务，还肩负着革命文艺表演和政治宣传等工作。在庆“八一”文艺汇演期间，红一军团“战士剧社”、红三军团“火线剧社”和红五军团“猛进剧社”纷纷进行了汇报演出，尤其是一些红军将领主动带头，如聂荣臻、罗瑞卿、李卓然、朱瑞等将帅亲自登台表演，反响热烈。
红一军团“战士剧社”排演的四幕话剧 《南昌暴动》和大型话剧《杀上庐山》，是1933年庆“八一”文艺汇演的压轴大戏。话剧《南昌暴动》由聂荣臻元帅担任编剧，罗瑞卿大将任导演。聂荣臻是起义的参与者，他根据亲身经历将这一伟大历史事件用戏剧的形式呈现在舞台上，并饰演南昌起义部队党代表。《南昌暴动》剧情跌宕起伏，情节扣人心弦。该剧真实、生动、形象地还原了历史，引起广大官兵共鸣。《杀上庐山》是之前颇受欢迎的红色话剧《庐山之雪》的续集，由“龙潭三杰”之一的胡底主导创作完成，周恩来亲自审定剧本，演出阵容包括聂荣臻、罗瑞卿、童小鹏、李卓然、李伯钊、李克农、钱壮飞等。该剧凭借极强的感染力赢得官兵和工农群众的喜爱，在当时红军“反围剿”的历史背景下，起到相当大的鼓舞作用。1933年瑞金的文艺汇演，也成为人民军队文艺史上第一次重大的系列文艺活动。
赤色体育运动大会
作为庆祝“八一”纪念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红一方面军在江西苏区的永丰县藤田缠江坪举办了首届赤色体育运动大会。1933年8月6日下午，运动会正式开幕。当天，主席台上悬挂着“中国工农红军首届赤色体育运动大会”横幅，各参赛部队的运动员，在主席台前的草坪上席地而坐。会场内红旗飘扬、人潮涌动、盛况空前。
体育运动大会比赛项目的设置别开生面，分为军事、政治文化、体育运动三大类。其中军事类项目包含进攻防御和实弹演练、刺枪；政治文化类项目有扫盲、办墙报、口试测验等；体育竞技类项目设置了100米跑、500米跑、障碍跳远、跳高、台球、足球等。运动会以团为单位设集体奖，未设个人奖项，经过9天的激烈角逐，最终评选出前3名团体奖项。8月14日傍晚，朱德主持运动大会闭幕式，并与周恩来一同向获奖团队授予奖旗、奖章和奖品。赤色体育运动大会开创了红军红色体育事业发展的先河，创造性地开展各类竞赛活动，成功将体育运动与革命战争有机结合。
中央苏区的工作中心是军事斗争，革命形式的发展决定了一切工作均须服务于军事斗争的需要。红军首次“八一”建军节纪念活动，是在中共中央、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工农红军共同倡导下，在全苏区开展的一次大规模纪念活动，具有服务于军事斗争、鼓舞全军士气的重大意义，为此后“八一”纪念活动的举办提供了十分宝贵的经验。（林业茂 郑大壮；本文刊于7月28日《中国国防报》“0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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