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资治通鉴】楚怀王已经逃亡为何再次被擒？
赧王十八年（甲子），楚怀王亡归。秦人觉之，遮楚道。怀王从间道走赵。赵主父在代，赵人不敢受。怀王将走魏，秦人追及之，以归。鲁平公薨，子缗公贾立。
周赧王十八年（前297年），《资治通鉴》的记载一共有两件大事：一是被扣留在秦国的楚怀王奋力出逃，二是鲁平公去世，鲁缗公继位。楚国自从顷襄王继位，挑衅式地向秦国做出官宣之后，意味着秦国继续扣留楚怀王就会变得毫无意义，只是白费粮食而已。秦国在气急败坏之下兵出武关，暴揍了楚国一顿，取得了斩首5万，夺取16座城邑的辉煌战绩，并且，秦国照旧扣着楚怀王不放。
秦国这边发现：楚怀王逃跑了。一发现楚怀王逃了，马上就封锁了通往楚国的道路。楚怀王不敢硬闯，改走小路去赵国，还真的跑到了赵国的边境哨卡。只要赵国放行，楚怀王基本就算脱险了。但这么大的事，哨卡里边没人敢擅自做主，于是一路请示到国王那里。当时的赵王，是只有十几岁的赵惠文王，这么棘手的一件事突然丢在自己面前，放行还是不放行，怎么做都不对，实在太难了。
按说应该请赵武灵王拿主意才对，但那位主动从国王任上退休，自称“主父”的赵武灵王，心思全在军事上边，此时此刻远在代地，根本就解不了燃眉之急。所以，赵惠文王终于还是没敢放楚怀王入境。楚怀王也不知道在赵国边境耽搁了多久，遭到拒绝之后，想要改道去魏国碰运气，但来不及了，秦国追兵赶到，把楚怀王抓了回去。 https://t.cn/z8AYfSv
赧王十八年（甲子），楚怀王亡归。秦人觉之，遮楚道。怀王从间道走赵。赵主父在代，赵人不敢受。怀王将走魏，秦人追及之，以归。鲁平公薨，子缗公贾立。
周赧王十八年（前297年），《资治通鉴》的记载一共有两件大事：一是被扣留在秦国的楚怀王奋力出逃，二是鲁平公去世，鲁缗公继位。楚国自从顷襄王继位，挑衅式地向秦国做出官宣之后，意味着秦国继续扣留楚怀王就会变得毫无意义，只是白费粮食而已。秦国在气急败坏之下兵出武关，暴揍了楚国一顿，取得了斩首5万，夺取16座城邑的辉煌战绩，并且，秦国照旧扣着楚怀王不放。
秦国这边发现：楚怀王逃跑了。一发现楚怀王逃了，马上就封锁了通往楚国的道路。楚怀王不敢硬闯，改走小路去赵国，还真的跑到了赵国的边境哨卡。只要赵国放行，楚怀王基本就算脱险了。但这么大的事，哨卡里边没人敢擅自做主，于是一路请示到国王那里。当时的赵王，是只有十几岁的赵惠文王，这么棘手的一件事突然丢在自己面前，放行还是不放行，怎么做都不对，实在太难了。
按说应该请赵武灵王拿主意才对，但那位主动从国王任上退休，自称“主父”的赵武灵王，心思全在军事上边，此时此刻远在代地，根本就解不了燃眉之急。所以，赵惠文王终于还是没敢放楚怀王入境。楚怀王也不知道在赵国边境耽搁了多久，遭到拒绝之后，想要改道去魏国碰运气，但来不及了，秦国追兵赶到，把楚怀王抓了回去。 https://t.cn/z8AYfSv
【涂山故事】宋濂游涂山
宋濂 (1310—1381），字景濓，号潜溪，浙江金华潜溪人，后举家迁居浦江。家境贫寒，聪慧勤奋，6岁读书，每天记诵2000多字文章，9岁能赋诗，有神童之称，“自少至老，未尝一日去书卷，于学无所不通”。元至元二年 （1336年）应浦江义门郑氏之聘，讲学于浦江青萝山下。元至正九年（1349年）被荐为翰林院编修，以奉养父母为由，辞不应召，隐居龙门山修道著书讲学。文笔清新，写景状物生动，不事雕琢，风格似欧阳修。至正十八年(1358年），朱元璋攻取婺州，开郡学，聘为五经师。明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称帝，就任江南儒学提举，为太子讲经，成为历史上有名的文学侍从之臣。洪武二年 （1369年），奉命任 《元史》 总裁官，很受朱元璋器重，书成升翰林学士。洪武四年 （1371年)，调任国子司业，次年迁赞善大夫。洪武六年 （1373年)，升翰林院学士承旨知制诰兼修国史，一代礼乐，多由其裁定。洪武十年 (1377年）正月，告老归里。作为一代文学、史学泰斗式的人物宋濂，朱元璋称其为 “开国文臣之首”，刘基赞许为 “当今文章第—”四方学者称为“太史公”。文章不仅风行国内，时在高丽、 安南、日本等地亦广为流传。洪武十三年 （1380年)，因长孙宋慎牵连胡惟庸党案，全家被流放茂州 (四川茂汶羌族自治县)。明洪武十四年 （1381年），在流放途中病卒于夔州(重庆奉节），终年72岁。
《明史•宋濂传》载：“八年九月，从太子及秦、晋、楚、靖江四王讲武中都，帝得與图濠梁古迹一卷，遣使赐太子，题其外，令濂询访，随处言之。太子以示濂…...”这就是明洪武八年 （1375年）冬，时年65岁的宋濂陪太子朱标游怀远，并以游记体撰写《游涂荆二山记》。宋濂在游记中对涂荆二山的山水胜迹，对禹会诸侯的涂山，及卞和献玉的荆山的地望所在，进行考证表述的缘由。宋濂的《游涂荆二山记》，文风朴实，结构严谨，观点明了，用词精练，既是一篇好的山水游记，也是研究明初涂山荆山历史文化的宝贵资料。其全文如下：
濂既游琅琊山，起行至池河驿，适邮卒递内使监公牒至。及开缄，中藏濠梁古迹一卷，宸翰亲题其外，令濂搜访与青官言之。源因启曰：“临濠古迹惟涂荆二山最著。按《图经》，涂山在昔钟离县西八十五里，荆山亦在县西八十三里，三山本相联属，而淮水绕荆山之背，神禹凿开，使水流二山间，其疏凿之迹故在，人思其功，讫今不能忘。”青宫曰：“至中都，当共往游焉，余将渡淮狩于王庄，先生宜溯流而上，届今怀远县治以俟。”濂奉敕行。洪武乙卯冬十一月己已发舟．庚午日曛，姑泊县西门，而青宫已驻跸于东门五里矣。辛未，濂上谒，青宫喜甚，下令以壬申游二山。濂至期约怀远文学掾王景彰宿舟中，黎明棹舟至涂山足，曳杖入山。山旁废址，旧皆民庐。前渡石梁，复斗折而北，累石为塘，多艺椒之园。行可三里余，视大盘石，青丝间错。颓然欹足，坐谛视文，干藓交封之耳。闻有草生石上，高一尺，其花可爱，不假士力，人取悬檐间，呼为石莲花。复行四里所，岩石荦确，插起道左，危倾欲飞坠。复二里所，从微径入灌莽，抵岩罅，储泉一泓，味甚甘，覆以生茨，曰圣水亭，取水以禜雨多验。复一里余，至山颠，禹庙在焉。庙已毁，惟颓垣破础存。游目四顾，长淮西来，涡河北汇。而寿春、临濠、宿州之境，皆在冥茫昏杳之中，缅想南北战争屯戍处，为惑慨者久之。山之下聚落甚盛，庙史云名禹会村，乃禹会诸侯之地，庐舍之比如栉。移踵入庙，庙前杏树一章，大可蔽十牛，二柏参差左右；树东置小翁，杏柯之水时津津滴其中。庙史云，当晨雾四集，水愈多，其来如泉，可代井汲。石碣二：一大书“有夏皇祖之庙”六字，下刻宋庆元初，州守刘仲光自造；“祷雨记”一，亦记祷雨事。皇甫斌绍熙庚戌来为郡，命钟离尉丁大荣作。石未剥泐，文尚可读。复从庙西循石坡而下，巨石危立如人形，遥望之，一妪俨然也，相传为启母石。庙史云：居人每刲羊豕祭之，至有粉黛饰其貌者，闻之不觉大笑。山半旧有僧房，今废。久俟鹤贺不来，忽使者至云，扈从士马多，无桥可以渡河，青宫不复至矣。言未既，但见旌旗如锦绣曳上荆山矣。濂亦下山麓，入鲧庙，见所题神号鄙俚，弃而不睨。出读祖无择所赋歌，京口孙临为书碑。盖无择谪守寿春过此而作也。复北经县治，折而东行三里所，至荆山。梁魏交斗时就山筑堰，以灌寿春，其遗迹犹斑斑可见。复行三十步，岩广如屋。侧身而入，石屏如床座，可坐人，号为卞和洞。自西上复一里所，过避雨石，石斜倚可避雨，故名。复六十步，至产玉坡。奇石骈列，(玄质而白，缘粲如雪），西有玉池，榛荆迷路不可寻。（景彰欲导游青峰庵，足倦遂止)。时青宫已猎远郊，濂因登舟先还中都云。
惟二山见诸载记者多殊。以涂山言之，春秋左氏传云：禹合诸侯于涂山。杜预注云：在寿春县东北。说者云：今之濠州是也。《国语》《史记》则又云：禹会诸侯于会稽，故会稽亦有涂山。《吴越春秋》 亦以涂山在会稽（又兼载涂山之歌）。应劭云：涂山在永兴北。说者云，今会稽萧山是也。是二说已不能归于一致矣。至于《苏鹗演义》又云：涂山有四，一会稽，二渝州，三濠州，四当涂。然其处皆有禹迹。或者遂谓禹文治水，固尝遍历宇内，而会诸候实在会稽之涂山。柳子厚《涂山铭》，苏子瞻、子由涂山诗，指在濠州者，皆非是。濂之存疑而未决者一也。
以荆山言之，荆山楚山也。楚之先王熊绎，僻在荆山，(荜路蓝缕，以处草莽，至成王始盛，又昭王有言曰：自吾先王受封，望不过江、汉、河，非所获罪⋯⋯则楚之封疆可知）。七传至昭王，始迁都郢。郢即今之江陵。其地有荆山，一名景山。荆故楚号也，有之诚宜。世则指为濠州。濠州古钟离子国，与寿春密迩。楚自昭王之后，历十一传，（至考烈王），始徙都寿春。
《韩非子》所载卞和献玉事，乃在历、武、文三王之际。昭王上接武王，已越十世。当三王时，钟离何尝属楚，而强谓卞和至此山耶！《新序》又谓抱玉而泣，在共王之时。《杂记》叉谓在怀王及其子平王之时。平王乃昭王之父，下距怀王九世。共王上至武王亦六世，何颠倒如是耶！濂之存疑未决者二也。
大抵山川遗迹，非本诸经史者多不可信。（如葛洪丹灶、郭景纯之墓，在在有之。纵有高世之智，将何以得辨其真份邪！）必欲可信，涂山当稽之左氏，以寿春为正；荆山当正诸史传，以江陵为正。有谓涂山氏乃古国名，禹曾娶其女者，别是一说，与此珠不相涉也。
濂耄矣，诸书遗忘欲尽，所记忆者，未必无舛讹，辄缘纪游，因挂漏书之，以发同游者一失。同游者盖太子正字桂彦良、 晋府长史朱伯言、楚府长史朱伯清、吴府伴读王致远及景彰云。后一月某日记。
节选自《魅力涂山》
来源：安徽涂山
宋濂 (1310—1381），字景濓，号潜溪，浙江金华潜溪人，后举家迁居浦江。家境贫寒，聪慧勤奋，6岁读书，每天记诵2000多字文章，9岁能赋诗，有神童之称，“自少至老，未尝一日去书卷，于学无所不通”。元至元二年 （1336年）应浦江义门郑氏之聘，讲学于浦江青萝山下。元至正九年（1349年）被荐为翰林院编修，以奉养父母为由，辞不应召，隐居龙门山修道著书讲学。文笔清新，写景状物生动，不事雕琢，风格似欧阳修。至正十八年(1358年），朱元璋攻取婺州，开郡学，聘为五经师。明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称帝，就任江南儒学提举，为太子讲经，成为历史上有名的文学侍从之臣。洪武二年 （1369年），奉命任 《元史》 总裁官，很受朱元璋器重，书成升翰林学士。洪武四年 （1371年)，调任国子司业，次年迁赞善大夫。洪武六年 （1373年)，升翰林院学士承旨知制诰兼修国史，一代礼乐，多由其裁定。洪武十年 (1377年）正月，告老归里。作为一代文学、史学泰斗式的人物宋濂，朱元璋称其为 “开国文臣之首”，刘基赞许为 “当今文章第—”四方学者称为“太史公”。文章不仅风行国内，时在高丽、 安南、日本等地亦广为流传。洪武十三年 （1380年)，因长孙宋慎牵连胡惟庸党案，全家被流放茂州 (四川茂汶羌族自治县)。明洪武十四年 （1381年），在流放途中病卒于夔州(重庆奉节），终年72岁。
《明史•宋濂传》载：“八年九月，从太子及秦、晋、楚、靖江四王讲武中都，帝得與图濠梁古迹一卷，遣使赐太子，题其外，令濂询访，随处言之。太子以示濂…...”这就是明洪武八年 （1375年）冬，时年65岁的宋濂陪太子朱标游怀远，并以游记体撰写《游涂荆二山记》。宋濂在游记中对涂荆二山的山水胜迹，对禹会诸侯的涂山，及卞和献玉的荆山的地望所在，进行考证表述的缘由。宋濂的《游涂荆二山记》，文风朴实，结构严谨，观点明了，用词精练，既是一篇好的山水游记，也是研究明初涂山荆山历史文化的宝贵资料。其全文如下：
濂既游琅琊山，起行至池河驿，适邮卒递内使监公牒至。及开缄，中藏濠梁古迹一卷，宸翰亲题其外，令濂搜访与青官言之。源因启曰：“临濠古迹惟涂荆二山最著。按《图经》，涂山在昔钟离县西八十五里，荆山亦在县西八十三里，三山本相联属，而淮水绕荆山之背，神禹凿开，使水流二山间，其疏凿之迹故在，人思其功，讫今不能忘。”青宫曰：“至中都，当共往游焉，余将渡淮狩于王庄，先生宜溯流而上，届今怀远县治以俟。”濂奉敕行。洪武乙卯冬十一月己已发舟．庚午日曛，姑泊县西门，而青宫已驻跸于东门五里矣。辛未，濂上谒，青宫喜甚，下令以壬申游二山。濂至期约怀远文学掾王景彰宿舟中，黎明棹舟至涂山足，曳杖入山。山旁废址，旧皆民庐。前渡石梁，复斗折而北，累石为塘，多艺椒之园。行可三里余，视大盘石，青丝间错。颓然欹足，坐谛视文，干藓交封之耳。闻有草生石上，高一尺，其花可爱，不假士力，人取悬檐间，呼为石莲花。复行四里所，岩石荦确，插起道左，危倾欲飞坠。复二里所，从微径入灌莽，抵岩罅，储泉一泓，味甚甘，覆以生茨，曰圣水亭，取水以禜雨多验。复一里余，至山颠，禹庙在焉。庙已毁，惟颓垣破础存。游目四顾，长淮西来，涡河北汇。而寿春、临濠、宿州之境，皆在冥茫昏杳之中，缅想南北战争屯戍处，为惑慨者久之。山之下聚落甚盛，庙史云名禹会村，乃禹会诸侯之地，庐舍之比如栉。移踵入庙，庙前杏树一章，大可蔽十牛，二柏参差左右；树东置小翁，杏柯之水时津津滴其中。庙史云，当晨雾四集，水愈多，其来如泉，可代井汲。石碣二：一大书“有夏皇祖之庙”六字，下刻宋庆元初，州守刘仲光自造；“祷雨记”一，亦记祷雨事。皇甫斌绍熙庚戌来为郡，命钟离尉丁大荣作。石未剥泐，文尚可读。复从庙西循石坡而下，巨石危立如人形，遥望之，一妪俨然也，相传为启母石。庙史云：居人每刲羊豕祭之，至有粉黛饰其貌者，闻之不觉大笑。山半旧有僧房，今废。久俟鹤贺不来，忽使者至云，扈从士马多，无桥可以渡河，青宫不复至矣。言未既，但见旌旗如锦绣曳上荆山矣。濂亦下山麓，入鲧庙，见所题神号鄙俚，弃而不睨。出读祖无择所赋歌，京口孙临为书碑。盖无择谪守寿春过此而作也。复北经县治，折而东行三里所，至荆山。梁魏交斗时就山筑堰，以灌寿春，其遗迹犹斑斑可见。复行三十步，岩广如屋。侧身而入，石屏如床座，可坐人，号为卞和洞。自西上复一里所，过避雨石，石斜倚可避雨，故名。复六十步，至产玉坡。奇石骈列，(玄质而白，缘粲如雪），西有玉池，榛荆迷路不可寻。（景彰欲导游青峰庵，足倦遂止)。时青宫已猎远郊，濂因登舟先还中都云。
惟二山见诸载记者多殊。以涂山言之，春秋左氏传云：禹合诸侯于涂山。杜预注云：在寿春县东北。说者云：今之濠州是也。《国语》《史记》则又云：禹会诸侯于会稽，故会稽亦有涂山。《吴越春秋》 亦以涂山在会稽（又兼载涂山之歌）。应劭云：涂山在永兴北。说者云，今会稽萧山是也。是二说已不能归于一致矣。至于《苏鹗演义》又云：涂山有四，一会稽，二渝州，三濠州，四当涂。然其处皆有禹迹。或者遂谓禹文治水，固尝遍历宇内，而会诸候实在会稽之涂山。柳子厚《涂山铭》，苏子瞻、子由涂山诗，指在濠州者，皆非是。濂之存疑而未决者一也。
以荆山言之，荆山楚山也。楚之先王熊绎，僻在荆山，(荜路蓝缕，以处草莽，至成王始盛，又昭王有言曰：自吾先王受封，望不过江、汉、河，非所获罪⋯⋯则楚之封疆可知）。七传至昭王，始迁都郢。郢即今之江陵。其地有荆山，一名景山。荆故楚号也，有之诚宜。世则指为濠州。濠州古钟离子国，与寿春密迩。楚自昭王之后，历十一传，（至考烈王），始徙都寿春。
《韩非子》所载卞和献玉事，乃在历、武、文三王之际。昭王上接武王，已越十世。当三王时，钟离何尝属楚，而强谓卞和至此山耶！《新序》又谓抱玉而泣，在共王之时。《杂记》叉谓在怀王及其子平王之时。平王乃昭王之父，下距怀王九世。共王上至武王亦六世，何颠倒如是耶！濂之存疑未决者二也。
大抵山川遗迹，非本诸经史者多不可信。（如葛洪丹灶、郭景纯之墓，在在有之。纵有高世之智，将何以得辨其真份邪！）必欲可信，涂山当稽之左氏，以寿春为正；荆山当正诸史传，以江陵为正。有谓涂山氏乃古国名，禹曾娶其女者，别是一说，与此珠不相涉也。
濂耄矣，诸书遗忘欲尽，所记忆者，未必无舛讹，辄缘纪游，因挂漏书之，以发同游者一失。同游者盖太子正字桂彦良、 晋府长史朱伯言、楚府长史朱伯清、吴府伴读王致远及景彰云。后一月某日记。
节选自《魅力涂山》
来源：安徽涂山
【先秦文献的“夏”与《史记》的“夏”真的相同吗？】
《夏本纪》以大禹开篇，并称大禹在舜崩三年后“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国号曰夏后，姓姒氏”。[1]《史记》的这一说法成为当今学者理解夏王朝世系及其时空位置的基础。徐兴海先生指出：
司马迁之前文献记载的中国不是按照朝代的，如《尚书》、《左传》以帝王为线索，如《国语》以国别记述事件，而朝代的概念自《夏本纪》开始，标志着关于中国历史记述的新体例、新篇章，这是司马迁独立思考的新成果。[2]
那么，司马迁这种“独立思考的新成果”是否符合先秦人的观念呢？在《清华简〈楚居〉横空出世，〈史记〉三代框架成疑》这篇文章中，笔者谈到清华简《楚居》、郭店简《穷达以时》以及《帝系》反映出来的历史观念是“夏商并行”。现在，我们进一步来看看《尚书》、《墨子》、《竹书纪年》等先秦文献所理解的“夏”又是否与《史记》一书相符合。
一、《尚书》与《史记》之“夏”的年代学差异
从被先秦文献大量引用的《尚书》来看，被后人称为《虞书》或《唐虞书》的篇章大多被先秦人称为《夏书》。比如，今传本《尧典》本为伏生所传《尚书》二十八篇之一，后被离析为《尧典》和《舜典》两篇。《尧典》的名称，在早期文献引用时并不稳定，如《孟子·万章上》称作《尧典》，《左传·文公十八年》称作《虞书》，《礼记·大学》称为《帝典》，而更多的文献在引用时则称《夏书》。如《左传·昭公十四年》：
（1）《夏书》曰：“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
这条材料可以对应今本《尧典》中皋陶的“作士，五刑有服”。又比如《左传·僖公二十七年》：
（2）《夏书》曰：“赋纳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
这条材料在今本《尧典》中作：“敷奏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由此可见，至少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的观念中，《尧典》被相当部分人视为夏代作品，而不是“五帝”时期作品。《左传》还引用了大量《夏书》佚文。比如：
（3）《夏书》曰：“皋陶迈种德，德乃降。”（《左传·庄公八年》引）
（4）《夏书》曰：“地平天成。”（《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引）
（5）《夏书》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勿使坏。”（《左传·文公七年》引）
（6）《夏书》曰：“念兹在兹，释兹在兹。名言兹在兹，允出兹在兹，惟帝念功。” （《左传·襄公二十一年》引）
（7）《夏书》曰：“念兹在兹。”（《左传·襄公二十三年》引）
（8）《夏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引）
（9）《夏书》曰：“惟彼陶唐，帅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乱其纪纳，乃灭而亡。”又曰：“允出兹在兹，由己率常可矣。”（《左传·哀公六年》引）
（10）《夏书》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龟。”（《左传·哀公六年》引）
以上各条，除第九条的“惟彼陶唐”部分见于古文《尚书》的《胤征》，其他全部见于古文《大禹谟》。此外，古文《大禹谟》中还有几条材料曾被其他先秦文献中所引用，我们也列之如下：
（11）《夏书》有之曰：“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无与守邦。”（《国语·周语上》）
（12）且不唯《泰誓》为然，虽《禹誓》即亦犹是也。禹曰：“济济有从，咸听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称乱。蠢兹有苗，用天之罚。若予既率尔群对诸群，以征有苗。”（《墨子·兼爱下》）
（13）《书》曰：“洚水警余。”（《孟子·滕文公下》）
（14）舜往于田，号泣于旻天。（《孟子·万章上》）
（15）《书》曰：“祗载见瞽瞍，夔夔斋栗，瞽瞍亦允若。”（《孟子·万章上》）
今传古文《尚书》中有一部分材料确有较早的史源，但总体上系后人伪作，这是当今学术界的普遍看法。上面第12条为《墨子》提到的《禹誓》，也被收入古文《大禹谟》。从《墨子》自身记载看，《墨子》所称的《禹誓》可能是今文《尚书》的《甘誓》别本。如《墨子·明鬼下》所引《禹誓》即与今本《甘誓》基本一致。
按《史记》的三代历史年代框架来说，“禹征三苗”属夏代建立前的历史事件，故《十三经》本《尚书》将古文《大禹谟》列入《虞书》，而这些内容均被《左传》视为出自《夏书》。由此可以证明，《左传》或者说《尚书》最早的版本均把尧、舜、禹视为夏代历史人物。如果这点被确认，就意味着《史记》的三代年代框架并不可用，而这无疑将对我国的夏文化探索带来重大变化。
二、《墨子》与《史记》之“夏”的年代学差异
先秦文献多有将“虞、夏、商、周”并称的例子。如《国语·郑语》太史伯说：
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听协风，以成乐物生者也；夏禹能单平水土，以品处庶类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周弃能播殖百谷蔬，以衣食民人者也。其后皆为王公侯伯。[3]
又如《国语·鲁语上》展禽云：
幕，能率颛顼者也，有虞氏报焉。杼，能率禹者也，夏后氏报焉。上甲微，能帅契者，商人报焉。高圉、大王，能帅稷者也，周人报焉。[4]
《左传》也有这种“虞、夏、商、周”并称的现象，如庄公三十二年内史过说：
国之将兴，明神降之，监其德也；将亡，神又降之，观其恶也。故有得神以兴，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左传·庄公三十二年》）
又如成公十三年晋侯使吕相绝秦云：
文公躬擐甲胄，跋履山川，逾越险阻，征东之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诸秦。（《左传·成公十三年》）
基于这些记载，杨向奎教授曾提出有虞氏的历史地位问题[5]，甚至还有学者因此尝试对虞世系进行编制。[6]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左传》、《孟子》、《礼记》等文献里大多都只提“三代”，极少见提“四代”的提法（早期仅见《大戴礼记·四代》等少数文献）[7]。更值得注意的是，《墨子》往往均把尧舜归入三代，这与《尚书》把有关尧、舜的记载称为《夏书》非常相似。如：
（1）故唯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所以王天下、正诸侯者，此亦其法已。（《尚贤中》，《墨子校注》，第75页）[8]
（2）然则富贵为贤以得其赏者，谁也？曰：“若昔者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尚贤中》，《墨子校注》，第78页）
（3）夫爱人利人顺天之意得天之赏者，谁也？曰：“若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天志中》，《墨子校注》，第306页）
（4）何以知贤者之必赏善罚暴也？吾以昔者三代之圣王知之。故昔也三代之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兼爱天下也，从而利之，移其百姓之意焉，率以敬上帝山川鬼神。（《天志下》，《墨子校注》，第320页）
（4）惟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圣王，其始建国营都日，必择国之正坛，置以为宗庙；必择木之修茂者，立以为位菆必。（《明鬼下》，《墨子校注》，第340页）
（5）凡言、凡动，合于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为之；凡言、凡动，合于三代暴王桀纣幽厉者舍之。（《贵义》，《墨子校注》，第686页）
杨宽认为，《墨子》把虞、夏、商、周四代称为“三代”，是“因为三代这一个名词用得太熟了”，“一时改不过口头，所以糊里糊涂的混乱四代为三代”。[9]如果《史记》的古史年代框架确然可信，杨宽所论固然可一说。然而，单就《墨子》一书的内证而言，在《墨子》作者的意识中，似虞夏本就是一代。因此，刘起釪说：
《墨子·明鬼》云：“上者《夏书》，其次商、周之《书》。”《墨子》的《尚贤》、《天志》、《明鬼》、《贵义》诸篇都称尧、舜、禹、汤为三代圣王，把尧舜列在夏代，所以有关尧、舜、禹的篇章都称《夏书》。[10]
三、《竹书纪年》与《史记》的“夏”代时空差异
《竹书纪年》出自战国魏墓，史料价值极高。《史记》有关战国部分的记载问题极大，“清代以来，很多学者利用古本《纪年》校记《史记》战国部分的内容，成效卓著。现在可以说，已经没有人墨守《史记·六国年表》了”。[11]对于夏商历史部分的研究，《竹书纪年》的价值同样不可低估。然而，由于该书原本散失，此后各家整理所得的辑本无不遵从《史记》的三代结构进行所谓“夏代“纪年排列，因此很容易让人误以为《竹书纪年》记载的夏与《史记》一致。然而，检视《竹书纪年》相关记录，可以发现这种预设需要商榷。《史记·殷本纪·集解》引《竹书纪年》说：
汤灭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岁四百九十六年也。[12]
又《夏本纪·集解》引《竹书纪年》说：
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13]
按照《史记》记载的夏商体系来理解《竹书纪年》，则商代积年多于夏代积年。然而，《晋书·束晳传》引《竹书纪年》却说：“夏年多殷。”[14]这说明要么是《竹书纪年》自相矛盾，要么就是《史记》的记载不可信。李学勤教授曾揣测“夏年代殷”有可能是在整理《竹书纪年》的过程中产生的一种看法，而不认为是本文，但事实恐怕并非这么简单[15]。《史记·魏世家·集解》引荀勖语：
和峤云：“《纪年》起自黄帝，终于魏之今王。”[16]
而杜预《左传·后序》言：
《纪年篇》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17]
又《晋书·束皙传》云：
《纪年》十三篇，记夏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18]
可见，《竹书纪年》所称的夏代纪年是以黄帝为开端的，这与《史记》记录的以禹为开端的夏代大不相同。又《路史·发挥》卷三引《竹书纪年》云：“黄帝至禹，为世三十。”[19]《说文·卅部》有“三十年为一世”之说[20]，可见，就《竹书纪年》的内证而言，“夏年多殷”之说是可以成立的。《竹书纪年》多记有昌意、颛顼、尧、舜等事。如《山海经·海内经》郭璞注：
《竹书》云：“昌意降居若水，产帝乾荒。”[21]
《大荒西经》郭璞注：
《竹书》曰：“颛顼产伯鲧，是维若阳，居天穆之阳。”[22]
《海内南经》郭璞注：
《竹书》亦曰：“后稷放帝朱于丹水。” [23]
《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括地志》：
《竹书》云：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24]
五帝被《竹书纪年》视为夏代人物
同书又说：
《竹书》云：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25]
《广弘明集》卷十一：
《汲冢竹书》云：“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26]
《北堂书钞》卷十七：
《纪年》云：命咎陶作刑。[27]
上引诸条均为唐代及其以前文献提到的《竹书纪年》遗文。根据这些材料可以发现，《竹书纪年》和《尚书》、《左传》、《墨子》等先秦文献一样，均把尧、舜、禹甚至黄帝视为夏代人物，换句话说，先秦人观念中的夏与司马迁观念中的“夏”存在极大差异。按先秦人的眼光来看，夏的年代应以黄帝为开端，至于其结尾在哪里，我们且留到讨论《史记·夏本纪》为什么不记载“后羿代夏”这一重大事件时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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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本纪》以大禹开篇，并称大禹在舜崩三年后“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国号曰夏后，姓姒氏”。[1]《史记》的这一说法成为当今学者理解夏王朝世系及其时空位置的基础。徐兴海先生指出：
司马迁之前文献记载的中国不是按照朝代的，如《尚书》、《左传》以帝王为线索，如《国语》以国别记述事件，而朝代的概念自《夏本纪》开始，标志着关于中国历史记述的新体例、新篇章，这是司马迁独立思考的新成果。[2]
那么，司马迁这种“独立思考的新成果”是否符合先秦人的观念呢？在《清华简〈楚居〉横空出世，〈史记〉三代框架成疑》这篇文章中，笔者谈到清华简《楚居》、郭店简《穷达以时》以及《帝系》反映出来的历史观念是“夏商并行”。现在，我们进一步来看看《尚书》、《墨子》、《竹书纪年》等先秦文献所理解的“夏”又是否与《史记》一书相符合。
一、《尚书》与《史记》之“夏”的年代学差异
从被先秦文献大量引用的《尚书》来看，被后人称为《虞书》或《唐虞书》的篇章大多被先秦人称为《夏书》。比如，今传本《尧典》本为伏生所传《尚书》二十八篇之一，后被离析为《尧典》和《舜典》两篇。《尧典》的名称，在早期文献引用时并不稳定，如《孟子·万章上》称作《尧典》，《左传·文公十八年》称作《虞书》，《礼记·大学》称为《帝典》，而更多的文献在引用时则称《夏书》。如《左传·昭公十四年》：
（1）《夏书》曰：“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
这条材料可以对应今本《尧典》中皋陶的“作士，五刑有服”。又比如《左传·僖公二十七年》：
（2）《夏书》曰：“赋纳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
这条材料在今本《尧典》中作：“敷奏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由此可见，至少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的观念中，《尧典》被相当部分人视为夏代作品，而不是“五帝”时期作品。《左传》还引用了大量《夏书》佚文。比如：
（3）《夏书》曰：“皋陶迈种德，德乃降。”（《左传·庄公八年》引）
（4）《夏书》曰：“地平天成。”（《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引）
（5）《夏书》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勿使坏。”（《左传·文公七年》引）
（6）《夏书》曰：“念兹在兹，释兹在兹。名言兹在兹，允出兹在兹，惟帝念功。” （《左传·襄公二十一年》引）
（7）《夏书》曰：“念兹在兹。”（《左传·襄公二十三年》引）
（8）《夏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引）
（9）《夏书》曰：“惟彼陶唐，帅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乱其纪纳，乃灭而亡。”又曰：“允出兹在兹，由己率常可矣。”（《左传·哀公六年》引）
（10）《夏书》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龟。”（《左传·哀公六年》引）
以上各条，除第九条的“惟彼陶唐”部分见于古文《尚书》的《胤征》，其他全部见于古文《大禹谟》。此外，古文《大禹谟》中还有几条材料曾被其他先秦文献中所引用，我们也列之如下：
（11）《夏书》有之曰：“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无与守邦。”（《国语·周语上》）
（12）且不唯《泰誓》为然，虽《禹誓》即亦犹是也。禹曰：“济济有从，咸听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称乱。蠢兹有苗，用天之罚。若予既率尔群对诸群，以征有苗。”（《墨子·兼爱下》）
（13）《书》曰：“洚水警余。”（《孟子·滕文公下》）
（14）舜往于田，号泣于旻天。（《孟子·万章上》）
（15）《书》曰：“祗载见瞽瞍，夔夔斋栗，瞽瞍亦允若。”（《孟子·万章上》）
今传古文《尚书》中有一部分材料确有较早的史源，但总体上系后人伪作，这是当今学术界的普遍看法。上面第12条为《墨子》提到的《禹誓》，也被收入古文《大禹谟》。从《墨子》自身记载看，《墨子》所称的《禹誓》可能是今文《尚书》的《甘誓》别本。如《墨子·明鬼下》所引《禹誓》即与今本《甘誓》基本一致。
按《史记》的三代历史年代框架来说，“禹征三苗”属夏代建立前的历史事件，故《十三经》本《尚书》将古文《大禹谟》列入《虞书》，而这些内容均被《左传》视为出自《夏书》。由此可以证明，《左传》或者说《尚书》最早的版本均把尧、舜、禹视为夏代历史人物。如果这点被确认，就意味着《史记》的三代年代框架并不可用，而这无疑将对我国的夏文化探索带来重大变化。
二、《墨子》与《史记》之“夏”的年代学差异
先秦文献多有将“虞、夏、商、周”并称的例子。如《国语·郑语》太史伯说：
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听协风，以成乐物生者也；夏禹能单平水土，以品处庶类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周弃能播殖百谷蔬，以衣食民人者也。其后皆为王公侯伯。[3]
又如《国语·鲁语上》展禽云：
幕，能率颛顼者也，有虞氏报焉。杼，能率禹者也，夏后氏报焉。上甲微，能帅契者，商人报焉。高圉、大王，能帅稷者也，周人报焉。[4]
《左传》也有这种“虞、夏、商、周”并称的现象，如庄公三十二年内史过说：
国之将兴，明神降之，监其德也；将亡，神又降之，观其恶也。故有得神以兴，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左传·庄公三十二年》）
又如成公十三年晋侯使吕相绝秦云：
文公躬擐甲胄，跋履山川，逾越险阻，征东之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诸秦。（《左传·成公十三年》）
基于这些记载，杨向奎教授曾提出有虞氏的历史地位问题[5]，甚至还有学者因此尝试对虞世系进行编制。[6]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左传》、《孟子》、《礼记》等文献里大多都只提“三代”，极少见提“四代”的提法（早期仅见《大戴礼记·四代》等少数文献）[7]。更值得注意的是，《墨子》往往均把尧舜归入三代，这与《尚书》把有关尧、舜的记载称为《夏书》非常相似。如：
（1）故唯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所以王天下、正诸侯者，此亦其法已。（《尚贤中》，《墨子校注》，第75页）[8]
（2）然则富贵为贤以得其赏者，谁也？曰：“若昔者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尚贤中》，《墨子校注》，第78页）
（3）夫爱人利人顺天之意得天之赏者，谁也？曰：“若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天志中》，《墨子校注》，第306页）
（4）何以知贤者之必赏善罚暴也？吾以昔者三代之圣王知之。故昔也三代之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兼爱天下也，从而利之，移其百姓之意焉，率以敬上帝山川鬼神。（《天志下》，《墨子校注》，第320页）
（4）惟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圣王，其始建国营都日，必择国之正坛，置以为宗庙；必择木之修茂者，立以为位菆必。（《明鬼下》，《墨子校注》，第340页）
（5）凡言、凡动，合于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为之；凡言、凡动，合于三代暴王桀纣幽厉者舍之。（《贵义》，《墨子校注》，第686页）
杨宽认为，《墨子》把虞、夏、商、周四代称为“三代”，是“因为三代这一个名词用得太熟了”，“一时改不过口头，所以糊里糊涂的混乱四代为三代”。[9]如果《史记》的古史年代框架确然可信，杨宽所论固然可一说。然而，单就《墨子》一书的内证而言，在《墨子》作者的意识中，似虞夏本就是一代。因此，刘起釪说：
《墨子·明鬼》云：“上者《夏书》，其次商、周之《书》。”《墨子》的《尚贤》、《天志》、《明鬼》、《贵义》诸篇都称尧、舜、禹、汤为三代圣王，把尧舜列在夏代，所以有关尧、舜、禹的篇章都称《夏书》。[10]
三、《竹书纪年》与《史记》的“夏”代时空差异
《竹书纪年》出自战国魏墓，史料价值极高。《史记》有关战国部分的记载问题极大，“清代以来，很多学者利用古本《纪年》校记《史记》战国部分的内容，成效卓著。现在可以说，已经没有人墨守《史记·六国年表》了”。[11]对于夏商历史部分的研究，《竹书纪年》的价值同样不可低估。然而，由于该书原本散失，此后各家整理所得的辑本无不遵从《史记》的三代结构进行所谓“夏代“纪年排列，因此很容易让人误以为《竹书纪年》记载的夏与《史记》一致。然而，检视《竹书纪年》相关记录，可以发现这种预设需要商榷。《史记·殷本纪·集解》引《竹书纪年》说：
汤灭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岁四百九十六年也。[12]
又《夏本纪·集解》引《竹书纪年》说：
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13]
按照《史记》记载的夏商体系来理解《竹书纪年》，则商代积年多于夏代积年。然而，《晋书·束晳传》引《竹书纪年》却说：“夏年多殷。”[14]这说明要么是《竹书纪年》自相矛盾，要么就是《史记》的记载不可信。李学勤教授曾揣测“夏年代殷”有可能是在整理《竹书纪年》的过程中产生的一种看法，而不认为是本文，但事实恐怕并非这么简单[15]。《史记·魏世家·集解》引荀勖语：
和峤云：“《纪年》起自黄帝，终于魏之今王。”[16]
而杜预《左传·后序》言：
《纪年篇》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17]
又《晋书·束皙传》云：
《纪年》十三篇，记夏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18]
可见，《竹书纪年》所称的夏代纪年是以黄帝为开端的，这与《史记》记录的以禹为开端的夏代大不相同。又《路史·发挥》卷三引《竹书纪年》云：“黄帝至禹，为世三十。”[19]《说文·卅部》有“三十年为一世”之说[20]，可见，就《竹书纪年》的内证而言，“夏年多殷”之说是可以成立的。《竹书纪年》多记有昌意、颛顼、尧、舜等事。如《山海经·海内经》郭璞注：
《竹书》云：“昌意降居若水，产帝乾荒。”[21]
《大荒西经》郭璞注：
《竹书》曰：“颛顼产伯鲧，是维若阳，居天穆之阳。”[22]
《海内南经》郭璞注：
《竹书》亦曰：“后稷放帝朱于丹水。” [23]
《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括地志》：
《竹书》云：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24]
五帝被《竹书纪年》视为夏代人物
同书又说：
《竹书》云：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25]
《广弘明集》卷十一：
《汲冢竹书》云：“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26]
《北堂书钞》卷十七：
《纪年》云：命咎陶作刑。[27]
上引诸条均为唐代及其以前文献提到的《竹书纪年》遗文。根据这些材料可以发现，《竹书纪年》和《尚书》、《左传》、《墨子》等先秦文献一样，均把尧、舜、禹甚至黄帝视为夏代人物，换句话说，先秦人观念中的夏与司马迁观念中的“夏”存在极大差异。按先秦人的眼光来看，夏的年代应以黄帝为开端，至于其结尾在哪里，我们且留到讨论《史记·夏本纪》为什么不记载“后羿代夏”这一重大事件时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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