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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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人心理和情绪钟摆。
卓越投资人的特征是成熟理性，善于分析，客观不受情绪左右。他们能够彻底的深入分析投资基本面和投资环境，并在此基础上计算出每个潜在的投资资产的内在价值。当这个资产的价格相对于内在价值被大了很大折扣或者内在价值未来有很大的增长潜力时，卓越投资人觉得以现在的市场价格买入是一个好主意，就会出手买入。
卓越投资人会努力，在恐惧和贪婪之间保持适当的平衡。恐惧的同义词其实是风险规避，厌恶损失，关注不确定性和随机性。贪婪的同义词是野心，进取，贪得无厌。所有人都会感觉到这些情绪，但是卓越投资人会让这些相互矛盾的情绪保持平衡，两种对抗的力量相互抵消，形成一种合力，引导投资人的行为，变得更加负责任，更加明智，更加平和。
在以下几点非常重要：
.很少有人总是能够做到心平气和，不被情绪所困。
.因为这个原因，只有少数投资者能够树立标杆鉴定中心的位置。
.大多数投资人是在台南和恐惧之间大幅摆动，在情绪乐观时变得过于贪婪，在情绪悲观时变得过于恐惧。
.大多数人投资的心理和情绪是在错误的时候摆动到错误的位置。
事实上这不但解释了大多数投资人的行为，而且如果把投资人当做一个整体来看，这也解释了整个市场的行为。世界利好人们的心理和情绪就积极向上，市场也就会跟着人们的情绪向上走，而世界引发了利空消息，人们的心理的情绪就变得消极，市场就会跟着人们的情绪向下跌。
卓越投资人抵制心理和情绪过度，因此拒绝参与心理和情绪的摆动。他们不容易被情绪左右的性格，是他们投资成功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投资人之所以不能得到强大的揭露，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是他们评估世界往往利用情绪主义，而不是利于客观主义。投资人的错误主要有两种形式：选择性感觉，歪曲性解读。投资人对世界的感觉和解读极少是平衡，不偏不倚的。关键在于投资人在心理上对待好消息，坏消息极少能一碗水端平。大都市的发展变化，既有好的方面也有不好的方面，但是投资者通常过度纠结于好的一面或者过度纠结于坏的一面，而不是同时考虑好坏两个方面。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现象中的民族现象往往是按照同一个步调发生的，而且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的摆动幅度，往往超过按正常推理数得出的摆动幅度。其中有一件非常疯狂的事情，在现实世界中，我们对事物的评价会在两个极端，非常好和不是那么好之间摆动。但是在投资界我们的情绪中，摆所摆动的两个极端是好到完美无缺和坏到无药可救。钟摆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在摆动弧线上幸福的中心点几乎不做停留。只是一晃而过，即使在中心点附近的合理区间率，摆动的时间也相当短，人们的情绪首先是完全否定，后来是彻底投降之后又变成了完全肯定。
有些事情在发生的时候有两面性，因此我们既要往好的一面解读，也能往坏的一面解读。重要的不是数据，重要的也不是事件，重要的是人对数据或者事件如何解读，而做如何解读，会随着人的心理和情绪的摆动而摆动。
在通常情况下，这些两极分化不管是两极中那个极端主导，事实都是很容易被观察到的。这种现象对于投资人来说的意义，对于那些客观的观察者来说应该是很明显的，但是之所以是他摆钟摆到一个极端或者另一个极端的情形会发生，是因为大多数市场参与者的心理和情绪朝着同一个方向移动，就像羊群成群结队的一起跑一样。在亿万投资大众之中极少有投资人是客观的。如果真的每个人都能认识到市场涨得太高，那么市场就根本不会涨得那么高了。

企业史人物 | 治生之祖 |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天下人言及经商谋生之道，都会以白圭为祖师爷”——“盖天下言治生祖白圭”。

白圭（公元前370—前300年）是战国时人，比范蠡晚生约200年，与孟子、商鞅同时代。

白圭做过魏国的相，为官期间，他与前来游历的孟子有过一次政策辩论，他主张轻税政策，提出“二十税一”，孟子则认为应该“什税一”，这段辩论被记录在《孟子·告子下》中。白圭后来周游列国，不再为官。他对生产好像不感兴趣，津津乐道的是如何在商品流通中赚取利润，如果说管仲和范蠡都偏重于商业政策的运用，那么，白圭则专重于为商之道。
白圭最出名的经商格言是，“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粮食收割的时候收进谷物，出售丝、漆，蚕茧成熟的时候，则收进帛、絮，出售粮食，如此运作，就能获得最大的利润。当机会降临的时候，要像猛虎下山一样地果断出手——“趋时若猛兽挚鸟之发”。这些观点，与范蠡提出的“待乏”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

与范蠡一样，白圭也非常重视对经济周期的掌握，主张经商必须“乐观时变”，即经常注意农业生产变化动向和市场行情，及时掌握时机谋取厚利。他将天文与粮食丰歉联系起来考察，提出：太岁在卯位时，五谷丰收，转年年景会不好；太岁在午宫时，会发生旱灾，转年年景会很好；太岁在酉位时，五谷丰收，转年年景会变坏；太岁在子位时，天下会大旱，转年年景会很好，有雨水；太岁复至卯位时，囤积的货物大致比常年要增加一倍。

与注重享乐的管仲和范蠡不同，白圭主张商人要勤俭节约，在饮食和服饰上都不应该奢侈，最好能够与仆人同苦乐，“能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僮仆同苦乐”。

在白圭的经济思想中，最闪光的地方是，他把经商与治国并列而论，视之为一个正当而高尚的职业，他说：“我从事商业活动，如同伊尹、吕尚为国谋划，如同孙武、吴起用兵使计，如同商鞅推行变法来治理国家。”在这样的认知前提下，他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商人的“素质模型”。

“智”——商人必须善于分析形势，具备及时采取正确的经营策略的智慧。

“勇”——商人必须行动果敢，勇于决策。

“仁”——商人必须用优质商品和服务对待顾客和供应商，对有恩惠的人要舍得施与。

“强”——商人必须能有所守，具有坚强的意志和毅力。

白圭用“智、勇、仁、强”来要求商人，与当时知识界的两大主流——儒家和法家有着天壤之别，同时代的商鞅把商人视为除之务尽的“国害”，孟子则轻蔑地称之为“贱丈夫”，在《孟子·公孙丑章句下》中，孟子说那些做生意的人“必求龙（垄）断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为贱”。后世的治国者大多秉持法、儒思想，对商人予以竭力的贬低和妖魔化。事实上，一直到两千年后的16世纪，中国的若干知识分子及商人代表才又重新提出了“士贾无异途”“以义制利”的观念。

也正因为白圭的这些思想，使得他被认为是继范蠡之后最懂经商之道的人。一直到20世纪40年代末，很多商铺仍专设一龛，供奉白圭像。

#古代投资理财达人##理财#

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还记载了另一位理财高手——白圭。白圭是战国时期的著名商人，有“商祖”之誉，白圭的理财之道就是观测市场走势，抓住最佳投资时机，使利益最大化。“白圭乐观时变，故人弃我取，人取我与。”

白圭的投资理念，也是高抛低吸的策略，他先是“乐观时变”，即预测市场行情，然后再做出决定。“人弃我取”是指当货物供过于求，人们都不再购买时，他趁此机会低价买进。相反，“人取我与”,则是当市场上货物紧缺时，他再高价卖出。利用这个规律，白圭在丰年时低价收购粮食，到粮食歉收时又高价出售，从中赚取成倍的利润。

白圭投资的时候，对信息变化反应极快，一旦发现机遇，就会果断出手，毫不迟疑，以免错失良机。《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白圭“趁时若猛兽鸷鸟之发”，可见白圭出手之果断迅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