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过去这么久了，可是依旧像几天前，我的心情忽好忽坏，我很渴望，渴望走出这段不能承受的阴霾。大概很多人都会觉得，失恋分手并没有多大的事。可于我而言，我像丢了魂一般。
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我这个当局者越来越看不透，想不通。我告诉自己，可以迷糊着，可我还不停地想要逐个对错，究个结果。
我在想，我的这段恋爱，谈了七年，是在谈婚论嫁的节骨眼上结束的。我对这段感情抱有期待是完全正常的，不是吗？我期待有个美好的结果也是正常的，不是吗？我想进入婚姻也是正常的，不是吗？
我有时候，又会在想，他对我真的挺不负责任的。如果他真的想和我结婚，把我规划在他的未来之内，难道这些坎儿，能不考虑在内吗？如果他真的把我视为未来相伴的唯一，在我焦虑难过时，他也会以我为重不是吗？如果他真的很爱我，他怎么可能会舍得让我等呢？我又怎么可能这么久了，依旧等不来那个我梦寐以求的求婚呢？所以，奔着结婚去的，奔着未来相守的目标，我有所期待，哪里又错了呢？
我以为，等他毕业，一定会柳暗花明。我们可以争吵，也可以说狠话，以至于，在聊天，说如果规划不同，注定是过客，我都会当成是气话，因为我自己是想的一直和他在一起，我不想分开。我不懂，为什么那时候要说我要的太多了。可我究竟要了什么呢？我又得到了什么呢？
我等来的却是，他想摆脱我所做的努力。我一直反思我自己周围声音太多了，但或许他周围的声音比我更多，或许都在给他传达下一个更香。所以，事实更是表明，下一个于他而言的确更香。
你说我只不过想要的是陪伴，但陪伴有错吗？我从未要求你放弃你的工作，你的家庭，你的一切。为什么还要说我要的太多呢？你有看到过我的焦虑吗我的不安全感吗？你真的有考虑过我吗？到最后，我觉得都在等着我妥协。是啊，我可以妥协，是因为我爱你。但你也应该让我感受到你对我的爱啊。
或许吧，他觉得我给他的负面影响太多了，觉得我没有站在他这边为他考虑，没有为他着想，没有想他就业的压力，生活的压力。或许他觉得可是看清我的无理取闹的样子了，可能觉得我很不好。我有些委屈，遇到事儿了，先一棒子打死，下定义，觉得我就是那样的不好。这么多年了，或许他一直都没看到，陪在身边的人是我，我踏入小型社会，我也没有和他说过一句分开。因为我期待着，期待他亲自为我戴上戒指，拥抱我，告诉我，这辈子一起走，下辈子还要在一起。
原来最后这个事，才是真正的考验。我们失败了。我也终于知道，我一直活在自己的想象里。或许到现在他还觉得我在无理取闹，又或者随风而去，不值一提。毕竟早在几个月前，在他心里，早已经翻篇了。
我是缺一个情绪倾吐的缺口，不过，他说的也对，不应该朝向他说。
恰恰是我用心用力爱过的人，给我上了这样一堂人生课。我虽崇尚浪漫，但我也食人间烟火，也有脚踏实地。或许我不该这样说，那段时间，可能在我身上，他也看不到希望，毕竟那时的我，焦虑难过都写在脸上，我不想嘴硬了，可我依旧如此嘴硬。我终于明白，明白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包容你。大家都喜欢太阳，怎么可能会喜欢一直阴沉沉的天气呢。
我为什么还是这么难受呢？可能大部分还是因为年龄吧，我其实还是比较传统的人。这样一个年纪，是一个适婚的年纪了，所以我才会渴望安定和婚姻。可偏偏是，把我推到悬崖边上，又告诉我，跨不过去。于是，我自己在悬崖边哭泣，原来好像只我一人想要过去。后来，我也好像忘记问了，忘记问一问，他想不想，和我，结婚。我觉得他不想，所以我才没能等来那个求婚，那句话。
可能我悲伤难过在于，我早早认定的，以为彼此认定的东西，就这样被打碎了，我还要被世俗所桎梏住。我又觉得，他的做法没有任何的错误，人都是趋利避害的，都是想远离麻烦和深渊的。只是我执念太深了。而我，其实并不是他的唯一，压根就没那么重要。
是我，是我自己太把自己当回事了。我真觉得，我是可笑至极。不想再留恋些什么了，因为我觉得我已经足够痛了。我很害怕天亮，一睁眼我又要重新死去一次，我还要一遍一遍告诉自己，接受这样的现实。多久才能好些呢？我也不敢再接触，我怕我又付出一腔热情，到头来还是扑了一场空。我以为人会变，但爱不会。可现实告诉我，人会变，爱也会。我实在没有勇气，交付自己的心。我会觉得，说的话都是假的，都会变，不值得信任。
我觉得爱好难，真的好难。理不清，剪还乱。
可能我大器晚成，还在成长。可能上天觉得我就是应该吃这一遭的苦，于是，我经历了。上天如果不允许我有爱，那就不必有。如果终其一生，都需要一个人走，那我必定也会有独自称托的能力。
感情这个东西，太复杂了，我不想触碰了，我真的，真的很累。旅行了这么久，想想通的事情，依旧凌乱着。人生短短几十载，还要痛苦地活着，何苦呢？
活得简单些吧，想做什么就去做，没那么多条条框框的。遵从自己的内心，坚定选择。做与不做都会后悔，那为什么不去做呢？
你又想成功，又害怕这那，那又能做成些什么呢？爱情，该来总会来，爱你的人自然会接受你的所有，这才是爱啊。我们一直追逐这些虚无的东西，又有何意义呢？生活一团糟，难受的都是自己，又有什么用呢？
简简单单，开开心心过好这辈子就行了。不要什么事非得有个期待，不累吗？会很累的。有问题有困难就好好处理，好好沟通好好解决，坚定自己的选择，彼此认定，双向奔赴，这才是最好的结果。不要一直执着于离开和失去，能从你生命中离开的，那就是上天给你筛选的，你决定不了别人的决定，那就放弃，那就接受。
生活已经有些累了，但总要带着光去寻找光，但也别忘了，你本身就闪闪发光。看不透的，就不去看了，想不通的，就不去想了。不负责任地放在那儿吧，毕竟不负责任的人不止你一个。
开心是一天，不开心也是一天，看淡所有，所有也就轻松了。生活啊，请稍微待我好一些吧，不过，我也很满足和知足了，我会好好生活，好好爱自己。尽量，让我的人生可以充实一些。要像别人一样，更爱自己一些。
不要再悲叹了，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别人都没有在意，为什么你还要去在意？别人都可以说走就走，为什么你就不能？
结局已经很明显了，接受吧！
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我这个当局者越来越看不透，想不通。我告诉自己，可以迷糊着，可我还不停地想要逐个对错，究个结果。
我在想，我的这段恋爱，谈了七年，是在谈婚论嫁的节骨眼上结束的。我对这段感情抱有期待是完全正常的，不是吗？我期待有个美好的结果也是正常的，不是吗？我想进入婚姻也是正常的，不是吗？
我有时候，又会在想，他对我真的挺不负责任的。如果他真的想和我结婚，把我规划在他的未来之内，难道这些坎儿，能不考虑在内吗？如果他真的把我视为未来相伴的唯一，在我焦虑难过时，他也会以我为重不是吗？如果他真的很爱我，他怎么可能会舍得让我等呢？我又怎么可能这么久了，依旧等不来那个我梦寐以求的求婚呢？所以，奔着结婚去的，奔着未来相守的目标，我有所期待，哪里又错了呢？
我以为，等他毕业，一定会柳暗花明。我们可以争吵，也可以说狠话，以至于，在聊天，说如果规划不同，注定是过客，我都会当成是气话，因为我自己是想的一直和他在一起，我不想分开。我不懂，为什么那时候要说我要的太多了。可我究竟要了什么呢？我又得到了什么呢？
我等来的却是，他想摆脱我所做的努力。我一直反思我自己周围声音太多了，但或许他周围的声音比我更多，或许都在给他传达下一个更香。所以，事实更是表明，下一个于他而言的确更香。
你说我只不过想要的是陪伴，但陪伴有错吗？我从未要求你放弃你的工作，你的家庭，你的一切。为什么还要说我要的太多呢？你有看到过我的焦虑吗我的不安全感吗？你真的有考虑过我吗？到最后，我觉得都在等着我妥协。是啊，我可以妥协，是因为我爱你。但你也应该让我感受到你对我的爱啊。
或许吧，他觉得我给他的负面影响太多了，觉得我没有站在他这边为他考虑，没有为他着想，没有想他就业的压力，生活的压力。或许他觉得可是看清我的无理取闹的样子了，可能觉得我很不好。我有些委屈，遇到事儿了，先一棒子打死，下定义，觉得我就是那样的不好。这么多年了，或许他一直都没看到，陪在身边的人是我，我踏入小型社会，我也没有和他说过一句分开。因为我期待着，期待他亲自为我戴上戒指，拥抱我，告诉我，这辈子一起走，下辈子还要在一起。
原来最后这个事，才是真正的考验。我们失败了。我也终于知道，我一直活在自己的想象里。或许到现在他还觉得我在无理取闹，又或者随风而去，不值一提。毕竟早在几个月前，在他心里，早已经翻篇了。
我是缺一个情绪倾吐的缺口，不过，他说的也对，不应该朝向他说。
恰恰是我用心用力爱过的人，给我上了这样一堂人生课。我虽崇尚浪漫，但我也食人间烟火，也有脚踏实地。或许我不该这样说，那段时间，可能在我身上，他也看不到希望，毕竟那时的我，焦虑难过都写在脸上，我不想嘴硬了，可我依旧如此嘴硬。我终于明白，明白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包容你。大家都喜欢太阳，怎么可能会喜欢一直阴沉沉的天气呢。
我为什么还是这么难受呢？可能大部分还是因为年龄吧，我其实还是比较传统的人。这样一个年纪，是一个适婚的年纪了，所以我才会渴望安定和婚姻。可偏偏是，把我推到悬崖边上，又告诉我，跨不过去。于是，我自己在悬崖边哭泣，原来好像只我一人想要过去。后来，我也好像忘记问了，忘记问一问，他想不想，和我，结婚。我觉得他不想，所以我才没能等来那个求婚，那句话。
可能我悲伤难过在于，我早早认定的，以为彼此认定的东西，就这样被打碎了，我还要被世俗所桎梏住。我又觉得，他的做法没有任何的错误，人都是趋利避害的，都是想远离麻烦和深渊的。只是我执念太深了。而我，其实并不是他的唯一，压根就没那么重要。
是我，是我自己太把自己当回事了。我真觉得，我是可笑至极。不想再留恋些什么了，因为我觉得我已经足够痛了。我很害怕天亮，一睁眼我又要重新死去一次，我还要一遍一遍告诉自己，接受这样的现实。多久才能好些呢？我也不敢再接触，我怕我又付出一腔热情，到头来还是扑了一场空。我以为人会变，但爱不会。可现实告诉我，人会变，爱也会。我实在没有勇气，交付自己的心。我会觉得，说的话都是假的，都会变，不值得信任。
我觉得爱好难，真的好难。理不清，剪还乱。
可能我大器晚成，还在成长。可能上天觉得我就是应该吃这一遭的苦，于是，我经历了。上天如果不允许我有爱，那就不必有。如果终其一生，都需要一个人走，那我必定也会有独自称托的能力。
感情这个东西，太复杂了，我不想触碰了，我真的，真的很累。旅行了这么久，想想通的事情，依旧凌乱着。人生短短几十载，还要痛苦地活着，何苦呢？
活得简单些吧，想做什么就去做，没那么多条条框框的。遵从自己的内心，坚定选择。做与不做都会后悔，那为什么不去做呢？
你又想成功，又害怕这那，那又能做成些什么呢？爱情，该来总会来，爱你的人自然会接受你的所有，这才是爱啊。我们一直追逐这些虚无的东西，又有何意义呢？生活一团糟，难受的都是自己，又有什么用呢？
简简单单，开开心心过好这辈子就行了。不要什么事非得有个期待，不累吗？会很累的。有问题有困难就好好处理，好好沟通好好解决，坚定自己的选择，彼此认定，双向奔赴，这才是最好的结果。不要一直执着于离开和失去，能从你生命中离开的，那就是上天给你筛选的，你决定不了别人的决定，那就放弃，那就接受。
生活已经有些累了，但总要带着光去寻找光，但也别忘了，你本身就闪闪发光。看不透的，就不去看了，想不通的，就不去想了。不负责任地放在那儿吧，毕竟不负责任的人不止你一个。
开心是一天，不开心也是一天，看淡所有，所有也就轻松了。生活啊，请稍微待我好一些吧，不过，我也很满足和知足了，我会好好生活，好好爱自己。尽量，让我的人生可以充实一些。要像别人一样，更爱自己一些。
不要再悲叹了，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别人都没有在意，为什么你还要去在意？别人都可以说走就走，为什么你就不能？
结局已经很明显了，接受吧！
【美丽中国·网络媒体生态行】王全起：发扬“樟子松”精神 浴火护林保家乡
北望呼伦贝尔大草原，南望浩瀚林海，这里是樟子松的故乡，北疆防风固沙的重要生态屏障，同时也是国家重点防火区域和高危森林火险区，林草相连，农林牧交错……7月22日，记者走进红花尔基樟子松国家森林公园，倾听红花尔基林业局专业森林消防队队长王全起30多年来与林为伴、浴火作战的动人故事。
林场子弟成长为护林先锋
王全起出生于1972年7月，是林场子弟。建国初期，为了保障国家木材供应、支持国家经济建设，王全起父母一直从事林木采伐工作，王全起参加工作以来，国家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简称天保工程）逐步推进，与王全起的工作轨迹逐渐重合，几十年间，王全起从伐木人的后代成长为肩负重任的护林人。他从小长大的这片樟子松森林资源也得到迅猛发展，森林覆盖率由1956年的3%上升到如今的41.66%，见证了几代林业人用智慧和力量创造的奇迹
“曾经骑马巡山，风里眠、雪里宿，点灯靠蜡、牛车拉水，如今是骑摩托、佩戴对讲机，还有专门的小木屋进行休憩，水电具备，”王全起告诉记者，几十年来，消防队的工作人员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守护的这片林子面积也越来越大，不断有新生力量加入护林队伍，如今职业扑火队最小的成员仅有22岁，是一名刚刚参加工作的零零后。
春秋防火，夏秋防盗采山珍药材，冬天防盗猎……无论气候有多恶劣，王全起总会坚持早起进山转一圈，“不来林子一趟就不安心”，茂密林海的一草一木、一沟一坎他都了然于胸，夜间行走于密林中都很难迷路。“我从小长在这里，对这片林子有很深的感情，每年最期待的就是开春，天气一热，闻着樟子松的阵阵松香，对家乡、对林子的这份爱，就到达了顶峰。”朴实的王全起对于这片守护几十年的林海，他满是热爱。
守护家乡的浴火英雄
除了日常巡护，王全起所在的专业森林消防队更是一支“3分钟集结、5分钟出发”专业灭火队伍，在他的职业生涯中，经历了多场惊心动魄的大火。
红花尔基樟子松林区是国家重点防火区域和高危森林火险区，施业区面积大、点多线长面广，同时樟子松油性很大，一旦着火，难以扑救。在林区，不但要预防人为火，还要堵截扑救入境火和监测扑救雷击火，火源管理难度大，预防扑救任务重。
2006年5月16日，一声炸雷打破了这片樟子松林的宁静，王全起带领队员以最快的速度赶赴火场。当时火场风力达到5级以上，林区小环境风向多变，风助火势，火借风威，造成大量的树冠火和飞火，多个火头像脱缰的野马一样蔓延。5月17日，火场偏西风阵风达到7至9级，中午时分风力增大，两个火头直奔红花尔基镇区，扑火形势异常严峻，很多队员的家人都在镇上，面临紧急转移，队员们心急如焚。“在这个关头，我们更不能撤，一步都不能，家人需要我们，红花尔基的父老乡亲需要我们，这片林子需要我们……”王全起拎起风力灭火机喊了一声“继续扑打”，就冲向了火场，队员们也都决然拿起扑火机具跟了上去。临近傍晚，前线指挥部传来消息，红花尔基镇区老人和儿童已经转移到安全地带。队员们听了之后压在心里的一块大石头，终于落了地……提起这段经历，王全起一直在痛惜被大火带走的天然松林，他指着镇子的方向告诉记者，那里后续又补植了樟子松，现在已有一人多高。
记者了解到，在红花尔基“5·16”特大雷击森林火灾中，现场多支扑火力量共计3300多人，其中也包括王全起和他的专业森林消防队，广大扑火人员齐心协力，对大火进行积极扑救，这场本可能是持久战的大火，37个小时就扑灭外围明火，49个小时扑灭全部明火，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利用较短时间主要依靠人力快速扑灭特大森林火灾，成为内蒙古林区乃至全国森林火灾扑救史上的一大突破。
坚守“樟子松精神”
红花尔基林业局持续加强森林管护力度，强化森林资源管理，长期实施人工造林、封山育林等重点工程项目，对宜林荒山、城镇周围进行绿化工作，2015年以来共完成各类造林任务2.2万公顷，其中：人工造林1.88万公顷、封山育林0.32万公顷；义务植树1.22万株，义务植树基地已形成规模。造林绿化工作推动了林业局的林业生态建设，使林地的生态环境得到有效改善，林内草本植被盖度得到恢复和增加，樟子松人工造林面积逐步增大，使森林覆盖率逐步增加，改善了土地的沙化状况；防风固沙能力不断增强，有效控制土地沙化蔓延速度，调节气候，净化大气，减轻干旱、沙尘暴等灾害，为野生动物提供了良好的栖息地，有效地保护生物多样性，起到维护生态平衡的作用。
如今，红花尔基林业局施业区总面积59.98万公顷，其中有林地面积24.14万公顷，森林覆盖率41.66%，是国家天然林保护工程实施区，建有国家级樟子松林自然保护区、樟子松国家森林公园、红花尔基伊敏河国家湿地公园等自然保护地，生态区位价值极高，连绵120公里的樟子松林带，是我国面积最大、唯一集中连片的天然沙地樟子松林。
59.8万公顷的浩瀚林海抗拒了风沙的侵蚀，保护了呼伦贝尔大草原，王全起也像这片林子一样，用苦干、实干践行了护林人的使命，诠释了樟子松精神，展示了林业人的精神风貌，为筑牢祖国北疆生态安全屏障谱写了一曲曲荡气回肠的壮美华章。2009年以来，王全起先后三次被红花尔基林业局党委授予“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号；2018年荣获呼伦贝尔市“五一劳动奖章”，2019年荣获内蒙古自治区“五一劳动奖章”，2020年荣获内蒙古自治区“先进工作者”。 （北方新报正北方网记者 郝儒冰）
北望呼伦贝尔大草原，南望浩瀚林海，这里是樟子松的故乡，北疆防风固沙的重要生态屏障，同时也是国家重点防火区域和高危森林火险区，林草相连，农林牧交错……7月22日，记者走进红花尔基樟子松国家森林公园，倾听红花尔基林业局专业森林消防队队长王全起30多年来与林为伴、浴火作战的动人故事。
林场子弟成长为护林先锋
王全起出生于1972年7月，是林场子弟。建国初期，为了保障国家木材供应、支持国家经济建设，王全起父母一直从事林木采伐工作，王全起参加工作以来，国家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简称天保工程）逐步推进，与王全起的工作轨迹逐渐重合，几十年间，王全起从伐木人的后代成长为肩负重任的护林人。他从小长大的这片樟子松森林资源也得到迅猛发展，森林覆盖率由1956年的3%上升到如今的41.66%，见证了几代林业人用智慧和力量创造的奇迹
“曾经骑马巡山，风里眠、雪里宿，点灯靠蜡、牛车拉水，如今是骑摩托、佩戴对讲机，还有专门的小木屋进行休憩，水电具备，”王全起告诉记者，几十年来，消防队的工作人员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守护的这片林子面积也越来越大，不断有新生力量加入护林队伍，如今职业扑火队最小的成员仅有22岁，是一名刚刚参加工作的零零后。
春秋防火，夏秋防盗采山珍药材，冬天防盗猎……无论气候有多恶劣，王全起总会坚持早起进山转一圈，“不来林子一趟就不安心”，茂密林海的一草一木、一沟一坎他都了然于胸，夜间行走于密林中都很难迷路。“我从小长在这里，对这片林子有很深的感情，每年最期待的就是开春，天气一热，闻着樟子松的阵阵松香，对家乡、对林子的这份爱，就到达了顶峰。”朴实的王全起对于这片守护几十年的林海，他满是热爱。
守护家乡的浴火英雄
除了日常巡护，王全起所在的专业森林消防队更是一支“3分钟集结、5分钟出发”专业灭火队伍，在他的职业生涯中，经历了多场惊心动魄的大火。
红花尔基樟子松林区是国家重点防火区域和高危森林火险区，施业区面积大、点多线长面广，同时樟子松油性很大，一旦着火，难以扑救。在林区，不但要预防人为火，还要堵截扑救入境火和监测扑救雷击火，火源管理难度大，预防扑救任务重。
2006年5月16日，一声炸雷打破了这片樟子松林的宁静，王全起带领队员以最快的速度赶赴火场。当时火场风力达到5级以上，林区小环境风向多变，风助火势，火借风威，造成大量的树冠火和飞火，多个火头像脱缰的野马一样蔓延。5月17日，火场偏西风阵风达到7至9级，中午时分风力增大，两个火头直奔红花尔基镇区，扑火形势异常严峻，很多队员的家人都在镇上，面临紧急转移，队员们心急如焚。“在这个关头，我们更不能撤，一步都不能，家人需要我们，红花尔基的父老乡亲需要我们，这片林子需要我们……”王全起拎起风力灭火机喊了一声“继续扑打”，就冲向了火场，队员们也都决然拿起扑火机具跟了上去。临近傍晚，前线指挥部传来消息，红花尔基镇区老人和儿童已经转移到安全地带。队员们听了之后压在心里的一块大石头，终于落了地……提起这段经历，王全起一直在痛惜被大火带走的天然松林，他指着镇子的方向告诉记者，那里后续又补植了樟子松，现在已有一人多高。
记者了解到，在红花尔基“5·16”特大雷击森林火灾中，现场多支扑火力量共计3300多人，其中也包括王全起和他的专业森林消防队，广大扑火人员齐心协力，对大火进行积极扑救，这场本可能是持久战的大火，37个小时就扑灭外围明火，49个小时扑灭全部明火，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利用较短时间主要依靠人力快速扑灭特大森林火灾，成为内蒙古林区乃至全国森林火灾扑救史上的一大突破。
坚守“樟子松精神”
红花尔基林业局持续加强森林管护力度，强化森林资源管理，长期实施人工造林、封山育林等重点工程项目，对宜林荒山、城镇周围进行绿化工作，2015年以来共完成各类造林任务2.2万公顷，其中：人工造林1.88万公顷、封山育林0.32万公顷；义务植树1.22万株，义务植树基地已形成规模。造林绿化工作推动了林业局的林业生态建设，使林地的生态环境得到有效改善，林内草本植被盖度得到恢复和增加，樟子松人工造林面积逐步增大，使森林覆盖率逐步增加，改善了土地的沙化状况；防风固沙能力不断增强，有效控制土地沙化蔓延速度，调节气候，净化大气，减轻干旱、沙尘暴等灾害，为野生动物提供了良好的栖息地，有效地保护生物多样性，起到维护生态平衡的作用。
如今，红花尔基林业局施业区总面积59.98万公顷，其中有林地面积24.14万公顷，森林覆盖率41.66%，是国家天然林保护工程实施区，建有国家级樟子松林自然保护区、樟子松国家森林公园、红花尔基伊敏河国家湿地公园等自然保护地，生态区位价值极高，连绵120公里的樟子松林带，是我国面积最大、唯一集中连片的天然沙地樟子松林。
59.8万公顷的浩瀚林海抗拒了风沙的侵蚀，保护了呼伦贝尔大草原，王全起也像这片林子一样，用苦干、实干践行了护林人的使命，诠释了樟子松精神，展示了林业人的精神风貌，为筑牢祖国北疆生态安全屏障谱写了一曲曲荡气回肠的壮美华章。2009年以来，王全起先后三次被红花尔基林业局党委授予“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号；2018年荣获呼伦贝尔市“五一劳动奖章”，2019年荣获内蒙古自治区“五一劳动奖章”，2020年荣获内蒙古自治区“先进工作者”。 （北方新报正北方网记者 郝儒冰）
#故纸寻迹#【天降“昆明湖”！从排走变留住，#北京如何留住了水资源#？】7月以来，京城急雨频至，人们常常听着雨声入睡，又听着雨声醒来。眼下已进入“七下八上”的主汛期，“三季少雨，一夏水”的降雨特点，使得北京汛期降水量的多寡决定了全年降水量的丰枯。
曾几何时，北京人对于雨水的传统观念是希望“快来快走”，但随着城市发展与水资源紧缺的矛盾加剧，人们对雨水的态度逐渐从“排出去”转变为“想留住”，从对立转变为和解，进而加以利用，化雨成“金”。
雨水，曾被视同于污水
北京在华北平原上属于“缺水区”，气候比较干旱，一年中的降雨往往集中在夏季汛期。过去，住在北京城里的人，一直在受雨水的气，北京人对雨水的情感，可以说是又爱又恨——一场雨下来，城里常常就遭了殃，积水成患，污水泛滥，原有下水道非塌即堵，形同虚设。那时候，海淀镇有一个“蝎子湖”，平时存臭水，热天生蚊蝇，下雨后水涨起来便堵住居民的家门口，出门得蹚水；宣武门外一带，大雨后路上积水成患，十几天不退……因此，在老百姓心中，雨水和污水无异。
北京日报1954年8月17日2版刊登的《和污水雨水的斗争》一文中提到，清朝光绪十六年，大臣周天霖给光绪皇帝上过一个奏折，详细地陈述了北京的水患：“……自上月二十八日大雨淋漓，前三门外水无归宿，家家存水，墙倒屋坍……每当暑雨蒸潮，黄潦（脏水）满街，浊污流溢，民间疠疫（传染病）大作。”
过去，雨水和污水为害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前人留给北京的280多公里长的下水道，只有20公里勉强能排水，其余不是塌就是堵。遇见大雨，天桥四周一片汪洋，住在这里的居民出门得坐在门板上划着走，更别提普通人家聚居的地方，雨水一冲，粪场里的排泄物就向房子里倒灌，大尾巴蛆在炕上、墙上爬来爬去。
因此，在新中国成立的第一年，北京便将消灭明沟和死水坑作为重点卫生工程，同时向排除污水与雨水宣战。
1953年4月24日，时任北京市人民政府卫生工程局副局长陈明绍在北京日报2版发表署名文章《为排除北京市的雨水和污水而斗争》，倡议全市人民为排除雨水和污水行动起来。当年，本市启动下水道和河湖的修建工程，其中占比最大的工程就是新建下水道108.76公里，相当于当时内城5个城圈的长度。
四海下水道是这一年下水道工程中最大的一项。东直门和朝阳门之间，沿着城墙根的绿草地上搭起了工棚，墙上打开一个十六公尺宽的缺口，给四海（积水潭、什刹前海、什刹后海、西小海）下水道干线开放了大门。过去，四海一带的雨水没地方去，就顺着地势连泥带水流进了四海，常年淤积的污泥使四海越来越浅。四海疏浚后，这一带的雨水暂时被引到御河，可是御河容量太小，每遇大雨，什刹海、积水潭周围便成了水乡；附近居民的院里，水淹没了膝盖；经过北京饭店门前的汽车常常被水弄得灭火抛锚。直到四海下水道建好后，雨水才得以沿着这条下水道经过宽街、张自忠路、东四十条胡同，穿过城墙流入东护城河。（1953年4月24日《北京日报》2版，《四海下水道工程》）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五年，北京除了疏通原有280多公里的下水道之外，还新建了200多公里的下水道。耗时费力的下水道工程，在当时被视为解决雨水、污水排泄的最佳途径。
从“排出去”，到“想留住”
北京城的排水工程从上世纪50年代一直持续到80年代。截止到1981年，北京市区下水道总长度为1400多公里，增长了5倍多，明显改善了市区排水状况。
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又开始意识到另一个问题：北京缺水。
“三季少雨，一夏水”是北京降水的特点。上世纪60年代，春季雨水平均在60毫米左右，约为全年总降水量的10%；一入夏季，雨水突然增多，平均达450毫米，约占总降水量的74%。降水过分集中的弊端就是，春季各种春播作物可以开始播种的时候，常常因为雨水少而延迟播种期，或是需要抗旱播种。这对于农业生产很不利。（1961年5月19日《北京日报》3版，《天上来的水》）
上世纪70年代，北京连遇旱年，缺水这个现实阻碍了民生和城市的发展。捉襟见肘的雨水一股脑儿倾倒在汛期那几个月，结果是城里淹了，乡下涝了，山里冲了，河滩漫了，还得为此劳民耗资开挖排水河道。
当时，郊区农业复种面积逐年增加、农作物需水量增多，再加上春旱严重、水库蓄水量减少，水源不足与农业增产的矛盾尤为突出。
通县在历年小麦生产中，都遇到一个难题：春天，小麦需要及时春灌，而这时候几乎年年干旱，再加上全县复种面积增加，水源更显不足；秋天，用水量小，雨水却比较勤，容易受涝。
1972年，为解决春旱秋涝这个气候特点给农业生产带来的困境，通县决定利用汛期拦蓄雨水，灌溉水利。在全县水利工作汇报会上，通县县委总结推广了台湖公社利用坑塘蓄积雨水，并趁汛期水源充足时闸沟截流蓄水等“春旱冬抗”的经验。当年汛期，通县十座拦河闸，除北关闸和师姑庄闸外，均关闸蓄水，以便冬春灌白地、浇小麦。“春旱冬抗”成为当时郊区农业对抗春旱的一项有效措施，并推广开来。（1972年10月20日《北京日报》1版，《拦蓄利用地上水 为夺取明年丰收做准备》）
郊区从雨水的利用中尝到了甜头。而那时候，北京每年汛期出境水量大约10亿立方米，着实大有可为——利用了雨水，不仅有助于缓解农业生产用水的紧张，也增加了城市的供水保证。郊区利用雨水灌溉农田，城区利用雨水补充生活用水，甚至涵养地下水，合理利用水资源的局面也就打开了。
从此，北京市政府相关部门对雨水的态度便从“怎么排出去”转变为“怎么留得住”，汛期雨水收集和利用成为破解用水难的出路之一。
关闸蓄水，尝试雨洪初利用
俗话说，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就受穷。怎么才能留得住雨水？如何在汛期尽可能多地收集利用雨水？这是水利部门日夜算计的难题。
上世纪80年代，110公里长的京密引水渠和几条护城河以及通惠河，既有供水任务，又有排洪功能，汛期还担负着从密云水库给京城供水的重任。北京市水利局管理河道多年的邹玉芬突发奇想：能不能把河、渠上的节制闸闸上，利用雨水给城市供水？
这样做是有风险的。如果暴雨引发山洪，高水位运行的京密引水渠或其他河道憋崩了怎么办？
然而，将汛期的降水留住、开发利用雨洪资源是北京市研究多年的课题，邹玉芬和同事们决定搏一把。他们精心设计了一个方案递交上去，不曾想，方案很快就批复了。全市上下开发利用雨洪资源的决心可见一斑。
最后成效如何呢？一组数据喜人：1988年汛期，密云和官厅两大水库关闸48天，拦蓄河道中积流向北京城供水，当年水库少放水0.93亿立方米。此后7年中，根据汛期的不同情况，北京共节约库水4亿立方米，相当于一米见方的“水龙”绕地球10圈。
与此同时，藏水于京城地下也是一个大胆的实践。1994年汛期，本市利用暴雨和洪水，在河道中适时放闸拦蓄，回灌地下水5亿立方米，使本市地下水位比前一年同期普遍回升0.98米。（1995年3月6日《北京日报》6版，《京城女水官》）
城里的雨水，也派上了大用场
关闸蓄水成效固然显著，但雨可不只是下在郊区、水库，城里在雨水收集上也亟待大做文章。
此前，城市里的水文章主要做在节水上面，1990年北京还因此被评为全国节水先进城市。但光节流是不够的，还得开源。本市确立了“三盆水”管水新思路，即把天上水、地上水、地下水这“三盆水”联合调度，减缓地下水位下降速度。
1980年至1990年，全市地下水位年平均下降38厘米。经过优化调度，1991年至1998年，这一数字减少到18厘米，相当于每年少开采地下水2亿立方米左右。1998年前8个月，本市对雨水的控制利用率达80.1%。（1998年9月10日《北京日报》1版，《天上降雨地面拦地下用水精打算》）
上世纪90年代末期，北京在经济发展、城市规模扩张和人口增长的形势下，供水紧张局面再度显现。当时，城区建成区的面积不断扩大，不透水地面随之增加，而此前建设的雨水管道控制面积有限，因此降雨后雨水横流，不能顺利入渗地下。在丰水年份，北京约有7亿立方米雨洪出境，白白浪费。
针对这些问题，北京市把“雨水收集利用”列作应对21世纪初期供水紧张局面的26条措施之一。
2000年，城区汛期降雨利用有了突破性进展。由中德合作投资6355万元的“城区雨洪控制与利用”项目正式启动，被寄予厚望。根据北京城的特点，中德专家打造了4个示范区，控制面积达36公顷。在示范区建成雨水收集与传输、雨洪处理与利用、雨洪回补地下水及雨洪控制系统，同时将雨洪滞蓄系统和景观工程结合，将其用作卫生间冲洗、路面喷洒、绿地灌溉、洗车等市政杂用。按照设想，该工程推广实施后，城区将有30%的雨洪得以有效利用。（2000年1月3日《北京日报》5版，《留住雨水润京城》）
2003年汛期的一场急雨使北京不少街道积了水、小区“城门失守”，而西城区双紫园小区内却是另一番光景。北京日报记者探访发现，双紫园小区内没有积水漫流，也没有车子一过污水四溅的情形出现。雨过天晴之后，小区的雨水池里还增加了近百立方米用于喷灌、洗车的回收水。
双紫园小区正是城区雨洪项目的获益者。小区引进了德国先进的雨洪利用技术与设备，经过处理后的雨水达到三类水质标准，可用于洗车和灌溉等。2003年前7个月，小区共回收500余立方米雨水，加上经过处理的生活污水，小区浇灌、洗车，甚至音乐喷泉已经完全不用自来水了。
这一场雨，包括双紫园小区在内的6个雨水利用示范小区通过了检验。雨水利用所带来的生态效益可观：小区雨水不外排，减轻了城市排水和防洪压力，通过雨水回灌还可以防止地下水过度开采，形成良性循环。（2003年8月16日《北京日报》7版，《天上雨再大 地面不积水》）
防汛变迎汛，蓄出“昆明湖”
2005年临近汛期时，时任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岐山调研、督察本市防汛工作时强调，北京是个严重缺水的城市，汛期中一定要把水文章做足，既要防汛又要迎汛，为北京积聚好水。（2005年5月22日《北京日报》1版，《既要防汛又要迎汛把水文章做足》）
这一年，北京首次变防汛为迎汛。实现这个转变，有赖于集雨工程的推广。据统计，截至2005年6月，北京市节水管理中心在城区建成22个集雨工程，年利用雨水资源达到35万立方米。（2005年6月6日《北京日报》9版，《北京，把雨水留住》）
防汛变迎汛的第二年雨季，北京集雨工程更上一层楼：宣武区万寿公园在地下挖的5个雨水收集回灌井、海淀区26个单位和居民楼收集楼顶雨水的“集雨樽”等分布在社区、机关、学校、公园里的100处集雨工程，共留住雨水200万立方米，相当于一个昆明湖的蓄水量。
雨水利用由此进入了北京市下一年的“折子工程”，城市雨水利用工程全面推广。到2009年主汛期尾声，从天而降的“昆明湖”增至21个。（2009年8月13日《北京日报》5版，《21个“昆明湖”从天而降驻留京城》）
政府推广集雨工程的同时，各行各业也在行动。北京市政协委员建议制定集雨奖罚政策、多建集雨示范工程、建设地下蓄水系统、推广雨水渗透设施；密云水库间伐上游“小老树”，送雨入密云水库；京城公园各出妙招，如植物园打造人工湖“喂”百万平方米绿地、陶然亭公园实现全园中水绿化灌溉……细算下来，一年节水能有几百万吨。
2016年，北京入选国家第二批海绵城市建设试点，多年来悉心打造的雨水吸纳、蓄渗和利用工程有了更大的用武之地。如今，日趋成熟的雨水收集利用理念和设施，正在北京水资源优化配置中发挥着不可小觑的作用。（北京日报客户端 记者汪丹）
曾几何时，北京人对于雨水的传统观念是希望“快来快走”，但随着城市发展与水资源紧缺的矛盾加剧，人们对雨水的态度逐渐从“排出去”转变为“想留住”，从对立转变为和解，进而加以利用，化雨成“金”。
雨水，曾被视同于污水
北京在华北平原上属于“缺水区”，气候比较干旱，一年中的降雨往往集中在夏季汛期。过去，住在北京城里的人，一直在受雨水的气，北京人对雨水的情感，可以说是又爱又恨——一场雨下来，城里常常就遭了殃，积水成患，污水泛滥，原有下水道非塌即堵，形同虚设。那时候，海淀镇有一个“蝎子湖”，平时存臭水，热天生蚊蝇，下雨后水涨起来便堵住居民的家门口，出门得蹚水；宣武门外一带，大雨后路上积水成患，十几天不退……因此，在老百姓心中，雨水和污水无异。
北京日报1954年8月17日2版刊登的《和污水雨水的斗争》一文中提到，清朝光绪十六年，大臣周天霖给光绪皇帝上过一个奏折，详细地陈述了北京的水患：“……自上月二十八日大雨淋漓，前三门外水无归宿，家家存水，墙倒屋坍……每当暑雨蒸潮，黄潦（脏水）满街，浊污流溢，民间疠疫（传染病）大作。”
过去，雨水和污水为害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前人留给北京的280多公里长的下水道，只有20公里勉强能排水，其余不是塌就是堵。遇见大雨，天桥四周一片汪洋，住在这里的居民出门得坐在门板上划着走，更别提普通人家聚居的地方，雨水一冲，粪场里的排泄物就向房子里倒灌，大尾巴蛆在炕上、墙上爬来爬去。
因此，在新中国成立的第一年，北京便将消灭明沟和死水坑作为重点卫生工程，同时向排除污水与雨水宣战。
1953年4月24日，时任北京市人民政府卫生工程局副局长陈明绍在北京日报2版发表署名文章《为排除北京市的雨水和污水而斗争》，倡议全市人民为排除雨水和污水行动起来。当年，本市启动下水道和河湖的修建工程，其中占比最大的工程就是新建下水道108.76公里，相当于当时内城5个城圈的长度。
四海下水道是这一年下水道工程中最大的一项。东直门和朝阳门之间，沿着城墙根的绿草地上搭起了工棚，墙上打开一个十六公尺宽的缺口，给四海（积水潭、什刹前海、什刹后海、西小海）下水道干线开放了大门。过去，四海一带的雨水没地方去，就顺着地势连泥带水流进了四海，常年淤积的污泥使四海越来越浅。四海疏浚后，这一带的雨水暂时被引到御河，可是御河容量太小，每遇大雨，什刹海、积水潭周围便成了水乡；附近居民的院里，水淹没了膝盖；经过北京饭店门前的汽车常常被水弄得灭火抛锚。直到四海下水道建好后，雨水才得以沿着这条下水道经过宽街、张自忠路、东四十条胡同，穿过城墙流入东护城河。（1953年4月24日《北京日报》2版，《四海下水道工程》）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五年，北京除了疏通原有280多公里的下水道之外，还新建了200多公里的下水道。耗时费力的下水道工程，在当时被视为解决雨水、污水排泄的最佳途径。
从“排出去”，到“想留住”
北京城的排水工程从上世纪50年代一直持续到80年代。截止到1981年，北京市区下水道总长度为1400多公里，增长了5倍多，明显改善了市区排水状况。
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又开始意识到另一个问题：北京缺水。
“三季少雨，一夏水”是北京降水的特点。上世纪60年代，春季雨水平均在60毫米左右，约为全年总降水量的10%；一入夏季，雨水突然增多，平均达450毫米，约占总降水量的74%。降水过分集中的弊端就是，春季各种春播作物可以开始播种的时候，常常因为雨水少而延迟播种期，或是需要抗旱播种。这对于农业生产很不利。（1961年5月19日《北京日报》3版，《天上来的水》）
上世纪70年代，北京连遇旱年，缺水这个现实阻碍了民生和城市的发展。捉襟见肘的雨水一股脑儿倾倒在汛期那几个月，结果是城里淹了，乡下涝了，山里冲了，河滩漫了，还得为此劳民耗资开挖排水河道。
当时，郊区农业复种面积逐年增加、农作物需水量增多，再加上春旱严重、水库蓄水量减少，水源不足与农业增产的矛盾尤为突出。
通县在历年小麦生产中，都遇到一个难题：春天，小麦需要及时春灌，而这时候几乎年年干旱，再加上全县复种面积增加，水源更显不足；秋天，用水量小，雨水却比较勤，容易受涝。
1972年，为解决春旱秋涝这个气候特点给农业生产带来的困境，通县决定利用汛期拦蓄雨水，灌溉水利。在全县水利工作汇报会上，通县县委总结推广了台湖公社利用坑塘蓄积雨水，并趁汛期水源充足时闸沟截流蓄水等“春旱冬抗”的经验。当年汛期，通县十座拦河闸，除北关闸和师姑庄闸外，均关闸蓄水，以便冬春灌白地、浇小麦。“春旱冬抗”成为当时郊区农业对抗春旱的一项有效措施，并推广开来。（1972年10月20日《北京日报》1版，《拦蓄利用地上水 为夺取明年丰收做准备》）
郊区从雨水的利用中尝到了甜头。而那时候，北京每年汛期出境水量大约10亿立方米，着实大有可为——利用了雨水，不仅有助于缓解农业生产用水的紧张，也增加了城市的供水保证。郊区利用雨水灌溉农田，城区利用雨水补充生活用水，甚至涵养地下水，合理利用水资源的局面也就打开了。
从此，北京市政府相关部门对雨水的态度便从“怎么排出去”转变为“怎么留得住”，汛期雨水收集和利用成为破解用水难的出路之一。
关闸蓄水，尝试雨洪初利用
俗话说，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就受穷。怎么才能留得住雨水？如何在汛期尽可能多地收集利用雨水？这是水利部门日夜算计的难题。
上世纪80年代，110公里长的京密引水渠和几条护城河以及通惠河，既有供水任务，又有排洪功能，汛期还担负着从密云水库给京城供水的重任。北京市水利局管理河道多年的邹玉芬突发奇想：能不能把河、渠上的节制闸闸上，利用雨水给城市供水？
这样做是有风险的。如果暴雨引发山洪，高水位运行的京密引水渠或其他河道憋崩了怎么办？
然而，将汛期的降水留住、开发利用雨洪资源是北京市研究多年的课题，邹玉芬和同事们决定搏一把。他们精心设计了一个方案递交上去，不曾想，方案很快就批复了。全市上下开发利用雨洪资源的决心可见一斑。
最后成效如何呢？一组数据喜人：1988年汛期，密云和官厅两大水库关闸48天，拦蓄河道中积流向北京城供水，当年水库少放水0.93亿立方米。此后7年中，根据汛期的不同情况，北京共节约库水4亿立方米，相当于一米见方的“水龙”绕地球10圈。
与此同时，藏水于京城地下也是一个大胆的实践。1994年汛期，本市利用暴雨和洪水，在河道中适时放闸拦蓄，回灌地下水5亿立方米，使本市地下水位比前一年同期普遍回升0.98米。（1995年3月6日《北京日报》6版，《京城女水官》）
城里的雨水，也派上了大用场
关闸蓄水成效固然显著，但雨可不只是下在郊区、水库，城里在雨水收集上也亟待大做文章。
此前，城市里的水文章主要做在节水上面，1990年北京还因此被评为全国节水先进城市。但光节流是不够的，还得开源。本市确立了“三盆水”管水新思路，即把天上水、地上水、地下水这“三盆水”联合调度，减缓地下水位下降速度。
1980年至1990年，全市地下水位年平均下降38厘米。经过优化调度，1991年至1998年，这一数字减少到18厘米，相当于每年少开采地下水2亿立方米左右。1998年前8个月，本市对雨水的控制利用率达80.1%。（1998年9月10日《北京日报》1版，《天上降雨地面拦地下用水精打算》）
上世纪90年代末期，北京在经济发展、城市规模扩张和人口增长的形势下，供水紧张局面再度显现。当时，城区建成区的面积不断扩大，不透水地面随之增加，而此前建设的雨水管道控制面积有限，因此降雨后雨水横流，不能顺利入渗地下。在丰水年份，北京约有7亿立方米雨洪出境，白白浪费。
针对这些问题，北京市把“雨水收集利用”列作应对21世纪初期供水紧张局面的26条措施之一。
2000年，城区汛期降雨利用有了突破性进展。由中德合作投资6355万元的“城区雨洪控制与利用”项目正式启动，被寄予厚望。根据北京城的特点，中德专家打造了4个示范区，控制面积达36公顷。在示范区建成雨水收集与传输、雨洪处理与利用、雨洪回补地下水及雨洪控制系统，同时将雨洪滞蓄系统和景观工程结合，将其用作卫生间冲洗、路面喷洒、绿地灌溉、洗车等市政杂用。按照设想，该工程推广实施后，城区将有30%的雨洪得以有效利用。（2000年1月3日《北京日报》5版，《留住雨水润京城》）
2003年汛期的一场急雨使北京不少街道积了水、小区“城门失守”，而西城区双紫园小区内却是另一番光景。北京日报记者探访发现，双紫园小区内没有积水漫流，也没有车子一过污水四溅的情形出现。雨过天晴之后，小区的雨水池里还增加了近百立方米用于喷灌、洗车的回收水。
双紫园小区正是城区雨洪项目的获益者。小区引进了德国先进的雨洪利用技术与设备，经过处理后的雨水达到三类水质标准，可用于洗车和灌溉等。2003年前7个月，小区共回收500余立方米雨水，加上经过处理的生活污水，小区浇灌、洗车，甚至音乐喷泉已经完全不用自来水了。
这一场雨，包括双紫园小区在内的6个雨水利用示范小区通过了检验。雨水利用所带来的生态效益可观：小区雨水不外排，减轻了城市排水和防洪压力，通过雨水回灌还可以防止地下水过度开采，形成良性循环。（2003年8月16日《北京日报》7版，《天上雨再大 地面不积水》）
防汛变迎汛，蓄出“昆明湖”
2005年临近汛期时，时任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岐山调研、督察本市防汛工作时强调，北京是个严重缺水的城市，汛期中一定要把水文章做足，既要防汛又要迎汛，为北京积聚好水。（2005年5月22日《北京日报》1版，《既要防汛又要迎汛把水文章做足》）
这一年，北京首次变防汛为迎汛。实现这个转变，有赖于集雨工程的推广。据统计，截至2005年6月，北京市节水管理中心在城区建成22个集雨工程，年利用雨水资源达到35万立方米。（2005年6月6日《北京日报》9版，《北京，把雨水留住》）
防汛变迎汛的第二年雨季，北京集雨工程更上一层楼：宣武区万寿公园在地下挖的5个雨水收集回灌井、海淀区26个单位和居民楼收集楼顶雨水的“集雨樽”等分布在社区、机关、学校、公园里的100处集雨工程，共留住雨水200万立方米，相当于一个昆明湖的蓄水量。
雨水利用由此进入了北京市下一年的“折子工程”，城市雨水利用工程全面推广。到2009年主汛期尾声，从天而降的“昆明湖”增至21个。（2009年8月13日《北京日报》5版，《21个“昆明湖”从天而降驻留京城》）
政府推广集雨工程的同时，各行各业也在行动。北京市政协委员建议制定集雨奖罚政策、多建集雨示范工程、建设地下蓄水系统、推广雨水渗透设施；密云水库间伐上游“小老树”，送雨入密云水库；京城公园各出妙招，如植物园打造人工湖“喂”百万平方米绿地、陶然亭公园实现全园中水绿化灌溉……细算下来，一年节水能有几百万吨。
2016年，北京入选国家第二批海绵城市建设试点，多年来悉心打造的雨水吸纳、蓄渗和利用工程有了更大的用武之地。如今，日趋成熟的雨水收集利用理念和设施，正在北京水资源优化配置中发挥着不可小觑的作用。（北京日报客户端 记者汪丹）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