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計劃G7峰會宣布基礎設施倡議，美媒：不該照搬中國“一帶一路”，美國基建還不夠格！】
劍指中國，美國官員正在預熱他們計劃在七國集團（G7）峰會上宣佈啟動的“全球基礎設施倡議”。值得注意的是，去年6月的G7峰會上，拜登政府同樣將矛頭指向中國，發起過一項“重建更美好世界”倡議，之後卻進展寥寥，與承諾投入的數十億美元相去甚遠。
“美國不應該照搬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不應試圖在中國的遊戲裡打敗中國。”6月22日，新倡議啟動前夕，看到前車之鑒的美媒“潑冷水”道。文章指出了美國基建能力與中國的巨大差距，美國在投資和維護自己的實體基礎設施方面都做不好，遑論去海外建設基礎設施。
據美國《外交事務》雜誌網站6月22日報導，近十年來，美國的政策制定者們一直對“一帶一路”倡議束手無策。這是一項大規模的基礎設施投資計劃，中國通過該項目在世界各地資助和建造橋樑、港口、發電廠、鐵路、隧道和5G無線網路。
美媒稱，這項倡議不僅擴大了中國的足跡，而且從字面意義上說，也讓全球領導人受惠：中國的銀行為這些基礎設施提供了資金。這種模式通過將貸款與合同掛鉤，使中國企業受益。
2021年6月，在英國舉辦的G7會議上，美國總統拜登發起過一項“重建更美好世界”（Build Back Better World，簡稱B3W）的倡議，被認為是對“一帶一路”回應。
拜登承諾，這將有助於“滿足中低收入國家對基礎設施的巨大需求”，並特別關注應對氣候、數字基礎設施、性別平等和健康問題。他幾乎沒有透露B3W計劃的具體細節，但它被明確定位為“一帶一路”倡議的西方替代方案。
文章指出，然而從那時起，B3W就毫無進展。隨著一項名為“重建美好未來”（Build Back Better）的美國國內立法提案受挫，B3W（重建更美好世界）這個名字也報廢了。拜登政府如今正忙著推廣“全球基礎設施夥伴關係”。
期間，B3W在2022年春天宣佈了一些項目。“數字連接和網路安全夥伴關係”今年將向美國政府提供345萬美元，用於資助數字金融和互聯網服務提供者；小型太陽能供應商已經可以獲得一項230萬美元津貼；如果國會同意，拜登政府將在五年內向世界銀行信託基金提供5000萬美元資金，用於發展兒童保育服務。
這些花費當然是值得的，但也反映出，在拜登宣佈B3W計劃大約一年後，他政府對全球基礎設施翻新工作的承諾加起來只有微不足道的600萬美元。即使國會再撥款5000萬美元，這也與拜登在最初聲明中承諾的數十億美元相去甚遠。
《外交事務》語帶嘲諷地指出，B3W這種糟糕的表現算不上重大損失，因為美國想要借它與中國競爭發展中世界，本就錯了。
眾所周知，美國在投資和維護自己的實體基礎設施方面很糟糕，所以它想去海外建設基礎設施的項目一開始就說不通。
使美國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處於相對劣勢的，不僅僅是項目規模。
一方面，中國更擅長建造，這不僅是在國內，在全球範圍內也是如此。在世界銀行等主要基礎設施貸款機構的採購競爭中，中國企業處於主導地位。2020年，他們在國外贏得了價值23億美元的世界銀行出資建設基礎設施合同，相比之下，美國拿到的合同價值2700萬美元。在20家全球最大建築承包商中，中國有14家，歐洲有6家，美國一家都沒有。
另一方面，在拜登政府推出B3W時，官員們小心翼翼地避免將其描述為“與中國展開正面較量”。毫無疑問，他們擔心這一全球倡議被僅僅視為防禦性行動。而且，一名官員在去年宣佈B3W時聲稱，“到目前為止，我們還沒有提供一種反映我們的價值觀、標準和經營方式的積極替代方案。”
在美國長期炒作“中方提供政府補貼，獲得競爭優勢”的情況下，《外交事務》宣稱，B3W最嚴重的缺陷在於，它似乎正是基於美國政府一直在“譴責”中國的模式。美國國際開發署花費其大部分資源，從美國公司購買商品和服務。“兩黨創新法案”也是提供數十億美元的行業補貼，以提高美國半導體產量。
而且，美國的盟友英國也在效仿，或許其他G7成員國也會緊隨其後。歐盟已經在想辦法，向計劃在發展中國家投資的歐洲企業提供數十億美元的補貼。
“美國不應試圖在中國的遊戲裡打敗中國。”在指出中美的基建差距後，《外交事務》試圖給拜登政府支招。
它稱，應該扮演領導角色，為發展中國家大規模帶來可持續基礎設施的顯然不是白宮，而是距離白宮僅三個街區的世界銀行。這些活動最好留給由美國發揮主導作用的多邊經濟機構，包括世界銀行、非洲開發銀行等。拜登政府不應追求與發展中國家達成一項又一項的雙邊基礎設施協議，而應專注於通過這些多邊機構提供更多援助資金。
文章認為，在人力資本方面，美國可以、應該發揮帶頭作用，再次向學生和學者敞開大門。美國的高等教育體系受到全世界羡慕，它培養了幾乎每個國家的商業和政治領袖。如果政府真的想與中國展開雙邊全球發展競爭，美國應該發揮自己高等教育體系等方面的優勢。它應該培養下一代全球領袖，而不是追趕中國建築公司；不是靠美國國家鐵路客運公司，而是安娜堡的大學城。
然而，近年來，美國政府忽視了公共研究預算，還減少了進入美國學校的外國學生人數。這一風向始於特朗普政府時期，但拜登總統在改變現狀方面做得不夠。“這是一個毀滅性的錯誤。”美媒評價說。
17日，對於美國計劃在即將召開的G7峰會上宣佈一項新的基礎設施倡議，該倡議似乎意在制衡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回應表示，全球基礎設施建設需要各國通力合作，相互支援、相互補充而不是相互對抗、相互替代。美方有關倡議無視各國希望共同發展、合作共贏的普遍願望，大搞零和博弈，挑動分裂對抗，這不得人心。
中方認為，全球基礎設施領域的合作空間廣闊，各類相關倡議不存在相互抗衡或者是彼此取代的問題。世界需要的是搭橋而不是拆橋，是互聯互通而不是脫鉤築牆，是互利共贏而不是封閉排他。中方歡迎一切有助於彙聚合力、促進全球基礎設施建設的倡議。任何打著基礎設施建設旗號、推進地緣政治的算計都不受歡迎，也不會得逞。
#美国科研团队发现2厘米长巨大细菌# #男孩排名全省前50成绩被屏蔽4天# #台湾出现首例猴痘确诊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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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不應該照搬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不應試圖在中國的遊戲裡打敗中國。”6月22日，新倡議啟動前夕，看到前車之鑒的美媒“潑冷水”道。文章指出了美國基建能力與中國的巨大差距，美國在投資和維護自己的實體基礎設施方面都做不好，遑論去海外建設基礎設施。
據美國《外交事務》雜誌網站6月22日報導，近十年來，美國的政策制定者們一直對“一帶一路”倡議束手無策。這是一項大規模的基礎設施投資計劃，中國通過該項目在世界各地資助和建造橋樑、港口、發電廠、鐵路、隧道和5G無線網路。
美媒稱，這項倡議不僅擴大了中國的足跡，而且從字面意義上說，也讓全球領導人受惠：中國的銀行為這些基礎設施提供了資金。這種模式通過將貸款與合同掛鉤，使中國企業受益。
2021年6月，在英國舉辦的G7會議上，美國總統拜登發起過一項“重建更美好世界”（Build Back Better World，簡稱B3W）的倡議，被認為是對“一帶一路”回應。
拜登承諾，這將有助於“滿足中低收入國家對基礎設施的巨大需求”，並特別關注應對氣候、數字基礎設施、性別平等和健康問題。他幾乎沒有透露B3W計劃的具體細節，但它被明確定位為“一帶一路”倡議的西方替代方案。
文章指出，然而從那時起，B3W就毫無進展。隨著一項名為“重建美好未來”（Build Back Better）的美國國內立法提案受挫，B3W（重建更美好世界）這個名字也報廢了。拜登政府如今正忙著推廣“全球基礎設施夥伴關係”。
期間，B3W在2022年春天宣佈了一些項目。“數字連接和網路安全夥伴關係”今年將向美國政府提供345萬美元，用於資助數字金融和互聯網服務提供者；小型太陽能供應商已經可以獲得一項230萬美元津貼；如果國會同意，拜登政府將在五年內向世界銀行信託基金提供5000萬美元資金，用於發展兒童保育服務。
這些花費當然是值得的，但也反映出，在拜登宣佈B3W計劃大約一年後，他政府對全球基礎設施翻新工作的承諾加起來只有微不足道的600萬美元。即使國會再撥款5000萬美元，這也與拜登在最初聲明中承諾的數十億美元相去甚遠。
《外交事務》語帶嘲諷地指出，B3W這種糟糕的表現算不上重大損失，因為美國想要借它與中國競爭發展中世界，本就錯了。
眾所周知，美國在投資和維護自己的實體基礎設施方面很糟糕，所以它想去海外建設基礎設施的項目一開始就說不通。
使美國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處於相對劣勢的，不僅僅是項目規模。
一方面，中國更擅長建造，這不僅是在國內，在全球範圍內也是如此。在世界銀行等主要基礎設施貸款機構的採購競爭中，中國企業處於主導地位。2020年，他們在國外贏得了價值23億美元的世界銀行出資建設基礎設施合同，相比之下，美國拿到的合同價值2700萬美元。在20家全球最大建築承包商中，中國有14家，歐洲有6家，美國一家都沒有。
另一方面，在拜登政府推出B3W時，官員們小心翼翼地避免將其描述為“與中國展開正面較量”。毫無疑問，他們擔心這一全球倡議被僅僅視為防禦性行動。而且，一名官員在去年宣佈B3W時聲稱，“到目前為止，我們還沒有提供一種反映我們的價值觀、標準和經營方式的積極替代方案。”
在美國長期炒作“中方提供政府補貼，獲得競爭優勢”的情況下，《外交事務》宣稱，B3W最嚴重的缺陷在於，它似乎正是基於美國政府一直在“譴責”中國的模式。美國國際開發署花費其大部分資源，從美國公司購買商品和服務。“兩黨創新法案”也是提供數十億美元的行業補貼，以提高美國半導體產量。
而且，美國的盟友英國也在效仿，或許其他G7成員國也會緊隨其後。歐盟已經在想辦法，向計劃在發展中國家投資的歐洲企業提供數十億美元的補貼。
“美國不應試圖在中國的遊戲裡打敗中國。”在指出中美的基建差距後，《外交事務》試圖給拜登政府支招。
它稱，應該扮演領導角色，為發展中國家大規模帶來可持續基礎設施的顯然不是白宮，而是距離白宮僅三個街區的世界銀行。這些活動最好留給由美國發揮主導作用的多邊經濟機構，包括世界銀行、非洲開發銀行等。拜登政府不應追求與發展中國家達成一項又一項的雙邊基礎設施協議，而應專注於通過這些多邊機構提供更多援助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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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日，對於美國計劃在即將召開的G7峰會上宣佈一項新的基礎設施倡議，該倡議似乎意在制衡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回應表示，全球基礎設施建設需要各國通力合作，相互支援、相互補充而不是相互對抗、相互替代。美方有關倡議無視各國希望共同發展、合作共贏的普遍願望，大搞零和博弈，挑動分裂對抗，這不得人心。
中方認為，全球基礎設施領域的合作空間廣闊，各類相關倡議不存在相互抗衡或者是彼此取代的問題。世界需要的是搭橋而不是拆橋，是互聯互通而不是脫鉤築牆，是互利共贏而不是封閉排他。中方歡迎一切有助於彙聚合力、促進全球基礎設施建設的倡議。任何打著基礎設施建設旗號、推進地緣政治的算計都不受歡迎，也不會得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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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边人”证实：“遏制政策创始人”乔治·凯南曾严重警告，北约东扩是美国最致命错误！】编者的话：作为美国“遏制政策创始人”，乔治·凯南（1904年2月16日-2005年3月17日）最为人熟知的是1946年2月22日撰写的那份从美国驻苏联大使馆发送到华盛顿，建议和平“遏制”苏联的“长电报”。但冷战结束后，作为曾经的外交官和历史学者，凯南多次警告美国政府：“北约针对俄罗斯的持续扩张将是美国政策中最致命的错误。”他甚至不再为美国国务院工作，而是到高校任教和专注于著书立说。美国纽约大学历史和国际关系学者詹姆斯·派克就是凯南晚年多本著作的编辑。近日，派克以这一特殊的“编辑与学者”双重身份，在接受《环球时报》专访时回顾了凯南提出“遏制”政策和拒绝新冷战的真实想法，并讲述了自己对乌克兰危机升级、北约与俄罗斯关系、中美关系等问题的观点。
“对于冷战后的美国，扩大北约将是最致命的错误”
环球时报：能谈谈您与凯南的合作吗？
派克：我第一次见到凯南是1980年，当时我被他的经纪人推荐做他一本文集的编辑。记得凯南看了我列的文集入选文章目录后说：“派克先生，你既没有选‘长电报’，也没有选我在20世纪40年代以‘X先生’为笔名发表的那篇有关遏制苏联、饱受争议的文章。你是极少数不愿意这样做的人，这让我感到非常欣慰。”我认识凯南时，他最关心的问题似乎已变为“美苏关系以及日益严重的核危机是否会失控”，而且他明显表现出对美国没有能力明智处理对苏关系的担心。后来，他还问我：“你觉得这本书的名字应该是‘核幻觉’还是‘核错觉’？”我回答说：“‘幻觉’表明存在误解，而‘错觉’是一种危险的、具有欺骗性的想法。”他同意我的建议，于是，书名就变成《核错觉：原子时代的苏美关系》。
我和凯南合作的第二本书是《命运的联盟：法国、俄罗斯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到来》。我们最后一次合作的书是《生活速写》。这本书涉及他在旅行中的简单记录，时间跨越70年。我的工作包括阅读他那些仍受到限制的文件，然后一起探讨这本书可以采用哪些内容。从这些文件中，可以看出凯南头脑非常敏锐，而且对美国缺乏文化素养等社会问题感到不安。
环球时报：凯南被称为“美国遏制（苏联）战略的设计师”。但1998年5月美国参议院正式批准北约可以东扩后，凯南就表示这是一场新冷战的开始。您能详细介绍一下凯南如何看待苏联解体后北约东扩的问题吗？在他看来，北约应该是一个怎样的存在，才能确保西方和俄罗斯之间的稳定关系？
派克：如果想要理解凯南对北约的看法，关键就是要回看他为什么一直反对北约的建立和发展。是的，凯南在1946年从莫斯科发出的“长电报”和1947年在《外交事务》上以“X先生”为笔名发表的文章让他被公认为“美国遏制（苏联）战略的设计师”。然而，他认为遏制应该是政治的、经济的和意识形态层面上的，而不是军事上的。凯南在当时以及一生中都反复强调，他从未觉得俄罗斯人要军事入侵西欧。
在当时，凯南当然是“马歇尔计划”的坚定拥护者，但当北约（东扩）的想法出现时，他作为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的负责人表示强烈反对。原因是他认为这会导致一个永久分裂的、军事化的欧洲出现。凯南认为与俄罗斯人达成任何可信的长期解决方案是可能的，最终也是有必要的，但北约的做法导致没有任何空间与俄罗斯达成解决问题的方案。在这一背景下，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凯南对北约20世纪90年代开始东扩感到如此震惊。凯南希望找到欢迎俄罗斯融入欧洲的方法。他也表示，这需要时间，因为这将是困难的。
但随着北约东扩，这一切都不会发生。凯南认为北约一直存在下列问题：军事化思维泛滥，倾向于将俄罗斯妖魔化为“敌人”以及倾向于从军事力量而不是更根本的问题上去考虑。所有这些都意味着——美国无法对这样的一个历史可能性持开放态度，因此，他表示，“对于冷战后的美国，扩大北约将是其政策中最致命的错误”，因为它将“激起俄罗斯舆论中的民族主义和反西方倾向”，“恢复东西方关系中的冷战氛围”，并让进一步削减核武器变得更加困难，甚至不可能。
因此，凯南希望北约如果必须存在的话，那么它应该是一个“以某种方式包括俄罗斯在内”的系统。这个系统甚至都不应该含蓄地针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敌人。凯南还写道：“为什么在冷战结束后充满各种希望的可能性下，东西方关系却集中在‘谁将与谁结盟’的问题上，并暗示在未来完全不可预见和最不可能的军事冲突中‘谁与谁进行对抗’？”
“美国的外交政策不会让世界更和平”
环球时报：您能详细谈谈凯南的晚年境况吗？
派克：虽然凯南的观点在政府圈子里被忽视，但他晚年的公众形象和声誉相当高。因为他的担忧符合公众对美俄重新爆发冷战以及核军备竞赛、导弹部署等问题日益加深的不安。他被排在那些警告“生态灾难”的人的前列。他还反对过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
凯南对那些年不断增长的“反苏反俄狂热情绪”发表了强烈的看法，并认为华盛顿和太多的美国人“在潜意识中需要一个外部的敌人”。凯南还坚持“对美国权力的限制”。有一次我们吃午餐时，他和我聊起杜鲁门总统时期的国务卿艾奇逊，并表示“其不了解权力”。凯南当时解释说，在华盛顿的信仰中有异乎寻常的狂妄自大：美国在二战结束后不久就认为它可以构建一个全球体系，以此来控制自己的盟友，尤其是德国和日本，并以此对抗自己的敌人。他认为，华盛顿在掩饰自己越来越非理性的企图——成为每个地区的支点、“管理”游戏规则、将北约东扩到俄罗斯的边界、坚持美国“普世价值”，但这些最终将导致悲剧性的结果。因为所有这些都避开了凯南一生中谈到的“对权力的限制”。凯南反复强调，美国制定连贯的战略思维几乎变得不可能，因为美国拒绝对自己的权力加以限制，也拒绝对解决紧迫的全球性问题持开放态度。
环球时报：回到乌克兰危机，我们也想听听您的见解？
派克：乌克兰危机的关键要追溯到美国和北约（以及欧盟）拒绝接受一个不威胁俄罗斯的独立和保持中立的乌克兰。北约1999年和2004年两次大规模东扩，清晰地暴露出华盛顿的基本议程：首先是要严重削弱俄罗斯的长期影响力；其次是进一步巩固自己在扩大后的北约中的核心地位。有分析认为，美国拒绝与俄罗斯就基本问题进行谈判，且多年来在乌克兰采取了很明显的导致危机升级的行动——从“民主促进”政策，到所谓的“橙色革命”，再到大量资助、训练和武装乌克兰军队等。
谁也说不准华盛顿在自己不断深化的治理问题中要走向何处。但与以前不同的是，在繁荣时期，动员起来对付一个“敌人”往往会带来一种虚假的团结感，而那些日子已成为历史。曾经，美国可以负担大量的军事开支和不断置身于战争的成本，也能让大多数美国公民仍享受相对优越的经济福利，但现在美国做不到了。至于欧洲，一个追求更独立、更少结盟的欧洲可以在世界上扮演一个更为积极的角色。那样的话，欧洲可以放心地去应对气候和核问题，力争创新全球治理模式，而不是被卷入长期的“再军事化”，或者更糟——在华盛顿的怂恿下将自己的军事存在扩展到亚洲。
环球时报：中美之间既有分歧也有共同利益。您认为，两国还有可能携手努力，让乌克兰危机尽快化解吗？
派克：如果美国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灵活性，降低自己的调子，那么，美中两国可以做很多事情来帮助解决当前的危机。当然，这需要美国在相当程度上改变方向，而不是中国。到目前为止，美国还没有这样做。不过，我们应该记住，有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和欧洲人开始认识到，如果（美国）采取当前针对乌克兰危机的这种外交政策，既不会让世界更和平，也不会让世界有足够能力来有效应对全球变暖等其他具有威胁性的生存危机。解决这些危机需要以正义感为基础的、创新的全球治理方式，而推动这些方式的应该是一种区别于美国和北约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对俄罗斯所采取的那种策略。
“中国崛起，美国没有做好任何准备”
环球时报：您认为在拜登政府任期内，中美关系会有明显改变吗？
派克：尽管大多数迹象表明美中关系日益紧张和不稳定，但拜登政府有可能改变自己对华政策的一些方面。拜登政府正在大规模增加国防预算，在台湾问题上采取挑衅性措施，试图动员美国的传统盟友加入其针对中国的军事战略，如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QUAD）和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
同时，拜登政府还在延续特朗普将美国贸易政策武器化的做法，并试图利用对俄制裁进一步推动美中经济“脱钩”。
当然，所有这些都需要放在中国的历史性崛起在各方面给美国带来不安的大背景下来看。作为一个非同寻常的非西方文明，中国正在走向全球权力的中心。美国历史上没有为这种情况做好任何准备，无论是在政治、文化、心理、种族还是战略上。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美中关系的前景仍很严峻。
但抛开可能的“黑天鹅”事件不谈，鉴于美国对华政策一成不变，我认为，有几点需要注意：
首先，这不是冷战时期的重演。冷战时期，美国国内的“恐共”情绪和对苏联、中国的妖魔化描述相互结合。有所不同的是，现在美国民意调查显示出当前美国民众对中国持相当负面的态度，但实际上在美国受访者最关切的问题中，有关中国的排列很靠后。我怀疑是否真的有很多美国人把中国视为华盛顿治理体系日益失调的根本原因。中国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精英群体所关注的，而这种关注主要为美国军工集团的利益服务。
其次，美国政治机构在中国议题上存在分歧。拜登总统面对的是一个日益失意的民主党，且党内的进步派和拜登之间也存在矛盾。进步派在应对气候变化这一问题上态度强硬，同时探寻各种国内改革。而拜登的预算和外交政策议程与进步派的主张相冲突，这让他们深感不满。
第三，尽管美国大企业的精英并不打算公开质疑华盛顿的对华政策，但他们内心也很矛盾。因为对许多人来说，以各种方式与中国“脱钩”以及拜登政府对俄制裁有可能加速削弱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私下里，一些人担心美国已失去通过美联储、华尔街和庞大的政府赤字运作来化解金融危机的能力。多年来老有人在谈论“中国的崩溃”，但正如2008年金融危机时所显示的那样，美国已经将“系统性风险”这一概念制度化，变成了美国经济运作的核心。如果没有中国在2008年到2009年所采取的一系列行动，很难知道今天的全球经济会是什么情形。（《环球时报》4月19日7版文章，作者： 夏温新）
“对于冷战后的美国，扩大北约将是最致命的错误”
环球时报：能谈谈您与凯南的合作吗？
派克：我第一次见到凯南是1980年，当时我被他的经纪人推荐做他一本文集的编辑。记得凯南看了我列的文集入选文章目录后说：“派克先生，你既没有选‘长电报’，也没有选我在20世纪40年代以‘X先生’为笔名发表的那篇有关遏制苏联、饱受争议的文章。你是极少数不愿意这样做的人，这让我感到非常欣慰。”我认识凯南时，他最关心的问题似乎已变为“美苏关系以及日益严重的核危机是否会失控”，而且他明显表现出对美国没有能力明智处理对苏关系的担心。后来，他还问我：“你觉得这本书的名字应该是‘核幻觉’还是‘核错觉’？”我回答说：“‘幻觉’表明存在误解，而‘错觉’是一种危险的、具有欺骗性的想法。”他同意我的建议，于是，书名就变成《核错觉：原子时代的苏美关系》。
我和凯南合作的第二本书是《命运的联盟：法国、俄罗斯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到来》。我们最后一次合作的书是《生活速写》。这本书涉及他在旅行中的简单记录，时间跨越70年。我的工作包括阅读他那些仍受到限制的文件，然后一起探讨这本书可以采用哪些内容。从这些文件中，可以看出凯南头脑非常敏锐，而且对美国缺乏文化素养等社会问题感到不安。
环球时报：凯南被称为“美国遏制（苏联）战略的设计师”。但1998年5月美国参议院正式批准北约可以东扩后，凯南就表示这是一场新冷战的开始。您能详细介绍一下凯南如何看待苏联解体后北约东扩的问题吗？在他看来，北约应该是一个怎样的存在，才能确保西方和俄罗斯之间的稳定关系？
派克：如果想要理解凯南对北约的看法，关键就是要回看他为什么一直反对北约的建立和发展。是的，凯南在1946年从莫斯科发出的“长电报”和1947年在《外交事务》上以“X先生”为笔名发表的文章让他被公认为“美国遏制（苏联）战略的设计师”。然而，他认为遏制应该是政治的、经济的和意识形态层面上的，而不是军事上的。凯南在当时以及一生中都反复强调，他从未觉得俄罗斯人要军事入侵西欧。
在当时，凯南当然是“马歇尔计划”的坚定拥护者，但当北约（东扩）的想法出现时，他作为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的负责人表示强烈反对。原因是他认为这会导致一个永久分裂的、军事化的欧洲出现。凯南认为与俄罗斯人达成任何可信的长期解决方案是可能的，最终也是有必要的，但北约的做法导致没有任何空间与俄罗斯达成解决问题的方案。在这一背景下，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凯南对北约20世纪90年代开始东扩感到如此震惊。凯南希望找到欢迎俄罗斯融入欧洲的方法。他也表示，这需要时间，因为这将是困难的。
但随着北约东扩，这一切都不会发生。凯南认为北约一直存在下列问题：军事化思维泛滥，倾向于将俄罗斯妖魔化为“敌人”以及倾向于从军事力量而不是更根本的问题上去考虑。所有这些都意味着——美国无法对这样的一个历史可能性持开放态度，因此，他表示，“对于冷战后的美国，扩大北约将是其政策中最致命的错误”，因为它将“激起俄罗斯舆论中的民族主义和反西方倾向”，“恢复东西方关系中的冷战氛围”，并让进一步削减核武器变得更加困难，甚至不可能。
因此，凯南希望北约如果必须存在的话，那么它应该是一个“以某种方式包括俄罗斯在内”的系统。这个系统甚至都不应该含蓄地针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敌人。凯南还写道：“为什么在冷战结束后充满各种希望的可能性下，东西方关系却集中在‘谁将与谁结盟’的问题上，并暗示在未来完全不可预见和最不可能的军事冲突中‘谁与谁进行对抗’？”
“美国的外交政策不会让世界更和平”
环球时报：您能详细谈谈凯南的晚年境况吗？
派克：虽然凯南的观点在政府圈子里被忽视，但他晚年的公众形象和声誉相当高。因为他的担忧符合公众对美俄重新爆发冷战以及核军备竞赛、导弹部署等问题日益加深的不安。他被排在那些警告“生态灾难”的人的前列。他还反对过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
凯南对那些年不断增长的“反苏反俄狂热情绪”发表了强烈的看法，并认为华盛顿和太多的美国人“在潜意识中需要一个外部的敌人”。凯南还坚持“对美国权力的限制”。有一次我们吃午餐时，他和我聊起杜鲁门总统时期的国务卿艾奇逊，并表示“其不了解权力”。凯南当时解释说，在华盛顿的信仰中有异乎寻常的狂妄自大：美国在二战结束后不久就认为它可以构建一个全球体系，以此来控制自己的盟友，尤其是德国和日本，并以此对抗自己的敌人。他认为，华盛顿在掩饰自己越来越非理性的企图——成为每个地区的支点、“管理”游戏规则、将北约东扩到俄罗斯的边界、坚持美国“普世价值”，但这些最终将导致悲剧性的结果。因为所有这些都避开了凯南一生中谈到的“对权力的限制”。凯南反复强调，美国制定连贯的战略思维几乎变得不可能，因为美国拒绝对自己的权力加以限制，也拒绝对解决紧迫的全球性问题持开放态度。
环球时报：回到乌克兰危机，我们也想听听您的见解？
派克：乌克兰危机的关键要追溯到美国和北约（以及欧盟）拒绝接受一个不威胁俄罗斯的独立和保持中立的乌克兰。北约1999年和2004年两次大规模东扩，清晰地暴露出华盛顿的基本议程：首先是要严重削弱俄罗斯的长期影响力；其次是进一步巩固自己在扩大后的北约中的核心地位。有分析认为，美国拒绝与俄罗斯就基本问题进行谈判，且多年来在乌克兰采取了很明显的导致危机升级的行动——从“民主促进”政策，到所谓的“橙色革命”，再到大量资助、训练和武装乌克兰军队等。
谁也说不准华盛顿在自己不断深化的治理问题中要走向何处。但与以前不同的是，在繁荣时期，动员起来对付一个“敌人”往往会带来一种虚假的团结感，而那些日子已成为历史。曾经，美国可以负担大量的军事开支和不断置身于战争的成本，也能让大多数美国公民仍享受相对优越的经济福利，但现在美国做不到了。至于欧洲，一个追求更独立、更少结盟的欧洲可以在世界上扮演一个更为积极的角色。那样的话，欧洲可以放心地去应对气候和核问题，力争创新全球治理模式，而不是被卷入长期的“再军事化”，或者更糟——在华盛顿的怂恿下将自己的军事存在扩展到亚洲。
环球时报：中美之间既有分歧也有共同利益。您认为，两国还有可能携手努力，让乌克兰危机尽快化解吗？
派克：如果美国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灵活性，降低自己的调子，那么，美中两国可以做很多事情来帮助解决当前的危机。当然，这需要美国在相当程度上改变方向，而不是中国。到目前为止，美国还没有这样做。不过，我们应该记住，有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和欧洲人开始认识到，如果（美国）采取当前针对乌克兰危机的这种外交政策，既不会让世界更和平，也不会让世界有足够能力来有效应对全球变暖等其他具有威胁性的生存危机。解决这些危机需要以正义感为基础的、创新的全球治理方式，而推动这些方式的应该是一种区别于美国和北约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对俄罗斯所采取的那种策略。
“中国崛起，美国没有做好任何准备”
环球时报：您认为在拜登政府任期内，中美关系会有明显改变吗？
派克：尽管大多数迹象表明美中关系日益紧张和不稳定，但拜登政府有可能改变自己对华政策的一些方面。拜登政府正在大规模增加国防预算，在台湾问题上采取挑衅性措施，试图动员美国的传统盟友加入其针对中国的军事战略，如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QUAD）和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
同时，拜登政府还在延续特朗普将美国贸易政策武器化的做法，并试图利用对俄制裁进一步推动美中经济“脱钩”。
当然，所有这些都需要放在中国的历史性崛起在各方面给美国带来不安的大背景下来看。作为一个非同寻常的非西方文明，中国正在走向全球权力的中心。美国历史上没有为这种情况做好任何准备，无论是在政治、文化、心理、种族还是战略上。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美中关系的前景仍很严峻。
但抛开可能的“黑天鹅”事件不谈，鉴于美国对华政策一成不变，我认为，有几点需要注意：
首先，这不是冷战时期的重演。冷战时期，美国国内的“恐共”情绪和对苏联、中国的妖魔化描述相互结合。有所不同的是，现在美国民意调查显示出当前美国民众对中国持相当负面的态度，但实际上在美国受访者最关切的问题中，有关中国的排列很靠后。我怀疑是否真的有很多美国人把中国视为华盛顿治理体系日益失调的根本原因。中国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精英群体所关注的，而这种关注主要为美国军工集团的利益服务。
其次，美国政治机构在中国议题上存在分歧。拜登总统面对的是一个日益失意的民主党，且党内的进步派和拜登之间也存在矛盾。进步派在应对气候变化这一问题上态度强硬，同时探寻各种国内改革。而拜登的预算和外交政策议程与进步派的主张相冲突，这让他们深感不满。
第三，尽管美国大企业的精英并不打算公开质疑华盛顿的对华政策，但他们内心也很矛盾。因为对许多人来说，以各种方式与中国“脱钩”以及拜登政府对俄制裁有可能加速削弱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私下里，一些人担心美国已失去通过美联储、华尔街和庞大的政府赤字运作来化解金融危机的能力。多年来老有人在谈论“中国的崩溃”，但正如2008年金融危机时所显示的那样，美国已经将“系统性风险”这一概念制度化，变成了美国经济运作的核心。如果没有中国在2008年到2009年所采取的一系列行动，很难知道今天的全球经济会是什么情形。（《环球时报》4月19日7版文章，作者： 夏温新）
【2021年年报透底机构投资者去年四季度调仓路径：公募基金主攻制造业，险资重仓金融股】
2021年年报披露进入密集期，机构投资者去年四季度的调仓路径愈加明晰。
证金重仓大蓝筹
去年四季度，以证金、汇金为主力的国家队（包含证金、汇金、证金资管、证金定制基金与外汇局旗下投资平台）进行了小幅调仓。
截至4月7日收盘，在已披露的上市公司2021年报中，国家队共现身367家公司前十大流通股东榜单。其中，新进珠江啤酒一家公司，增持7家公司，减持了295家公司，其他公司持股数量保持不变。
金融股仍是去年四季度国家队重仓品种。以最新持股市值来看，国家队持股市值超过百亿元的有16家公司，近七成为金融股，另外5家分别为贵州茅台、中国中车、中国神华、中国中铁、中国石化。
具体来看，农业银行是国家队增持数量最多的公司，增持股数达到12.55亿股，增持后持股比例（占总股本）达44.47％。其次是中国铝业和中国东航，增持股数达9263.84万股和7961.69万股。
公募基金主攻制造业
Wind数据显示，2021年所有公募基金的净值增长率均值为6.06%。而同期沪深300指数跌幅为5.2%，公募基金平均收益率跑赢沪深300指数11.26个百分点。并且，截至2021年末公募基金资产中股票类资产占比较2020年末提升了0.7个百分点。公募基金逆势跑赢大盘，也使得其持股变动受到广大投资者的关注。
从行业方面来说，制造业是最受公募基金青睐的行业，持仓市值高达总计4.7万亿元，占整个股票资产的66.96%，金融业与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紧随其后，持仓市值分别占到股票总资产的7.37%和4.19%。
东方财富、亿纬锂能、阳光电源、比亚迪、紫光国微、韦尔股份2021年新进入公募基金前20大重仓股行列。其中亿纬锂能、阳光电源、比亚迪与新能源密切相关，紫光国微、韦尔股份则属于半导体行业。
不过投资者要注意的是，新能源相关个股进入公募基金前20大重仓股，主要是2021年相关股票涨幅巨大，基金持仓市值大增所至，个别股票持股数量反而是下降的。如亿纬锂能2021年上涨45.01%，公募基金持股总市值增加122.82亿元，但公募基金持股却较2020年底减少了3200万股。
公募基金2021年增持了2371只个股，农业银行、工商银行、中国建筑、分众传媒4股在四季度获得公募基金超10亿股的增持。另外，公募基金还新进联创股份约1.37亿股，占到流通股的14.47%。
分市场看，科创板最受公募基金喜爱，在增持占流通股比例最高的前十大个股中，9只是科创板股票。如时代电气，2021年三季末公募基金还仅持股2552万股，四季度猛的加仓至8926万股，增持6374万股，而其总流通股才1.75亿股，增持股份占流通股份超36%，中欧时代先锋、信达澳银新能源产业等多只公募基金新进入时代电气前10大流通股股东行列。
中国平安、美的集团、恒瑞医药、三一重工、顺丰控股则跌出了公募基金10大重仓股行列。中煤能源去年四季度被公募基金减持了1.04亿股，是截至目前唯一一只遭减持超亿股的上市公司，马钢股份、中国一重、迪马股份、中国宝安等6股四季度也被减持超5000万股。
私募增持贵州茅台
私募比公募更具灵活性，去年业绩表现也更为优异。根据格上研究统计，2021年私募行业平均收益为12.43%，其中量化股票多头管理人的平均收益率更是高达22.05%，约七成产品取得正收益。
制造业依旧是私募最重仓的行业，采矿业、批发和零售业也受到私募的重点关注。
贵州茅台最受私募青睐，私募合计持有市值高达232亿元，是目前唯一一只私募持仓市值超百亿的个股。金汇荣盛三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表现最为活跃，持有贵州茅台市值高达近122亿元，并且在去年四季度还加仓了贵州茅台逾31万股，按照茅台最新每10股派216.75元的分配预案，该私募仅茅台分红就能拿到1.28亿元。瑞丰汇邦三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持仓市值也高达115亿元，持有贵州茅台和中国神华2只股票，在去年四季度也加仓了贵州茅台超26万股。
拓尔思为目前私募增持最多的个股，去年四季度合计增持3815万股，增持的主要是博泰精选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通过协议转让获得拓尔思3788万股，占总股本的5.3%。
私募通过二级市场增持数量最多的个股为闽发铝业，去年四季度合计增持了2715万股。亿利达、梅花生物、紫金矿业3家公司在四季度也获得私募合计超2000万股的增持，妙可蓝多、佳都科技、顺络电子则获得私募超千万股的增持。
备受关注的明星私募高毅旗下基金，则增持了万华化学、华润三九、紫金矿业等股票。其中高毅晓峰鸿远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新进万华化学逾1216万股。此外，景林资产四季度抄底涪陵榨菜、招商积余，睿扬新进福莱特和新洁能，聚鸣大举买入中航重机，林鹏掌舵的和谐汇一新进金风科技。
险资重仓金融股
Wind数据显示，截至4月7日收盘，共有156家A股上市公司的前十大流通股股东出现险资身影，险资合计持仓市值达10743亿元。
按持仓市值排名，险资持仓市值前十的个股暂为中国人寿、平安银行、招商银行、兴业银行、民生银行、工商银行、中国联通、邮储银行、金风科技、农业银行。
按照申万一级行业划分，2021年险资对非银金融行业合计持仓市值达5824亿元，持仓市值暂为险资持仓总市值的54%；其次为银行，持股总市值4148亿元。
按个股看，去年四季度险资增持数量最高的前五家公司分别是中国交建、中国石化、航天电子、中国神华和万科A。另外，多家公司去年四季度获险资新增持股，包括时代新材、中储股份、国电南自、祁连山、铜峰电子。
近期逾十家大中型保险资管公司从长期机构投资者的视角，就权益市场给出研判。多位保险资管人士表示，长期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前景，经过此前两个多月估值压力的释放，目前市场估值已回归合理水平。多家机构提及，市场前期经历短期非理性调整，也为其提供了优质赛道长期布局的良好时机。
牛散布局新能源概念
从已披露的年报看，葛卫东出现在盛新锂能、用友网络、凯盛新材和贝特瑞四家公司的前十大流通股东中，赵建平则出现在阳光诺和流通股东名单内，方德基现身金圆股份十大流通股东。
以葛卫东持有的盛新锂能为例，该公司主要业务包括锂矿采选、基础锂盐、金属锂和稀土产品的生产与销售，另有少量林木业务，2021年5月完成稀土业务的剥离，专注于锂电产品。
盛新锂能年报显示，2021年公司锂产品产量约4万吨，同比上升90.5%；销量约4.2万吨，同比增长108.88%。锂产品业务收入为27.85亿元，占总营收比例为94.92%，同比增长约3倍；毛利率达到47.78%。方德基持仓的金圆股份正在向新能源转型。金圆股份主营业务为水泥、商品混凝土，在去年9月并购辰宇矿业以向锂电池材料领域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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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年报披露进入密集期，机构投资者去年四季度的调仓路径愈加明晰。
证金重仓大蓝筹
去年四季度，以证金、汇金为主力的国家队（包含证金、汇金、证金资管、证金定制基金与外汇局旗下投资平台）进行了小幅调仓。
截至4月7日收盘，在已披露的上市公司2021年报中，国家队共现身367家公司前十大流通股东榜单。其中，新进珠江啤酒一家公司，增持7家公司，减持了295家公司，其他公司持股数量保持不变。
金融股仍是去年四季度国家队重仓品种。以最新持股市值来看，国家队持股市值超过百亿元的有16家公司，近七成为金融股，另外5家分别为贵州茅台、中国中车、中国神华、中国中铁、中国石化。
具体来看，农业银行是国家队增持数量最多的公司，增持股数达到12.55亿股，增持后持股比例（占总股本）达44.47％。其次是中国铝业和中国东航，增持股数达9263.84万股和7961.69万股。
公募基金主攻制造业
Wind数据显示，2021年所有公募基金的净值增长率均值为6.06%。而同期沪深300指数跌幅为5.2%，公募基金平均收益率跑赢沪深300指数11.26个百分点。并且，截至2021年末公募基金资产中股票类资产占比较2020年末提升了0.7个百分点。公募基金逆势跑赢大盘，也使得其持股变动受到广大投资者的关注。
从行业方面来说，制造业是最受公募基金青睐的行业，持仓市值高达总计4.7万亿元，占整个股票资产的66.96%，金融业与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紧随其后，持仓市值分别占到股票总资产的7.37%和4.19%。
东方财富、亿纬锂能、阳光电源、比亚迪、紫光国微、韦尔股份2021年新进入公募基金前20大重仓股行列。其中亿纬锂能、阳光电源、比亚迪与新能源密切相关，紫光国微、韦尔股份则属于半导体行业。
不过投资者要注意的是，新能源相关个股进入公募基金前20大重仓股，主要是2021年相关股票涨幅巨大，基金持仓市值大增所至，个别股票持股数量反而是下降的。如亿纬锂能2021年上涨45.01%，公募基金持股总市值增加122.82亿元，但公募基金持股却较2020年底减少了3200万股。
公募基金2021年增持了2371只个股，农业银行、工商银行、中国建筑、分众传媒4股在四季度获得公募基金超10亿股的增持。另外，公募基金还新进联创股份约1.37亿股，占到流通股的14.47%。
分市场看，科创板最受公募基金喜爱，在增持占流通股比例最高的前十大个股中，9只是科创板股票。如时代电气，2021年三季末公募基金还仅持股2552万股，四季度猛的加仓至8926万股，增持6374万股，而其总流通股才1.75亿股，增持股份占流通股份超36%，中欧时代先锋、信达澳银新能源产业等多只公募基金新进入时代电气前10大流通股股东行列。
中国平安、美的集团、恒瑞医药、三一重工、顺丰控股则跌出了公募基金10大重仓股行列。中煤能源去年四季度被公募基金减持了1.04亿股，是截至目前唯一一只遭减持超亿股的上市公司，马钢股份、中国一重、迪马股份、中国宝安等6股四季度也被减持超5000万股。
私募增持贵州茅台
私募比公募更具灵活性，去年业绩表现也更为优异。根据格上研究统计，2021年私募行业平均收益为12.43%，其中量化股票多头管理人的平均收益率更是高达22.05%，约七成产品取得正收益。
制造业依旧是私募最重仓的行业，采矿业、批发和零售业也受到私募的重点关注。
贵州茅台最受私募青睐，私募合计持有市值高达232亿元，是目前唯一一只私募持仓市值超百亿的个股。金汇荣盛三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表现最为活跃，持有贵州茅台市值高达近122亿元，并且在去年四季度还加仓了贵州茅台逾31万股，按照茅台最新每10股派216.75元的分配预案，该私募仅茅台分红就能拿到1.28亿元。瑞丰汇邦三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持仓市值也高达115亿元，持有贵州茅台和中国神华2只股票，在去年四季度也加仓了贵州茅台超26万股。
拓尔思为目前私募增持最多的个股，去年四季度合计增持3815万股，增持的主要是博泰精选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通过协议转让获得拓尔思3788万股，占总股本的5.3%。
私募通过二级市场增持数量最多的个股为闽发铝业，去年四季度合计增持了2715万股。亿利达、梅花生物、紫金矿业3家公司在四季度也获得私募合计超2000万股的增持，妙可蓝多、佳都科技、顺络电子则获得私募超千万股的增持。
备受关注的明星私募高毅旗下基金，则增持了万华化学、华润三九、紫金矿业等股票。其中高毅晓峰鸿远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新进万华化学逾1216万股。此外，景林资产四季度抄底涪陵榨菜、招商积余，睿扬新进福莱特和新洁能，聚鸣大举买入中航重机，林鹏掌舵的和谐汇一新进金风科技。
险资重仓金融股
Wind数据显示，截至4月7日收盘，共有156家A股上市公司的前十大流通股股东出现险资身影，险资合计持仓市值达10743亿元。
按持仓市值排名，险资持仓市值前十的个股暂为中国人寿、平安银行、招商银行、兴业银行、民生银行、工商银行、中国联通、邮储银行、金风科技、农业银行。
按照申万一级行业划分，2021年险资对非银金融行业合计持仓市值达5824亿元，持仓市值暂为险资持仓总市值的54%；其次为银行，持股总市值4148亿元。
按个股看，去年四季度险资增持数量最高的前五家公司分别是中国交建、中国石化、航天电子、中国神华和万科A。另外，多家公司去年四季度获险资新增持股，包括时代新材、中储股份、国电南自、祁连山、铜峰电子。
近期逾十家大中型保险资管公司从长期机构投资者的视角，就权益市场给出研判。多位保险资管人士表示，长期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前景，经过此前两个多月估值压力的释放，目前市场估值已回归合理水平。多家机构提及，市场前期经历短期非理性调整，也为其提供了优质赛道长期布局的良好时机。
牛散布局新能源概念
从已披露的年报看，葛卫东出现在盛新锂能、用友网络、凯盛新材和贝特瑞四家公司的前十大流通股东中，赵建平则出现在阳光诺和流通股东名单内，方德基现身金圆股份十大流通股东。
以葛卫东持有的盛新锂能为例，该公司主要业务包括锂矿采选、基础锂盐、金属锂和稀土产品的生产与销售，另有少量林木业务，2021年5月完成稀土业务的剥离，专注于锂电产品。
盛新锂能年报显示，2021年公司锂产品产量约4万吨，同比上升90.5%；销量约4.2万吨，同比增长108.88%。锂产品业务收入为27.85亿元，占总营收比例为94.92%，同比增长约3倍；毛利率达到47.78%。方德基持仓的金圆股份正在向新能源转型。金圆股份主营业务为水泥、商品混凝土，在去年9月并购辰宇矿业以向锂电池材料领域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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