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边人”证实：“遏制政策创始人”乔治·凯南曾严重警告，北约东扩是美国最致命错误！】编者的话：作为美国“遏制政策创始人”，乔治·凯南（1904年2月16日-2005年3月17日）最为人熟知的是1946年2月22日撰写的那份从美国驻苏联大使馆发送到华盛顿，建议和平“遏制”苏联的“长电报”。但冷战结束后，作为曾经的外交官和历史学者，凯南多次警告美国政府：“北约针对俄罗斯的持续扩张将是美国政策中最致命的错误。”他甚至不再为美国国务院工作，而是到高校任教和专注于著书立说。美国纽约大学历史和国际关系学者詹姆斯·派克就是凯南晚年多本著作的编辑。近日，派克以这一特殊的“编辑与学者”双重身份，在接受《环球时报》专访时回顾了凯南提出“遏制”政策和拒绝新冷战的真实想法，并讲述了自己对乌克兰危机升级、北约与俄罗斯关系、中美关系等问题的观点。

“对于冷战后的美国，扩大北约将是最致命的错误”

环球时报：能谈谈您与凯南的合作吗？

派克：我第一次见到凯南是1980年，当时我被他的经纪人推荐做他一本文集的编辑。记得凯南看了我列的文集入选文章目录后说：“派克先生，你既没有选‘长电报’，也没有选我在20世纪40年代以‘X先生’为笔名发表的那篇有关遏制苏联、饱受争议的文章。你是极少数不愿意这样做的人，这让我感到非常欣慰。”我认识凯南时，他最关心的问题似乎已变为“美苏关系以及日益严重的核危机是否会失控”，而且他明显表现出对美国没有能力明智处理对苏关系的担心。后来，他还问我：“你觉得这本书的名字应该是‘核幻觉’还是‘核错觉’？”我回答说：“‘幻觉’表明存在误解，而‘错觉’是一种危险的、具有欺骗性的想法。”他同意我的建议，于是，书名就变成《核错觉：原子时代的苏美关系》。

我和凯南合作的第二本书是《命运的联盟：法国、俄罗斯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到来》。我们最后一次合作的书是《生活速写》。这本书涉及他在旅行中的简单记录，时间跨越70年。我的工作包括阅读他那些仍受到限制的文件，然后一起探讨这本书可以采用哪些内容。从这些文件中，可以看出凯南头脑非常敏锐，而且对美国缺乏文化素养等社会问题感到不安。

环球时报：凯南被称为“美国遏制（苏联）战略的设计师”。但1998年5月美国参议院正式批准北约可以东扩后，凯南就表示这是一场新冷战的开始。您能详细介绍一下凯南如何看待苏联解体后北约东扩的问题吗？在他看来，北约应该是一个怎样的存在，才能确保西方和俄罗斯之间的稳定关系？

派克：如果想要理解凯南对北约的看法，关键就是要回看他为什么一直反对北约的建立和发展。是的，凯南在1946年从莫斯科发出的“长电报”和1947年在《外交事务》上以“X先生”为笔名发表的文章让他被公认为“美国遏制（苏联）战略的设计师”。然而，他认为遏制应该是政治的、经济的和意识形态层面上的，而不是军事上的。凯南在当时以及一生中都反复强调，他从未觉得俄罗斯人要军事入侵西欧。

在当时，凯南当然是“马歇尔计划”的坚定拥护者，但当北约（东扩）的想法出现时，他作为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的负责人表示强烈反对。原因是他认为这会导致一个永久分裂的、军事化的欧洲出现。凯南认为与俄罗斯人达成任何可信的长期解决方案是可能的，最终也是有必要的，但北约的做法导致没有任何空间与俄罗斯达成解决问题的方案。在这一背景下，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凯南对北约20世纪90年代开始东扩感到如此震惊。凯南希望找到欢迎俄罗斯融入欧洲的方法。他也表示，这需要时间，因为这将是困难的。

但随着北约东扩，这一切都不会发生。凯南认为北约一直存在下列问题：军事化思维泛滥，倾向于将俄罗斯妖魔化为“敌人”以及倾向于从军事力量而不是更根本的问题上去考虑。所有这些都意味着——美国无法对这样的一个历史可能性持开放态度，因此，他表示，“对于冷战后的美国，扩大北约将是其政策中最致命的错误”，因为它将“激起俄罗斯舆论中的民族主义和反西方倾向”，“恢复东西方关系中的冷战氛围”，并让进一步削减核武器变得更加困难，甚至不可能。

因此，凯南希望北约如果必须存在的话，那么它应该是一个“以某种方式包括俄罗斯在内”的系统。这个系统甚至都不应该含蓄地针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敌人。凯南还写道：“为什么在冷战结束后充满各种希望的可能性下，东西方关系却集中在‘谁将与谁结盟’的问题上，并暗示在未来完全不可预见和最不可能的军事冲突中‘谁与谁进行对抗’？”

“美国的外交政策不会让世界更和平”

环球时报：您能详细谈谈凯南的晚年境况吗？

派克：虽然凯南的观点在政府圈子里被忽视，但他晚年的公众形象和声誉相当高。因为他的担忧符合公众对美俄重新爆发冷战以及核军备竞赛、导弹部署等问题日益加深的不安。他被排在那些警告“生态灾难”的人的前列。他还反对过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

凯南对那些年不断增长的“反苏反俄狂热情绪”发表了强烈的看法，并认为华盛顿和太多的美国人“在潜意识中需要一个外部的敌人”。凯南还坚持“对美国权力的限制”。有一次我们吃午餐时，他和我聊起杜鲁门总统时期的国务卿艾奇逊，并表示“其不了解权力”。凯南当时解释说，在华盛顿的信仰中有异乎寻常的狂妄自大：美国在二战结束后不久就认为它可以构建一个全球体系，以此来控制自己的盟友，尤其是德国和日本，并以此对抗自己的敌人。他认为，华盛顿在掩饰自己越来越非理性的企图——成为每个地区的支点、“管理”游戏规则、将北约东扩到俄罗斯的边界、坚持美国“普世价值”，但这些最终将导致悲剧性的结果。因为所有这些都避开了凯南一生中谈到的“对权力的限制”。凯南反复强调，美国制定连贯的战略思维几乎变得不可能，因为美国拒绝对自己的权力加以限制，也拒绝对解决紧迫的全球性问题持开放态度。

环球时报：回到乌克兰危机，我们也想听听您的见解？

派克：乌克兰危机的关键要追溯到美国和北约（以及欧盟）拒绝接受一个不威胁俄罗斯的独立和保持中立的乌克兰。北约1999年和2004年两次大规模东扩，清晰地暴露出华盛顿的基本议程：首先是要严重削弱俄罗斯的长期影响力；其次是进一步巩固自己在扩大后的北约中的核心地位。有分析认为，美国拒绝与俄罗斯就基本问题进行谈判，且多年来在乌克兰采取了很明显的导致危机升级的行动——从“民主促进”政策，到所谓的“橙色革命”，再到大量资助、训练和武装乌克兰军队等。

谁也说不准华盛顿在自己不断深化的治理问题中要走向何处。但与以前不同的是，在繁荣时期，动员起来对付一个“敌人”往往会带来一种虚假的团结感，而那些日子已成为历史。曾经，美国可以负担大量的军事开支和不断置身于战争的成本，也能让大多数美国公民仍享受相对优越的经济福利，但现在美国做不到了。至于欧洲，一个追求更独立、更少结盟的欧洲可以在世界上扮演一个更为积极的角色。那样的话，欧洲可以放心地去应对气候和核问题，力争创新全球治理模式，而不是被卷入长期的“再军事化”，或者更糟——在华盛顿的怂恿下将自己的军事存在扩展到亚洲。

环球时报：中美之间既有分歧也有共同利益。您认为，两国还有可能携手努力，让乌克兰危机尽快化解吗？

派克：如果美国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灵活性，降低自己的调子，那么，美中两国可以做很多事情来帮助解决当前的危机。当然，这需要美国在相当程度上改变方向，而不是中国。到目前为止，美国还没有这样做。不过，我们应该记住，有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和欧洲人开始认识到，如果（美国）采取当前针对乌克兰危机的这种外交政策，既不会让世界更和平，也不会让世界有足够能力来有效应对全球变暖等其他具有威胁性的生存危机。解决这些危机需要以正义感为基础的、创新的全球治理方式，而推动这些方式的应该是一种区别于美国和北约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对俄罗斯所采取的那种策略。

“中国崛起，美国没有做好任何准备”

环球时报：您认为在拜登政府任期内，中美关系会有明显改变吗？

派克：尽管大多数迹象表明美中关系日益紧张和不稳定，但拜登政府有可能改变自己对华政策的一些方面。拜登政府正在大规模增加国防预算，在台湾问题上采取挑衅性措施，试图动员美国的传统盟友加入其针对中国的军事战略，如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QUAD）和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

同时，拜登政府还在延续特朗普将美国贸易政策武器化的做法，并试图利用对俄制裁进一步推动美中经济“脱钩”。

当然，所有这些都需要放在中国的历史性崛起在各方面给美国带来不安的大背景下来看。作为一个非同寻常的非西方文明，中国正在走向全球权力的中心。美国历史上没有为这种情况做好任何准备，无论是在政治、文化、心理、种族还是战略上。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美中关系的前景仍很严峻。

但抛开可能的“黑天鹅”事件不谈，鉴于美国对华政策一成不变，我认为，有几点需要注意：

首先，这不是冷战时期的重演。冷战时期，美国国内的“恐共”情绪和对苏联、中国的妖魔化描述相互结合。有所不同的是，现在美国民意调查显示出当前美国民众对中国持相当负面的态度，但实际上在美国受访者最关切的问题中，有关中国的排列很靠后。我怀疑是否真的有很多美国人把中国视为华盛顿治理体系日益失调的根本原因。中国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精英群体所关注的，而这种关注主要为美国军工集团的利益服务。

其次，美国政治机构在中国议题上存在分歧。拜登总统面对的是一个日益失意的民主党，且党内的进步派和拜登之间也存在矛盾。进步派在应对气候变化这一问题上态度强硬，同时探寻各种国内改革。而拜登的预算和外交政策议程与进步派的主张相冲突，这让他们深感不满。

第三，尽管美国大企业的精英并不打算公开质疑华盛顿的对华政策，但他们内心也很矛盾。因为对许多人来说，以各种方式与中国“脱钩”以及拜登政府对俄制裁有可能加速削弱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私下里，一些人担心美国已失去通过美联储、华尔街和庞大的政府赤字运作来化解金融危机的能力。多年来老有人在谈论“中国的崩溃”，但正如2008年金融危机时所显示的那样，美国已经将“系统性风险”这一概念制度化，变成了美国经济运作的核心。如果没有中国在2008年到2009年所采取的一系列行动，很难知道今天的全球经济会是什么情形。（《环球时报》4月19日7版文章，作者： 夏温新）

#被判赔1分钱 企业不服 检察机关抗诉 原判撤销#
　　消费者郑某网购了一款夹心枣产品，因脂肪含量与标识不符，将相关食品公司（以下简称“食品公司”）起诉至法院，并且只要求赔偿0.01元。法院判决支持消费者主张后，食品公司向江苏省南京市检察院申请监督。该检察院的检察官经仔细审查，发现判决确有不当并依法抗诉，该法院经再审后，于近日撤销了原判决。

食品公司被判赔1分钱

　　2018年12月，郑某在网上购买某食品公司夹心枣产品若干，产品包装上分别注明枣夹核桃“脂肪含量为9.4克/100克”，芝麻枣夹核桃“脂肪含量为19.2克/100克”。2019年9月，郑某以南京某办公用品有限公司名义委托某食品质量检测站分别对案涉枣夹核桃进行检验。检测报告显示：枣夹核桃脂肪含量为22.4克/100克、芝麻枣夹核桃脂肪含量为23.4克/100克。

　　2019年9月5日，郑某以食品实际脂肪含量与包装袋注明的脂肪含量相差较大为由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令食品公司赔偿其0.01元及食品检测费400元。食品公司对郑某提供的检测报告的真实性、权威性不予认可，并提供了相应产品的自检记录及第三方检测报告，佐证其产品符合产品标签上的营养成分含量。

　　法院审理认为，《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规定，在产品保质期内，脂肪含量允许的误差范围应小于等于120%标示值。食品公司虽对郑某提供的检测报告的真实性、权威性不予认可，但其提供的自检记录及检测报告等与案涉食品均不是同一生产批次，不足以推翻郑某的检测报告，法院因此对郑某提供的检测报告予以认可。因案涉枣夹核桃及芝麻枣夹核桃检测出的脂肪含量超过标示值的120%，不符合在产品或者其包装上注明的产品含量标准，法院遂作出一审判决，对郑某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判决食品公司赔偿郑某0.01元。

检察机关介入发现端倪

　　判决生效后，食品公司不服，向原审法院申请再审。2020年4月，法院作出裁定，认为原审判决并无不当，驳回了食品公司的再审申请。食品公司仍然不服，向原审法院所在区检察院申请监督。

　　“法院的判决主要是基于郑某提供的证据，即检测报告。从表面上看，检测数据与食品包装袋上成分含量的标注数据确实不符，似乎食品公司理亏，况且郑某只要求1分钱的赔偿，对食品公司的惩罚也只是象征性的。但食品公司不服判决，表示要坚持维护公司的权益。”江苏省南京市检察院第六检察部案件承办人姚俊峰表示，食品公司申请监督看起来有点小题大做，但检察机关经过仔细审查，发现用于判决的证据确实存在瑕疵。

　　办案检察官经调查核实查明，郑某提供的检测报告缺乏证明力。根据相关规定，对于营养素含量不稳定或原料本底值容易变动的食品，应增加检测批次，保证标示数据的可靠性，对抽样量也有相应的最低标准。食品公司对其产品进行标识，系基于上述方法的检测结果。而由原告郑某提交的某食品质量检测站所做检测报告和双方的委托检验协议书，均无法确定送检样品是否为原物、包装是否完好、是否符合包装袋上列明的贮藏条件，且系单次检测，检材量也不足，故该检测报告脂肪含量数值的准确性不能认定。

　　审查还发现，原告没有及时向食品安全监管部门投诉，也没有及时向法院提起诉讼，在法院受理其起诉时，涉案食品已经超出食品保质期，无法在诉讼中再次检测相应营养成分，原审将这一举证不能的后果判由食品公司承担有失公平。

　　检察官认为，食品中营养成分含量受许多因素影响，比如农作物生长的地理维度、光照、土壤、雨水、生长时间等，故而不可能要求每个批次的产品实际含量与标示含量完全一致。但从保护消费者利益考虑，应尽量要求真实客观，我国采用了允许误差范围的“具体数值”形式表达营养成分含量。根据相关规定，食品营养成分含量具体数值可通过原料计算或产品检测的方法获得。根据《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第6.4条释义，判定营养标签标示数值的准确性时，应以企业确定标签数值的方法（计算法或检测法）作为依据。在营养成分发生争议时，有必要要求食品生产企业说明明确标示值的依据，并依据国家规定的检测方法进行检测。直接根据一次抽检报告即认定案涉食品标签不符合规定显然不妥，更何况产品样本的保存方法亦极有可能影响检测的准确性。

法院撤销原审判决

　　2021年4月15日，经南京市检察院检委会讨论，以原审检材是否真实及符合明示的贮藏条件存在疑问、检测方法不对等理由，依法向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

　　“虽然一审判决赔偿金额很小，但支持判决的证据缺乏证明力，而且当事公司当时正准备上市，诉讼结果会严重影响当事公司信用，对其后续的经营必将带来很大的负面作用。”南京市检察院第六检察部副主任张英姿介绍说，原告的诉求其实并非只有赔偿1分钱那么简单。经查，郑某自2018年以来就案涉产品脂肪标识问题，已在全国各地投诉、起诉达40余次，虽然本案起诉仅要求赔偿1分钱，但当事公司正准备上市，郑某在起诉前曾向食品公司索要高额经济补偿以换取“和解”。因而，郑某的“打假”动机也值得怀疑。

　　接到检察院的抗诉书后，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查作出裁定，指令原审法院再审。原审法院再审认为，郑某没有充分证据证明案涉枣夹核桃中脂肪含量超过其标识，食品标签存在瑕疵也并不必然导致食品安全问题；郑某没有证据证明案涉食品安全性发生了实质性改变。郑某主张案涉产品可能对患有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三高”症状的人群造成损害，但是法院认为郑某本人并未受到这种损害，也无权代表不特定的其他消费者主张赔偿权利，因此诉讼主体不适格。

　　近日，原审法院作出再审判决：撤销原审判决，驳回郑某的全部诉讼请求。判决作出后，当事人双方均未提起上诉，该案再审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诉讼“打假”需要规范的证据支持

　　食品安全法对食品安全的定义是指食品无毒、无害，符合应当有的营养要求，对人体健康不造成任何急性、亚急性或者慢性危害。本案中，涉案产品系由红枣、核桃、芝麻这些自然作物制成，这些自然作物所含脂肪本质上是无毒、无害的，通常是以是否腐败、变质作为食品卫生标准。核桃、芝麻均属于高脂肪食品，食用后容易过多摄入脂肪属于一般常识，即便脂肪实际含量超过标识含量，但只要在一定范围内，不会对消费者的健康安全造成根本上的损害。

　　当前，随着消费者对食品品质的要求不断提高，不少食品生产厂家都会在产品说明、食品标签上作出产品质量标识，承诺的质量标准一般都高于国家食品安全标准。而食品营养成分的正确标注,对于消费者知情权的实现以及作出正确的产品评价有着密切联系。对于食品未达到生产经营者承诺的质量标准但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应通过监管部门深入调查原因，若是生产经营者存在故意，以次充好，构成欺诈，消费者可以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主张惩罚性赔偿；若是由原料质量波动、工艺参数控制不够等偶发、客观因素所引发，则属于一般违约行为，消费者可以依据民法典相关规定主张经营者承担责任。

　　在具体维权过程中，消费者应加强证据意识。本案中，郑某诉前对涉案产品自行委托检测，难以保证鉴定样本取样的科学性和鉴定过程的公正性，证据的证明效力大打折扣。因此，对于广大消费者来说，在怀疑食品成分标识不准确时，应妥善保管食品样本，及时向食品安全监管部门投诉、举报，由食品安全监管部门进行调查核实。如果向法院提起诉讼，也应尽量选择法院委托检测的方式，以保证鉴定结果的权威性。

　　公民“打假”虽对促进生产经营者提升食品安全质量具有积极作用，但如果仅针对标签、说明等食品包装外观形式上的瑕疵，而不涉及实质性的食品安全问题，就对食品生产企业不分危害程度地起诉追责，不仅会挫伤生产经营者的积极性，甚至会对企业的经营与发展造成不良影响。比如在本案中，郑某的诉讼虽然只主张1分钱赔偿，象征意义大于经济处罚，但其胜诉结果势必会对并未发现有实质性的食品安全问题的生产企业造成负面影响，这种负面影响对于正准备上市的企业来说几乎是致命的。

　　维护良好的食品市场经营秩序，应以监管部门为主，消费者监督为辅，充分发挥各类主体的监督作用，形成社会共治合力，从而督促生产经营者提升守法意识、加强行业自律，不断提高产品质量。检察机关在受理此类诉讼监督申请、依法调查核实的过程中，应以精准监督理念为指引，坚持客观公正立场，准确适用相关法律法规，对案件事实进行深入审查，对在案证据严格把关、仔细甄别，在净化市场、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和营造公平有序市场经营环境之间，做好统筹兼顾。

　　

周岩

【为断绝婚外关系，男方支付给女方补偿金，受法律保护吗？】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可以分为一方有配偶，而另一方无配偶，以及双方均有配偶两种情况。

现实生活中，这种同居关系在不断形成的同时，也在不断解除。有些同居关系在解除时，一方会向另一方主张一定数额的补偿金。补偿金通常以借款、欠款、协议等形式表现出来。这种补偿金是否受法律保护呢？如不被保护，一方已经支付的部分，是否可主张返还呢？

其实很简单，这些债务属于，不可强制执行的自然债务，履行与否，全凭债务人的意愿，法律不加干涉。但是一旦履行，将不得请求"债权人"返还，"债权人"接受的履行，将不是不当得利，法律承认其保持受领给付之权利。

也就是说，一方起诉要求支付该补偿金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一方履行后反悔，主张返还已经支付的补偿金的，人民法院亦不予支持。但如果有配偶者，是以夫妻共同财产给付的，合法配偶以侵害夫妻共同财产权为由，起诉主张返还的除外。#泊江说法##法律咨询##法律##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