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线救命
日本战败投降后，举国一片欢腾，只有汉奸们没了好日子过，袁武便是其中之一。他曾在日本人的维持会里担任过要职，虽说手上没沾过鲜血，名声却早就臭大街了。如今政府开始对汉奸进行清算，有些已经被刘司令直接下令毙了，袁武像是头上悬了把利剑，寝食难安。
这天，袁武又一腔怨气地骂道：“真是邪门，那些没门路没根基的，都被抓起来定为汉奸枪毙;那些有关系有路子的，就算真当过汉奸，也都摇身一变成了‘曲线救国’的功臣，这叫什么世道？”
正巧三姨太过来奉茶，莞尔一笑：“老爷，咱们也能找条曲线去自救啊。当年刘司令家里摆堂会，我去他府上唱过戏，那刘夫人还是我的戏迷呢。只要老爷舍得下些本钱，我去跟刘夫人疏通一下，想要摘掉汉奸这顶帽子也不难。”这位三姨太也算省城一号人物，她出身戏班，红极一时，认识许多大人物。
袁武大喜，满口应承：“只要能逃过这一劫，钱都不算事儿，全仰仗三夫人你了。”
刘夫人最爱打麻将，三姨太靠着身份，很快就混进了她的牌局。为了装点门面，袁武还把家里的马车拨给三姨太专用。三姨太牌技演技俱佳，变着法儿让刘夫人赢钱，没过几天，两人就亲热得不得了。
这天，三姨太鏖战到半夜方归，回到家便甩起脸色。袁武赔着小心问：“小心肝，这是谁招惹你了？”三姨太没搭理他，直接回房睡了。接送她的车夫这才向袁武禀报：今晚牌局散场，恰好遇上酒醉而归的刘司令，对三姨太动手动脚，幸亏三姨太紧跑几步上了马车，否则说不定会出什么事。
出了这桩事，三姨太说什么也不肯再去刘家，袁武却说：“咱们费尽心思，不就是想打通刘司令的关节？他既然看上你，事情就更好办了，索性来个顺水推舟……”
三姨太生气地戳了袁武脑门一指头：“你也算个男人？上赶着找绿帽子戴！”
袁武都快要跪下了：“祖宗！别管戴什么帽子，我总要先保住脑袋啊。”
三姨太一咬牙：“也罢，我就不要脸一回吧。只是这样一来，我在这家也待不下去了。事成之后，你得还我自由身！”
袁武哪敢说个不字？
此后，三姨太往刘府跑得更勤了，有时甚至彻夜不归。袁武心里没底，赔了夫人又折银子，这条路到底能不能走通？正当他心里七上八下之时，刘府来了人，通知他去府上叙事。
刘司令长了一脸横肉，脸上还布着几道疤痕，显得分外狰狞。他打着官腔道：“据本司令调查，你确实跟随日本人做过事，但算不上罪大恶极……这样吧，如果你能出具一份自证清白的万民书，那么本司令放过你，也好有个交代，否则没人能救你。”
所谓万民书，就是自我陈情的材料，说明自己没帮日本人犯下过大罪，还要有足够多的百姓签名才可以。
袁武回到家，对着三姨太直咂舌：“万民……我到哪里找那么多人来签名？这不活活要我命吗？”
三姨太说：“万民书只是个说法，一般来说有两千多个就够了，刘司令也只是要个交代。可这两千多个签名也不太好办……”她思索片刻：“这两天打牌时，我常听刘夫人唉声叹气，说今年旱灾严重，上峰让刘司令赈济灾民，但他手里都是军粮，哪有闲粮管百姓？你不如开个粥棚，老百姓吃上饱饭，自然记得你的好，这签名的事就不难了，还帮刘司令解了难，不是一举两得吗？”
袁武乐了，当即吩咐下人在城东大开粥棚，把家里的米都搬了去。一天下来，领粥的百姓倒是没断过，却只得到几十个签名。这些粥煮得清汤寡水，碗里都看不到几个米粒，没有太多人愿意领情。
照这个速度，想凑齐两千多个签名要等到猴年马月？袁武急得团团转，三姨太正色说：“老爷，生死关头可容不得犯糊涂！如今不下血本，老百姓是不会买你账的。”
袁武别无选择，只好忍痛把全城米行的大米尽数买下来，还买了大量面粉。他在城西开了一个更大的粥棚，这回不仅煮粥，还蒸了很多白面馒头。百姓们闻到香，密密麻麻地围了过来，袁武亲自出马，站在粥棚前大喊：“乡亲们，过去日寇势力强大，袁某不得已，采取了一些非常手段救国，但此心从未叛国。如今我含冤莫白，如果哪位心存怜悯，肯在这份万民书上签名，证明我的清白，便可得到一块银圆的回报。”
白吃白喝还能拿到钱，谁不愿意干？百姓们争先恐后地拥了过来，袁武倒也爽快，只要笔一落就立刻命人给银圆。忽然间，一个惊雷般的声音让全场寂静：“谁不知道姓袁的是汉奸？你们吃他的馍、拿他的钱，就为他签字，颠倒黑白，良心上过得去吗？”
百姓们似乎受到了感染，不再踊跃签字。袁武皱皱眉头，见喊话的是个一脸络腮胡的汉子，赶紧冲他一拱手：“朋友似乎对我有些误会，请进来听我慢慢解释。”
袁武進了粥棚，络腮胡也跟着进来，眼神却不时瞟向那些银圆。袁武见状，心里有了数，开门见山道：“你跟我无冤无仇，所图的也不过是钱，开个价吧。”
络腮胡冷笑：“要是我跟你作对下去，多了不敢说，至少两百个有骨气的人会离开。”
袁武点点头：“好，我就给你两百块，买你改换口风。”
果然，收到银圆的络腮胡当着众百姓的面，向袁武深深鞠了一躬：“听袁先生刚才那一番话，才知道他曲线救国的苦衷。是我太冒昧了，请您原谅。”
袁武大度地连说“无妨”，百姓们重新活跃起来，争着签字领钱。这一天下来，袁武累得够呛，但两千多个签名总算是凑齐了。
这新鲜出炉的万民书送到了刘司令手上，刘司令痛快地表示，袁武已经自证了清白。袁武逃过一劫，家产却也快折腾光了，他只好变卖了房屋，打算回乡下生活。
回乡之前，袁武信守承诺，把卖身契还给了三姨太。重获自由的三姨太直奔天桥，那里早有人在等她，两人一见面便激情相拥。
那人正是袁家的车夫，他的怀里，还揣着袁武给的那张两百银圆的银票。原来，当时在粥棚闹事的络腮胡正是车夫的朋友扮的。三姨太跟车夫是同乡，两人在袁家相遇后，因处境都不好，便有些同病相怜。袁武为日本人效力，让三姨太很是厌恶，早已有了离弃他的想法，这才主动请命去打通刘司令的关节。后来，三姨太发现车夫是个值得托付的老实人，两人日久生情。于是，三姨太对袁武谎称刘司令觊觎她的美色，以此把卖身契骗到了手。其实那刘司令虽对外人凶狠，却很惧内，只要遇到夫人的牌友，都会绕道而行。
车夫有些难为情地说：“往后你跟着我，少不得过粗茶淡饭的日子，委屈你了。”
三姨太握住他的手：“吃穿再好，哪比得上有个贴心人重要？我这些年暗地里也存了不少钱，做点生意还是不愁吃饭的。不过在此之前，还有一件事……”
两人回乡之前，先到袁武的老家走了一趟，把那两百块钱分给了当地百姓，还把袁武是个汉奸的事也说了。相信等袁武回乡的时候，定会人人喊打，这一回，他可没有更多的钱再去求得大家原谅了……
日本战败投降后，举国一片欢腾，只有汉奸们没了好日子过，袁武便是其中之一。他曾在日本人的维持会里担任过要职，虽说手上没沾过鲜血，名声却早就臭大街了。如今政府开始对汉奸进行清算，有些已经被刘司令直接下令毙了，袁武像是头上悬了把利剑，寝食难安。
这天，袁武又一腔怨气地骂道：“真是邪门，那些没门路没根基的，都被抓起来定为汉奸枪毙;那些有关系有路子的，就算真当过汉奸，也都摇身一变成了‘曲线救国’的功臣，这叫什么世道？”
正巧三姨太过来奉茶，莞尔一笑：“老爷，咱们也能找条曲线去自救啊。当年刘司令家里摆堂会，我去他府上唱过戏，那刘夫人还是我的戏迷呢。只要老爷舍得下些本钱，我去跟刘夫人疏通一下，想要摘掉汉奸这顶帽子也不难。”这位三姨太也算省城一号人物，她出身戏班，红极一时，认识许多大人物。
袁武大喜，满口应承：“只要能逃过这一劫，钱都不算事儿，全仰仗三夫人你了。”
刘夫人最爱打麻将，三姨太靠着身份，很快就混进了她的牌局。为了装点门面，袁武还把家里的马车拨给三姨太专用。三姨太牌技演技俱佳，变着法儿让刘夫人赢钱，没过几天，两人就亲热得不得了。
这天，三姨太鏖战到半夜方归，回到家便甩起脸色。袁武赔着小心问：“小心肝，这是谁招惹你了？”三姨太没搭理他，直接回房睡了。接送她的车夫这才向袁武禀报：今晚牌局散场，恰好遇上酒醉而归的刘司令，对三姨太动手动脚，幸亏三姨太紧跑几步上了马车，否则说不定会出什么事。
出了这桩事，三姨太说什么也不肯再去刘家，袁武却说：“咱们费尽心思，不就是想打通刘司令的关节？他既然看上你，事情就更好办了，索性来个顺水推舟……”
三姨太生气地戳了袁武脑门一指头：“你也算个男人？上赶着找绿帽子戴！”
袁武都快要跪下了：“祖宗！别管戴什么帽子，我总要先保住脑袋啊。”
三姨太一咬牙：“也罢，我就不要脸一回吧。只是这样一来，我在这家也待不下去了。事成之后，你得还我自由身！”
袁武哪敢说个不字？
此后，三姨太往刘府跑得更勤了，有时甚至彻夜不归。袁武心里没底，赔了夫人又折银子，这条路到底能不能走通？正当他心里七上八下之时，刘府来了人，通知他去府上叙事。
刘司令长了一脸横肉，脸上还布着几道疤痕，显得分外狰狞。他打着官腔道：“据本司令调查，你确实跟随日本人做过事，但算不上罪大恶极……这样吧，如果你能出具一份自证清白的万民书，那么本司令放过你，也好有个交代，否则没人能救你。”
所谓万民书，就是自我陈情的材料，说明自己没帮日本人犯下过大罪，还要有足够多的百姓签名才可以。
袁武回到家，对着三姨太直咂舌：“万民……我到哪里找那么多人来签名？这不活活要我命吗？”
三姨太说：“万民书只是个说法，一般来说有两千多个就够了，刘司令也只是要个交代。可这两千多个签名也不太好办……”她思索片刻：“这两天打牌时，我常听刘夫人唉声叹气，说今年旱灾严重，上峰让刘司令赈济灾民，但他手里都是军粮，哪有闲粮管百姓？你不如开个粥棚，老百姓吃上饱饭，自然记得你的好，这签名的事就不难了，还帮刘司令解了难，不是一举两得吗？”
袁武乐了，当即吩咐下人在城东大开粥棚，把家里的米都搬了去。一天下来，领粥的百姓倒是没断过，却只得到几十个签名。这些粥煮得清汤寡水，碗里都看不到几个米粒，没有太多人愿意领情。
照这个速度，想凑齐两千多个签名要等到猴年马月？袁武急得团团转，三姨太正色说：“老爷，生死关头可容不得犯糊涂！如今不下血本，老百姓是不会买你账的。”
袁武别无选择，只好忍痛把全城米行的大米尽数买下来，还买了大量面粉。他在城西开了一个更大的粥棚，这回不仅煮粥，还蒸了很多白面馒头。百姓们闻到香，密密麻麻地围了过来，袁武亲自出马，站在粥棚前大喊：“乡亲们，过去日寇势力强大，袁某不得已，采取了一些非常手段救国，但此心从未叛国。如今我含冤莫白，如果哪位心存怜悯，肯在这份万民书上签名，证明我的清白，便可得到一块银圆的回报。”
白吃白喝还能拿到钱，谁不愿意干？百姓们争先恐后地拥了过来，袁武倒也爽快，只要笔一落就立刻命人给银圆。忽然间，一个惊雷般的声音让全场寂静：“谁不知道姓袁的是汉奸？你们吃他的馍、拿他的钱，就为他签字，颠倒黑白，良心上过得去吗？”
百姓们似乎受到了感染，不再踊跃签字。袁武皱皱眉头，见喊话的是个一脸络腮胡的汉子，赶紧冲他一拱手：“朋友似乎对我有些误会，请进来听我慢慢解释。”
袁武進了粥棚，络腮胡也跟着进来，眼神却不时瞟向那些银圆。袁武见状，心里有了数，开门见山道：“你跟我无冤无仇，所图的也不过是钱，开个价吧。”
络腮胡冷笑：“要是我跟你作对下去，多了不敢说，至少两百个有骨气的人会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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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收到银圆的络腮胡当着众百姓的面，向袁武深深鞠了一躬：“听袁先生刚才那一番话，才知道他曲线救国的苦衷。是我太冒昧了，请您原谅。”
袁武大度地连说“无妨”，百姓们重新活跃起来，争着签字领钱。这一天下来，袁武累得够呛，但两千多个签名总算是凑齐了。
这新鲜出炉的万民书送到了刘司令手上，刘司令痛快地表示，袁武已经自证了清白。袁武逃过一劫，家产却也快折腾光了，他只好变卖了房屋，打算回乡下生活。
回乡之前，袁武信守承诺，把卖身契还给了三姨太。重获自由的三姨太直奔天桥，那里早有人在等她，两人一见面便激情相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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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夫有些难为情地说：“往后你跟着我，少不得过粗茶淡饭的日子，委屈你了。”
三姨太握住他的手：“吃穿再好，哪比得上有个贴心人重要？我这些年暗地里也存了不少钱，做点生意还是不愁吃饭的。不过在此之前，还有一件事……”
两人回乡之前，先到袁武的老家走了一趟，把那两百块钱分给了当地百姓，还把袁武是个汉奸的事也说了。相信等袁武回乡的时候，定会人人喊打，这一回，他可没有更多的钱再去求得大家原谅了……
#故纸寻迹#【天降“昆明湖”！从排走变留住，#北京如何留住了水资源#？】7月以来，京城急雨频至，人们常常听着雨声入睡，又听着雨声醒来。眼下已进入“七下八上”的主汛期，“三季少雨，一夏水”的降雨特点，使得北京汛期降水量的多寡决定了全年降水量的丰枯。
曾几何时，北京人对于雨水的传统观念是希望“快来快走”，但随着城市发展与水资源紧缺的矛盾加剧，人们对雨水的态度逐渐从“排出去”转变为“想留住”，从对立转变为和解，进而加以利用，化雨成“金”。
雨水，曾被视同于污水
北京在华北平原上属于“缺水区”，气候比较干旱，一年中的降雨往往集中在夏季汛期。过去，住在北京城里的人，一直在受雨水的气，北京人对雨水的情感，可以说是又爱又恨——一场雨下来，城里常常就遭了殃，积水成患，污水泛滥，原有下水道非塌即堵，形同虚设。那时候，海淀镇有一个“蝎子湖”，平时存臭水，热天生蚊蝇，下雨后水涨起来便堵住居民的家门口，出门得蹚水；宣武门外一带，大雨后路上积水成患，十几天不退……因此，在老百姓心中，雨水和污水无异。
北京日报1954年8月17日2版刊登的《和污水雨水的斗争》一文中提到，清朝光绪十六年，大臣周天霖给光绪皇帝上过一个奏折，详细地陈述了北京的水患：“……自上月二十八日大雨淋漓，前三门外水无归宿，家家存水，墙倒屋坍……每当暑雨蒸潮，黄潦（脏水）满街，浊污流溢，民间疠疫（传染病）大作。”
过去，雨水和污水为害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前人留给北京的280多公里长的下水道，只有20公里勉强能排水，其余不是塌就是堵。遇见大雨，天桥四周一片汪洋，住在这里的居民出门得坐在门板上划着走，更别提普通人家聚居的地方，雨水一冲，粪场里的排泄物就向房子里倒灌，大尾巴蛆在炕上、墙上爬来爬去。
因此，在新中国成立的第一年，北京便将消灭明沟和死水坑作为重点卫生工程，同时向排除污水与雨水宣战。
1953年4月24日，时任北京市人民政府卫生工程局副局长陈明绍在北京日报2版发表署名文章《为排除北京市的雨水和污水而斗争》，倡议全市人民为排除雨水和污水行动起来。当年，本市启动下水道和河湖的修建工程，其中占比最大的工程就是新建下水道108.76公里，相当于当时内城5个城圈的长度。
四海下水道是这一年下水道工程中最大的一项。东直门和朝阳门之间，沿着城墙根的绿草地上搭起了工棚，墙上打开一个十六公尺宽的缺口，给四海（积水潭、什刹前海、什刹后海、西小海）下水道干线开放了大门。过去，四海一带的雨水没地方去，就顺着地势连泥带水流进了四海，常年淤积的污泥使四海越来越浅。四海疏浚后，这一带的雨水暂时被引到御河，可是御河容量太小，每遇大雨，什刹海、积水潭周围便成了水乡；附近居民的院里，水淹没了膝盖；经过北京饭店门前的汽车常常被水弄得灭火抛锚。直到四海下水道建好后，雨水才得以沿着这条下水道经过宽街、张自忠路、东四十条胡同，穿过城墙流入东护城河。（1953年4月24日《北京日报》2版，《四海下水道工程》）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五年，北京除了疏通原有280多公里的下水道之外，还新建了200多公里的下水道。耗时费力的下水道工程，在当时被视为解决雨水、污水排泄的最佳途径。
从“排出去”，到“想留住”
北京城的排水工程从上世纪50年代一直持续到80年代。截止到1981年，北京市区下水道总长度为1400多公里，增长了5倍多，明显改善了市区排水状况。
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又开始意识到另一个问题：北京缺水。
“三季少雨，一夏水”是北京降水的特点。上世纪60年代，春季雨水平均在60毫米左右，约为全年总降水量的10%；一入夏季，雨水突然增多，平均达450毫米，约占总降水量的74%。降水过分集中的弊端就是，春季各种春播作物可以开始播种的时候，常常因为雨水少而延迟播种期，或是需要抗旱播种。这对于农业生产很不利。（1961年5月19日《北京日报》3版，《天上来的水》）
上世纪70年代，北京连遇旱年，缺水这个现实阻碍了民生和城市的发展。捉襟见肘的雨水一股脑儿倾倒在汛期那几个月，结果是城里淹了，乡下涝了，山里冲了，河滩漫了，还得为此劳民耗资开挖排水河道。
当时，郊区农业复种面积逐年增加、农作物需水量增多，再加上春旱严重、水库蓄水量减少，水源不足与农业增产的矛盾尤为突出。
通县在历年小麦生产中，都遇到一个难题：春天，小麦需要及时春灌，而这时候几乎年年干旱，再加上全县复种面积增加，水源更显不足；秋天，用水量小，雨水却比较勤，容易受涝。
1972年，为解决春旱秋涝这个气候特点给农业生产带来的困境，通县决定利用汛期拦蓄雨水，灌溉水利。在全县水利工作汇报会上，通县县委总结推广了台湖公社利用坑塘蓄积雨水，并趁汛期水源充足时闸沟截流蓄水等“春旱冬抗”的经验。当年汛期，通县十座拦河闸，除北关闸和师姑庄闸外，均关闸蓄水，以便冬春灌白地、浇小麦。“春旱冬抗”成为当时郊区农业对抗春旱的一项有效措施，并推广开来。（1972年10月20日《北京日报》1版，《拦蓄利用地上水 为夺取明年丰收做准备》）
郊区从雨水的利用中尝到了甜头。而那时候，北京每年汛期出境水量大约10亿立方米，着实大有可为——利用了雨水，不仅有助于缓解农业生产用水的紧张，也增加了城市的供水保证。郊区利用雨水灌溉农田，城区利用雨水补充生活用水，甚至涵养地下水，合理利用水资源的局面也就打开了。
从此，北京市政府相关部门对雨水的态度便从“怎么排出去”转变为“怎么留得住”，汛期雨水收集和利用成为破解用水难的出路之一。
关闸蓄水，尝试雨洪初利用
俗话说，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就受穷。怎么才能留得住雨水？如何在汛期尽可能多地收集利用雨水？这是水利部门日夜算计的难题。
上世纪80年代，110公里长的京密引水渠和几条护城河以及通惠河，既有供水任务，又有排洪功能，汛期还担负着从密云水库给京城供水的重任。北京市水利局管理河道多年的邹玉芬突发奇想：能不能把河、渠上的节制闸闸上，利用雨水给城市供水？
这样做是有风险的。如果暴雨引发山洪，高水位运行的京密引水渠或其他河道憋崩了怎么办？
然而，将汛期的降水留住、开发利用雨洪资源是北京市研究多年的课题，邹玉芬和同事们决定搏一把。他们精心设计了一个方案递交上去，不曾想，方案很快就批复了。全市上下开发利用雨洪资源的决心可见一斑。
最后成效如何呢？一组数据喜人：1988年汛期，密云和官厅两大水库关闸48天，拦蓄河道中积流向北京城供水，当年水库少放水0.93亿立方米。此后7年中，根据汛期的不同情况，北京共节约库水4亿立方米，相当于一米见方的“水龙”绕地球10圈。
与此同时，藏水于京城地下也是一个大胆的实践。1994年汛期，本市利用暴雨和洪水，在河道中适时放闸拦蓄，回灌地下水5亿立方米，使本市地下水位比前一年同期普遍回升0.98米。（1995年3月6日《北京日报》6版，《京城女水官》）
城里的雨水，也派上了大用场
关闸蓄水成效固然显著，但雨可不只是下在郊区、水库，城里在雨水收集上也亟待大做文章。
此前，城市里的水文章主要做在节水上面，1990年北京还因此被评为全国节水先进城市。但光节流是不够的，还得开源。本市确立了“三盆水”管水新思路，即把天上水、地上水、地下水这“三盆水”联合调度，减缓地下水位下降速度。
1980年至1990年，全市地下水位年平均下降38厘米。经过优化调度，1991年至1998年，这一数字减少到18厘米，相当于每年少开采地下水2亿立方米左右。1998年前8个月，本市对雨水的控制利用率达80.1%。（1998年9月10日《北京日报》1版，《天上降雨地面拦地下用水精打算》）
上世纪90年代末期，北京在经济发展、城市规模扩张和人口增长的形势下，供水紧张局面再度显现。当时，城区建成区的面积不断扩大，不透水地面随之增加，而此前建设的雨水管道控制面积有限，因此降雨后雨水横流，不能顺利入渗地下。在丰水年份，北京约有7亿立方米雨洪出境，白白浪费。
针对这些问题，北京市把“雨水收集利用”列作应对21世纪初期供水紧张局面的26条措施之一。
2000年，城区汛期降雨利用有了突破性进展。由中德合作投资6355万元的“城区雨洪控制与利用”项目正式启动，被寄予厚望。根据北京城的特点，中德专家打造了4个示范区，控制面积达36公顷。在示范区建成雨水收集与传输、雨洪处理与利用、雨洪回补地下水及雨洪控制系统，同时将雨洪滞蓄系统和景观工程结合，将其用作卫生间冲洗、路面喷洒、绿地灌溉、洗车等市政杂用。按照设想，该工程推广实施后，城区将有30%的雨洪得以有效利用。（2000年1月3日《北京日报》5版，《留住雨水润京城》）
2003年汛期的一场急雨使北京不少街道积了水、小区“城门失守”，而西城区双紫园小区内却是另一番光景。北京日报记者探访发现，双紫园小区内没有积水漫流，也没有车子一过污水四溅的情形出现。雨过天晴之后，小区的雨水池里还增加了近百立方米用于喷灌、洗车的回收水。
双紫园小区正是城区雨洪项目的获益者。小区引进了德国先进的雨洪利用技术与设备，经过处理后的雨水达到三类水质标准，可用于洗车和灌溉等。2003年前7个月，小区共回收500余立方米雨水，加上经过处理的生活污水，小区浇灌、洗车，甚至音乐喷泉已经完全不用自来水了。
这一场雨，包括双紫园小区在内的6个雨水利用示范小区通过了检验。雨水利用所带来的生态效益可观：小区雨水不外排，减轻了城市排水和防洪压力，通过雨水回灌还可以防止地下水过度开采，形成良性循环。（2003年8月16日《北京日报》7版，《天上雨再大 地面不积水》）
防汛变迎汛，蓄出“昆明湖”
2005年临近汛期时，时任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岐山调研、督察本市防汛工作时强调，北京是个严重缺水的城市，汛期中一定要把水文章做足，既要防汛又要迎汛，为北京积聚好水。（2005年5月22日《北京日报》1版，《既要防汛又要迎汛把水文章做足》）
这一年，北京首次变防汛为迎汛。实现这个转变，有赖于集雨工程的推广。据统计，截至2005年6月，北京市节水管理中心在城区建成22个集雨工程，年利用雨水资源达到35万立方米。（2005年6月6日《北京日报》9版，《北京，把雨水留住》）
防汛变迎汛的第二年雨季，北京集雨工程更上一层楼：宣武区万寿公园在地下挖的5个雨水收集回灌井、海淀区26个单位和居民楼收集楼顶雨水的“集雨樽”等分布在社区、机关、学校、公园里的100处集雨工程，共留住雨水200万立方米，相当于一个昆明湖的蓄水量。
雨水利用由此进入了北京市下一年的“折子工程”，城市雨水利用工程全面推广。到2009年主汛期尾声，从天而降的“昆明湖”增至21个。（2009年8月13日《北京日报》5版，《21个“昆明湖”从天而降驻留京城》）
政府推广集雨工程的同时，各行各业也在行动。北京市政协委员建议制定集雨奖罚政策、多建集雨示范工程、建设地下蓄水系统、推广雨水渗透设施；密云水库间伐上游“小老树”，送雨入密云水库；京城公园各出妙招，如植物园打造人工湖“喂”百万平方米绿地、陶然亭公园实现全园中水绿化灌溉……细算下来，一年节水能有几百万吨。
2016年，北京入选国家第二批海绵城市建设试点，多年来悉心打造的雨水吸纳、蓄渗和利用工程有了更大的用武之地。如今，日趋成熟的雨水收集利用理念和设施，正在北京水资源优化配置中发挥着不可小觑的作用。（北京日报客户端 记者汪丹）
曾几何时，北京人对于雨水的传统观念是希望“快来快走”，但随着城市发展与水资源紧缺的矛盾加剧，人们对雨水的态度逐渐从“排出去”转变为“想留住”，从对立转变为和解，进而加以利用，化雨成“金”。
雨水，曾被视同于污水
北京在华北平原上属于“缺水区”，气候比较干旱，一年中的降雨往往集中在夏季汛期。过去，住在北京城里的人，一直在受雨水的气，北京人对雨水的情感，可以说是又爱又恨——一场雨下来，城里常常就遭了殃，积水成患，污水泛滥，原有下水道非塌即堵，形同虚设。那时候，海淀镇有一个“蝎子湖”，平时存臭水，热天生蚊蝇，下雨后水涨起来便堵住居民的家门口，出门得蹚水；宣武门外一带，大雨后路上积水成患，十几天不退……因此，在老百姓心中，雨水和污水无异。
北京日报1954年8月17日2版刊登的《和污水雨水的斗争》一文中提到，清朝光绪十六年，大臣周天霖给光绪皇帝上过一个奏折，详细地陈述了北京的水患：“……自上月二十八日大雨淋漓，前三门外水无归宿，家家存水，墙倒屋坍……每当暑雨蒸潮，黄潦（脏水）满街，浊污流溢，民间疠疫（传染病）大作。”
过去，雨水和污水为害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前人留给北京的280多公里长的下水道，只有20公里勉强能排水，其余不是塌就是堵。遇见大雨，天桥四周一片汪洋，住在这里的居民出门得坐在门板上划着走，更别提普通人家聚居的地方，雨水一冲，粪场里的排泄物就向房子里倒灌，大尾巴蛆在炕上、墙上爬来爬去。
因此，在新中国成立的第一年，北京便将消灭明沟和死水坑作为重点卫生工程，同时向排除污水与雨水宣战。
1953年4月24日，时任北京市人民政府卫生工程局副局长陈明绍在北京日报2版发表署名文章《为排除北京市的雨水和污水而斗争》，倡议全市人民为排除雨水和污水行动起来。当年，本市启动下水道和河湖的修建工程，其中占比最大的工程就是新建下水道108.76公里，相当于当时内城5个城圈的长度。
四海下水道是这一年下水道工程中最大的一项。东直门和朝阳门之间，沿着城墙根的绿草地上搭起了工棚，墙上打开一个十六公尺宽的缺口，给四海（积水潭、什刹前海、什刹后海、西小海）下水道干线开放了大门。过去，四海一带的雨水没地方去，就顺着地势连泥带水流进了四海，常年淤积的污泥使四海越来越浅。四海疏浚后，这一带的雨水暂时被引到御河，可是御河容量太小，每遇大雨，什刹海、积水潭周围便成了水乡；附近居民的院里，水淹没了膝盖；经过北京饭店门前的汽车常常被水弄得灭火抛锚。直到四海下水道建好后，雨水才得以沿着这条下水道经过宽街、张自忠路、东四十条胡同，穿过城墙流入东护城河。（1953年4月24日《北京日报》2版，《四海下水道工程》）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五年，北京除了疏通原有280多公里的下水道之外，还新建了200多公里的下水道。耗时费力的下水道工程，在当时被视为解决雨水、污水排泄的最佳途径。
从“排出去”，到“想留住”
北京城的排水工程从上世纪50年代一直持续到80年代。截止到1981年，北京市区下水道总长度为1400多公里，增长了5倍多，明显改善了市区排水状况。
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又开始意识到另一个问题：北京缺水。
“三季少雨，一夏水”是北京降水的特点。上世纪60年代，春季雨水平均在60毫米左右，约为全年总降水量的10%；一入夏季，雨水突然增多，平均达450毫米，约占总降水量的74%。降水过分集中的弊端就是，春季各种春播作物可以开始播种的时候，常常因为雨水少而延迟播种期，或是需要抗旱播种。这对于农业生产很不利。（1961年5月19日《北京日报》3版，《天上来的水》）
上世纪70年代，北京连遇旱年，缺水这个现实阻碍了民生和城市的发展。捉襟见肘的雨水一股脑儿倾倒在汛期那几个月，结果是城里淹了，乡下涝了，山里冲了，河滩漫了，还得为此劳民耗资开挖排水河道。
当时，郊区农业复种面积逐年增加、农作物需水量增多，再加上春旱严重、水库蓄水量减少，水源不足与农业增产的矛盾尤为突出。
通县在历年小麦生产中，都遇到一个难题：春天，小麦需要及时春灌，而这时候几乎年年干旱，再加上全县复种面积增加，水源更显不足；秋天，用水量小，雨水却比较勤，容易受涝。
1972年，为解决春旱秋涝这个气候特点给农业生产带来的困境，通县决定利用汛期拦蓄雨水，灌溉水利。在全县水利工作汇报会上，通县县委总结推广了台湖公社利用坑塘蓄积雨水，并趁汛期水源充足时闸沟截流蓄水等“春旱冬抗”的经验。当年汛期，通县十座拦河闸，除北关闸和师姑庄闸外，均关闸蓄水，以便冬春灌白地、浇小麦。“春旱冬抗”成为当时郊区农业对抗春旱的一项有效措施，并推广开来。（1972年10月20日《北京日报》1版，《拦蓄利用地上水 为夺取明年丰收做准备》）
郊区从雨水的利用中尝到了甜头。而那时候，北京每年汛期出境水量大约10亿立方米，着实大有可为——利用了雨水，不仅有助于缓解农业生产用水的紧张，也增加了城市的供水保证。郊区利用雨水灌溉农田，城区利用雨水补充生活用水，甚至涵养地下水，合理利用水资源的局面也就打开了。
从此，北京市政府相关部门对雨水的态度便从“怎么排出去”转变为“怎么留得住”，汛期雨水收集和利用成为破解用水难的出路之一。
关闸蓄水，尝试雨洪初利用
俗话说，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就受穷。怎么才能留得住雨水？如何在汛期尽可能多地收集利用雨水？这是水利部门日夜算计的难题。
上世纪80年代，110公里长的京密引水渠和几条护城河以及通惠河，既有供水任务，又有排洪功能，汛期还担负着从密云水库给京城供水的重任。北京市水利局管理河道多年的邹玉芬突发奇想：能不能把河、渠上的节制闸闸上，利用雨水给城市供水？
这样做是有风险的。如果暴雨引发山洪，高水位运行的京密引水渠或其他河道憋崩了怎么办？
然而，将汛期的降水留住、开发利用雨洪资源是北京市研究多年的课题，邹玉芬和同事们决定搏一把。他们精心设计了一个方案递交上去，不曾想，方案很快就批复了。全市上下开发利用雨洪资源的决心可见一斑。
最后成效如何呢？一组数据喜人：1988年汛期，密云和官厅两大水库关闸48天，拦蓄河道中积流向北京城供水，当年水库少放水0.93亿立方米。此后7年中，根据汛期的不同情况，北京共节约库水4亿立方米，相当于一米见方的“水龙”绕地球10圈。
与此同时，藏水于京城地下也是一个大胆的实践。1994年汛期，本市利用暴雨和洪水，在河道中适时放闸拦蓄，回灌地下水5亿立方米，使本市地下水位比前一年同期普遍回升0.98米。（1995年3月6日《北京日报》6版，《京城女水官》）
城里的雨水，也派上了大用场
关闸蓄水成效固然显著，但雨可不只是下在郊区、水库，城里在雨水收集上也亟待大做文章。
此前，城市里的水文章主要做在节水上面，1990年北京还因此被评为全国节水先进城市。但光节流是不够的，还得开源。本市确立了“三盆水”管水新思路，即把天上水、地上水、地下水这“三盆水”联合调度，减缓地下水位下降速度。
1980年至1990年，全市地下水位年平均下降38厘米。经过优化调度，1991年至1998年，这一数字减少到18厘米，相当于每年少开采地下水2亿立方米左右。1998年前8个月，本市对雨水的控制利用率达80.1%。（1998年9月10日《北京日报》1版，《天上降雨地面拦地下用水精打算》）
上世纪90年代末期，北京在经济发展、城市规模扩张和人口增长的形势下，供水紧张局面再度显现。当时，城区建成区的面积不断扩大，不透水地面随之增加，而此前建设的雨水管道控制面积有限，因此降雨后雨水横流，不能顺利入渗地下。在丰水年份，北京约有7亿立方米雨洪出境，白白浪费。
针对这些问题，北京市把“雨水收集利用”列作应对21世纪初期供水紧张局面的26条措施之一。
2000年，城区汛期降雨利用有了突破性进展。由中德合作投资6355万元的“城区雨洪控制与利用”项目正式启动，被寄予厚望。根据北京城的特点，中德专家打造了4个示范区，控制面积达36公顷。在示范区建成雨水收集与传输、雨洪处理与利用、雨洪回补地下水及雨洪控制系统，同时将雨洪滞蓄系统和景观工程结合，将其用作卫生间冲洗、路面喷洒、绿地灌溉、洗车等市政杂用。按照设想，该工程推广实施后，城区将有30%的雨洪得以有效利用。（2000年1月3日《北京日报》5版，《留住雨水润京城》）
2003年汛期的一场急雨使北京不少街道积了水、小区“城门失守”，而西城区双紫园小区内却是另一番光景。北京日报记者探访发现，双紫园小区内没有积水漫流，也没有车子一过污水四溅的情形出现。雨过天晴之后，小区的雨水池里还增加了近百立方米用于喷灌、洗车的回收水。
双紫园小区正是城区雨洪项目的获益者。小区引进了德国先进的雨洪利用技术与设备，经过处理后的雨水达到三类水质标准，可用于洗车和灌溉等。2003年前7个月，小区共回收500余立方米雨水，加上经过处理的生活污水，小区浇灌、洗车，甚至音乐喷泉已经完全不用自来水了。
这一场雨，包括双紫园小区在内的6个雨水利用示范小区通过了检验。雨水利用所带来的生态效益可观：小区雨水不外排，减轻了城市排水和防洪压力，通过雨水回灌还可以防止地下水过度开采，形成良性循环。（2003年8月16日《北京日报》7版，《天上雨再大 地面不积水》）
防汛变迎汛，蓄出“昆明湖”
2005年临近汛期时，时任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岐山调研、督察本市防汛工作时强调，北京是个严重缺水的城市，汛期中一定要把水文章做足，既要防汛又要迎汛，为北京积聚好水。（2005年5月22日《北京日报》1版，《既要防汛又要迎汛把水文章做足》）
这一年，北京首次变防汛为迎汛。实现这个转变，有赖于集雨工程的推广。据统计，截至2005年6月，北京市节水管理中心在城区建成22个集雨工程，年利用雨水资源达到35万立方米。（2005年6月6日《北京日报》9版，《北京，把雨水留住》）
防汛变迎汛的第二年雨季，北京集雨工程更上一层楼：宣武区万寿公园在地下挖的5个雨水收集回灌井、海淀区26个单位和居民楼收集楼顶雨水的“集雨樽”等分布在社区、机关、学校、公园里的100处集雨工程，共留住雨水200万立方米，相当于一个昆明湖的蓄水量。
雨水利用由此进入了北京市下一年的“折子工程”，城市雨水利用工程全面推广。到2009年主汛期尾声，从天而降的“昆明湖”增至21个。（2009年8月13日《北京日报》5版，《21个“昆明湖”从天而降驻留京城》）
政府推广集雨工程的同时，各行各业也在行动。北京市政协委员建议制定集雨奖罚政策、多建集雨示范工程、建设地下蓄水系统、推广雨水渗透设施；密云水库间伐上游“小老树”，送雨入密云水库；京城公园各出妙招，如植物园打造人工湖“喂”百万平方米绿地、陶然亭公园实现全园中水绿化灌溉……细算下来，一年节水能有几百万吨。
2016年，北京入选国家第二批海绵城市建设试点，多年来悉心打造的雨水吸纳、蓄渗和利用工程有了更大的用武之地。如今，日趋成熟的雨水收集利用理念和设施，正在北京水资源优化配置中发挥着不可小觑的作用。（北京日报客户端 记者汪丹）
一个散户的炒股血泪史：孔乙己炒股记
鲁镇的证券营业部的格局，是和别处不同的；都是沿墙一排放着电脑的柜子，当中一个正方形的大屏幕，可以随时看行情。炒股的人，上午下午开盘后，每每花几千块钱买上几手股票，便能赚上几倍——这是二十多年前的事，现在容易被套牢，倘若可以一次买卖几百手，便可以到有专用电脑的中户室里去了，倘若资金达到几百万，那就可以进大户室了；但这些股民，多是散户，大抵没这么阔绰。只有买卖动辄几千手穿西装的老板，才踱进楼上的大户室，要杯茶，看看K线图。
我从十二岁起，便在门口的证券公司当柜员，经理说我年纪太小，怕伺候不了大户室里的客户，就在外面做点事情罢。外面的散户，虽然容易说话，但唠唠叨叨缠夹不清的也很不少。他们往往要你帮忙选好了股票，想让你降低一些佣金，又亲看你帮他下单，然后放心：在这严重监督下，忽悠他们买理财产品也很为难。所以过了几天，经理又说我干不了这事。幸亏荐头的情面大，辞退不得，便改为专管开户的一种无聊职务了。
我从此便整天的站在柜台里，专管我的职务。虽然没有什么失职，但总觉得有些单调，有些无聊。经理是一副凶脸孔，股民也没有好声气，教人活泼不得；只有孔乙己到大厅，才可以笑几声，所以至今还记得。
孔乙己是在散户交易大厅炒股而穿西装唯一的人。他身材很高大；青白脸色，皱纹间时常夹些伤痕；一部乱蓬蓬的花白的胡子。穿的虽然是西装，可是又脏又破，似乎十多年没有补，也没有洗。总是满口MACD指标，叫人半懂不懂的。因为他姓孔，别人便从炒股书上的“莫做股市孔乙己”这半懂不懂的话里，替他取下一个绰号，叫作孔乙己。孔乙己一到大厅，所有炒股的人便都看着他笑，有的叫道：“孔乙己，你的股票又被套了！他不回答，对柜里说，“买一手乐视网。”便排出七千多块钱。他们又故意的高声嚷道，“你一定又割肉了！”孔乙己睁大眼睛说，“你怎么这样凭空污人清白……”“什么清白？我前天亲眼见你下了高价单，隔天跌停。”孔乙己便涨红了脸，额上的青筋条条绽出，争辩道，“止损不能算割肉……止损！……技术方面的手段，能算割肉吗？”接连便是难懂的话，什么什么“价值投资”，什么“洗盘”之类，引得众人都哄笑起来：交易大厅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
听人家背地里谈论，孔乙己原来也炒过股，但终于没碰见牛市，又不会选股，于是愈过愈穷，弄到将要爆仓了。幸而生得一副好口才，便替人家当股票经纪人炒炒股，换一碗饭吃。可惜他又有一样缺点，就是喜欢追高杀跌。炒不到几天，便连本带利都亏光了。如是几次，委托他炒股的人也没有了。孔乙己没有法，便免不了偶然做些短线操作。但他在我们大厅里，品行却比别人都好，就是不停的补仓，多赔少赔都补；虽然间或有些拖延，不出一天，就拿着卖血的钱来补仓。
孔乙己炒完一天股，涨红的脸渐渐复了原，旁人便又问到，"孔乙己，你当真会炒股吗？"孔乙己看着问他的人，显出不屑置辩的神气。他们便接着说道，“你怎的连半个涨停也捞不到呢？”孔乙己立刻显出颓唐不安模样，脸上笼上了一层灰色，嘴里说些话；这回可是全是KDJ指标之类，一些不懂了。在这时候，众人也都哄笑起来：交易厅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
在这些时候，我可以附和着笑，经理是决不责备的。而且经理见了孔乙己，也每每这样问他，引人发笑。孔乙己自己知道不能和他们谈天，便只好向刚开户的新股民说话。有一回对我说道，“你会炒股么?”我略略点一点头。他说，“炒过股，……我便考你一考。股票的市盈率，怎样算的？”我想，不关注中金在线微信弄得天天割肉的人，也配考我么？便回过脸去，不再理会。孔乙己等了许久，很恳切的说道，“不会算吧？……我教给你，记着！这些公式应该记着。将来做基金经理的时候，可以用到。”我暗想我和基金经理的等级还差很远呢，而且中国的基金经理也从不算市盈率；又好笑，又不耐烦，懒懒的答他道，“谁要你教，不是股价除以每股净利润么？”孔乙己显出极高兴的样子，将两个指头的长指甲敲着柜台，点头说，“对呀对呀！……市盈率有三种算法，你知道么？”我愈不耐烦了，努着嘴走远。孔乙己刚拿出笔，想在空白委托单上写公式，见我毫不热心，便又叹一口气，显出极惋惜的样子。
有几回，几个刚开户的小散听到笑声，也赶热闹，围住了孔乙己。他便给他们分析K线。新股民听完分析，仍然不散，眼睛都望着电脑屏幕。孔乙己着了慌，伸开五指将电脑罩住，弯腰下去说道，“超跌了，明天肯定涨。”直起身又看一看屏幕，自己摇头说，“超跌超跌！跌乎哉？反弹也。”于是这一群散户都在笑声里走散了。
孔乙己是这样的使人快活，可是没有他，别人也便这么炒股。
有一天，大约是五一劳动节的前几天，经理正在慢慢的算报表，看着行情软件，忽然说，“孔乙己长久没有来了。他推荐的股票还在停牌呢！”我才也觉得他的确长久没有来了。一个喝酒的人说道，“他怎么会来？……他亏光了。”经理说，“哦！”“他总仍旧是跌。这一回，是自己发昏，跑去买投资理财，年化收益18%，不是168理财网这种有资质且安全的平台，能买吗？”“后来怎么样？”“怎么样？先卷款私逃，后来平台倒闭，于是亏光了。”“亏光了怎样呢？”“怎样？……谁晓得？许是上天台了。”经理也不再问，仍然慢慢的看他的股票。
春节过后，大盘是一天跌过一天，看看快跌破2900，我整天的靠着椅子，无所事事。 一天的下半天，没有一个顾客，我正合了眼坐着。忽然间听得一个声音，“买一手股票。”这声音虽然极低，却很耳熟。看时又全没有人。站起来向外一望，那孔乙己便在柜台下对了门槛坐着。他脸上黑而且瘦，已经不成样子；穿一件破夹袄，盘着两腿，下面垫一个蒲包，用草绳在肩上挂住；见了我，又说道，“买一手股票。”掌柜也伸出头去，一面说，“孔乙己么？你不关注中金在线微信还敢炒股啊”孔乙己很颓唐的仰面答道，“这……下回关注罢。这次手机卖掉了。”经理仍然同平常一样，笑着对他说，“孔乙己，你又亏光了！”但他这回却不十分分辩，单说了一句“不要取笑！”“取笑？要是早点关注中金微信，又怎么会亏光”孔乙己低声说道，“卷款，跑，跑……”他的眼色，很像恳求经理，不要再提。此时已经聚集了几个人，便和经理都笑了。我扶他进来找了台电脑给他，见他满手是泥，原来他便用这手走来的。不一会，他买了一只股票，便又在旁人的说笑声中，坐着用这手慢慢走去了。
自此以后，又长久没有看见孔乙己。经理翻出帐户说，"孔乙己的股票大跌了！"
我到现在终于没有见他——大约孔乙己的确已经上天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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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过后，大盘是一天跌过一天，看看快跌破2900，我整天的靠着椅子，无所事事。 一天的下半天，没有一个顾客，我正合了眼坐着。忽然间听得一个声音，“买一手股票。”这声音虽然极低，却很耳熟。看时又全没有人。站起来向外一望，那孔乙己便在柜台下对了门槛坐着。他脸上黑而且瘦，已经不成样子；穿一件破夹袄，盘着两腿，下面垫一个蒲包，用草绳在肩上挂住；见了我，又说道，“买一手股票。”掌柜也伸出头去，一面说，“孔乙己么？你不关注中金在线微信还敢炒股啊”孔乙己很颓唐的仰面答道，“这……下回关注罢。这次手机卖掉了。”经理仍然同平常一样，笑着对他说，“孔乙己，你又亏光了！”但他这回却不十分分辩，单说了一句“不要取笑！”“取笑？要是早点关注中金微信，又怎么会亏光”孔乙己低声说道，“卷款，跑，跑……”他的眼色，很像恳求经理，不要再提。此时已经聚集了几个人，便和经理都笑了。我扶他进来找了台电脑给他，见他满手是泥，原来他便用这手走来的。不一会，他买了一只股票，便又在旁人的说笑声中，坐着用这手慢慢走去了。
自此以后，又长久没有看见孔乙己。经理翻出帐户说，"孔乙己的股票大跌了！"
我到现在终于没有见他——大约孔乙己的确已经上天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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