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纸寻迹#【天降“昆明湖”！从排走变留住，#北京如何留住了水资源#？】7月以来，京城急雨频至，人们常常听着雨声入睡，又听着雨声醒来。眼下已进入“七下八上”的主汛期，“三季少雨，一夏水”的降雨特点，使得北京汛期降水量的多寡决定了全年降水量的丰枯。
曾几何时，北京人对于雨水的传统观念是希望“快来快走”，但随着城市发展与水资源紧缺的矛盾加剧，人们对雨水的态度逐渐从“排出去”转变为“想留住”，从对立转变为和解，进而加以利用，化雨成“金”。
雨水，曾被视同于污水
北京在华北平原上属于“缺水区”，气候比较干旱，一年中的降雨往往集中在夏季汛期。过去，住在北京城里的人，一直在受雨水的气，北京人对雨水的情感，可以说是又爱又恨——一场雨下来，城里常常就遭了殃，积水成患，污水泛滥，原有下水道非塌即堵，形同虚设。那时候，海淀镇有一个“蝎子湖”，平时存臭水，热天生蚊蝇，下雨后水涨起来便堵住居民的家门口，出门得蹚水；宣武门外一带，大雨后路上积水成患，十几天不退……因此，在老百姓心中，雨水和污水无异。
北京日报1954年8月17日2版刊登的《和污水雨水的斗争》一文中提到，清朝光绪十六年，大臣周天霖给光绪皇帝上过一个奏折，详细地陈述了北京的水患：“……自上月二十八日大雨淋漓，前三门外水无归宿，家家存水，墙倒屋坍……每当暑雨蒸潮，黄潦（脏水）满街，浊污流溢，民间疠疫（传染病）大作。”
过去，雨水和污水为害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前人留给北京的280多公里长的下水道，只有20公里勉强能排水，其余不是塌就是堵。遇见大雨，天桥四周一片汪洋，住在这里的居民出门得坐在门板上划着走，更别提普通人家聚居的地方，雨水一冲，粪场里的排泄物就向房子里倒灌，大尾巴蛆在炕上、墙上爬来爬去。
因此，在新中国成立的第一年，北京便将消灭明沟和死水坑作为重点卫生工程，同时向排除污水与雨水宣战。
1953年4月24日，时任北京市人民政府卫生工程局副局长陈明绍在北京日报2版发表署名文章《为排除北京市的雨水和污水而斗争》，倡议全市人民为排除雨水和污水行动起来。当年，本市启动下水道和河湖的修建工程，其中占比最大的工程就是新建下水道108.76公里，相当于当时内城5个城圈的长度。
四海下水道是这一年下水道工程中最大的一项。东直门和朝阳门之间，沿着城墙根的绿草地上搭起了工棚，墙上打开一个十六公尺宽的缺口，给四海（积水潭、什刹前海、什刹后海、西小海）下水道干线开放了大门。过去，四海一带的雨水没地方去，就顺着地势连泥带水流进了四海，常年淤积的污泥使四海越来越浅。四海疏浚后，这一带的雨水暂时被引到御河，可是御河容量太小，每遇大雨，什刹海、积水潭周围便成了水乡；附近居民的院里，水淹没了膝盖；经过北京饭店门前的汽车常常被水弄得灭火抛锚。直到四海下水道建好后，雨水才得以沿着这条下水道经过宽街、张自忠路、东四十条胡同，穿过城墙流入东护城河。（1953年4月24日《北京日报》2版，《四海下水道工程》）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五年，北京除了疏通原有280多公里的下水道之外，还新建了200多公里的下水道。耗时费力的下水道工程，在当时被视为解决雨水、污水排泄的最佳途径。
从“排出去”，到“想留住”
北京城的排水工程从上世纪50年代一直持续到80年代。截止到1981年，北京市区下水道总长度为1400多公里，增长了5倍多，明显改善了市区排水状况。
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又开始意识到另一个问题：北京缺水。
“三季少雨，一夏水”是北京降水的特点。上世纪60年代，春季雨水平均在60毫米左右，约为全年总降水量的10%；一入夏季，雨水突然增多，平均达450毫米，约占总降水量的74%。降水过分集中的弊端就是，春季各种春播作物可以开始播种的时候，常常因为雨水少而延迟播种期，或是需要抗旱播种。这对于农业生产很不利。（1961年5月19日《北京日报》3版，《天上来的水》）
上世纪70年代，北京连遇旱年，缺水这个现实阻碍了民生和城市的发展。捉襟见肘的雨水一股脑儿倾倒在汛期那几个月，结果是城里淹了，乡下涝了，山里冲了，河滩漫了，还得为此劳民耗资开挖排水河道。
当时，郊区农业复种面积逐年增加、农作物需水量增多，再加上春旱严重、水库蓄水量减少，水源不足与农业增产的矛盾尤为突出。
通县在历年小麦生产中，都遇到一个难题：春天，小麦需要及时春灌，而这时候几乎年年干旱，再加上全县复种面积增加，水源更显不足；秋天，用水量小，雨水却比较勤，容易受涝。
1972年，为解决春旱秋涝这个气候特点给农业生产带来的困境，通县决定利用汛期拦蓄雨水，灌溉水利。在全县水利工作汇报会上，通县县委总结推广了台湖公社利用坑塘蓄积雨水，并趁汛期水源充足时闸沟截流蓄水等“春旱冬抗”的经验。当年汛期，通县十座拦河闸，除北关闸和师姑庄闸外，均关闸蓄水，以便冬春灌白地、浇小麦。“春旱冬抗”成为当时郊区农业对抗春旱的一项有效措施，并推广开来。（1972年10月20日《北京日报》1版，《拦蓄利用地上水 为夺取明年丰收做准备》）
郊区从雨水的利用中尝到了甜头。而那时候，北京每年汛期出境水量大约10亿立方米，着实大有可为——利用了雨水，不仅有助于缓解农业生产用水的紧张，也增加了城市的供水保证。郊区利用雨水灌溉农田，城区利用雨水补充生活用水，甚至涵养地下水，合理利用水资源的局面也就打开了。
从此，北京市政府相关部门对雨水的态度便从“怎么排出去”转变为“怎么留得住”，汛期雨水收集和利用成为破解用水难的出路之一。
关闸蓄水，尝试雨洪初利用
俗话说，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就受穷。怎么才能留得住雨水？如何在汛期尽可能多地收集利用雨水？这是水利部门日夜算计的难题。
上世纪80年代，110公里长的京密引水渠和几条护城河以及通惠河，既有供水任务，又有排洪功能，汛期还担负着从密云水库给京城供水的重任。北京市水利局管理河道多年的邹玉芬突发奇想：能不能把河、渠上的节制闸闸上，利用雨水给城市供水？
这样做是有风险的。如果暴雨引发山洪，高水位运行的京密引水渠或其他河道憋崩了怎么办？
然而，将汛期的降水留住、开发利用雨洪资源是北京市研究多年的课题，邹玉芬和同事们决定搏一把。他们精心设计了一个方案递交上去，不曾想，方案很快就批复了。全市上下开发利用雨洪资源的决心可见一斑。
最后成效如何呢？一组数据喜人：1988年汛期，密云和官厅两大水库关闸48天，拦蓄河道中积流向北京城供水，当年水库少放水0.93亿立方米。此后7年中，根据汛期的不同情况，北京共节约库水4亿立方米，相当于一米见方的“水龙”绕地球10圈。
与此同时，藏水于京城地下也是一个大胆的实践。1994年汛期，本市利用暴雨和洪水，在河道中适时放闸拦蓄，回灌地下水5亿立方米，使本市地下水位比前一年同期普遍回升0.98米。（1995年3月6日《北京日报》6版，《京城女水官》）
城里的雨水，也派上了大用场
关闸蓄水成效固然显著，但雨可不只是下在郊区、水库，城里在雨水收集上也亟待大做文章。
此前，城市里的水文章主要做在节水上面，1990年北京还因此被评为全国节水先进城市。但光节流是不够的，还得开源。本市确立了“三盆水”管水新思路，即把天上水、地上水、地下水这“三盆水”联合调度，减缓地下水位下降速度。
1980年至1990年，全市地下水位年平均下降38厘米。经过优化调度，1991年至1998年，这一数字减少到18厘米，相当于每年少开采地下水2亿立方米左右。1998年前8个月，本市对雨水的控制利用率达80.1%。（1998年9月10日《北京日报》1版，《天上降雨地面拦地下用水精打算》）
上世纪90年代末期，北京在经济发展、城市规模扩张和人口增长的形势下，供水紧张局面再度显现。当时，城区建成区的面积不断扩大，不透水地面随之增加，而此前建设的雨水管道控制面积有限，因此降雨后雨水横流，不能顺利入渗地下。在丰水年份，北京约有7亿立方米雨洪出境，白白浪费。
针对这些问题，北京市把“雨水收集利用”列作应对21世纪初期供水紧张局面的26条措施之一。
2000年，城区汛期降雨利用有了突破性进展。由中德合作投资6355万元的“城区雨洪控制与利用”项目正式启动，被寄予厚望。根据北京城的特点，中德专家打造了4个示范区，控制面积达36公顷。在示范区建成雨水收集与传输、雨洪处理与利用、雨洪回补地下水及雨洪控制系统，同时将雨洪滞蓄系统和景观工程结合，将其用作卫生间冲洗、路面喷洒、绿地灌溉、洗车等市政杂用。按照设想，该工程推广实施后，城区将有30%的雨洪得以有效利用。（2000年1月3日《北京日报》5版，《留住雨水润京城》）
2003年汛期的一场急雨使北京不少街道积了水、小区“城门失守”，而西城区双紫园小区内却是另一番光景。北京日报记者探访发现，双紫园小区内没有积水漫流，也没有车子一过污水四溅的情形出现。雨过天晴之后，小区的雨水池里还增加了近百立方米用于喷灌、洗车的回收水。
双紫园小区正是城区雨洪项目的获益者。小区引进了德国先进的雨洪利用技术与设备，经过处理后的雨水达到三类水质标准，可用于洗车和灌溉等。2003年前7个月，小区共回收500余立方米雨水，加上经过处理的生活污水，小区浇灌、洗车，甚至音乐喷泉已经完全不用自来水了。
这一场雨，包括双紫园小区在内的6个雨水利用示范小区通过了检验。雨水利用所带来的生态效益可观：小区雨水不外排，减轻了城市排水和防洪压力，通过雨水回灌还可以防止地下水过度开采，形成良性循环。（2003年8月16日《北京日报》7版，《天上雨再大 地面不积水》）
防汛变迎汛，蓄出“昆明湖”
2005年临近汛期时，时任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岐山调研、督察本市防汛工作时强调，北京是个严重缺水的城市，汛期中一定要把水文章做足，既要防汛又要迎汛，为北京积聚好水。（2005年5月22日《北京日报》1版，《既要防汛又要迎汛把水文章做足》）
这一年，北京首次变防汛为迎汛。实现这个转变，有赖于集雨工程的推广。据统计，截至2005年6月，北京市节水管理中心在城区建成22个集雨工程，年利用雨水资源达到35万立方米。（2005年6月6日《北京日报》9版，《北京，把雨水留住》）
防汛变迎汛的第二年雨季，北京集雨工程更上一层楼：宣武区万寿公园在地下挖的5个雨水收集回灌井、海淀区26个单位和居民楼收集楼顶雨水的“集雨樽”等分布在社区、机关、学校、公园里的100处集雨工程，共留住雨水200万立方米，相当于一个昆明湖的蓄水量。
雨水利用由此进入了北京市下一年的“折子工程”，城市雨水利用工程全面推广。到2009年主汛期尾声，从天而降的“昆明湖”增至21个。（2009年8月13日《北京日报》5版，《21个“昆明湖”从天而降驻留京城》）
政府推广集雨工程的同时，各行各业也在行动。北京市政协委员建议制定集雨奖罚政策、多建集雨示范工程、建设地下蓄水系统、推广雨水渗透设施；密云水库间伐上游“小老树”，送雨入密云水库；京城公园各出妙招，如植物园打造人工湖“喂”百万平方米绿地、陶然亭公园实现全园中水绿化灌溉……细算下来，一年节水能有几百万吨。
2016年，北京入选国家第二批海绵城市建设试点，多年来悉心打造的雨水吸纳、蓄渗和利用工程有了更大的用武之地。如今，日趋成熟的雨水收集利用理念和设施，正在北京水资源优化配置中发挥着不可小觑的作用。（北京日报客户端 记者汪丹）
曾几何时，北京人对于雨水的传统观念是希望“快来快走”，但随着城市发展与水资源紧缺的矛盾加剧，人们对雨水的态度逐渐从“排出去”转变为“想留住”，从对立转变为和解，进而加以利用，化雨成“金”。
雨水，曾被视同于污水
北京在华北平原上属于“缺水区”，气候比较干旱，一年中的降雨往往集中在夏季汛期。过去，住在北京城里的人，一直在受雨水的气，北京人对雨水的情感，可以说是又爱又恨——一场雨下来，城里常常就遭了殃，积水成患，污水泛滥，原有下水道非塌即堵，形同虚设。那时候，海淀镇有一个“蝎子湖”，平时存臭水，热天生蚊蝇，下雨后水涨起来便堵住居民的家门口，出门得蹚水；宣武门外一带，大雨后路上积水成患，十几天不退……因此，在老百姓心中，雨水和污水无异。
北京日报1954年8月17日2版刊登的《和污水雨水的斗争》一文中提到，清朝光绪十六年，大臣周天霖给光绪皇帝上过一个奏折，详细地陈述了北京的水患：“……自上月二十八日大雨淋漓，前三门外水无归宿，家家存水，墙倒屋坍……每当暑雨蒸潮，黄潦（脏水）满街，浊污流溢，民间疠疫（传染病）大作。”
过去，雨水和污水为害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前人留给北京的280多公里长的下水道，只有20公里勉强能排水，其余不是塌就是堵。遇见大雨，天桥四周一片汪洋，住在这里的居民出门得坐在门板上划着走，更别提普通人家聚居的地方，雨水一冲，粪场里的排泄物就向房子里倒灌，大尾巴蛆在炕上、墙上爬来爬去。
因此，在新中国成立的第一年，北京便将消灭明沟和死水坑作为重点卫生工程，同时向排除污水与雨水宣战。
1953年4月24日，时任北京市人民政府卫生工程局副局长陈明绍在北京日报2版发表署名文章《为排除北京市的雨水和污水而斗争》，倡议全市人民为排除雨水和污水行动起来。当年，本市启动下水道和河湖的修建工程，其中占比最大的工程就是新建下水道108.76公里，相当于当时内城5个城圈的长度。
四海下水道是这一年下水道工程中最大的一项。东直门和朝阳门之间，沿着城墙根的绿草地上搭起了工棚，墙上打开一个十六公尺宽的缺口，给四海（积水潭、什刹前海、什刹后海、西小海）下水道干线开放了大门。过去，四海一带的雨水没地方去，就顺着地势连泥带水流进了四海，常年淤积的污泥使四海越来越浅。四海疏浚后，这一带的雨水暂时被引到御河，可是御河容量太小，每遇大雨，什刹海、积水潭周围便成了水乡；附近居民的院里，水淹没了膝盖；经过北京饭店门前的汽车常常被水弄得灭火抛锚。直到四海下水道建好后，雨水才得以沿着这条下水道经过宽街、张自忠路、东四十条胡同，穿过城墙流入东护城河。（1953年4月24日《北京日报》2版，《四海下水道工程》）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五年，北京除了疏通原有280多公里的下水道之外，还新建了200多公里的下水道。耗时费力的下水道工程，在当时被视为解决雨水、污水排泄的最佳途径。
从“排出去”，到“想留住”
北京城的排水工程从上世纪50年代一直持续到80年代。截止到1981年，北京市区下水道总长度为1400多公里，增长了5倍多，明显改善了市区排水状况。
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又开始意识到另一个问题：北京缺水。
“三季少雨，一夏水”是北京降水的特点。上世纪60年代，春季雨水平均在60毫米左右，约为全年总降水量的10%；一入夏季，雨水突然增多，平均达450毫米，约占总降水量的74%。降水过分集中的弊端就是，春季各种春播作物可以开始播种的时候，常常因为雨水少而延迟播种期，或是需要抗旱播种。这对于农业生产很不利。（1961年5月19日《北京日报》3版，《天上来的水》）
上世纪70年代，北京连遇旱年，缺水这个现实阻碍了民生和城市的发展。捉襟见肘的雨水一股脑儿倾倒在汛期那几个月，结果是城里淹了，乡下涝了，山里冲了，河滩漫了，还得为此劳民耗资开挖排水河道。
当时，郊区农业复种面积逐年增加、农作物需水量增多，再加上春旱严重、水库蓄水量减少，水源不足与农业增产的矛盾尤为突出。
通县在历年小麦生产中，都遇到一个难题：春天，小麦需要及时春灌，而这时候几乎年年干旱，再加上全县复种面积增加，水源更显不足；秋天，用水量小，雨水却比较勤，容易受涝。
1972年，为解决春旱秋涝这个气候特点给农业生产带来的困境，通县决定利用汛期拦蓄雨水，灌溉水利。在全县水利工作汇报会上，通县县委总结推广了台湖公社利用坑塘蓄积雨水，并趁汛期水源充足时闸沟截流蓄水等“春旱冬抗”的经验。当年汛期，通县十座拦河闸，除北关闸和师姑庄闸外，均关闸蓄水，以便冬春灌白地、浇小麦。“春旱冬抗”成为当时郊区农业对抗春旱的一项有效措施，并推广开来。（1972年10月20日《北京日报》1版，《拦蓄利用地上水 为夺取明年丰收做准备》）
郊区从雨水的利用中尝到了甜头。而那时候，北京每年汛期出境水量大约10亿立方米，着实大有可为——利用了雨水，不仅有助于缓解农业生产用水的紧张，也增加了城市的供水保证。郊区利用雨水灌溉农田，城区利用雨水补充生活用水，甚至涵养地下水，合理利用水资源的局面也就打开了。
从此，北京市政府相关部门对雨水的态度便从“怎么排出去”转变为“怎么留得住”，汛期雨水收集和利用成为破解用水难的出路之一。
关闸蓄水，尝试雨洪初利用
俗话说，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就受穷。怎么才能留得住雨水？如何在汛期尽可能多地收集利用雨水？这是水利部门日夜算计的难题。
上世纪80年代，110公里长的京密引水渠和几条护城河以及通惠河，既有供水任务，又有排洪功能，汛期还担负着从密云水库给京城供水的重任。北京市水利局管理河道多年的邹玉芬突发奇想：能不能把河、渠上的节制闸闸上，利用雨水给城市供水？
这样做是有风险的。如果暴雨引发山洪，高水位运行的京密引水渠或其他河道憋崩了怎么办？
然而，将汛期的降水留住、开发利用雨洪资源是北京市研究多年的课题，邹玉芬和同事们决定搏一把。他们精心设计了一个方案递交上去，不曾想，方案很快就批复了。全市上下开发利用雨洪资源的决心可见一斑。
最后成效如何呢？一组数据喜人：1988年汛期，密云和官厅两大水库关闸48天，拦蓄河道中积流向北京城供水，当年水库少放水0.93亿立方米。此后7年中，根据汛期的不同情况，北京共节约库水4亿立方米，相当于一米见方的“水龙”绕地球10圈。
与此同时，藏水于京城地下也是一个大胆的实践。1994年汛期，本市利用暴雨和洪水，在河道中适时放闸拦蓄，回灌地下水5亿立方米，使本市地下水位比前一年同期普遍回升0.98米。（1995年3月6日《北京日报》6版，《京城女水官》）
城里的雨水，也派上了大用场
关闸蓄水成效固然显著，但雨可不只是下在郊区、水库，城里在雨水收集上也亟待大做文章。
此前，城市里的水文章主要做在节水上面，1990年北京还因此被评为全国节水先进城市。但光节流是不够的，还得开源。本市确立了“三盆水”管水新思路，即把天上水、地上水、地下水这“三盆水”联合调度，减缓地下水位下降速度。
1980年至1990年，全市地下水位年平均下降38厘米。经过优化调度，1991年至1998年，这一数字减少到18厘米，相当于每年少开采地下水2亿立方米左右。1998年前8个月，本市对雨水的控制利用率达80.1%。（1998年9月10日《北京日报》1版，《天上降雨地面拦地下用水精打算》）
上世纪90年代末期，北京在经济发展、城市规模扩张和人口增长的形势下，供水紧张局面再度显现。当时，城区建成区的面积不断扩大，不透水地面随之增加，而此前建设的雨水管道控制面积有限，因此降雨后雨水横流，不能顺利入渗地下。在丰水年份，北京约有7亿立方米雨洪出境，白白浪费。
针对这些问题，北京市把“雨水收集利用”列作应对21世纪初期供水紧张局面的26条措施之一。
2000年，城区汛期降雨利用有了突破性进展。由中德合作投资6355万元的“城区雨洪控制与利用”项目正式启动，被寄予厚望。根据北京城的特点，中德专家打造了4个示范区，控制面积达36公顷。在示范区建成雨水收集与传输、雨洪处理与利用、雨洪回补地下水及雨洪控制系统，同时将雨洪滞蓄系统和景观工程结合，将其用作卫生间冲洗、路面喷洒、绿地灌溉、洗车等市政杂用。按照设想，该工程推广实施后，城区将有30%的雨洪得以有效利用。（2000年1月3日《北京日报》5版，《留住雨水润京城》）
2003年汛期的一场急雨使北京不少街道积了水、小区“城门失守”，而西城区双紫园小区内却是另一番光景。北京日报记者探访发现，双紫园小区内没有积水漫流，也没有车子一过污水四溅的情形出现。雨过天晴之后，小区的雨水池里还增加了近百立方米用于喷灌、洗车的回收水。
双紫园小区正是城区雨洪项目的获益者。小区引进了德国先进的雨洪利用技术与设备，经过处理后的雨水达到三类水质标准，可用于洗车和灌溉等。2003年前7个月，小区共回收500余立方米雨水，加上经过处理的生活污水，小区浇灌、洗车，甚至音乐喷泉已经完全不用自来水了。
这一场雨，包括双紫园小区在内的6个雨水利用示范小区通过了检验。雨水利用所带来的生态效益可观：小区雨水不外排，减轻了城市排水和防洪压力，通过雨水回灌还可以防止地下水过度开采，形成良性循环。（2003年8月16日《北京日报》7版，《天上雨再大 地面不积水》）
防汛变迎汛，蓄出“昆明湖”
2005年临近汛期时，时任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岐山调研、督察本市防汛工作时强调，北京是个严重缺水的城市，汛期中一定要把水文章做足，既要防汛又要迎汛，为北京积聚好水。（2005年5月22日《北京日报》1版，《既要防汛又要迎汛把水文章做足》）
这一年，北京首次变防汛为迎汛。实现这个转变，有赖于集雨工程的推广。据统计，截至2005年6月，北京市节水管理中心在城区建成22个集雨工程，年利用雨水资源达到35万立方米。（2005年6月6日《北京日报》9版，《北京，把雨水留住》）
防汛变迎汛的第二年雨季，北京集雨工程更上一层楼：宣武区万寿公园在地下挖的5个雨水收集回灌井、海淀区26个单位和居民楼收集楼顶雨水的“集雨樽”等分布在社区、机关、学校、公园里的100处集雨工程，共留住雨水200万立方米，相当于一个昆明湖的蓄水量。
雨水利用由此进入了北京市下一年的“折子工程”，城市雨水利用工程全面推广。到2009年主汛期尾声，从天而降的“昆明湖”增至21个。（2009年8月13日《北京日报》5版，《21个“昆明湖”从天而降驻留京城》）
政府推广集雨工程的同时，各行各业也在行动。北京市政协委员建议制定集雨奖罚政策、多建集雨示范工程、建设地下蓄水系统、推广雨水渗透设施；密云水库间伐上游“小老树”，送雨入密云水库；京城公园各出妙招，如植物园打造人工湖“喂”百万平方米绿地、陶然亭公园实现全园中水绿化灌溉……细算下来，一年节水能有几百万吨。
2016年，北京入选国家第二批海绵城市建设试点，多年来悉心打造的雨水吸纳、蓄渗和利用工程有了更大的用武之地。如今，日趋成熟的雨水收集利用理念和设施，正在北京水资源优化配置中发挥着不可小觑的作用。（北京日报客户端 记者汪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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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粮”策】复兴小站稻，万亩良田“丰”景让村镇蝶变】 津南区小站镇会馆村，马厂减河南岸的一个小村庄。
站在村庄小站稻核心种植区观景台上远眺，南侧是一望无际的稻田，新插的秧苗长势正旺，有农人在稻田里劳作，无人机正在进行植保作业。雅致的木栈道伸向稻田深处，不时有游客撑着伞漫步赏景。近处，两方荷花池里，荷叶正铺满水面，为盛夏的绽放积蓄力量。
会馆村本是一个拆迁村，支部书记郑加林带着两委班子和全村人，守护着村庄的土地，在市区镇的支持下，通过几年的努力，在撂荒地上复兴了小站稻。他们的稻米，品质上乘，供不应求，带动着当地小站稻种植蓬勃开展。“米袋子”鼓了，村庄变美了，一粒小小的稻米，正让这个津南小村实现华丽蝶变。
复兴水稻 立下“军令状”
马厂减河，自东向西穿过津南区小站镇。这条开凿于19世纪70年代的人工河，连通了南运河和海河。减河开通，兴利除弊，有了水源，屯兵和民众开垦出万顷稻田，小站稻逐步流传天下。马厂减河两岸的村庄人烟，也日渐稠密。
会馆村，村名就来源于晚清时期屯田的驻军，当时这里正是驻军开会的地方。为纪念领导开凿马厂减河的将领周盛传兄弟，在会馆村还建了周公祠。
会馆村的人都记得，他们小时候，马厂减河的水非常好，村民从河里挑水回家，用矾沉淀一下，就用来饮用和做饭。对会馆村来说，马厂减河就是地地道道的母亲河。
村庄田地地势洼，马厂减河的闸门提起，水就自己流进稻田。丰富的泥沙和钙磷钾、有机质，和河水一同作用，常年累月，会馆村的耕地异常肥沃，种出的稻米香气四溢。
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推进，从1980年左右开始，马厂减河的水变少了，污染也日益严重，水质变差了，无法再用来种稻。如此，水稻就慢慢消失了，这一别就是三十多年。今年57岁的村支书郑加林正好赶上了那个种稻时代的“尾巴”。“我十几岁时，跟着母亲到地里插秧，那时候就是跟着玩……”他说。
世易时移。2014年，会馆村开始拆迁，村民都搬到了镇上，住进了舒适宽敞的楼房，土地也全部流转给了当地政府。
郑加林召集两委班子开会，把闲置耕地利用起来。有人建议种些高粱玉米等管理简单的作物，而郑加林提议，要种就种水稻，复兴小站稻，把老祖宗留下的财富和手艺传承下去。
有村干部当场提出异议，“水稻这么多年不种了，用水也没法保证，能行吗？”郑加林给大家做工作，还召开了村民大会，种水稻的想法获得了大多数村民的支持。
最后，老郑找到镇领导，还立下了“军令状”。“我就跟领导说，如果马厂减河的水可以，就用河水，如果不行，就用两口机井的水，抽出来存在坑塘里，用来种稻子。”郑加林回忆。
镇领导觉得郑加林的方案可行，支持他大胆试。他们准备先试种300亩，看看效果如何，以后再扩大种植面积。
全村上阵 一举成功
说干就干，郑加林和大伙一起忙了起来。
水稻已阔别家乡三十多年，村里的耕地一直种植其他作物，坑洼不平，而水稻对土地平整度要求极高，上下差10公分，插秧机就没法工作了。在筹备阶段，仅平整土地、挖沟渠和建泵站，村里就投入了160多万元。
复种小站稻，村里的一些老人高兴了，他们是老稻农，对种水稻有一种情怀。他们来到村委会，说不给钱也要帮着干。育秧、插秧都是机械化作业，不再需要太多人工，老人们就说把日常的田间管理工作担起来。
在全村的努力下，第一年的试验就成功了。2017年，种植的首批300亩小站稻喜获丰收，亩产1100多斤。村里把收获的稻米分给村民，大伙吃了连连点赞，都说尝到了小时候的味道。
接下来的几年，会馆村扩大了种植面积，全村耕地除了绿化占地和其他规划用地外，能用的地全种上了，还把拆迁后宅基地复垦出七八十亩。
给了郑加林和村民们底气的，是马厂减河水质的显著改善。市里坚决贯彻两山理念，铁腕治污，一些散乱污工厂关停了，最终受益的是老百姓。“就感觉从2017年开始，河里的水质是越来越好了！”郑加林感慨道。
记者采访时，在会馆村，是一派忙碌和热火朝天的景象。60岁的村民程家来正在稻田里捞青苔，他从水中捞起一团团青苔，丢到田埂上。“这东西繁殖的快，不清理的话，会把秧苗闷死。”
实际上，老人们不止情怀可敬，他们的经验和眼力也着实了得。仅仅除稗草这一项，就必须靠那些年岁更长的老人们。“这样的是稻子，这样的是稗子！”每到提稗子的季节，老人们就这样在田间指导工人。
稗草是一种稻田里的杂草，在青苗阶段外观和水稻秧苗极其相似，一般人分不出来。如果不及时清除，就会和水稻抢营养，影响收成和稻米品质。郑加林坚持不用除草剂，而是人工拔除稗草，就是为了保证稻米的品质，他要让自家的稻米经得起检测。
老人们还把上水（浇水）的活儿承担起来。每天凌晨2点，他们准时赶到，拉闸上水，在田间巡视，这一遍水浇下来，需要足足六个多小时。
经验丰富的老人们发挥余热，年轻人在合作社里当起了会计和其他管理工作，如今的会馆村，正成为“大有作为”的大舞台。
小小一粒米 可做大文章
开荒种地，挖沟引渠，他们沿着先辈走过的路，让小站稻重现在马厂减河河畔，重现在小站稻的故乡。如今，全村小站稻种植面积有600多亩，年产稻米70余万斤。
会馆村的稻米打出了名气，比市场上普通米价格高出一截。他们赢得了国内一些大公司的订单，每年出的米都被对方“全包圆”。刚收获就被抢购一空，甚至还没播种就拿到了市场订单，可以说，会馆村的小站稻，已经成了津南小站稻的一张名片。
此外，由于本村土地有限，为了满足逐步扩大的市场需求，郑加林目前正酝酿“订单式生产”。把育好的秧苗交给外村的合作农户，农户负责管理，最后的稻米由会馆村收割、收购，保证稻米品质。
小站镇党委委员杨涛告诉津云新闻记者，会馆村本来属于镇里已整合村庄中的一个，村书记和村民对村庄和土地有感情，复兴了小站稻，打造出了小站稻核心种植区，为全镇的小站稻复兴工作起到了很好的示范带头作用。
据最新统计，仅小站镇一个镇，目前小站稻的种植面积就达到了万亩级别。而整个津南区，种植面积更是达到了5万多亩。
一粒稻米，一片稻田，不只充实着粮食安全的“米袋子”，也正在带着会馆村“火出圈”。在市区镇各级各部门的支持下，会馆村近年来着力打造文旅项目，让这里成了稻香文化网红打卡地。
2019年，郑加林就在考虑，怎么让村里的一二三产业齐头并进，在保护好耕地、搞好口粮生产的同时，让村庄靓起来，美起来，把游人吸引过来。
为了让市民近距离欣赏稻田美景，在上级资金的支持下，会馆村架设了2200米的田间栈道。开辟了两方荷花池，建设了玻璃步道和观景台，开展了水系连通、路面硬化等工作。每到盛夏，满池娇艳，游人如醉，这里成了短视频拍摄爱好者的云集之地。最多的时候，小小的村庄，一天能涌入七八千人。
市区一家幼儿园联系到会馆村，希望带孩子到村里来一次插秧体验游，郑加林爽快同意。他安排出一块稻田，由两位稻农带领着，孩子们穿着雨鞋，疯玩了一天，个个成了泥猴，充分释放了天性。后来，还有学生家长送来了锦旗，感谢他们为孩子们创造的单纯的快乐。
郑加林还在酝酿着一些好点子，他说，下一步他们还将在稻田周边开辟观光“小火车”，还要让游客现场品尝新蒸的米饭、体验现场碾出的稻米。
今年的天津市农民丰收节，主会场就将设在会馆村。郑加林表示，这是会馆村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他们在全力做好准备工作。目前，五十亩地的稻田画方案已经设计完成，土地已经整理完成，届时，在观景台旁，稻田画将进一步丰富会馆村的视觉元素。
郑加林表示，在国家乡村振兴战略下，他们将在原有的基础上把小站稻做大做强，把稻耕文化和乡村旅游做出亮点，“市区镇给这么大的支持，我们有信心有能力把小站稻做起来！”
https://t.cn/A6az1baa
站在村庄小站稻核心种植区观景台上远眺，南侧是一望无际的稻田，新插的秧苗长势正旺，有农人在稻田里劳作，无人机正在进行植保作业。雅致的木栈道伸向稻田深处，不时有游客撑着伞漫步赏景。近处，两方荷花池里，荷叶正铺满水面，为盛夏的绽放积蓄力量。
会馆村本是一个拆迁村，支部书记郑加林带着两委班子和全村人，守护着村庄的土地，在市区镇的支持下，通过几年的努力，在撂荒地上复兴了小站稻。他们的稻米，品质上乘，供不应求，带动着当地小站稻种植蓬勃开展。“米袋子”鼓了，村庄变美了，一粒小小的稻米，正让这个津南小村实现华丽蝶变。
复兴水稻 立下“军令状”
马厂减河，自东向西穿过津南区小站镇。这条开凿于19世纪70年代的人工河，连通了南运河和海河。减河开通，兴利除弊，有了水源，屯兵和民众开垦出万顷稻田，小站稻逐步流传天下。马厂减河两岸的村庄人烟，也日渐稠密。
会馆村，村名就来源于晚清时期屯田的驻军，当时这里正是驻军开会的地方。为纪念领导开凿马厂减河的将领周盛传兄弟，在会馆村还建了周公祠。
会馆村的人都记得，他们小时候，马厂减河的水非常好，村民从河里挑水回家，用矾沉淀一下，就用来饮用和做饭。对会馆村来说，马厂减河就是地地道道的母亲河。
村庄田地地势洼，马厂减河的闸门提起，水就自己流进稻田。丰富的泥沙和钙磷钾、有机质，和河水一同作用，常年累月，会馆村的耕地异常肥沃，种出的稻米香气四溢。
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推进，从1980年左右开始，马厂减河的水变少了，污染也日益严重，水质变差了，无法再用来种稻。如此，水稻就慢慢消失了，这一别就是三十多年。今年57岁的村支书郑加林正好赶上了那个种稻时代的“尾巴”。“我十几岁时，跟着母亲到地里插秧，那时候就是跟着玩……”他说。
世易时移。2014年，会馆村开始拆迁，村民都搬到了镇上，住进了舒适宽敞的楼房，土地也全部流转给了当地政府。
郑加林召集两委班子开会，把闲置耕地利用起来。有人建议种些高粱玉米等管理简单的作物，而郑加林提议，要种就种水稻，复兴小站稻，把老祖宗留下的财富和手艺传承下去。
有村干部当场提出异议，“水稻这么多年不种了，用水也没法保证，能行吗？”郑加林给大家做工作，还召开了村民大会，种水稻的想法获得了大多数村民的支持。
最后，老郑找到镇领导，还立下了“军令状”。“我就跟领导说，如果马厂减河的水可以，就用河水，如果不行，就用两口机井的水，抽出来存在坑塘里，用来种稻子。”郑加林回忆。
镇领导觉得郑加林的方案可行，支持他大胆试。他们准备先试种300亩，看看效果如何，以后再扩大种植面积。
全村上阵 一举成功
说干就干，郑加林和大伙一起忙了起来。
水稻已阔别家乡三十多年，村里的耕地一直种植其他作物，坑洼不平，而水稻对土地平整度要求极高，上下差10公分，插秧机就没法工作了。在筹备阶段，仅平整土地、挖沟渠和建泵站，村里就投入了160多万元。
复种小站稻，村里的一些老人高兴了，他们是老稻农，对种水稻有一种情怀。他们来到村委会，说不给钱也要帮着干。育秧、插秧都是机械化作业，不再需要太多人工，老人们就说把日常的田间管理工作担起来。
在全村的努力下，第一年的试验就成功了。2017年，种植的首批300亩小站稻喜获丰收，亩产1100多斤。村里把收获的稻米分给村民，大伙吃了连连点赞，都说尝到了小时候的味道。
接下来的几年，会馆村扩大了种植面积，全村耕地除了绿化占地和其他规划用地外，能用的地全种上了，还把拆迁后宅基地复垦出七八十亩。
给了郑加林和村民们底气的，是马厂减河水质的显著改善。市里坚决贯彻两山理念，铁腕治污，一些散乱污工厂关停了，最终受益的是老百姓。“就感觉从2017年开始，河里的水质是越来越好了！”郑加林感慨道。
记者采访时，在会馆村，是一派忙碌和热火朝天的景象。60岁的村民程家来正在稻田里捞青苔，他从水中捞起一团团青苔，丢到田埂上。“这东西繁殖的快，不清理的话，会把秧苗闷死。”
实际上，老人们不止情怀可敬，他们的经验和眼力也着实了得。仅仅除稗草这一项，就必须靠那些年岁更长的老人们。“这样的是稻子，这样的是稗子！”每到提稗子的季节，老人们就这样在田间指导工人。
稗草是一种稻田里的杂草，在青苗阶段外观和水稻秧苗极其相似，一般人分不出来。如果不及时清除，就会和水稻抢营养，影响收成和稻米品质。郑加林坚持不用除草剂，而是人工拔除稗草，就是为了保证稻米的品质，他要让自家的稻米经得起检测。
老人们还把上水（浇水）的活儿承担起来。每天凌晨2点，他们准时赶到，拉闸上水，在田间巡视，这一遍水浇下来，需要足足六个多小时。
经验丰富的老人们发挥余热，年轻人在合作社里当起了会计和其他管理工作，如今的会馆村，正成为“大有作为”的大舞台。
小小一粒米 可做大文章
开荒种地，挖沟引渠，他们沿着先辈走过的路，让小站稻重现在马厂减河河畔，重现在小站稻的故乡。如今，全村小站稻种植面积有600多亩，年产稻米70余万斤。
会馆村的稻米打出了名气，比市场上普通米价格高出一截。他们赢得了国内一些大公司的订单，每年出的米都被对方“全包圆”。刚收获就被抢购一空，甚至还没播种就拿到了市场订单，可以说，会馆村的小站稻，已经成了津南小站稻的一张名片。
此外，由于本村土地有限，为了满足逐步扩大的市场需求，郑加林目前正酝酿“订单式生产”。把育好的秧苗交给外村的合作农户，农户负责管理，最后的稻米由会馆村收割、收购，保证稻米品质。
小站镇党委委员杨涛告诉津云新闻记者，会馆村本来属于镇里已整合村庄中的一个，村书记和村民对村庄和土地有感情，复兴了小站稻，打造出了小站稻核心种植区，为全镇的小站稻复兴工作起到了很好的示范带头作用。
据最新统计，仅小站镇一个镇，目前小站稻的种植面积就达到了万亩级别。而整个津南区，种植面积更是达到了5万多亩。
一粒稻米，一片稻田，不只充实着粮食安全的“米袋子”，也正在带着会馆村“火出圈”。在市区镇各级各部门的支持下，会馆村近年来着力打造文旅项目，让这里成了稻香文化网红打卡地。
2019年，郑加林就在考虑，怎么让村里的一二三产业齐头并进，在保护好耕地、搞好口粮生产的同时，让村庄靓起来，美起来，把游人吸引过来。
为了让市民近距离欣赏稻田美景，在上级资金的支持下，会馆村架设了2200米的田间栈道。开辟了两方荷花池，建设了玻璃步道和观景台，开展了水系连通、路面硬化等工作。每到盛夏，满池娇艳，游人如醉，这里成了短视频拍摄爱好者的云集之地。最多的时候，小小的村庄，一天能涌入七八千人。
市区一家幼儿园联系到会馆村，希望带孩子到村里来一次插秧体验游，郑加林爽快同意。他安排出一块稻田，由两位稻农带领着，孩子们穿着雨鞋，疯玩了一天，个个成了泥猴，充分释放了天性。后来，还有学生家长送来了锦旗，感谢他们为孩子们创造的单纯的快乐。
郑加林还在酝酿着一些好点子，他说，下一步他们还将在稻田周边开辟观光“小火车”，还要让游客现场品尝新蒸的米饭、体验现场碾出的稻米。
今年的天津市农民丰收节，主会场就将设在会馆村。郑加林表示，这是会馆村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他们在全力做好准备工作。目前，五十亩地的稻田画方案已经设计完成，土地已经整理完成，届时，在观景台旁，稻田画将进一步丰富会馆村的视觉元素。
郑加林表示，在国家乡村振兴战略下，他们将在原有的基础上把小站稻做大做强，把稻耕文化和乡村旅游做出亮点，“市区镇给这么大的支持，我们有信心有能力把小站稻做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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