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药与大样本双盲实验】
“双盲试验”其实只是论证某种药物的效果是否好于安慰剂的一个很简单的试验。
它并不是针对中医去设计的，也不是针对西医去设计的。事实上，每年每月每时每分每秒都有很多药物在开展各种各样的双盲试验。
试验方法很简单：
一种药物A，号称可以治疗疾病X。
所以，我们寻找200个得了疾病X的患者。然后，我们把100份药物A，100份淀粉，随机的分配给这200个患者。发药物的人并不知道自己发的是淀粉还是药物，患者也不知道自己吃的是淀粉还是药物。
然后经过若干周期后，我们来“揭盲”，对比这200个患者，究竟是吃100份药物A的人效果更好，还是吃100份淀粉的人效果更好。如果是药物A效果更好，那么药物A就通过了这次实验。
如果是吃淀粉的人效果更好，那么药物A的效果就弱于淀粉。。。那么，大家只要吃淀粉就好。毕竟，淀粉比较便宜。
需要说明的是，双盲试验只是一个很普通的实验，你吃的几乎所有通过国家药监局认证的“药”字“准”字现代药物，都必须要通过这类实验，而且是好几次。
双盲实验的背后，其实隐含了三个假设：
1：所有的药物，默认都是没有用的。
2：所有的药物，都必须通过各种实验证明自己有用。
3：所有的药物，都必须通过各种实验证明自己“最”有用。
补充说明一下，双盲试验并不是只做一次，过关了就过关了。基于刚才的三条假设，一个药物，哪怕已经卖了100年，还是要不停的进行双盲试验。人们在试验中，加入各种各样的变量：
比如，一个药物通过了基于感冒的双盲试验。
那么过几年，人们会开始对这个药物进行“重度感冒情况下”的双盲试验。
再过几年，人们会开始对这个药物进行“重度感冒，且伴随糖尿病”的双盲试验。
再过几年，人们可能会开始对这个药物进行“重度感冒，且伴随糖尿病”的双盲试验，但是参与人数，要从200人变成20000人。
再过几年，人们可能会开始对这个药物进行“重度感冒，且伴随糖尿病”的双盲试验，但是参与人数，要从200人变成20000人，实验周期要从2个月变成2年。
实验的疾病范围越窄（就是适应症越清晰），参与实验的人数越多，实验的持续周期越长，这个实验的价值就越高。
有时候，这些实验即使失败了，不会直接把这个药物打入地狱，但是会加入很多的限制，或者，被更先进的药物所替代。
TIP：不是所有的中药都不敢参加双盲实验的，事实上，有一些不严谨（其实就是骗子）的中医厂商和医生，会开展非常潦草的双盲实验。
比如，给100个（数量太少）阿兹海默症患者吃某种中成药，50个用药组，50个对照组，但是观察时间只有9周，其实，像这种慢性、长期疾病，那么少数量的患者，那么短时间的观察，根本不符合统计学的基本样本要求，实际上是毫无意义的。
你做上20次这样的实验，只要挑其中成果好的几次来汇报，看上去，就好像你发明了什么治疗慢性病的神药一样，其实毫无意义，基本和骗术没区别。很多号称能治疗慢性病的中成药，都是这么去做实验的。
而且，双盲试验并不是全部的医学试验。事实上，现代医学就是那么【矫情】，他们设计了无数试验方法，【动物毒理试验，体外试验，药理试验，真实世界观察试验，单盲实验，黄金药物标准比对实验.....】
你会发现，所有的这些实验，似乎都有一个倾向，那就是：好像有一股力量，在千方百计的论证“这个药，是没有用的。”
希望所有懵懵懂懂的中医轻信者（就是没多想就轻信的中医粉，执着的脑残中医粉是不可能没明白的），都能明白一个道理：
说中医是一种应该被现代医学抛弃的玄学，并不是因为中医通不过双盲试验。双盲试验只是一个简单的论证题，用来简单的说明中医的漏洞而已。
中医的根本问题在于：方法论和逻辑。
从刚才对双盲实验的解释，其实你可以认真的去理解一下它背后的方法论和逻辑，那就是现代循证医学，也是一切自然科学的基础：
【”我们今天的一切结论都可能是错的！
我们要反复实验，改进我们的结论！“】
而中医作为一种传统玄学，它的方法论和逻辑基础是：
【“我们古代的一个圣贤总是对的！
我们要寻找一切蛛丝马迹，甚至不惜概念偷换，来论证他是对的！”】
客观的讲，中医并不是一无是处，古典中医也不能说就彻头彻尾是骗术，但是，它更多的意义是古人在哲学、科学、思辩能力还不发达的情况下，对人体、自然、生物的一种猜测。
这种猜测，从现代科学论的观点来，一方面，它是我们现代医学的“基础”，我们的第一个实验总是从猜测开始的，但是另一方面，“它永远是错的”，因为我们将通过不停的作实验、积累经验、不停的去改进它。
我们做一个实验，否定或者改进一个猜测，然后得出一个新的猜测，然后，进入下一个实验......
现代医学就是这样一步步走来，将人类的平均寿命从40岁提升到今天的发达城市89岁的。
现代医学就是这样一步步走来，将古代人完全无法理解和攻克的疾病一一攻克的。
现代医学就是这样一步步走来，所以特别战战兢兢，因为他们知道：“我今天的治疗方法，总是错的（至少，是不够好的）”。
别说2000年前的西方医学疗法和观点了。即使是50年前的肿瘤治疗方法，基本上已经全部被推翻，根本没有一条，可以上得了今天的指南了。
今天，没有医生会直接给1CM以下的甲状腺肿瘤患者直接手术；今天，没有医生会在不区别腺癌和鳞癌的情况下给与化疗方案；今天，第一代的粗制合成环磷酰胺类化疗药物我们只能在博物馆里看到；放射理性疗法的技术几乎是两年一个更新，五年大变样。
就在几个月前，人类千辛万苦甚至获得了诺贝尔奖发现的PD-L1药物，可以说让很多晚期肿瘤患者看到了希望，但是在通过多次临床双盲试验和长时间真实世界观察后，还是被FDA从“四期小细胞肺癌”的首选推荐治疗方案中移走了，而只保留了“四期小细胞肺癌化疗效果不佳”这样的推荐描述。
医学，就是这样的；医学，以否定昨天的医学，作为进步的第一基础。
而中医粉呢，还在那里登坛作法：2000年前的古人，他想出了一个观点，这个观点永远正确，任何做实验去否定这个观点的，都资本家收买的居心叵测的........
自我怀疑和否定都不敢的东西，也敢称科学?
“双盲试验”其实只是论证某种药物的效果是否好于安慰剂的一个很简单的试验。
它并不是针对中医去设计的，也不是针对西医去设计的。事实上，每年每月每时每分每秒都有很多药物在开展各种各样的双盲试验。
试验方法很简单：
一种药物A，号称可以治疗疾病X。
所以，我们寻找200个得了疾病X的患者。然后，我们把100份药物A，100份淀粉，随机的分配给这200个患者。发药物的人并不知道自己发的是淀粉还是药物，患者也不知道自己吃的是淀粉还是药物。
然后经过若干周期后，我们来“揭盲”，对比这200个患者，究竟是吃100份药物A的人效果更好，还是吃100份淀粉的人效果更好。如果是药物A效果更好，那么药物A就通过了这次实验。
如果是吃淀粉的人效果更好，那么药物A的效果就弱于淀粉。。。那么，大家只要吃淀粉就好。毕竟，淀粉比较便宜。
需要说明的是，双盲试验只是一个很普通的实验，你吃的几乎所有通过国家药监局认证的“药”字“准”字现代药物，都必须要通过这类实验，而且是好几次。
双盲实验的背后，其实隐含了三个假设：
1：所有的药物，默认都是没有用的。
2：所有的药物，都必须通过各种实验证明自己有用。
3：所有的药物，都必须通过各种实验证明自己“最”有用。
补充说明一下，双盲试验并不是只做一次，过关了就过关了。基于刚才的三条假设，一个药物，哪怕已经卖了100年，还是要不停的进行双盲试验。人们在试验中，加入各种各样的变量：
比如，一个药物通过了基于感冒的双盲试验。
那么过几年，人们会开始对这个药物进行“重度感冒情况下”的双盲试验。
再过几年，人们会开始对这个药物进行“重度感冒，且伴随糖尿病”的双盲试验。
再过几年，人们可能会开始对这个药物进行“重度感冒，且伴随糖尿病”的双盲试验，但是参与人数，要从200人变成20000人。
再过几年，人们可能会开始对这个药物进行“重度感冒，且伴随糖尿病”的双盲试验，但是参与人数，要从200人变成20000人，实验周期要从2个月变成2年。
实验的疾病范围越窄（就是适应症越清晰），参与实验的人数越多，实验的持续周期越长，这个实验的价值就越高。
有时候，这些实验即使失败了，不会直接把这个药物打入地狱，但是会加入很多的限制，或者，被更先进的药物所替代。
TIP：不是所有的中药都不敢参加双盲实验的，事实上，有一些不严谨（其实就是骗子）的中医厂商和医生，会开展非常潦草的双盲实验。
比如，给100个（数量太少）阿兹海默症患者吃某种中成药，50个用药组，50个对照组，但是观察时间只有9周，其实，像这种慢性、长期疾病，那么少数量的患者，那么短时间的观察，根本不符合统计学的基本样本要求，实际上是毫无意义的。
你做上20次这样的实验，只要挑其中成果好的几次来汇报，看上去，就好像你发明了什么治疗慢性病的神药一样，其实毫无意义，基本和骗术没区别。很多号称能治疗慢性病的中成药，都是这么去做实验的。
而且，双盲试验并不是全部的医学试验。事实上，现代医学就是那么【矫情】，他们设计了无数试验方法，【动物毒理试验，体外试验，药理试验，真实世界观察试验，单盲实验，黄金药物标准比对实验.....】
你会发现，所有的这些实验，似乎都有一个倾向，那就是：好像有一股力量，在千方百计的论证“这个药，是没有用的。”
希望所有懵懵懂懂的中医轻信者（就是没多想就轻信的中医粉，执着的脑残中医粉是不可能没明白的），都能明白一个道理：
说中医是一种应该被现代医学抛弃的玄学，并不是因为中医通不过双盲试验。双盲试验只是一个简单的论证题，用来简单的说明中医的漏洞而已。
中医的根本问题在于：方法论和逻辑。
从刚才对双盲实验的解释，其实你可以认真的去理解一下它背后的方法论和逻辑，那就是现代循证医学，也是一切自然科学的基础：
【”我们今天的一切结论都可能是错的！
我们要反复实验，改进我们的结论！“】
而中医作为一种传统玄学，它的方法论和逻辑基础是：
【“我们古代的一个圣贤总是对的！
我们要寻找一切蛛丝马迹，甚至不惜概念偷换，来论证他是对的！”】
客观的讲，中医并不是一无是处，古典中医也不能说就彻头彻尾是骗术，但是，它更多的意义是古人在哲学、科学、思辩能力还不发达的情况下，对人体、自然、生物的一种猜测。
这种猜测，从现代科学论的观点来，一方面，它是我们现代医学的“基础”，我们的第一个实验总是从猜测开始的，但是另一方面，“它永远是错的”，因为我们将通过不停的作实验、积累经验、不停的去改进它。
我们做一个实验，否定或者改进一个猜测，然后得出一个新的猜测，然后，进入下一个实验......
现代医学就是这样一步步走来，将人类的平均寿命从40岁提升到今天的发达城市89岁的。
现代医学就是这样一步步走来，将古代人完全无法理解和攻克的疾病一一攻克的。
现代医学就是这样一步步走来，所以特别战战兢兢，因为他们知道：“我今天的治疗方法，总是错的（至少，是不够好的）”。
别说2000年前的西方医学疗法和观点了。即使是50年前的肿瘤治疗方法，基本上已经全部被推翻，根本没有一条，可以上得了今天的指南了。
今天，没有医生会直接给1CM以下的甲状腺肿瘤患者直接手术；今天，没有医生会在不区别腺癌和鳞癌的情况下给与化疗方案；今天，第一代的粗制合成环磷酰胺类化疗药物我们只能在博物馆里看到；放射理性疗法的技术几乎是两年一个更新，五年大变样。
就在几个月前，人类千辛万苦甚至获得了诺贝尔奖发现的PD-L1药物，可以说让很多晚期肿瘤患者看到了希望，但是在通过多次临床双盲试验和长时间真实世界观察后，还是被FDA从“四期小细胞肺癌”的首选推荐治疗方案中移走了，而只保留了“四期小细胞肺癌化疗效果不佳”这样的推荐描述。
医学，就是这样的；医学，以否定昨天的医学，作为进步的第一基础。
而中医粉呢，还在那里登坛作法：2000年前的古人，他想出了一个观点，这个观点永远正确，任何做实验去否定这个观点的，都资本家收买的居心叵测的........
自我怀疑和否定都不敢的东西，也敢称科学?
孕36周发现孩子有肿瘤，爸爸的选择是…
父母和孩子之间，都是生死之交。
生孩子，就是一场冒险。
小生命的降生，总是伴随各种美好的词汇：喜悦，惊叹，娇嫩，怜爱…
然而，并不是每个生命的诞生，都是一帆风顺。
网上曾经有这样一个提问：
如果你在产检时发现孩子有严重的病，你会留下他还是打掉？
这个问题难以想象 ，又何其残忍。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一个爸爸的真实经历。
我儿子，在产检的时候一直很顺利，每次 B 超、彩超，都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在预产期前 20 多天，B 超发现腹部有一肿块，大小 41mm × 38 mm × 44 mm，对于一个未出生的宝宝来说，是相当大一坨了。
对于这个突发情况，我感觉毫无真实感，甚至觉得是梦里的情景。
毕竟长达 10 个月的孕检，什么问题都没有，最后半个月才出现这么大一块东西，实在是毫无心理准备。
像所有的电视剧里演的一样，医生问我：孩子留不留？这个话题太沉重了！
要知道，那已经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了！
全家人都倾向等孩子出生后再处理，大家都抱着最好的希望。
孩子不会有事的。
十四天后，孩子出生了，3.3 公斤，看上去非常可爱。
出生后第一件事，就是检查肿瘤，第三天就做了 B 超。
结果非常不理想，甚至比预想中最坏的情况还要坏。
结果显示，孩子左下腹有一包块，实性，大小约 62 mm × 42 mm × 42 mm，考虑为神经母细胞瘤，部分侵袭椎管内。
那种晴天霹雳的心情我怎么能够写得出来？
曾想过各种可能，设想就算是肿瘤，就算治疗费用昂贵，无论如何艰难，总能够拿掉的。
但看到「侵袭椎管内」这几个字，即使没有专业医疗知识，我们也知道问题的严重性。
整个家庭像掉进冰水里了。
难以理解，命运为何如此不公？
为什么是我们？为什么是我们？为什么是我们？
哭，喊，嗟叹，各种哀嚎，这都默默地在我心中进行，并不能表现出来，不能让家里陷入更坏的情况。
既然决定留下孩子，就一定要尽力到底。
家里没有出现任何埋怨，大家都很积极面对。
照顾好产妇和 baby，搜集各种医学资料，联系每个想到的能帮忙朋友亲戚，联系医院医生等等，都决心要打一场硬仗。
儿子在出生后 20 天，做了人生中第一次 MR。
机器太吵了，打桩机一样，小家伙不可能睡着静静地做检查，必须用镇静剂。
刚出生十多天的孩子，早上 5 点多就从家里出发，去大医院排队，又吃镇静药又打镇静针，结果还是不肯乖乖睡好，让第一次检查失败。
排队一个星期后再去，这次一早就不让他睡，不让他吃，到了临做检查的时候才一次让他吃，吃饱好入睡，同时还要加镇静剂，想到都让人心疼。
耗时差不多一个小时，在外面等真是心焦，很担心门忽然打开护士出来说又失败了。
检查结果比原来的更坏了：
左中下腹膜后有一软组织肿块，大小约 58mm × 42mm × 49mm，考虑为恶性肿瘤。
累及左侧腰部分椎间孔及沿扩大的椎间孔到达椎管硬膜外区，硬膜囊及左肾和左腰大肌明显受压移位。
一个月后又在另一间医院做了一次 MR，结果显示：
左侧脊柱旁及背部肌间隙内多发不规则肿块，最大约 50mm × 43mm，肿块部分经椎间孔进入椎管内，相应椎间孔扩大；左肾明显受压移位，且与肿块相贴
腹主动脉及双侧髂总、髂内外动脉也相应移位并部分被包绕。结论考虑腹膜后神经源性恶性肿瘤性病变。
坏消息真是一个接着一个，虽然很伤心，还是默默把眼泪往肚子里咽了。
拿着检查结果，把这方面有名气的医生都跑了遍，凌晨就起床去医院排队，围在病房门口等个把小时就为了和医生谈上几句话，几百块挂一个专家号还得抢等等，都是常态。
然而，每去一次医院，我们的心就变冷一点。
神经母细胞瘤是比较常见的婴儿肿瘤，在婴儿肿瘤致死原因排前几名。
我孩子的情况除了肿瘤外，最麻烦的是肿瘤还入侵了椎管，包饶脊髓马尾丛，任由肿瘤继续增大或者处理不当。
损伤了神经的话，瘫痪是分分钟的事。
最后听说某个医院最出名的两个医生，一个主攻手术，一个主攻化疗，让我们去找找。
最后我们决定先去找主攻手术的，因为觉得化疗对这么小的孩子伤害太大了。
他看了结果，说非常难办，因为这个肿瘤不仅仅是肿瘤那么简单，入侵了椎管，就涉及到神经外科的事。
他擅长儿科手术，但神经外科的事情要别的医生解决。
在我们哀求下，他答应把我们排进每周一次的专家会诊。
苦等一个星期，终于到了专家会诊，一大早去到门口，已经聚了不少人。
一群医生在一个小房间里拿着一堆案子在讨论。
大家在外面眼巴巴地等，没人说一句话。
终于出来了，所有人争着挤过去，都想争取尽量多的时间跟医生交流，我们也一样，但听到的回复只有简单几句。
神经外专家说：「这个孩子的脚现在应该已经不能动了。」
我们的主治医生说：「这个案子没有办法处理。」
没聊几句就阻止了我们的追问，因为还有很多人缠着他。
没可能啊，我的孩子的腿现在正常得很，一点瘫痪的迹象都没有。
除了有时有点不自然的颤抖。
我们当然继续不停挂号，不停求他想办法。
最后主攻手术的医生说：「外面的肿瘤他可以处理，但你要先去找神经外的主任，问他能不能搞椎管里面的，可以我才能做外面的，只做外面不做里面没意义。」
没办法，我们又排一个星期队去找神经外。
神经外的主任说，要搞里面的：「先叫儿科的把外面的清除掉，才能想办法。」
后来他不忍心看我们像皮球一样被踢来踢去，花了不少时间跟我们说明手术的难度。
首先处理腹腔内的肿瘤并不是特别难，但也是一台大型手术。
这么小的孩子，风险已经非常大，更麻烦的是椎管内的手术。
这要把脊柱两块壁板切除，才能把工具伸进去很小心很小心地清理。
这个过程风险很大，毕竟这么小的婴儿。
一不小心伤到神经，谁也不能保证会不会瘫痪；而且要把肿瘤清理干净，也是非常不容易。
清理干净后，因为两块受力壁板已经去掉了，脊柱撑不起来，只能打钢钉。
成人打钢钉还好，但婴儿是不断生长的，钢钉不会生长，很快就会把脊柱弄变形，只能每隔一段时间重新打一次，每次都是一个难度巨大的手术，这个过程一直维持到他长大。
这两台手术做下来，不是一般人能撑得住的。
即使这样，也没有人能保证，这个肿瘤不会复发。
最后他还说，每天那么多病人求医，儿科那边专家肯定找把握较大的来处理了，我们案子风险太大，没人想接的。
我不清楚他是不是在吓唬我，但他说的也是老实话，做手术的风险，我自己心里也有数，即使医生肯做，我也很纠结要不要冒险。
手术这条路走不通，我们就去了找做化疗的。
几百块挂了个号，全过程不超过 5 分钟。
医生说，「孩子太小了，不能化疗，去找做手术的吧」，把我们赶了出来。
继续去找名气没那么大的医院，也回到普通医院看，还咨询了国外的医院，意见都一致。
名气没那么大的医生，反而跃跃欲试，化疗也可以，手术也可以，都有医院愿意做。
但是，即使化疗了，也只是把肿瘤缩小，方便手术而已，手术一定不能免的。
这回轮到我们犹豫了，毕竟孩子只有几个月大，治疗的风险比不治疗还要大啊…
到这个阶段，路基本上走绝了。
我们能做的，就是每个月坚持做 B 超，观察肿瘤的长势。
从开始的 4CM，3 个月就长到了 8CM。
8CM，一个成年人的拳头那么大，塞在一个 3 个月大的孩子肚里。
这情形我都不敢想象。
不过到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忘记他这个病的存在了，每天和他开开心心的生活，和正常人一样。
与其冒巨大风险在可怕的手术下挣扎，苟延残喘，没有尊严地活着，不如面对现实，接纳肿瘤的存在。
无论他生命长与短，都希望他过得快快乐乐。
所以我给他起的名字，单名一个瑜字，意思是他出生就带着一块玉在肚子里，并且要接纳它的存在。
希望他们能和睦相处，好好活下去。
然后，事情开始出现了转机。
8cm 的下一个月，并没有长到 9cm，而是变成了 7cm。
再下一个月，7cm 变成了 6cm。
肿瘤的血流信号，从开始的丰富，到稍丰富，到稀疏。
到 6 个月大的时候，再做了一次 MR，已经变成了 39mm × 30mm。
此时肿瘤还有填充椎间孔，但椎管内已经看不到肿瘤了。
肿瘤在缩小！！肿瘤在缩小！！肿瘤在缩小！！
这种快乐，同样不能用语言去表达，那么多的压力，那么多的焦虑，这个时候终于得到了一点点放松。
拿到检查结果的这天正好是我生日，真是没有比这更好的生日礼物了！
谢天谢地，更感谢小 baby 他自己，是他自己赢得了这场战斗，是他坚强地为自己争取到了人生。
我真是感动得无法言语，是他给我们整个家庭重获新生。
希望他以后能一路走好，坚强地活好自己的人生。
之后我们就放松了对肿瘤的监控，3 个月才检查一次，每次检查我都感到很紧张，担心死灰复燃。幸好，肿瘤慢慢地消失了。
一年后，我们给孩子进行了一次全面检查，包括 B 超，验血。
结果显示各种指标正常，B 超反复扫描已经找不到一丝肿瘤的影子了。
一个 8 cm 大的包块，已经完完全全被他身体吸收了。
医生说，神经母细胞瘤 4S 期是有自愈的可能性，是唯一一种可以出现自愈的肿瘤。
文献记载几率大概为 1%，但医生也说，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肿瘤也能够完全吸收。
我的孩子，他就是我的英雄。
现在，小家伙现在天天上兴趣班好忙，9 月就升中班了。
他还有了一个两岁的弟弟。
两兄弟感情不错，他会给弟弟讲故事，喂弟弟吃饭，过马路保护弟弟。
当然，还会抢弟弟的玩具，跟弟弟吵架。
我们现在，忙乱，并快乐着。
我们这个例子属于小概率事件，没有参考价值。
希望不会给大家带来误导。
一般问题产检应该都能检出，正如其它回答说的那样，问题严重就应该打掉，道理大家都懂，产检本身就是这个目的。
像我们这种到临出生才爆出来的问题，我真的无法回答。
试想怀胎十月，天天盼望着TA的到来，到可能第二天就要见面了，才忽然要做这种残酷的抉择…
我们是下不了手…
而且信息量也不够，只有生出来才知道是好是坏，难不难处理。
这种情况只能看各家情况自行判断了，很考验判断力和运气。
希望没有人再需要面对这种困境了。
真的，无论做了什么决定，都要考虑最坏的情况，自己能不能承受，然后就积极面对，负责到底。
尽人事听天命。
有很多事情很无奈，真不是一句道理那么简单。
建议还是着重参考其它回答，小概率事件真不能作为参考。
再次祝愿所有宝宝都健康，不要再遇到我们这样的难题了。
父母和孩子之间，都是生死之交。
生孩子，就是一场冒险。
小生命的降生，总是伴随各种美好的词汇：喜悦，惊叹，娇嫩，怜爱…
然而，并不是每个生命的诞生，都是一帆风顺。
网上曾经有这样一个提问：
如果你在产检时发现孩子有严重的病，你会留下他还是打掉？
这个问题难以想象 ，又何其残忍。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一个爸爸的真实经历。
我儿子，在产检的时候一直很顺利，每次 B 超、彩超，都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在预产期前 20 多天，B 超发现腹部有一肿块，大小 41mm × 38 mm × 44 mm，对于一个未出生的宝宝来说，是相当大一坨了。
对于这个突发情况，我感觉毫无真实感，甚至觉得是梦里的情景。
毕竟长达 10 个月的孕检，什么问题都没有，最后半个月才出现这么大一块东西，实在是毫无心理准备。
像所有的电视剧里演的一样，医生问我：孩子留不留？这个话题太沉重了！
要知道，那已经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了！
全家人都倾向等孩子出生后再处理，大家都抱着最好的希望。
孩子不会有事的。
十四天后，孩子出生了，3.3 公斤，看上去非常可爱。
出生后第一件事，就是检查肿瘤，第三天就做了 B 超。
结果非常不理想，甚至比预想中最坏的情况还要坏。
结果显示，孩子左下腹有一包块，实性，大小约 62 mm × 42 mm × 42 mm，考虑为神经母细胞瘤，部分侵袭椎管内。
那种晴天霹雳的心情我怎么能够写得出来？
曾想过各种可能，设想就算是肿瘤，就算治疗费用昂贵，无论如何艰难，总能够拿掉的。
但看到「侵袭椎管内」这几个字，即使没有专业医疗知识，我们也知道问题的严重性。
整个家庭像掉进冰水里了。
难以理解，命运为何如此不公？
为什么是我们？为什么是我们？为什么是我们？
哭，喊，嗟叹，各种哀嚎，这都默默地在我心中进行，并不能表现出来，不能让家里陷入更坏的情况。
既然决定留下孩子，就一定要尽力到底。
家里没有出现任何埋怨，大家都很积极面对。
照顾好产妇和 baby，搜集各种医学资料，联系每个想到的能帮忙朋友亲戚，联系医院医生等等，都决心要打一场硬仗。
儿子在出生后 20 天，做了人生中第一次 MR。
机器太吵了，打桩机一样，小家伙不可能睡着静静地做检查，必须用镇静剂。
刚出生十多天的孩子，早上 5 点多就从家里出发，去大医院排队，又吃镇静药又打镇静针，结果还是不肯乖乖睡好，让第一次检查失败。
排队一个星期后再去，这次一早就不让他睡，不让他吃，到了临做检查的时候才一次让他吃，吃饱好入睡，同时还要加镇静剂，想到都让人心疼。
耗时差不多一个小时，在外面等真是心焦，很担心门忽然打开护士出来说又失败了。
检查结果比原来的更坏了：
左中下腹膜后有一软组织肿块，大小约 58mm × 42mm × 49mm，考虑为恶性肿瘤。
累及左侧腰部分椎间孔及沿扩大的椎间孔到达椎管硬膜外区，硬膜囊及左肾和左腰大肌明显受压移位。
一个月后又在另一间医院做了一次 MR，结果显示：
左侧脊柱旁及背部肌间隙内多发不规则肿块，最大约 50mm × 43mm，肿块部分经椎间孔进入椎管内，相应椎间孔扩大；左肾明显受压移位，且与肿块相贴
腹主动脉及双侧髂总、髂内外动脉也相应移位并部分被包绕。结论考虑腹膜后神经源性恶性肿瘤性病变。
坏消息真是一个接着一个，虽然很伤心，还是默默把眼泪往肚子里咽了。
拿着检查结果，把这方面有名气的医生都跑了遍，凌晨就起床去医院排队，围在病房门口等个把小时就为了和医生谈上几句话，几百块挂一个专家号还得抢等等，都是常态。
然而，每去一次医院，我们的心就变冷一点。
神经母细胞瘤是比较常见的婴儿肿瘤，在婴儿肿瘤致死原因排前几名。
我孩子的情况除了肿瘤外，最麻烦的是肿瘤还入侵了椎管，包饶脊髓马尾丛，任由肿瘤继续增大或者处理不当。
损伤了神经的话，瘫痪是分分钟的事。
最后听说某个医院最出名的两个医生，一个主攻手术，一个主攻化疗，让我们去找找。
最后我们决定先去找主攻手术的，因为觉得化疗对这么小的孩子伤害太大了。
他看了结果，说非常难办，因为这个肿瘤不仅仅是肿瘤那么简单，入侵了椎管，就涉及到神经外科的事。
他擅长儿科手术，但神经外科的事情要别的医生解决。
在我们哀求下，他答应把我们排进每周一次的专家会诊。
苦等一个星期，终于到了专家会诊，一大早去到门口，已经聚了不少人。
一群医生在一个小房间里拿着一堆案子在讨论。
大家在外面眼巴巴地等，没人说一句话。
终于出来了，所有人争着挤过去，都想争取尽量多的时间跟医生交流，我们也一样，但听到的回复只有简单几句。
神经外专家说：「这个孩子的脚现在应该已经不能动了。」
我们的主治医生说：「这个案子没有办法处理。」
没聊几句就阻止了我们的追问，因为还有很多人缠着他。
没可能啊，我的孩子的腿现在正常得很，一点瘫痪的迹象都没有。
除了有时有点不自然的颤抖。
我们当然继续不停挂号，不停求他想办法。
最后主攻手术的医生说：「外面的肿瘤他可以处理，但你要先去找神经外的主任，问他能不能搞椎管里面的，可以我才能做外面的，只做外面不做里面没意义。」
没办法，我们又排一个星期队去找神经外。
神经外的主任说，要搞里面的：「先叫儿科的把外面的清除掉，才能想办法。」
后来他不忍心看我们像皮球一样被踢来踢去，花了不少时间跟我们说明手术的难度。
首先处理腹腔内的肿瘤并不是特别难，但也是一台大型手术。
这么小的孩子，风险已经非常大，更麻烦的是椎管内的手术。
这要把脊柱两块壁板切除，才能把工具伸进去很小心很小心地清理。
这个过程风险很大，毕竟这么小的婴儿。
一不小心伤到神经，谁也不能保证会不会瘫痪；而且要把肿瘤清理干净，也是非常不容易。
清理干净后，因为两块受力壁板已经去掉了，脊柱撑不起来，只能打钢钉。
成人打钢钉还好，但婴儿是不断生长的，钢钉不会生长，很快就会把脊柱弄变形，只能每隔一段时间重新打一次，每次都是一个难度巨大的手术，这个过程一直维持到他长大。
这两台手术做下来，不是一般人能撑得住的。
即使这样，也没有人能保证，这个肿瘤不会复发。
最后他还说，每天那么多病人求医，儿科那边专家肯定找把握较大的来处理了，我们案子风险太大，没人想接的。
我不清楚他是不是在吓唬我，但他说的也是老实话，做手术的风险，我自己心里也有数，即使医生肯做，我也很纠结要不要冒险。
手术这条路走不通，我们就去了找做化疗的。
几百块挂了个号，全过程不超过 5 分钟。
医生说，「孩子太小了，不能化疗，去找做手术的吧」，把我们赶了出来。
继续去找名气没那么大的医院，也回到普通医院看，还咨询了国外的医院，意见都一致。
名气没那么大的医生，反而跃跃欲试，化疗也可以，手术也可以，都有医院愿意做。
但是，即使化疗了，也只是把肿瘤缩小，方便手术而已，手术一定不能免的。
这回轮到我们犹豫了，毕竟孩子只有几个月大，治疗的风险比不治疗还要大啊…
到这个阶段，路基本上走绝了。
我们能做的，就是每个月坚持做 B 超，观察肿瘤的长势。
从开始的 4CM，3 个月就长到了 8CM。
8CM，一个成年人的拳头那么大，塞在一个 3 个月大的孩子肚里。
这情形我都不敢想象。
不过到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忘记他这个病的存在了，每天和他开开心心的生活，和正常人一样。
与其冒巨大风险在可怕的手术下挣扎，苟延残喘，没有尊严地活着，不如面对现实，接纳肿瘤的存在。
无论他生命长与短，都希望他过得快快乐乐。
所以我给他起的名字，单名一个瑜字，意思是他出生就带着一块玉在肚子里，并且要接纳它的存在。
希望他们能和睦相处，好好活下去。
然后，事情开始出现了转机。
8cm 的下一个月，并没有长到 9cm，而是变成了 7cm。
再下一个月，7cm 变成了 6cm。
肿瘤的血流信号，从开始的丰富，到稍丰富，到稀疏。
到 6 个月大的时候，再做了一次 MR，已经变成了 39mm × 30mm。
此时肿瘤还有填充椎间孔，但椎管内已经看不到肿瘤了。
肿瘤在缩小！！肿瘤在缩小！！肿瘤在缩小！！
这种快乐，同样不能用语言去表达，那么多的压力，那么多的焦虑，这个时候终于得到了一点点放松。
拿到检查结果的这天正好是我生日，真是没有比这更好的生日礼物了！
谢天谢地，更感谢小 baby 他自己，是他自己赢得了这场战斗，是他坚强地为自己争取到了人生。
我真是感动得无法言语，是他给我们整个家庭重获新生。
希望他以后能一路走好，坚强地活好自己的人生。
之后我们就放松了对肿瘤的监控，3 个月才检查一次，每次检查我都感到很紧张，担心死灰复燃。幸好，肿瘤慢慢地消失了。
一年后，我们给孩子进行了一次全面检查，包括 B 超，验血。
结果显示各种指标正常，B 超反复扫描已经找不到一丝肿瘤的影子了。
一个 8 cm 大的包块，已经完完全全被他身体吸收了。
医生说，神经母细胞瘤 4S 期是有自愈的可能性，是唯一一种可以出现自愈的肿瘤。
文献记载几率大概为 1%，但医生也说，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肿瘤也能够完全吸收。
我的孩子，他就是我的英雄。
现在，小家伙现在天天上兴趣班好忙，9 月就升中班了。
他还有了一个两岁的弟弟。
两兄弟感情不错，他会给弟弟讲故事，喂弟弟吃饭，过马路保护弟弟。
当然，还会抢弟弟的玩具，跟弟弟吵架。
我们现在，忙乱，并快乐着。
我们这个例子属于小概率事件，没有参考价值。
希望不会给大家带来误导。
一般问题产检应该都能检出，正如其它回答说的那样，问题严重就应该打掉，道理大家都懂，产检本身就是这个目的。
像我们这种到临出生才爆出来的问题，我真的无法回答。
试想怀胎十月，天天盼望着TA的到来，到可能第二天就要见面了，才忽然要做这种残酷的抉择…
我们是下不了手…
而且信息量也不够，只有生出来才知道是好是坏，难不难处理。
这种情况只能看各家情况自行判断了，很考验判断力和运气。
希望没有人再需要面对这种困境了。
真的，无论做了什么决定，都要考虑最坏的情况，自己能不能承受，然后就积极面对，负责到底。
尽人事听天命。
有很多事情很无奈，真不是一句道理那么简单。
建议还是着重参考其它回答，小概率事件真不能作为参考。
再次祝愿所有宝宝都健康，不要再遇到我们这样的难题了。
【特朗普疫情协调员著书，披露美式“政治防疫”】
美国防疫真相，长文，值得一读……问题出在特朗普撒谎干预、被错当成流感、检测不足、无症状失控、数据不准、机制官僚……那些神话美式防疫，鼓动我们抄作业的人应该会拒绝看这样的打脸信息，更不会告诉你这样的信息。
前白宫冠状病毒应对工作组协调员 Deborah Birx 博士在周二出版的新书中表示，数据收集和测试、沟通缓慢以及特朗普政府内部的人际冲突等问题损害了美国对 2019 冠状艾滋病疫情的最初应对。
在“沉默的入侵：特朗普政府、 2019 冠状病毒病和在为时已晚之前预防下一次大流行的不为人知的故事”一书中，比尔克斯讲述了她如何努力说服一个对疫情毫无准备的政府和特朗普总统，后者很快对她关于病毒可能造成的破坏的生硬预测感到冷淡。
“任何其他总统都会想知道事情会变得多么糟糕，以及如何才能防止最坏的情况发生，”比克斯在 2020 年的工作组中写道“这不是任何其他总统或任何其他白宫。这是特朗普总统和特朗普的白宫。我站在不断流动的沙子上，在我所不认识的政治人物中，一个显然喜欢听到关于他好的或喜欢听，否则就不听新闻的总统。”
Bi rx 也对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提出了批评，因为它对这种疾病的最初反应是类似流感的，而且各机构之间缺乏明确的职责分工。她将这部分归因于 CDC 主任 Robert Redfield 博士作为特朗普政府的“政治任命者”的身份。
“普通民众会质疑来自鲍勃和白宫的一切，”她说，她很难让疾控中心官员承认冠状病毒的广泛无症状传播。
尽管如此，当政治信息排挤公共卫生信息时，比克斯写道，她和 2019 冠状病毒病应对中的一些医生达成了一个协议：如果有人被解雇，Redfield ，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主任 Anthony Fauci 博士和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局长 Stephen Hahn 博士同意他们都辞职以示抗议。
她写道：“我既不希望被解雇，也不愿意在别人被解雇的情况下辞职。”
“我不相信我的离开会让事情变得更好。指责特朗普政府的疏忽不会突然产生与他们不同的应对疫情的反应。”
她写道，解雇她会造成不好的影响。
在 2020 年 8 月，比克斯告诉 CNN 的达纳·巴什（ Dana Bash ），这种病毒“非常普遍”之后，他写道，特朗普打电话给她，要求说出预约采访的人的名字，说：“就是这样！听明白了吗？再也不要（那样说）了！病毒已经被控制住了。“
虽然他们在进步，她写道“总统错了。我们没能控制住病毒。”
Birx 写道，除了一个“功能失调”的白宫，美国还在努力跟上快速传播的病毒。她说，解决 2019 冠状病毒病大流行所暴露的问题可能有助于拯救这个国家。
1. 解决数据汇集和分析不足的问题
“数据是流行病的一切，”比克斯在书中写道。数据表明了你们的差距；它表明了社区在哪些方面作出了有效的反应；它揭示了真相，说明了哪些方面的情况正在恶化，哪些方面情况正在好转。它可以让您保持专注,并制定循证政策。没有全面的数据，你就不会有全面的回应。”
在加入 2019 冠状病毒病的反应小组之前， Birx 写道，她认为美国卫生官员看到了她无法访问的数据。但是，当她在 2020 年 3 月她加入后，比尔克斯就清楚地意识到，这个国家在新出现的冠状病毒的数据收集方面“相当落后”，这是一个危险的问题。比尔克斯曾参与总统的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
Birx 描述了 3 月份的一次会议，特别工作组在会上收到了一张双面打印的数据，“汇总了各州的病例数据和死亡情况”。
她写道，在 2020 年，一些州的数据经常通过传真发送，然后传给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在这一点上，我们怎么可能没有明确的数据？”她纳闷。
她说：“我用手捂着眼睛，摇摇头。我曾期待一些非常不同的东西，但现在我可以看到，在非洲花费数年时间建立的数据报告机制出现在了美国，而且我们得花好几天的时间来完成同样的工作。”
2. 要知道一种新的病毒可能会有不同的表现
Birx 写道，甚至在她加入白宫团队之前，她就怀疑无症状的传播导致了 2019 冠状病毒病的快速上升，尽管证据不足。
她说：“根据多年的经验，在表格中看到无症状、有症状和轻度症状的病例被忽略，每当我看到一个数字表明确诊病例时，我都会将其乘以 3 到 10 倍。”
至少在早期，关注的是那些有症状的人，就像流感的情况一样。但是引起 2019 冠状病毒病的病毒非常不同。
当纽约市的病例激增时，这一点变得清晰起来，这种急剧增加“不能仅仅用症状扩散来解释”。
“如果之前对无症状传播在多大程度上是病例数上升的重要因素有任何疑问的话，纽约市的数据使研究小组确信，我对至少 30 - 50 %无症状传播的估计很可能是准确的，甚至可能是保守的。”比克斯写道。
“尽管测试问题使我们无法获得所需的数据的数量和类型，以及大量的数字证据，但情况非常清楚。
“对我们这些在那个小房间里的人来说，怀疑已经被一种共同的恐惧所取代，”她在谈到工作组时说。
3. 尽早开发测试
在美国进行检测是一个重要的需求，这导致了关于 2019 冠状病毒病的清晰的数据的缺乏以及对无声传播的误解。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早期测试是有缺陷的，使国家几周后的测试， Bi rx 写道。即使在那时，公共卫生实验室也没有足够的设备来快速处理 2019 冠状病毒病反应所需的数量。
Birx 在她任职初期曾写过一次与美国 COVID - 19 测试制造商的会议，她说，这才了解到白宫在有限的测试和缓慢的测试处理上拖拖拉拉与制造商开会，代表了“最坏的情况”。
她写道：“在后来的谈话中，我问一家对生产高通量和即时检测至关重要的生产商，是否有人在 2020 年 1 月和 2 月给他们打过电话。”
“他们的回答是，事实上，这是反过来的：制造商打电话给疾控中心，了解它在做什么，以及他们可以如何帮助。制造商们被保持着一定的距离”由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卫生和公众服务部及其准备和反应助理部长办公室负责。“他们被告知不需要他们的帮助，”比克斯写道。
后来，特朗普关于检测的言论发生了变化——他表示，美国的病例数高是因为它检测了这么多人但比克斯说,工作组正迅速扩大这项计划,花费数十亿美元在测试和用品上,并在养老院和大学实施系列测试。
“从来没有人告诉我们在测试中停止这种加速。总统擅长说一套话来安抚他的选民，而他的政府却做另一套来支持抗击病毒，”她写道。
4. 在问题出现之前，推动解决方案
Bi rx 的书最后列出了美国应对和防范流感的“关键问题”。它包括明确各机构之间的责任分工，加强检测和诊断，改进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数据收集，以及公共卫生协调的“总体”改进。
为了管理目前的流行病，仍然需要作出一些改变。
她写道：“在这里，最重要的一点是不要等到激增或节日来临。”“我们了解到，爆发中有间歇期。在这些间歇期，我们需要扩大测试访问。我们本应利用这段时间为下一次增兵做准备，让尽可能多的美国人做出保护脆弱家庭成员所需的关键行为改变。”
展望未来， Bi rx 写道，解决方案不能只在出现紧急情况时才被推进到位。
她写道：“我们不需要一套标准和程序来改善国家的公共卫生，另一套用于防范大流行——它们需要在大流行之间整合和利用，以改善国民的健康。”
“我们需要停止只是观察问题，要开始解决问题。”
https://t.cn/A6XheaSU
美国防疫真相，长文，值得一读……问题出在特朗普撒谎干预、被错当成流感、检测不足、无症状失控、数据不准、机制官僚……那些神话美式防疫，鼓动我们抄作业的人应该会拒绝看这样的打脸信息，更不会告诉你这样的信息。
前白宫冠状病毒应对工作组协调员 Deborah Birx 博士在周二出版的新书中表示，数据收集和测试、沟通缓慢以及特朗普政府内部的人际冲突等问题损害了美国对 2019 冠状艾滋病疫情的最初应对。
在“沉默的入侵：特朗普政府、 2019 冠状病毒病和在为时已晚之前预防下一次大流行的不为人知的故事”一书中，比尔克斯讲述了她如何努力说服一个对疫情毫无准备的政府和特朗普总统，后者很快对她关于病毒可能造成的破坏的生硬预测感到冷淡。
“任何其他总统都会想知道事情会变得多么糟糕，以及如何才能防止最坏的情况发生，”比克斯在 2020 年的工作组中写道“这不是任何其他总统或任何其他白宫。这是特朗普总统和特朗普的白宫。我站在不断流动的沙子上，在我所不认识的政治人物中，一个显然喜欢听到关于他好的或喜欢听，否则就不听新闻的总统。”
Bi rx 也对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提出了批评，因为它对这种疾病的最初反应是类似流感的，而且各机构之间缺乏明确的职责分工。她将这部分归因于 CDC 主任 Robert Redfield 博士作为特朗普政府的“政治任命者”的身份。
“普通民众会质疑来自鲍勃和白宫的一切，”她说，她很难让疾控中心官员承认冠状病毒的广泛无症状传播。
尽管如此，当政治信息排挤公共卫生信息时，比克斯写道，她和 2019 冠状病毒病应对中的一些医生达成了一个协议：如果有人被解雇，Redfield ，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主任 Anthony Fauci 博士和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局长 Stephen Hahn 博士同意他们都辞职以示抗议。
她写道：“我既不希望被解雇，也不愿意在别人被解雇的情况下辞职。”
“我不相信我的离开会让事情变得更好。指责特朗普政府的疏忽不会突然产生与他们不同的应对疫情的反应。”
她写道，解雇她会造成不好的影响。
在 2020 年 8 月，比克斯告诉 CNN 的达纳·巴什（ Dana Bash ），这种病毒“非常普遍”之后，他写道，特朗普打电话给她，要求说出预约采访的人的名字，说：“就是这样！听明白了吗？再也不要（那样说）了！病毒已经被控制住了。“
虽然他们在进步，她写道“总统错了。我们没能控制住病毒。”
Birx 写道，除了一个“功能失调”的白宫，美国还在努力跟上快速传播的病毒。她说，解决 2019 冠状病毒病大流行所暴露的问题可能有助于拯救这个国家。
1. 解决数据汇集和分析不足的问题
“数据是流行病的一切，”比克斯在书中写道。数据表明了你们的差距；它表明了社区在哪些方面作出了有效的反应；它揭示了真相，说明了哪些方面的情况正在恶化，哪些方面情况正在好转。它可以让您保持专注,并制定循证政策。没有全面的数据，你就不会有全面的回应。”
在加入 2019 冠状病毒病的反应小组之前， Birx 写道，她认为美国卫生官员看到了她无法访问的数据。但是，当她在 2020 年 3 月她加入后，比尔克斯就清楚地意识到，这个国家在新出现的冠状病毒的数据收集方面“相当落后”，这是一个危险的问题。比尔克斯曾参与总统的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
Birx 描述了 3 月份的一次会议，特别工作组在会上收到了一张双面打印的数据，“汇总了各州的病例数据和死亡情况”。
她写道，在 2020 年，一些州的数据经常通过传真发送，然后传给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在这一点上，我们怎么可能没有明确的数据？”她纳闷。
她说：“我用手捂着眼睛，摇摇头。我曾期待一些非常不同的东西，但现在我可以看到，在非洲花费数年时间建立的数据报告机制出现在了美国，而且我们得花好几天的时间来完成同样的工作。”
2. 要知道一种新的病毒可能会有不同的表现
Birx 写道，甚至在她加入白宫团队之前，她就怀疑无症状的传播导致了 2019 冠状病毒病的快速上升，尽管证据不足。
她说：“根据多年的经验，在表格中看到无症状、有症状和轻度症状的病例被忽略，每当我看到一个数字表明确诊病例时，我都会将其乘以 3 到 10 倍。”
至少在早期，关注的是那些有症状的人，就像流感的情况一样。但是引起 2019 冠状病毒病的病毒非常不同。
当纽约市的病例激增时，这一点变得清晰起来，这种急剧增加“不能仅仅用症状扩散来解释”。
“如果之前对无症状传播在多大程度上是病例数上升的重要因素有任何疑问的话，纽约市的数据使研究小组确信，我对至少 30 - 50 %无症状传播的估计很可能是准确的，甚至可能是保守的。”比克斯写道。
“尽管测试问题使我们无法获得所需的数据的数量和类型，以及大量的数字证据，但情况非常清楚。
“对我们这些在那个小房间里的人来说，怀疑已经被一种共同的恐惧所取代，”她在谈到工作组时说。
3. 尽早开发测试
在美国进行检测是一个重要的需求，这导致了关于 2019 冠状病毒病的清晰的数据的缺乏以及对无声传播的误解。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早期测试是有缺陷的，使国家几周后的测试， Bi rx 写道。即使在那时，公共卫生实验室也没有足够的设备来快速处理 2019 冠状病毒病反应所需的数量。
Birx 在她任职初期曾写过一次与美国 COVID - 19 测试制造商的会议，她说，这才了解到白宫在有限的测试和缓慢的测试处理上拖拖拉拉与制造商开会，代表了“最坏的情况”。
她写道：“在后来的谈话中，我问一家对生产高通量和即时检测至关重要的生产商，是否有人在 2020 年 1 月和 2 月给他们打过电话。”
“他们的回答是，事实上，这是反过来的：制造商打电话给疾控中心，了解它在做什么，以及他们可以如何帮助。制造商们被保持着一定的距离”由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卫生和公众服务部及其准备和反应助理部长办公室负责。“他们被告知不需要他们的帮助，”比克斯写道。
后来，特朗普关于检测的言论发生了变化——他表示，美国的病例数高是因为它检测了这么多人但比克斯说,工作组正迅速扩大这项计划,花费数十亿美元在测试和用品上,并在养老院和大学实施系列测试。
“从来没有人告诉我们在测试中停止这种加速。总统擅长说一套话来安抚他的选民，而他的政府却做另一套来支持抗击病毒，”她写道。
4. 在问题出现之前，推动解决方案
Bi rx 的书最后列出了美国应对和防范流感的“关键问题”。它包括明确各机构之间的责任分工，加强检测和诊断，改进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数据收集，以及公共卫生协调的“总体”改进。
为了管理目前的流行病，仍然需要作出一些改变。
她写道：“在这里，最重要的一点是不要等到激增或节日来临。”“我们了解到，爆发中有间歇期。在这些间歇期，我们需要扩大测试访问。我们本应利用这段时间为下一次增兵做准备，让尽可能多的美国人做出保护脆弱家庭成员所需的关键行为改变。”
展望未来， Bi rx 写道，解决方案不能只在出现紧急情况时才被推进到位。
她写道：“我们不需要一套标准和程序来改善国家的公共卫生，另一套用于防范大流行——它们需要在大流行之间整合和利用，以改善国民的健康。”
“我们需要停止只是观察问题，要开始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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