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v矜持ing[超话]#
书到用时方恨少，
联到对时脑袋空。[允悲][允悲][允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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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于老婆及眉眉宝宝，多谢[心][心][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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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禅语】如何理解仁与孝的关系这一问题，在汉、宋儒学史上都被明确提出过。相关的经文首先是《论语·学而》第二章所载孔子弟子有若的话:“有子曰:‘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后汉书·延笃传》记载“时人或疑仁孝前后之证”，而延笃“乃论之曰”:
观夫仁孝之辩，纷然异端，互引典文，代取事据，可谓笃论矣。夫人二致同源，总率百行，非复铢两轻重，必定前后之数也。而如欲分其大较，体而名之，则孝在事亲，仁施品物。施物则功济于时，事亲则德归于己。于己则事寡，济时则功多。推此以言，仁则远矣。然物有出微而著，事有由隐而章。近取诸身，则耳有听受之用，目有察见之明，足有致远之劳，手有饰卫之功，功虽显外，本之者心也。远取诸物，则草木之生，始于萌牙，终于弥蔓，枝叶扶疏，荣华纷缛，末虽繁蔚，致之者根也。夫仁人之有孝，犹四体之有心腹，枝叶之有本根也。圣人知之，故曰:“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人之行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然体大难备，物性好偏，故所施不同，事少两兼者也。如必对其优劣，则仁以枝叶扶疏为大，孝以心体本根为先，可无讼也。或谓先孝后仁，非仲尼序回、参之意。盖以为仁孝同质而生，纯体之者，则互以为称，虞舜、颜回是也。若偏而体之，则各有其目，公刘、曾参是也。夫曾、闵以孝悌为至德，管仲以九合为仁功，未有论德不先回、参，考功不大夷吾。以此而言，各从其称者也。1
从这段话我们可以发现，汉代的仁孝之辨主要集中在仁与孝哪个更为优先的问题上。这里的优先性问题主要是指仁与孝孰轻孰重、孰优孰劣的德目排序问题，也可能涉及仁与孝孰先孰后的施为次序问题。基于延笃的论述，我们大概可以勾勒出汉代仁孝之辨中可能存在的两种对立看法:一种认为仁优先于孝，主要是就其功而言，如《论语》中所说“博施济众”，以爱而言则呈现了爱的普遍性;另一种认为孝优先于仁，主要是就其心而言，如《孝经》中所说孝为“德之本”，以爱而言则凸显了爱的差等性。延笃试图提出一个调和的观点，即仁与孝“二致同源，总率百行”，两者并没有轻重、优劣之别。
在具体论述其观点时，延笃首先从命名的角度说明仁与孝的分别，即“孝在事亲，仁施品物”。这大概能代表汉人较普遍的观点，即以爱论仁与孝的共性，而从施为之所及说仁与孝的分别，这与后来宋儒明确以性论仁形成鲜明对照。不过，既然后面延笃说仁与孝“同质而生”，再结合前面所说的“二致同源”，大概可以断言，延笃仍然承认仁与孝有共同的来源，两者只是因所施之不同而有分别。其次，延笃以四体与心之关系、枝叶与根之关系说仁与孝之关系，且正是在此处引用了《孝经》“三才章”的话和上引有子所说的话。这就是说，延笃认可孝为仁之本的观点，并引经、譬喻以说明之。再次，延笃指出，孝为仁之本的观点只是表明仁与孝各有所重，即“仁以枝叶扶疏为大，孝以心体本根为先”，并不能由此推导出仁与孝有必定的轻重、优劣之别，如有些人错误认为的“先孝后仁”，正与孔子“序回、参之意”不合。2最后，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一点，延笃基于体性之分别区分了两种情况:一种是性纯而体之者，如虞舜与颜回，前者以孝见称，后者以仁见称，在孔子那里两者只是“互以为称”，并未因施为路径之别而有轻重、优劣之别;另一种是性偏而体之者，如公刘与曾参，前者以仁见称，后者以孝见称，在孔子那里亦并未因施为之“各有其目”而有轻重、优劣之别，只是“各从其称”而已，如孔子论德必“先回、参”而考功必“大夷吾”一样。
对于上引《论语·学而》第二章，朱子在《论语集注》中以“爱之理、心之德”释仁，并继承程子的理解将“为仁”释为“行仁”，即以“孝悌为行仁之本”理解有子所说的“孝悌为仁之本”:
程子曰:“孝悌，顺德也，故不好犯上，岂复有逆理乱常之事?德有本，本立则其道充大。孝悌行于家，而后仁爱及于物，所谓亲亲而仁民也。故为仁以孝悌为本。论性，则以仁为孝悌之本。”或问:“孝悌为仁之本，此是由孝悌可以至仁否?”曰:“非也。谓行仁自孝悌始，孝悌是仁之一事。谓之行仁之本则可，谓是仁之本则不可。盖仁是性也，孝悌是用也，性中只有个仁义礼智四者而已，何尝有孝悌来?然仁主于爱，爱莫大于爱亲，故曰:‘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既然有子在说“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之前说“本立而道生”，那么，由此文脉而提出的合理的诠释要求就是:应当从本与道的关系去理解孝与仁的关系。如皇侃的疏解就直接将这两种关系对应起来:“此更以孝悌解本，以仁释道也。”程子的新解也不可能不满足这个合理的诠释要求，其新意则在对仁的论说。程子阐发子思、孟子等人的思想为以性论仁，此即“仁是性”。以性论仁仍可以说“仁之道”或“仁道”，由此而有“率性之谓道”之说。在“仁是性”与“率性之谓道”的意义关联中呈现出来的性与道之关系，也可以说是本与道的关系，在其中，作为天命之性的仁就是道之本，或者说仁之性是仁之道之本。于是就出现了两个“道之本”:一个是以仁为“道之本”，隐含的是以道为仁之行;另一个是以孝悌为“道之本”，隐含的是以道为仁之功。要基于前一个“道之本”而恰当地安置后一个“道之本”，就只有将后一个“道之本”中的“本”完全限定在行为领域，即将孝悌理解为作为天命之性的仁的发用，而这一点又与经典中常常以行论孝的实际情况相合。此即程子提出孝悌为“行仁之本”的大体脉络。
可见，从“仁是性”与“率性之谓道”的意义关联中呈现出来的是性与道的关系，也就是体用关系，因此我们看到，朱子明确以体用论仁与孝悌，即认为“仁是体，孝悌是用”:“论性，则仁是孝悌之本。惟其有这仁，所以能孝悌。仁是根，孝悌是发出来底;仁是体，孝悌是用;仁是性，孝悌是仁里面事。”6创于程子而为朱子所继承的“仁体孝用论”，实际上成了理学的一个定见。从经典诠释的历史脉络来看，只要承认孟子以性论仁思想在儒门教理中的重要性，就应当承认程子的辨析和新解是符合经义的。相比于汉儒如延笃的看法，程朱的“仁体孝用论”显然更为精当。简言之，“仁体孝用论”以体用方式将仁与孝统一起来，即将爱的普遍性与爱的差等性这看似不可兼得的二义统一起来，从而也就将在汉儒那里发生过的仁孝之辨彻底消解了。
既然爱的普遍性与爱的差等性并非仅仅出于主观情感，而是由存在之本然秩序(天理)而来的客观要求，那么，要深入理解“仁体孝用论”就不能不引出其背后的支撑性观念，即“理一分殊”。以张载《西铭》中的思想来说，“理一分殊”表现于人伦，即天(地)人之伦与父(母)子之伦的关系。具体来说，天地是所有人的大父母，这是理一;而每个人各自有各自的父母，这是分殊。这里隐含的意思是，统一的理呈现为特殊的分，特殊的分收拢于统一的理，理一与分殊在关联中相互成立。“理一分殊”表现于成就人伦的情感，就是爱能博施与爱有差等的关系。质言之，爱能博施正是基于理的普遍性与统一性，爱有差等正是基于分的特殊性与差异性;在“理一分殊”的观念下，博施与差等二义不仅相即无碍，而且相得圆融。反过来说，没有“理一分殊”说，“仁体孝用论”难以成立。“仁体孝用论”是以仁为性、以性为体，但仁体在发用时为何首先指向父母，这一点仅仅以体用观念是无法说明的，而只有基于“理一分殊”说才能说明。
在本文中，我选取了一个特别的视角来探讨仁与孝的关系。在《仁说》中，朱子以“爱之理、心之德”释仁，其前提是仁为天地之心，且又在论“仁之为道”时特别提到“‘事亲孝，事兄弟，及物恕’，则亦所以行此心也”，这自然与《论语集注》中“孝悌为行仁之本”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仁说》中又以仁为“众善之源、百行之本”，这乍一看似与孝为百行之本的传统看法不一致，反倒与前引延笃论仁与孝“二致同源，总率百行”的说法可相互发明。但其实只要澄清此处的“本”正与上引程子的话中的“论性之本”相同，可能的误解就会被消除。将《仁说》中“仁为天地之心”的思想与《论语集注》中“孝为行仁之本”的思想关联起来而能够提出的问题是:既然仁为天地之心，而孝为行仁之本，那么，孝与天地之心有何关系?
这个问题完全是在朱子的思想脉络中提出来的，所以我们有 理由在朱子的思想脉络中展开分析与推论，以求得出恰当的结论。既然“天地之大德曰生”，而“天地之心为仁”，那么，生生就是天地之仁心的具体表现。既然天地与万物之间的生与被生的关系类同于父母与子女的关系，那么，天地之心所包含的那种爱也类同于父母对子女的那种爱，也即我们一般所理解的慈爱。9换言之，“天地之大德”从事上说是生生，从心上说是慈爱，这正是“仁为天地之心”的确切含义。既然以爱而言天地之心乃是慈爱，而孝与慈是彼此关联但方向相反的两种爱，那么，我们就应当从孝与慈的关联中去理解孝与天地之心的关系。
从我们的实际生活经验来说，基于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感应去理解孝与慈的关联最为恰当。为人子女者感受到来自父母的慈爱于是油然而生孝敬之心，因此子女的孝乃是对父母之慈的回应。既然天地是所有人的大父母，那么，当一个人感受到出自天地的慈爱时，会有何种自然的回应呢?这是我们能够顺着这个思路所提出的一个正当问题。从儒教以往的历史来看，这个问题似乎难以被提出 ，因为天地作为人的大父母并不像人的亲生父母那样具有一个直观的身体性维度，从而难以出现在日常经验中。在“仁为天地之心”且“仁为人所禀赋于天地之性”的双重观念下，仁直接关乎人与天地之间的关系，孝则关乎人与父母之间的关系。基于天地之仁与父母之慈的对应关系，既然仁的经验是一种指向天(地)人之伦的经验，那么，这种经验与指向父(母)子之伦的慈、孝经验就可能存在一种理解上的平行。这一点也是不难想到的。既然儒教传统中并没有关于天人直接相感的灵性经验描述，再结合前述理一分殊的观念，那么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理解。
天地以生物之仁感人，人在此感念中思及己身，明父母生我之慈即天地生我之仁，故对天地生物之心有所回应而对父母生爱敬之孝心。人被天地生我之仁爱所感通才有孝，故孝以爱为主;对于天地生我之大恩大德，人怀着感恩之心领受之，故孝以敬为要。10这样，我们对本文一开始提出的问题就有了一个明确的回答:孝就是人对天地之心的切身感应。理解这一回答的要点首先在于:天地之心乃是孝的终极根源。天地之心流向人心，即人心体会到天地生生之仁;“感而遂通”，天地之心再从人心流回父母，此即孝。人心之所以具有感应天地之心的能力，根本上来说是因为人之性禀于天地。11人心对天地之心的感应之所以是孝，关键在于这种感应是切身的。概言之，孝并非一般人所认为的自然情感或仅仅基于血缘的情感，而是人直接“对越天地”产生的一种超越的觉情。天地以仁感人，而人以孝应之，这个在朱子思想脉络中对孝与天地之心之关系的回答，我们称之为“仁感孝应论”。
从经典儒学和历史儒学的眼光看，感应思想有明确的经典依据，且无论在汉代还是宋代都颇受重视。《周易·咸》卦之“彖辞”曰:“咸，感也。柔上而刚下，二气感应以相与，止而说。……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礼记·乐记》云:“正声感人而顺气应之，奸声感人而逆气应之。”这都是从气上言感应。汉儒如董仲舒最重视天人感应，这为我们所熟知; 即使作为反动者的王充，也承认天能感人。12北宋五子皆言感应，而以程颢说得最为彻底: “天地之间，只有一个感与应而已。更有甚事!”13相比于前人多从气上说感应，朱子则从心上、理上说感应，如他说: “感固是心，然所以感者，亦是此心中有此理，方能感。”
观夫仁孝之辩，纷然异端，互引典文，代取事据，可谓笃论矣。夫人二致同源，总率百行，非复铢两轻重，必定前后之数也。而如欲分其大较，体而名之，则孝在事亲，仁施品物。施物则功济于时，事亲则德归于己。于己则事寡，济时则功多。推此以言，仁则远矣。然物有出微而著，事有由隐而章。近取诸身，则耳有听受之用，目有察见之明，足有致远之劳，手有饰卫之功，功虽显外，本之者心也。远取诸物，则草木之生，始于萌牙，终于弥蔓，枝叶扶疏，荣华纷缛，末虽繁蔚，致之者根也。夫仁人之有孝，犹四体之有心腹，枝叶之有本根也。圣人知之，故曰:“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人之行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然体大难备，物性好偏，故所施不同，事少两兼者也。如必对其优劣，则仁以枝叶扶疏为大，孝以心体本根为先，可无讼也。或谓先孝后仁，非仲尼序回、参之意。盖以为仁孝同质而生，纯体之者，则互以为称，虞舜、颜回是也。若偏而体之，则各有其目，公刘、曾参是也。夫曾、闵以孝悌为至德，管仲以九合为仁功，未有论德不先回、参，考功不大夷吾。以此而言，各从其称者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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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具体论述其观点时，延笃首先从命名的角度说明仁与孝的分别，即“孝在事亲，仁施品物”。这大概能代表汉人较普遍的观点，即以爱论仁与孝的共性，而从施为之所及说仁与孝的分别，这与后来宋儒明确以性论仁形成鲜明对照。不过，既然后面延笃说仁与孝“同质而生”，再结合前面所说的“二致同源”，大概可以断言，延笃仍然承认仁与孝有共同的来源，两者只是因所施之不同而有分别。其次，延笃以四体与心之关系、枝叶与根之关系说仁与孝之关系，且正是在此处引用了《孝经》“三才章”的话和上引有子所说的话。这就是说，延笃认可孝为仁之本的观点，并引经、譬喻以说明之。再次，延笃指出，孝为仁之本的观点只是表明仁与孝各有所重，即“仁以枝叶扶疏为大，孝以心体本根为先”，并不能由此推导出仁与孝有必定的轻重、优劣之别，如有些人错误认为的“先孝后仁”，正与孔子“序回、参之意”不合。2最后，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一点，延笃基于体性之分别区分了两种情况:一种是性纯而体之者，如虞舜与颜回，前者以孝见称，后者以仁见称，在孔子那里两者只是“互以为称”，并未因施为路径之别而有轻重、优劣之别;另一种是性偏而体之者，如公刘与曾参，前者以仁见称，后者以孝见称，在孔子那里亦并未因施为之“各有其目”而有轻重、优劣之别，只是“各从其称”而已，如孔子论德必“先回、参”而考功必“大夷吾”一样。
对于上引《论语·学而》第二章，朱子在《论语集注》中以“爱之理、心之德”释仁，并继承程子的理解将“为仁”释为“行仁”，即以“孝悌为行仁之本”理解有子所说的“孝悌为仁之本”:
程子曰:“孝悌，顺德也，故不好犯上，岂复有逆理乱常之事?德有本，本立则其道充大。孝悌行于家，而后仁爱及于物，所谓亲亲而仁民也。故为仁以孝悌为本。论性，则以仁为孝悌之本。”或问:“孝悌为仁之本，此是由孝悌可以至仁否?”曰:“非也。谓行仁自孝悌始，孝悌是仁之一事。谓之行仁之本则可，谓是仁之本则不可。盖仁是性也，孝悌是用也，性中只有个仁义礼智四者而已，何尝有孝悌来?然仁主于爱，爱莫大于爱亲，故曰:‘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既然有子在说“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之前说“本立而道生”，那么，由此文脉而提出的合理的诠释要求就是:应当从本与道的关系去理解孝与仁的关系。如皇侃的疏解就直接将这两种关系对应起来:“此更以孝悌解本，以仁释道也。”程子的新解也不可能不满足这个合理的诠释要求，其新意则在对仁的论说。程子阐发子思、孟子等人的思想为以性论仁，此即“仁是性”。以性论仁仍可以说“仁之道”或“仁道”，由此而有“率性之谓道”之说。在“仁是性”与“率性之谓道”的意义关联中呈现出来的性与道之关系，也可以说是本与道的关系，在其中，作为天命之性的仁就是道之本，或者说仁之性是仁之道之本。于是就出现了两个“道之本”:一个是以仁为“道之本”，隐含的是以道为仁之行;另一个是以孝悌为“道之本”，隐含的是以道为仁之功。要基于前一个“道之本”而恰当地安置后一个“道之本”，就只有将后一个“道之本”中的“本”完全限定在行为领域，即将孝悌理解为作为天命之性的仁的发用，而这一点又与经典中常常以行论孝的实际情况相合。此即程子提出孝悌为“行仁之本”的大体脉络。
可见，从“仁是性”与“率性之谓道”的意义关联中呈现出来的是性与道的关系，也就是体用关系，因此我们看到，朱子明确以体用论仁与孝悌，即认为“仁是体，孝悌是用”:“论性，则仁是孝悌之本。惟其有这仁，所以能孝悌。仁是根，孝悌是发出来底;仁是体，孝悌是用;仁是性，孝悌是仁里面事。”6创于程子而为朱子所继承的“仁体孝用论”，实际上成了理学的一个定见。从经典诠释的历史脉络来看，只要承认孟子以性论仁思想在儒门教理中的重要性，就应当承认程子的辨析和新解是符合经义的。相比于汉儒如延笃的看法，程朱的“仁体孝用论”显然更为精当。简言之，“仁体孝用论”以体用方式将仁与孝统一起来，即将爱的普遍性与爱的差等性这看似不可兼得的二义统一起来，从而也就将在汉儒那里发生过的仁孝之辨彻底消解了。
既然爱的普遍性与爱的差等性并非仅仅出于主观情感，而是由存在之本然秩序(天理)而来的客观要求，那么，要深入理解“仁体孝用论”就不能不引出其背后的支撑性观念，即“理一分殊”。以张载《西铭》中的思想来说，“理一分殊”表现于人伦，即天(地)人之伦与父(母)子之伦的关系。具体来说，天地是所有人的大父母，这是理一;而每个人各自有各自的父母，这是分殊。这里隐含的意思是，统一的理呈现为特殊的分，特殊的分收拢于统一的理，理一与分殊在关联中相互成立。“理一分殊”表现于成就人伦的情感，就是爱能博施与爱有差等的关系。质言之，爱能博施正是基于理的普遍性与统一性，爱有差等正是基于分的特殊性与差异性;在“理一分殊”的观念下，博施与差等二义不仅相即无碍，而且相得圆融。反过来说，没有“理一分殊”说，“仁体孝用论”难以成立。“仁体孝用论”是以仁为性、以性为体，但仁体在发用时为何首先指向父母，这一点仅仅以体用观念是无法说明的，而只有基于“理一分殊”说才能说明。
在本文中，我选取了一个特别的视角来探讨仁与孝的关系。在《仁说》中，朱子以“爱之理、心之德”释仁，其前提是仁为天地之心，且又在论“仁之为道”时特别提到“‘事亲孝，事兄弟，及物恕’，则亦所以行此心也”，这自然与《论语集注》中“孝悌为行仁之本”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仁说》中又以仁为“众善之源、百行之本”，这乍一看似与孝为百行之本的传统看法不一致，反倒与前引延笃论仁与孝“二致同源，总率百行”的说法可相互发明。但其实只要澄清此处的“本”正与上引程子的话中的“论性之本”相同，可能的误解就会被消除。将《仁说》中“仁为天地之心”的思想与《论语集注》中“孝为行仁之本”的思想关联起来而能够提出的问题是:既然仁为天地之心，而孝为行仁之本，那么，孝与天地之心有何关系?
这个问题完全是在朱子的思想脉络中提出来的，所以我们有 理由在朱子的思想脉络中展开分析与推论，以求得出恰当的结论。既然“天地之大德曰生”，而“天地之心为仁”，那么，生生就是天地之仁心的具体表现。既然天地与万物之间的生与被生的关系类同于父母与子女的关系，那么，天地之心所包含的那种爱也类同于父母对子女的那种爱，也即我们一般所理解的慈爱。9换言之，“天地之大德”从事上说是生生，从心上说是慈爱，这正是“仁为天地之心”的确切含义。既然以爱而言天地之心乃是慈爱，而孝与慈是彼此关联但方向相反的两种爱，那么，我们就应当从孝与慈的关联中去理解孝与天地之心的关系。
从我们的实际生活经验来说，基于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感应去理解孝与慈的关联最为恰当。为人子女者感受到来自父母的慈爱于是油然而生孝敬之心，因此子女的孝乃是对父母之慈的回应。既然天地是所有人的大父母，那么，当一个人感受到出自天地的慈爱时，会有何种自然的回应呢?这是我们能够顺着这个思路所提出的一个正当问题。从儒教以往的历史来看，这个问题似乎难以被提出 ，因为天地作为人的大父母并不像人的亲生父母那样具有一个直观的身体性维度，从而难以出现在日常经验中。在“仁为天地之心”且“仁为人所禀赋于天地之性”的双重观念下，仁直接关乎人与天地之间的关系，孝则关乎人与父母之间的关系。基于天地之仁与父母之慈的对应关系，既然仁的经验是一种指向天(地)人之伦的经验，那么，这种经验与指向父(母)子之伦的慈、孝经验就可能存在一种理解上的平行。这一点也是不难想到的。既然儒教传统中并没有关于天人直接相感的灵性经验描述，再结合前述理一分殊的观念，那么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理解。
天地以生物之仁感人，人在此感念中思及己身，明父母生我之慈即天地生我之仁，故对天地生物之心有所回应而对父母生爱敬之孝心。人被天地生我之仁爱所感通才有孝，故孝以爱为主;对于天地生我之大恩大德，人怀着感恩之心领受之，故孝以敬为要。10这样，我们对本文一开始提出的问题就有了一个明确的回答:孝就是人对天地之心的切身感应。理解这一回答的要点首先在于:天地之心乃是孝的终极根源。天地之心流向人心，即人心体会到天地生生之仁;“感而遂通”，天地之心再从人心流回父母，此即孝。人心之所以具有感应天地之心的能力，根本上来说是因为人之性禀于天地。11人心对天地之心的感应之所以是孝，关键在于这种感应是切身的。概言之，孝并非一般人所认为的自然情感或仅仅基于血缘的情感，而是人直接“对越天地”产生的一种超越的觉情。天地以仁感人，而人以孝应之，这个在朱子思想脉络中对孝与天地之心之关系的回答，我们称之为“仁感孝应论”。
从经典儒学和历史儒学的眼光看，感应思想有明确的经典依据，且无论在汉代还是宋代都颇受重视。《周易·咸》卦之“彖辞”曰:“咸，感也。柔上而刚下，二气感应以相与，止而说。……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礼记·乐记》云:“正声感人而顺气应之，奸声感人而逆气应之。”这都是从气上言感应。汉儒如董仲舒最重视天人感应，这为我们所熟知; 即使作为反动者的王充，也承认天能感人。12北宋五子皆言感应，而以程颢说得最为彻底: “天地之间，只有一个感与应而已。更有甚事!”13相比于前人多从气上说感应，朱子则从心上、理上说感应，如他说: “感固是心，然所以感者，亦是此心中有此理，方能感。”
#打造轨道上的京津保 一小时交通圈初步形成#
□本报记者 邸志永
12月19日10时35分许，赵玉柱从保定东出站。家住天津市河东区的他，今天乘坐的是G6291复兴号，从天津西到保定东用时1小时1分钟到达。
“要是自己开车的话，就算是走高速公路，也得两个半小时左右才行。”赵玉柱告诉记者，他老家就在莲池区东大夫庄，离着保定东站非常近，前一段时间家里赶上了保定城中村改造，老人给他留了一套房子，盼他有时间常回家看看。
“我2006年在河北工业大学毕业后，就留在了天津。那时候回家还得坐客车，慢的时候四五个小时，快的时候也得两三个小时。要是坐火车，得先绕道北京。”赵玉柱称，自从津保铁路2015年底开通，他回家方便很多。
原来，以前从保定东站到天津西站，先要从保定东站到北京西站，需要40多分钟；从北京西站到北京南站还有一个路上交通的时间，至少也要30分钟；再从北京南站到天津的30分钟，加起来需要2个小时左右。三角“绕道”，除了距离、时间和经济成本上的落差，更有对人精神上的落差。
如赵玉柱这般，受益于京津保一小时轨道交通圈的人，还有很多。
仅以津保铁路为例，天津日报2017年公布的数字显示，自2015年12月28日开通,到2017年2月12日,津保铁路共运送旅客815万人次，使天津与保定之间往来不需再绕道北京换乘。。作为津保铁路两端起始站，天津西站和保定东站客流增幅最为明显。天津西站由开通前日均发送旅客9110人增加至日均1.8万人，增幅达到97%；保定东站由开通前日均发送旅客6200人增至9500人，增幅达53%。
开通至今，津保铁路运送旅客更是数以千万计。
轨道连通不同地域，人流带来无尽活力。
遥想当年，正是由于开通了京津城际列车，使得北京和天津间变成30分钟的距离，“同城效应”使两市间的人员往来、物流发展得到极大的促进。而今，京津保的同城效益，正随着一小时交通圈的形成，在逐步成为现实。
11时20分许，38岁的牛飞龙乘坐G65复兴号到达保定东站。
“2005年从河北大学毕业，在兰州大学读完研究生后在北京工作，只要有时间，每隔一两年我都带家里人回河北大学看一看。”牛飞龙扬了扬手中的高铁票，从北京西站到保定东站，仅用时41分钟。
家住北京东四环的牛飞龙，在北京西四环附近上班，每天开车两小时上班成了日常。遇上堵车，早上五六点钟出发的他，迟到也不鲜见。这一次来保定，除了带家人回味一下青春，主要目的是参加保定一家大型车企的面试。
“待遇跟北京差不多，都是年薪50多万，但保定这边的工作压力和生活成本低很多。就算想回北京看孩子，坐车也不到一个小时，比我开车还方便，所以考虑到保定发展。”牛飞龙称，具体待遇还得面试后再谈，现在先不想那么多，准备带孩子和爱人先去尝一下驴肉火烧。
轨道通则区域通，区域通则经济发展指日可待。
相比赵玉柱的常回家看看，牛飞龙的工作生活更方便，经营一家汽车减震器企业的佟先生，更关注雄忻铁路的最新进展。
“最近，中南高科在清苑区的产业园正在招商，第一批9家重点签约企业，就有北京和天津好几家。里面特别提的一条便利条件就是，雄忻铁路中的保定南站就在附近，我正在考虑去投资一下，在这里建一家新厂。”佟先生称，雄忻铁路一旦建成，保定立即就是十字交叉的轨道格局，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中心区域城市，连通西部潜力无限。
佟先生口中的雄忻铁路，起于京雄城际铁路雄安站，终于大西高速铁路忻州西站。全长为342千米，设12个车站，设计速度为350千米/小时，其中在保定境内有5个站，预计2021年开工。
之所以潜力无限，是因为雄忻铁路建成后，作为京昆铁路的重要部分，将搭建起西北、西南和华北、东北沟通交流的桥梁，成为连接我国西北、西南、华北和东北的大通道，并能有效改善京津冀地区铁路路网格局，可有效疏解环北京地区的客运压力。
轨道上的京津保，不止雄忻铁路这一条好消息。
围绕京津保一小时轨道交通圈，保定积极谋划保忻铁路（雄忻高铁）、石雄城际、廊涿城际、保沧铁路、保张铁路、Rl线 延伸至保定东站、城市轨道交通等重大铁路项目。
随着雄忻铁路和连通大兴机场的Rl线开工在即，向南连接正定机场的石雄城际进入实地踏勘阶段，通往东南的保沧铁路和通往西北的保张铁路进入规划阶段，保定“米字型”区域综合铁路枢纽规划设想正在逐步变成现实。
轨道交通的加速建设，为保定全面融入京津冀一小时物流圈奠定了基础。
今年以来，保定充分发挥交通网络比较优势，主动对接京津现代商贸、电子商务等产业，不断培育壮大现代商贸和物流产业体系。
传统电商阿里巴巴、京东、苏宁云商及商云、中城、优麦、航政、盛宴等5家省级电商示范企业和淘宝、慧聪、腾讯等第三方平台陆续进驻保定，项目进展顺利。
通过制定《保定市推进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建设2020年工作方案》，大力支持物流企业兼并重组上市融资，涿州锦绣大地、高碑店新发地、高碑店汇通图腾路桥物流园和望都钧达冷链物流列入“京津冀一小时冷链物流圈”规划，一大批县域特色商品集散地、批发市场，货物集散和配送能力显著提升。
在重大交通利好刺激下，一批重点重大合作项目加快推进。
北京新发地高碑店农产品物流园区一期已投入运营，二期项目计划总投资329亿元，总占地7500亩，重点建设“智能冷链物流园、智慧电商产业园、北京马连道国际茶城、国际保税物流园、国际花卉产业园”等，计划2022年建成运营。
高碑店汇通公路港物流项目，总投资19.6亿元，占地240亩，打造集冷链物流、智能仓储、流通加工、供应链管理、电商分拨及城际配送等功能为一体的绿色智慧物流综合服务园区，有效带动全市物流产业有序发展。
轨道上的京津保，正以一个崭新的面貌，开启新时代的发展加速度，迎接更美好的未来。
京雄城际铁路河北霸州段的全封闭声屏障（12月25日摄，无人机照片）。
记者26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北京至雄安新区城际铁路（京雄城际）大兴机场至雄安新区段将于12月27日开通运营，京雄城际铁路实现全线贯通，雄安站同步投入使用。北京西站至雄安新区间最快旅行时间50分钟，大兴机场至雄安新区间最快19分钟可达。
新华社记者 牟宇 摄
□本报记者 邸志永
12月19日10时35分许，赵玉柱从保定东出站。家住天津市河东区的他，今天乘坐的是G6291复兴号，从天津西到保定东用时1小时1分钟到达。
“要是自己开车的话，就算是走高速公路，也得两个半小时左右才行。”赵玉柱告诉记者，他老家就在莲池区东大夫庄，离着保定东站非常近，前一段时间家里赶上了保定城中村改造，老人给他留了一套房子，盼他有时间常回家看看。
“我2006年在河北工业大学毕业后，就留在了天津。那时候回家还得坐客车，慢的时候四五个小时，快的时候也得两三个小时。要是坐火车，得先绕道北京。”赵玉柱称，自从津保铁路2015年底开通，他回家方便很多。
原来，以前从保定东站到天津西站，先要从保定东站到北京西站，需要40多分钟；从北京西站到北京南站还有一个路上交通的时间，至少也要30分钟；再从北京南站到天津的30分钟，加起来需要2个小时左右。三角“绕道”，除了距离、时间和经济成本上的落差，更有对人精神上的落差。
如赵玉柱这般，受益于京津保一小时轨道交通圈的人，还有很多。
仅以津保铁路为例，天津日报2017年公布的数字显示，自2015年12月28日开通,到2017年2月12日,津保铁路共运送旅客815万人次，使天津与保定之间往来不需再绕道北京换乘。。作为津保铁路两端起始站，天津西站和保定东站客流增幅最为明显。天津西站由开通前日均发送旅客9110人增加至日均1.8万人，增幅达到97%；保定东站由开通前日均发送旅客6200人增至9500人，增幅达53%。
开通至今，津保铁路运送旅客更是数以千万计。
轨道连通不同地域，人流带来无尽活力。
遥想当年，正是由于开通了京津城际列车，使得北京和天津间变成30分钟的距离，“同城效应”使两市间的人员往来、物流发展得到极大的促进。而今，京津保的同城效益，正随着一小时交通圈的形成，在逐步成为现实。
11时20分许，38岁的牛飞龙乘坐G65复兴号到达保定东站。
“2005年从河北大学毕业，在兰州大学读完研究生后在北京工作，只要有时间，每隔一两年我都带家里人回河北大学看一看。”牛飞龙扬了扬手中的高铁票，从北京西站到保定东站，仅用时41分钟。
家住北京东四环的牛飞龙，在北京西四环附近上班，每天开车两小时上班成了日常。遇上堵车，早上五六点钟出发的他，迟到也不鲜见。这一次来保定，除了带家人回味一下青春，主要目的是参加保定一家大型车企的面试。
“待遇跟北京差不多，都是年薪50多万，但保定这边的工作压力和生活成本低很多。就算想回北京看孩子，坐车也不到一个小时，比我开车还方便，所以考虑到保定发展。”牛飞龙称，具体待遇还得面试后再谈，现在先不想那么多，准备带孩子和爱人先去尝一下驴肉火烧。
轨道通则区域通，区域通则经济发展指日可待。
相比赵玉柱的常回家看看，牛飞龙的工作生活更方便，经营一家汽车减震器企业的佟先生，更关注雄忻铁路的最新进展。
“最近，中南高科在清苑区的产业园正在招商，第一批9家重点签约企业，就有北京和天津好几家。里面特别提的一条便利条件就是，雄忻铁路中的保定南站就在附近，我正在考虑去投资一下，在这里建一家新厂。”佟先生称，雄忻铁路一旦建成，保定立即就是十字交叉的轨道格局，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中心区域城市，连通西部潜力无限。
佟先生口中的雄忻铁路，起于京雄城际铁路雄安站，终于大西高速铁路忻州西站。全长为342千米，设12个车站，设计速度为350千米/小时，其中在保定境内有5个站，预计2021年开工。
之所以潜力无限，是因为雄忻铁路建成后，作为京昆铁路的重要部分，将搭建起西北、西南和华北、东北沟通交流的桥梁，成为连接我国西北、西南、华北和东北的大通道，并能有效改善京津冀地区铁路路网格局，可有效疏解环北京地区的客运压力。
轨道上的京津保，不止雄忻铁路这一条好消息。
围绕京津保一小时轨道交通圈，保定积极谋划保忻铁路（雄忻高铁）、石雄城际、廊涿城际、保沧铁路、保张铁路、Rl线 延伸至保定东站、城市轨道交通等重大铁路项目。
随着雄忻铁路和连通大兴机场的Rl线开工在即，向南连接正定机场的石雄城际进入实地踏勘阶段，通往东南的保沧铁路和通往西北的保张铁路进入规划阶段，保定“米字型”区域综合铁路枢纽规划设想正在逐步变成现实。
轨道交通的加速建设，为保定全面融入京津冀一小时物流圈奠定了基础。
今年以来，保定充分发挥交通网络比较优势，主动对接京津现代商贸、电子商务等产业，不断培育壮大现代商贸和物流产业体系。
传统电商阿里巴巴、京东、苏宁云商及商云、中城、优麦、航政、盛宴等5家省级电商示范企业和淘宝、慧聪、腾讯等第三方平台陆续进驻保定，项目进展顺利。
通过制定《保定市推进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建设2020年工作方案》，大力支持物流企业兼并重组上市融资，涿州锦绣大地、高碑店新发地、高碑店汇通图腾路桥物流园和望都钧达冷链物流列入“京津冀一小时冷链物流圈”规划，一大批县域特色商品集散地、批发市场，货物集散和配送能力显著提升。
在重大交通利好刺激下，一批重点重大合作项目加快推进。
北京新发地高碑店农产品物流园区一期已投入运营，二期项目计划总投资329亿元，总占地7500亩，重点建设“智能冷链物流园、智慧电商产业园、北京马连道国际茶城、国际保税物流园、国际花卉产业园”等，计划2022年建成运营。
高碑店汇通公路港物流项目，总投资19.6亿元，占地240亩，打造集冷链物流、智能仓储、流通加工、供应链管理、电商分拨及城际配送等功能为一体的绿色智慧物流综合服务园区，有效带动全市物流产业有序发展。
轨道上的京津保，正以一个崭新的面貌，开启新时代的发展加速度，迎接更美好的未来。
京雄城际铁路河北霸州段的全封闭声屏障（12月25日摄，无人机照片）。
记者26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北京至雄安新区城际铁路（京雄城际）大兴机场至雄安新区段将于12月27日开通运营，京雄城际铁路实现全线贯通，雄安站同步投入使用。北京西站至雄安新区间最快旅行时间50分钟，大兴机场至雄安新区间最快19分钟可达。
新华社记者 牟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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