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美食# 常熟是江南一方福地，古来唤作“虞城”，得名于境内一座“十里青山半入城”的虞山。
说起虞山，是绕不过兴福寺的，南朝出了一位“爱江山更爱佛祖”的“和尚皇帝”。上既有天子以身事佛，下亦不乏刺史舍宅为寺。
于是，兴福寺成了“南朝四百八十寺”之一的江南名刹。很多年前，我从虞山北麓一路下行，石径幽长，寺前涧泉淙淙，林后幽鸟鸣啭，古柏森森，一抹黄墙掩映在烟岚环翠间；落红有声，禅院安静得很。
一股萦绕着泥土的山林气息与与古刹中浮漾着的梵音浑然一体，融入悠远静穆的空气中，传递着禅的灵性。一如唐朝诗人常建《题破山寺后禅院》诗中所述“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万籁此都寂，但余钟磬音”的模样。
游罢兴福寺，不吃上一碗本土蕈油面是引以为憾的。在虞山脚下、兴福寺隔壁，有一块被古树环绕的盆地，这是一个市井烟火气十足的露天茶馆，稀疏凌乱地摆着几十张四方桌和竹椅，两三人一桌摆龙门阵，一支烟、一杯茶，从茶米油盐聊到风花雪月，不经意间时光就从指缝中溜走了。
有人说“成都是一座泡在茶水中的城市”，若你来到常熟，便会被如火如荼的喝茶场面惊倒。常熟人喝茶，不似广东人那般注重茶点精致，叉烧包、虾饺……济济一堂，亦不及福建人喝功夫茶那般讲究茶道艺术，他们不讲究地点，不拘泥于场合，甚至连喝什么茶叶也无所谓，山林间、园林里、庭前屋后、街头巷尾……
一只热水瓶、一个玻璃杯、几钱茶叶，两三老友围坐，处处皆是茶馆。一杯茶，并不是常熟人的全部，一碗面，在常熟人心目中同样占有重要位置。常熟人的一天，是被一碗面叫醒的。
我找到了老字号面馆“望岳楼”，打量起价目牌，浇头花样倒是不少：大排、爆鱼、焖肉、素浇……与苏式汤面相差无几，价格在几块到十几块钱不等，唯独蕈油面，30元一碗，这个鹤立鸡群的价位，吸引了我的眼球，怀揣着十二分新鲜和好奇，咬咬牙点了一碗蕈油面。
蕈油面的“浇头”很简单，即采自虞山上的松树蕈，美食家李渔在《闲情偶寄》里夸赞此物：“求至鲜至美之物于笋之外，其惟蕈乎！”用蕈作“浇头”的面，鲜到眉毛也掉下来，因此，当地有“尝过松树蕈，三日不思荤”的说法。
说起“蕈”这种菌类，《吴菌谱》中记载“出于树者为蕈，生于地者为菌”，可见，只有从树底下长出来的菌物方有资格唤作“蕈”。虞山又称“乌目山”,因吴王直系先祖虞仲卒葬于此,遂更名“虞山”，帝王陵地，松柏成荫，密林的滋养造就了得天独厚的菌类生存环境，虞山上野生菌蕈诸如鸡枞菌、鸡脯蕈……林林总总约有几十种，其中，更为高级罕见的松树蕈，对环境要求几近苛刻，除了只生长在适宜温度、湿度的松柏混交针叶林地，还“嫌老爱嫩”专挑树龄短的“鲜肉”松底下扎根。每逢黄梅、初秋两季，山上的松树蕈才开始生长，一个个形似蘑菇，色呈淡棕，等过了季，顿消逝的无影无踪。
山里人凌晨两三点钟就要上山采蕈，趁露珠未干，把蕈采下来，当地人管采蕈叫“捉蕈”，或蕈与人参相似，长脚会跑，故有“捉”字一说，采摘之难，可见一斑，松树蕈稀少难觅，到底长在哪里，无迹可寻，须一处处仔细翻寻，而每个采蕈山人心里自有一张“藏宝图”。
野蕈这物什，或有毒性，在《如懿传》里，卫嬿婉为了让自己的儿子顺利登上大宝，便偷偷嘱咐心腹在皇后的儿子十二阿哥永璂的每日膳食中加上一道野蕈的配菜，吃了会上瘾、产生幻象，吃久毒素在五脏六腑累积蔓延至一定程度，便会不治身亡。
野蕈有毒无毒，全凭捉蕈人多年练就的一双慧眼，把刚采摘的新鲜松树蕈带回家，与鸡枞菌、鸡脯蕈……混合在一起制成蕈油，其味特别鲜香。
捉蕈难，制蕈油亦不易，刚采下的野蕈里有小虫子，须撕去表面一层膜衣，清洗干净，在盐水中浸泡三、四个钟头，用纯正的上等农家菜籽油熬制成“蕈油”。
先支起大铁锅，倒入菜油，煸炒出香，将姜块拍松后投入锅内，烧到锅内冒青烟时，放入八角、茴香等佐料，然后将蕈投入油锅爆炒，移旺火加酱油、盐、糖等调味烧煮到位，冷却后即成食用蕈油。用虞山特产松树蕈熬制的蕈油，才是常熟人认可的家乡味。
蕈油面端上桌，是苏式风格的红汤细面，一抹面条齐齐整整铺在碗里，宛若古代女子的发髻，汤内散布的棕色蕈块便是松树蕈了。
面要趁热吃，轻轻夹起面条，放至嘴边，吸溜一口越过舌尖，蕈油特有的鲜香在面条的热力作用下充溢喉舌，面条脱胎换骨般回味甘长，难怪小小一勺蕈油，把兴福寺素面推上江南“素面之王”的头把交椅。
再看野蕈，细细长长，口感紧实有嚼头，有点似嫩肉，又类野菌，咀嚼中还带着松树本身特有的丝丝芬芳。这素食、素味，倒也颇合本地人与世无争的性情。
在江南，一道美食背后大抵都有一个美丽的故事。近水楼台先得蕈，最早的时候，兴福寺僧人入山采摘食材，觅得此物，爆炒熬汤，做成素面浇头，供与僧人或招待香客食用。
清朝末年，曾先后担任同、光两朝帝师翁同龢在告老还乡后，经常去兴福寺与法灯大师谈经论禅，住持常以蕈油面款待，翁同龢吃过盛赞不已。
到了民国，在大都市呆闷了的宋庆龄、宋美龄两姐妹，去常熟乡下采风，游罢兴福寺，在寺外林中野炊，侍卫从庙里端出几道素食和蕈油面，吃刁了嘴的宋氏姐妹用过后，居然赞不绝口，“想不到一个小地方也有这么好吃的菜和面”。有了“第一夫人”打广告，兴福寺蕈油面自此名扬天下。
很多年后，我又记挂起了兴福寺一碗面，买了张常熟客运车票，下站台等公交之际，一对上了年纪的夫妇向我打探千年古刹兴福寺怎么走，闲聊之中，得知也是慕名远道而来一尝其鲜的，遂结伴而行。老地方依旧竹林落叶、鸟语花香，只是露天桌椅见缝插针，且座无虚席。
望岳楼修葺得焕然一新，蕈油面也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择了一棵百年老树下的座头，照旧点了一碗纯松树蕈油面，周遭都是端着面碗或埋头吃面的人，在一片“呲溜溜”吮面声响中，不分贵贱，无论贫富。
兴福寺恐怕自己连做梦也没有想到，一千多年前，一首唐诗，让它荣登“网红”之榜；一千多年后的今天，一碗素面，再度让它红遍江南。
《这碗面，何以成为红遍江南的“素面之王”》作者 / 申功晶
说起虞山，是绕不过兴福寺的，南朝出了一位“爱江山更爱佛祖”的“和尚皇帝”。上既有天子以身事佛，下亦不乏刺史舍宅为寺。
于是，兴福寺成了“南朝四百八十寺”之一的江南名刹。很多年前，我从虞山北麓一路下行，石径幽长，寺前涧泉淙淙，林后幽鸟鸣啭，古柏森森，一抹黄墙掩映在烟岚环翠间；落红有声，禅院安静得很。
一股萦绕着泥土的山林气息与与古刹中浮漾着的梵音浑然一体，融入悠远静穆的空气中，传递着禅的灵性。一如唐朝诗人常建《题破山寺后禅院》诗中所述“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万籁此都寂，但余钟磬音”的模样。
游罢兴福寺，不吃上一碗本土蕈油面是引以为憾的。在虞山脚下、兴福寺隔壁，有一块被古树环绕的盆地，这是一个市井烟火气十足的露天茶馆，稀疏凌乱地摆着几十张四方桌和竹椅，两三人一桌摆龙门阵，一支烟、一杯茶，从茶米油盐聊到风花雪月，不经意间时光就从指缝中溜走了。
有人说“成都是一座泡在茶水中的城市”，若你来到常熟，便会被如火如荼的喝茶场面惊倒。常熟人喝茶，不似广东人那般注重茶点精致，叉烧包、虾饺……济济一堂，亦不及福建人喝功夫茶那般讲究茶道艺术，他们不讲究地点，不拘泥于场合，甚至连喝什么茶叶也无所谓，山林间、园林里、庭前屋后、街头巷尾……
一只热水瓶、一个玻璃杯、几钱茶叶，两三老友围坐，处处皆是茶馆。一杯茶，并不是常熟人的全部，一碗面，在常熟人心目中同样占有重要位置。常熟人的一天，是被一碗面叫醒的。
我找到了老字号面馆“望岳楼”，打量起价目牌，浇头花样倒是不少：大排、爆鱼、焖肉、素浇……与苏式汤面相差无几，价格在几块到十几块钱不等，唯独蕈油面，30元一碗，这个鹤立鸡群的价位，吸引了我的眼球，怀揣着十二分新鲜和好奇，咬咬牙点了一碗蕈油面。
蕈油面的“浇头”很简单，即采自虞山上的松树蕈，美食家李渔在《闲情偶寄》里夸赞此物：“求至鲜至美之物于笋之外，其惟蕈乎！”用蕈作“浇头”的面，鲜到眉毛也掉下来，因此，当地有“尝过松树蕈，三日不思荤”的说法。
说起“蕈”这种菌类，《吴菌谱》中记载“出于树者为蕈，生于地者为菌”，可见，只有从树底下长出来的菌物方有资格唤作“蕈”。虞山又称“乌目山”,因吴王直系先祖虞仲卒葬于此,遂更名“虞山”，帝王陵地，松柏成荫，密林的滋养造就了得天独厚的菌类生存环境，虞山上野生菌蕈诸如鸡枞菌、鸡脯蕈……林林总总约有几十种，其中，更为高级罕见的松树蕈，对环境要求几近苛刻，除了只生长在适宜温度、湿度的松柏混交针叶林地，还“嫌老爱嫩”专挑树龄短的“鲜肉”松底下扎根。每逢黄梅、初秋两季，山上的松树蕈才开始生长，一个个形似蘑菇，色呈淡棕，等过了季，顿消逝的无影无踪。
山里人凌晨两三点钟就要上山采蕈，趁露珠未干，把蕈采下来，当地人管采蕈叫“捉蕈”，或蕈与人参相似，长脚会跑，故有“捉”字一说，采摘之难，可见一斑，松树蕈稀少难觅，到底长在哪里，无迹可寻，须一处处仔细翻寻，而每个采蕈山人心里自有一张“藏宝图”。
野蕈这物什，或有毒性，在《如懿传》里，卫嬿婉为了让自己的儿子顺利登上大宝，便偷偷嘱咐心腹在皇后的儿子十二阿哥永璂的每日膳食中加上一道野蕈的配菜，吃了会上瘾、产生幻象，吃久毒素在五脏六腑累积蔓延至一定程度，便会不治身亡。
野蕈有毒无毒，全凭捉蕈人多年练就的一双慧眼，把刚采摘的新鲜松树蕈带回家，与鸡枞菌、鸡脯蕈……混合在一起制成蕈油，其味特别鲜香。
捉蕈难，制蕈油亦不易，刚采下的野蕈里有小虫子，须撕去表面一层膜衣，清洗干净，在盐水中浸泡三、四个钟头，用纯正的上等农家菜籽油熬制成“蕈油”。
先支起大铁锅，倒入菜油，煸炒出香，将姜块拍松后投入锅内，烧到锅内冒青烟时，放入八角、茴香等佐料，然后将蕈投入油锅爆炒，移旺火加酱油、盐、糖等调味烧煮到位，冷却后即成食用蕈油。用虞山特产松树蕈熬制的蕈油，才是常熟人认可的家乡味。
蕈油面端上桌，是苏式风格的红汤细面，一抹面条齐齐整整铺在碗里，宛若古代女子的发髻，汤内散布的棕色蕈块便是松树蕈了。
面要趁热吃，轻轻夹起面条，放至嘴边，吸溜一口越过舌尖，蕈油特有的鲜香在面条的热力作用下充溢喉舌，面条脱胎换骨般回味甘长，难怪小小一勺蕈油，把兴福寺素面推上江南“素面之王”的头把交椅。
再看野蕈，细细长长，口感紧实有嚼头，有点似嫩肉，又类野菌，咀嚼中还带着松树本身特有的丝丝芬芳。这素食、素味，倒也颇合本地人与世无争的性情。
在江南，一道美食背后大抵都有一个美丽的故事。近水楼台先得蕈，最早的时候，兴福寺僧人入山采摘食材，觅得此物，爆炒熬汤，做成素面浇头，供与僧人或招待香客食用。
清朝末年，曾先后担任同、光两朝帝师翁同龢在告老还乡后，经常去兴福寺与法灯大师谈经论禅，住持常以蕈油面款待，翁同龢吃过盛赞不已。
到了民国，在大都市呆闷了的宋庆龄、宋美龄两姐妹，去常熟乡下采风，游罢兴福寺，在寺外林中野炊，侍卫从庙里端出几道素食和蕈油面，吃刁了嘴的宋氏姐妹用过后，居然赞不绝口，“想不到一个小地方也有这么好吃的菜和面”。有了“第一夫人”打广告，兴福寺蕈油面自此名扬天下。
很多年后，我又记挂起了兴福寺一碗面，买了张常熟客运车票，下站台等公交之际，一对上了年纪的夫妇向我打探千年古刹兴福寺怎么走，闲聊之中，得知也是慕名远道而来一尝其鲜的，遂结伴而行。老地方依旧竹林落叶、鸟语花香，只是露天桌椅见缝插针，且座无虚席。
望岳楼修葺得焕然一新，蕈油面也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择了一棵百年老树下的座头，照旧点了一碗纯松树蕈油面，周遭都是端着面碗或埋头吃面的人，在一片“呲溜溜”吮面声响中，不分贵贱，无论贫富。
兴福寺恐怕自己连做梦也没有想到，一千多年前，一首唐诗，让它荣登“网红”之榜；一千多年后的今天，一碗素面，再度让它红遍江南。
《这碗面，何以成为红遍江南的“素面之王”》作者 / 申功晶
心田事不同，功德分胜劣
在禅宗里有一则公案：当初，达摩祖师从印度来到中国，正是梁武帝主政的时候。梁武帝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平常建筑寺院、广度僧侣、印经造像，甚至自己素食、讲经，可以说布施、修福，做了不少功德。当他听说从印度来了一位高僧达摩祖师，就礼请他到宫中问法：“朕自从主政以来，建寺度僧，行善不断，请问有什么功德？”
达摩祖师回答：“了无功德！”
梁武帝好像被浇了一盆冷水，心想：“我做了那么多善事，你不但不赞美我，怎么还说没有功德呢？”因此不免对达摩祖师心生反感，而达摩祖师也觉得与他无缘，于是拂袖而去。
达摩祖师回答“了无功德”，错了吗？梁武帝认为自己造寺庙、度僧尼、印经典、说佛法，有功德，错了吗？都不错！梁武帝所作建寺度僧的功德，是有为的功德，多做多得，少做少得。达摩祖师讲的功德，是功德性，自性的功德本来具足，并不因为我现在布施、做慈善，功德就有所增加，不做就有所减少。所以有为的功德可以说多说少，无为的功德性则不能论多论少。
在《金刚经》里也提到福德与福性的问题。福德，从因果来讲，当然可以论多论少，行善修福，多做多得，少做少得；福德的自性，则不容以有无的对立观念来论多论少。所以，达摩祖师从本体上来讲功德，梁武帝还没有那样深的领悟，所以彼此不能相契。
梁武帝之所以能成为一代君王，其实也就是因为他在过去世曾经布施、行善。因此，在佛门里有一首赞叹梁武帝及说明布施功德的偈语：
三宝门中福好修，一文施舍万文收；
不信但看梁武帝，曾施一笠管山河。
梁武帝过去世曾是一个樵夫，有一天，打完柴回家的途中，突然下起雨来，他看到一尊佛像在露天里被雨淋着，就把戴在自己头上的斗笠布施给这一尊佛像。由于他布施的功德，后来感得成为一代帝王的果报。
不过，这种有为的果报并非究竟，譬如，即使做了帝王，福报用尽，还是会再堕落。所以，福德可以说多说少，说有说无；而福德性，即使是堕落到地狱、饿鬼、畜生，五趣流转，六道轮回，我们的真如自性、福德性，始终没有损减分毫。
因此，布施、设斋究竟是否有功德，就看是从什么层次来讲。如果从有为法来看，布施必定有功德。布施犹如播种，有播种，因缘成熟，必然有收获。所以布施是无尽的宝藏，你有布施，你就有储蓄，就有果报。一个人如果每天光是贪图别人的东西，是贫穷；常行喜舍，才是富贵。
布施也不一定要用钱财珍宝去布施，你心地善良，可以用说好话布施；你心里面有丰富的力量，可以用为人服务来布施。即使你不会说好话，没有力量为人服务，只要人家做好事，你心里随缘欢喜，随喜也是布施。每个人心里都有随喜、随心、随口、随力的功德宝藏，所以我们应该把储蓄在我们自己心田里的宝藏，随时布施，这才是致富之道。
布施是“人天三福行”之一，布施是通往人天的道路，你有布施，你就有道路，就能到达目标。布施如桥梁，人与人之间的人际沟通，如同过河须要桥梁。布施是人我之间的桥梁，我说你的好话，我就能和你沟通，我有利益给你，帮助你，我就能和你沟通。
布施如田地，你有田地，你才能有收成，你有布施的种子，将来才能开花结果。过去有一个小女孩，父母双亡，沦为乞丐。有一天，她到寺院去拜佛，看到很多的信徒打斋供众，当下生起一念随喜的好心；但是摸摸口袋，身上只有一个铜钱，是过去在垃圾堆上捡到的，就把它拿出来布施。大和尚知道了，亲自来为她上堂说法，为她诵经祈福。
这个贫穷的小女孩离开寺院以后，走到一棵大树下休息，不久就睡着了。这时皇后刚逝世不久，国王心里烦闷，和大臣出外郊游、打猎，见到树下发光，向前一看，是一个犹如仙女下凡般千娇百媚的女孩，非常欢喜，就把她迎回宫里，立为皇后。
本来是一个贫穷的女乞丐，一下子贵为皇后，她心想：“这必定是我布施所得到的功德、福报。”因此，为了感恩图报，她就从宫里带了财宝，要到这个寺院里去作大布施。
途中，她心想：“当初我只布施一块钱，住持大和尚就亲自来为我诵经祝福，今天我再到寺院去大布施，这个大和尚不知要如何重视我呢？”
但是当她来到寺院时，大和尚见都没有见她，只叫一个知客师为她诵经祝福。皇后不免感到生气、失望，后来知客师说：“施主！上一次你来，虽是一块钱，但那是你的真心里全部所有，至诚恳切，那一块钱的功德无量无边，大和尚当然要为你诵经祝福。现在，你布施的财宝虽然多，不过，在我慢心之下，不算很多，所以，由我为你祝福就够了。”
布施，有所谓“心田事不同，功德分胜劣”。有时候，同是布施一块钱，功德应该是一样的，不过，你的一块钱布施给国家修桥舖路，布施给学生做奖学金，这样的功德未来性就很大了；我的一块钱只是用来布施给儿女打牌、吃喝玩乐，由于田不同，对象不同，功德因此有胜劣。同样的对象，你的一块钱布施给青年做奖学金，我的一块钱也是给青年做奖学金，不过，你的心里望报，你的心量很小，我的心广大无边，如此我的一块钱功德就大了。因此，布施主要在于我们的发心；发心不同，功德就有胜劣之分。一念虔诚，即使布施一块钱的功德，有时候与布施百万的功德是不相上下的。
唐朝的裴休宰相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他很希望儿子能到寺院里过一段出家的生活。就如同现在的泰国，要想取得公民的资格，一生当中一定要出家一次，也等于台湾的役男要服兵役一样。因此，他把已经做到翰林的儿子，送到寺院里去修行参学。这个翰林学士到了寺院，先从沙弥做起，每天必须打柴、推磨、种田、担水，弄得身心疲累不堪。有一次，他从山下挑了一担水回到山上，忍耐不住心里的不满，而发牢骚道：“翰林挑水汗淋腰，和尚吃了怎能消？”意思是说，我身为翰林，却在这里挑水给你们出家的和尚吃，你们和尚吃了，怎么能消受？
他说这个话的时候，正好给从旁经过的住持大和尚听到了，就说：“老僧一炷香，能消万劫粮。”意思是说，我只要一炷香，你万劫的供养，我都能消受。所以，出家人修无为法，你有为的功德，布施多少，都能接受。
布施的最高境界，要能三轮体空──没有布施的我，没有受施的人、没有所施的物，我、你和所施的物，都能不着相，这才是真正的无相布施。所谓“空心不空境，空境不空心，心境两俱空，心境俱不空”。如此功德就有大小之分了。
说到布施得福的多少，有时候布施很多，得到的功德很少，有时候布施的财物有限，得到的果报却很大。为什么会施少得多，或施多得少？施多得少，是因为有望报的心，有利害心；施少得多，则是因为出发心是为了利益他人，是用恭敬心布施，所以布施的功德，诚如前面所说：“心田事不同，功德分胜劣。”
布施的果报究竟如何分胜劣？有时候布施田胜财劣，就如过去佛世时，有一天，佛陀经过一个地方，一个儿童欢喜地捧了一钵土供养佛陀。因为布施的对象是佛陀，田很胜，虽然所施物泥土很劣，功德却奇大无比。有时候财胜田劣，例如用珠宝布施给穷人。有时候田财俱胜，例如用黄金七宝布施给有学问有道德的人。有时候田财俱劣，例如用剩菜剩饭给乞丐吃。
有时候心财不同，心很重，财很轻，例如佛经里所说的“贫女一灯”，贫穷的女子布施一盏灯，心很重，财很轻。有时候财重心轻，例如前面讲过的贫女变皇后，最初用一块钱去布施、打斋，那是心重财轻，但是后来她贵为皇后，虽然布施的钱财很贵重，却用贡高我慢的轻心布施，所以，虽为皇后，也只获得知客师替她诵经祝福。
有的是心财俱重，也就是用恭敬心来布施贵重的东西，例如须达长者布施只树给孤独园，用黄金铺地，这是心财俱重；还有心财俱轻，心也轻，财也轻，例如用傲慢心给穷人一块钱，还要叮咛：“下次不可再来了喔！”这是心财俱轻。
此外，还有施受的不同，有时施者清净，受者不清净，例如我们到监狱里，或到一些苦难的地区去布施，我们是慈善为怀布施，布施的人心很清净，可是接受的人心里不清净。有时施者不清净，受者清净，例如有人偷窃别人的东西，然后再到寺院里去添油香，去做功德，这是布施的人不清净，接受的人清净。有时施受俱清净，例如宝积佛用香、花供养佛陀；又如无尽意菩萨用璎珞供养观世音菩萨，这就好像有道德的人礼敬有道德的人。有时施受俱不净，布施和接受的人都不清净，例如盗贼窃盗赃物给贪官污吏，金钱来路已经不正，又再拿去贿赂，这就是施受俱不净。
因此，说到布施，有时候同样的布施，但因钱财用法不一样，对方接受的心态不一样，而我布施的出发心也不一样，功德就有胜劣之分了。所以，《六祖坛经》里说布施“了无功德”，因为有为法的功德是可多可少的，唯有我们本体的功德性才是不增不减，无多无少，这是学佛者应有的认识。
在禅宗里有一则公案：当初，达摩祖师从印度来到中国，正是梁武帝主政的时候。梁武帝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平常建筑寺院、广度僧侣、印经造像，甚至自己素食、讲经，可以说布施、修福，做了不少功德。当他听说从印度来了一位高僧达摩祖师，就礼请他到宫中问法：“朕自从主政以来，建寺度僧，行善不断，请问有什么功德？”
达摩祖师回答：“了无功德！”
梁武帝好像被浇了一盆冷水，心想：“我做了那么多善事，你不但不赞美我，怎么还说没有功德呢？”因此不免对达摩祖师心生反感，而达摩祖师也觉得与他无缘，于是拂袖而去。
达摩祖师回答“了无功德”，错了吗？梁武帝认为自己造寺庙、度僧尼、印经典、说佛法，有功德，错了吗？都不错！梁武帝所作建寺度僧的功德，是有为的功德，多做多得，少做少得。达摩祖师讲的功德，是功德性，自性的功德本来具足，并不因为我现在布施、做慈善，功德就有所增加，不做就有所减少。所以有为的功德可以说多说少，无为的功德性则不能论多论少。
在《金刚经》里也提到福德与福性的问题。福德，从因果来讲，当然可以论多论少，行善修福，多做多得，少做少得；福德的自性，则不容以有无的对立观念来论多论少。所以，达摩祖师从本体上来讲功德，梁武帝还没有那样深的领悟，所以彼此不能相契。
梁武帝之所以能成为一代君王，其实也就是因为他在过去世曾经布施、行善。因此，在佛门里有一首赞叹梁武帝及说明布施功德的偈语：
三宝门中福好修，一文施舍万文收；
不信但看梁武帝，曾施一笠管山河。
梁武帝过去世曾是一个樵夫，有一天，打完柴回家的途中，突然下起雨来，他看到一尊佛像在露天里被雨淋着，就把戴在自己头上的斗笠布施给这一尊佛像。由于他布施的功德，后来感得成为一代帝王的果报。
不过，这种有为的果报并非究竟，譬如，即使做了帝王，福报用尽，还是会再堕落。所以，福德可以说多说少，说有说无；而福德性，即使是堕落到地狱、饿鬼、畜生，五趣流转，六道轮回，我们的真如自性、福德性，始终没有损减分毫。
因此，布施、设斋究竟是否有功德，就看是从什么层次来讲。如果从有为法来看，布施必定有功德。布施犹如播种，有播种，因缘成熟，必然有收获。所以布施是无尽的宝藏，你有布施，你就有储蓄，就有果报。一个人如果每天光是贪图别人的东西，是贫穷；常行喜舍，才是富贵。
布施也不一定要用钱财珍宝去布施，你心地善良，可以用说好话布施；你心里面有丰富的力量，可以用为人服务来布施。即使你不会说好话，没有力量为人服务，只要人家做好事，你心里随缘欢喜，随喜也是布施。每个人心里都有随喜、随心、随口、随力的功德宝藏，所以我们应该把储蓄在我们自己心田里的宝藏，随时布施，这才是致富之道。
布施是“人天三福行”之一，布施是通往人天的道路，你有布施，你就有道路，就能到达目标。布施如桥梁，人与人之间的人际沟通，如同过河须要桥梁。布施是人我之间的桥梁，我说你的好话，我就能和你沟通，我有利益给你，帮助你，我就能和你沟通。
布施如田地，你有田地，你才能有收成，你有布施的种子，将来才能开花结果。过去有一个小女孩，父母双亡，沦为乞丐。有一天，她到寺院去拜佛，看到很多的信徒打斋供众，当下生起一念随喜的好心；但是摸摸口袋，身上只有一个铜钱，是过去在垃圾堆上捡到的，就把它拿出来布施。大和尚知道了，亲自来为她上堂说法，为她诵经祈福。
这个贫穷的小女孩离开寺院以后，走到一棵大树下休息，不久就睡着了。这时皇后刚逝世不久，国王心里烦闷，和大臣出外郊游、打猎，见到树下发光，向前一看，是一个犹如仙女下凡般千娇百媚的女孩，非常欢喜，就把她迎回宫里，立为皇后。
本来是一个贫穷的女乞丐，一下子贵为皇后，她心想：“这必定是我布施所得到的功德、福报。”因此，为了感恩图报，她就从宫里带了财宝，要到这个寺院里去作大布施。
途中，她心想：“当初我只布施一块钱，住持大和尚就亲自来为我诵经祝福，今天我再到寺院去大布施，这个大和尚不知要如何重视我呢？”
但是当她来到寺院时，大和尚见都没有见她，只叫一个知客师为她诵经祝福。皇后不免感到生气、失望，后来知客师说：“施主！上一次你来，虽是一块钱，但那是你的真心里全部所有，至诚恳切，那一块钱的功德无量无边，大和尚当然要为你诵经祝福。现在，你布施的财宝虽然多，不过，在我慢心之下，不算很多，所以，由我为你祝福就够了。”
布施，有所谓“心田事不同，功德分胜劣”。有时候，同是布施一块钱，功德应该是一样的，不过，你的一块钱布施给国家修桥舖路，布施给学生做奖学金，这样的功德未来性就很大了；我的一块钱只是用来布施给儿女打牌、吃喝玩乐，由于田不同，对象不同，功德因此有胜劣。同样的对象，你的一块钱布施给青年做奖学金，我的一块钱也是给青年做奖学金，不过，你的心里望报，你的心量很小，我的心广大无边，如此我的一块钱功德就大了。因此，布施主要在于我们的发心；发心不同，功德就有胜劣之分。一念虔诚，即使布施一块钱的功德，有时候与布施百万的功德是不相上下的。
唐朝的裴休宰相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他很希望儿子能到寺院里过一段出家的生活。就如同现在的泰国，要想取得公民的资格，一生当中一定要出家一次，也等于台湾的役男要服兵役一样。因此，他把已经做到翰林的儿子，送到寺院里去修行参学。这个翰林学士到了寺院，先从沙弥做起，每天必须打柴、推磨、种田、担水，弄得身心疲累不堪。有一次，他从山下挑了一担水回到山上，忍耐不住心里的不满，而发牢骚道：“翰林挑水汗淋腰，和尚吃了怎能消？”意思是说，我身为翰林，却在这里挑水给你们出家的和尚吃，你们和尚吃了，怎么能消受？
他说这个话的时候，正好给从旁经过的住持大和尚听到了，就说：“老僧一炷香，能消万劫粮。”意思是说，我只要一炷香，你万劫的供养，我都能消受。所以，出家人修无为法，你有为的功德，布施多少，都能接受。
布施的最高境界，要能三轮体空──没有布施的我，没有受施的人、没有所施的物，我、你和所施的物，都能不着相，这才是真正的无相布施。所谓“空心不空境，空境不空心，心境两俱空，心境俱不空”。如此功德就有大小之分了。
说到布施得福的多少，有时候布施很多，得到的功德很少，有时候布施的财物有限，得到的果报却很大。为什么会施少得多，或施多得少？施多得少，是因为有望报的心，有利害心；施少得多，则是因为出发心是为了利益他人，是用恭敬心布施，所以布施的功德，诚如前面所说：“心田事不同，功德分胜劣。”
布施的果报究竟如何分胜劣？有时候布施田胜财劣，就如过去佛世时，有一天，佛陀经过一个地方，一个儿童欢喜地捧了一钵土供养佛陀。因为布施的对象是佛陀，田很胜，虽然所施物泥土很劣，功德却奇大无比。有时候财胜田劣，例如用珠宝布施给穷人。有时候田财俱胜，例如用黄金七宝布施给有学问有道德的人。有时候田财俱劣，例如用剩菜剩饭给乞丐吃。
有时候心财不同，心很重，财很轻，例如佛经里所说的“贫女一灯”，贫穷的女子布施一盏灯，心很重，财很轻。有时候财重心轻，例如前面讲过的贫女变皇后，最初用一块钱去布施、打斋，那是心重财轻，但是后来她贵为皇后，虽然布施的钱财很贵重，却用贡高我慢的轻心布施，所以，虽为皇后，也只获得知客师替她诵经祝福。
有的是心财俱重，也就是用恭敬心来布施贵重的东西，例如须达长者布施只树给孤独园，用黄金铺地，这是心财俱重；还有心财俱轻，心也轻，财也轻，例如用傲慢心给穷人一块钱，还要叮咛：“下次不可再来了喔！”这是心财俱轻。
此外，还有施受的不同，有时施者清净，受者不清净，例如我们到监狱里，或到一些苦难的地区去布施，我们是慈善为怀布施，布施的人心很清净，可是接受的人心里不清净。有时施者不清净，受者清净，例如有人偷窃别人的东西，然后再到寺院里去添油香，去做功德，这是布施的人不清净，接受的人清净。有时施受俱清净，例如宝积佛用香、花供养佛陀；又如无尽意菩萨用璎珞供养观世音菩萨，这就好像有道德的人礼敬有道德的人。有时施受俱不净，布施和接受的人都不清净，例如盗贼窃盗赃物给贪官污吏，金钱来路已经不正，又再拿去贿赂，这就是施受俱不净。
因此，说到布施，有时候同样的布施，但因钱财用法不一样，对方接受的心态不一样，而我布施的出发心也不一样，功德就有胜劣之分了。所以，《六祖坛经》里说布施“了无功德”，因为有为法的功德是可多可少的，唯有我们本体的功德性才是不增不减，无多无少，这是学佛者应有的认识。
#历史[超话]#战国时期，水利灌溉事业的发展，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的水平和规模
战国时期，随着冶铁技术的进步，生产出了很多铁器，为兴修水利提供了比较锋利的铁质工具，这就为大规模地挖掘泥土，开凿山石提供了一定的物质保障。而且随着封建体制的进一步发展，统治集团对社会和民间的控制和领导能力都大大加强，便于集中民力、物力和财力办大事，建设大型工事。这体现得就是封建统治集团对水利等大型基础设施的重视。
在水利灌溉事业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堤防的建筑、运河的开凿和农业灌溉工程的兴修。只有将这些全部都做到，才是一个比较成功的水利设施。不然，就是凭空的消耗民力、物力和财力，不利于社会和经济的发展。
堤防建筑的建设，保障了农业的生产
在水利事业中，堤防是防御洪水泛滥的重要措施。因为我国古代人们生活的范围，大部分都集聚在两河流域，其中更多的更是集中在黄河下游一带。因此，筑好堤防，就会保护好人们生产生活的宝贵结晶，维护好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地带。对于国家和社会来讲，建设堤防建筑，都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项。
战国时期建造的堤防，规模比春秋时期都大，工程建设的质量更加坚固，建造的数量也大大增多，基本上很多大河上都建筑有大型的堤防，来有效的治理河流，为民造福，扩大生产。但是，因为战国时期各国都为割据状态，所以各国建设的地方只是照顾本国的利益，而不会多去想要兼顾别国的利益。倘若因为兼顾别国的利益使别国的国力有所增加的话，就算不是敌国，但对于本国却是中天然的威胁。因此，这种“以壑为邻”的现象，便会产生很多国家间矛盾，以及一些自然灾害。
而这些国家为了杜绝和减少这些矛盾和危害，便进行了无数的谈判，及一些解决方法，但所谓“自力更生，丰衣足食”，所以一切还是要靠自己。有什么问题，就尽量解决什么问题，这样才能在那样一个孤狼般地时代印象里存在，并绽放出自己的精彩。这样一来，各国都在不断兴建堤防建筑，从而一定程度上保障了人们的生产，和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
运河的开凿，加强了各地的交流
在战国时期，相较于春秋时期，各国更加的注重自身发展，这样落实的就是一项项新的政策和实际的工作，比如运河的开凿。当时，这开凿运河上有显著成绩的是魏国，这也是得益于魏国国家实力的提高和国君的胆识。当时的魏惠王把国都从安邑迁到大梁以后，需要考虑的就是将黄河南北两岸领土与国都大梁紧密地联系起来，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控制全国，影响力遍及全国。
于是，在公元前360年，便在黄河以南开凿了运河，即大沟。而大沟运河的开凿，也的确将魏国各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紧密地联系到了一起。为了扩大这种由开凿运河带来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魏国便决心要把境内的河流都连接到一起，从而形成一个巨大的水运交通网。这样做的好处就是使境内的交通更加便利，使水网遍布全国，水资源对农业和生产的积极影响更加扩大，极大的提升魏国的综合国力和国家的向心力，有利于封建社会的统一。
农业灌溉工程的兴修，扩大的农田规模
在当时，水灾严重，对农业生产造成了极大的隐患，不利于土地的保肥和农民的耕作。为了改善这一状况，西门豹至邺，动员人力开凿了十二道水渠，引导漳水灌溉农田，从而使得漳河由水害变成了水利。
可见，事物的两面性其实在于人如何去面对，如何去做。之后，魏襄王时的邺令史起，又继续开凿水渠，引漳水灌溉农田，使得邺一带的盐碱地得到了改良，可耕农田规模进一步扩大，推动了农业的发展。
除此之外，李冰主持兴修的都江堰也是起到了这一作用，将本来因为淤泥影响的水害，变成了造福百姓的水利，提高了农业生产力和人们的生活水平。秦昭王时，李冰做了蜀郡守他在前人治水的基础上，发动和依靠当地人民群众，在岷江出山流入平原的灌县，建成了一座集防洪、灌溉、航运等功能为一体的，举世瞩目的都江堰。都江堰不但具有节制水流的作用，还有调节水流的作用，从而使得川西平原旱涝期都能保证水源的平衡，农田肥沃，粮食保收，使成都平原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天府之国”。
而位于关中的郑国渠，同样也是一个规模宏伟壮观的大型灌溉工程，并将灌溉范围内的四万多公顷田地，都改造成了关中沃野，极大地造福了人民，提升了秦国的国力和生产力。
通过笔者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水利灌溉事业的发展，对一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都有着极大的推动作用。水利灌溉事业能够改善一地的土地和农业发展状况，从而提升整个社会的发展，为封建社会和封建经济的发展提供强大的发展助力。#历史云讲堂#
战国时期，随着冶铁技术的进步，生产出了很多铁器，为兴修水利提供了比较锋利的铁质工具，这就为大规模地挖掘泥土，开凿山石提供了一定的物质保障。而且随着封建体制的进一步发展，统治集团对社会和民间的控制和领导能力都大大加强，便于集中民力、物力和财力办大事，建设大型工事。这体现得就是封建统治集团对水利等大型基础设施的重视。
在水利灌溉事业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堤防的建筑、运河的开凿和农业灌溉工程的兴修。只有将这些全部都做到，才是一个比较成功的水利设施。不然，就是凭空的消耗民力、物力和财力，不利于社会和经济的发展。
堤防建筑的建设，保障了农业的生产
在水利事业中，堤防是防御洪水泛滥的重要措施。因为我国古代人们生活的范围，大部分都集聚在两河流域，其中更多的更是集中在黄河下游一带。因此，筑好堤防，就会保护好人们生产生活的宝贵结晶，维护好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地带。对于国家和社会来讲，建设堤防建筑，都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项。
战国时期建造的堤防，规模比春秋时期都大，工程建设的质量更加坚固，建造的数量也大大增多，基本上很多大河上都建筑有大型的堤防，来有效的治理河流，为民造福，扩大生产。但是，因为战国时期各国都为割据状态，所以各国建设的地方只是照顾本国的利益，而不会多去想要兼顾别国的利益。倘若因为兼顾别国的利益使别国的国力有所增加的话，就算不是敌国，但对于本国却是中天然的威胁。因此，这种“以壑为邻”的现象，便会产生很多国家间矛盾，以及一些自然灾害。
而这些国家为了杜绝和减少这些矛盾和危害，便进行了无数的谈判，及一些解决方法，但所谓“自力更生，丰衣足食”，所以一切还是要靠自己。有什么问题，就尽量解决什么问题，这样才能在那样一个孤狼般地时代印象里存在，并绽放出自己的精彩。这样一来，各国都在不断兴建堤防建筑，从而一定程度上保障了人们的生产，和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
运河的开凿，加强了各地的交流
在战国时期，相较于春秋时期，各国更加的注重自身发展，这样落实的就是一项项新的政策和实际的工作，比如运河的开凿。当时，这开凿运河上有显著成绩的是魏国，这也是得益于魏国国家实力的提高和国君的胆识。当时的魏惠王把国都从安邑迁到大梁以后，需要考虑的就是将黄河南北两岸领土与国都大梁紧密地联系起来，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控制全国，影响力遍及全国。
于是，在公元前360年，便在黄河以南开凿了运河，即大沟。而大沟运河的开凿，也的确将魏国各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紧密地联系到了一起。为了扩大这种由开凿运河带来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魏国便决心要把境内的河流都连接到一起，从而形成一个巨大的水运交通网。这样做的好处就是使境内的交通更加便利，使水网遍布全国，水资源对农业和生产的积极影响更加扩大，极大的提升魏国的综合国力和国家的向心力，有利于封建社会的统一。
农业灌溉工程的兴修，扩大的农田规模
在当时，水灾严重，对农业生产造成了极大的隐患，不利于土地的保肥和农民的耕作。为了改善这一状况，西门豹至邺，动员人力开凿了十二道水渠，引导漳水灌溉农田，从而使得漳河由水害变成了水利。
可见，事物的两面性其实在于人如何去面对，如何去做。之后，魏襄王时的邺令史起，又继续开凿水渠，引漳水灌溉农田，使得邺一带的盐碱地得到了改良，可耕农田规模进一步扩大，推动了农业的发展。
除此之外，李冰主持兴修的都江堰也是起到了这一作用，将本来因为淤泥影响的水害，变成了造福百姓的水利，提高了农业生产力和人们的生活水平。秦昭王时，李冰做了蜀郡守他在前人治水的基础上，发动和依靠当地人民群众，在岷江出山流入平原的灌县，建成了一座集防洪、灌溉、航运等功能为一体的，举世瞩目的都江堰。都江堰不但具有节制水流的作用，还有调节水流的作用，从而使得川西平原旱涝期都能保证水源的平衡，农田肥沃，粮食保收，使成都平原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天府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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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笔者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水利灌溉事业的发展，对一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都有着极大的推动作用。水利灌溉事业能够改善一地的土地和农业发展状况，从而提升整个社会的发展，为封建社会和封建经济的发展提供强大的发展助力。#历史云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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