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看点##财经##今日看盘##股票##投资##Ａ股##今日关注#
【A股“果链”供应商扩容 iPhone 14蓄势待发 价格看涨的苹果会更香？】
导读：苹果一直不希望依赖特定零组件供应商，而是根据需要不断对供应商进行调整，积极吸纳更多可靠的供应商。
iPhone 14面世在即，又有新的供应商加入了苹果“朋友圈”。
据天风国际分析师郭明錤称，圣邦微电子(圣邦股份，300661.SZ)的组件已通过苹果质量认证，加入了苹果的供应商名单，将为iPhone 14 Pro和iPhone 14 Pro Max提供组件。
有专业人士指出，如果消息属实，今年下半年推出的iPhone 14 Pro、iPhone 14 Pro Max有望使用圣邦微电子提供的电源管理芯片。
另一边，供应链上的企业也在为出货做准备，代工厂富士康、昌硕、达丰、日月光均在扩大招工，郑州富士康更是开出万元返工费的优厚条件，零部件供应商京东方、舜宇光学已开始生产。
苹果则在清库存、为新品预热，部分产品出现罕见打折，苹果官网显示，7月29日至8月1日期间，部分商品可享150-600元不等的优惠。
种种迹象表明，苹果正蓄势待发。不过，在本就疲软的消费电子市场，iPhone 14会是一针强心剂吗?市场行情变化对销量又会有何种影响?相关上市公司的业绩又会迎来什么样的变量?
果链“朋友圈”扩容
作为知名苹果分析师，郭明錤的发言一直是果链投资者关注的焦点。
他近期发文称，中国大陆圣邦微电子(SG Micro)已通过苹果iPhone 14的品质验证，预计其电源管理IC产品(电池与电平转换器，Level shifter)将可用于iPhone 14产品。
他表示，这是圣邦产品首次用于苹果高阶产品，代表技术水准在消费性电子领域，可与全球领导企业竞争。
郭明錤也认为，圣邦取得高阶iPhone订单，不仅技术于消费性电子应用达一线厂商水准，也为未来进入车用与服务器等更高阶应用打开了空间。
21世纪资本研究院了解到，圣邦微电子主营业务是高性能、高品质模拟和混合信号芯片的设计和销售，产品全面覆盖信号链和电源管理两大领域，持续拓展在物联网、可穿戴设备以及智能家居等新兴市场。
近日，21世纪资本研究院就此事以投资者身份致电圣邦股份，相关人员表示“公司致力于优质的产品技术和服务，对公司涉及到的客户企业以及非客户企业的相关消息不予置评”。
因为涉及到商业保密条款，上述表态可以说是果链企业针对相关业务的统一的“对外口径”。
此次苹果在新品发布前夕增加新的供应商，并不让市场意外。近年来，为了分散供应链风险，避免可能出现的零部件供应短缺以及提高零部件的性能质量，降低价格控制成本，苹果一直不希望依赖特定零组件供应商，而是根据需要不断对供应商进行调整，积极吸纳更多可靠的供应商。
本月初就传出京东方(000725.SZ)为苹果供货的消息，有机构称京东方OLED面板已经通过苹果iPhone 14认证，将为苹果iPhone 14提供6.1英寸OLED屏，数量为5000万块，约占总量的20%-25%。
值得一提的是，苹果供应链中的中国厂商数目也在逐步增多，数据统计显示，2016-2020年(不包括2019年)苹果公布的前200名核心供应商，中国企业分别为73家、85家、86家、96家。同时国内供应商打入苹果供应链的发展态势也愈加成熟，逐渐拓展至苹果Macbook、iPad、AirPods、Apple Watch等产品供应链，同时布局声学领域、无线充电、线性马达等领域。
供应链启动
各大果链供应商的备货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
21世纪资本研究院此前指出，富士康郑州厂区6月以来频繁发布招工信息，而大规模招工往往预示着苹果订单的饱和。进入7月，富士康仍在继续扩招，深圳和郑州两大生产基地均在招工，开出的条件也相当丰厚。
7月24日，富士康旗下负责苹果iPhone组装的业务部门iDPBG事业群发布消息称，今年生产高峰期已提前，郑州厂区自7月17日起，返费工最高达到1万元，小时工最高达到每小时28元。同时，富士康iDPBG事业群深圳厂区也在持续招工，奖金为每人5280元。
值得注意的是，一周之前发布的公告显示，即自7月10日起面试iDPBG事业群郑州厂区的新员工能拿到的返费最高只有7000元。这意味着。仅隔一周，郑州富士康就将入职返费提高了3000元。
对万元招工及新一代iPhone生产计划等问题，富士康方面回应称，“不评论客户及产品相关信息”。
除富士康外，昌硕、达丰、日月光都在大量招人，在各家劳务中介的报价单上，苹果在上海的几家主要代工厂均排名居前。其中，昌硕及世硕均为和硕子公司，后者为继富士康之后，iPhone的第二大代工厂;达丰为苹果电脑代工厂广达的子公司。
除了代工厂商，不少果链供应商也已经动起来。
多家果链上市公司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均表示，步入传统旺季，从大客户的订单来看，今年与往年情况类似，并没有业内普遍出现的较大滑坡。蓝思科技(300433.SZ)、闻泰科技(600745.SH)等大陆果链供应商已经开启了大量招工模式。
有消息人士指出，京东方将在7月份提前投入生产，9月初就能开始批量出货，把OLED屏幕运往富士康等苹果代工厂手中。
为iPhone系列供应镜头的舜宇光学(02382.HK)表示，与“北美大客户”沟通进展顺利，开始初步参与到新手机订单中。
不过，面板、内存供应商情况却不太乐观。有消息称，今年苹果交货的时间，预计会从第三季度推迟至第四季度，原因是部分iPhone 14面板和内存供应商出现了供应问题。
其中，面板主要是因为LG Display在iPhone 14/iPhone 14 Max两款机型的屏幕面板上出了问题，供应链出现缺口，影响生产进度。短期内需要通过三星和京东方填补，目前供应问题不大，随着LG问题的解决，供应有望跟上。
内存方面，原定三星、海力士、美光为其内存供应商，但因美光和海力士的产品认证较晚，前期暂时只有三星可以供货，产能或将下降，最早可能要到2022年第四季度出货，拖慢了量产节奏。
郭明錤表示，部分iPhone 14面板和内存供应商出现了供应问题，但这对即将开始的大规模量产工作影响有限，因为其他供应商可以填补供应缺口。
无独有偶，就在7月28日，郭明錤又透露称，玉晶光电提供的一些相机镜头“存在涂层裂纹(膜裂)质量问题”，而Genius最多需要两个月的时间来解决其镜片的涂层裂纹问题。苹果已经将大约1000万片镜头的订单从玉晶光电转移到大立光电，以避免iPhone 14生产出货出现重大延误。
iPhone 14高处亦胜寒?
在全球消费电子下行的大背景下，虽然市场逢“果”必动，但目前行情到底如何?iPhone 14会是市场的一针强心剂吗?
结合各方观点来看，苹果大量备货是出于对中国市场需求的乐观估计。虽然目前国内安卓厂商一片哀嚎，但面向高端市场的苹果却波及不大，相较低端产品更为“耐寒”。
7月初，郭明錤反驳了台积电已将iPhone 14芯片订单减少10%的报道，并认为苹果有希望维持最初的生产预期。他预测，苹果即将在秋季发布会推出的iPhone 14系列新机可能会比已经大受欢迎的iPhone 13系列更受市场青睐。
郭明錤称，以他对中国经销商、零售商和黄牛的最新调查结果来看，中国市场对iPhone 14的需求将明显高于iPhone 13，为此，他们还不得不为iPhone 14支付了有史以来最多的订金，以期能确保稳定供货。他透露，在国内市场上，iPhone 14的订金相比某些地区甚至足足翻了一倍，这在往年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iPhone在7月到8月的销量为这一点提供了佐证。由于每年苹果都是在9月将推出新机型，因此iPhone的销量通常会在7月至8月期间放缓，但据报道，今年7月的iPhone 13系列出货量比去年同期高出三分之一，这表明该设备的需求持续增长。
研究机构Counterpoint Research资深分析师Ivan Lam表示，预计苹果手机2023年销售量仍会较2022年小幅增长3%。而在整体消费者心态的变化中，苹果的受众群体受到影响可能是当中最小的。
值得注意的是，苹果官方罕见在新机尚未发布之前，为“市面最新产品”打折。苹果官网显示，7月29日至8月1日期间，部分商品可享150-600元不等的优惠。由于iPhone 14系列机型还未上市，苹果目前优惠的iPhone 13全系产品已经是市面上存在的“最新产品”。这对苹果来说实属少见，因为此前一般都是等新机上市之后再对旧款机型降价。
对于苹果此次的“罕见降价”，业界认为这可能与手机市场普遍表现低迷有关。根据Canalys最近的一份报告，2022年第二季度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同比下降9%。小米、OPPO、vivo和其他中国品牌的智能手机普遍经历了销量和出货量的下降。不过苹果却取得了17%的市场份额，实现同比增长3%。
在华为缺芯之下，苹果压低了价格，也进一步打开了高端产品市场。湘财证券称，由于iPhone尚有超过7亿的潜在换机用户，预计iPhone销量仍将小幅增长。受益于苹果公司的供应链管理策略，国内厂商在面板、整机组装等领域的供应份额均有望大幅提升，今年iPhone新机的创新也将为果链厂商带来增量需求。
不过iPhone 14 系列，苹果似乎不想再采取降价增量的策略。21世纪资本研究院此前报道，iPhone 14在国内的起售价将涨至6199元，1TB版iPhone 14 Pro Max则达到14000元以上。虽然当下大多数的爆料与信息说明，iPhone 14系列涨价势在必行，但从苹果历次的定价来看，还是比较谨慎的。
自iPhone 12起，苹果就采取了更为亲近消费者的定价策略，保证其基础款的价格能够被其主要的消费群体接受，从后续销量及苹果在高端市场的份额来看，该策略无疑是非常成功的。Ivan Lam表示，“个人认为，苹果不会改变此前的定价策略，但因为成本上涨，可能会在pro或pro max等高配置版本上价格进一步上探，以维持利润水平。”
涨价是否为烟雾弹，消费者又是否愿意为苹果付出更高价格，还有待官方消息和市场反应。
【A股“果链”供应商扩容 iPhone 14蓄势待发 价格看涨的苹果会更香？】
导读：苹果一直不希望依赖特定零组件供应商，而是根据需要不断对供应商进行调整，积极吸纳更多可靠的供应商。
iPhone 14面世在即，又有新的供应商加入了苹果“朋友圈”。
据天风国际分析师郭明錤称，圣邦微电子(圣邦股份，300661.SZ)的组件已通过苹果质量认证，加入了苹果的供应商名单，将为iPhone 14 Pro和iPhone 14 Pro Max提供组件。
有专业人士指出，如果消息属实，今年下半年推出的iPhone 14 Pro、iPhone 14 Pro Max有望使用圣邦微电子提供的电源管理芯片。
另一边，供应链上的企业也在为出货做准备，代工厂富士康、昌硕、达丰、日月光均在扩大招工，郑州富士康更是开出万元返工费的优厚条件，零部件供应商京东方、舜宇光学已开始生产。
苹果则在清库存、为新品预热，部分产品出现罕见打折，苹果官网显示，7月29日至8月1日期间，部分商品可享150-600元不等的优惠。
种种迹象表明，苹果正蓄势待发。不过，在本就疲软的消费电子市场，iPhone 14会是一针强心剂吗?市场行情变化对销量又会有何种影响?相关上市公司的业绩又会迎来什么样的变量?
果链“朋友圈”扩容
作为知名苹果分析师，郭明錤的发言一直是果链投资者关注的焦点。
他近期发文称，中国大陆圣邦微电子(SG Micro)已通过苹果iPhone 14的品质验证，预计其电源管理IC产品(电池与电平转换器，Level shifter)将可用于iPhone 14产品。
他表示，这是圣邦产品首次用于苹果高阶产品，代表技术水准在消费性电子领域，可与全球领导企业竞争。
郭明錤也认为，圣邦取得高阶iPhone订单，不仅技术于消费性电子应用达一线厂商水准，也为未来进入车用与服务器等更高阶应用打开了空间。
21世纪资本研究院了解到，圣邦微电子主营业务是高性能、高品质模拟和混合信号芯片的设计和销售，产品全面覆盖信号链和电源管理两大领域，持续拓展在物联网、可穿戴设备以及智能家居等新兴市场。
近日，21世纪资本研究院就此事以投资者身份致电圣邦股份，相关人员表示“公司致力于优质的产品技术和服务，对公司涉及到的客户企业以及非客户企业的相关消息不予置评”。
因为涉及到商业保密条款，上述表态可以说是果链企业针对相关业务的统一的“对外口径”。
此次苹果在新品发布前夕增加新的供应商，并不让市场意外。近年来，为了分散供应链风险，避免可能出现的零部件供应短缺以及提高零部件的性能质量，降低价格控制成本，苹果一直不希望依赖特定零组件供应商，而是根据需要不断对供应商进行调整，积极吸纳更多可靠的供应商。
本月初就传出京东方(000725.SZ)为苹果供货的消息，有机构称京东方OLED面板已经通过苹果iPhone 14认证，将为苹果iPhone 14提供6.1英寸OLED屏，数量为5000万块，约占总量的20%-25%。
值得一提的是，苹果供应链中的中国厂商数目也在逐步增多，数据统计显示，2016-2020年(不包括2019年)苹果公布的前200名核心供应商，中国企业分别为73家、85家、86家、96家。同时国内供应商打入苹果供应链的发展态势也愈加成熟，逐渐拓展至苹果Macbook、iPad、AirPods、Apple Watch等产品供应链，同时布局声学领域、无线充电、线性马达等领域。
供应链启动
各大果链供应商的备货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
21世纪资本研究院此前指出，富士康郑州厂区6月以来频繁发布招工信息，而大规模招工往往预示着苹果订单的饱和。进入7月，富士康仍在继续扩招，深圳和郑州两大生产基地均在招工，开出的条件也相当丰厚。
7月24日，富士康旗下负责苹果iPhone组装的业务部门iDPBG事业群发布消息称，今年生产高峰期已提前，郑州厂区自7月17日起，返费工最高达到1万元，小时工最高达到每小时28元。同时，富士康iDPBG事业群深圳厂区也在持续招工，奖金为每人5280元。
值得注意的是，一周之前发布的公告显示，即自7月10日起面试iDPBG事业群郑州厂区的新员工能拿到的返费最高只有7000元。这意味着。仅隔一周，郑州富士康就将入职返费提高了3000元。
对万元招工及新一代iPhone生产计划等问题，富士康方面回应称，“不评论客户及产品相关信息”。
除富士康外，昌硕、达丰、日月光都在大量招人，在各家劳务中介的报价单上，苹果在上海的几家主要代工厂均排名居前。其中，昌硕及世硕均为和硕子公司，后者为继富士康之后，iPhone的第二大代工厂;达丰为苹果电脑代工厂广达的子公司。
除了代工厂商，不少果链供应商也已经动起来。
多家果链上市公司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均表示，步入传统旺季，从大客户的订单来看，今年与往年情况类似，并没有业内普遍出现的较大滑坡。蓝思科技(300433.SZ)、闻泰科技(600745.SH)等大陆果链供应商已经开启了大量招工模式。
有消息人士指出，京东方将在7月份提前投入生产，9月初就能开始批量出货，把OLED屏幕运往富士康等苹果代工厂手中。
为iPhone系列供应镜头的舜宇光学(02382.HK)表示，与“北美大客户”沟通进展顺利，开始初步参与到新手机订单中。
不过，面板、内存供应商情况却不太乐观。有消息称，今年苹果交货的时间，预计会从第三季度推迟至第四季度，原因是部分iPhone 14面板和内存供应商出现了供应问题。
其中，面板主要是因为LG Display在iPhone 14/iPhone 14 Max两款机型的屏幕面板上出了问题，供应链出现缺口，影响生产进度。短期内需要通过三星和京东方填补，目前供应问题不大，随着LG问题的解决，供应有望跟上。
内存方面，原定三星、海力士、美光为其内存供应商，但因美光和海力士的产品认证较晚，前期暂时只有三星可以供货，产能或将下降，最早可能要到2022年第四季度出货，拖慢了量产节奏。
郭明錤表示，部分iPhone 14面板和内存供应商出现了供应问题，但这对即将开始的大规模量产工作影响有限，因为其他供应商可以填补供应缺口。
无独有偶，就在7月28日，郭明錤又透露称，玉晶光电提供的一些相机镜头“存在涂层裂纹(膜裂)质量问题”，而Genius最多需要两个月的时间来解决其镜片的涂层裂纹问题。苹果已经将大约1000万片镜头的订单从玉晶光电转移到大立光电，以避免iPhone 14生产出货出现重大延误。
iPhone 14高处亦胜寒?
在全球消费电子下行的大背景下，虽然市场逢“果”必动，但目前行情到底如何?iPhone 14会是市场的一针强心剂吗?
结合各方观点来看，苹果大量备货是出于对中国市场需求的乐观估计。虽然目前国内安卓厂商一片哀嚎，但面向高端市场的苹果却波及不大，相较低端产品更为“耐寒”。
7月初，郭明錤反驳了台积电已将iPhone 14芯片订单减少10%的报道，并认为苹果有希望维持最初的生产预期。他预测，苹果即将在秋季发布会推出的iPhone 14系列新机可能会比已经大受欢迎的iPhone 13系列更受市场青睐。
郭明錤称，以他对中国经销商、零售商和黄牛的最新调查结果来看，中国市场对iPhone 14的需求将明显高于iPhone 13，为此，他们还不得不为iPhone 14支付了有史以来最多的订金，以期能确保稳定供货。他透露，在国内市场上，iPhone 14的订金相比某些地区甚至足足翻了一倍，这在往年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iPhone在7月到8月的销量为这一点提供了佐证。由于每年苹果都是在9月将推出新机型，因此iPhone的销量通常会在7月至8月期间放缓，但据报道，今年7月的iPhone 13系列出货量比去年同期高出三分之一，这表明该设备的需求持续增长。
研究机构Counterpoint Research资深分析师Ivan Lam表示，预计苹果手机2023年销售量仍会较2022年小幅增长3%。而在整体消费者心态的变化中，苹果的受众群体受到影响可能是当中最小的。
值得注意的是，苹果官方罕见在新机尚未发布之前，为“市面最新产品”打折。苹果官网显示，7月29日至8月1日期间，部分商品可享150-600元不等的优惠。由于iPhone 14系列机型还未上市，苹果目前优惠的iPhone 13全系产品已经是市面上存在的“最新产品”。这对苹果来说实属少见，因为此前一般都是等新机上市之后再对旧款机型降价。
对于苹果此次的“罕见降价”，业界认为这可能与手机市场普遍表现低迷有关。根据Canalys最近的一份报告，2022年第二季度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同比下降9%。小米、OPPO、vivo和其他中国品牌的智能手机普遍经历了销量和出货量的下降。不过苹果却取得了17%的市场份额，实现同比增长3%。
在华为缺芯之下，苹果压低了价格，也进一步打开了高端产品市场。湘财证券称，由于iPhone尚有超过7亿的潜在换机用户，预计iPhone销量仍将小幅增长。受益于苹果公司的供应链管理策略，国内厂商在面板、整机组装等领域的供应份额均有望大幅提升，今年iPhone新机的创新也将为果链厂商带来增量需求。
不过iPhone 14 系列，苹果似乎不想再采取降价增量的策略。21世纪资本研究院此前报道，iPhone 14在国内的起售价将涨至6199元，1TB版iPhone 14 Pro Max则达到14000元以上。虽然当下大多数的爆料与信息说明，iPhone 14系列涨价势在必行，但从苹果历次的定价来看，还是比较谨慎的。
自iPhone 12起，苹果就采取了更为亲近消费者的定价策略，保证其基础款的价格能够被其主要的消费群体接受，从后续销量及苹果在高端市场的份额来看，该策略无疑是非常成功的。Ivan Lam表示，“个人认为，苹果不会改变此前的定价策略，但因为成本上涨，可能会在pro或pro max等高配置版本上价格进一步上探，以维持利润水平。”
涨价是否为烟雾弹，消费者又是否愿意为苹果付出更高价格，还有待官方消息和市场反应。
【听证会开进传统村落】近日，一场公开听证会开进了敖汉旗丰收乡宋杖子村这座传统村落。宋杖子村距今已有200余年历史，2016年被列入第四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前段时间，敖汉旗检察院发现，该村在管理、保护方面存在漏洞，致使传统风貌遭到破坏，遂向两个责任单位发出诉前检察建议。两单位根据检察建议，围绕专人管护、完善消防设施等方面进行了整改，并将传统村落保护内容纳入村规民约。为确保整改到位，敖汉旗检察院召开公开听证会，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群众代表进行现场监督。听取情况介绍后，听证员经讨论一致认为，相关保护责任单位已经履职到位，社会公益得到了有效维护。https://t.cn/A6a1kGyI
#故纸寻迹#【天降“昆明湖”！从排走变留住，#北京如何留住了水资源#？】7月以来，京城急雨频至，人们常常听着雨声入睡，又听着雨声醒来。眼下已进入“七下八上”的主汛期，“三季少雨，一夏水”的降雨特点，使得北京汛期降水量的多寡决定了全年降水量的丰枯。
曾几何时，北京人对于雨水的传统观念是希望“快来快走”，但随着城市发展与水资源紧缺的矛盾加剧，人们对雨水的态度逐渐从“排出去”转变为“想留住”，从对立转变为和解，进而加以利用，化雨成“金”。
雨水，曾被视同于污水
北京在华北平原上属于“缺水区”，气候比较干旱，一年中的降雨往往集中在夏季汛期。过去，住在北京城里的人，一直在受雨水的气，北京人对雨水的情感，可以说是又爱又恨——一场雨下来，城里常常就遭了殃，积水成患，污水泛滥，原有下水道非塌即堵，形同虚设。那时候，海淀镇有一个“蝎子湖”，平时存臭水，热天生蚊蝇，下雨后水涨起来便堵住居民的家门口，出门得蹚水；宣武门外一带，大雨后路上积水成患，十几天不退……因此，在老百姓心中，雨水和污水无异。
北京日报1954年8月17日2版刊登的《和污水雨水的斗争》一文中提到，清朝光绪十六年，大臣周天霖给光绪皇帝上过一个奏折，详细地陈述了北京的水患：“……自上月二十八日大雨淋漓，前三门外水无归宿，家家存水，墙倒屋坍……每当暑雨蒸潮，黄潦（脏水）满街，浊污流溢，民间疠疫（传染病）大作。”
过去，雨水和污水为害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前人留给北京的280多公里长的下水道，只有20公里勉强能排水，其余不是塌就是堵。遇见大雨，天桥四周一片汪洋，住在这里的居民出门得坐在门板上划着走，更别提普通人家聚居的地方，雨水一冲，粪场里的排泄物就向房子里倒灌，大尾巴蛆在炕上、墙上爬来爬去。
因此，在新中国成立的第一年，北京便将消灭明沟和死水坑作为重点卫生工程，同时向排除污水与雨水宣战。
1953年4月24日，时任北京市人民政府卫生工程局副局长陈明绍在北京日报2版发表署名文章《为排除北京市的雨水和污水而斗争》，倡议全市人民为排除雨水和污水行动起来。当年，本市启动下水道和河湖的修建工程，其中占比最大的工程就是新建下水道108.76公里，相当于当时内城5个城圈的长度。
四海下水道是这一年下水道工程中最大的一项。东直门和朝阳门之间，沿着城墙根的绿草地上搭起了工棚，墙上打开一个十六公尺宽的缺口，给四海（积水潭、什刹前海、什刹后海、西小海）下水道干线开放了大门。过去，四海一带的雨水没地方去，就顺着地势连泥带水流进了四海，常年淤积的污泥使四海越来越浅。四海疏浚后，这一带的雨水暂时被引到御河，可是御河容量太小，每遇大雨，什刹海、积水潭周围便成了水乡；附近居民的院里，水淹没了膝盖；经过北京饭店门前的汽车常常被水弄得灭火抛锚。直到四海下水道建好后，雨水才得以沿着这条下水道经过宽街、张自忠路、东四十条胡同，穿过城墙流入东护城河。（1953年4月24日《北京日报》2版，《四海下水道工程》）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五年，北京除了疏通原有280多公里的下水道之外，还新建了200多公里的下水道。耗时费力的下水道工程，在当时被视为解决雨水、污水排泄的最佳途径。
从“排出去”，到“想留住”
北京城的排水工程从上世纪50年代一直持续到80年代。截止到1981年，北京市区下水道总长度为1400多公里，增长了5倍多，明显改善了市区排水状况。
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又开始意识到另一个问题：北京缺水。
“三季少雨，一夏水”是北京降水的特点。上世纪60年代，春季雨水平均在60毫米左右，约为全年总降水量的10%；一入夏季，雨水突然增多，平均达450毫米，约占总降水量的74%。降水过分集中的弊端就是，春季各种春播作物可以开始播种的时候，常常因为雨水少而延迟播种期，或是需要抗旱播种。这对于农业生产很不利。（1961年5月19日《北京日报》3版，《天上来的水》）
上世纪70年代，北京连遇旱年，缺水这个现实阻碍了民生和城市的发展。捉襟见肘的雨水一股脑儿倾倒在汛期那几个月，结果是城里淹了，乡下涝了，山里冲了，河滩漫了，还得为此劳民耗资开挖排水河道。
当时，郊区农业复种面积逐年增加、农作物需水量增多，再加上春旱严重、水库蓄水量减少，水源不足与农业增产的矛盾尤为突出。
通县在历年小麦生产中，都遇到一个难题：春天，小麦需要及时春灌，而这时候几乎年年干旱，再加上全县复种面积增加，水源更显不足；秋天，用水量小，雨水却比较勤，容易受涝。
1972年，为解决春旱秋涝这个气候特点给农业生产带来的困境，通县决定利用汛期拦蓄雨水，灌溉水利。在全县水利工作汇报会上，通县县委总结推广了台湖公社利用坑塘蓄积雨水，并趁汛期水源充足时闸沟截流蓄水等“春旱冬抗”的经验。当年汛期，通县十座拦河闸，除北关闸和师姑庄闸外，均关闸蓄水，以便冬春灌白地、浇小麦。“春旱冬抗”成为当时郊区农业对抗春旱的一项有效措施，并推广开来。（1972年10月20日《北京日报》1版，《拦蓄利用地上水 为夺取明年丰收做准备》）
郊区从雨水的利用中尝到了甜头。而那时候，北京每年汛期出境水量大约10亿立方米，着实大有可为——利用了雨水，不仅有助于缓解农业生产用水的紧张，也增加了城市的供水保证。郊区利用雨水灌溉农田，城区利用雨水补充生活用水，甚至涵养地下水，合理利用水资源的局面也就打开了。
从此，北京市政府相关部门对雨水的态度便从“怎么排出去”转变为“怎么留得住”，汛期雨水收集和利用成为破解用水难的出路之一。
关闸蓄水，尝试雨洪初利用
俗话说，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就受穷。怎么才能留得住雨水？如何在汛期尽可能多地收集利用雨水？这是水利部门日夜算计的难题。
上世纪80年代，110公里长的京密引水渠和几条护城河以及通惠河，既有供水任务，又有排洪功能，汛期还担负着从密云水库给京城供水的重任。北京市水利局管理河道多年的邹玉芬突发奇想：能不能把河、渠上的节制闸闸上，利用雨水给城市供水？
这样做是有风险的。如果暴雨引发山洪，高水位运行的京密引水渠或其他河道憋崩了怎么办？
然而，将汛期的降水留住、开发利用雨洪资源是北京市研究多年的课题，邹玉芬和同事们决定搏一把。他们精心设计了一个方案递交上去，不曾想，方案很快就批复了。全市上下开发利用雨洪资源的决心可见一斑。
最后成效如何呢？一组数据喜人：1988年汛期，密云和官厅两大水库关闸48天，拦蓄河道中积流向北京城供水，当年水库少放水0.93亿立方米。此后7年中，根据汛期的不同情况，北京共节约库水4亿立方米，相当于一米见方的“水龙”绕地球10圈。
与此同时，藏水于京城地下也是一个大胆的实践。1994年汛期，本市利用暴雨和洪水，在河道中适时放闸拦蓄，回灌地下水5亿立方米，使本市地下水位比前一年同期普遍回升0.98米。（1995年3月6日《北京日报》6版，《京城女水官》）
城里的雨水，也派上了大用场
关闸蓄水成效固然显著，但雨可不只是下在郊区、水库，城里在雨水收集上也亟待大做文章。
此前，城市里的水文章主要做在节水上面，1990年北京还因此被评为全国节水先进城市。但光节流是不够的，还得开源。本市确立了“三盆水”管水新思路，即把天上水、地上水、地下水这“三盆水”联合调度，减缓地下水位下降速度。
1980年至1990年，全市地下水位年平均下降38厘米。经过优化调度，1991年至1998年，这一数字减少到18厘米，相当于每年少开采地下水2亿立方米左右。1998年前8个月，本市对雨水的控制利用率达80.1%。（1998年9月10日《北京日报》1版，《天上降雨地面拦地下用水精打算》）
上世纪90年代末期，北京在经济发展、城市规模扩张和人口增长的形势下，供水紧张局面再度显现。当时，城区建成区的面积不断扩大，不透水地面随之增加，而此前建设的雨水管道控制面积有限，因此降雨后雨水横流，不能顺利入渗地下。在丰水年份，北京约有7亿立方米雨洪出境，白白浪费。
针对这些问题，北京市把“雨水收集利用”列作应对21世纪初期供水紧张局面的26条措施之一。
2000年，城区汛期降雨利用有了突破性进展。由中德合作投资6355万元的“城区雨洪控制与利用”项目正式启动，被寄予厚望。根据北京城的特点，中德专家打造了4个示范区，控制面积达36公顷。在示范区建成雨水收集与传输、雨洪处理与利用、雨洪回补地下水及雨洪控制系统，同时将雨洪滞蓄系统和景观工程结合，将其用作卫生间冲洗、路面喷洒、绿地灌溉、洗车等市政杂用。按照设想，该工程推广实施后，城区将有30%的雨洪得以有效利用。（2000年1月3日《北京日报》5版，《留住雨水润京城》）
2003年汛期的一场急雨使北京不少街道积了水、小区“城门失守”，而西城区双紫园小区内却是另一番光景。北京日报记者探访发现，双紫园小区内没有积水漫流，也没有车子一过污水四溅的情形出现。雨过天晴之后，小区的雨水池里还增加了近百立方米用于喷灌、洗车的回收水。
双紫园小区正是城区雨洪项目的获益者。小区引进了德国先进的雨洪利用技术与设备，经过处理后的雨水达到三类水质标准，可用于洗车和灌溉等。2003年前7个月，小区共回收500余立方米雨水，加上经过处理的生活污水，小区浇灌、洗车，甚至音乐喷泉已经完全不用自来水了。
这一场雨，包括双紫园小区在内的6个雨水利用示范小区通过了检验。雨水利用所带来的生态效益可观：小区雨水不外排，减轻了城市排水和防洪压力，通过雨水回灌还可以防止地下水过度开采，形成良性循环。（2003年8月16日《北京日报》7版，《天上雨再大 地面不积水》）
防汛变迎汛，蓄出“昆明湖”
2005年临近汛期时，时任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岐山调研、督察本市防汛工作时强调，北京是个严重缺水的城市，汛期中一定要把水文章做足，既要防汛又要迎汛，为北京积聚好水。（2005年5月22日《北京日报》1版，《既要防汛又要迎汛把水文章做足》）
这一年，北京首次变防汛为迎汛。实现这个转变，有赖于集雨工程的推广。据统计，截至2005年6月，北京市节水管理中心在城区建成22个集雨工程，年利用雨水资源达到35万立方米。（2005年6月6日《北京日报》9版，《北京，把雨水留住》）
防汛变迎汛的第二年雨季，北京集雨工程更上一层楼：宣武区万寿公园在地下挖的5个雨水收集回灌井、海淀区26个单位和居民楼收集楼顶雨水的“集雨樽”等分布在社区、机关、学校、公园里的100处集雨工程，共留住雨水200万立方米，相当于一个昆明湖的蓄水量。
雨水利用由此进入了北京市下一年的“折子工程”，城市雨水利用工程全面推广。到2009年主汛期尾声，从天而降的“昆明湖”增至21个。（2009年8月13日《北京日报》5版，《21个“昆明湖”从天而降驻留京城》）
政府推广集雨工程的同时，各行各业也在行动。北京市政协委员建议制定集雨奖罚政策、多建集雨示范工程、建设地下蓄水系统、推广雨水渗透设施；密云水库间伐上游“小老树”，送雨入密云水库；京城公园各出妙招，如植物园打造人工湖“喂”百万平方米绿地、陶然亭公园实现全园中水绿化灌溉……细算下来，一年节水能有几百万吨。
2016年，北京入选国家第二批海绵城市建设试点，多年来悉心打造的雨水吸纳、蓄渗和利用工程有了更大的用武之地。如今，日趋成熟的雨水收集利用理念和设施，正在北京水资源优化配置中发挥着不可小觑的作用。（北京日报客户端 记者汪丹）
曾几何时，北京人对于雨水的传统观念是希望“快来快走”，但随着城市发展与水资源紧缺的矛盾加剧，人们对雨水的态度逐渐从“排出去”转变为“想留住”，从对立转变为和解，进而加以利用，化雨成“金”。
雨水，曾被视同于污水
北京在华北平原上属于“缺水区”，气候比较干旱，一年中的降雨往往集中在夏季汛期。过去，住在北京城里的人，一直在受雨水的气，北京人对雨水的情感，可以说是又爱又恨——一场雨下来，城里常常就遭了殃，积水成患，污水泛滥，原有下水道非塌即堵，形同虚设。那时候，海淀镇有一个“蝎子湖”，平时存臭水，热天生蚊蝇，下雨后水涨起来便堵住居民的家门口，出门得蹚水；宣武门外一带，大雨后路上积水成患，十几天不退……因此，在老百姓心中，雨水和污水无异。
北京日报1954年8月17日2版刊登的《和污水雨水的斗争》一文中提到，清朝光绪十六年，大臣周天霖给光绪皇帝上过一个奏折，详细地陈述了北京的水患：“……自上月二十八日大雨淋漓，前三门外水无归宿，家家存水，墙倒屋坍……每当暑雨蒸潮，黄潦（脏水）满街，浊污流溢，民间疠疫（传染病）大作。”
过去，雨水和污水为害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前人留给北京的280多公里长的下水道，只有20公里勉强能排水，其余不是塌就是堵。遇见大雨，天桥四周一片汪洋，住在这里的居民出门得坐在门板上划着走，更别提普通人家聚居的地方，雨水一冲，粪场里的排泄物就向房子里倒灌，大尾巴蛆在炕上、墙上爬来爬去。
因此，在新中国成立的第一年，北京便将消灭明沟和死水坑作为重点卫生工程，同时向排除污水与雨水宣战。
1953年4月24日，时任北京市人民政府卫生工程局副局长陈明绍在北京日报2版发表署名文章《为排除北京市的雨水和污水而斗争》，倡议全市人民为排除雨水和污水行动起来。当年，本市启动下水道和河湖的修建工程，其中占比最大的工程就是新建下水道108.76公里，相当于当时内城5个城圈的长度。
四海下水道是这一年下水道工程中最大的一项。东直门和朝阳门之间，沿着城墙根的绿草地上搭起了工棚，墙上打开一个十六公尺宽的缺口，给四海（积水潭、什刹前海、什刹后海、西小海）下水道干线开放了大门。过去，四海一带的雨水没地方去，就顺着地势连泥带水流进了四海，常年淤积的污泥使四海越来越浅。四海疏浚后，这一带的雨水暂时被引到御河，可是御河容量太小，每遇大雨，什刹海、积水潭周围便成了水乡；附近居民的院里，水淹没了膝盖；经过北京饭店门前的汽车常常被水弄得灭火抛锚。直到四海下水道建好后，雨水才得以沿着这条下水道经过宽街、张自忠路、东四十条胡同，穿过城墙流入东护城河。（1953年4月24日《北京日报》2版，《四海下水道工程》）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五年，北京除了疏通原有280多公里的下水道之外，还新建了200多公里的下水道。耗时费力的下水道工程，在当时被视为解决雨水、污水排泄的最佳途径。
从“排出去”，到“想留住”
北京城的排水工程从上世纪50年代一直持续到80年代。截止到1981年，北京市区下水道总长度为1400多公里，增长了5倍多，明显改善了市区排水状况。
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又开始意识到另一个问题：北京缺水。
“三季少雨，一夏水”是北京降水的特点。上世纪60年代，春季雨水平均在60毫米左右，约为全年总降水量的10%；一入夏季，雨水突然增多，平均达450毫米，约占总降水量的74%。降水过分集中的弊端就是，春季各种春播作物可以开始播种的时候，常常因为雨水少而延迟播种期，或是需要抗旱播种。这对于农业生产很不利。（1961年5月19日《北京日报》3版，《天上来的水》）
上世纪70年代，北京连遇旱年，缺水这个现实阻碍了民生和城市的发展。捉襟见肘的雨水一股脑儿倾倒在汛期那几个月，结果是城里淹了，乡下涝了，山里冲了，河滩漫了，还得为此劳民耗资开挖排水河道。
当时，郊区农业复种面积逐年增加、农作物需水量增多，再加上春旱严重、水库蓄水量减少，水源不足与农业增产的矛盾尤为突出。
通县在历年小麦生产中，都遇到一个难题：春天，小麦需要及时春灌，而这时候几乎年年干旱，再加上全县复种面积增加，水源更显不足；秋天，用水量小，雨水却比较勤，容易受涝。
1972年，为解决春旱秋涝这个气候特点给农业生产带来的困境，通县决定利用汛期拦蓄雨水，灌溉水利。在全县水利工作汇报会上，通县县委总结推广了台湖公社利用坑塘蓄积雨水，并趁汛期水源充足时闸沟截流蓄水等“春旱冬抗”的经验。当年汛期，通县十座拦河闸，除北关闸和师姑庄闸外，均关闸蓄水，以便冬春灌白地、浇小麦。“春旱冬抗”成为当时郊区农业对抗春旱的一项有效措施，并推广开来。（1972年10月20日《北京日报》1版，《拦蓄利用地上水 为夺取明年丰收做准备》）
郊区从雨水的利用中尝到了甜头。而那时候，北京每年汛期出境水量大约10亿立方米，着实大有可为——利用了雨水，不仅有助于缓解农业生产用水的紧张，也增加了城市的供水保证。郊区利用雨水灌溉农田，城区利用雨水补充生活用水，甚至涵养地下水，合理利用水资源的局面也就打开了。
从此，北京市政府相关部门对雨水的态度便从“怎么排出去”转变为“怎么留得住”，汛期雨水收集和利用成为破解用水难的出路之一。
关闸蓄水，尝试雨洪初利用
俗话说，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就受穷。怎么才能留得住雨水？如何在汛期尽可能多地收集利用雨水？这是水利部门日夜算计的难题。
上世纪80年代，110公里长的京密引水渠和几条护城河以及通惠河，既有供水任务，又有排洪功能，汛期还担负着从密云水库给京城供水的重任。北京市水利局管理河道多年的邹玉芬突发奇想：能不能把河、渠上的节制闸闸上，利用雨水给城市供水？
这样做是有风险的。如果暴雨引发山洪，高水位运行的京密引水渠或其他河道憋崩了怎么办？
然而，将汛期的降水留住、开发利用雨洪资源是北京市研究多年的课题，邹玉芬和同事们决定搏一把。他们精心设计了一个方案递交上去，不曾想，方案很快就批复了。全市上下开发利用雨洪资源的决心可见一斑。
最后成效如何呢？一组数据喜人：1988年汛期，密云和官厅两大水库关闸48天，拦蓄河道中积流向北京城供水，当年水库少放水0.93亿立方米。此后7年中，根据汛期的不同情况，北京共节约库水4亿立方米，相当于一米见方的“水龙”绕地球10圈。
与此同时，藏水于京城地下也是一个大胆的实践。1994年汛期，本市利用暴雨和洪水，在河道中适时放闸拦蓄，回灌地下水5亿立方米，使本市地下水位比前一年同期普遍回升0.98米。（1995年3月6日《北京日报》6版，《京城女水官》）
城里的雨水，也派上了大用场
关闸蓄水成效固然显著，但雨可不只是下在郊区、水库，城里在雨水收集上也亟待大做文章。
此前，城市里的水文章主要做在节水上面，1990年北京还因此被评为全国节水先进城市。但光节流是不够的，还得开源。本市确立了“三盆水”管水新思路，即把天上水、地上水、地下水这“三盆水”联合调度，减缓地下水位下降速度。
1980年至1990年，全市地下水位年平均下降38厘米。经过优化调度，1991年至1998年，这一数字减少到18厘米，相当于每年少开采地下水2亿立方米左右。1998年前8个月，本市对雨水的控制利用率达80.1%。（1998年9月10日《北京日报》1版，《天上降雨地面拦地下用水精打算》）
上世纪90年代末期，北京在经济发展、城市规模扩张和人口增长的形势下，供水紧张局面再度显现。当时，城区建成区的面积不断扩大，不透水地面随之增加，而此前建设的雨水管道控制面积有限，因此降雨后雨水横流，不能顺利入渗地下。在丰水年份，北京约有7亿立方米雨洪出境，白白浪费。
针对这些问题，北京市把“雨水收集利用”列作应对21世纪初期供水紧张局面的26条措施之一。
2000年，城区汛期降雨利用有了突破性进展。由中德合作投资6355万元的“城区雨洪控制与利用”项目正式启动，被寄予厚望。根据北京城的特点，中德专家打造了4个示范区，控制面积达36公顷。在示范区建成雨水收集与传输、雨洪处理与利用、雨洪回补地下水及雨洪控制系统，同时将雨洪滞蓄系统和景观工程结合，将其用作卫生间冲洗、路面喷洒、绿地灌溉、洗车等市政杂用。按照设想，该工程推广实施后，城区将有30%的雨洪得以有效利用。（2000年1月3日《北京日报》5版，《留住雨水润京城》）
2003年汛期的一场急雨使北京不少街道积了水、小区“城门失守”，而西城区双紫园小区内却是另一番光景。北京日报记者探访发现，双紫园小区内没有积水漫流，也没有车子一过污水四溅的情形出现。雨过天晴之后，小区的雨水池里还增加了近百立方米用于喷灌、洗车的回收水。
双紫园小区正是城区雨洪项目的获益者。小区引进了德国先进的雨洪利用技术与设备，经过处理后的雨水达到三类水质标准，可用于洗车和灌溉等。2003年前7个月，小区共回收500余立方米雨水，加上经过处理的生活污水，小区浇灌、洗车，甚至音乐喷泉已经完全不用自来水了。
这一场雨，包括双紫园小区在内的6个雨水利用示范小区通过了检验。雨水利用所带来的生态效益可观：小区雨水不外排，减轻了城市排水和防洪压力，通过雨水回灌还可以防止地下水过度开采，形成良性循环。（2003年8月16日《北京日报》7版，《天上雨再大 地面不积水》）
防汛变迎汛，蓄出“昆明湖”
2005年临近汛期时，时任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岐山调研、督察本市防汛工作时强调，北京是个严重缺水的城市，汛期中一定要把水文章做足，既要防汛又要迎汛，为北京积聚好水。（2005年5月22日《北京日报》1版，《既要防汛又要迎汛把水文章做足》）
这一年，北京首次变防汛为迎汛。实现这个转变，有赖于集雨工程的推广。据统计，截至2005年6月，北京市节水管理中心在城区建成22个集雨工程，年利用雨水资源达到35万立方米。（2005年6月6日《北京日报》9版，《北京，把雨水留住》）
防汛变迎汛的第二年雨季，北京集雨工程更上一层楼：宣武区万寿公园在地下挖的5个雨水收集回灌井、海淀区26个单位和居民楼收集楼顶雨水的“集雨樽”等分布在社区、机关、学校、公园里的100处集雨工程，共留住雨水200万立方米，相当于一个昆明湖的蓄水量。
雨水利用由此进入了北京市下一年的“折子工程”，城市雨水利用工程全面推广。到2009年主汛期尾声，从天而降的“昆明湖”增至21个。（2009年8月13日《北京日报》5版，《21个“昆明湖”从天而降驻留京城》）
政府推广集雨工程的同时，各行各业也在行动。北京市政协委员建议制定集雨奖罚政策、多建集雨示范工程、建设地下蓄水系统、推广雨水渗透设施；密云水库间伐上游“小老树”，送雨入密云水库；京城公园各出妙招，如植物园打造人工湖“喂”百万平方米绿地、陶然亭公园实现全园中水绿化灌溉……细算下来，一年节水能有几百万吨。
2016年，北京入选国家第二批海绵城市建设试点，多年来悉心打造的雨水吸纳、蓄渗和利用工程有了更大的用武之地。如今，日趋成熟的雨水收集利用理念和设施，正在北京水资源优化配置中发挥着不可小觑的作用。（北京日报客户端 记者汪丹）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