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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摄影艺术中心即将于8月6日至10月9日呈现新展《想像荷兰》（NL Imagined）。本次展览的作品来自跨越三个代际的11位摄影艺术家，他们借助不同的创作手法，将神圣空间、自然保护、社区与日常、殖民与身份认同、性别与亲情等内容作为反思的议题，借此开启中国观众对于历史与当下，现实和想象中的荷兰的对话。作为庆祝“中荷建交50周年”的一个重要文化组成部分。《想像荷兰》还将为观众带来由荷兰王国驻华大使馆文化处出借的，来自六家荷兰出版社以及其他机构出版的获奖摄影书籍。

图2-图6依次：
© 马万·巴西奥尼（Marwan Bassiouni），《新荷兰风景#23》，2018。
© 约翰内斯·博斯格拉（Johannes Bosgra），《喃喃VIII》，2020。
© 埃瑞克·卡瑟斯（Erik Kessels），《在几乎每张照片里#7-23》，2016。
© 科琳娜·诺登博斯（Corinne Noordenbos），《现代圣母》，1992。
© 吉勒姆·特拉彭伯格（Gilleam Trapenberg），《布兰奇角》，2020。
图片致谢 | 上海摄影艺术中心

可能越喜欢柏琳率直与诚恳的同时便越会忍不住怀疑吴琦所谓的忧思与纠结。当我们不断强调着“正常生活”的消逝与任何微小意义上的“反抗”时，被抛在脑后的则恰恰是柏琳所称的“现实感”。或许对于当下的知识阶层而言，去预设某种过去的“正常生活”并一起为理由哀叹正常的消逝（而甚至不是去采取任何行动进行保卫）与因循守旧其实永远处于同一个逻辑上；而与此同时，将任何一种正常生活中主动实现的、不需要代价的“异轨行为”成为一种反抗也绝对无法“保卫”所谓的正常——而这种自我欺骗式的反抗则只会让我们意识到自己与过去残酷的距离。或者说的更加直白一些，进步与启蒙叙事的对立面绝对不是保守，而恰恰是“现实”：因为进步本身就是一种幻想——它如此坚信着世界会像可预测的、良好的彼岸前行，而不接受任何倒退与误差；它甚至不能接受因为随机性与偶然性而取得的胜利——因为这与这种叙事超越时空的历史观完全相悖。我们可以说这种对于现实中“不变”事物的渴求是一种应激反应——因为我们永远在为自己生活之外的议程而担忧：我们永远在政治性抑郁时焦虑“下一个可能就是我”，而不去怀疑自己其实连下一顿想吃什么都无法预测——对于确定性的渴求将我们思考世界的方式也扭成了线性叙事，它要么喜出望外、要么悲痛万分、要么勇莽无谋、要么一蹶不振，总之，它从不选择面对和接受现实的偶然性。

柏琳的答案可能说出来的时候有些生硬，但这也许就是面对生活最合理的方式：在不可抗力来临时选择接受，在有能力争取时选择争取，在实践时先专注自己和周围可触及的存在，不因书本、新闻、理论而盲目地为世界担忧或窃喜或指点方向——以及不要轻易认为向内就是不好的，就不会再互相交流，以及——“口罩戴久了就笑不出来了”，这种话本身不就很可笑吗？

#刘惜君[超话]##向全世界安利刘惜君# Day 6
<想回到什么时候认识惜君>我觉得当下就是最好的时候，人只有在经历了低谷期之后，才能明白坚持的可贵，也更会珍惜当下的一切。我相信现在的惜君，对于生活会有更深刻的认知和理解，也会更加笃定今后想要什么样的生活。在20岁的时候，我可能没资格说出这些话，但当我40岁的时候，当我也经历过惜君那段昏暗的低潮时光时，我可以很自信地说：刘惜君，能在2022重新认识你，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