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行情逐渐走出冬天，医药板块的春天还会远吗？
从2021年中旬算起，医药板块整体连续调整了11个月，并在四月末触及阶段性低点，当前估值来到了历史底部。
作为A股经年不变的信仰，医药板块近期颇为受伤，相关基金平均最大回撤超过25%，但依旧有大量资金借道ETF边跌边买。4月末以来，随着利好消息的不断释出，医药板块跟随A股整体行情逐渐升温，整体反弹已经超20%，更有个股40多个交易日内已经翻倍。
是否能够开始右侧布局？哪些细分行业更值得关注？有基金公司认为，当前儿科消费类资产确定性及比较优势较高；也有基金公司表示，中国医药行业 “复制欧美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因此创新药以及成长性的赛道更值得关注。
医药股悄然回暖
7月4日，A股股指震荡向上，医疗板块领涨两市，中证医疗指数涨近5%，基因测序龙头诺禾致源涨近17%，CXO概念集体发力，美迪西涨超10%，昭衍新药涨停，凯莱英涨近9%，药明康德涨超6%。盘后数据统计，昨日申万所属的28个一级行业中，医药生物行业板块主力资金净流入最多，净流入金额为35.66亿元。
从2021年中旬算起，医药板块整体连续调整了11个月，并在四月末触及阶段性低点，投资该板块的股民、基民，无论是净值还是心情都跌落至谷底。但截至发稿，不经意间医药指数自低点已经悄然反弹超20%，个股方面，新华制药以156.2%的涨幅居首，兴齐眼药、莱茵生物涨超80%，此前连续走低的长春高新也反弹近75%。
是否能够抄底？受低基数的影响，虽然医药板块从底部涨幅可观，但当前股价较高位的回撤依旧巨大，估值方面，随着股价走低以及板块内公司业绩走稳，此消彼长间价格优势逐渐凸显。截至7月4日，中证医疗指数估市盈率水平维持在32.18倍，处于该指数设立七年多以来的2.54%分位，这意味着估值水平已经处于历史底部，甚至低于16年末以及18年末的熊市区间，也意味着近年来超过97%的行情区间比当前价格更“贵”。
嘉实基金大健康研究总监郝淼认为，整体来说，医药板块是一个长坡厚雪的赛道，特别适合做长期投资，中国医药产业发展逻辑没有发生变化，也没有发生扭转，没有发生任何的基本面的变化。
“经过半年多的下跌，医药板块跌到历史的低位，从中长期来看，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投资布局中国医药产业，分享中国医药产业长期成长好的机会或者区间。”
天弘基金表示，当前时点，A股医药板块估值回落至历史低位，但机构配置比例开始回升。疫情影响下，医药刚需属性带来业绩更具韧性，板块有望持续获得市场青睐。且相当一部分优质医药资产经历了大幅下跌之后，已具备较大估值吸引力，成为长线投资配置的优选。
抄底资金盈利颇丰
数据统计，年内百余只医药主题基金年后平均最大回撤高达25.6%，还有10只基金最大回撤超过30%，近乎是最受伤的板块，但反弹也颇为有力。信澳医药健康、中信建投医药健康以及中信建投医改等15只基金已经涨超30%，这些基金年内平均跌幅也缩小至13%。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收益告负，但年内依旧有投资者做到了“火中取栗”。回望医药持续下挫的行情里，仍有大量资金借道ETF无畏地跃入该赛道，在“吃药喝酒”的永恒信仰里博取收益。
数据显示，年初至4月27日市场见底之时，24只ETF投向A股医药板块中，有22只为份额净流入，华安中证细分医药ETF份额增长了两倍，广发中证全指医药卫生ETF与富国中证医药50ETF份额分别增长超过77%与56%。但从4月27日开始至今，在逐渐回暖的过程中ETF则边打边撤，共有一半，即有12只ETF份额逐渐减少。
哪些细分赛道值得关注？
医药板块内，细分赛道繁多，当前个股也走出了分化行情，接下来哪些领域更值得关注？
民生加银基金认为，近期医药板块表现较佳，尤其是以消费医疗子板块表现较好，分析主要原因可能在于市场交易疫情政策的边际放松，如隔离时间的缩短及行程码星号的取消；同时我们预期国内夏季疫情复发的概率或较小，消费医疗需求相对刚性，疫情复苏撞上“暑假”，儿科类消费的确定性及比较优势较高，或有望迎来较好的投资窗口期，也因此在资产属性上更推荐儿科消费类资产。
此外，民生加银表示，由于预期暑期恢复弹性较高，单月度数据环比改善或有助催化股价继续上行。而展望7月，市场将开始陆续披露二季报业绩预告，由于医药需求刚性，同时部分标的生产运营未受上海等地疫情的影响，业绩或有望延续既往高增长态势，预期部分标的或将有望迎来不错的表现。
郝淼认为，梳理去年年报和今年最新季报的情况，医药板块内部分化非常大：
一方面，可以看到板块内部像医药检测、医药设备、疫苗、研发外包服务，也就是我们所说的CXO，这几个方向是高增长的。这些方向或多或少都与新冠疫情防控相关，像疫苗、检测，它的利润都是大幅增长，这个可持续性是值得商榷的，虽然这块利润很大、增长很快，但是市场并没有给它可持续性的高估值。
另一方面，我们看到研发外包CXO这块，非新冠这块还是保持了30%以上的增长，也就是说整个研发外包的赛道行业景气度还是非常高的。除了这几个赛道之外，像中药板块、化药板块，它的增长是偏弱一些的，可能是个位数的增长，其他像零售药店、医疗服务等，它就是百分之十几的增长，所以整个医药板块里面内部结构分化还是比较大的。
研发外包中，科研服务赛道值得重点关注。这个行业的发展需要放在一个大的时空背景来判断。
中国医药行业发展到目前的阶段，复制欧美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必须自主创新。郝淼表示，但是在做自主创新的时候，又面临很多瓶颈，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创新研发过程当中所需要的大量试剂、设备、耗材等。
“目前中国科研用产品，90%以上都是进口的。未来的进口替代方面，市场的空间是非常大的。在很多细分领域中国都已经基本实现进口替代了，但是这个领域的进口替代才刚刚开始，这个方向未来一定会诞生出中国的龙头企业。美国的科研服务龙头企业，市值甚至超过一万亿人民币。”
总的来说整个医药赛道还是成长性的赛道，郝淼建议投资者首选高成长的方向。“刚才提到的像CXO，还有科研服务，增长较快，还是我们首选的投资方向。”
从2021年中旬算起，医药板块整体连续调整了11个月，并在四月末触及阶段性低点，当前估值来到了历史底部。
作为A股经年不变的信仰，医药板块近期颇为受伤，相关基金平均最大回撤超过25%，但依旧有大量资金借道ETF边跌边买。4月末以来，随着利好消息的不断释出，医药板块跟随A股整体行情逐渐升温，整体反弹已经超20%，更有个股40多个交易日内已经翻倍。
是否能够开始右侧布局？哪些细分行业更值得关注？有基金公司认为，当前儿科消费类资产确定性及比较优势较高；也有基金公司表示，中国医药行业 “复制欧美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因此创新药以及成长性的赛道更值得关注。
医药股悄然回暖
7月4日，A股股指震荡向上，医疗板块领涨两市，中证医疗指数涨近5%，基因测序龙头诺禾致源涨近17%，CXO概念集体发力，美迪西涨超10%，昭衍新药涨停，凯莱英涨近9%，药明康德涨超6%。盘后数据统计，昨日申万所属的28个一级行业中，医药生物行业板块主力资金净流入最多，净流入金额为35.66亿元。
从2021年中旬算起，医药板块整体连续调整了11个月，并在四月末触及阶段性低点，投资该板块的股民、基民，无论是净值还是心情都跌落至谷底。但截至发稿，不经意间医药指数自低点已经悄然反弹超20%，个股方面，新华制药以156.2%的涨幅居首，兴齐眼药、莱茵生物涨超80%，此前连续走低的长春高新也反弹近75%。
是否能够抄底？受低基数的影响，虽然医药板块从底部涨幅可观，但当前股价较高位的回撤依旧巨大，估值方面，随着股价走低以及板块内公司业绩走稳，此消彼长间价格优势逐渐凸显。截至7月4日，中证医疗指数估市盈率水平维持在32.18倍，处于该指数设立七年多以来的2.54%分位，这意味着估值水平已经处于历史底部，甚至低于16年末以及18年末的熊市区间，也意味着近年来超过97%的行情区间比当前价格更“贵”。
嘉实基金大健康研究总监郝淼认为，整体来说，医药板块是一个长坡厚雪的赛道，特别适合做长期投资，中国医药产业发展逻辑没有发生变化，也没有发生扭转，没有发生任何的基本面的变化。
“经过半年多的下跌，医药板块跌到历史的低位，从中长期来看，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投资布局中国医药产业，分享中国医药产业长期成长好的机会或者区间。”
天弘基金表示，当前时点，A股医药板块估值回落至历史低位，但机构配置比例开始回升。疫情影响下，医药刚需属性带来业绩更具韧性，板块有望持续获得市场青睐。且相当一部分优质医药资产经历了大幅下跌之后，已具备较大估值吸引力，成为长线投资配置的优选。
抄底资金盈利颇丰
数据统计，年内百余只医药主题基金年后平均最大回撤高达25.6%，还有10只基金最大回撤超过30%，近乎是最受伤的板块，但反弹也颇为有力。信澳医药健康、中信建投医药健康以及中信建投医改等15只基金已经涨超30%，这些基金年内平均跌幅也缩小至13%。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收益告负，但年内依旧有投资者做到了“火中取栗”。回望医药持续下挫的行情里，仍有大量资金借道ETF无畏地跃入该赛道，在“吃药喝酒”的永恒信仰里博取收益。
数据显示，年初至4月27日市场见底之时，24只ETF投向A股医药板块中，有22只为份额净流入，华安中证细分医药ETF份额增长了两倍，广发中证全指医药卫生ETF与富国中证医药50ETF份额分别增长超过77%与56%。但从4月27日开始至今，在逐渐回暖的过程中ETF则边打边撤，共有一半，即有12只ETF份额逐渐减少。
哪些细分赛道值得关注？
医药板块内，细分赛道繁多，当前个股也走出了分化行情，接下来哪些领域更值得关注？
民生加银基金认为，近期医药板块表现较佳，尤其是以消费医疗子板块表现较好，分析主要原因可能在于市场交易疫情政策的边际放松，如隔离时间的缩短及行程码星号的取消；同时我们预期国内夏季疫情复发的概率或较小，消费医疗需求相对刚性，疫情复苏撞上“暑假”，儿科类消费的确定性及比较优势较高，或有望迎来较好的投资窗口期，也因此在资产属性上更推荐儿科消费类资产。
此外，民生加银表示，由于预期暑期恢复弹性较高，单月度数据环比改善或有助催化股价继续上行。而展望7月，市场将开始陆续披露二季报业绩预告，由于医药需求刚性，同时部分标的生产运营未受上海等地疫情的影响，业绩或有望延续既往高增长态势，预期部分标的或将有望迎来不错的表现。
郝淼认为，梳理去年年报和今年最新季报的情况，医药板块内部分化非常大：
一方面，可以看到板块内部像医药检测、医药设备、疫苗、研发外包服务，也就是我们所说的CXO，这几个方向是高增长的。这些方向或多或少都与新冠疫情防控相关，像疫苗、检测，它的利润都是大幅增长，这个可持续性是值得商榷的，虽然这块利润很大、增长很快，但是市场并没有给它可持续性的高估值。
另一方面，我们看到研发外包CXO这块，非新冠这块还是保持了30%以上的增长，也就是说整个研发外包的赛道行业景气度还是非常高的。除了这几个赛道之外，像中药板块、化药板块，它的增长是偏弱一些的，可能是个位数的增长，其他像零售药店、医疗服务等，它就是百分之十几的增长，所以整个医药板块里面内部结构分化还是比较大的。
研发外包中，科研服务赛道值得重点关注。这个行业的发展需要放在一个大的时空背景来判断。
中国医药行业发展到目前的阶段，复制欧美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必须自主创新。郝淼表示，但是在做自主创新的时候，又面临很多瓶颈，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创新研发过程当中所需要的大量试剂、设备、耗材等。
“目前中国科研用产品，90%以上都是进口的。未来的进口替代方面，市场的空间是非常大的。在很多细分领域中国都已经基本实现进口替代了，但是这个领域的进口替代才刚刚开始，这个方向未来一定会诞生出中国的龙头企业。美国的科研服务龙头企业，市值甚至超过一万亿人民币。”
总的来说整个医药赛道还是成长性的赛道，郝淼建议投资者首选高成长的方向。“刚才提到的像CXO，还有科研服务，增长较快，还是我们首选的投资方向。”
南开大学孙亚民：奥密克戎疑似宿主出现，未来要防动物传人
01.30-22:32
继阿尔法、贝塔、伽玛、德尔塔之后，传播速度更快、隐匿性和传染能力更强的奥密克戎来势汹汹，横行西方国家在多国掀起了几乎垂直式的新增病例大潮，并迅速取代德尔塔，成为全球优势流行株，防疫格局随之改变。
世界卫生组织（WHO）已将奥密克戎纳入第五种“关切变异株”（VOC）。2021年11月27日，奥密克戎输入中国香港；2021年12月9日，该变异株首次登陆中国内地，并在近期引发全国多地发生聚集性感染或跨省传播病例。
但肆虐背后，奥密克戎的起源仍然是个谜。近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徐建国院士团队和南开大学公共卫生与健康研究院孙亚民教授团队在权威专业期刊《生物安全与生物安保杂志》（Journal of Biosafety and Biosecurity）上发表了一篇题为“SARS-CoV-2奥密克戎变体的起源和进化分析（Origin and evolutionary analysis of the SARS-CoV-2 Omicron variant）”的研究论文。
该团队发现，
奥密克戎不是从德尔塔进化而来，而是形成了单系群谱，与伽马变体系姐妹群，但分支更长。且种种迹象表明，奥密克戎可能在非人类的物种中悄然进化和演变。对此，研究团队通过对鼠适应性毒株和奥密克戎突变谱的对比后发现，奥密克戎病毒株或起源于老鼠，在鼠宿主中进化后重新回传给人类。
新冠流行两年，人类已疲于防疫。如若“动物传人”，无疑是雪上加霜。而这一研究结果，或将有助于预测和防止未来危险变体的上升。
对此，澎湃新闻对话孙亚民教授，试图进一步走近神秘的奥密克戎，探讨接下来的防疫之路。孙亚民表示，动物强大的繁衍能力很适应病毒的进化，通过跟人类的接触，病毒来回“溢出”，会进一步加剧新冠病毒的多样性和难以预测性。未来，我们要防止人传人、物传人，更要防动物传人。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徐建国院士团队和南开大学公共卫生与健康研究院孙亚民教授团队发表一篇题为“SARS-CoV-2奥密克戎变体的起源和进化分析”的研究论文。
锁定老鼠澎湃新闻：一直以来，外界都有新冠病毒可能是“动物传人”的说法，而动物感染新冠病毒的情况也早有先例。截至2021年12月底，世界动物卫生组织记录了625起动物感染新冠病毒的疫情，如水貂、鹿等。你和团队通过什么契机，把研究对象锁定为老鼠？孙亚民：动物感染新冠病毒的情况主要从2020年的4月开始，当时，变异株在刺突蛋白受体结合域（RBD）上出现了一个关键且重要的突变，叫“N501Y”。而这个突变，赋予了此后出现的新冠病毒一种“广宿主”的适应性能力，可以感染啮齿类动物、猫科类动物，如猫、老虎、水貂等。
但是，感染一个动物、能够在动物群体内引起传播，以及能够引起传播并回传给人，是三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前期的大量研究表明，很多动物感染后，病毒在动物体内的复制能力并不强，病毒载量也达不到能够引发群体内传播，或传播给其他动物、人类的能力，而且我们也完全可以通过现有的检测手段筛查出来。
去年11月，奥密克戎被世卫组织纳入全球需关切的第五种变异株后，我们就针对该病毒展开了深入的分析和研究，发现它和其他变异株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比如，它有很多突变的位点数。一个正常进化的新冠病毒，突变累计的速度是一个固定值——在同一时间点分离的不同变体的突变数量一般大抵相同。
但我们计算五种VOCs的平均突变数量后发现，奥密克戎变异株的变异数量明显多余其他变体，特别是在刺突蛋白受体结合域（RBD），变体数量不仅多，而且很集中。所以我们当时就怀疑，这种冠状病毒很有可能是受到了一种比较大的“选择压力”，存在更换了宿主的可能。
当时，针对奥密克戎的起源问题，我们请教了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徐建国院士，也就是这篇论文的通讯作者。徐建国院士是我国“反向病原学”概念的提出者，他对于传染病的溯源和传播极为敏感。徐院士认为，奥密克戎可能来源于一种“接近人类生活”的动物，在群体内进化后再回传给人类。
在他的指点下，我们对大量文献开展调研，获取基因组序列开展比对研究，寻找证据。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奥密克戎存在不寻常的关键突变位置。随后我们开始研究这些突变比较容易在哪些动物身上发生，或比较下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容易发生，慢慢就锁定到了老鼠身上。
“或在老鼠体内缓慢积累突变，反向传人”
澎湃新闻：你能否展开说下“关键突变位置”，以及这篇论文的其他研究结果？孙亚民：我们比较了13个鼠适应性菌株与奥密克戎变体的关键突变后发现，奥密克戎变体在病毒S蛋白的五个关键位点——K417、E484、Q493、Q498和N501发生突变。其中，Q493和Q498两个位点的突变与动物感染有关。而Q493K和Q498H突变的菌株，对mACE2的亲和力明显增强。
而同样在这五个位点发生突变的另一种毒株，名为“IA-501Y-MA-30毒株”，它是在”IA-501Y“毒株30次传代后，从小鼠肺部样本中所获得的。这种突变谱特征表明，病毒已经适应了感染老鼠的细胞，也就进一步论证了奥密克戎变体可能是在鼠宿主中进化而来的，或者至少来源于与鼠数量相近的啮齿类动物。
奥密克戎和鼠适应SARS-COV-2毒株之间共有的5个关键突变
此外，我们还做了VOCs和VOIs的系统发育分析，将奥密克戎放在整个进化树的框架中，进一步揭示了这种变异株的特殊性。
到现在为止，新冠病毒的数据库上有600万个基因组，记录了病毒的出现、发展和进化的过程。但我们对比后发现，系统发育树显示没有进化的中间分支，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惊讶的结果。
如果奥密克戎是由德尔塔变体的一个菌株演变而来，如AY.4、AY.23或AY.46（分别是欧洲、亚洲和非洲的主要变体），那么两者会存在共同的突变特征，但奥密克戎与这些菌株没有相似之处，这说明奥密克戎不是从德尔塔进化而来，而是形成了单系群。我们发现，奥密克戎谱系是伽马变体的姐妹群，但分支更长。
按时间比例排列的系统发育树显示，在2020年上半年，奥密克戎谱系和伽马谱系发生了分化，这表明奥密克戎可能在非人类的物种中开始进化。经过一年多时间的“沉寂”后，奥密克戎在老鼠体内缓慢积累突变，然后可能通过偶然的机会，反向回传给人类。
一直以来，有一种起源假设认为，奥密克戎是在一个免疫功能缺陷的个体中进化而来，例如长期接受化疗的患者或艾滋病（HIV）病人，体内经历了慢性感染并长期进化，因此带有大量稀有的突变
这种假设有一定依据和可能性。但我们认为，如果一个病毒在一个人的体内长期进化，根据病毒的特性，会更倾向于朝着有利于复制和生存的方向进化，而不会朝着具有更强传播力的方向去演变。
那么，有人会问，为什么不是艾滋病群体间的传播呢？因为如果病人之间传播，一年多时间还没有被发现的概率很小。
所以，我们认为，奥密克戎更可能是起源于一个非人类的群体，而不是个人。
BA.2亚型毒株或取代奥密克戎成为新主流毒株
澎湃新闻：最近，奥密克戎（BA.1）已经出现了BA.2和BA.3两种亚型，被称为“三姐妹”。 BA.2因传播速度更快、传染性更强，被认为或将取代BA.1成为优势株。目前，英国、丹麦等国家的感染者有所激增。那么从结合你此前对鼠的研究来看，BA.2和BA.3这两种亚型有什么传播及变异趋势？孙亚民：病毒不断进化，奥密克戎不会成为最后一个变异株。
我们最近研究发现，奥密克戎“三姐妹”在关键部位的共同突变很多，可以推断是来源于同一个群体。而BA.2和BA.3之间，有很多相似的特异性突变。
同时，这三个变体之间存在的单核苷酸多态性（SNP）数量和差异化情况，意味着它们可能处于不同的进化时间节点，且出现的顺序也不相一致。我们分析认为，奥密克戎可能在某一个地区或区域内不同鼠群体间来回感染进化，形成了新的亚型。
根据丹麦、英国等国家的研究发现，BA.2亚型毒株的传染性比奥密克戎变异株高1.5倍，传染速度更快，可能会取代奥密克戎，成为新的主流毒株。
从突变位点来看，相比奥密克戎，BA.2亚型的S蛋白上多了几个重要的突变位点，如T376A、R574S等，与传播能力有一定关系，需要深入研究。
未来要防人传人、物传人，更要防动物传人
澎湃新闻：论文中指出，研究人员应该专注于从野生动物，特别是啮齿动物中分离出的SARS-CoV-2变异株。如果奥密克戎是在鼠宿主中进化后回传给人类的，在目前对动物的防疫手段和经验较少的情况下，你认为它在非人类宿主中传播的影响，将对该流行病的防控带来什么新的挑战？孙亚民：如果奥密克戎找到了野生宿主，尤其是啮齿类这种群体数量居大的天然宿主后，想把新冠彻底从人类生活中清除的可能性会越来越小。
动物强大的繁衍能力很适应病毒的进化，通过跟人类的接触，病毒来回“溢出”，会进一步加剧新冠病毒的多样性和难以预测性。
未来，我们要防止人传人、物传人，更要防动物传人。奥米克戎在上呼吸道的病毒载量高，对物品的污染计量比其他的变体病毒更高，所以出现了“物传人”的情况，但概率还是相对较低的，因为在非低温的环境下，病毒的存活率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有所降低，很难达到可传染的病毒数量的要求。
但最近，中国香港疑似出现全球首宗宠物仓鼠将新冠病毒传染给人类的个案，很不常见。当病毒潜伏于和人亲近的宠物身上，是一件很危险的事。
奥密克戎出现后，动态清零的压力超过以往。动物传人，对下一阶段的防疫政策和手段，发起重大挑战。
对于进口物品和动物，要做好检验检疫。针对国内爆发过奥密克戎的地区，要做好疫区内的环境监测和动物检疫，特别是会与人密切相关的动物监测，加强对未知原因的非输入性病例的溯源及研究。
病人清零不容易，但要做到疫区内的“环境清零”，更难。
美国科学家对环境和动物监测的信息，值得我们借鉴和思考。我们的论文中也提到，2021年7月发表的一份针对纽约下水道样本的研究发现，Q498突变在生活于纽约下水道的大量动物宿主中已经积累了很长一段时间。研究者们对此还讨论了SARS-CoV-2在非人类动物宿主之间传播的可能性，富有启发性。
澎湃新闻：对应我国的防疫政策，你认为未来该如何处理活体动物与人的关系？孙亚民：首先要加强动物微生物研究和动物新冠病毒检测。既然奥密克戎具备了在啮齿动物繁殖的能力，发生疫情的地方，一般要高度警惕，不要让奥密克戎从患者传给当地的啮齿动物。
一旦发生“动物传人”的情况，我们的第一反应不应该是直接大规模捕杀，而是要学会更好地去处理动物，特别是宠物与人的关系。
其实动物感染分几个层次和阶段，绝大多数的动物身上都带有多种病毒，可以用技术手段检测出来，但并不一定具备将病毒传染给人的能力。
我认为，接下来可能会朝着动物宿主和动物感染的方向去研究，比如动物自身的免疫系统能否慢慢把病毒清除等问题，都值得关注。
澎湃新闻：你认为，对动物的研究分析，能为潜在的COVID-19治疗药物和疫苗研发带来什么启发？孙亚民：目前，新冠疫苗和药物正朝着广谱、预防感染、减少重症和死亡的方向去研发。针对奥密克戎的特点，未来可能会朝着保护特殊人群免于感染的方向发展，尤其是老人和免疫力低下的人群。
随着的新冠病毒感染动物的能力不断增强，研究动物用疫苗需要未雨绸缪。
事实上，在很多国家动物疫苗已经被提上日程。例如：美国的兽医制药公司Zoetis也正在研究用于水貂和宠物的新冠疫苗。因此，评估新冠病毒对于动物（特别是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的动物）易感性，在动物群体内传播程度等信息，确定高危动物群体是至关重要的。
澎湃新闻：你的团队接下来有什么新的研究方向和计划？孙亚民：新冠已经出现两年了，公共数据库累积了庞大的病毒基因组，我们最近计划对新冠病毒的变异和进化做一个总结，比如它的核酸、碱基突变类型有什么进化趋势。
同时，我们还会将研究重点放在没有发生突变的位点上。这两年，新冠病毒群体内的所有位点几乎都发生了突变，被记录在册，说明该群体内突变已经“接近饱和”。
从表象上来看，新冠病毒的感染部位，已经由下呼吸道向上呼吸道转移。而奥密克戎表现出来的所有特点，都可以归因于它在上呼吸道复制的速度更快，得以淘汰掉那些在下呼吸道感染的病毒，因而更具传播优势和选择优势。
所以，我们还会将研究重点放在没有发生突变的位点上，观察这些位点是否会影响病毒的生存和传播速度，这对研究新冠病毒的基因功能和结构有重要价值。
来源 :【澎湃新闻】
01.30-22:32
继阿尔法、贝塔、伽玛、德尔塔之后，传播速度更快、隐匿性和传染能力更强的奥密克戎来势汹汹，横行西方国家在多国掀起了几乎垂直式的新增病例大潮，并迅速取代德尔塔，成为全球优势流行株，防疫格局随之改变。
世界卫生组织（WHO）已将奥密克戎纳入第五种“关切变异株”（VOC）。2021年11月27日，奥密克戎输入中国香港；2021年12月9日，该变异株首次登陆中国内地，并在近期引发全国多地发生聚集性感染或跨省传播病例。
但肆虐背后，奥密克戎的起源仍然是个谜。近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徐建国院士团队和南开大学公共卫生与健康研究院孙亚民教授团队在权威专业期刊《生物安全与生物安保杂志》（Journal of Biosafety and Biosecurity）上发表了一篇题为“SARS-CoV-2奥密克戎变体的起源和进化分析（Origin and evolutionary analysis of the SARS-CoV-2 Omicron variant）”的研究论文。
该团队发现，
奥密克戎不是从德尔塔进化而来，而是形成了单系群谱，与伽马变体系姐妹群，但分支更长。且种种迹象表明，奥密克戎可能在非人类的物种中悄然进化和演变。对此，研究团队通过对鼠适应性毒株和奥密克戎突变谱的对比后发现，奥密克戎病毒株或起源于老鼠，在鼠宿主中进化后重新回传给人类。
新冠流行两年，人类已疲于防疫。如若“动物传人”，无疑是雪上加霜。而这一研究结果，或将有助于预测和防止未来危险变体的上升。
对此，澎湃新闻对话孙亚民教授，试图进一步走近神秘的奥密克戎，探讨接下来的防疫之路。孙亚民表示，动物强大的繁衍能力很适应病毒的进化，通过跟人类的接触，病毒来回“溢出”，会进一步加剧新冠病毒的多样性和难以预测性。未来，我们要防止人传人、物传人，更要防动物传人。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徐建国院士团队和南开大学公共卫生与健康研究院孙亚民教授团队发表一篇题为“SARS-CoV-2奥密克戎变体的起源和进化分析”的研究论文。
锁定老鼠澎湃新闻：一直以来，外界都有新冠病毒可能是“动物传人”的说法，而动物感染新冠病毒的情况也早有先例。截至2021年12月底，世界动物卫生组织记录了625起动物感染新冠病毒的疫情，如水貂、鹿等。你和团队通过什么契机，把研究对象锁定为老鼠？孙亚民：动物感染新冠病毒的情况主要从2020年的4月开始，当时，变异株在刺突蛋白受体结合域（RBD）上出现了一个关键且重要的突变，叫“N501Y”。而这个突变，赋予了此后出现的新冠病毒一种“广宿主”的适应性能力，可以感染啮齿类动物、猫科类动物，如猫、老虎、水貂等。
但是，感染一个动物、能够在动物群体内引起传播，以及能够引起传播并回传给人，是三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前期的大量研究表明，很多动物感染后，病毒在动物体内的复制能力并不强，病毒载量也达不到能够引发群体内传播，或传播给其他动物、人类的能力，而且我们也完全可以通过现有的检测手段筛查出来。
去年11月，奥密克戎被世卫组织纳入全球需关切的第五种变异株后，我们就针对该病毒展开了深入的分析和研究，发现它和其他变异株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比如，它有很多突变的位点数。一个正常进化的新冠病毒，突变累计的速度是一个固定值——在同一时间点分离的不同变体的突变数量一般大抵相同。
但我们计算五种VOCs的平均突变数量后发现，奥密克戎变异株的变异数量明显多余其他变体，特别是在刺突蛋白受体结合域（RBD），变体数量不仅多，而且很集中。所以我们当时就怀疑，这种冠状病毒很有可能是受到了一种比较大的“选择压力”，存在更换了宿主的可能。
当时，针对奥密克戎的起源问题，我们请教了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徐建国院士，也就是这篇论文的通讯作者。徐建国院士是我国“反向病原学”概念的提出者，他对于传染病的溯源和传播极为敏感。徐院士认为，奥密克戎可能来源于一种“接近人类生活”的动物，在群体内进化后再回传给人类。
在他的指点下，我们对大量文献开展调研，获取基因组序列开展比对研究，寻找证据。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奥密克戎存在不寻常的关键突变位置。随后我们开始研究这些突变比较容易在哪些动物身上发生，或比较下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容易发生，慢慢就锁定到了老鼠身上。
“或在老鼠体内缓慢积累突变，反向传人”
澎湃新闻：你能否展开说下“关键突变位置”，以及这篇论文的其他研究结果？孙亚民：我们比较了13个鼠适应性菌株与奥密克戎变体的关键突变后发现，奥密克戎变体在病毒S蛋白的五个关键位点——K417、E484、Q493、Q498和N501发生突变。其中，Q493和Q498两个位点的突变与动物感染有关。而Q493K和Q498H突变的菌株，对mACE2的亲和力明显增强。
而同样在这五个位点发生突变的另一种毒株，名为“IA-501Y-MA-30毒株”，它是在”IA-501Y“毒株30次传代后，从小鼠肺部样本中所获得的。这种突变谱特征表明，病毒已经适应了感染老鼠的细胞，也就进一步论证了奥密克戎变体可能是在鼠宿主中进化而来的，或者至少来源于与鼠数量相近的啮齿类动物。
奥密克戎和鼠适应SARS-COV-2毒株之间共有的5个关键突变
此外，我们还做了VOCs和VOIs的系统发育分析，将奥密克戎放在整个进化树的框架中，进一步揭示了这种变异株的特殊性。
到现在为止，新冠病毒的数据库上有600万个基因组，记录了病毒的出现、发展和进化的过程。但我们对比后发现，系统发育树显示没有进化的中间分支，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惊讶的结果。
如果奥密克戎是由德尔塔变体的一个菌株演变而来，如AY.4、AY.23或AY.46（分别是欧洲、亚洲和非洲的主要变体），那么两者会存在共同的突变特征，但奥密克戎与这些菌株没有相似之处，这说明奥密克戎不是从德尔塔进化而来，而是形成了单系群。我们发现，奥密克戎谱系是伽马变体的姐妹群，但分支更长。
按时间比例排列的系统发育树显示，在2020年上半年，奥密克戎谱系和伽马谱系发生了分化，这表明奥密克戎可能在非人类的物种中开始进化。经过一年多时间的“沉寂”后，奥密克戎在老鼠体内缓慢积累突变，然后可能通过偶然的机会，反向回传给人类。
一直以来，有一种起源假设认为，奥密克戎是在一个免疫功能缺陷的个体中进化而来，例如长期接受化疗的患者或艾滋病（HIV）病人，体内经历了慢性感染并长期进化，因此带有大量稀有的突变
这种假设有一定依据和可能性。但我们认为，如果一个病毒在一个人的体内长期进化，根据病毒的特性，会更倾向于朝着有利于复制和生存的方向进化，而不会朝着具有更强传播力的方向去演变。
那么，有人会问，为什么不是艾滋病群体间的传播呢？因为如果病人之间传播，一年多时间还没有被发现的概率很小。
所以，我们认为，奥密克戎更可能是起源于一个非人类的群体，而不是个人。
BA.2亚型毒株或取代奥密克戎成为新主流毒株
澎湃新闻：最近，奥密克戎（BA.1）已经出现了BA.2和BA.3两种亚型，被称为“三姐妹”。 BA.2因传播速度更快、传染性更强，被认为或将取代BA.1成为优势株。目前，英国、丹麦等国家的感染者有所激增。那么从结合你此前对鼠的研究来看，BA.2和BA.3这两种亚型有什么传播及变异趋势？孙亚民：病毒不断进化，奥密克戎不会成为最后一个变异株。
我们最近研究发现，奥密克戎“三姐妹”在关键部位的共同突变很多，可以推断是来源于同一个群体。而BA.2和BA.3之间，有很多相似的特异性突变。
同时，这三个变体之间存在的单核苷酸多态性（SNP）数量和差异化情况，意味着它们可能处于不同的进化时间节点，且出现的顺序也不相一致。我们分析认为，奥密克戎可能在某一个地区或区域内不同鼠群体间来回感染进化，形成了新的亚型。
根据丹麦、英国等国家的研究发现，BA.2亚型毒株的传染性比奥密克戎变异株高1.5倍，传染速度更快，可能会取代奥密克戎，成为新的主流毒株。
从突变位点来看，相比奥密克戎，BA.2亚型的S蛋白上多了几个重要的突变位点，如T376A、R574S等，与传播能力有一定关系，需要深入研究。
未来要防人传人、物传人，更要防动物传人
澎湃新闻：论文中指出，研究人员应该专注于从野生动物，特别是啮齿动物中分离出的SARS-CoV-2变异株。如果奥密克戎是在鼠宿主中进化后回传给人类的，在目前对动物的防疫手段和经验较少的情况下，你认为它在非人类宿主中传播的影响，将对该流行病的防控带来什么新的挑战？孙亚民：如果奥密克戎找到了野生宿主，尤其是啮齿类这种群体数量居大的天然宿主后，想把新冠彻底从人类生活中清除的可能性会越来越小。
动物强大的繁衍能力很适应病毒的进化，通过跟人类的接触，病毒来回“溢出”，会进一步加剧新冠病毒的多样性和难以预测性。
未来，我们要防止人传人、物传人，更要防动物传人。奥米克戎在上呼吸道的病毒载量高，对物品的污染计量比其他的变体病毒更高，所以出现了“物传人”的情况，但概率还是相对较低的，因为在非低温的环境下，病毒的存活率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有所降低，很难达到可传染的病毒数量的要求。
但最近，中国香港疑似出现全球首宗宠物仓鼠将新冠病毒传染给人类的个案，很不常见。当病毒潜伏于和人亲近的宠物身上，是一件很危险的事。
奥密克戎出现后，动态清零的压力超过以往。动物传人，对下一阶段的防疫政策和手段，发起重大挑战。
对于进口物品和动物，要做好检验检疫。针对国内爆发过奥密克戎的地区，要做好疫区内的环境监测和动物检疫，特别是会与人密切相关的动物监测，加强对未知原因的非输入性病例的溯源及研究。
病人清零不容易，但要做到疫区内的“环境清零”，更难。
美国科学家对环境和动物监测的信息，值得我们借鉴和思考。我们的论文中也提到，2021年7月发表的一份针对纽约下水道样本的研究发现，Q498突变在生活于纽约下水道的大量动物宿主中已经积累了很长一段时间。研究者们对此还讨论了SARS-CoV-2在非人类动物宿主之间传播的可能性，富有启发性。
澎湃新闻：对应我国的防疫政策，你认为未来该如何处理活体动物与人的关系？孙亚民：首先要加强动物微生物研究和动物新冠病毒检测。既然奥密克戎具备了在啮齿动物繁殖的能力，发生疫情的地方，一般要高度警惕，不要让奥密克戎从患者传给当地的啮齿动物。
一旦发生“动物传人”的情况，我们的第一反应不应该是直接大规模捕杀，而是要学会更好地去处理动物，特别是宠物与人的关系。
其实动物感染分几个层次和阶段，绝大多数的动物身上都带有多种病毒，可以用技术手段检测出来，但并不一定具备将病毒传染给人的能力。
我认为，接下来可能会朝着动物宿主和动物感染的方向去研究，比如动物自身的免疫系统能否慢慢把病毒清除等问题，都值得关注。
澎湃新闻：你认为，对动物的研究分析，能为潜在的COVID-19治疗药物和疫苗研发带来什么启发？孙亚民：目前，新冠疫苗和药物正朝着广谱、预防感染、减少重症和死亡的方向去研发。针对奥密克戎的特点，未来可能会朝着保护特殊人群免于感染的方向发展，尤其是老人和免疫力低下的人群。
随着的新冠病毒感染动物的能力不断增强，研究动物用疫苗需要未雨绸缪。
事实上，在很多国家动物疫苗已经被提上日程。例如：美国的兽医制药公司Zoetis也正在研究用于水貂和宠物的新冠疫苗。因此，评估新冠病毒对于动物（特别是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的动物）易感性，在动物群体内传播程度等信息，确定高危动物群体是至关重要的。
澎湃新闻：你的团队接下来有什么新的研究方向和计划？孙亚民：新冠已经出现两年了，公共数据库累积了庞大的病毒基因组，我们最近计划对新冠病毒的变异和进化做一个总结，比如它的核酸、碱基突变类型有什么进化趋势。
同时，我们还会将研究重点放在没有发生突变的位点上。这两年，新冠病毒群体内的所有位点几乎都发生了突变，被记录在册，说明该群体内突变已经“接近饱和”。
从表象上来看，新冠病毒的感染部位，已经由下呼吸道向上呼吸道转移。而奥密克戎表现出来的所有特点，都可以归因于它在上呼吸道复制的速度更快，得以淘汰掉那些在下呼吸道感染的病毒，因而更具传播优势和选择优势。
所以，我们还会将研究重点放在没有发生突变的位点上，观察这些位点是否会影响病毒的生存和传播速度，这对研究新冠病毒的基因功能和结构有重要价值。
来源 :【澎湃新闻】
#碳达峰 碳中和##节能减排##双碳目标#
【关于产业园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路径分析】
国际经验
（一）现代环保主义兴起，绿色低碳发展理念成为共识。早在1896年，瑞典科学家斯万就警告说，二氧化碳排放量可能会导致全球变暖，但一直未引起社会关注。直到上世纪60年代，以《寂静的春天》出版为起点，西方国家掀起了现代环保运动，才开始反思对自然“索取式”的传统发展模式，倡导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共同发展的新模式。1992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997年，达成了《京都议定书》，确立了三个实现温室气体减排的灵活机制：联合履约、排放贸易和清洁发展。此后，虽然经历了《哥本哈根协议》草案未获通过、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等波折，但总体上，绿色低碳发展已成为全球的共识。
（二）系统的顶层设计和法律法规体系有助于指导碳达峰、碳中和进程。2019年9月20日，德国联邦政府内阁通过了《气候行动计划2030》，并进而于2019年11月15日在德国联邦议院通过了《德国联邦气候保护法》，通过立法的方式确定碳中和的目标与时间；同年12月，欧盟推出《欧洲绿色新政》作为引领欧洲未来社会发展的关键指导文件；2020年3月，《欧盟气候法》草案被提交至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拟通过立法的形式确保各成员国实现碳中和目标。
（三）产业结构轻量化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自发途径。随着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展和全球化的日益深化，在比较优势的推动下，产业结构顺应各国的资源禀赋自然演化，经历了劳动密集型、资金和资源密集型产业两轮转移之后，总体上形成了发达国家以第三产业为主、新兴市场国家以第二产业为主的全球产业分布格局。
（四）新兴市场通过绿色低碳改造也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新兴市场国家产业结构普遍偏重，但一些国家通过绿色循环低碳改造，也探索出了主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自觉途径。韩国蔚山国家工业园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蔚山国家工业园是韩国于1962年开始建设的第一个国家级工业园区，以汽车、石油化工、造船、有色金属和造纸业等重工业为主要产业，造成了严重的污染。
（五）完善的碳交易市场体系。在世界各国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诸多实践中，碳排放权交易被认为是最有效的市场经济手段之一。
（六）强化碳税政策工具使用可能会成为推动实现“双碳”目标的有效途径。通过增加税赋来提高含碳化石能源价格，以促进能效提高和资源节约利用，相对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是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政策措施之一。
（七）提前布局能源转型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重点。能源转型的趋势是通过逐渐降低能源生产和消费中的碳排放，建立低碳甚至零碳的能源系统。零碳能源的实现，一方面是提高能源效率，减少化石能源消费总量；另一方面是发展可再生能源。
（八）绿色金融在碳达峰、碳中和进程中能发挥关键作用。通过金融可以有效引导资源流向有利于碳达峰、碳中和的领域：一方面控制并收紧涉及化石能源行业的投融资，通过资本向传统化石燃料企业施压，迫使其向低碳燃料供应商转型；另一方面则是通过绿色信贷、绿色基金等方式，支持清洁能源技术研发和产业发展，引导经济资源流向更环保的领域，以绿色投融资，促进能源转型、能源可持续性发展，培育新的增长点。
国内现状
（一）建立组织保障与考核体系。我国于2007年6月12日便成立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及节能减排工作领导小组，作为国家应对气候最高议事机构。自“十二五”开始，将单位国内生产总值（GDP）二氧化碳排放下降幅度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纲要，明确应对气候变化的重点任务、重要领域和重大工程，分类确定省级碳排放控制目标。
（二）制定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大力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新能源、节能环保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壮大，并逐步成为支柱产业；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达46.9%；新能源产业蓬勃发展，新能源汽车生产和销售规模均居全球第一；风电、光伏发电设备制造形成了全球最完整的产业链。
（三）注重能源结构调整与节能提效。实施能源消费强度和总量双控制度；建立能效“领跑者”制度，健全能效标识制度；加快推行合同能源管理，强化节能法规标准约束，发布实施340多项国家节能标准。
（四）探索低碳发展新模式。先后在10个省（市）和77个城市开展低碳试点工作，在组织领导、配套政策、市场机制、统计体系、评价考核、协同示范和合作交流等方面探索低碳发展模式和制度创新。
（五）提高生态系统碳汇能力。我国是全球森林资源增长最多和人工造林面积最大的国家，成为全球“增绿”的主力军；2010年至2020年，全国实施退耕还林还草约1.08亿亩；“十三五”期间，累计完成造林5.45亿亩、森林抚育6.37亿亩；截至2020年年末，全国森林面积2.2亿公顷。
（六）推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多边治理。作为《巴黎协定》（2015）的重要推动力量之一，中国始终坚持多边主义，坚持《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巴黎协定》所确定的公平、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能力原则；积极与全球各国开展气候对话和务实合作，截至2020年年末，中国已与35个发展中国家签署39份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谅解备忘录；以绿色“一带一路”建设引领全球气候治理实践。积极参与国际《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制定《消耗臭氧层物质管理条例》，推动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减排。
（七）完善法规政策体系。2010年，我国制定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2014年，制定《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规划（2014－2020年）》首个应对气候专项规划；2020年，启动编制《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2035》。2021年，我国成立碳达峰、碳中和工作领导小组，加快构建碳达峰、碳中和“1+N”政策体系，统筹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
挑战和机遇
（一）挑战。一是能源消耗大，碳排放总量偏高，减碳的压力偏大。产业园区通常是当地主要的经济产出集聚地和能源生产、消耗的大户，因而也就成为碳排放的高地。据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测算，2015年，全国213家国家级经开区的能源消费总计为3.89亿吨标准煤，占同期全国能源消费总量的10%；按照碳排放测算，则为12.2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占同期全国排放的9.4%，减碳的压力和空间均很大。
二是碳排放以工业（包括能源活动）排放为主，减碳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偏大偏快。《中华人民共和国气候变化第一次两年更新报告2016》测算，能源和工业生产活动排放的二氧化碳占我国碳排放的99.9%。不同于传统城市以人口聚集为主，开发区突出表现为产业集聚。我国是制造业大国，开发区也通常集聚了当地主要的制造企业，消耗着大部分的能源。因而，在碳排放结构上，工业排放一般占据开发区碳排放的大头。在碳达峰、碳中和的过程中，存量企业的低碳改造和产业结构的低碳转型任务艰巨。一旦碳减排进程过快、要求过高，企业技术改造的成本负担沉重，如果再叠加改造的技术可行性受限，短期内对开发区经济增长的压力巨大。
三是产业结构偏重，加剧了碳达峰、碳中和的压力。近年来，在节能减排和生态环保要求下，各地纷纷调整产业结构，逐步淘汰高耗能高污染的落后产能。但在当下，多数开发区的产业结构仍然偏重，高固投、高资本的行业仍主要集中在开发区，未来碳达峰、碳中和的任务艰巨。
（二）机遇。一是节能减排基础较好，单位碳排放相对较低。据清华大学环境学院保守测算，2015年，全国工业园区贡献了约50%的全国工业增加值，即117484亿元，其二氧化碳排放为282324万吨，由此估算出工业园区的平均碳排放强度为2.4吨/万元，比同期全国水平低39%。
二是产业链集聚效应明显，资源循环利用和产业共生基础深厚。作为产业集聚的物理区域，产业园区一般围绕着一个或几个核心产业构建产业链条，集聚上下游企业，最终形成各具特色的产业集聚地。因此，产业园区天然具备资源循环利用和产业共生集聚的禀赋，市场要素从上游企业向中下游企业传递的过程，本身就契合资源循环利用和产业共生的要求。
三是能源、资源的消费需求和供给相对集中，低碳改造的交易成本较低，容易形成规模效应。在水电气热等公共服务供给和保障方面，多数产业园区通常采取管委会下属企业集中供给的模式，即园区管委会通过设立专门的企业，集中提供园区企业的水、电、蒸汽、天然气等能源和主要工业原料。因此，对这些公共产品供给方式进行集约式和低碳化改造，尤其是构建综合能源管理体系，统筹水电气热的循环生产和在不同时段的转换储备，在技术上和制度协调上都具有可行性。
四是企业科技含量普遍较高、创新能力和市场意识较强，对低碳改造的微观基础相对扎实。产业园区汇集了当地的优势资源和企业，一定程度上是区域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具体表现为：园区企业普遍具备一定的软硬件实力，不少企业甚至是行业龙头，具备开展低碳改造的意识和条件；部分园区不乏提供生产流程改造方案和服务的企业，低碳改造的产业生态相对完善。
五是金融资源相对富足，低碳改造的资金支持相对有力。产业园区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高地，通常是金融机构关注和服务的重点，不少园区本身也是区域金融的集聚区，如泰达开发区汇聚了所有牌照类型的金融机构，是国内少有的“全牌照”开发区，金融业增加值占天津市的近五分之一。在“双碳”成为国家战略，金融支持绿色发展的背景下，充裕的金融资源有力支撑了绿色低碳改造的进程。
六是“双碳”战略提供了园区发展的全新赛道。我国经济转入新常态后，传统的模式需要转型，传统的市场需要切换和提升，产业园区也面临着转型升级的挑战，而“双碳”战略提供了全新的投资机会，培育了全新的市场需求，催生了一批新兴企业，也形成了一个全新的产业领域。对于产业园区而言，既意味着新的招商引资和产业培育的机遇，更是存量企业改造升级的市场，在未来很长时间内可以成为园区发展的主要方向。
路径考量
（一）以市场力量为主，政府推动为辅，兼顾“双碳”工作的经济性和社会性。碳达峰和碳中和的要求把以往忽略的外部性重新施加给每个市场主体，从这个意义上理解，“双碳”工作本质上是一个经济行为。当然，从事关全人类的生死存亡来看，“双碳”工作也同时具有社会性。因此，在推进“双碳”工作时，应充分发挥市场在价格形成和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利用好政府在纠正市场扭曲和引导合理预期中的积极作用，兼顾绿色低碳、零碳发展的经济性和社会性。
（二）紧扣碳达峰、碳中和要求，结合区域实际，做好顶层设计。碳达峰、碳中和是未来三四十年持续推进的战略工作，因此，如何结合全球、全国的规划，同时符合区域发展阶段、资源禀赋、产业结构、财税实力等实际，制定园区碳达峰、碳中和顶层设计，这对有序推进“双碳”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三）以能源系统重构为基础，建设综合能源体系，实现能源系统绿色清洁低碳化。鉴于能源消费形成的碳排放在产业园区排放中占据绝对的主导份额，园区减碳的首要任务必须是重构传统高碳、偏煤的能源系统，以煤改天然气为开端，大力发展光伏、风电、氢能等清洁能源，配套储能设施建设，加大外购绿电比例，理顺能源生产、传输、消费之间的价格形成机制，构建以传统能源为基础、多种清洁能源共同参与、各种能源形态智能转换的分布式能源综合管理体系，以此作为园区发展的基础设施，为推进园区低碳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四）以节能减排为抓手，引导存量企业流程再造和工艺重塑，推动企业绿色低碳发展。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体，也是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最终的实践主体。落
（五）市场竞争和政府引导共同推进园区产业结构升级和价值链提升，培育新兴“双碳”产业，引导建立循环共生发展，实现产业结构高附加值和绿色低碳化。
（六）善用金融配置资源的功能，打造绿色低碳金融生态。鼓励金融机构善用货币当局和监管部门的“双碳”政策工具，结合自身优势开发并不断丰富绿色低碳金融产品，提升服务“双碳”发展的能力，打造一批各具特色的绿色评级、咨询、保险、投融资等“双碳”金融机构，完善碳配额和碳减排交易市场，稳步扩大交易品种和市场规模，构建服务“双碳”、品类丰富、风险可控的绿色金融生态。
（七）开发碳税、低碳补贴等财税工具，引导企业节能减排和研发固碳技术、工艺。
（八）加强与周边城市一体化低碳改造，扩大循环利用范围，增大正向溢出效应。
责任编辑：原健凇
#产业园区#
【关于产业园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路径分析】
国际经验
（一）现代环保主义兴起，绿色低碳发展理念成为共识。早在1896年，瑞典科学家斯万就警告说，二氧化碳排放量可能会导致全球变暖，但一直未引起社会关注。直到上世纪60年代，以《寂静的春天》出版为起点，西方国家掀起了现代环保运动，才开始反思对自然“索取式”的传统发展模式，倡导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共同发展的新模式。1992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997年，达成了《京都议定书》，确立了三个实现温室气体减排的灵活机制：联合履约、排放贸易和清洁发展。此后，虽然经历了《哥本哈根协议》草案未获通过、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等波折，但总体上，绿色低碳发展已成为全球的共识。
（二）系统的顶层设计和法律法规体系有助于指导碳达峰、碳中和进程。2019年9月20日，德国联邦政府内阁通过了《气候行动计划2030》，并进而于2019年11月15日在德国联邦议院通过了《德国联邦气候保护法》，通过立法的方式确定碳中和的目标与时间；同年12月，欧盟推出《欧洲绿色新政》作为引领欧洲未来社会发展的关键指导文件；2020年3月，《欧盟气候法》草案被提交至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拟通过立法的形式确保各成员国实现碳中和目标。
（三）产业结构轻量化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自发途径。随着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展和全球化的日益深化，在比较优势的推动下，产业结构顺应各国的资源禀赋自然演化，经历了劳动密集型、资金和资源密集型产业两轮转移之后，总体上形成了发达国家以第三产业为主、新兴市场国家以第二产业为主的全球产业分布格局。
（四）新兴市场通过绿色低碳改造也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新兴市场国家产业结构普遍偏重，但一些国家通过绿色循环低碳改造，也探索出了主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自觉途径。韩国蔚山国家工业园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蔚山国家工业园是韩国于1962年开始建设的第一个国家级工业园区，以汽车、石油化工、造船、有色金属和造纸业等重工业为主要产业，造成了严重的污染。
（五）完善的碳交易市场体系。在世界各国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诸多实践中，碳排放权交易被认为是最有效的市场经济手段之一。
（六）强化碳税政策工具使用可能会成为推动实现“双碳”目标的有效途径。通过增加税赋来提高含碳化石能源价格，以促进能效提高和资源节约利用，相对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是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政策措施之一。
（七）提前布局能源转型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重点。能源转型的趋势是通过逐渐降低能源生产和消费中的碳排放，建立低碳甚至零碳的能源系统。零碳能源的实现，一方面是提高能源效率，减少化石能源消费总量；另一方面是发展可再生能源。
（八）绿色金融在碳达峰、碳中和进程中能发挥关键作用。通过金融可以有效引导资源流向有利于碳达峰、碳中和的领域：一方面控制并收紧涉及化石能源行业的投融资，通过资本向传统化石燃料企业施压，迫使其向低碳燃料供应商转型；另一方面则是通过绿色信贷、绿色基金等方式，支持清洁能源技术研发和产业发展，引导经济资源流向更环保的领域，以绿色投融资，促进能源转型、能源可持续性发展，培育新的增长点。
国内现状
（一）建立组织保障与考核体系。我国于2007年6月12日便成立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及节能减排工作领导小组，作为国家应对气候最高议事机构。自“十二五”开始，将单位国内生产总值（GDP）二氧化碳排放下降幅度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纲要，明确应对气候变化的重点任务、重要领域和重大工程，分类确定省级碳排放控制目标。
（二）制定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大力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新能源、节能环保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壮大，并逐步成为支柱产业；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达46.9%；新能源产业蓬勃发展，新能源汽车生产和销售规模均居全球第一；风电、光伏发电设备制造形成了全球最完整的产业链。
（三）注重能源结构调整与节能提效。实施能源消费强度和总量双控制度；建立能效“领跑者”制度，健全能效标识制度；加快推行合同能源管理，强化节能法规标准约束，发布实施340多项国家节能标准。
（四）探索低碳发展新模式。先后在10个省（市）和77个城市开展低碳试点工作，在组织领导、配套政策、市场机制、统计体系、评价考核、协同示范和合作交流等方面探索低碳发展模式和制度创新。
（五）提高生态系统碳汇能力。我国是全球森林资源增长最多和人工造林面积最大的国家，成为全球“增绿”的主力军；2010年至2020年，全国实施退耕还林还草约1.08亿亩；“十三五”期间，累计完成造林5.45亿亩、森林抚育6.37亿亩；截至2020年年末，全国森林面积2.2亿公顷。
（六）推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多边治理。作为《巴黎协定》（2015）的重要推动力量之一，中国始终坚持多边主义，坚持《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巴黎协定》所确定的公平、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能力原则；积极与全球各国开展气候对话和务实合作，截至2020年年末，中国已与35个发展中国家签署39份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谅解备忘录；以绿色“一带一路”建设引领全球气候治理实践。积极参与国际《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制定《消耗臭氧层物质管理条例》，推动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减排。
（七）完善法规政策体系。2010年，我国制定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2014年，制定《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规划（2014－2020年）》首个应对气候专项规划；2020年，启动编制《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2035》。2021年，我国成立碳达峰、碳中和工作领导小组，加快构建碳达峰、碳中和“1+N”政策体系，统筹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
挑战和机遇
（一）挑战。一是能源消耗大，碳排放总量偏高，减碳的压力偏大。产业园区通常是当地主要的经济产出集聚地和能源生产、消耗的大户，因而也就成为碳排放的高地。据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测算，2015年，全国213家国家级经开区的能源消费总计为3.89亿吨标准煤，占同期全国能源消费总量的10%；按照碳排放测算，则为12.2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占同期全国排放的9.4%，减碳的压力和空间均很大。
二是碳排放以工业（包括能源活动）排放为主，减碳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偏大偏快。《中华人民共和国气候变化第一次两年更新报告2016》测算，能源和工业生产活动排放的二氧化碳占我国碳排放的99.9%。不同于传统城市以人口聚集为主，开发区突出表现为产业集聚。我国是制造业大国，开发区也通常集聚了当地主要的制造企业，消耗着大部分的能源。因而，在碳排放结构上，工业排放一般占据开发区碳排放的大头。在碳达峰、碳中和的过程中，存量企业的低碳改造和产业结构的低碳转型任务艰巨。一旦碳减排进程过快、要求过高，企业技术改造的成本负担沉重，如果再叠加改造的技术可行性受限，短期内对开发区经济增长的压力巨大。
三是产业结构偏重，加剧了碳达峰、碳中和的压力。近年来，在节能减排和生态环保要求下，各地纷纷调整产业结构，逐步淘汰高耗能高污染的落后产能。但在当下，多数开发区的产业结构仍然偏重，高固投、高资本的行业仍主要集中在开发区，未来碳达峰、碳中和的任务艰巨。
（二）机遇。一是节能减排基础较好，单位碳排放相对较低。据清华大学环境学院保守测算，2015年，全国工业园区贡献了约50%的全国工业增加值，即117484亿元，其二氧化碳排放为282324万吨，由此估算出工业园区的平均碳排放强度为2.4吨/万元，比同期全国水平低39%。
二是产业链集聚效应明显，资源循环利用和产业共生基础深厚。作为产业集聚的物理区域，产业园区一般围绕着一个或几个核心产业构建产业链条，集聚上下游企业，最终形成各具特色的产业集聚地。因此，产业园区天然具备资源循环利用和产业共生集聚的禀赋，市场要素从上游企业向中下游企业传递的过程，本身就契合资源循环利用和产业共生的要求。
三是能源、资源的消费需求和供给相对集中，低碳改造的交易成本较低，容易形成规模效应。在水电气热等公共服务供给和保障方面，多数产业园区通常采取管委会下属企业集中供给的模式，即园区管委会通过设立专门的企业，集中提供园区企业的水、电、蒸汽、天然气等能源和主要工业原料。因此，对这些公共产品供给方式进行集约式和低碳化改造，尤其是构建综合能源管理体系，统筹水电气热的循环生产和在不同时段的转换储备，在技术上和制度协调上都具有可行性。
四是企业科技含量普遍较高、创新能力和市场意识较强，对低碳改造的微观基础相对扎实。产业园区汇集了当地的优势资源和企业，一定程度上是区域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具体表现为：园区企业普遍具备一定的软硬件实力，不少企业甚至是行业龙头，具备开展低碳改造的意识和条件；部分园区不乏提供生产流程改造方案和服务的企业，低碳改造的产业生态相对完善。
五是金融资源相对富足，低碳改造的资金支持相对有力。产业园区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高地，通常是金融机构关注和服务的重点，不少园区本身也是区域金融的集聚区，如泰达开发区汇聚了所有牌照类型的金融机构，是国内少有的“全牌照”开发区，金融业增加值占天津市的近五分之一。在“双碳”成为国家战略，金融支持绿色发展的背景下，充裕的金融资源有力支撑了绿色低碳改造的进程。
六是“双碳”战略提供了园区发展的全新赛道。我国经济转入新常态后，传统的模式需要转型，传统的市场需要切换和提升，产业园区也面临着转型升级的挑战，而“双碳”战略提供了全新的投资机会，培育了全新的市场需求，催生了一批新兴企业，也形成了一个全新的产业领域。对于产业园区而言，既意味着新的招商引资和产业培育的机遇，更是存量企业改造升级的市场，在未来很长时间内可以成为园区发展的主要方向。
路径考量
（一）以市场力量为主，政府推动为辅，兼顾“双碳”工作的经济性和社会性。碳达峰和碳中和的要求把以往忽略的外部性重新施加给每个市场主体，从这个意义上理解，“双碳”工作本质上是一个经济行为。当然，从事关全人类的生死存亡来看，“双碳”工作也同时具有社会性。因此，在推进“双碳”工作时，应充分发挥市场在价格形成和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利用好政府在纠正市场扭曲和引导合理预期中的积极作用，兼顾绿色低碳、零碳发展的经济性和社会性。
（二）紧扣碳达峰、碳中和要求，结合区域实际，做好顶层设计。碳达峰、碳中和是未来三四十年持续推进的战略工作，因此，如何结合全球、全国的规划，同时符合区域发展阶段、资源禀赋、产业结构、财税实力等实际，制定园区碳达峰、碳中和顶层设计，这对有序推进“双碳”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三）以能源系统重构为基础，建设综合能源体系，实现能源系统绿色清洁低碳化。鉴于能源消费形成的碳排放在产业园区排放中占据绝对的主导份额，园区减碳的首要任务必须是重构传统高碳、偏煤的能源系统，以煤改天然气为开端，大力发展光伏、风电、氢能等清洁能源，配套储能设施建设，加大外购绿电比例，理顺能源生产、传输、消费之间的价格形成机制，构建以传统能源为基础、多种清洁能源共同参与、各种能源形态智能转换的分布式能源综合管理体系，以此作为园区发展的基础设施，为推进园区低碳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四）以节能减排为抓手，引导存量企业流程再造和工艺重塑，推动企业绿色低碳发展。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体，也是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最终的实践主体。落
（五）市场竞争和政府引导共同推进园区产业结构升级和价值链提升，培育新兴“双碳”产业，引导建立循环共生发展，实现产业结构高附加值和绿色低碳化。
（六）善用金融配置资源的功能，打造绿色低碳金融生态。鼓励金融机构善用货币当局和监管部门的“双碳”政策工具，结合自身优势开发并不断丰富绿色低碳金融产品，提升服务“双碳”发展的能力，打造一批各具特色的绿色评级、咨询、保险、投融资等“双碳”金融机构，完善碳配额和碳减排交易市场，稳步扩大交易品种和市场规模，构建服务“双碳”、品类丰富、风险可控的绿色金融生态。
（七）开发碳税、低碳补贴等财税工具，引导企业节能减排和研发固碳技术、工艺。
（八）加强与周边城市一体化低碳改造，扩大循环利用范围，增大正向溢出效应。
责任编辑：原健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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